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澳洲华裔作家杨恒均遭中国政府拘押以来，今天届满5年。但相较于先前获释的澳籍记者成蕾，杨恒均至今仍未获释且罹患肾囊肿。杨恒均的学者友人冯崇义指控，杨恒均遭中国当局捏造间谍罪且被政治迫害。 德国之声（Deutsche Welle）报导，又名杨军的杨恒均（又名杨军），是在2019年1月19日在广州白云机场出境时被捕，被关押5年至今仍未正式宣判，加上先前有消息指他体内长出10公分大的肾囊肿，健康状况令外界担忧。 雪梨科技大学中国研究项目副教授、曾任杨恒均博士生导师的冯崇义表示，杨恒均案是“蛮横无道的政治迫害”，原因是杨恒均倡导人权、自由、民主、法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文章，被中共视为危害政权安全，因而捏造间谍罪进行政治迫害。 外传杨恒均被中国方面以“间谍罪”起诉，他的辩护律师尚宝军2020年9月向德国之声表示，杨恒均驳斥他已坦承犯下间谍罪的说法。 2023年10月，澳洲籍前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记者成蕾在被关押3年后获释返澳，澳洲总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即在同年11月4日访中，显示中澳关系正在逐步改善。但中方至今仍未释放杨恒均。 根据报导，艾班尼斯访中前，杨恒均从中国拘押地点给2个儿子寄出了第1封信，指自己“病了，很虚弱，快要死了”。杨恒均的儿子们随后向艾班尼斯求助，而艾班尼斯回应“我们非常同情、并理解他们对父亲、一位已被拘押很长时间的澳洲人的担忧”。 杨恒均现年58岁，曾任中国外交官，之后在香港的民营部门工作，并移民澳洲。路透社2022年的报导，杨恒均曾在2011年写给冯崇义的一封长信中透露，自己在1990年代曾为中国国安部效力长达10年，并曾在香港和华盛顿为国安部工作。 对于杨恒均仍被关押，中国驻澳洲大使肖千17日在新春记者会上回应，中国法律部门正为此案“继续进行必要的程序”，“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尊重和耐心”。他并声称，杨恒均的状况“目前相对较好”，中方有专业医师定期监测他的健康状况。 肖千提到，杨恒均“存在一些健康上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像他的家人描述的那么严重”。 但根据报导，冯崇义反驳说，中国刑讯逼供和恶劣条件下的5年拘押，对杨恒均的健康造成严重伤害。5年前杨恒均是个健康壮汉，现在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前列腺炎、特别是10公分大的肾囊肿。 冯崇义指出，按理杨恒均应该与成蕾一起被释放，因为他被拘押的时间比成蕾早了1年多。但这两起案件的不同之处在于，“在中共政权的眼中，杨恒均是‘反贼’，而按照成蕾自己的话说，她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模范新闻工作者’”。 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今天发表声明指出，澳洲政府仍对杨恒均案的审判被持续拖延深感不安。自杨恒均被拘留以来，澳洲政府一直呼吁根据国际准则和中国的法律义务，为杨恒均提供基本的司法标准、程序公正和人道待遇。 冯崇义认为，澳洲政府有解救杨恒均的能力，因为中国目前“还有求于澳方”，他并感激澳洲政府对杨恒均的关怀，但澳洲应付出更大努力、更加坚定地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杨恒均。 （来源：中央社）
台湾总统大选将在明年一月13日举行，各路总统候选人已经起跑造势。 8月5日，300多名悉尼民进党的支持者云集位于Chatswood购物中心的唐宴酒店，举行“信赖之友会”成立仪式，以支持现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当选下一届台湾总统。立法委员邱议莹、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以及民进党中执委许菡芸从台湾亲赴现场加油与授旗。 现年63岁的台湾民进党主席赖清德本是一位医生，从1996年开始从政，2010年当选为台南市第一届市长，2017年当选为中华民国台湾行政院院长，2020年出任中华民国第15任副总统。 信赖之友会晚宴现场 （图：看传媒） 邱议莹为悉尼“信赖之友会”授旗时表示，全球侨胞非常踊跃，将建立几百个类似的后援会，他们三人此次来澳洲，为布里斯本、悉尼和墨尔本以及堪培拉授旗，之后就要奔赴新西兰的奥克兰。悉尼目前是第56个“信赖之友会”，她感谢台胞们的热情，也鼓励台胞一定要在明年1月13日亲自囘台湾投票。 邱议莹代表台湾民进党总部向悉尼“信赖之友会”的每一位顾问颁发证书。她还带领全场高呼“台湾加油！” 邱议莹为顾问成员发证书，右为谢诚峰 （图：看传媒） 民进党前秘书长罗文嘉在晚宴上发表了激励人心的演讲，他表示此次出马为民进党加油，是因为当下的台湾只有民进党才真正代表著自由民主的价值观。 他说，台湾有一个试图侵犯台湾的独裁恶邻，台湾每一天都在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只有在民进党的领导下，台湾才能守护自由民主的环境，台湾人民才会团结起来阻止中共的野心。 他说，只有赖清德出任总统，民进党在立法院的席位多半，台湾才能真正成为亚洲的民主灯塔。 罗文嘉在发言中还表示，希望有一天中国大陆也像台湾一样，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到那时，恶邻也会变成好邻居。 罗文嘉现年58岁，据介绍，早年陈水扁出任总统时，罗文嘉就已经是民进党的重要文职官员。2019年1月，罗文嘉出任民进党第22任秘书长，一年后辞职。如今再次复出，为民进党的明年大选打拼。 左起：罗文嘉，谢诚峰，冯崇义，陈用林 （图：看传媒） 当晚的造势大会上，绝大多数都是台胞，也有几位长期支持台湾民主的大陆人士应邀出席。曾多次前往台湾参加学术交流的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表示，面对中共的野心与打压，台湾的未来受到世界的关注，就目前现状来看，民进党掌权确实能够避免台湾遭到中共的侵犯，守住台湾的自由民主价值观。 冯崇义教授还表示，赖清德多次提到要帮助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化，这是他支持赖清德的原因之一，“只有大陆民主化了，台湾才能真正的安全。” 前中共驻悉尼外交官陈用林也亲自观摩了当晚的授旗仪式，他表示参加晚宴一是为了会友，二是感受台湾选举的气氛。 他说：“台湾人参与投票的激情和喜悦溢于言表。台湾是亚洲的民主灯塔。各民主国家应该联手保障台湾安全，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民主联盟应协防台湾，早日恢复派兵驻守台湾。” 当晚的拍卖募款气氛也显得非常热烈，主持人感谢各方的大力支持，还特别感谢为晚宴捐献美酒的澳洲Nature’s Care创始人吴进昌先生。造势大会在全场绿色小旗的舞动中完美结束。 赖清德 （图：赖清德脸书）
杨恒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广州白云机场入关时被从北京来的中国国安人员带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对他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摧残，但他的内心依旧刚强。几天前他从狱中向仍然关心他的朋友和读者传话：四年是漫长的时间，我来到这里受苦受难，但我没有被征服；我是无辜的受害者，我对我入狱前所从事的正义事业依然充满信心；我绝不放弃我与朋友们共享的价值观，我期待早日重获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报世人对我的关爱。 四年之前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固然是为了报复2018年澳大利亚制定实际上针对中共的反渗透法案以及抵制华为的5G基建项目，就像抓捕康明凯、思巴夫以报复加拿大应美国要求扣押华为财务总监孟晚舟一样。但是，中共安全机关当年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颜色革命”。至于“间谍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对杨恒均进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诸多重大事件周年纪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当局担心出现“灰犀牛”和“黑天鹅”，担心民间借机发动“颜色革命”，风声鹤唳、如临大敌，2018年下半年就启动了对异议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肃。被整肃的维权律师有余文生、隋牧青、文东海、谢燕益、李和平、王宇、张凯、刘晓原、常玮平、何伟、玉品健、刘正清、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异议人士和民间维权人士包括秦永敏、黄琦、王怡、蒋蓉、刘飞跃、甄江华、孙林、董瑶琼、朱承志、戈觉平、吴其和、李英强、覃德富、沈梦雨、岳昕、杨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肃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计其数。