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集　

被吊着的地主

大约在60年初冬的时候，一天，我随着母亲到街道食堂的库房去，走进门一眼就看到一个人被捆住了双手，吊在横梁上，脚尖踮在地上，满脸苍白，闭着眼，头耷拉着。我认识他，姓撒，是个地主。走到库房后面，有几个街道干部在说着闲话。母亲上前低低地问：他怎搞的？有个人朝前瞟了一眼，小声说，门口地下有几粒搬粮时撒出来的小麦，他前头来的时候看到了，看看旁边没人就捡起来塞嘴里嚼掉了，正好某某看到了，说他偷集体的粮食。没办法，只好喊民兵来把他吊起来了。

那时候，一个地主，又被积极分子扣上偷粮的罪名，谁也不敢帮他说好话。总算是老邻居，街道上年长的干部心里多少念着旧情，心中也明知饿极了的人看到几粒撒落的麦子怎能忍住不吃，根本就不是偷，也就没打他。第二天，我问母亲，他后来怎么了。母亲叹了口气说，还好，我们走后过了一阵子，他们找了两个人用门板把他抬送回家了。

锅巴衣子

吃大食堂的期间，我得到的最美味的东西是锅巴衣子，它不仅美味而且是难得的补品，虽然在填肚子上它实在微不足道，但总归能补充点点营养，快饿死的人有这么几片锅巴衣子或许就能缓口气。那时食堂里熬各种糊糊，锅边一圈就会留下糊糊汁炕干后翘起来的这种衣子，厚一点的和薄纸差不多，薄一点的像蜻蜓翅膀，那是糊糊实在太稀了。

因为母亲那时是街道居委会会计，办公的地方就在食堂前面的房间，母亲一上班，家里没人，我就跟着母亲到居委会去。小孩子家没事只能在院子前前后后地转着看大人干活。有时玩到食堂的大灶间，遇到糊糊熬差不多了，锅边起了锅巴衣，烧锅的就轻轻地撕一两片偷偷地给我，让我立马吃掉。大的有半个手掌大小，小的和铜钱差不多，放嘴里一抿就化了、没了。最好的是粥、糊糊打完了在锅底留下的锅巴，尽管那锅巴很薄很薄，但比锅巴衣子要厚上很多，有时能偷偷地吃到一小块，顿时感觉浑身都带劲了。

糠饼和马蹄糕

在那三年中，我记得的最好的食物是皮糠粑粑和马蹄糕、小饼子。皮糠粑粑好像是食堂里打饭已经见不到米面，饥荒开始了的时候才有的一种食物。有极少数人家把过去留下做饲料的皮糠兑上一些粗糠（稻壳）磨成的粉做成粑粑，偷偷地蒸熟了自家留点吃，也用小篮子提上一点悄悄地卖，大约小碗口大小的一块卖五毛钱，吃了很难咽，不喝点水嗓子就受不了，但那时却是我们的美食。

这样的糠粑粑似乎就是昙花一现，我记忆中吃了那么几次就再也见不着了，饿死人的事接着就很平常了。马蹄糕和小饼子在那个时候别说街道居民和一般工人，就是和县城里普通干部家庭也绝对是难见到的。在食物最紧张的那段日子，也就是饿死人最多的59年冬和60年上半年，眼看着一家人都很难熬下去了，母亲就去找历阳派出所的一位女干事，请她帮忙开一张去南京的证明。因为母亲是街道会计，每月都要去派出所核户口，核了户口才能到粮站核定每人的粮食计划，此外街道上包括死了人等许多事都要经常去派出所办。

这位女干事姓隋，名念滋，是从北方南下的干部，有一定的文化，私下里和母亲比较谈得来，每次找个理由去请她开证明她都没推脱过。南京那边粮食虽然也很紧张，一般人家勉强还不至于挨饿。母亲就隔两三个月去一次，去的时候把父母原来工作时穿的衣物背上一包，到了南京卖在典当行，然后到他们旧时的朋友那里，这家给一斤、那家给两斤粮票，用这些粮票买上小饼子或马蹄糕可能还有饼干之类的偷偷地背回来，锁在箱子里，一次也只能带回来几个小袋。

