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特务”2.0——华人回国易被绑架

4月26日,中共通过了修订版的《反间谍法》,对间谍行为的定义更加宽泛、加大了国安单位的执法权力,更要求邮政、电信及网际网路服务业者配合政府打击间谍活动。加上前几天大力推出的所谓数字人民币。这真的是中共从政治、经济两手抓,“闭关锁国”的前兆吗?

“老酒装新瓶”

中共这个所谓的《反间谍法》,不过是“老酒装新瓶”。中共在文革时期就大量搞过“抓特务”,比如发动群众运动,鼓励红卫兵和造反派揭发、批斗、打倒党内外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

比如当时中共的二号人物刘少奇,三号人物林彪,他们被指控了很多罪名,“特务”就是其中一个。

总之,中共在文革时期搞的抓特务是一场涉及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而深刻的动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创伤。

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后,就将反间谍作为巩固政权强化、对内控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他的推动下,中共政权将之前的《国家安全法》进行修改,在2014年以《反间谍法》予以通过。这次的修改著重于“安全防范”,“积极开展反间谍宣传教育”,强化“全民反间谍安全防范意识和国家安全素养”。

最近几年,随著中共和西方国家及邻国关系的恶化,中共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全社会的反间谍运动,街道居委会动员居民对一切可疑行为进行监视,鼓励相互检举。现在推出的这个法律,就是把抓特务制度化和常态化。

法律术语模糊

为在华投资提供谘询的哈里斯-布莱肯(Harris Bricken)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哈里斯(Dan Harris)说:“关键术语没有定义,而且非常模糊。旧的法律基本涵盖了国家机密,而现在涵盖了国家利益。”

《反间谍法》还扩大了该法所针对的活动类型,包括提供有关通信基础设施安全漏洞的信息。还将“网路攻击行为”,明确定义为间谍行为,并扩大了窃密对象的定义范围,包含涉及“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所有文件、数据、资料和物品。邮政和快递服务、电信运营商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被要求向国家安全机构提供技术援助。

该法还允许有关部门检查机构的设施和电子设备,以及被怀疑从事间谍活动的个人的数字设备,如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也就是说,如果你被怀疑是“特务”,中共就可以搜查你的手机、平板或电脑。更容易找到“证据”来打压你。

党报高级编辑被抓 

这个《反间谍法》对一些特定群体影响极大,首先是大陆新闻人与外国人接触成为一种高风险行为,包括在海外的新闻人,专门从事中共禁闻报导的,去中国也是有风险的。

比如,4月24日,美国媒体,对董郁玉被捕的消息进行了详细报导。61岁的董郁玉是中共喉舌《光明日报》高级编辑、评论部副主任、前哈佛大学研究员,去年2月与一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时被捕,他的家人在其被捕一年多后,首次向外界披露他被捕的消息。指控他的罪名是“间谍罪”。当局封杀了他的所有中文出版物,并禁止中国记者为海外出版物撰稿。

董家亲戚和朋友形容,几十年来,他经常会见外国人、包括外交官和记者,部分原因是收集写作素材。这些交往是开放的、光明正大的,中共以前是鼓励的,但现在当局把它视为外国间谍的证据。

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24日发表声明,强烈呼吁北京释放董郁玉。六十多名知名记者和学者签署了请愿书,要求中共政府重新考虑对董郁玉的指控。他们指出,会见外国外交官和记者,不应该被视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美联社引用这封请愿书的话说,“如果这类见面就能够构成(间谍活动的)证据,那么谁还会愿意去中国,与中国记者、学者或者外交官见面?”

26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也要求释放董郁玉。其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Cedric Alviani)说:“记者与外国外交官和学者有联系是很自然的事,而中共政权把这种联系说成是间谍活动,这是非常荒谬的。”

另一个案例,就是4月19日爆出的,台湾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八旗文化总编辑富察,本名李延贺,3月初赴中国探亲后失联,然后传出被上海国安抓捕。4月25日,中共国台办证实富察被捕,并称其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接受国家安全机关调查。

绑架华裔或外国人

在对外方面,中共将间谍罪变成了无罪不包,在需要时随意以此为名抓捕外国人,对外国进行报复或“惩罚”。

《华尔街日报》认为,恶法给中共对抗美国及其盟友,提供了一系列的新工具,换句话说,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人质外交。但同时,该法也有可能破坏中共争取外国投资,以恢复经济增长的努力。

现在,外企高管表示,这个恶法有可能导致日常的交流互动,变成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也凸显出中国日益恶劣的经商环境。