中国公民社会的民间意见领袖几乎被安全部门“斩尽杀绝”， 以至于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无法在中国大陆引发任何引人注目的呼应。 杨恒均是因为读者众多、在网络世界广有影响力而成为中共当局打击的目标。他2009年在我门下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没有选择进入职场谋求生计，而是学业有成、踌躇满志地以职业写手的身份献身于思想启蒙的事业，特别是坚韧不拔地坚持在“墙内”写作以拥有更多天然读者。杨恒均有厚实的自由主义思想信仰和理论修养，但他在写作中力避书卷气。他善于用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生动诙谐的文笔指评时政，切实有效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因而也成为中共当局的眼中钉。中共当局认为杨恒均有发动革命的能量，2011年为防范“茉莉花革命”就曾经将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间杨恒均的读者群在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自发组成以“羊【杨】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备了全国性影响力，中共当局2019年为防范“颜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尽管他迫于压力于2017年就已远走美国、淡出江湖。 其实，杨恒均只是一位积极议政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力图克尽言责的书生。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精神传人。在古代中国，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于道”。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带着孟子所说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那么一种士大夫精神，奔走呼号、激浊扬清，致力于创建和维护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当今中国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于普世价值的宪政民主。像杨恒均那样优秀的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带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带着为真理和正义献身的勇气，义无反顾地为实现中国的宪政转型、落实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而尽心竭力。 四年过去了，当今时过境迁。中共当今有改善中外关系以为经济纾困、息事宁人以化解社会危机的双重压力，释放杨恒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于松开“专政的铁拳”以实现与公民社会的和解，显然是很有魅力的选项。不过，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共领导层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选择的能力。 （全文转自光传媒）
六四屠城33周年纪念日，中国大陆不允许有任何公开的纪念活动，坚持了30年的香港维园烛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继续为自由而战的华人，仍然举办规模不等的集会、游行及烛光晚会，缅怀六四英烈、继续推动中国向宪政民主转型。 人类的历史，由人类选择构成。33年前，觉醒的部分中国人，与其他共产主义党国觉醒的人群一样，选择与共产暴政抗争，选择与共产暴政强加给他们的命运抗争，纷纷通过语言文字和街头运动表达他们对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宪政的向往和诉求。 觉醒人群的这种勇毅行动，对掌权的极权主义者们带来挑战，也给他们提供选择的机会。当年中共党国的极权主义者们本可以与苏联东欧的同类一样，顺应历史潮流，顺应人心民意，改邪归正而转变为拥抱普世价值的正常人，放弃专政特权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当时中共体制之内确实也有一大批有识之士朝着这个方向突飞猛进，包括党国上层的赵紫阳、鲍彤、李锐、李昌、朱厚泽、胡绩伟、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邓小平、陈云等人为首的中共顽固派却选择与人民为敌，与历史潮流为敌，继续充当为非作歹的恶魔。他们调动全国十分之一的野战部队，用坦克和机枪野蛮镇压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民众，继而全面清洗体制内外参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运动的志士仁人，将波澜壮阔的89民运扼杀与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当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于无知和贪婪，做出了与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选择。他们对中共政权进行的口头谴责和三心两意的制裁，实际上只坚持了两三年。在1991年苏联崩溃之后，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战的结束，以便全面推进唯利是图、毫无原则的经济全球化，无视共产暴政在中国、北朝鲜、越南、古巴、老挝等5国的继续存在，无视共产暴政和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世界观和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根本冲突继续存在。这些根本冲突，正是冷战的本质特征，因而冷战实际上从未结束，只是民主世界无意正面迎战而已。 20世纪70年代开启去极权化、80年代已步入后极权主义轨道的中国党国，在血腥镇压89民运之后，意外地获得新的机会，得以寄生于世界资本主义肌体上吸血维生，正像恶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疯狂生长的宿主。中共党国不仅得到了巨大的贸易机会和市场，而且得到了滚滚而来的资金和技术。作为后极权主义党国，中共在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开放了允许资本主义发展的部分空间，在政治领域却坚持中共对政权的全面垄断、坚持党的政治控制和极权专政机制，从而使中共党国成为可以不计人文和环境成本发展经济、最大限度攫取利润的全球投资洼地。 共产党国和资本主义杂交，生成了中共党国资本主义这一怪物。这一杂交而成的制度因为更贪更狠、更黑更恶，以人权、环境和人间基本道德为代价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也为国际资本提供高额利润。中共党国正是凭借野蛮增长所带来的财富，找回了”自信”，甚至于无耻至极地到处炫耀血腥的、以专制暴政为基础的”中国经济模式”，不断挑战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对立面，觉醒的中国人仍然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的中国而战。而且，这支反对中共暴政的队伍，因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壮大。这些新冤民来自各个阶层，人数有两三亿之众，包括被党国以不同方式侵权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轮功信众、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被严厉打压的藏人和维吾尔人、被强制拆迁户、被无理开除的职工、被欺压的农民和农民工、被愚弄的退伍军人、被欺骗的金融难民、被迫害的维权律师及各类维权人士，等等。在经济增长中改善了经济状况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还有很多人因为权利意识和宪政观念的生长而与中共党国离心离德、渐行渐远。即便是在中共上层，在不同程度上认同个体自主和个人自由的现代派，与那些仍旧集主子与奴才与一身、人格严重分裂、视党权高于人权的极权派，也已经同床异梦、各自东西。在自由民主诉求的推动下，中国社会像东欧原共产国家那样从后极权国家转型到民主国家的大趋势并未改变。 六四屠城33年之后，中国历史又到了新的拐点。中共政权所炫耀的”中国经济模式”，已经百病缠身、难以为继。