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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30年前，也就是1994年，中国共产党前领袖毛泽东的医生李志绥在美国出版了《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这本书揭示了毛泽东隐秘不为人知的一面，在当时引发全球关注。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一个广泛的共识是，中国和中共未来不太可能再出现毛泽东那样的独裁者了。然而，不到20年过后，中国的现任领导人习近平正展现出一种不是毛泽东、胜似毛泽东的姿态。于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一书便有了一种它当初出版时人们看不到的意义——为人们理解宣称要效仿毛泽东的习近平提供了重要而有趣的参考。 初读《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的认知 1994年，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李志绥医生记录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20多年的回忆录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这本书的中文版的名称是《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任政论杂志《北京之春》主编的学者胡平，长期研究哲学和中国政治，熟读有关中国政治的文献。胡平如此回忆他当年第一次读到《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时的感觉： “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视角，又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毛泽东。这么就丰富和加深了我们对毛泽东的认知，也印证了我们的一些认知。举个例子，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里就写道，以我的后见之明来说，假如当初民主人士提的意见没有涉及毛，那么文化大革命一定会提早10年在1957年，而不是在1966年发生。 “这个见解和我的见解不谋而合。我原来也是认为，毛泽东在57年发动整风号召，人们给(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并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要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而是错误估计形势。他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本来想的是大家就会响应伟大领袖号召，批判各级当权派，拥护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就像文化大革命那个样子。 “不料，整风一开始各种批评纷纷而来，不但批评了各级当权派，连他这个老和尚也在批评之列。这样他就受不了了。他就翻脸，然后就搞了一场反右，把整风变成了反右。在这一点上，李志绥医生这本书给我们提供了很重要的、别人都不可能知道的事实，那就是，作为医生，他注意到了在57年的5月中旬，也就是毛泽东刚刚把这个整风变成反右的时候，毛泽东那个时候的情绪很不好，一天到晚躺在床上，精神抑郁，还得了感冒，把他叫回来。毛的睡眠更不规律。 “他(李志绥的)这个特殊的观察角度，从毛泽东当年的身体的状况、情绪的状况，让我们知道了毛泽东反右的一个真实的情况。这就是这本书独特的一个价值。” 说到习近平声言并竭力效仿毛泽东，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中国文学与语言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的见解是： “习近平当然希望做一个毛泽东，他本来没有多大的其他的知识资源，教育水平、文化水平不高，也没有到外国旅行过。所以，他上来的时候就觉得，我得做d点什么事情，他就有一种焦虑。然后，他唯一的一种知识、资源是回到毛泽东。我觉得是他有意识地去模仿。 “当然，他表面上有很多方面是模仿，一直到喊口号。我记得大概是1967年，林彪劝中国老百姓全国要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后来，大概两三年前，我注意到习近平用了完全一样的字句，只是替换成习主席而不是毛主席。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他当然能够模仿毛泽东。但是更深刻地去重演年毛泽东时代的那种气氛，那种社会，那完全是不同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相当不一样。当然相同的是，老百姓的很多人有过分热情的极端的共产主义或者民族主义，这种年轻人的思想是相同的。但更深的一层面上，我觉得是相当不同，因为现在网络来了。当然共产党也控制网络，但是无论如何，中国的社会有了网络以后，就跟毛泽东时期的社会是很不一样了。毛泽东时期的老百姓都是单独的，只能考虑他自己，他不知道别人跟他相同的想法，想法是有也不知道，所以有一种单孤气氛，现在有网络，有很多集体的思想，包括可以说是从下往上的一种自发的意识。现在这种老百姓跟毛主席的老百姓相当不同。 “所以，习近平想能够做一个小毛泽东吗？我觉得很难。第一是社会那么不同，第二是他本人就没有毛泽东那么狡猾。这两个人狡猾是一样狡猾，可是毛泽东毕竟更能干。毛泽东是个很特殊的一个人。习近平除了他勾心斗角的那种能力之外，没有毛泽东的那种脑子。” 毛时代与习时代的宫廷政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Nathan)长期研究现代中国政治。他从头至尾参与了李志绥大夫的这本书的出版。 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正式出版时，黎安友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指出这本书在世界历史上堪称独一无二，因为古往今来人们一直没有见过一个独裁暴君的长期陪伴者写出这样的一本详细呈现暴君日常生活和言行的书，而暴君的这种生活和言行通常是对外秘而不宣的。 黎安友在序言中写道：“心理病态在(毛泽东的)宫廷政治的氛围中蔓延，毛泽东的控制越彻底，他就越害怕别人试图控制他，他们煞费苦心竭尽全力试图取悦他，反倒使他感觉他们更可疑。”在黎安友看来，如今习近平的宫廷政治比毛泽东的宫廷政治有过之而无不及。” 黎安友说：“一个人手里有那么多的权力的话，就会引起各种心理的问题。他自己的心理的问题是，他如果定下一个接班人的话，他会害怕接班人可能会着急取代他。所以，毛时代先有刘少奇为他的接班人。后来他(毛)搞垮刘少奇。后来又有林彪，习近平到现在为止是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他没有一个接班人。他没有接班人的理由可能是害怕。 “如果有一个接班人的话，反对他的人会集中在这个接班人的周围，可能会使他倒台。