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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两会就要开了，本应去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三中全会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消息？秦刚和李尚福都是中央委员，只有中央全会才能取消中央委员的资格。三中全会迟迟不能开，与难以处置他们有关系吗？ 秦刚是主动请辞吗 还有一个疑问，秦刚、李尚福两人都是全国人大代表，他们还能出席几天后召开的两会吗？这一点现在有了眉目，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7日的公告宣布，终止秦刚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终止秦刚人大代表资格的方式很奇怪，在取消的一批代表资格中，使用的都是“决定罢免xx代表职务”。而关于秦刚，人大常委会公告这样表述：“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秦刚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而不是像其他落马官员那样直接“罢免”。 “决定罢免”意味着问题严重，而官方公告采用了“秦刚辞去”，地方人代会“决定接受”的说法，好像对秦刚留有余地。 秦刚升降简史 在习近平二十大以来提拔的高官中，秦刚创下了快速高升，快速坠落的记录。2022年12月，秦刚接替王毅出任外交部长，次年3月升级国务委员，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但是，三个月后的6月25日似乎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他会晤了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等人，然后失踪了，直到7月25日官方宣布解除其外长职务。秦刚由此成为中国“最短命外长”。去年10月24日，他与李尚福一起被免去国务委员职务，李尚福同日还被免去国防部长。官方没有交代任何免职理由。 秦刚事件之所以受到全球关注，不仅升坠速度超常，且很神秘，又是新晋外长、国务委员、习近平的亲信，如此失踪，海内外吃惊。 失踪几个月后，秦刚被免去外长职务，北京当局至少不得不这样做。外长职务，不可一直空着。于是，年迈七旬，二十大终于晋升政治局委员的王毅重接外长一职。 神秘之处还在于，中南海一直没有交代秦刚为何失踪，为何被免去外长，以及国务委员的原因。而且，秦刚领导的外交部，在秦刚失踪的时期，媒体问其下落，发言人欲言又止，尴尬难抑，更加重了外界的疑惑。 死亡传闻 同时，围绕秦刚失踪的传言一直不断，传得最多的是婚外恋。去年4月，凤凰卫视的女主持傅晓田在社交网络推特贴出她采访秦刚的照片，照片上两人散步、合影，亲密互动。同时，她还贴出新生儿的照片，并透露取名“Er-Kin”。 于是，关于秦刚与傅晓田有婚外恋，两人还在美国有一个私生子、以及卷入火箭军间谍案的说法不翼而飞。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19日报道也指秦刚的问题涉及婚外情及在美国出生的私生子。秦刚出事后，傅晓田下落至今不明。 更离奇的是，美国知名媒体‘政客’（Politico）去年12月报道说，秦刚因涉嫌泄露军事机密被捕，并于去年7月被处死。报道还说，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鲁登科（Andrey Rudenko）去年6月访中时向习近平报告了俄方掌握的秦刚与解放军多名高级将领向西方情报机构出卖情报的消息。 有海外媒体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7日的公告，应该至少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秦刚还活着。 为什么秦刚的生死都很受关注？关键的原因与秦刚突然失宠，神秘失踪，被罢免外长后中共当局没有交代任何理由有重大关系。 疑点尚存 周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简短公告似乎仍然不能化解不少疑点： 第一，秦刚到底犯了什么错？如果没有重大错误，何以失踪？何以被撤销外长和国务委员职务？ 第二，作为习近平火速提拔的亲信，如此快速坠落，对习近平的信誉和权威无疑有重大伤害，习近平为什么“见死不救”？是因为他铁面无私，不护犯事的亲信吗？但是习近平的选择性反腐很难支持这一说法。习是完全可以出面保自己的爱将的，既然舍弃，是不得不舍弃吗？习或者遭遇了党内的严重压力？或者习近平要把这起直接冲击他个人权威的“用人不当”事件通过这一“留有余地”的处理方式渐渐淡化下去？ 第三，终止秦刚人大代表资格似乎是为了两会开幕式不招惹尴尬的急就章，既然失去了人大代表资格，就不可能出席两会了。那么，前国防部长、前国务委员李尚福的人大代表资格何时取消？如果不取消，他是否可以出席两会？ 从官方目前对秦刚的处理来看，还不能说是“结局”，秦刚还背着一个“中央委员”的名义，不过看起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痕迹很重，这是为了什么？因为秦刚毕竟是习近平的爱将而手下留情吗？ 至于李尚福，在去年10月24日被免掉国防部长和国务委员职务后，近日，中国国防部官方网站删除了他的名字，这对他似乎不是一个好的迹象。但是他的人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两个名头还在，这又是什么原因？有分析认为，这显示李尚福的问题比秦刚还轻。 北京至今为什么不肯交代秦刚李尚福落马的原因？令人迷惑。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三中全会在本月底召开的可能性有多大？》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为什么说习近平不愿在去年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是违例但不违规。 所谓违例，是指违反了历届三中全会大都是在那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秋、冬举行的所谓“惯例”。不过这一“惯例”严格讲并不是从著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即形成的，而是从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形成的。 标志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十一大召开的次年，即1978年底召开的。