他们担心的一个问题是,收集当地市场、竞争对手和商业伙伴的情报,可能会被视为间谍活动。

驻北京的律师、中国美国商会政策委员会主席罗斯(Lester Ross)说:“做生意必然需要信息。因此,存在一种风险,即人们无法代表自己的公司收集足够的信息,因为担心被贴上间谍标签。”

乔治城大学法学院亚洲法中心的执行主任凯洛格(Thomas Kellogg)说,该法将进一步加强中共打击这些外国人,也给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本身带来切实的风险。”

最近就有几个这样的例子,4月26日,贝恩公司(Bain&Company)证实了,两周前警方前往其上海办事处,并向员工问话,但没有透露员工被问话的内容。这家美国谘询公司表示,正在与中共有关部门进行适当的合作,并称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评论。

之前,中共在3月份拘留了日本制药商安斯泰来制药(Astellas Pharma)的中国区代表,理由是怀疑这名日本高管从事间谍活动。同月,北京有关部门突袭了总部位于纽约的尽职调查公司、美思明智集团(Mintz Group)的北京办事处,以涉嫌非法经营为由,拘留了该公司在中国大陆的全部五名员工。

据《日经》26日报导,自2014年《反间谍法》颁布以来,中共已经拘留了数十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其中包含至少17名日本人,至今还有5人仍被关押。

在加拿大2018年12月抓捕了违反美国制裁法,将含有美国技术的设备卖给伊朗的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之后,习近平亲自下令抓捕了两名加大公民作为人质,逼迫加拿大释放孟晚舟。这两名加拿大公民是前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商人斯帕弗(Michael Spavor)。

2020年4月,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国武汉进行病毒溯源的国际调查。中共对此极为恼火,随后就向澳大利亚展开了全面的报复,除了广泛的贸易抵制外,还在当年6月抓捕了澳籍华裔媒体人成蕾,指控她从事“间谍活动”。此案一直拖了两年,去年3月才进行了不公开审理,至今尚未宣判。

与此同时,中共还抓捕了另外一名澳大利亚公民,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杨恒均也是在被关押两年后才得到审理,也没有宣判。

有分析说,按照中共惯例,这些所谓“间谍案”只是中共的外交筹码,中共当局对涉案人员抓而不审,审而不判,就是在等待时机,在达到目的时,才会对这些案子作出判决,然后将人质驱逐出境。

外企自保想撤离

中共打击尽责调查公司,其后果就是,会极大阻碍外资在中国投资,眼下中共急需外资进驻提振经济,这种做法就是自断财路,让人匪夷所思。

十年前,英国人汉弗莱(Peter Humphrey)夫妇被中共抓捕判刑的事件,震惊国际社会。汉弗莱的中文名叫韩飞龙,他曾是路透社记者,在中国为西方公司做了十多年的欺诈调查员。他目前是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外部研究成员。

韩飞龙夫妇的公司,为跨国企业提供了在中国开展业务所必需的调查服务,比如背景调查等。但由于中共政府的公共记录有限、腐败猖獗,经营这门生意相当艰难。

韩飞龙被中共法院判刑两年半,刑满之后,被驱逐出境。他的妻子虞英也被判两年徒刑。此外,这对夫妇还被处以共计约5.5万美元的罚款。

韩飞龙4月5日在《政客》(Politico)上撰文说,“我2013年在上海被捕时,正值英国与中共发生口角,当时的首相卡梅伦在伦敦会见了达赖喇嘛,同时也是由我为某一跨国客户所做的工作引发的。”

外国企业界需要尽职调查,为避免输得精光,他们必须开展安全的业务,挑选合适的合作伙伴和雇佣合适的员工,投资合适的公司,而且还必须保证他们的业务符合母国的法律。

然而,自从2013年以来,中共已经阻止了对“公共记录”的重要数据的访问。随著2015年11月中共修改法律,它已经取缔了对个人的所有调查活动,特别是外国公司的调查。

其结果是,现在没有人,也没有企业是安全的;中国的交易方也不透明。而这正是西方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透明度的时候。如今,任何在中国进行尽职调查的人,都在承担巨大的风险。

中国美国商会总裁何迈可(Michael Hart)向《日经》透露,中国境内的拘留问题,的确是商界人士关心的重点。该商会26日发布一项调查显示,有近四分之一的美国公司,正在或准备退出中国市场,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日益强化的国安措施,以及不断升温的中美及台海紧张局势。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