所以，(心理病态)这个问题是存在。” 胡平认为，当今习近平时代的宫廷政治比毛时代的更险恶，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 他说：“毫无疑问，中国的宫廷政治这种状态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说比以前更严重。你想，毛泽东从1949年掌权以来发动历次的运动，包括后来的庐山会议，包括文革，清除清洗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官员，包括他自己指定的两个接班人，他的权力是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大。 “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越来越感到不安全，因为他清洗的敌人越多，他打倒的人越多，他就给自己树立敌人越多。因此他越来越感到周围的人谁都不可信，谁都想害他。于是他就陷入这么一种恐惧，这么一种病态。 “习近平的情况就跟他一样。习近平上台以来，先是以反腐败的名义搞大清洗，先后清洗了党内高层，包括薄熙来、周永康、令计划这一系列的高层的人物。在他上台的整整十来年的过程中间，他清洗的中国高级官员之多，尤其是军队将领之多前所未有。 “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指望习近平会感到安全呢？尤其是在二十大之后，他周围的人按说都是自己提拔的人了，要说江泽民派胡锦涛派也就是（先前早就被清洗的）徐才厚、郭伯雄了。可是。习近平依然清洗了一批又一批。当年毛泽东虽然对很多人都不信任，他至少对他周边的汪东兴那个人的忠心是从不怀疑的。可是你看现在的习近平，就连所谓中央警卫团、现在叫中央警卫局，他连对这些人全都不放心，换了一个又一个。还有几个居然就离奇地就死掉了。” 认识当今中国，李志绥的书有何意义 李志绥医生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讲了毛泽东的许多令人颤栗的不对外公开的言行。其中有那件事情对世人理解今天的中国及其统治者习近平最富有教育价值？作为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的见解是： “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如果权力过分的集中，是不是意味着人敢说真话，或者他们怕说真话？一个民主制度虽然有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真话，因为在很多方面，在政治、在反对党、在媒体能有很多人敢说真话。但假如是一个威权专制体制，如果没有人敢说真话，领导没有也没有可靠的信息去决定政策。 “另外一个方面也非常有意思。这就是政治权力跟生活的关系。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在他的手里有很多权力的话，他是不是会滥用这个权力去，把别人当作工具。毛是这样。他在生活中也表现出他对别人的总的态度就是把别人当作工具，不是把别人看为独立的有价值的一个存在。” 胡平认为，读李志绥的书，了解毛泽东时代，对认识习近平时代以意义重大。他说： “李志绥讲的事情很多。其中他讲到假如在大跃进初期，毛泽东就知道事情的真相，他未必就不愿意去制止那场大灾难，大饥荒；当然，如果毛泽东知道事情当年大跃进不是大丰收，不是亩产超万斤等等，他虽然是独裁暴君，他从主观上也不愿意中国老百姓死了。 “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他的高压统治本身就造成了谎言系统，而他自己就被谎言所包围。而当他发现问题的时候，再去纠正别人，事就会很严重，因为纠正错误就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权威。这么一来，暴君就宁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了。 “我们知道《三国演义》里就这么一个例子。袁绍刚愎自用，在官渡之战不听谋士田丰的建言，还把田丰关到大牢里，后来果然被曹操打败了。战败的消息传来，狱卒就告诉田丰说：你看，主公没听你的话，结果打了败仗了，而这一下你就大概有望复起了。田丰说，不是这样，如果主公打了胜仗，我可能还能活命；主公打败了，那我肯定会死。结果袁绍回来就杀了田丰，毛泽东就是这个情况。他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了58年下半年，到了59年上半年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大饥荒，就已经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 “但是他不喜欢讲真话的人。当他发现纠正一种错误可能会削弱他的权威的时候，他就不去纠正错误，而是要坚持错误，将错就错或者更厉害。我想，这就是共产专制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一点在你的书里头，可以说是披露得淋漓尽致，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的统治我想有也有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绝望无奈之中除了躺平还能做什么 当今中国盛行“躺平”之说，也很多人也选择躺平。似乎显示了现在很多中国人对习近平的统治感到既绝望，又无奈，就像李志绥在他的书中所描写的毛泽东统治末年一样。这种局面使许多人想知道，在应对眼下这种既绝望又无奈的局面的时候，中国人除了选择逃避或选择诅咒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方式？ 在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说： “我作为外国人，我不好给中国人任何的建议。但我们如果看89民运也好，(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解体也好，最近在委内瑞拉和孟加拉国发生的事情也好，都有一个教训，就是说，如果很多人大多数人的心理发展到某一个地步，早晚会发生一个危机。就是说，人如果不可能再忍耐的话，早晚会发生一个内部的危机，大家会早晚会出来反对(当权者)。 “与此同时，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会发生。所以在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的话，应该采取一个怎么样的态度呢？一个是像刘晓波，或者是像(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那样要尽量生活在真实中(即尽量不欺骗自己)，尽量依照真实生活。我自己的说法是，大概我没有资格告诉中国人怎样生活。” 学者胡平认为，当今中国政治虽然令很多人感到无奈，但现状与绝望之间还有一定的空间。他说： “躺平本身就是一种反抗，是在民众一方面普遍感到反感、表示拒绝，但同时又没有又没有力量去进行正面的、积极的反抗，人们就会采取这种所谓躺平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磨洋工的方式。这个毛时代，我们就看到这种反抗的方式。这其实学术上也有专门的词，就叫弱者的反抗。 “而且现在毕竟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还是完全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使得下面的人，一般工农兵你想努力都不给你的机会，因为你再怎么努力，也不能改善你自己的处境。而现在中国有了民营企业这么一个一定的空间。在这一方面，一些部门很多人仅仅是为了改善自己生存，需要比较努力。因此，现在这种磨洋工的程度，这种广泛性和毛时代晚期毕竟还是有这么一个区别。 “这种状况，这种状态，这种磨洋工，它实际上是在继续积蓄不满。它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的。”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自30年前出版以来已经成为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经典文献。但在中国，这本有助于了解中共政权的过去、认识中共政权的现在的书一直是禁书。
