熱文《庚子年的憂思》為啥被禁？

庚子年的憂思

作者：中華女先生

歷史驚人地相似。但是表現途徑又大不一樣，因為現在是網際網路時代。

上一個庚子之難，其經過盡人皆知，不必贅言，只是對於「愛國」還是「禍國」的看法至今未能有共識。正因為不能正確吸取歷史教訓，同樣的劇本重演。當然「蕭條異代不同時」，表現的方式、途徑有所不同。但本質相似：反洋狂潮近年來已經出現過好幾波，例如砸某國品牌的汽車，抵制某某商家等等，更重要是網路語言暴力，不意此次疫情中變本加厲。各種匪夷所思的謠言滿天飛，核心是扶「華」滅洋。與前次的共同點是從反西到反人性、反科學、反人類，以至於自己瘡疤還沒有好，就為他人的流血歡呼。一個外國政要的患病竟遭來幾十萬點讚，這需要怎樣的嗜殺和殘酷，喪盡人性？但只要是以「滅洋」的名義，就似占據了道義制高點。

百多年前是以種族分界——非我族類；後來以階級分，以「路線」分；現在祭起國家主義大旗，只要披着「愛國」的外衣，凡被列入「敵對勢力」者就可不以人對待之，凡反對此類言行者就加上「漢奸」的帽子。

當然歷史不可能完全重複。今昔相同的是：愚民演化為暴民，原來處於邊緣，忽得朝廷青睞，竟然被召進京，有所恃而瘋狂邀功。投機者聞風紛紛加入，以至於小群膨脹成龐然大物，自以為有了為朝廷立功受賞的機會，為所欲為，京師大亂，流氓無賴狂歡，燒殺搶掠，法理蕩然（現在表現在網際網路上）。

另一個相同點是，實際受害者洋人是少數，絕大多數是無辜同胞，砸汽車致重殘的是中國人。如今網路暴民肆意中傷的真正目標也是同胞，于洋人無損，卻足以四面樹敵。「上」則以為暴民可補官力之不足，或者行官方不便出面之事，對內排除異己，對外以壯聲勢，遂予以縱容。當年那位老佛爺是否真那麼蠢，相信刀槍不入的鬼話？恐怕不至於。而是利（權）令智昏，主要是從戊戌變法之後她認為洋人企圖以光緒取代她，所以保住自己的權位是第一考慮，而竭力主戰的權貴也出於爭權位的私利，不惜偽造文件使她相信這一點。同時誇大「拳民」（失敗後就成為「拳匪」）的力量，錯以為這代表「民意」，「民氣可用」。於是不惜賭上國運一搏。作為導火線的德國外交官遭殺害，是官兵奉命之舉，還不能推給「拳匪」。此時誰持反對意見，就是勾結洋人反朝廷（實際被懷疑為反「後黨」的「帝黨」），就是「漢奸」。（這點頗為諷刺，儘管清皇朝是滿人，卻稱異見者為「漢奸」）。結果自取其辱，自取其禍，在危機臨頭時，前倨而後恭，只能曲意求和。無論統治者持何種姿態，受害者還是無辜黎民。那些衝鋒陷陣的暴民，除少數貴戚外，其下場免不了遭始亂終棄。

所不同的是，過去的愚民暴民多為文盲，是真正的愚蠢，也還真有血性男兒自以為替天行道，以血肉之軀螳臂當車；現在則教育普及，多的是文章寫手，躲在陰暗的角落裡，匿名動動手指，不負責任，不計後果，只為有利可圖，與奸商無異。一旦招禍，國家有事，立即作鳥獸散，絕不能指望其有所擔當。也許他們的妻兒乃至本人目前就在所攻擊的「敵國」。此風愈演愈烈，在「厲害國」的背景下，竟達到指名道姓散布某些國家要歸順中國的謠言，也就是把中國推向企圖吞併他國的侵略者的地位，因此引起外交糾紛。雖然當局已加以制止，暫時應付過去，然而長期以來以「愛國」之名行禍國之實的大量言論所造成的影響不但難以消除，而且還在擴散，繼續誤導和煽動民眾，有時還帶有官方或半官方的痕跡，向國外發出錯亂信號。要徹底扭轉這種態勢，取信於國際社會，靠極個別尚持常人之見，有基本文明修養的外交官努力修補，是杯水車薪。

當前危機與以前最大的不同是，招來之禍不是入侵，而是相反，是撤出，而且絕不止八國。過去是閉關鎖國，外力逼迫打開大門；如今是大門早已打開，享受了多年開門的實惠，卻可能被迫縮回門內。過去是要把洋人趕出去，現在是他們結伴離去，留也留不住。「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靠四處撒錢買來的讚歌和「萬方來朝」之假象，到物力不支時，旦夕之間就會變成四面楚歌。

有一句非本人發明的話，很精闢：「大趨勢不是去全球化而是全球去中國化」。這才是我十四億同胞真正的危機。

令人感嘆的是，風雨飄搖的晚清，朝中尚有許景澄、袁昶等五大臣那樣的頭腦清醒、死諫之士（他們被誅殺的罪名主要是「妄議朝政」）。如今舉目朝中，尚有誰敢犯顏「力諫」、「妄議」？轉而求諸野？方今自媒體發達，技術上人人得以發聲，然而真正憂國憂民、良知、理性的呼聲早已封殺殆盡，且動輒得咎，自不待言。而無知無恥、下流粗暴的謾罵，乃至侵犯人權、逾越法律、違反公開宣布的國策的各種讕言卻暢行無阻，「導向」云乎哉!

