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效应火爆 香港酒楼生意升3成
2026 年 6 月 24 日
无疑，最近七八年全球的舆论生态，可以说是1970年代中期半世纪以来最糟糕的一段时期。在90年代或者21世纪初，人类自己以为制度和技术的进步可以避免非理性极端主义的泛滥，但是我们发现那时候的知识阶层过于自信了。没想到大致以2015年为界，全球范围内，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保守主义、反理性主义、极端主义都是愈演愈烈，乃至已经盖过了理性声音。 这个极端主义思潮的变化背后是有复杂的原因的，比如过去三十年的全球化、市场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最大规模重塑了人类的利益分配，从而带来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阶级间的新旧利益冲突，以及各自所代表的意识形态间的对峙。当然移动互联网及其创造的商业模式的兴起，从而产生的对社会舆论生态的重塑，也是重大诱因。 在纸媒时代，乃至在PC端互联网时代。我们社会的信息生产权是掌握在职业媒体人以及知识分子手中的，这保证了信息的相对真实性，以及价值的相对温和性、中立性。尽管很多国家会有新闻管制，但是他们的媒体顶多是选择性发布信息，而很少去像自媒体博主那样随意捏造信息，毕竟他们还是要维护一国思想生态之平衡和宣传的信誉度。 那个时候媒体承担的社会角色也比较单一，传媒只承担了社会运转中的一小部分功能，它与生产、商业是相对分离的，尤其是它顶多为商业提供广告服务，而不是商业活动的载体。 但是移动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这一切。首先来说，信息生产权从职业媒体人、知识分子转到普罗大众。过去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见解观点，是极少数专业人士的事情，可是今天我们乡下在农田劳动的老舅，街头卖菜的大妈也都当起来博主来。这里有个数据，传统传媒时代，全国大致有电视广播机构2500余家、报纸1700余份、期刊10000余份，不过期刊里面大量是学术杂志，各类新闻媒体加起来不过五六千家，而现在自媒体主体，光活跃的公众号就2400多万，更不用说抖快B还有好几亿更活跃的视频老铁了。 并且那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博主内容流量远远高于专业博主。这是互联网受众群体的文化结构决定的，也是由人性决定的，人们认知倾向于简单化归因、二元对立、极端化，人们喜欢接受那些听起来很爽、很解气或很愤怒的东西。看北京大学的教授给你一五一十讲俄乌战争、中日关系，哪有听出租车大爷聊时事过瘾？现在就连高级知识分子都被价值之上的谣言小卡片或“爽文”屏蔽了信息，更何况普通受众了！ 所以，移动互联网的出现，让信息生产去中心化、去建制化，不可否认这具有进步性，普罗大众开始掌握信息话语权和表达权，但是人类很多领域的运转是讲究专业性的，比如政治、经济、医学等，外行取代内行、占据话语中心，最后社会会失序，人类会反受其害。 其次，移动互联网也颠覆了经济运行规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媒体等于一切，媒体几乎成了我们所有一切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承载体，生产、消费、社交、金融、物资流通等都高度依赖互联网信息平台，只要你获取了用户群和信息流，就等于掌握了最关键的商业资源。所以，媒体的价值和信息变现的能力，被急剧放大了。 这种商业法则和信息生产模式的改变产生的融合效应就是，一些互联网平台公司为了流量的需求，也就是为了商业变现的目的，利用所谓“算法规则”，主动推送那些吸引眼球的，普罗大众“喜闻乐见”的劣质化、极端化信息。这些信息笔者分为四类：第一是谣言流量，第二是庸俗搞笑流量，第三是贩卖焦虑流量，第四是仇恨流量。 笔者对短视频生态了解不深，但是根据“新榜”对每日公众号上10万＋话题的统计，那些社会和政治话题流量最高的，显然都是那些贩卖仇恨或“吓尿体”、“震惊体”居多。人们获取的信息越来越取决于算法的投喂，越来越段子化、谣言化、情绪化，所谓“劣币驱逐良币”。 以我们对刚刚逝去不久的中国纸媒时代和PC互联网时代的记忆来看，那时候的媒体总体保持的是一种向上求真姿态。那个时代产生了很多优质的电视栏目、报纸、刊物，乃至互联网新闻频道，比如央视的《新闻调查》、《对话》，市场化媒体《财经》、《经济观察报》，腾讯网的《大家》、《今日话题》等等。媒体是一个充满温情、理性、深度思考的地方。 但是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自从移动互联网普及到人们日常生活后，我们整个社会信息质量迅速下降，社会价值也越来越撕裂，社会情绪越来越暴戾化、对峙化。在国外表现就是特朗普为代表的激进右翼政客的崛起，他们绕过过去“建制化媒体”，直接用自媒体进行政治动员；在国内的表现就是大量那些处于边缘角落的低学历、非专业、反理性、反人道的“言论领袖”的崛起。 这其中直接危害性最大，最值得警惕的是仇恨流量，虽然仇恨是人类社会中天然存在的一种情绪元素，但任由它发酵，会毁坏一个社会的平衡和繁荣。当然，互联网平台上流行的仇恨，不仅仅包括煽动对外部世界的民族仇恨，还有煽动的对内的各种仇恨，比如： 对某些阶层的仇恨。最典型的是对民营企业家阶层的仇恨，把社会不公平等责任完全归咎为企业家，归咎为企业资本。 地域、民族、宗教仇恨。利用刻板印象，编造信息刻意丑化某一地域人群，进而对其进行各种权利歧视；以及无限放大对一些少数民族和宗教与汉族文化差异性，贴上各种阴谋论标签。 价值观仇恨。主要是对主张法治、权利、自由、平等、开放等价值观的知识分子、媒体、法律阶层的仇恨，不分青红皂白就扣上“汉奸”、“第五纵队”的帽子（当然很多以“自由派”自居的人，也乐于给别人扣“极左”、“义和团”之类的帽子，进行人格、道德全面否定，不过此类人主张尊重人权、不主张进行人身迫害）。 而仇恨流量的最终结果是诉诸暴力和肉体消灭。近两年涌现出几位知名度很高的自媒体博主，竟然堂而皇之主张处决汉奸（或者主张为了消灭某个假象敌，不惜死个1亿人口），关键“汉奸”是一个很弹性模糊的文化词汇，而不是法律词汇，他们可以随意定义你是汉奸，所以就可以汉奸罪处决任何人。这种言论却从来得不到制裁，反而很多人理性讨论一些话题心惊胆战，今天被禁言，明天被删帖。 这种言论以及背后价值流行下去，只能会造成未来一旦经济情况不好，很可能出现流血暴力。所以，笔者又称之为“人血流量”。而且这种暴力一定是无序的，会不断发明新的敌人，将攻击范围无限扩大化，每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觉得我是危言耸听或胡说八道，建议好好读读20世纪的世界史，你会发现无数个经典素材。 因此，现在网易、腾讯等互联网平台发了公告，给与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的的博主给予处分，体现了他们的社会担当，这是互联网言论管理的一次巨大进步，如果让说真话的人心惊胆战，让造谣、制造仇恨的人躺着赚钱，那这个舆论场太不正常了，这个社会太没有希望了。 但是笔者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就内容上讲，不仅要严厉制裁那些宣传对外仇恨，还要制裁那些煽动我们中国社会社会内部仇恨对立的。往往一个社会仇外情绪，受制于国际较量，最后很难成气候，伤害不了几个外国人；但是对内部自己人的仇恨，却很可容易造成骇人听闻的悲剧。 我们也希望不仅仅网易、腾讯要行动，其他平台，尤其是视频平台更要有切实的行动，不仅是发个公告而已。毕竟现在信息流中，视频的比重远远大于文字，这方面视频平台的责任更大。 笔者最后要说的是，现在互联网平台规模都很大了，资金实力都很雄厚了，几个大的互联网平台企业都是全球500强或者排名前20的独角兽。这些企业应该学习借鉴一下谷歌、微软此类国际同行，学会靠真正解决人类的难题，创造技术核心竞争力赚钱，而不是无限延续单纯靠流量赚钱的“粗放”模式。 如果在这种模式已经显露出巨大社会危险性的时候，依然无动于衷、置身其外，不仅丧失了一个科技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亵渎了科技本身的价值，他们自身最终也会遭到极端主义思潮的反噬。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阜成门六号院