几十年竭泽而渔的野蛮掠夺，带来的是综合性衰败， 具体表征是资源枯竭、环境崩溃、贫富悬殊、债务危机、金融泡沫、房地产泡沫、资本利润率下降、大规模破产、大规模失业、投资边际效益在诸多行业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亚通过针对中共统战的《外国影响透明方案》，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将中国定位为对手，标志着民主世界终于从 “合作共赢”的迷梦中觉醒，决心放弃绥靖政策而正面反击中共党国的挑战。2021年12月”国际人权日”前后，美国政府主办全球民主峰会，全球110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应邀参加，也标志着抗拒专制暴政的国际民主同盟初具雏形。 毋庸讳言，民主世界的这种新选择步履维艰。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在任之时，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对峙的新国际格局中，必须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做出明确抉择，必须对中国人民和中共政权做出明确区分，必须下定决心改变中共政权。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在俄乌战争的档口没有访问乌克兰而是造访韩国与日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在俄乌战争的档口仍然将中国而不是俄国视为最大威胁，足以表明美国执政当局对中共党国这个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认知。但是，他们一再表示美国无意打冷战、无意改变中共政权，又表明他们仍然缺乏像彭佩奥等人那样的决战意志与切实可行的因应之道。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习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党政领导职务两届任期的惯例和明文规定，确立他的第三届任期，甚至于恢复党魁终身制，天怒人怨。这无疑是中国朝野上下联手倒习、改变中国的契机。 中共建政73年，毛泽东是开国之君，坏事做绝；邓小平是中兴之主，行韬晦之计为中共续命；胡耀邦、赵紫阳在有意无意之间要将中国推上宪政民主的转型之道，被邓小平、陈云联手扼杀；此后靠江泽民的”闷声大发财”和胡锦涛的”不折腾”苟延残喘。在胡温时期，中国的自由民主转型以”维权运动”的方式重现中华大地，而且借助互联网形成大象无形的协调系统和动员机制，与中共的”维稳”体制俨然对峙，此消彼长而逼近转型门槛。胡温的继任者如能审时度势、顺水推舟，朝野互动跨越转型之坎，只是举手之劳。中国国运是如此不济，继任者居然是无知、无能、无耻的红二代习近平，是不惜一切代价延续党国江山和专制暴政的新魔鬼。 习近平登台以来，一直倒行逆施、摧残中国公民社会和健康力量，使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极权社会倒退。但是，习近平无法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我一再强调，无论习近平红二代如何折腾，终究心劳日拙、内外交困，无法将中共党国传给红三代，无法改变中共党国二世而亡的命运。习近平登基以来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极权主义者在穷途末路的垂死挣扎。 在中共政权崩溃、剧变到来之时，整个社会将急剧分化组合，以自由民主价值体系和普世道德伦理为基础的组织体系将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后的民国初年或”苏东波”之后的原共产国家一样。届时将会有成千上万的贤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荡和内外互动中完成中国的宪政转型和社会重建，也开辟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纪元。
物换星移，恒均系狱已整整三年，这两天澳大利亚及其它民主国家的主流媒体都对他的现状与案情进行广泛报道。恒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备尝艰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亚政府更是一再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杨恒均，因为拘捕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三年以来，中共当局既没有提供他的犯罪证据，也没有遵从正当的司法程序（特别是刑讯逼供和关押近两年之后才允许律师会见），按照国际标准属于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国官方指控杨恒均涉嫌“间谍犯罪”，其实是罗织罪名对他进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当局拘捕杨恒均是为了达到两个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压民间意见领袖以防范“颜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质作为筹码以保护华为。在华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条约于2018年12月1日拘押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据说习近平亲自下达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竭尽全力保护华为。外交部门和安全部门全力以赴，甚至于使出“人质外交”这一下策，于2018年12月10日将旅居中国加拿大公民康明凯和思巴夫抓捕。美国盟邦澳大利亚在抵制华为行动中冲在最前线，中共当局也急于制服澳大利亚。不受党国待见的澳大利亚公民杨恒均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国，正好碰在枪口上。 但是，中共当局抓捕杨恒均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维稳。防范2019年可能发生的“颜色革命”，或者习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鹅”，是中共维稳部门全力以赴的头等大事。2019年可能发生“颜色革命”，坊间有很多议论。这种议论之所以流行，是因为当时中共政权就已困于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中共面临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习近平的极权复辟、倒行逆施，不仅使中国经济持续下滑，而且使中国的公民社会受到严重摧残，中华大地怨声载道。其二，为了动员民族主义资源来强化极权统治，习近平在国际上推行“战浪外交”、咄咄逼人，公开挑战普世价值以及基于普世价值的国际秩序，从而造成中共政权在国际社会中空前孤立，特别是与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其三，习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谋求终身掌握绝对权力以及对党中同僚的生杀予夺之权，使党国高层也离心离德，习近平也因为担心“祸起萧墙“而疑神疑鬼、寝食难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镇压法轮功20周年等重要纪念日，中国朝野上下纷纷预言，当年会“出事”。 在当时，习近平全面摧残中国公民社会、系统清除党内政敌、横扫维权律师和网络大V等民间意见领袖，已经达六年之久，公民社会中的“漏网之鱼”寥若晨星。因为拥有庞大的读者群，2011年杨恒均就因涉嫌发起“茉莉花革命”被国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为当局防范“颜色革命”又被国安抓捕，真可谓在劫难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国公民，当局很方便就会给他安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由于他是外国公民，“煽颠罪”无法安到他头上，所以只好选择“间谍罪”。 但是，要证明杨恒均犯有“间谍罪”，即便是以造假为职业的中国国安部门也非常艰难。按照中国法律，“间谍罪”的要件是参加外国的的间谍组织或接受间谍组织的任务。杨恒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亚之前，一直在中国国安部门工作。如果在那段时间就犯有“间谍罪”，他离开中国之后岂敢再踏上中国土地半步？更不用说他还敢大半时间回中国居住，还如此放肆地上蹿下跳、指评时政、招惹党国。党国岂能不早就将他拿下法办？ 杨恒均是澳大利亚公民，系狱前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确实有机会接触这两个国家的间谍组织。