在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当权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发展轨迹，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本文通过多位亲历者回忆这段历史中的悲剧片段，展示他们的反思和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这一新生共和国随即进入了长达27年的政治社会动荡风暴。 时间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故苦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话语。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执政近27年（1949-1976年）间，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斗了地主、斗富农；紧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跃进，更演变成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中共党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口总数。中共原领导人赵紫阳的幕僚、曾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秘密报告，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人至4600万人。 然而，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没结束。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社会动乱，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个人记忆与社会创伤 今年7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回忆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各学校停课。他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度过10年农民生活。他说，当年前后掀起56场运动，第一场运动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是“乞圣”，通过乞讨办了几所大学：“毛泽东的恶就在这，最开始批判中国文化。文化从教育开始，就把2000万中国学龄青年送去农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乡到了黑龙江，俗称 ‘北大荒’。有一话说‘猪狗不知嫌他脏，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种了10年的地，就是农民。” 周孝正认为，根本没有所谓“二次文革”的概念，因为一次文革到现在都还没结束：“毛泽东的像还在天安门挂着，就证明所谓一次文革就没结束。” 何三坡目睹红卫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诗人何三坡对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红卫兵批斗“黑五类”，以及学校里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歌颂活动。他说：“6岁进了镇上的小学，正值文革早期，翻开语文课的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万岁’，简直是谎话连篇。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高挂在学校，高挂在公社，也高挂在各家各户的屋子里，每时每刻都在俯视我们。” 何三坡表示，当时学校经常不上课，几百个孩子被校长带到公社广场参加批斗大会，县城来的警察、军人和公社领导坐在台上，一个个面目狰狞，大声宣布“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黑五类的各种罪行。高音喇叭声震天动地，那些遭受批斗的人被五花大绑、垂头丧气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个黑五类身边站着两个背着步枪、咬牙切齿的民兵，紧紧抓住他们的胳膊，随时会对他们拳打脚踢：“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暴力场景实在太过惊心动魄。因此，我始终认为，经历文革的一代人都会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还记得，当时每个学生都不能闲着，被老师们分成各种宣传队，不分昼夜去各村各镇搞文艺表演，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在集体劳动中一个个舍生忘死的人：“即使在伟大的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见识到这样的场景。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疯人院，成人们完全陷入了一种嗑药后的疯癫状态，每天都有各种荒唐闹剧在反复上演。”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夸张、最漫长又最恐怖的噩梦，”何三坡下了这样的注解。 文革打醒对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识阶层 旅居海外的内蒙古政府原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说，他认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科学家，某次吃饭时突然声泪俱下说，当天是女儿的忌日。