關於外部條件，120年前的庚子之變，歐洲列強自己內外矛盾重重，無意對華戀戰。日本尚未準備好。只有俄羅斯趁機派兵占領了我東北，並提出苛刻條件要求在《辛丑條約》外單獨締約，當時被中方拒絕，未能得逞，留下隱患。四年後日俄戰爭，日本取代俄國在我東北的勢力，此是後話。美國則本着「利益均沾」的原則，也插上一腳，占了便宜。方其時，美國開始走出孤立主義，以嶄新的姿態登上世界舞台，正處於上升時期，朝氣蓬勃，尚有具備遠見和胸懷的教育家和政治家，面對中國強烈的仇外情緒，開創了退還部份庚款資助中國辦學、留學之舉，目的是培養了解外部世界、具備現代知識的人才。在美國帶頭和中國外交官的努力爭取下，英、法、日相繼跟上，以某種方式退款助學。中國改朝換代，此事並未受影響，一直延續下來。這一舉措符合美國的長遠利益，更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庚款留學生以及從清華學堂到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日後對中國現代化建設的貢獻，怎樣估量都不為過。

過了半個多世紀，時過境遷。四十年前，中國打開新局面，與美國在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關係，包括再掀留學潮。其他發達國家也相繼跟上。自那以後，中國融入國際社會所獲利益也無法估量，造成今日之繁榮。當然與中國打交道的國家也從中獲利。

如今形勢逆轉，中方發生的情景，導致四處樹敵，竟與百多年前的庚子年相似。

然而美國已今非昔比，經過一個世紀的稱霸世界後，自身矛盾重重，亂象叢生，也面臨深刻危機，需要一場深層次的改革。此時已不見20世紀初那批有遠見有胸懷的政治家，能提出利人利己的方案，化干戈為玉帛；也缺乏二戰後前期所表現的慷慨和對世界的擔當。只見政客們為黨派私利而不顧大局，在席捲全球的嚴重疫情中進退失據。美國的糾錯機制是否仍有效，自身調整需要多長時間，都難以逆料，但在此關鍵時刻，其現狀和作為對中國不利是肯定的。

都說疫情過去後世界不會恢復舊貌，將有大變化。

本來期待那個不分國界、危及全人類的病毒能促使人類意識到自己的脆弱和休戚與共，促進合作而不是進一步分裂，現在看來似乎相反。「全球去中國化」也許言重了，還有許多複雜的變數。但哪怕是一種趨勢，部份地實現，其過程也是災難性的。關於大局，許多飽學之士已發表各種宏論。本人愚鈍，只感到前途茫茫，唯一的直覺是不容樂觀。

隔洋之事，非所能計。至於我國，只要義和團行動仍被肯定為「愛國」，一代代國人受此觀念薰陶，我們就難以作為現代文明國家自立於世界各國之林，民族災難尚未有盡期。

（2020年4月23日）

專訪法漢學家侯芷明：《庚子年的憂思》引發的憂思

針對網文《庚子年的憂思》，自由亞洲電台專訪了法國漢學家、「中國團結協會」主席瑪麗·侯芷明 (Marie Holzman)，她表示，中國年輕人的憤怒被中共利用，就像當年的義和團被慈禧太后操縱。以下是部份採訪內容。

記者：不少人拿「庚子賠款」類比今天世界各國因新冠疫情向中國追責、求償的浪潮，八十國聯軍取代八國聯軍。這兩者有相似之處嗎？

侯芷明：第一個問題就是責任的問題。到現在，我們沒辦法說，責任是中國的或者實驗室工作人員的錯誤。現在談中國要不要賠款，我覺得這個題目提得有點早。

但是批評中國政府的一些措施，我覺得應該。因為習近平對老百姓沒有說真話，對國外更沒有說真話。想說真話的人都被投到監獄去。陳秋實、方斌到現在都不知道在哪。

如果我們知道當時武漢死了幾萬人，全世界都會知道這個傳染病非常厲害。如果你說武漢只死了兩千人，怎麼會引起全世界的災難？

記者：義和團運動「扶華滅洋」，殺了眾多傳教士，有用洋物者「必殺無赦」， 「一概鬼子全殺盡，大清一統慶昇平」。今天中國是否有類似的民族情緒，原因又是甚麼？

侯芷明：當時的歷史比較複雜，慈禧對義和團的態度，開始就是操縱他們，因為她對外國人有意見，不知道怎麼溝通、怎麼得到平等待遇。她認為義和團沒有文化，可以嚇唬外國人。後來義和團控制不了了，慈禧就請外國人處理這些問題。