富士康转移部分产能后的数据和事实证明，我们大大低估了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及其背后存在的链式反应。 谁能想到，苹果加快在印度扩建工厂，直接受到影响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郑州。 是的，你没有看错。最近，海关总署发布了31省份一季度进出口数据，根据梳理，其中有10个省份出现了下降，其中就包括了此前的外贸大省河南。 而河南的进出口之所以出现下降，最主要原因是手机出口量大幅下滑——众所周知，地处河南郑州的富士康是苹果手机的代工大户，也是河南最大的出口企业。 从年度数据来看，2023年全年河南出口手机数量5761万台，同比下降了14.5%。如今，这一下滑趋势还在继续扩大。根据郑州海关数据，2023年一季度，河南全省出口了1688万台手机，而2024年一季度仅有664万台，减少了1024万台。手机出口金额从2023年一季度的711亿元，下降至2024年一季度的272亿元。 即便考虑今年一季度苹果在华销售量大幅下跌19.1%，全球手机销量也在下滑，但也不至于减少这么大的幅度。这大概说明：稳坐全球手机代工第一把交椅多年的富士康，正在从河南撤走部分生产线。 全球化贸易体系从来不是割裂的，而是一个典型的蝴蝶效应式故事：一只南美洲的蝴蝶扇动翅膀，结果引发了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 如果富士康真的撤离，那么撤离的不会仅仅是富士康。 01 提到富士康，有人认为，富士康就是一个给美国苹果打工、创造财富的工厂，低端、低利润、不重视工人权益，在整个产业链处于下游位置、角色非常被动，这样的企业就不该来中国大陆。 “难道没有富士康，河南人就活不下去了吗？”曾几何时，类似这种声音甚嚣尘上。 但过了嘴瘾后，冷静下来看，富士康对于河南乃至对于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可能想象不到。 2023年，富士康所在的新郑综保区完成进出口值达到4073亿元，占郑州进出口的比例高达74%，占河南省进出口的比例则达到50.3%。 在全国出口百强企业之中，郑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都在前20名之内。在长达10多年时间里，富士康持续位居中国出口企业第一名。 富士康郑州科技园（图/视频截图） 在“一鲸落，万物生”的简单脑回路里，巨头的离场按说应该是有利于小鱼们的。但二元论的脑回路无法理解复杂生态系统，那些在社交媒体评论区要求“XX滚出中国”的键盘侠们大概不会想到，他们呼着喊着要赶走的，其实是他们自己和同胞的生计和饭碗。 如今，事实证明，我们大大低估了龙头企业的影响力及其背后存在的链式反应。 国产替代或许能够在苹果生态链上扮演替代者的角色，但对于经济这一复杂系统来说，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替换游戏，更像是一台风险系数极高、会伤筋动骨的大手术。 02 简单对比一下富士康来去之间对于河南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能清晰印证相关逻辑。 2010年，郭台铭选择在郑州落户富士康之后，上下游200多家配套企业也紧跟着落户河南。随后，还是国内人口流出大省、几乎没有现代产业支撑的中原腹地河南，电子产业迅速形成规模，郑州电子信息产业总体规模增长了25倍。 到了2020年，郑州富士康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出口贸易公司，全年出口总额达到了316亿美元。它以一家公司之力，贡献了郑州进出口总额的80%、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 以郑州航空港为例。富士康正式建成那一年，郑州航空港的GDP只有206亿，到了2021年，郑州航空港的GDP达到1172亿，增长了5倍多。在高峰时期，富士康对郑州的GDP贡献率高达25%。 那些年政府流行招商引资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如果能够招到像富士康这样的链主型公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可估量。 当然，客观地说，富士康近年来布局印度、越南等地区，背后有很多因素在共同作用。比如大陆的生产成本上升、东南亚廉价劳动力优势吸引等。 看看郑州过去这些年房价的涨幅，还有即便是人口大省也出现的越来越频繁的招工荒，这些因素都促使着富士康需要寻找到新的劳动力价格洼地。 富士康的食堂（资料画面/视频截图） 从富士康印度工厂的表现来看，虽然有诸多的劳动力价格优势，但生态链产业链的难以替代、熟练工种的缺失，对于iPhone的质量把控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显然，把工厂转移出中国大陆，对于富士康来说也是阵痛明显的选择。 真正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富士康想转移部分产能？这个问题的真正答案，可能会决定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社会预期乃至经济走向。 03 有人可能会说，没有富士康，我们还有欧菲光、立讯精密这一类“国产替代”。而且，对于以河南为代表的诸多省市来说，“富士康依赖症”显然也非长久之计。 汽车工业对于底特律的影响，我们如今都看到了。因为产业结构过于单一，底特律最终在传统汽车工业开始走下坡路时一并衰落下去。 出于产业转型的需要，区域经济发展必须找到更多的支柱和解决方案。 从目前来看，富士康手机制造产业链迁移之后留下的空隙，似乎可以由新能源汽车制造来补齐。 最新消息是，今年1月初，富士康突然投资了5亿在河南建设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代工厂，甚至还表示要全包国内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代工。不仅如此，比亚迪也在河南加大了投资规模。从很多角度来看，河南的这种转型和腾笼换鸟是理性选择，也是大势所趋。 图/图虫创意 寻找替代产业是近年来全球都流行的发展逻辑。新能源汽车日益火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潜力的产业。问题是，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否能够替代一切？ 比如，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较大波动，有人就说，没关系，我们可以用新能源汽车补齐；如今，手机市场出现变化，希望又一次寄托在了新能源汽车身上。 但略用常识判断，我们就应该知道：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再大、未来再有希望，也是绝对不可能同时替代掉房地产这样的巨额消费品和手机这样的高频消费品两大产业的。 代工处于产业链下游，获得的红利少、付出的社会成本高，从最初对“世界工厂”的骄傲，到如今的诟病，也不过是近十来年的事情。 但代工被妖魔化的另一面，是作为全球尖端产品的代工工厂，在生产运转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得了大量工作岗位，还有技术和创新的普及和扩散。这些好处，都是短时间内国产替代无法真正做到的。 一面是可能存在的卡脖子风险，另一面是腾笼换鸟的阵痛和关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事情正变得日益复杂。 