但是，我们可想而知，中国国安会不遗余力查获他与这两个国家情报部门的关系，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当今中美交恶和中澳交恶达到这种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证据，中国当局也会立马公之于众，不但严厉治罪杨恒均，也借此对美澳两国大加挞伐。中国当局拿不出证据来，还硬是用“间谍罪”惩办杨恒均，只不过是再次证明，这个专制政权没有底线，进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杨恒均的坎坷磨难，体现的是中国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和苏东剧变，中共丧魂失魄、变成没有灵魂的僵尸，出走者众。有些人采取轰轰烈烈的方式离开，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离开。官阶显赫的许家屯，当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体制内是身不由己、无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人在体制内，思想信仰已经转向自由民主。杨恒均1999年才离开体制、作为随迁家属移民澳大利亚，已属后知后觉。但是，在中国经济起飞后离开中共体制，经济上放弃的更多。告别优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转道走上从头开始、自食其力、自谋生路的新征途，并不是一种容易做出的选择。杨恒均在香港和美国工作多年，有机会对专制暴政与自由民主两种制度、两种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因而他弃暗投明的选择淡定而决绝。道不同不相谋，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杨恒均服务于中国国安部门，但他既不是执法人员，也不是核心情报人员。无论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办为海南经济特区的对外关系做调研，在香港为香港回归中国做调研，还是到美国华盛顿为中国加入世贸做调研，他都只是从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级别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机会，尽管这种机会可遇而不可求。 杨恒均从离开国安到成为“民主小贩”，中间隔着五年的作家梦。他来澳之初几乎与世隔绝，闭门写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间相继推出《致命弱点》、《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杀》，意欲填补中华人民共和国间谍惊险小说的空白而走红文学界。他当时还积极联系香港的制片人和导演，想法将这些惊险故事搬上银幕。他在写作时除了努力开拓思想深度，还一应俱全地加入诸如卧底、策反、谋杀、色情等大众影视作品的刺激性标配。不过，因为题材过于敏感，这些小说无法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也无法在香港搬上银幕，好梦难圆。 杨恒均2005年投入我门下读博士，并不只是简单的回炉求学，而是同时加入中国自由主义阵营。我当时执掌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部，已公开亮出“中国自由主义学派”的旗帜，连续几年举办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国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国自由主义学者到悉尼相互砥砺、共襄盛举。会议的论文编为《中国自由主义论丛》分集出版，包括《宪政与中国》、《李慎之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等。我当时还和学生及友人办《悉尼时报》，这是一份有32版的大报，杨恒均在入学后也同时兼任这份报纸的总经理和副主编。 当时互联网问世不久，举世为之兴奋不已，中国自由主义学人更是对互联网抱有无限期待。杨恒均的博士论文选题，就是互联网与中国政府的关系，重点研究公民记者、自由主义学人以及其它民间意见领袖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空间里与压制言论自由的中国政府之间的博弈。开博客，在网络上发表时评，通过实验积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杨恒均博士课程的组成部分。但是他一发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无意间成为“卖文为生”的网络职业写手，活跃于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浅出、特别接地气，深受读者喜爱，因而迅速成为名满天下的“民主小贩”，不厌其烦地向国人传播现代民主政治及其相关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在几年时间内，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飞跃，带着为大众和社会奉献的家国情怀和圣徒情结，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宪政转型事业。他的这种经历和成功，被陈行之总结为“杨恒均现象”。十多年来杨恒均贩卖民主自由的文章多达上千万字，结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国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过人间路》、《说中国》等。 从政治光谱和精神气质上说，杨恒均是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位以闻道为乐的谦谦君子。他坚定地确立了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等价值理念，但他并不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路径来实现这些理念。他所心仪的是朝野互动的和平转型模式，将宪政转型当成民主思想启蒙的逻辑结果。他发表在互联网上的启蒙文章，以温和理性为基调，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够在”墙内”生存为前提，完全没有超出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范畴。 党国当局对这样一位为民请命的谦谦君子进行政治迫害，实在令人发指。有关部门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恶法条款滥用到极处来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点监视居住”，单独关押6个月；然后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调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将案件移交检察机关准备起诉；检察院“准备”了近7个月，才于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准备开庭审理；法院又“准备”7个多月，终于在2021年5月27日开庭一审，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而且是不公开审理，不允许亲属、媒体或澳大利亚外交人员到庭旁听。按照《刑事诉讼法》，一审结束之后，两个月内就应做出判决，“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但是，这部法律还规定：“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对杨恒均的判决，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里是尽头。 三年的牢狱对杨恒均的身体造成严重摧残。酷刑逼供主要发生在 “指定地点监视居住” 6个月期间，主要是剥夺睡眠、疲劳审讯和单独监禁三种方式。本来是很健康的一条汉子，三年下来成了一个重病号，出现高血压、高尿酸、头晕眼花、四肢无力等症状，特别是肌酐指标迅速上升，有肾衰竭风险。 但是，杨恒均通过律师探访和领事探访两个渠道带出来的信息表明，他内心很强大，不屈不挠。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说：“我没有犯罪，更没有犯间谍罪。…… 推广、普及、践行法治、公平正义、社会公正、自由、民主的价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国梦。我不会在任何势力压力下屈服。…… 我乐观地等待我重获自由的那一天，乐观地等待自由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带出来的言谈中，他也一再感谢世人对他以及他的家人的关爱。 天佑恒均！天佑中华！ （全文转自光传媒）