这样，每当哪天实在没什么食物进肚子的时候，夜里母亲就把在梦中的姐姐和我叫醒，从箱子里拿出半截糕或半块饼掰了分给我们吃，还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诫我们不能在外面提一个字。至于那饼子、那糕是什么滋味，似乎没留下记忆，只知道太好吃了，太好吃了！也就是一次次夜里的那一丢丢饼子和马蹄糕帮我们姐弟熬过了那段日子，没成为饿殍。

挖野草

印象中好像是在60年下半年开始，大食堂散了，允许人们自己在家开伙了。这样，大家就想方设法在田埂边、荒地上挖野草充饥。姐姐和我一放学或星期天就各自提一个篮子出去挖野草，姐姐胳膊上是个大些的篮子，我的小不少。

61年春天，各种野草都长出来了，挖到的最好的是野菜（荠菜），然后什么歪歪肠、兔儿苗、野苋菜、马兰头、枸杞头、马齿苋等等很多种，只要是能吃的就行。歪歪肠、兔儿苗这些野草只是我记忆中的读音，那时我只是五岁多一点，现在没法说清他的真正名称。歪歪肠觉得有点像苜蓿。兔儿苗吃的是根茎，白白的、细细长长的，有点像豆芽，只能吃一点点，吃多了会头昏。野苋菜的叶子和杆子都可以吃，杆子上有很多刺，要把皮撕下来吃芯子，算得上是好东西了。马兰头、枸杞头现在成了时令野蔬，那时候只是充饥的草。要知道，那时候根本没有油，这些野草都是在锅里烀了吃，没有锅的就用瓦盆、陶罐，因为好多人家的铁锅都在大办钢铁时砸了放在小高炉里烧化了。还有一种叫牛舌头棵子的，叶子比较大，长成熟的植株叶子像牛舌头，一般在叶子比较嫩的时候才敢吃一点，叶子老了或吃得稍多一点就会头昏呕吐。

有两次，父亲从蔬菜队回来，从口袋里掏啊掏的，抓出了两把青菜的根，不敢去河里洗，在家里悄悄地用两盆水洗了煮熟，吃了多日野菜的我们觉得那菜根的芯是那样的甜，直到把菜根的皮嚼成渣才吐掉。正是因为各家各户能自己开伙和这些野草，很多人才度过了最后那些日子的难关，保下了命。

六一年的端午

58年以前，因为年龄太小，记不得过过什么节日，59、60两年压根就没有过节这一说。我记得过的第一个节日就是61年的端午节。那天父亲上午就从蔬菜队回家了，口袋里塞了一把韭菜。中午，蒸了六个歪歪肠的团子，一个有中号碗口大，又做了四个韭菜团子，每个约玻璃杯口大，里面都加了一点点皮糠增一点粘性。

上桌时，父亲做了分配：母亲两个韭菜团，我和姐姐一人一个韭菜团，一个歪歪肠团子，父亲自己只吃歪歪肠的。我那时还不满六岁，准备吃的时候，手就伸向了韭菜团，父亲眼一瞪，顺手在我头上摑了一个爆栗子，指指歪歪肠团子说：“先吃这个”。我噙着泪很快吃掉歪歪肠团子，再吃那韭菜团子只觉得是那样的嫩，那样的香，一时的委屈全都不知去哪了。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日子里，父亲从不让我挑食，饭菜都是先吃差的，然后才能吃好的，而且什么都要能吃。父亲后来曾说，饿死的要么是平日饭量大的，要么是嘴尖的。“嘴尖”是和县的俗语，指吃不了粗劣的食物和挑食的。所以在我半个多世纪的饮食词典里，没有“不敢吃”、“不能吃”这样的字眼。