这名科学家当年受到中共的宣传号召，回中国支援建设学校。科学家拿着女儿的照片批评毛泽东太邪恶，他在文革被批斗，连女儿都被害死。他感叹英年早逝的女儿不仅年轻貌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学校成绩总是拿第一。 “毛摧毁了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摧毁中国经济基础。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无穷无尽，制造了无数无辜者的苦难。所有对共产党那些充满幻想的人都给打醒了，”他说。 文革导致无数人受迫害 关于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传叶剑英在1978年12月曾说，文革10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不过，此版本并未被证实。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估算，文革导致10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扬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读过文革书籍的法拉奇对毛泽东评价存疑，询问中共当局把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邓小平回应，必须清楚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后期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客观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国祚撰文写道，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邓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坟” 杜文说，他的一位老师曾是邓小平身边秘书之一，这位老师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视角观察邓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邓是非常恨毛泽东，恨不得把他鞭尸”，但是邓小平当时头脑相当清醒，他告诉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中国人被毛洗脑，绝大多数都是对毛极其崇拜。不论多恨毛，如果贸然否定毛，会将整个国家引入动乱、彻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坟，并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公有制，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这些共产党政治经济学的人认为，只要允许老百姓财产私有，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走”，一方面为了稳定毛派，对其错误“三七开”；同时向右走，这才有了后来在“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变成了毛泽东。 “我的老师说，在邓小平身边感觉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一生都被改变，家破人亡，最后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对象，”杜文表示。 从人民到公民 未来之思考 “九零后”作家童天遥认为，她这一代人在娱乐喧嚣中成长，对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强调，没有普遍关心公共事务就不会诞生民主：“我这一代人成长的岁月里，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经微乎其微。”今年将满30岁的中国作家童天遥以年轻人角度分析，他们是在喧嚣的娱乐生活中，回避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但这种回避是无效的，因为真正的文明建立于对政治生活普遍的关心，政治既可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不受侵蚀，同时也可以迅速和彻底地摧毁人们的人生。” 她观察，祖父、母亲历过文革和大饥荒，但是祖父辈从未有机会反思灾难是何以笼罩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轻易地从历史中脱离出来，正如这代年轻人已经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一样：“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们都将一代人摁进了历史的尘土里，使之被时代的创伤和疯癫终身扣留。” 童天遥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说，“当你成为政客粉丝的那天，就是作为公民失败的那天。”她认为，在中国国土上不能只谈人民而不谈公民，人民是一个象征性的集体概念，公民才意味着享有政治权利的独立个体。回顾历史，是让中国人有机会从人民变为公民，而没有日常的公民意识，就不会诞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虑，“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准备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曾在节目中公开表示中国“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特别大”的大陆知名导演冯小刚，12月31日在微博发表“新年寄语”，被解读为话中有话，有网民回应说，“冯导作为过来人，这是在教授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在文革中活下去的经验”。 时序迈入2024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发表了“新年贺词”，称2023年“经历了风雨洗礼，大家记住了一年的不易”。中国目前的形势严峻到何种程度，从冯小刚的“新年寄语”中可见一斑。 冯小刚12月31日在微博的贴文中说，他是应新浪微博之邀写下新年寄语。他写道：“2024年，别的咱们说了不算也管不了，咱就祈求国泰民安吧，咱就都与人为善吧，善良也许不能让你发财，但社会的整体善意会在你倒楣的时候获得些许的关怀和同情。随和点，人得有朋友，不能逮谁跟谁掐，得跟全村全公司的百分之九十的人交朋友而不是为敌。” 大陆导演冯小刚“新年寄语”。（微博撷图） “2023年，纵有一万个不如意，我们仍应该感恩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我们顶多也就是手里的钱紧了，碗里的肉少了，出门玩从北海道缩减为林荫道了。” 