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政治分裂——“三个世界”格局重现

我那篇《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刚发表，美国财长与美国任命的世界银行行长就发表讲话，表明要将改革全球金融体制。4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呼吁对世界主要经济机构进行改革，称乌克兰战争表明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进行改革，其中要点之一是改革IMF机制，这是针对该机构2016年吸纳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等做为该行投资国的改革而发；要点之二是要将俄罗斯从G20当中开除。世界银行行长大卫·玛律帕斯（David Malpass）则针对中国，称减少依赖中国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两个机构是全球化两大金融支柱，世行是美国人当家；美国也是IMF的最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掌门人归欧盟任命。现在IMF与世行同时发声，说明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全球化在2022终结亦在所不惜，国际社会将成为多极世界。

政治分裂让经济全球化受阻

因白宫一再保证不直接参与俄乌战争，美国观察人士因此不担心触发三战，目前的关心重点已经转到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将发生什么变化上来了。

1990年代苏联崩溃后，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全球化的推行顺序大致是：

第一步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世界各国都搭上西方物质文明的便车，无论哪个国家，从首都到穷乡僻壤，都是受益者，推行无阻；

第二步是社会全球化，比如接受西方主张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个人自由（在中国主要体现为性自由），山沟孩子与城市中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喝咖啡，因此也很受欢迎。虽然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增大，但同时也创造了无数富人与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美国，制造业从业者与农场主在2014年左右（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意识到自身成了全球化受损者，开始反对，在他们寻找政治代理人之时，川普正好出现。

及至政治全球化时，美国的“颜色革命”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受到政府当局坚决反对。2011年在中东北非四国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199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彩虹革命”之后的社会发展与经济都发生严重倒退，因此，政治全球化引起的反应非常复杂，分裂的种子已经埋下。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不仅极大地削减了美国的软实力，左派推行的CRT、BLM、LGBTQ、大麻合法化等进步主义主张也引起非欧美文化圈的疑虑及排斥。拜登向全球发出抵制北京冬奥的号召，响应者寥寥无几，已经算是对美国如今软实力的检测。可以说，政治裂痕早存，今年的俄乌战争只是诱发因素，决非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我在《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中谈过，本文不再重复。美国能源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拉夫特（Gal Luft）最近说的一番话非常生动：“毫无疑问，过去一个月的事件标志著全球金融史上的转折时刻，将成为经济学史上最糟糕的自毁伤口被记录。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权力，这让美国能维持巨额赤字，维持30万亿美元的债务。一旦对美元的需求减少，美国将无法像近一个世纪以来那样轻松地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工具。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重新考虑以之前的力度购买美债是否明智。”他进一步指出，随著对美债的需求不断下降，美国将不得不提高美债利率，这意味著偿债成本将飙升，而留给国防、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的资金会更少。这种状态必将影响美国提供对外援助、支援国际组织、保护其盟友以及在海外投资基础设施的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对美国感到失望，并将寻求其它安全和经济伙伴。”

全球分裂成三个世界：两大阵营+不结盟国家

我曾写过一篇《2021的世界年度词：极变》，从UN气候峰会欧美强行推出绿能计画受到中俄澳印等国抵制这一事实，推论世界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变成多极世界。俄乌战争后，美欧对俄罗斯开展的全面制裁，最后让欧盟因为对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需求而陷入分裂，足以证明以往那种“将全球统一在单一经济体系下并最终统一在单一政治体系下的宏大自由主义愿景”只是一种幻想。

俄乌战争是否预示著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结束？一向主张全球化的西方观察者现在不得不面对全球分裂这一事实，但看法大同中有小异。

一是认为今后的国家联盟将按意识形态划分。

比如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Stiftung ）经济学家容布卢特（ Cora Jungbluth）认为，目前世界已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集团：一个是民主市场经济体（欧盟、美国及整个北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另一个集团由专制国家（中国、俄罗斯及其最重要交易伙伴）组成，他强调：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地缘政治的回归。而这一发展也导致了去全球化——试图减少对理念不同国家的经济依赖。”——这个看法其实忽视了西方世界当初推动全球化的最重要目的：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体除了美、加、澳大利亚等少数几国之外，无论本国产品需要的市场，还是本国需要的资源，几乎都对外严重依赖，从殖民时代开始，它们就需要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得到资源或者开拓市场。正是这种内在的经济扩张需求，才导致西方国家的全球化冲动。只是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过程中，西方国家觉得所有国家如果变成同一意识形态，打交道会方便很多，因之才产生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全球化需求，最后发展成美欧对他国输出颜色革命的行动。

因此，按意识形态划分经济合作关系，最后可能会让美欧自缚手脚，此时此刻的德国正在为能源未来从何处取得发愁。

第二种是按照“对公平的需求”重新组合。

对全球化一直颇有微辞的盖尔·拉夫特最近发表看法，他批评美国自掷金融核弹制裁俄罗斯反而成了自爆，失去了美元霸权地位，世界货币体系将多元化，世界随之也会被划分为三组国家。第一组是“西方+精英俱乐部成员”，如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第二组是以中国和俄国为首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s），这些国家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体系，使其他国家不再生活在西方的支配之下。第三组是大多数国家的状态：不结盟。不结盟国家从全球化体系中获益最多，它们希望在全球化体系中不受大国压力，可以自由和各国进行贸易，自由使用货币或者技术——这或多或少是全球权力分布的新架构，大致接近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只是除了日本之外，新加坡与韩国与中国的经济来往甚多，大多数时候，这两国会游离于两个阵营之间，只在双方对抗激烈之时视情况被迫表态。其馀五分之三左右的国家处于不结盟状态，趋利而行。

随著战争结局日渐迫近，这类反思全球化的文章将会陆续问世。有为全球化唱挽歌的，有承认地缘政治将结束全球化的幻觉，还有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希望拜登与英、法、德联手挽救全球化，建立New World Order的，更有发现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但是，由于不结盟国家大量存在，估计2018年逝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实践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第三世界理论将大有市场：所有后发国家、边缘国家真正的发展，不是功利主义、追求国富、亲资本式的“赶超”，而是要“别有作为”，即在与中心国家脱钩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的平等交往与交换——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民主。  

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未来的世界比较奇幻：美欧左派奉行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理论的各种变种、中国号称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结盟国家拉美、非洲的反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颇有渊源——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终于一命呜呼。从地缘政治的范畴来说，则是三种文明（变种）的冲突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