偷吃鹅的男孩

六一年中国新年前两天，街道上破天荒地给每家分了些鹅，人口少的四分之一只，多的半只，这大概是镇里从什么地方调拨了分下来的。对于苟活下来两三年没见过荤腥的人们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美味。

中国新年过后没几天，一个住在桥北那条巷子里的妇女路过我家门前，看到我母亲就走进来坐在凳子上絮起家常来。说着说着，她抽抽搭搭地抹起了眼泪。我站在一旁好奇地听着她在说，二十九的分到了鹅，家里人高兴的不得了，我家老头子还在上班（好像是在搬运公司），我就把鹅洗洗剁剁，临晚烧了就放在锅里，留着准备第二天三十晚上吃，锅就垛在床头底下的木档子上。夜里我睡的迷迷糊糊的，好像脚底下有咯吱咯吱的声音，我想想恐怕是老鼠子在啃什么，就突哧突哧的嚇了它几声。我一嚇，声音就没得了，我又迷迷糊糊睡了。

过一会，又咯吱咯吱响起来。天太冷，实在不想爬起来，就又嚇了几声，声音还是没了。搞了好几次，我实在没办法，只好爬起来，冻得要命。我摸黑绕到床这边，一伸头，把我嚇死了，地下蹲着一个人。我喊了起来，你是哪个？你在干什么？这时候，老头子也爬下床了，点了煤油灯，走过来一照，人是我家小三子。

他打着赤膊、光着腿、赤着脚，只穿着一个裤头子，冻的浑身直抖，鼻涕从嘴上、下巴壳子朝下直滴，嘴里还鼓着，手上拿着鹅骨头。我看了心里一慌，赶紧蹲下身揭开锅盖，锅里原来烧的小半锅鹅剩的一半都不到了。老大也起身了，一看气的回头找了一根棍子就要抽三子，老头子急忙拦住他，我也站在三子前面护住他。望着三子冻成这样，我一把把他抱到床上，找了洗脸布用热水泡烫了给他擦了脸跟手，那一夜我一直抱着他焐着他，他浑身就像冰棍子，真怕他冻得发热，又怕他脹了肚子。

三十晚上，我跟老头子一块鹅也没吃，只倒了些卤子拌了饭。三子也没敢再吃了，他哥他姐都瞪着他啊。前两天，就我和三子在家，我问他，你怎么想起来夜里偷鹅吃的，就不怕冻死。三子哭着说，天里头闻到烧鹅的香味，就想抓一块吃吃，怕打就没敢。晚上上了床，心里就想着底下的锅，根本睡不着，实在忍不住就爬起来揭了锅盖从里头掏了一块吃了，冻得受不住就上床了。在床上只想着前头嘴里鹅的味道，听你们都睡着了，我就又摸着起来了。你一嚇哧我就不敢动，你睡了我跟着还吃。吃的时候还不晓得冷，不动了就身上冻的直抖。听着他讲，我直哭，伢子们太苦了，我怎能打他。这个男孩姓刘，比我大两岁。

舔碗

61年下半年，渐渐有些粮食吃了，但米、面还是很少，各家各户都是和着麸子、糠再加野菜一起熬糊糊吃。吃完了，放下筷子，因舍不得粘在碗里一圈的糊糊汁，一个个要么用食指在碗里刮几下再伸进嘴里舔干净，要么捧起碗伸出长长的舌头在里面舔，总要把碗舔得干干净净才意犹未尽地放下。我和姐姐那时还比较小，我刚六岁，姐姐九岁，我俩还时时比着谁舔得最干净，以至于经常鼻尖上都粘着糊糊。那时，只要是吃饭时间串门子，几乎都能看到老老少少的在刮着碗、舔着碗。大概到了63年，舔碗的就渐渐少了。

“跃进饭”

吃“跃进饭”分为前后两段时期。前一阶段是大食堂办了一段时间，大家都“敞开肚子吃饭”，美了几个月之后，粮食眼看紧张了，每顿煮饭的米越来越不够了。不知道食堂的炊事员从哪学来的办法，为了每顿还能让大家填饱肚子，就把米在锅里先炒熟，然后再加水煮饭，这样，同样多的米煮出来的饭在堆度（和县土话，指体积）上就多出来几乎一倍。因为正是大跃进的时期，而这种办法煮出来的饭比正常煮饭在量的增加上也是一个大跃进，所以就被叫做“跃进饭”。