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我们开始试图摆脱“富士康依赖症”的时候，我们也应该做好准备应对“富士康后遗症”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这一段时间以来，鼓吹离境税的人开始多起来了。 起先是一部分网络民粹，天天在主张要向美国学习，搞离境税。 接着是一位来自香港的所谓经济学家卢麟元，也公开主张。 来大陆捞金的香港经济学家已经成功了一个，叫郎咸平。卢麟元显然也深谙其道，积极迎合民粹，也想在大陆捞点金回去，谁叫这里傻子多呢？ 可是，离境税，这种玩意是一种荒唐无比的玩意，美国实施了，不过说明美国也是一个荒唐的国家。 离境税:开历史倒车的愚蠢之举 离境税的核心，在于限制人身自由。 表面看，他只是对离境、脱离国籍的人的一种惩罚，但其本质是通过经济手段，变相剥夺了个人选择工作和生活地的权利，并对离开本国的人进行经济惩罚。 个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不是凌驾于个人之上。 离境税无疑践踏了这一原则，赤裸裸地侵犯了个人自由。 如果离境税是允许存在的，意味着政府有权阻止个人离开国家的边界。只要进一步升级，那就是象朝鲜一样，关在这个国家里哪也不许去。 甚至到了战争阶段就发展成为了俄乌两国政府阻止民众离境。 更荒谬的是，离境税的鼓吹者还振振有词地宣称，这是在保护国家利益，防止人才把钱带走。 一个国家的居民，他们在市场上赚到的钱，就是市场对他贡献的奖励，他同时还是一个税收承担者，特别是很多的企业家。 他们不欠任何人的。政府的各种基础设施，警察、军队，都来源于企业家的税款。 你凭什么在人家离开时，对他施以惩罚？ 改革开放的过程，正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保护的上升，没有这些，哪有今天的经济繁荣。 相反，正是对财产权利的漠视，随意发钞、对企业产权的漠视，对人身权利的漠视，才让经济增长出现了困难。 否则，为什么中央政府天天在谈保护产权？ 离境税的荒诞还体现在，它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格格不入。 参与全球分工，融入世界市场，是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然而，离境税无疑是在逆全球化而动，将一国经济推向自我封闭和边缘化。 这就像一个在高速公路上逆行的车辆，不仅阻碍了自身前进的步伐，也给他国经济发展设置了障碍。 二、离境税的逻辑陷阱 支持离境税的人们，显然没有看清其背后的逻辑陷阱。 他们天真地以为，只要提高离境成本，就能阻止企业资金外流。殊不知，这种做法往往适得其反，加剧了资本外逃。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家来说，面对苛捐杂税，他的选择无非有三： 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想方设法避税，要么远走高飞。 在离境税重压下，恐怕很少有人会选择前两个选项。 相反，越是限制人身自由，越是激发了人们”壮士断腕”的决心。 正所谓”阳奉阴违”，表面上服从，背地里加速转移资产。 东欧国家苏联解体后，一些国家对离境者征收高额费用，结果反而加剧了精英阶层的出走。 这些人天天说美国有离境税，那么美国怎么样呢？ 2008年,美国政府将离境税上调，对富人征以高额（20%）的资本利得税，提高了放弃国籍的”门槛”。 结果呢？脱籍的人越来越多。 2020年，共有6705名美国公民放弃了国籍，比2019年的2909人增长了130%，创下历史新高。 2011年，Facebook公司联合创始人爱德华多·萨维林宣布放弃美国国籍，移民新加坡。当时,萨维林持有Facebook公司约4%的股份,价值约30亿美元。如果他在美国境内出售这些股票,需要缴纳高达9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 而新加坡实行的是属地税制，对非本地收入免税。因此,萨维林可以合法避税,节省大笔税款。虽然舆论一片哗然，批评他”不爱国””没良心”,但事实证明,萨维林做出了一个明智的经济决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2012年,美国著名投资人、亿万富豪约翰·坦普尔顿放弃美国国籍,移民到巴哈马群岛。 2016年,Johnson & Johnson公司继承人伊丽莎白·约翰逊也加入”脱籍大军”,成为新晋的新西兰公民。约翰逊拥有价值87亿美元的家族信托基金，一旦放弃美国国籍，可以彻底避免遗产税。 值得注意的是,放弃美国国籍的不只是富豪和企业家,还有许多普通的高净值人群。 根据美国法律,如果一个人在过去5年中有3年的纳税义务,同时其净资产超过200万美元或年均所得税超过16.8万美元,那么他就有义务缴纳离境税。 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些中产阶级,如果资产超过门槛,也难逃”离境税”的范围。 更令人吃惊的是,近年来,放弃美国国籍的人群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2018年,在放弃美国国籍的5133人中，有近1000人来自中国大陆,约占总数的20%。 这其中,既有在美国留学或工作多年的”华二代”,也有通过投资移民获得绿卡的企业家。他们放弃美国国籍的原因各不相同,但避税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 由此可见，离境税非但无助于留住人才，反而是适得其反，加速了资本和智力的流失。 更荒诞的是，离境税还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 当政府手握生杀大权，决定谁能走、谁不能走时，权力寻租的空间就被打开了。于是，上至高官，下至小吏，都可能通过出卖离境许可来中饱私囊。 所谓”擦皮鞋”、”打点”，无一不是离境税滋生腐败的例证。 乌克兰为什么开除所有征兵所的官员？因为只要给钱，就可以离开乌克兰，不服兵役。 一旦腐败盛行，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就会被瓦解，经济发展也将失去动力。 离境税的意识形态根源 支持离境税的背后，隐藏着三种意识形态倾向：凯恩斯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 凯恩斯主义向来推崇政府干预，强调通过需求管理来调控经济。 这种思路在就业政策上，往往表现为通过立法限制解雇，或提高最低工资来保就业。 离境税恰恰是这种思路在人才流动领域的翻版。 支持者往往把人才和他们的财富视为一种”资源”，认为政府有责任管理和调控，防止人才和财富流失。 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人才首先是自由的个体，而不是政府手中的棋子。用行政手段禁锢人才，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只会适得其反。 离境税只会导致大量企业家和人才外逃，同时再也没人敢来中国投资了。 民族主义则强调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他们往往把个人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对立面，认为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离境税背后，往往隐藏着这样一种观念：这个人是国家的人，他不是一个自由个体，这些呼吁离境税的人，正在告诉这些人，我才是你们的主宰。 你想去哪里，你得听我的。不听我的，就罚。你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你也别想去。 这无疑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偏执和狭隘。 与民族主义相伴相生的，是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幽灵。 