而1982年召开十二大和十二届一中全会之后，二中全会是在次年，即1983年的十月才召开的。而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时间，则是“拖”到了1984年的十月才召开，这个会议上通过的最著名的历史文献就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接下来，从十三届三中全会，直到十八届三中全会，都是在该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及其一中全会召开的次年年尾举行的。也就是说，该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该届的一中全会召开之后的次年，是要在年初和年尾分别召开两次中央全会，即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 从这个角度分析，所谓的“惯例”，严格地说是在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次年初召开二中全会，次年晚些时候又召开三中全会。可见，习近平在十九大上连任之后把十九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都安排在次年，即2018年的年初连接举行，就已经是打破“惯例”了。继而，每年秋或冬季都会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的“惯例”也已经被习近平打破了。 今年一月四日，中共外宣香港01刊登《三中全会为何迟迟不开？或有大动作在筹备》文。文章说：考虑到中共十三大以来历届四中全会都是在每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两年后的下半年召开，所以如果依据惯例，二十届四中全会有可能在今年下半年召开。如果真是这样，二十届三中全会有较大可能在（三月初的）全国“两会”前召开。因为这样既不影响二十届四中全会的召开时间，又能让二十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大决定通过全国“两会”付诸实施。 香港01的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一个月前。再往前的去年12月27日，该媒体也还发表了同一个作者的文章《高层释放全面改革开放信号 三中全会有望明年“两会”前召开》。 但是，自上月最后一天举行的最新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然没有涉及三中全会的内容，一向为中共决策当局“把脉”较准的香港01就再未见新的预测文章出来。应该是也认为三中全会被赶在三月召开的“两会”之前举行的可能性渺茫了。 不过呢，笔者还是倾向于相信三中全会在今年“两会”之前就会召开的可能性挺大。首先一个理由还是本专栏上篇文章中所说的，李尚福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和国家军委委员都被宣布免去之后，宣布把李尚福的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交给董军，必须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完成是党章规定的。中共现行党章第二十三条规定：党的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如1999年9月的徐才厚和郭伯雄同时被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2004年9月的徐才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陈炳德、乔清晨、张定发、靖志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等，都是在是届某中全会上履行的程序。 其次一个理由就是，正在被审查的一批现任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前十九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的党纪处分，就算已经被党的政治局做出了处理决定，也还是必须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追认”。 大家应该都已经关注过，去年的12月29日，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口气罢免了九名军方高级将领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对此，中国内地的财新网的本月4日追踪报道最为详实。报道中说：中国人大网刊登的全国人大常委会2024第一号公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显示，2023年12月29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九名军方将领，全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2023年下半年，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海军、空军、火箭军已先后召开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这九人的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这九名军方将领包括三名上将、四名中将、两名少将。依次是：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副参谋长张振中中将，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委员、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张育林中将，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原副部长饶文敏少将，南部战区原副司令员兼南部战区海军司令员鞠新春中将，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委员、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空军原司令员丁来杭上将，火箭军装备部原部长吕宏少将，火箭军原司令员李玉超上将，火箭军原副司令员李传广中将，火箭军原司令员周亚宁上将。 