习近平登基不久，我就发表《习近平的党国情结》、《红二代的信仰与认知错乱》等文章，论述习近平代表中共内部最落后顽固的红二代势力，由于价值观和认知上的双重错乱，蛮横地倒行逆施，将中国从后极权社会重新拖向极权社会。在后来的《破解当下中国的极权主义回潮》等文中，我也指出，由于世道人心的变迁，中共党国无法造就像红二代那样的红三代权力网络和权力格局，因而无论红二代如何折腾，都不会再有党国极权从红二代到红三代的代际传承。无可奈何花落去，中共极权党国注定与红二代一起灰飞烟灭。应光传媒友人之邀，兹将一得之见再简要申述如次。 红二代之属性与特性 人们已经观察到，中共党国红二代集体接班，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是颇为独特之现象。苏联第一个共产党国苏联，并没有形成红二代集体接班，盖因苏联红一代遭受斯大林近四十年连续系统之清洗，其上层被消灭殆尽，子嗣只有受牵连之祸而无承接权力之福。作为苏联傀儡之东欧几个共产党国，建政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土崩瓦解、未及传到红二代便“一世而亡”。朝鲜倒是推行红色世袭之典型，但它是传统帝制一家一姓之世袭，也没有红二代集体世袭。 笔者1989年在香港出版《农民意识与中国》一书，就已论述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场现代农民战争，因而也论功行赏而形成古今中外最大的现代农民政权。满脑子农民意识的中共红一代权贵，自然会荫至子嗣红二代。红二代这一概念有两个不同含义和指称。一个是生物学和血缘上的含义，也就是广义上的红二代，指中共“开国元勋”的所有子嗣。1949年开国之前参加“打江山”的父辈是红一代，其子女便是红二代。 另一个是政治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也就是狭义上的红二代，指的是那些党国“功臣”的后裔们由利益纽带和价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们在价值理念上标榜共产主义正统，认同“确保红色江山万年红”的“江山意识”、“理想信念”和“历史使命”，认同集体世袭党国权力的血统论。严格意义上的红二代体现在价值理念层面，也就是他们自己所标榜的“红色基因”、“红色血脉”、“教育纯正”和“思想纯正”。当然，他们对“思想纯正”的定义并不一致，大部分将“马列毛”和“邓三科”都视为纯正，更加原教旨的一小部分则将“邓三科”排除在外，只认“马列毛”为纯正。我主要是在第二种意义上使用红二代这一概念。 这些红二代也不乏“忧患意识”，但他们思考的不是如何使中华民族在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摆脱一党专政的魔咒，脱胎换骨而完成现代化的伟业，跻身人类大家庭的正常成员。恰恰相反，他们最大的忧惧是“江山易姓”，是中国从一党专政到宪政民主的转型；他们的最大的心愿是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经破产、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已然崩塌、觉醒的中国人民渴求人权民主的历史条件下，守住风雨飘摇的党国江山和统治特权。 红二代之历史轨迹 太子毛岸英在1950年就命陨朝鲜，既给红二代“集体世袭”提供机会，也给红二代之崛起造成障碍。毛岸英之死，使得其它家族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冒头。红二代在中共建政之初就享受各种特权，诸如特供商品、子弟保育院、子弟幼儿园、子弟小学、子弟中学等等。但是，直到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风暴初兴，红二代中才以成立“红卫兵”这一特殊方式登上政治舞台。1965年5月，当“五一六通知”刚传达给省部级干部的时候，红二代就相应号召率先成立红卫兵以掌握主动权。他们贴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对联，并接受“自来红”的称号以区别于“自来黑”、“自来黄”、“自来白”。在“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之后，红二代们又牵头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等组织，以维护父辈党政军当权派的权威，并将文革导向对“五类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那些在以往的共产革命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打击的“阶级敌人”。但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倒刘少奇，并严厉教训因为“大跃进”的灾难而曾经对毛泽东有所不敬的所有干部。在毛泽东的部署和指挥下，广大党政军干部在文革中被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备受打击，很多红二代也跟着遭殃。 飞来横祸并没有促使红二代们觉醒，最新觉醒的反倒是在文革中红得发紫的红二代之魁，他便是林副统帅的儿子林立果。林立果及其秘书于新野于1971年起草的《571工程纪要》，当时可谓石破天惊。这份文献“恶毒攻击”毛泽东治下的中国，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它指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他（指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毛泽东当时将孔孟之道定为反动思想 –引者），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农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 “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不过，林立果策划的政变被毛泽东、周恩来联手粉粹，林氏父子丧命温都尔汗，红二代接班再次受挫。 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红二代时来运转。他们跟着被打倒的红一代，在“拨乱反正”中纷纷重回庙堂、重获特权，在“改革开放”中各显神通、占尽先机。但是，上个世纪由胡耀邦、赵紫阳在前台主政的八十年代，是一个思想大解放、民主思潮汹涌澎湃的时代，寒门子弟在“去极权化”的历史进程中冲锋在前，“太子党”备受诟病和掣肘。到了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受到血腥镇压和摧残，红二代才在红一代的刻意扶持下真正崛起。红二代在当下中共党国的权力格局中崛起，有结构性根源。中共党国奉行政治忠诚优先的干部路线，再加上专制传统中的世袭观念，使红二代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天然优势。经历了几十年政治斗争和动荡，红一代之间龃龉和宿怨甚多，却有将权力传给子嗣的共同愿望。在当时所谓中国“双峰政治”中辅佐邓小平的陈云，1989年六四大屠杀之后说过具有政治遗言性质的一句话：“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不然我们以后会被挖祖坟的”。 苏联东欧共产党国政权的崩溃，对中国红色贵族来说可谓天崩地裂。红一代在惊魂初定之后，做出极为自私的系统部署，向他们的后代交班，以保住红色江山。这种部署，使得红二代在党、政、军及其央企国企中纷纷上位、占据要津，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掌控关键资源。曾庆红、刘源、习近平、薄熙来、王岐山、俞正声等红二代骨干，正是在苏东剧变和中共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并全面清洗体制内外的民主力量之后，跻身中共权力中枢。吊诡的是，邓小平和陈云的子女都选择投身商海，而没有进入政治权力中枢。 1991年9月9日，潘岳等人起草、以中国青年报思想理论部名义向中共元老提交了一份报告，题为《苏联巨变之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当时坊间将这份报告称为“太子党政治纲领”，它确实体现了红二代当时的接班思路及中共党国的政治路线。第一，它判断“苏联事变主要是对中国造成巨大意识形态的深远冲击，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内尚不会有致命影响，不会出现大乱”。因而它建议中共要沉着应变，稳住阵脚、保住政权。第二，它提出要将民族主义揉进原教旨共产主义，借助“中国特色”和“中国传统”来强化中共的意识形态，而且在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中，应重点突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第三，最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紧迫任务是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不能继续像革命党那样迎合民众的“革命”要求、热衷“群众运动”，而是确立旗帜鲜明的统治者意识，坚决防范政府的改革演变成为民众革命。 