在他们眼中，人才外流意味着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而这有悖于社会主义的平等理念。 因此，必须通过征税来惩罚离境者，迫使他们为集体”奉献”。这种论调貌似高尚，实则荒谬至极。 财富从来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源于个人的才智和努力。 对此，政府绝无权力据为己有，更无权假公济私，通过离境税来充实自己的腰包。 离境税的呼吁，背后其实是这些人对某些富人嫉妒得发狂了，在觊觎他人的财产，欲抢之而后快。 离境税对经济的戕害 离境税对一国经济的破坏是全方位的，它不仅抑制投资，扭曲资源配置，而且戕害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创业。 离境税戕害了企业家精神，抑制了创业创新的动力。 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他们敢于冒险，善于创新，将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生产力提升。 然而，在高额离境税面前，许多有志创业者望而却步，宁可做一个安于现状的”螺丝钉”，也不愿担风险、闯市场。 久而久之，整个社会的创业创新动力就会枯竭，经济也将失去发展的源泉。 离境税的实质，是计划经济在人才流动领域的一次卷土重来，是市场机制退出、政府干预回归的表现。 首先，它意味着政府取代了市场，主导资源配置。 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人才和企业家流动应该由市场供需决定。 企业出高薪，自然能吸引人才；地区搞好服务，自然能留住企业家。 政府要做的，就是创造公平保护产权的制度环境，让人才和资本能够自由流动。 而离境税恰恰颠覆了这一切，变相赋予了政府配置人才的权力。这无疑是计划经济的翻版，是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和破坏。 他还将扭曲了市场价格信号，破坏了激励机制。 一旦政府对跨境人员征税，等于人为扰乱了各种资源配置所需要的信号，使得人才无法听从市场的召唤，而是被迫听命于政府的指挥棒。 由此，人才配置的激励机制被破坏，积极性、创造性被泯灭。 更荒谬的是，离境税还形同变相的”卖身契”，赋予了政府决定个人流向的权力。 这简直就是计划经济的翻版! 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人就业由国家统一分配，国家说去哪就去哪。如今，离境税虽没有直接要求个人服从分配，但变相剥夺了个人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这与计划经济何异? 只能说，离境税是计划经济披着现代外衣的怪胎，是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倒行逆施。 个人权利至上，自由市场至上。 离境税无疑与之背道而驰，是自由经济的桎梏，是开放发展的枷锁。 一个现代化的经济体，必须以市场为基础，以法治为准绳，绝不能施行这种倒行逆施的伤害个人权利、阻碍经济发展的管制政策。 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不是离境税，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已经很高了，最高税率45%，更不能引进财产税（离境税、资本利得税、房产税），相反，要学爱尔兰、新加坡、香港，全面实施低税政策。 吸引全球的资本来到中国投资，这才是正道。 象卢麟元这种民粹主义头头，如果在香港主张这种政策，得被人打死，只有大陆才有这么多民粹势力来捧他的臭脚 。 不要扮演经济学家来吃民族主义烂饭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古老板的老巢
过去的这一年多，真可谓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西方世界通货膨胀高企，而国内则是通缩若隐若现。尽管通缩这个词不受待见，但CPI的低迷以及经济由此受到的困扰则是不争的事实。由此，美联储不得不连续暴力加息对通胀予以打压，国内则有人提出要把通货膨胀搞到6%。 这种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情景从何而来？ 最近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渡边努的《通胀，还是通缩：全球经济迷思》一书，以很好的方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渡边努首先提出的问题是：欧美国家通货膨胀的元凶是谁？流行的主导性说法是，俄乌战争是这一轮西方通货膨胀的起因。渡边努认为，尽管俄乌冲突确实对通货膨胀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早在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前的2021年春季，专家们就调高了2022年的通胀预期。这说明，俄乌冲突不是这轮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 如果说俄乌冲突不是这次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三年的新冠大流行，因为这是这几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但渡边努提出了一个疑问，疫情是2020年发生的，而在2022年的时候，西方已经在开始走出这场疫情，经济社会生活在开始恢复正常。那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个时候通货膨胀突然爆发了呢？对此，渡边努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解释。但尽管如此，渡边努还是将疫情作为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基本原因，只不过他加入了中间变量。 但问题来了，同样经历了疫情严重冲击的中国，在其后却出现了通货紧缩，这怎么解释？ 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另外的一条主线，而将俄乌冲突以及疫情的冲击都置于这条主线之下，事情就会明朗很多，我们的思路也会清晰很多。这条主线就是我在2022年提出的大拆解过程。 大拆解意味着过去几十年全球化过程的逆转。全球化过程是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并在全球分工的基础上形成跨国产业链。而在大拆解的过程中，跨国产业链开始被拆解，并重新配置。从表面看，是疫情冲击了产业链，而实质上，疫情不过是加速了产业链的拆解。而俄乌冲突，本身就是世界大拆解过程的一部分。这两者对经济活动成本的推动，都可以看做是大拆解过程的具体体现。 我们可以看到，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不同国家开始面临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问题。就西方而言，面临的是供给问题，也就是说，由于产业链的拆解，很多东西需要自己来生产。这个因素对成本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在过去几十年全球化的过程中，资源全球化配置的优势，为降低整个经济运行的成本提供了可能。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便利的物流，不断降低的交易成本，所有这一切组合在一起，使得产品的成本保持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但这个过程在大拆解中开始逆转，至少是呈现暂时性的反转。 这就是西方这一轮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 相反，在大拆解的过程中，中国面临的则是需求问题，很多东西要重新找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的巨大产能是为世界市场准备的。有人估计，中国全球供给端的净敞口已经达到3.4万亿美元。这样，在大拆解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是需求（主要不是内需）不足导致的产能过剩。这个过剩，不仅是相对消费说的，同时意味着投资也处于过剩状态。而通缩，就是这种全面过剩的另一个侧面。 如果从这种眼光来看，你说一边是海水，一边是火焰的现象难以理解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老孙荐读