當時和現在的共同點是甚麼？現在很多年輕人很生氣，不斷罵外國人。中國新聞不自由，他們只聽共產黨的話。中國政府需要操縱排外的聲音，它就會操縱，不需要的時候就會消滅。年輕人可能非常憤怒，但憤怒的原因，他們到底懂不懂？這個我有點懷疑。

記者：最近有武漢作家方方因為寫封城日記被文攻武伐。南京大學呂效平、湖北大學梁艷萍，這些為她發聲的教授也遭到攻擊、調查。

侯芷明：方方是一個作家，每天都講一些她的感覺、她所了解的信息、她自己的痛苦。這是一個作家的責任。

有人就利用中國的特點，讓中國人不去想最重要的事情，比如這個病怎麼發生的？究竟有多少人死？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巨大的秘密，大家都不能說。為甚麼呢？我覺得中國政府就是在玩中國公民的腦子，先讓他相信這個，之後讓他相信那個，最後就會生出來巨大的憤怒。

記者：那麼這種憤怒，在本質上如何升起的？是對自己生命空虛的憤怒，還是用愛國主義來裝點、維護一種安全感、尊嚴和虛榮心？

侯芷明：其實這個問題，我只能回答一個名字：習近平。如果習近平是有文化、禮貌、知識的一個人，這些事情是不會發生的。如果最高的領袖文化水平不夠高、對外國的理解也不夠全面，就會有這種現象。

如果習近平對國內說，我們就是不要提人類的價值觀，不能談平等、自由、制度的合法改革，那你能談甚麼？就是能談一些沒水平的話，就是在哪吃飯，吃包子而已。所以慢慢地，氣氛就變了。

過去的胡錦濤、溫家寶，我們不一定特別喜歡，但是起碼他們來到法國，會說漂亮的話，不會直接去罵。那習近平在國內說一句、在國外說另一句，他以為他能騙全世界嗎？

記者：習近平個人的人格、品味、審美和道德倫理，為甚麼可以輻射四散、籠罩全中國?

侯芷明：你要是看喬治·奧威爾的《1984》，你就可以懂。八十年代，中國人可以看所有的書，翻譯、觀看外來的電影，他們的文化環境非常豐富多元。現在習近平時期，他決定要控制一切，他是這個組織的主席，他是這個委員會的領導人，他是這個部隊的指揮。

這個和家長也有關係，他們知道，共產黨是不能惹的老虎，你要惹他，你就會被殺掉。他會教育孩子說，「你看我們的國家越來越發達，這都要感謝共產黨。」所以90後只聽這種語言和理念，最後就相信，等於是被洗腦。

記者：有人感嘆說，風雨飄搖的晚清，朝中尚有許景澄、袁昶等以死相諫的「庚子五大臣」，如今舉目朝中，有誰敢妄議朝政？您怎麼看？

侯芷明：你說這種話，我當然馬上會想：任志強、許章潤、劉曉波、許志永、賀衛方、方勵之……那麼多優秀的知識份子。我對每一個人都有巨大的尊敬，也感到非常難過。

中國完全可以變成一個非常非常偉大、優秀的國家。但是，在現在這個環境裡，它能往哪去呢？

記者：疫情給世界格局帶來的最大變化是甚麼？

侯芷明：我不說政治家和領導人，很多國家的老百姓會對中國有非常低的評價，有一種仇恨。這個對全人類都沒有好處。因為我們大家必須一起找一個出路，而且不要掩蓋任何秘密。我希望中國醫生、科學家可以在一個非常公開的氣氛里和世界的科學家合作。但是看現在的傾向，不一定是這個方向。

記者：中國現在是否走到十字路口？面臨甚麼樣的歷史抉擇？

侯芷明：我覺得共產黨不會改變，它只能做共產黨。或者它崩潰，或者它一直跟習近平到2022年。習近平畢竟掌握公安局和部隊，掌握一切，我不知道周圍的人有沒有能力違背他的命令。

我周圍的漢學家會說很尖銳的話，比如「毛澤東思想」永遠不會動，後來四人幫被抓；有人說將來的大人物肯定是喬石，後來喬氏失蹤；胡耀邦去世，沒有一個人想到會有兩個月的民主運動。沒有一個人想到會有天安門大屠殺；文化大革命出現的時候，有沒有一個漢學家理解正在發生甚麼，當時巴黎信仰毛主席思想的「毛派」非常多。

每次中國給我們的結果，總是讓我吃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