红二代是拥戴习近平的中坚力量 从1989年之后红二代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崭露头角，到2012年红二代正式掌控中共党国最高权力，又经历了20年的权力博弈。毛泽东将党国极权主义统治推向顶峰，对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也最大。1976年毛泽东离世之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乃是物极必反而“去极权化”，给中国社会带来重要的结构性变化。毛泽东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都一元化的极权社会，演变为政治上依然一元化但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已半多元的后极权社会。就干部队伍而言，为了适应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寒门技术官僚的地位迅速上升并被推上党国最高权力的位置。“去极权化”过程中干部升迁任免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延缓了红二代的升迁接班进度。更何况，红二代集体世袭，和中国在“去极权化”过程中形成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习近平能够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红二代已经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并强烈要求接班掌权。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能凭借“重庆模式”在中国政坛掀起排空巨浪，显然有朝野上下红二代的紧密配合。刘源的心腹、同是红二代的张木生当时狂妄地指责在位的胡锦涛、温家宝“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显然是抱着党国主子的心态，认为他们作为长大成人的少东家，才真正有资格掌权来守护“党的家业”。早在2011年1月，由清一色红二代组成的“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就以公开信的方式郑重其事地向即将接班的习近平进言，“我们的父辈和革命先烈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我们不能让红色的江山蜕变”。 当时红二代整体上拥戴习近平上位。拥戴习近平的顽固派红二代，有朝野之分。在朝堂拥有特权的红二代顽固派，最热烈地拥戴习近平巩固既得利益并富国强兵；人生失意的红二代顽固派，则是拥戴习近平报复贪官并延续红色江山。令世人欷歔的是，这些顽固派红二代曾为薄熙来摇旗呐喊，而在薄熙来落马、习近平登基之后又大张旗鼓地为习近平的“中国梦”吆喝助威。甚至向往自由民主现代文明的红二代开明派，也拥戴习近平，因为他们把习近平当成进一步改革开放的改革派。 开明派红二代当时将习近平误当改革派，实际上体现特定时局与机遇。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权换届期间国人的乐观期待，既包含着人们的善良愿望，也体现在当时中国所出现的政治变革和宪政转型机遇窗口。当时，中国民间的维权运动和官府的维稳体制之对峙陷入僵局。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削弱法治、复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义知识界和当年开明派的共同抵制而败北；由周永康主导的暴力维稳导致天怒人怨，因而这股顽固的维稳力量在政治上失势。 薄熙来、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宪政法治，宪政转型成为热门话题，自由主义宪政、儒家宪政和宪政社会主义等多种宪政思潮相互激荡。当时朝野上下推进中国朝健康方向发展的愿望，也曲折地体现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但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习近平站稳脚跟之后，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转身向后、复辟极权主义。朝野上下初见端倪的宪政共识被击碎，中国从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的大方向彻底逆转。 红二代的认知错乱与习近平的极权复辟 红二代所振振有词、念兹在兹的“红色基因”、“红色血脉”、“红色文化”，实际上充满毒素。特别是中共1927年落草为寇、沦为匪帮之后，这些毒素逐步成型，在延安时期由毛泽东这位混世魔王集其大成。在这些毒素之中，最狠毒的部分包括通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灭异己、铲除异端的马列主义政治路线；定于一、用小人、任酷吏、立淫威、使阴招的专制权术；没底线、黑吃黑的黑帮手腕；兵不厌诈、愚民弱民的骗术；以及盲目抵制外来先进文明的农民蒙昧主义。习近平所代表的红二代顽固派遵奉毛泽东为教父、对毛泽东顶礼膜拜，自然也就从毛泽东那里继承这些带有剧毒的基因和血脉，特别是痞子习气、阴谋手腕和霹雳手段。 习近平成功登基之初，有两个文本很能体现其执政理念。一个是2013年4月他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这份文件要求根除七大危险，其中包括“宣扬西方宪政民主，企图否定当代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宣扬普世价值，企图动摇党执政的思想理论基础；宣扬公民社会，企图瓦解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宣扬新自由主义，企图改变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中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 另一个是2013年6月军方红二代所制作的政治宣传片《较量无声》。该片由秦基伟的儿子、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秦天牵头撰稿和编导，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军事科学院、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推出。它指责失去政权的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放弃了政治旗帜，放弃了理想信念，放弃了思想武装和敌我意识，最终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对手的政党”，因而导致苏联解体；它指责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施行“政治转基因”的战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组织社会五条战线上全面渗透，试图通过“和平演变”颠覆中共政权；它还指桑骂槐，暗示前两任总书记江泽民与胡锦涛放松了政治警惕，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得以用拉拢、收买、威胁、策反等手段将诸多中国官员及学者培植为代言人。因此，他们要求将治国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变”，实际上是要复制毛泽东时代的“反修防修”。 习近平登基以来，正是沿着红二代顽固派的思路重整朝纲，竭尽全力巩固和延续他们的“红色江山”，向极权统治复辟倒退。最突出的表现有三个方面。 其一，从“集体领导”体制回归领袖体制。习近平无功受禄、德不配位而全面接受党、政、军最高职务，个人野心随之全面膨胀。他得寸进尺，迅速设立十几个领导小组及委员会并自任组长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和国务院。他不但制定不准“妄议中央”、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职等新“规矩”，提出不伦不类的“四个意识”、”两个维护” 等要求，以确保他“定于一尊”的地位，而且以“黑吃黑” 的方式运用不受制约的腐败专制权力“打击腐败”，实际上任意行使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以立威。更加无耻的是，他运作其跟班仆从肉麻地表忠劝进，将他的名字写进党章、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彻底颠覆了“集体领导”原则，霸王硬上弓而成为货真价实的独裁者，还装神弄鬼制造令人恶心至极的个人崇拜。 其二，借助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话语，重建党国意识形态的一统江湖。