英国《金融时报》于6月23日发表的《反全球化人士的七个认识误区》，列出的七大错误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存在的观点但非错误，有的是虚设，还有的是张冠李戴。最重要的是，他完全回避了西方左派联盟已经将全球化（Globalization）升级为大重置（Great Reset）这一事实。本文将对沃尔夫在文章中指出的七大错误条陈缕析，指出大重置为人类设定的“新的定航”是世界祸害。 第一个错误是只盯着贸易——言下之意，在推广经济全球化时必须推广政治全球化，否则就是“错误”。沃尔夫的错误在于他以为美国与西方永远正确。 1990年代经济全球化初起不久之后，就推出以自由、民主宪政、人权等为内容的普世价值，全世界对此由衷表示欢迎，即使是推动以这些为内容的“颜色革命”，在专制国家也受到普遍欢迎，因为那时的美国是山巅之国，除了强大无比的硬实力之外，世人更崇拜其“软实力”（soft power，哈佛教授约瑟夫·奈尔首创）。所谓软实力，是指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及军事外的第三方面实力，主要是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及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相对于硬实力“一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强迫或收买其他国家的能力”而言，软实力则是“一国透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你的目标并追随的能力”。 如今30年过去，在2011年西方欢呼的“阿拉伯之春”变成漫长的“阿拉伯之冬”后，颜色革命终于寿终正寝。美国民主党领导的左派联盟终于将在他国推行颜色革命的整套经验用之于本国，成功进行了一场自我“颜色革命”：以肤色划分权利等级的身份政治与社会主义经济诉求（红色），通过2020年美国大选向世界展示了一场活生生的“去民主化”过程，完全符合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在其颠峰之作《民主》一书中列举的去民主化四个标志：1、自由公正的选举恶化，出现大选被操纵的现象；2、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权受到削弱，削弱了政治反对派挑战政府的能力；3、法治对政府司法和官僚约束被削弱，司法独立受到威胁；4、政府制造或过分强调国家安全威胁，以制造一种“危机感”。 这样一个经过左派颜色革命后的美国，向外推广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普世价值与民主化，而是他们迷恋的“进步主义”文化。今年4月28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宣布：我们发布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份公开的美国政府报告，展示我们为在全球推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酷儿及间性人等人士（LGBTQI+）的人权所作的工作。我们敦促所有政府与我们一起采取行动，支持LGBTQI+人权捍卫者不懈和崇高的工作。” 拜登政府此举自然不会受到欢迎。世界价值观调查协会在对调查结果和各种观点的总结中指出，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就连《纽约时报》也不得不在《全球化已经结束，一场全球文化战争正在打响》中承认，“现在，我们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越来越大。但今天正在发生一些更为重大的事情，这与过去的大国斗争不同，也与冷战不同。这不仅仅是一场政治或经济冲突。这是一场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心理、道德和宗教的冲突。更具体地说，它是数以亿计的人在广泛的战线上对西方行事原则的拒绝。” 文化马克思主义的重点一向志在统一全球价值观，我很怀疑高度左倾的美国民主党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将LGBTQI文化推广到全球，将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 沃尔夫认为：“反全球主义者第二个错误是认为全球化时代是一场经济灾难”。 这种看法，我在媒体上几乎没见过。如果有人这样说，那肯定是错误的极端看法。普遍的说法是中、印等国尤其几乎是全球化的净受益者，这两国的27亿人口受益匪浅，成为世界上中产阶级人数暴增的国度。中国还产生了数量庞大的巨富阶层，亿万富翁的数量与美国在伯仲之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人能够环游世界，都拜全球化之赐。 沃尔夫接着指证：“反全球化主义者被认定的第三个错误是认为一些高收入国家（尤其是美国）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主要是贸易开放的结果，或者至少是这种开放的必然后果。” 经济全球化并非只有贸易，还有投资，发达国家产业外迁，也没有人将其局限于贸易。约八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基于大量经济数据做过认真研究，指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之一是发达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扩大。2016年5月，前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和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E.罗默（John E. Roemer）在《哈佛经济学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指出，在全球化趋势下，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的快速上升大大降低了世界不平等程度，但在多个国家内部，贫富分化却在不断扩大。从1988年到2011年，发达国家中下层家庭的收入几乎没有变化，增长速度相当缓慢。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像印度、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其国内贫富差距在加剧。该研究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一个严峻的结论：即使全球化的发展必然带动世界整体收入的上升，并很大程度上缩小全球收入差距，但同时也引起了国内不平等的加剧。在后者所引发的不满情绪的主导下，全球化也许会被认为是在制造一个更加不平等的世界。 皮尤一项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报告也证明了上述结论的正确。