“跃进饭”非常松软，平时打饭打一碗，“跃进饭”也是给一碗，体量看起来差不多，但米却少了一半，而且非常容易消化，吃过饭要不多长时间肚子里就饿了。不过，很快地这种饭也没得吃了。这段时期大约在59年春。再吃“跃进饭”已经不是在食堂打的了，是自家煮的，也就在61年下半年。

那时，粮食计划供应不是下到食堂，街道大食堂早散伙了，而是定量到各家各户。米有了，但定量很少，为了让我们姐弟每顿能填上肚子，除了掺和各种野菜煮粥以外，父母也过段时间煮上一餐“跃进饭”给我们解解馋。到了62年，情况基本好转了，这“跃进饭”就再也没吃过了。

父亲的早餐

62年4月，那时大饥荒已经过去，粮食虽然不充裕，但米饭还是可以吃到的。某一天，父母决定让母亲带我们姐弟到南京去玩，那是我记事后第一次离开和县。那时父亲仍然受街道上的监督，出行还是不自由的，到外地要街道批准。去南京的那天，我们起了个大早。父亲天没亮就起床了，煮了一大锅饭，还炒了一大钵青菜芽。菜是家里菜园子种的，头天晚就拔好了。那一锅饭，父亲后来说煮了五斤米。那盛菜芽的陶钵子口径好像有一尺，父亲盛了满满一钵，锅里还剩些。

我那时六岁多一点，姐姐九岁。两个人小孩子心性，兴奋得吃不下，只急着要走，两人各吃了小碗半碗饭。母亲本来饭量小，大概也只吃了一小碗。用父亲后来说的，我们仨吃了不过半斤米的饭。我们在南京玩了几天回来后，父亲对我们说，那天早上我们走后，他也开始吃早饭。盛了一大碗饭吃了，又盛了一碗吃了，就着大口大口的菜芽，越吃越香，不知不觉地只剩下些锅巴饭，想了一下，留着做中饭吧。又一想，索性吃顿饱饭吧，就又把这些锅巴饭就着菜芽子的汤汤水水全吃了。四斤半米的饭，可不是四斤半饭啊！还有那么多的菜芽！

应该是在六三年，那时的政治气氛宽松了许多，父亲终于去了一次南京。父亲回来后说着他在南京的经历，说着说着，自己挠挠头笑了起来。他说，这次我去了一家店里，买了面条吃，那家店里用的是中碗，一碗二两面，我一开始要了五碗，两口一碗，两口一碗，呼啦呼啦五碗就没了。我又要来五碗，吃了还是没饱，我又要了三碗，头都没抬又吃完了。想想看，再吃几碗吧。一转头，几个服务员站在旁边，有的看着桌上高高摞起来的十几个碗，有的看着我像看个怪物，嘿嘿，实在有些不好意思。一狠心，也不顾了，说，再下三碗吧。就这样吃了十六碗，真要吃还能吃几碗。父亲边说着边自己忍不住在嘿嘿地笑。

六六年的一天，父亲从挑江堤的工地上回来，晚上来了两个邻居，父亲说起了他在工地上听到的一件事。父亲说，他挑着一担土从江堤下边往上走，前面是各挑着一担土的两个妇女，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艰巨（和县人如此称大饥荒时期）过后，怎么那么能吃？心里就想着哪天能吃顿饱的。有一天，我一个人在家，狠狠心称了三斤米煮饭，一下子就吃完了。父亲接着说，我想啊，你就吃三斤米的饭，我一顿还吃过四斤半米还加一锅菜芽子呢。可她接下来一句话，听了实在是佩服佩服。她说，饭吃完了，我还是不过瘾，我又煮了一斤米的粥吃掉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