正是党国意识形态那些似是而非的诡诈说辞和崇高话语，再度使“广大干部群众”在迫害无辜或相互戕害时理直气壮，也在极权暴政淫威中再度彻底毒化社会环境和风气。 其三，重建中共重建专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任意干预社会一切领域的政治体制。习近平组建直接听命于他本人、统领一切专政机构和控制机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党政、立法、执法、宣传各系统全方位协调行动，全面重启极权专政授权作恶机制，授权酷吏党棍对已具雏形的公民社会进行毁灭性打击、对整个社会和互联网实施全面管控，堵死中国向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的通道。 习近平红二代造孽作恶，那么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显得那么理直气壮，既是因为他们的极权主义价值观，也是因为他们一系列的认知错乱（Cognitive Dissonance）。他们是党国宣传教育洗脑的精神产品，正是自幼接受的党国宣传教育洗脑，造就了他们畸形的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也就是他们挂在嘴边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充满悖谬。他们明明在追求和维护等级专制特权，却不停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并自我感动；他们明知中共建政是武装夺取政权而从未经过民选授权，却相信中共政权是“人民的选择”；他们明知中共极权主义统治中国人民带来奴役和贫穷，却相信中共“解放”了中国人民；他们明知国民政府已实现民族独立统一，却相信中共给中国带来独立统一的说辞；他们明知中共立国之后将中国的传统美德连根拔起，却自命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人；他们明知中共政权打断了中国向世界主流文明学习以及实现宪政转型的历史进程，却自吹给中华民族带来文明进步。他们自欺欺人、误己误人的种种悖谬，实在不胜枚举。 红二代的内部分化 共产主义极权党国之生存，离不开政治清洗，全球共产主义政权都是如此，差别仅仅在于烈度和频率。毛泽东自以为是比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更具雄才大略的有为之君，因而对中国人折腾更甚，包括十年文革那种中共政权也自认不讳的“浩劫”。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清洗或政治运动，充满血雨腥风。很多在血雨腥风幸存下来的红二代，也与其他中国民众一样历尽沧桑。因而，不管是政治地位和思想观念，红二代一直在分化之中。特别是中国从极权社会转入后极权社会之后，人生选择复杂多样、信息来源异彩纷呈，红二代的分化更加明显。甚至有些红二代主动放弃他们在青少年时期“社会化”所形成的思想观念，通过学习和接受新的价值体系和思想观念而完成“再社会化”。 红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死硬顽固派。习近平及其拥趸打手，以其红色血统为政治资本、以红色江山的正统继承人自居、将统治特权视为天经地义、将延续中共的一党专政视为历史使命。与死硬顽固派势同水火的是红二代宪政派，有如凤毛麟角。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从共产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的思想转变，比如义无反顾地公开为宪政鼓与呼的胡德平、胡德华兄弟，戴晴、高瑜、李大同等媒体人，以及任志强等商界人士和蔡霞等学界人士。接近宪政派但避免与顽固派正面冲突的是红二代现代派，比如刘亚洲、马晓力、秦晓、何迪诸人，以及已故的罗宇、陈小鲁等人，他们明白不误地拥抱普世价值和“现代性”，实际上认同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但其政治诉求保持战略模糊。红二代中最纠结的是豪强派。他们起初支持习近平登基，为的是守护他们共同的江山。但是，习近平野心膨胀而定于一尊，与拥戴他掌权的豪强们确立君臣关系、掌控对豪强们的生杀予夺之权，就像当年毛太祖对他们的父辈那样，这些豪强们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暗地里咬牙切齿。习家在中共党国权贵家族之中本来只是旁支小宗，当今却大权独揽，受排挤冷落的豪强大族忿忿不平，也在情理之中。当然，红二代中人数最大的是逍遥派，包括数不清的商海游鱼和置身事外的闲云野鹤。 红二代与中共极权党国一起被历史淘汰而无法传权于红三代 按照陈云的说法，“权力要移交给我们的孩子”才安全。问题在于，当今之势，红三代已决不可能像红二代那样集体世袭党国权力。这也就意味着，中共党国势必终结于红二代，红二代的垂死挣扎终归徒劳。 前文提到，红二代之崛起，是打下江山论功行赏的军功集团垄断了社会资源，荫及子嗣。因为文革以降对血统论的冲击，也因为后极权和半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形成新的机会结构，红二代尽管能够在各个系统占据要津并形成强大的权力网络，却无力让他们的儿女复制这种权力网络。而且，他们的儿女所接受的是跟他们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成长，价值观念、知识结构和认知模式都有别于父辈，向往自由自在的现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继承极权主义红色江山的内在强烈冲动。 实际上红三代很少涉足政坛，毛新宇、李小鹏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商界发财的红三代倒不乏其人，诸如李小琳、曾伟、邓卓芮等，但他们饱受物议，影响力无从谈起。其他进入公共视野的红三代代表人物，如习明泽、薄瓜瓜、邓卓棣、叶丹丹、朱和平、彭宇，也根本不成气候。平心而论，即使红三代有继承红色江山的心愿，中国社会也不容他们像其父辈那样呼风唤雨，中国的仁人志士与文明世界都会有效阻击红三代集体世袭。 归根结底，中共极权党国已是违反世道人心之异类，早就完全丧失了政权正当性或合法性。中共建政在程序上没有经过民选，因而从未具备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中共才会长期封杀对它的批评和揭露，不断编造中共使中国获得独立和统一、使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之类的弥天大谎来构建它的“政绩合法性”。当中共愚民政策所造就的广大民众愚不可及而普遍相信中共谎言的时候，当广大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时候，当广大民众都没有通过民主选举程序来落实“主权在民”原则的时候，罪恶滔天的中共政权就仍然稳如泰山。但是，自从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后极权社会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具备了权利意识，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后继为自由民主而奋斗，中共政权便深陷合法性危机而不能自拔。中共政权通过改革开放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并且成功寄生在世界资本主义肌体上求生存，也只是缓解合法性危机而无法克服合法性危机。 习近平被称为“总加速师”，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习近平的极权复辟显然延缓了中国中国宪政转型的进程。但是，称习近平为“总加速师”，也反映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加深了中共合法性危机、加速了世人对中共的抛弃、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离心离德。就内政而论，且不说习近平处处突出政治、全面强化党对经济的控制以及对私营经济的打压，使本应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改革注入新活力的中国经济反而雪上加霜，他柄政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大面积滑坡，伤害了亿万民众的利益而怨声载道。也不说习家军对中国公民社会斩草除根式的摧残和对互联网水银泻地般的控制，使中国追求人权民主的进步力量与他不共戴天。就连习近平自鸣得意的反腐运动，也早就被世人识破只不过是运用专制权力以黑吃黑、通过选择性反腐铲除异己的伎俩。外交方面同样不堪，导致中国在世界上举目无亲。习近平大肆挥霍的“大撒币”外交造成国库空虚而没有收买到像样朋友；习近平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不顾国际舆论对台湾的恐吓和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权侵害，以及对新冠疫情的刻意隐瞒，在全球引起公愤；习近平明目张胆的“人质外交”，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鄙视。面对复辟极权统治而对普世价值公开宣战的习记极权党国，主要民主国家不得不放弃30年来的挂钩（engagement）战略，重建世界民主联盟与共产专制对垒。 习近平红二代已经走上穷途末路，而且习近平红二代之后再也没人有意愿和能力维持中国现在这种权力格局。如果要避免玉石俱焚、同归于尽，唯一的选项是各派政治势力共商国是，实现宪政转型。与其窝囊殉葬，何不绝地反击放手一搏？在这种大势所趋的宪政转型中，红二代中也许还会有幡然醒悟、拥抱宪政将功赎罪的真男儿。