20世纪50年代初，中产阶级人数占全美人口的60%左右；到2013年，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人数已不到全国人口的一半。2016年4月美国劳工统计局资料给出的警示更强： 2015年全美共有8,141万家庭，全家无人工作的家庭有1,606万，比率高达19.7%，意味着美国每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没有人工作。不少美国工人及部分白领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全球化，工作机会外移，以及持续的移民大军抢占了工作机会。 第四个错误是，推测更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可能会以较小代价保护经济体免受近年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沃尔夫称这种看法是“错误”看法，那就是他对俄乌战争之后资源供应国与资源需求国的易位缺少感觉。目前欧盟国家因天然气供应无法找到合适的替代方案，只能开始“漂绿”了，所谓漂绿（Greenwashing），就是欧盟国家不断调整标准，将原来被摒弃在清洁能源之外的污染能源比如核能、天然气、煤炭、木柴（更名为木屑）回收到清洁能源单子上。拜登政府甚至因为物品短缺、通胀上升，免除中国关税的行动正在进行中。 沃尔夫虚设的“错误” 第五个错误是，认为贸易是一种可选的额外经济活动——本人没见过这种论点。他举例说贸易对美国无足轻重，就与美国的现状完全相反。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大国，但美国经济是典型的空心化经济，不生产大部分消费品，主要依赖于进口。近年来，美国每年为世界提供贸易逆差数千亿美元，例如2021年美国贸易逆差首超1.078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5％。不少国家的经济依靠对美输出商品支撑，也就是说，美国需要国外供给的各种产品，免除中国产品关税就是为了增加日常消费品供给。 第六个错误是假定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去全球化的时代——沃尔夫忘记了一点，宣判全球化死刑的就是大重置的提倡者——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克劳思·施瓦布（Klaus Schwab）。他认为全球化已不足以实现对世界的控制，因此在2020年6月3日世界covid-19疫情正急时，忙不迭地推出那篇宣言式文章，声称疫情的全球流行，给了大重置最佳机会，各国政府可趁机用疫苗健康证等重置社会。 这等于宣告全球化时代行将结束，大重置粉墨登场。沃尔夫在“全球化并没有消亡，它甚至可能并未步入末路。但在设定新的航向时，我们需要避免七大错误”这段话中指出的所谓“新的定航”，就是世界经济论坛宣示的大重置目标。因此，他认为快速去全球化是错误，并另找其他的错误制造者，是张冠李戴。 最后一个错误是认为世贸组织是多余的——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在犯的“错误”。2018年，WTO上诉机构拉美籍大法官赫尔南德斯（Ricardo Ramirez-Hernandez）将结束任期告别WTO，他在临别感言中称，WTO正在被慢慢勒死，但“这个机构不应该窒息而死”。近几年，由于对WTO机制不满意，催生了不少多边经济合作协议，比如2022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就是包括中日韩澳与新西兰等15个国家在内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美国的老对头伊朗与阿根廷正在申请加入BRICS，金砖五国很快将变成七国。以上这些算是顺应潮流，因为WTO这个机构本来就是克林顿为推进全球化将关税总同盟改组而成的机构。如今美国独大的单极世界正在变多极世界，外加新的不结盟运动，多极世界自然需要多极的贸易关系。 经济全球化自1990年代开始，至今已历30余年，虽然存在各种问题与矛盾，但谁都知道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不能自外于此潮流。但野心勃勃的大重置势力却趁人类遭遇大疫情这一灾难时期，将Great Reset视为全球化的升级版，试图建立一个New World Order，将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的国家强行捏在一起，企图用绿色能源计划，无中生有地变出一个“碳排放权配额”，让资源需求国向资源大国索要金钱，理所当然遭到强烈抵制；法、加、美等国政府试图通过疫苗护照重置各国公民权利，更是引起本国人民强烈反对与抗议。大重置的首席执行官美国拜登政府如今异想天开，要将民主党钟爱的LGBTQI文化当作普世价值推广至全世界，让变性人全球开花，只能说是一场祸害全球的乌托邦试验。
我那篇《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刚发表，美国财长与美国任命的世界银行行长就发表讲话，表明要将改革全球金融体制。4月13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呼吁对世界主要经济机构进行改革，称乌克兰战争表明需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组织进行改革，其中要点之一是改革IMF机制，这是针对该机构2016年吸纳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等做为该行投资国的改革而发；要点之二是要将俄罗斯从G20当中开除。世界银行行长大卫·玛律帕斯（David Malpass）则针对中国，称减少依赖中国可能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这两个机构是全球化两大金融支柱，世行是美国人当家；美国也是IMF的最大股东，拥有一票否决权，但掌门人归欧盟任命。现在IMF与世行同时发声，说明美国已经做好准备：全球化在2022终结亦在所不惜，国际社会将成为多极世界。 政治分裂让经济全球化受阻 因白宫一再保证不直接参与俄乌战争，美国观察人士因此不担心触发三战，目前的关心重点已经转到战后的全球政治格局将发生什么变化上来了。 1990年代苏联崩溃后，全球化成为世界潮流。全球化的推行顺序大致是： 第一步是经济全球化，这一点，世界各国都搭上西方物质文明的便车，无论哪个国家，从首都到穷乡僻壤，都是受益者，推行无阻； 第二步是社会全球化，比如接受西方主张的言论自由、迁徙自由、个人自由（在中国主要体现为性自由），山沟孩子与城市中上层家庭出身的青年终于有机会坐在一起喝咖啡，因此也很受欢迎。虽然经济全球化引发各国内部贫富差距增大，但同时也创造了无数富人与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但在美国，制造业从业者与农场主在2014年左右（奥巴马第二任期开始之后），意识到自身成了全球化受损者，开始反对，在他们寻找政治代理人之时，川普正好出现。 及至政治全球化时，美国的“颜色革命”不仅在中国、俄罗斯受到政府当局坚决反对。2011年在中东北非四国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1990年代南非曼德拉的“彩虹革命”之后的社会发展与经济都发生严重倒退，因此，政治全球化引起的反应非常复杂，分裂的种子已经埋下。2020年美国大选舞弊不仅极大地削减了美国的软实力，左派推行的CRT、BLM、LGBTQ、大麻合法化等进步主义主张也引起非欧美文化圈的疑虑及排斥。拜登向全球发出抵制北京冬奥的号召，响应者寥寥无几，已经算是对美国如今软实力的检测。可以说，政治裂痕早存，今年的俄乌战争只是诱发因素，决非根本原因。 经济全球化的终结，我在《世界正站在布雷顿森林体系3.0的入口》中谈过，本文不再重复。