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诺贝尔委员会近日公布本届和平奖得主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画署”(World Food Program),主要理由是它防止了世界利用饥饿作为战争武器,并促进粮食安全。和2012年颁给尚未脱离欧债风暴的欧盟一样,在冠冕堂皇的表彰用语之下,都显得有些牵强,尤其对照这座奖项百年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辉煌纪录,尽管争议的受奖者不少,似乎也都好过又一次把“世界上最具声望的和平奖”弄得如此索然无味。
因为它之所以能在全球数千个和平奖中独具一格、如此权威,正因为它能将早期仅关注欧洲国家一举一动的视野,逐步扩充为全面关切这个世界,更重要的是,它同时不断对所谓的“和平”注入新意,从著眼于谁能“推动裁减军备和举行和平会议”,到进一步将和平诠释为“和平不离自由、自由不离人权”,和平奖与时俱进的特色,让自己登上世界级的地位,远远超越创办人阿弗烈德、诺贝尔当初立奖的想像,因而就算它和诺贝尔文学奖并称是最容易制造争议的诺贝尔奖,仍不减其崇隆声望。
它的影响力无庸置疑,所以每年十月,很多独裁国家都会盯著它这回又要给自己找什么麻烦,它也确实让许多独裁者恨之入骨。像是1935年,它把奖项颁给反纳粹的奥西次基,1975年它颁给了苏联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1983年颁给波兰的工运领袖华勒沙,1989年颁给西藏流亡领袖达赖喇嘛,1991年颁给了缅甸的昂山素季,2003年颁给了伊朗人权律师伊芭笛,当然,引起最大震撼的就是2010年颁给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
这些得奖者都是站在极权统治者的对立面,他们获奖,并得到世界高度关注,从而大举垫高了他们的分量和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奖仿佛这些反抗者的精神后盾,让他们成了世界级的领袖,对他们所反抗的极权政府,形成另一种“兵不血刃”的直接打击。于是,这些当权者中,有力图阻止自己国家得奖者前往领奖的,有领了奖,却被自己政府威胁要把奖座没收的,至于刘晓波获奖后,也未能让自己减轻一丝一毫牢狱之灾,最后是病死中国的狱政之下。
当然,这座奖项纵然多次为人类世界黑暗的角落照入光明,却也不见每次都能直接为和平发挥作用,如同当年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领导人阿拉法特、拉宾因为签署了象征和平交好的“奥斯陆协议”,共同在1994年获颁和平奖,结果得奖隔年,拉宾就被以色列激进份子刺杀身亡,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玛斯亦对以色列再派出自杀炸弹客,阿拉法特则直接撕掉“奥斯陆协议”,以巴冲突很快又退回到原点,那座和平奖摆在他们各自的案头则还不到一年。
同样的,和平奖也不是没有“识人不明”的时候。昂山素季重返缅甸政坛后的表现即是一例,更早之前,1907年得主、义大利和平主义者莫尼塔,不也在得奖数年后就转而公开支持义大利攻打土耳其,至于2011年因推动非洲女权运动获奖的赖比瑞亚总统瑟莉夫,得奖三个月后就在接受媒体时强调“人权不及同性恋”。
诺贝尔和平奖“谜一样的安排”,还包括历来另有不少遗珠之憾。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印度圣雄甘地,他曾经一连被提名五次,每次呼声都很高,却一再和和平奖擦身而过,最遗憾的是,1948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终于决定把奖交到甘地手上,他却在同一年遭暗杀身亡。
甘地长年以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诉求反抗英国高压统治,之前为什么就是没有得奖,后续揣测众说纷纭,其一是挪威不想得罪当时和它关系友好的英国,其二理由,则被认为比较契合个中原因,即当时有决定权的诺贝尔委员会成员,对甘地个人民族主义倾向、独裁特性有所疑虑,并对甘地在政治领袖及和平运者的角色切换,未能得到清楚界定。
总之,诺贝尔和平奖就是一座充满“人味”的奖项,在它百年历史中,绝大多数时候不乏激起共鸣,相当程度鼓舞了人类社会朝良善的方向前去,也曾多次扮演受压迫者的守卫,让他们能持续奋起对抗自己眼前不公不义的强权。但也偶有纯打“安全牌”的模样,进而有失诺贝尔和平奖自许对人类社会的积极贡献,今年的结果,应该也会得到类似的评价。至于在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公布得主之前,中国外长王毅借由欧洲之行,警告挪威别再把和平奖赠给中国异议人士,尤其是香港抗中者,此话是否确实“发挥作用”,只能留待日后出土的文献去推敲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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