冯小刚写的几句话，让人十足感受到中国经济近年直线下滑，让升斗小民苦不堪言。但中共仍在自我吹嘘经济“全面向好”，但又矛盾地出动国安部清零所谓的“唱衰中国经济”言论。 社交媒体平台“微博财经”、“微博股票”去年12月14日通知博主“发博请务必注意言论尺度，切勿发布任何唱衰中国经济的言论”。甚至中共国安部已将唱衰中国经济视为“危害国家安全”。这种状况前所未有。 冯小刚说：“人得往好处想，往亮堂的地方走，日子是需要晒太阳的；人心也是，阳光一点，必然会招人待见，心里阴暗最终反噬的还是自己，恨别人不死不如把自己活好。” 网民解读冯小刚“新年寄语” 对于冯小刚的“新年寄语”，网民解读为“话中有话”“冯小刚厉害了”“也是个爷们儿”“对包子的认识入木三分”；还有网民说，“人要往亮堂的地方走，也算是说了句实话。有共匪这种阴暗下流的组织，中国好不了。所以移民的人越来越多，走线的人越来越多。” 海外社交平台X（原名推特）则是有网民问：“冯小刚在影射谁？”随后有网民回应： “暗讽现在的环境”。 “冯导作为过来人，这是在教授现在的年轻人如何在文革中活下去的经验”。 “现在国内有钱没跑的，心里最慌，一怕打仗，家产分分钟被充公买了炮弹；二怕乱世，住着豪宅开着名车就相当于脑门上写着‘来抢我啊’；三怕文革，名人说错话轻则封杀断了财路，重则入监没了自由。冯的话处处透露着对盛世的担忧”。 “是不是已经肉身在外了？这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啊！不然敢这么大胆！” 中国再来一次文革 “一定把你弄死，让你翻不了案” 中共2012年8至9月在中国各地发起反日示威活动，部分城市的示威游行演变成针对日企、日货的打砸烧抢、暴力骚乱。去年，网传冯小刚在香港凤凰卫视受访的一段视频，他感慨地说：“我始终认为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可能特别大，而且再来文化大革命可不是像过去，给你挂一个牌子、撅著你、斗你，这次一定把你弄死，让你翻不了案。” 他还表示，他不断地在各种饭局警告身边的有钱人：“现在是‘抗日’，将来就会转成‘抗富’……冲到你们别墅区里，把你的家砸了，把你的东西拿走了。”
中共中央自1994年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成为每年最重要经济政策会议，都是由总书记亲自召开，所以中国官场就开玩笑说：“简单人不看、看的人不简单”，今年特殊的是习近平开到一半就急著出访越南，可见匆促与主导权在越南这一边，因此习近平回程就顺便到广西调研，让缺席经济工作会议有更丰富的行程。 在广西视察时，在糖料蔗基地，走过甘蔗园，突然停下来，在甘蔗上摸了一下。离开之后，这几颗甘蔗树就围起红龙柱，开始收费，一人20元人民币，供大家拍照，网上社交平台民众开始流传“习大大摸过的甘蔗”旁照片。学习习近平的姿势，左手碰著甘蔗，宛如与习近平握到手一样露出兴奋神情的珍贵照。因为人数太多，甘蔗已经被摸到发亮，更出动保安戒备。 场景与文化大革命时的芒果崇拜一样，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当时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Mian Arshad Hussain访问中国（一说芒果出身地是印度），赠送一篮当地的芒果特产给毛泽东。同时工人宣传队镇压清华大学红卫兵，因此毛泽东为了奖励这工人胜利，就把芒果送给他们。工厂工人还举行一个盛大芒果欢迎仪式，唱诵著毛语录，每个工人摸一下就很兴奋，最后芒果摸到烂，只好切丁煮汤，每个人喝一口还是很兴奋，最后用蜡包著芒果，还有用金子打造芒果供奉著，写著毛主席万寿无疆。 独裁者个人崇拜，透过毛泽东加持的芒果，芒果代表毛泽东对工人的支持，芒果是毛泽东直接下令送来的。对工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收到看得见摸得著的来自毛主席的物品，十分难得可贵。毛泽东透过个人崇拜，让人民爱毛泽东远远超过爱中国。 独裁的个人崇拜与马屁文化是息息相关，中共一大纪念馆展示都是历史的文物，但其中有一件展物，是习近平端详过的茶杯也被公开展示，介绍该展品为“习近平总书记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端详过的茶杯”。中宣部不断展示习近平年轻时向农民学习，在下乡插队住过窑洞放过羊，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等造神运动。 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有其天生的领袖魅力，但习近平缺乏魅力的领导人，除了强调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等口号以外，需要透过操作才能达到个人崇拜，因此借由外物，搭配马屁文化，营造习近平是受人民爱戴，形塑是人民自发与发自内心的。毕竟习近平离中国人民很远，人民只能借由习近平摸过个甘蔗，感受与习近平近距离接触，这些操作与独裁国家或毛泽东时代没有不同。 （※作者为淡江大学外交系中国大陆研究所专任助理教授，台湾自由选举观察协会荣誉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本月19日，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刊登出标题为《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的文章，因为文章内容中有一句“习近平自己就是文革的受害者——据称他被自己的母亲出卖，被流放到贫穷的农村”，几家转载此文的中文网站都将标题扩展为《习近平自己就是受害者 中国不能抹去文革十年》。 文章刊出后，有读者是在认同习近平是“文革的受害者”的前提下，解释他为什么要引领中国“抹去文革十年”，诸如“通常家暴下长大的孩子，成年以后会有暴力倾向”；“跟旧时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是一个道理，被虐后就想着怎么去虐别人，并以此为荣为乐”：“正是因为是受害者，才要加害于别人啊。只有我受过苦，你们开开心心，那我的苦不是白吃了”，等等。 同时，更有读者持相反观点。比如一则评论的内容是：“纽时实在太low 。连个上过学的人都没有吗？习近平能有今天，就是文革的受益者好不好？！没有文革能有今天吗？这根本就不是政治观点的问题，这是最普通的逻辑。”。 再比如一则网名“Timberwolf ”者发表的评论内容：老毛说过‘感谢日本侵略中国‘因为日本侵华给老毛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你不能说老毛是日本侵华的受害者。同理，习近平把自己的文革经历作为资产铺就了上位之路，所以习是文革得利者而不是受害者。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习要一意孤行推行文革。“ 关于习近平到底是文革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在网上能够读到众家之言。一篇署名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引言是：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学统编教材已经将有关文革历史的叙述作了根本性修改，涉及毛泽东错误的文革动机，把错误一词删去。并且把这场持续十一年、祸患全国城乡各族人民的浩劫，改称为艰辛探索跌宕起伏的曲折发展的一段时期。