美国能源理事会高级顾问盖尔·拉夫特（Gal Luft）最近说的一番话非常生动：“毫无疑问，过去一个月的事件标志著全球金融史上的转折时刻，将成为经济学史上最糟糕的自毁伤口被记录。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是美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权力，这让美国能维持巨额赤字，维持30万亿美元的债务。一旦对美元的需求减少，美国将无法像近一个世纪以来那样轻松地出售以美元计价的债务工具。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将重新考虑以之前的力度购买美债是否明智。”他进一步指出，随著对美债的需求不断下降，美国将不得不提高美债利率，这意味著偿债成本将飙升，而留给国防、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等的资金会更少。这种状态必将影响美国提供对外援助、支援国际组织、保护其盟友以及在海外投资基础设施的能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对美国感到失望，并将寻求其它安全和经济伙伴。” 全球分裂成三个世界：两大阵营+不结盟国家 我曾写过一篇《2021的世界年度词：极变》，从UN气候峰会欧美强行推出绿能计画受到中俄澳印等国抵制这一事实，推论世界将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变成多极世界。俄乌战争后，美欧对俄罗斯开展的全面制裁，最后让欧盟因为对俄能源尤其是天然气的需求而陷入分裂，足以证明以往那种“将全球统一在单一经济体系下并最终统一在单一政治体系下的宏大自由主义愿景”只是一种幻想。 俄乌战争是否预示著后冷战时代全球化的结束？一向主张全球化的西方观察者现在不得不面对全球分裂这一事实，但看法大同中有小异。 一是认为今后的国家联盟将按意识形态划分。 比如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Stiftung ）经济学家容布卢特（ Cora Jungbluth）认为，目前世界已然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集团：一个是民主市场经济体（欧盟、美国及整个北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另一个集团由专制国家（中国、俄罗斯及其最重要交易伙伴）组成，他强调：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地缘政治的回归。而这一发展也导致了去全球化——试图减少对理念不同国家的经济依赖。”——这个看法其实忽视了西方世界当初推动全球化的最重要目的：西方民主国家经济体除了美、加、澳大利亚等少数几国之外，无论本国产品需要的市场，还是本国需要的资源，几乎都对外严重依赖，从殖民时代开始，它们就需要从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得到资源或者开拓市场。正是这种内在的经济扩张需求，才导致西方国家的全球化冲动。只是在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过程中，西方国家觉得所有国家如果变成同一意识形态，打交道会方便很多，因之才产生价值观与政治制度的全球化需求，最后发展成美欧对他国输出颜色革命的行动。 因此，按意识形态划分经济合作关系，最后可能会让美欧自缚手脚，此时此刻的德国正在为能源未来从何处取得发愁。 第二种是按照“对公平的需求”重新组合。 对全球化一直颇有微辞的盖尔·拉夫特最近发表看法，他批评美国自掷金融核弹制裁俄罗斯反而成了自爆，失去了美元霸权地位，世界货币体系将多元化，世界随之也会被划分为三组国家。第一组是“西方+精英俱乐部成员”，如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第二组是以中国和俄国为首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s），这些国家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体系，使其他国家不再生活在西方的支配之下。第三组是大多数国家的状态：不结盟。不结盟国家从全球化体系中获益最多，它们希望在全球化体系中不受大国压力，可以自由和各国进行贸易，自由使用货币或者技术——这或多或少是全球权力分布的新架构，大致接近未来全球政治格局，只是除了日本之外，新加坡与韩国与中国的经济来往甚多，大多数时候，这两国会游离于两个阵营之间，只在双方对抗激烈之时视情况被迫表态。其馀五分之三左右的国家处于不结盟状态，趋利而行。 随著战争结局日渐迫近，这类反思全球化的文章将会陆续问世。有为全球化唱挽歌的，有承认地缘政治将结束全球化的幻觉，还有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希望拜登与英、法、德联手挽救全球化，建立New World Order的，更有发现在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取向等问题上，“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主流价值观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但是，由于不结盟国家大量存在，估计2018年逝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积极的社会主义实践者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第三世界理论将大有市场：所有后发国家、边缘国家真正的发展，不是功利主义、追求国富、亲资本式的“赶超”，而是要“别有作为”，即在与中心国家脱钩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内的平等交往与交换——社会主义意义上的经济民主。 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来说，未来的世界比较奇幻：美欧左派奉行的是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新左派理论的各种变种、中国号称是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不结盟国家拉美、非洲的反殖民理论与马克思主义颇有渊源——福山的《历史的终结》预言终于一命呜呼。从地缘政治的范畴来说，则是三种文明（变种）的冲突再现。
最近关于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不断，７月６日，美国国务院向联合国发出通知，称将终止美国在WHO长达72年的成员身份。7月10日，WHO先遣小组前往中国筹组新冠病毒溯源调查。两件事情都不算小事，对于全球公共卫生体系和美国在多边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来说，美国退出WHO是一个影响巨大的事件；全球疫情远未终结，调查病毒起源本应引起各国关心。但国际社会对两者的反应都相当淡漠，美国终止WHO成员身份这个协议需要明年7月正式生效，今年11月大选结果，才是明年是否退出的关键。关于病毒起源，国际社会厌倦了中国的撒谎与WHO的偏袒中国。 美国退出WHO，利益相关者在意 单个事件看，美国退出缘于WHO失去诚信，美国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6月间，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公布了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中共及WHO所扮演角色的中期报告。该报告的结论是：中共在武汉疫情爆发初期隐瞒实情并打压披露真相的医生和记者，忽视了《国际卫生条例》中有关在第一时间向WHO通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规定。