澳大利亚智库报告指出，当地华文媒体出现主动自我审查的情况，理由是员工担忧北京报复，以及在中国运行的数码传播平台被删致经济受损。专家认为，尽管这些传媒体并非中共大外宣，但对当地华人影响负面，又指澳大利亚一众“老粉红”、“小粉红”的精神状态与“墙内人”并无两样。 周三（9月29日），澳大利亚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发布审视当地华人社区新闻格局的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华文传媒因担忧失去市场份额和惧怕北京的报复，从而进行新闻阉割和自我审查。 报告指出，澳大利亚的中文媒体尽管在价值选择上可能更支持澳大利亚政府而不是北京的政策，但受访者承认他们在新闻内容和编译过程中存在自我审查。他们强调这不意味著与北京保持无条件的一致立场或认可中共的政治行动和意识形态。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认为，除中共大外宣媒体，这些自称并不与北京站在同一意识形态阵线、并号称希望促进华人融入主流社会的澳大利亚中文传媒，在报道时选择自我阉割，会对本地华人带来非常可怕的影响。他指，澳大利亚一众“老粉红”、“小粉红”的精神状态与“墙内人”并无两样。 冯崇义说：这个已经变成澳大利亚中文媒体常规动作，它们不敢得罪中国政权。这个危害性就是阻挡中国人正常的再社会化过程，哪怕就是身体已经出来了，但是整个思想还是生活在中共制造的那个精神世界里头，他们的思想跟中国墙内的人会一模一样，就是让他们这批人跟本地社会格格不入，“小粉红”、“老粉红”就是这种洗脑的结果。 冯崇义也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已经意识到中文传媒问题所在，但在“新闻自由”的基本价值和法律保护下，对这种自我审查也很难有好的对策。 冯崇义说：它是利用这边的新闻自由、法律对言论的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讲澳大利亚的政府是束手无策。澳大利亚政府还有这边的制定《反外国干干涉法》的这些人，曾经想努力出钱办另外一些媒体来争夺舆论阵地，但是官方操作上有很大困难，政府其实也拨不出很大的钱来，政府想从源头上治理这个问题就有很多实际的困难。 洛伊研究所的这份报告得到澳大利亚政府的资助。报告考察了自2020年以来在澳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逾500篇华文传媒报道，并采访了资深业界人士。涉及的传媒包括《澳洲日报》（Daily Chinese Herald）、《澳洲新报》（Australian Chinese Daily）和《今日传媒》（Media Today）。 受访的三家传媒的专业人士都表示，来自中共当局的审查风险影响了他们对中澳关系的报道。 自我审查成为传媒机构风险管理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情况在《澳洲日报》和《今日传媒》尤为严重，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做了数码化推广，包括在中国设立了微博帐号、微信公号、建立新闻App等。假如它们对中共当局的批评声音越过适度范围，就会被删除内容、或删号等惩罚，这会造成传媒机构重大的经济损失。 另外，报告发现，澳大利亚的中文传媒很少原创内容，大多是翻译澳大利亚主流传媒的报道。有很多译者来自中国大陆。自我审查就在这个过程中发生，因为传媒高管担忧其在中国的员工、家人遭报复，也害怕北京施加的惩罚影响其经济收入。 澳大利亚华人前议员胡煜明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三家受访传媒在性质上与那些中共出资、控制的大外宣中文传媒有很大的差异，但除了考虑员工及家人安全因素，很多传媒选择为经济利益而自我阉割。作为抗衡，胡煜明表示，曾与澳大利亚政府人员进行过研究，探讨对不惧怕北京的独立传媒提供支持是否可行。 胡煜明说：有一些媒体自我阉割、自我审查是为了钱，要做生意嘛！如果他们不听中共的话，这个下场已经摆到那里了。希望有真正独立的媒体出来，会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的。如果要做真正的独立媒体，牵头的人必须要不怕北京！ 洛伊研究所的报告中同样也提出类似的政策建立，呼吁澳大利亚政府或行业对中文传媒加以资金支持，建立自己的新闻数据传播平台等，以帮助他们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提高报道的独立性。 另外报告也也建议澳大利亚传媒监管机构加强监督，以减少中文传媒通过数码平台向移民进行宣传的风险。 澳大利亚有120万华裔，早前洛伊研究所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华人移民通过网络阅读中文新闻，逾半数的澳洲华人阅读中文报纸。
2月27、28日，旅居澳洲的中共政权受难者代表、积极推动中国走向民主的反共人士以及澳洲议员、中国问题专家等汇集首都堪培拉日落别墅酒店（Sundown Villas），举行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与会者回顾中共建政后犯下的种种罪行，呼吁世界认清中共本质及中共对自由世界的威胁，并推动澳洲国会制定相当于美国的《全球马格尼茨基法案》（Global Magnitsky Act）并敦促各国政府针对中共官员实施类似的制裁，大会的最后通过表决正式成立了“中共政权受难者澳纽地区联盟”。 该称之为“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受害者：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由新组成的中共政权受害者澳纽地区联盟主办、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负责协助筹备，来自澳洲各州的中国民运人士和藏、维、蒙、港、台、法轮功等团体的代表近70人出席，同时还邀请了澳洲政要、中国问题专家及越南共产主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参加致辞。另外，澳洲联邦自由党参议员Eric Abetz和纽西兰民主平台负责人陈维健通过视讯进行了发言。 澳洲国会参议员Eric Abetz表示，这样的研讨会非常有意义，他相信这次会议将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我们要确保共产主义罪恶得以揭露、自由得以获胜。”他说。“遭受中共迫害的人有千千万万，我们需要站在他们这一边，为受压迫者说话。” Abetz还说，中共用经济胁迫澳洲和其它国家，要求对其侵犯人权的行为保持沉默，然而我们不能沉默。“世界上所有的经济利益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主张”。 当选为该新联盟主席的冯崇义教授表示， “这个联盟有两大目的，第一个是加强各个不同社区受难者之间的团结，建立一支联合的力量；第二个是通过联盟来把受难者的声音传播出去，让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政府和公众更深地认识中共政权的邪恶和它对世界的危害。” 新联盟主席冯崇义教授。（图：看中国） 澳大利亚维吾尔人协会发言人Mehmet Celepci表示，中共是一股反人类的邪恶力量，他们在新疆地区，犯下了种族灭绝罪，许多人失去了生命、还有许多人被迫绝育、孩子被带走、家庭被拆散、社会被破坏，中共做了大量的思想灌输。他支持不同的受害团体要联合起来，并呼吁澳洲政府与美国一样，认定中共犯下种族灭绝罪。 澳大利亚昆士兰自由国家党议员George Christensen、Charles Sturt大学公共道德系教授 Clive Hamilton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代表拉巴措果、香港学生代表、民运代表以及法轮功团体代表均发表了演讲，每个人都以各自所在的团体为基础，讲述中共当局对各群体的迫害。他们希望通过揭露中共的邪恶，以赢得澳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让自由的曙光早日降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本次研讨会召集人、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事务负责人格桑坚参先生即将前往台湾赴任藏人行政代表，他表示，非常高兴在临行前能推动形成这样的一个联盟，让中共受难者联合起来，共同反对中共独裁暴政，这是一个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举动和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