这种轻描淡写的笔触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历史决议关于文革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地发动和领导的浩劫”的历史结论。在文革受害者尚还健在的今天，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党政领导集团已经公然改削教科书，否定历史性决议，习近平的头脑里到底有什么文革印象？当年全国各族人民在苦难中煎熬挣扎，他和他的笔杆子头脑中的文革则是另一回事。国内外各种吹捧习近平生活经历的文章铺天盖地，我们不妨去伪存真，做一番严谨的筛选和分析。 关于习近平父亲习仲勋早在“文革”爆发之前的1962年已经遭到政治整肃的那段历史，这里不作详述。习仲勋在 1962年离开副总理职位，内部处分，仍保留公职，没有被逮捕关押，而且被周恩来一再叮嘱“不要想不开（自杀）”。他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西宫所“学习”（接受审查）。习近平母亲齐心本来就在党校工作，实际上夫妇同在党校。 接下来就是“文革”开始，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来说，当年的习仲勋习近平一家确实也是经受了很大的波折和压抑。但是从整个中国和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比较，尤其是跟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跟彭陆罗杨反党集团案比较，习仲勋案的处置又相对温和。胡风案牵涉２１００人，逮捕９２人，多人死于监狱和劳改营，多人疯癫，仅极少数人生还；彭陆罗杨全都关押秦城监狱，九死一生，毛死之后才出狱。 而习仲勋因“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被毛泽东抛弃时，文革还没有爆发。文革前夕，习仲勋调往洛阳，反而是有幸躲过了北京浩劫。。当时，刘少奇本人关押病死，王光美长期监禁，长子自杀，其余子女均受迫害，彭德怀、陶铸关押多年病死……,不胜枚举。而习仲勋没有判刑入狱，保留了高干身份，游街、批斗、仅仅聋了一只耳朵，相比之下，尚属幸运。 当时的习仲勋被下放洛阳，全家都没有跟随。彭小明的文章中分析说：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因为年齿尚幼，文革之前的所有惨烈政治运动他基本不会有印象。与之同龄的青少年一般应有一点三年特大饥荒的饥饿难耐食不果腹的印象，但是当时北京和各省市高干家庭都有相应的营养特供。 文革从横扫牛鬼蛇神（打击地富反坏右）转入打击走资派的时候，习家也遭受冲击。不过，相比较而言，当时没有跟随习仲勋去洛阳的家属们遭受的这次冲击并不严重。按照彭小明文章的分析，因为时间已晚于“扫四旧“的疯狂高潮，高潮中约有十万家庭被阖家赶出街巷，押解农村落户。而习近平一家远非如此凄惨；他们被安排搬入了中央党校，到习近平母亲工作的的地方居住。在党校里面当然已经没有高干宿舍的电话和秘书、警卫员，但是衣食住行还是基本正常的。比起老舍、陈梦家等名人、一些资本家和小业主家庭，红卫兵用皮带打人、用开水烫人，许多人当场被打死等的悲惨下场，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 笔者非常认同彭小明文章中“习近平一家尚属幸运”的结论。当然，这个“幸运“是相对而言。比如相对邓小平的长公子邓朴方被造反派逼迫跳楼致死，比如相比于刘少奇夫人及子女们所遭受的非人待遇……。 关于“文革“中习近平的”入狱“经历。彭小明的文章根据“习近平传记“的介绍，说是习近平曾经受过文革打击。例如曾经被关押，出逃以后，母亲齐心竟也不敢收留，主动将他送返关押地点，而且还在批斗大会上挂牌批斗。 彭小明认为：现实的可能只是，习近平本人也有参与联动的过激行动，高呼反对江青和中央文革的口号，坚持血统论的某些言论，高干子弟要掌权，红色恐怖万岁，乃至跟造反派学生发生肢体冲突……。毕竟当时抓捕联动的对象全部是高干家庭的子弟，毫无劣迹的人。当时的习近平的过激言行，他的母亲齐心应该是知晓的，所以他逃回家里，母亲也不敢收留，仍把他送回关押地点。 而从习近平2017年在中共十七大上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储君地位明显之后，中国内地官媒也在宣传文章中描述过他在“文革“中经历的”困境“，大致内容是：自1962年起，习近平由于受父亲习仲勋冤案的牵连，遭到歧视。父亲蒙冤时，习近平才10岁，也被打成黑帮子女。习近平15岁时，还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帮子女学习班。“文革”中，习近平受过批斗，挨过饥饿，流浪过，被关押过……。 同样也是这家《纽约时报》，早在2015年的时候就刊登过一篇描述习近平“文革遭遇”的文章，题目是《从文革浩劫中走出来的习近平》。 文中吹捧说：北京——文化大革命那场浩劫爆发时，他还是个身材瘦小的13岁少年，说起话来语气温和，热爱古典诗词。两年后，在武斗成风的红卫兵肆虐的北京城里漂泊沉浮的过程中，习近平变得坚强起来，成了一个在逆境中生存的斗士。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援引了2000年习近平还是福建副省长期间发表的一篇访谈内容，习近平回忆自己当年因为不甘受欺负而被造反派揪出来，“都以为我是头”，他说。 纽约时报当时的这篇文章中还说道：到了1968年底，习近平的反抗之举已足以让上面下令把他送去被打倒的官员子女待的少管所。不过，毛主席不久之后发出指示，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使他免去了遭到关押的命运。 纽约时报的这段描述大致上合乎习近平进中央工作之前几次对采访者叙述过的内容。那就是他在“下乡插队“之前只是被造反派弄去审问过，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关押“。 至于习近平当年“曾经被关押“的经历，起因也不是他参加过当时的所谓红卫兵组织”联动“，搞过”打砸抢“，而是他被迫下乡插队不久逃回北京被当成”盲流“关进了”收容所“。而所谓”母亲齐心也不敢收留“也是拍马屁者的演义。 事实是，当时所有被逼上山下乡的”城市知识青年“临行前都是要被注销城市户口的，也就是说，当时的习近平从踏上“热烈欢送北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西去列车开始，他的北京城市户口就已经变成了陕西延安地区的农村户口了。如此一来，无论是他习近平还是其他被迫“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到原来所在城市里搞不好就会被当地公安当成“盲流”关进收容所一段时间后，集中遣送“原籍”。这里的“籍”是指的“户籍”，即本人当时的户口所在地。 按照中共官方颁布习近平的公开简历，他到陕西梁家河插队的初始时间是1969年1月，离开那里的时间是1975年10月，满打满算是六年十个月。凑了一个整，便有了这所谓”七年梁家河岁月“的官方正式说法，习近平自己也亲口说过“当年同我们农民兄弟朝夕相处的那二千四百多个日日夜”。 但习近平当上总书记之后说这话时，显然是忘记了2000年他还在福建任职时接受记者采访亲口说出的如下 一段话：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见到我老革命的姨父和姨姨，他们说现在城市也不容易，你们在这儿（北京）干什么?