报告认为，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在知道爆发疫情的几个星期后才将情况公布于众，这种渎职行为给全球造成重大生命和经济损失。 报告还认为，世界卫生组织迎合中共宣传，助长了中共的掩盖行为。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委员、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议员科默(James Comer)支持川普府的决定。他在一份声明中称：“中国撒谎，WHO照办，美国人丧生。” 这份报告公布后，世卫组织在6月底更新了有关疫情应对的英文版时间线，承认世卫组织最早是从网上的当地报道得知武汉出现病毒性肺炎病例。 美联社于6月2日发布的一份报告被广为引用。美联社根据数十场访问和内部文件发现，在整个一月份，WHO公开称赞中国对新冠状病毒的迅速反应，但“世卫官员私下对中国官方提供的相关信息不足感到不满，声称赞扬中方是为了获取更多信息”。WHO相关人员的解释是，他们称赞中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美联社的调查报道为WHO开脱，称相关录音表明，不是像美国总统川普所指控的WHO与中国勾结，而是由于中方向他们提供了法律所要求的最少信息，使得WHO一直处于“黑暗之中”。 美联社这一报告的价值在于，证明了WHO确实在中国疫情信息上撒了谎，对于中国与WHO的关系之推测，完全不必认真对待。WHO因为配合中国政府而获得中国几次公开奖赏：3月8日，中国政府宣布向WHO捐款2000万美元；4月23日，中国再次决定向WHO增加3000万美元现汇捐款。５月20日，中国官方机构人口福利基金会引导中国企业、慈善机构和个人向世卫组织捐款。 那么，为何国际公共卫生界与联合国对川普总统宣布退出WHO表示不满？原因很简单，川普总统“让美国伟大”落实在外交政策上就是美国优先。从二战之后，一直是美国出钱出力，必要时牺牲本国青年的生命，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这种格局的改变，让搭惯了便车的国际社会极不舒服。美国这些年来先后退出巴黎气候协议、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退出哪个机构，哪个机构的经费就少了一个主要来源，联合国财政困难几乎成了常态。 美国承担领导责任的实质就是多出经费 美国退出WHO，对这个组织影响巨大，因为美国是WHO的单一最大捐赠者，每年捐款约4.5亿美元，美国退出会使WHO在未来失去上述资金，将令该机构更多地依赖私人捐赠者，例如其第二大捐赠者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这将加速一项转变，即全球卫生依赖于少数亿万富翁捐赠者和慈善机构，而非西方大型政府的纳税人资金。这项转变将使WHO的性质发生改变，而且资金依赖将变得不稳定。 谭德赛作为WHO总干事，为什么会如此轻忽美国的感受？川普总统多次说，我们每年给WHO资助4.5亿，为什么不如中国的4000多万？这事儿，只能说川普总统没想明白：美国给联合国、联合国下属机构的资金再多，也被受益者与世界各国视为理所当然。二战之后，你美国主导创立了联合国，用它来作为贯彻美国国际政策的工具，建立了由美国主导、各国受益的国际秩序。久而久之，世界习惯了由美国出钱出力为世界提供的公共品——国际秩序，无需领情。我相信，WHO也是这样看的。在WHO的心目中，美国的4.5亿美元年金与中国的4000万美元年金都是理所当然的常规例金，只有额外的钱才是WHO可以灵活支用的金库。 如果说这还不够明白，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可以作为说明：某人去上班途中要经过一地铁出口，那里有位乞丐长年蹲守。这位先生每次从那里过，都要给乞丐的碗中放上一美元，风雨无阻地持续了好些年，乞丐视为每天应得收入，从未表示感谢。但有一天，这位先生出门匆忙，身上忘记带零钱，从那位乞丐面前经过时，没有放钱，结果被乞丐一把抓住：为什么不给钱？——这个故事蕴含的哲理是：当资助他人成了常态，就成了资助者的责任，而非义举。 中国很懂得如何在国际社会撒钱：到非洲，主要让权贵集团受益而非民间；资助国际组织，不多承担规例经费，但愿意非正式地资助，包括资助这些权贵的亲属子弟（例子太多，美国就有，不举了）。比如对谭德赛的政治投资，早在2017年WHO干事长换届选举前就开始了，先是联合非盟，游说一些国家，将谭德赛推上干事长宝座。谭德赛2017年7月1日当选后不久即去北京，北京立即答应捐助2000万美元。 无论华府政治圈是否全部赞成美国退出WHO，此事缘起于WHO在疫情信息公布上处置不当，太多考虑中国的要求，忽视了其他国家的利益。WHO这种态度后面，金钱起了明显作用，是无法否定的事实。 因为WHO迟迟不宣布全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甚至指责美国等对中国的断航措施，对全球造成的生命、健康、经济损失，WHO必须承担责任并认错。 联合国作为全球化推手的功能受到严重质疑 联合国成立之初，美国希望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协调者，这一功能在战后十年后基本结束；美国转而将联合国作为美国推行国际政策的重要功能性组织。但时过境迁，联合国与创始国美国、英国等日益疏远，反而成了中国施展拳脚的重要舞台。今年联合国75周年庆典，世界各国态度冷淡，原因就在这点。这些，我在《联合国与西方国家日行日远——写于UN75周年生日之际》一文里，谈过中国因素对联合国各组织与政策的影响，不更新，迟早面临生存危机。具体到WHO的情况，从处理埃博拉疫情以来，直至今年处理武汉肺炎疫情，都暴露出WHO的政治性领导组成方式严重限制了其紧急行动的能力，并经常显示出专业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紧张与冲突。 美国与WHO之间的关系走到今天并非没有预兆，SARS算是2020年武汉肺炎的预演版。自那以后，美国医学协会（IOM）出版报告，提出了导致传染病卷土重来的八个原因，列在首位的就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人口日益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传染病也随之周游列国。该报告指出，频繁的人口流动使得传统的隔离方式根本无法生效，也使得一国爆发的传染病会迅速地传播到其他地区。 无独有偶的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04年的一份有关2020年世界前景的报告中预测，只有“一种重大全球冲突”的发展，才能阻止全球化的持续发展。这个发展是什么？即全球瘟疫大流行。报告提到，到了2020年，世界越来越受到身份认同政治的困扰，全球化将面临政治反噬。如果有什么事情会使全球经济整合脱轨，那很可能会是一种致命新疾病的大规模传播。这份报告的主持者是曾任外交官及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的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gs）。哈钦斯在最近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他们在这份报告中所试图提出的观点是：“全球化是普遍存在的力量，同时带来了好的与坏的后果”。 武汉肺炎的全球大流行，终于让发达国家看到了全球化的黑色版，疫情过后，这场持续了20多年的全球化进程面临大逆转。国际社会畏惧美国退出的变化，都希望美国大选结果改变这种美国退出的格局。其实，认真考察联合国近20年作为，无论美国是谁当选，世界想回到2016年以前均无可能。因为全球化1.0的推手与主导者是美国，美国今年遭受来自外部与内部的重创，欧盟也遇到严重问题。所有这些，都注定全球化1.0版结束，未来的2·0版是什么状态，倒还真与美国国内政治密切相关。 （全文转载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