天天让人家当作流窜人口?当时在国庆节经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让我们回去，先关在派出所，一进去就四、五个月。而且关进去不是让你白坐着，还要让你干重体力活，海淀街一带的下水管，都是我们埋的……. 习近平这里说的“国庆节“，应该是1969年的国庆节。计算一下，习近平是在1969年年中左右从陕北流放地“倒流”回北京家中的，这“流窜“回京后的两次被”专政“时间相加已经是十一个月，也就是说他是在1970年年初至年中期间才又被迫返回陕西梁家河。就算这两次被“专政”之间在北京见到自己姨父的过程只有一天，忽略不计，那么6年零10个月减去十一个月，他习近平真正的”知青岁月“事实上还不满六年。 更需要强调的是，习近平当从北京返回梁家河之后不久，也许是返回梁家河之前，他的老革命的姨父姨母已经向他透露了1970年六月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也就是说，进大学不需要经过考试了。按照彭小明的文章《习近平文革经历考》的说法，当时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写信给梁家河党支部，请求帮助习近平追求进步。这一封“妈妈来信”是日后习近平得到推荐照顾的早期铺垫。既为照顾习近平打了招呼，又不像其他知青的干部父母搞口头或书面的强索特权那样难听难看。在习家恢复名誉之前做到了恰到好处，不疾不徐。生产队党支部和公社党委的小干部们无不受宠若惊，觉得习近平非同一般知青。从此，争取上大学也成了习近平的重要动力。 “文革“研究权威人士宋永毅先生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人对一场政治运动的态度，常常是要总体来看，即要看他在这个政治运动中间是得利多，还是受损多。就习近平来说，他是得利多，受损少。习近平在“文革”初期，就读的是八一学校，北京的八一学校，是军队干部子女的学校，这个学校有两个特点，一是纨绔子弟多，一些高干子弟在那里不好好读书，习近平是因为功课差才送进去的。 他和薄熙来不一样，薄熙来读的是北京四中，是全中国最好的中学，是考进去的。所以为什么薄熙来看不起习近平，因为八一学校大家是靠父母关系进去的，不通过择优录取的考试。 宋永毅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中他习近平得了什么利呢？“文革”开始不久，习近平下了乡，下了乡以后他在那里当了农村的支部书记，很快以“工农兵“身份被推荐进了清华。进了清华以后基本上一帆风顺。按照习近平的水平，能进清华吗？“文革”前八一学校的毕业生很少能考进清华的。 这里需要定补充的是，薄煕来不但文革前进入男四中是考进去的，“文革”结束后，薄煕来也是靠高考成绩进入北京大学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把今日的中国带回文革式的中国，人们又得面对“洗脑”的问题。何谓洗脑？本来，一个人的脑袋影响另一个人的脑袋是正常的，影响一群人的思想也无可厚非。人群里交换意见，互相影响，是健康的活动，也是民主社会的基础。所谓的groupthink（群体思维）也不一定是洗脑。Groupthink常常只是赶时髦，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感而配合主流思想。 “洗脑”的意思是一个站在众人上面的权威，为了自己的某种利益，往下强加概念和价值观，惩罚出轨者。前苏联和东欧是明显的例子。斯大林说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前提是政治权威能塑造人的思想。纳粹化的德国，波尔波特的柬埔寨也是例子。历史上有许多例子。古今中外的邪教也很会洗脑。 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工程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而且侵入人们的意识比苏联的还厉害，甚至能够比肩邪教。 洗脑的途径和手法有两类：吸引人的和吓唬人的。吸引类常常是预测一个美好的未来：元代的红巾起义，清代的白莲教起义都预测弥勒佛的到来，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保证信徒死后会上天堂，马列主义预告理想共产社会会实现，习近平的中国梦宣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来临。这些诺言尽管多么不同但有两点是相同的：1）奖励要等到将来 2）必须服从的指示是现在的。 吓唬人的工具还更多，更有效。你不服从，我们给你警告。你不听警告，惩罚就来，你越不听惩罚越厉害：侮辱，隔离，监督，窃听，软禁，解雇，威胁家人，绑架，失踪，殴打，坐监，劳改，酷刑，一直到死刑。这些惩罚都不是秘密。人人事先都清楚，都有理由怕。洗脑的关键不是惩罚本身，是对惩罚的恐惧。 恐惧对思维的影响是最大的。 在信息时代里，与害相辅相成的一个很重要的洗脑工具是愚民措施。到加州大学来念书的中国大陆本科生很多不知道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六四屠杀是怎么回事，没听说过刘宾雁是谁，对今日在新疆的危害人类罪根本没意识到。应该说是不允许意识到。 但毕竟，人脑是很复杂的东西，有很多层面。外在的权威，从上往下洗，究竟能洗百分多少？没洗的层面还在那儿。不一定十分正常，甚至矛盾分裂，可是还在那儿。 今日的许多中国人有意识分裂现象。这也能理解。在当前的环境里，意识分裂是很正常的现象。比如晚上跟朋友吃饭喝酒，讲故事说笑话骂习近平是“习禁评”，不亦乐乎，但第二天上班做国家机器的零件。意识分裂是很明显的，而不只是老百姓或知识分子这样，国家干部，一直到高级干部的位置，恐怕也常常分裂。 从自己的经验里，我就能举不少例子。比如，大约是2002年，清华大学派了一位副校长和一位汉办主任到普林斯顿大学访问，研究学术交流的前景。我和普大的几位高级官员跟他们在“教授俱乐部”吃了一顿雅致的午餐以后，两个客人问能否到我自己的办公室去进一步谈语言教学问题，是否能够安排普大本科生到清华来进修。我当然同意。谈了可能半个钟头以后，有一位说要上厕所，问我在哪儿。我说出门向左，右侧第二个门就是。 他走了。刚一出门，第二位客人问我“有没有天安门文件？”说的是我前一年和黎安友合编的极其“敏感”的The Tiananmen Papers。我书架子上有几本，拿了一本准备送给他，打开准备签字，他心急地说“不必不必，有信封吗？”我拿了个大信封，把书塞在里面，递给他。 过几分钟，上过厕所的朋友回来了。要是这位去了，那位留了，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不知道。但我相信两个人的脑子都“有层面”。 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甚至在海外华人社会里，意识分层面现象相当明显。外面的表层是洗脑工程的产品，外表底下很可能藏着一些别的念头和价值观。但我们不能说那层外表只是假的，骗人的东西。从洗脑制度的角度来看，外表常常最重要的层面。外表标志你服不服从外面的权威。下面举两个例子说明。 张爱玲的小说“赤地之恋”里，有一位年轻妇女在一场批斗会上受到很严厉的谩骂之后，悄悄离去，在暗地里痛哭。别人发现她，指责她刚才接受群众的批评是装的。她反应快，登时说，不，群众那么关心我，那样鼓励我进步，哭的是感恩泪。这么一句聪明话能帮她逃脱困境骂？能，但并不是因为别人看不穿她的谎言，而是因为她说这句话等同于说“我向组织低头，我接受我的卑下地位”。在洗脑者的角度看来，这句话就够了。表层比内心重要。你服从我是我的目标，你自己怎么想是次要的。 第二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很好的中国朋友，住在海外，跟我合写了一篇文章，到出版时，他问能否用笔名？我没意见，出版社也答应，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需要笔名。我们合写这篇文章并不是秘密。很多人已经知道，难道北京的有关部门蒙在鼓里吗？朋友解释，笔名的关键作用不是保密而是跟对方保持一种默契。你知道我在批评你，我知道你不喜欢我的批评，你知道我知道你不喜欢，等等。谁不骗谁。但我不用真名挑战你，撕破你的脸皮。我“考虑”你，也希望你考虑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照旧允许我回国。这个例子也够清楚，官方的主要目标是控制一个人的外表，内心如何是另一个问题。 与其说是“洗脑”倒不如说是“洗嘴”。 虽说习近平把中国带回文革式的社会，可是毛跟习的洗脑工程还是不同的。毛的更彻底。伟大舵手对年轻红卫兵说“炮打司令部”，“灵魂深处干革命”真点燃了他们火热的内心。当然，毛时代里也有很多外表和内心不同的例子，但到了习时代，几乎一切都在外表。我请问，今天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点燃了多少内心的热火？从外面看，毛和习都达到了“思想统一”的目标，但相对地来说，毛的成就是更实质的，习统一的是语言表层。 刘晓波2002年写了一篇“法轮功与人权意识的普及” 的散文，把毛时代的“强迫统一”和02年对待法轮功的强迫统一作比较。表面上看是一样的：报纸上，电视上，学校里，会议里骂法轮功是完全一样的，甚至用词一模一样，让晓波联想到文革的语言。但进一步想，他意识到02年与文革有一点是很不一样的。在毛时代里，喊疯狂口号的人一般都相信自己喊的内容。思想统一是真统一。但02 年的统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说的配套话。话起作用就行，信不信是次要的。必要的话，向自己的良心说谎也都可以。在文章结尾晓波问：哪种“统一”是更可怕的？思想的统一？还是对良心说谎的统一？然后他更进一步地问：哪种政权更可怕？要求思想一致的政权？还是要求人们对良心说谎的政权？ 有没有办法逃脱中国共产党的洗脑制度？我说有。这个庞大的工程，尽管存在了几十年，还没有能彻底消除人们的正常认识和正常价值观。人的基本价值观是人性的产物，不容易改变。中共践踏了人性几十年没能把它扑灭。在我看来，精神分裂不是最糟糕的局面。精神要是没分两个层面，那就更糟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最近推出党史新编。这本二十八万字的书，贯彻习近平“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混乱逻辑，全面肯定中共百年历史，看来中共真是史上最伟大的政党了。从头到尾，没有犯一点错，有错也是试错，试过错不再试，也就变成没有错。 在这个逻辑之下，文革当然也没有错。 不久前，有陶斯亮者（文革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女儿），参加了叶剑英家族的一次大集会，几乎所有的红色后代都出席了，陶斯亮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文章，为红色后代唱了一番赞歌，但因此却惹来另一些红色后代的不满。陶斯亮夹在中间不好做人，终于删掉稿子完事。 陶铸当年一度风头很劲，从广东第一把手，一跃而成全国第四把手，可惜没“阔”上一年半载就被打倒，打倒还不算，还被迫害到患癌，失治而死。陶斯亮与老毛﹑林彪这些文革始作俑者的后代，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后代一起，红色家族济济一堂，果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吗? 近年来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文革正以迅猛的气势在中国大陆复活，网上已经有不少视频，拍到大陆中小学生在跳忠字舞，唱红歌，叫嚣征服世界。政府对极少数异见人士实行大围剿，网络审查无远勿届，文化创作上禁区重设，全国上下一片肃杀空气。 习近平复活文革，是基于他对未来大陆相当悲观的预测。国际环境急速恶化，必定影响国内经济，科技被围堵，与世界发展脱节，外贸更因为外部环境恶劣而必定走低。多年来积累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诸多困素，一时间都集中在一起爆发，再加上人口红利吃到尽头，总之放眼国内外，满眼都是坏消息。 面对预后凶险的判断，习近平最近在视察广西时，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发出“向死而生”的悲鸣，就是不但要准备过苦日子，还要准备过凶险的日子。为应付社会动荡，只有把社会打造成更加专制﹑更加封闭﹑更加严酷，才能保全中共自己。 习近平老爸习仲勋也是文革受害者，习近平文革中也受冲击，还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文革后，是痛定思痛比较深刻的一位中共高干，也是最早倡议改革开放的一个政坛老人。习近平没有跟著老爸的路子走，是因为他处在最高位置上，要保住中共红色江山，唯有走回文革。 习近平以老毛第二自居，一心想做世界革命领袖，改变世界历史。他缺乏自知之明，野心大于能力，抱负流于空想。他上台后几年，带引中共走到今日这个恶劣的环境，证明他的思想和谋略都不足以承担重任。他有权术，但权术可以保权力，不能为人民谋福祉。 最近温家宝在澳门发表一篇文章，流露对当前中共处境的忧心，这在中共体制内是很不寻常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不和谐声音。温家宝发表文章的目的，有跳船的意味，公开表示他不认同习近平的极左路线。 习近平把中共搞到今日这种恶劣的境地，党内老人当然不会满意，但改革数十年，中国这块肥肉已被红色家族瓜分得差不多，各人的势力范围都已划定，稍不小心失去平衡，就可能引起党内激烈斗争，酿成大祸。因此，红色家族都被绑在一架马车上，互相依存，也等于互相保护，习近平驾车狂奔，车上的人即使心惊肉跳，也不敢跳车，一跳就有翻车的危险。 再说，有哪一个红色家族没有一点贪腐的把柄被习抓在手上？任何人敢乱说乱动，一旦被习针对，就可能被“绳之以法”，抄没家财，身陷囹圄，永世不得超生。 因此，没有人胆敢挑战习的权威，各人守著自己的家业，全党一起挨下去，且看会有什么事发生。 今日要挽救中共，挽救中国，唯有出来一个大国手刮骨疗毒，取习近平而代之，但遍观朝廷内外，再找不到一个有担当有本事有魄力的人，站出来登高一呼，扭转乾坤了。因此中共与中国，都只有在这架马车上狂奔下去，直至车毁人亡。 文革一定会重来，不但文革，中共终究会将大陆打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大国，美中之间必有一战，世界必有一次大灾劫。世界只有在一次大灾劫后才能重生（如果没有毁灭的话），这是我们的宿命，大家都坐稳了，系好安全带，准备未来的大动荡。 希望我看错了，我只是依书直说，文革也回魂，世上就没什么事不会发生。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