上述九名将领中，包括二十届中央委员一人：李玉超，十九届中央委员三人：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以及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两人：张振中、李玉超。而其中的李玉超还是205名二十届中央委员中首名被官方确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者。另外，他也是习近平上台之后整肃的第二名在位、现役上将。第一名是曾担任过武警司令员的王建平上将，此人被宣布接受调查时的军职是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 在这9人当中，现役中将李传广的“故事“需要多说几句。此人生于1961年，老”二炮“出身，火箭军成立时和周亚宁一同升为军种少将副司令。2017年中共召开十九大时，已经升任火箭军司令员的周亚宁和还是火箭军副司令员但已经晋级中将的李传广同时被安排为中央委员。同时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火箭军里还有时任副司令员张振中和时任火箭军第63基地司令员李玉超。 四年之后，李玉超反超李传广，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被安排接替了周亚宁的火箭军司令员职务，继而顺利成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反观李传广，居然连个二十大代表都没有被安排。 请注意，如上这九个人，包括虽然已经被撤消了军内职务，但本人还是在位的二十届中央委员的李玉超，都是未被各自所在的军人代表大会给予主动辞去人大代表的机会，而是直接罢免。 记得2017年2月的全国“两会”前夜，中国内地《法制晚报》曾刊登一篇文章《18人涉违纪违法请辞全国人大代表 5人是军老虎》。说是此前不久因涉嫌违纪违法请辞全国人大代表职务的18人中，有5人是军中大老虎，其中还包括两名正大军区级将领。 文章中介绍：5人中军衔最高的就是空军原政治委员田修思和国防大学原校长王喜斌二人，均为上将军衔。2016年9月3日，因涉嫌违纪违法，田修思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此前，田修思已被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位置上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宣布立案审查。 王喜斌则是2007至2013年间的国防大学校长。2017年2月24日，根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王喜斌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 接下来的2017年10月，中共十八届七中全会宣布确认中央政治局先前做出的开除田修思中共党籍的处分。此后，便再没有了进一步的消息。但据常理判断，中共无论是对它的地方还是军队高官的党内纪律处分，是要与政纪或军纪处分相匹配的。所以开除党籍的一定会同时被开除公职或者开除军籍。而田修思当年已经到了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地步，在剥夺上将军衔的同时，不上军事法庭接受审判的可能性最多一半。 至于王喜斌，虽被公布的是“因涉嫌职务犯罪”，本人提出辞去人大代表职务，但日后却再无后续处理的消息。从常理上判断，应该是最终保住了党籍和军籍。 在这里举出如上以前落马的那两个退役上将的例子，是想强调他们两人当时都被他们各自归属的“军人代表大会”给予了“本人（主动）提出辞去”全国人大代表的较为体面的安排，连“责令辞职”的方式都未使用。而如今的李玉超等人都是被宣布直接罢免，那么是否意味着军纪委已经掌握的他们九个人的罪行个个都是要比过去的田修思和王喜斌严重呢？ 再者，李玉超和徐忠波去年是同时被免去火箭军的军、政一把手职务的。两个人也同为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去年8月5日，笔者就在本专栏发表过一篇《已知有哪几位二十届全国人大代表面临被”终止资格”》，文中分析了“现如今，虽然李玉超和徐忠波两人还暂时没有被宣布在党内撤销中央委员职务，但其全国人大代表身份被罢免或者终止都是早晚的事，如果内部已经决定了要把撤销此二人的中央委员职务的议程安排在今年（指2023年）十月左右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上出台，那么赶在8月底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先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全国人大代表身份是有可能的。” 当然，当时包括笔者在内，谁也不会预料到习近平居然决定把个三中全会翻过2023年之后再择机召开。在此前提下，笔者关于李玉超和徐忠波都会在三中全会之前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的预测也只对了一半。难道说徐忠波被习近平赦免了？ 当然，对火箭军窝案的涉案人员要分期、分批，先易后难，下一步再处理徐忠治波也是一种可能。 除了徐忠波，如上在基层完成罢免程序后才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终止代表资格者，也不包括两个落马国务委员李尚福（解放军代表团）和秦刚（天津代表团）。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政权对这两个副国级官员的审查还没有完结所以迟迟也拿不出对他们的处理意见？还是准备在党的中央全会上宣布对他们的党纪处分之后，再宣布罢免或者说终止他们的人大代表资格？ 曾经在香港01网站上读到过一篇“获《联合早报》授权刊载”的文章《整肃军队窝案：腐败等同政治不忠诚 》。文章的最后一段是：“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后，一批最高领导人的忠诚者被提拔到党中央、国家机构和军队的关键岗位上。不过，从这一轮的军队反腐看，即便是领导人亲自提拔的官员，在腐败问题上也不会被慈悲对待，对于以反腐整风建立威望、树立核心地位的领导人来说，腐败就是政治上的不忠诚了。” 这话确有道理。而且笔者更相信正是因为李尚福和秦刚等辜负了习近平对他们的亲手栽培和一手提拔，才会令习近平对他们比对非嫡系的贪官污吏们更为痛恨，处置起来也更不留情。 2022年9月下旬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处分违纪党员批准权限和程序规定》中规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决定，可以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中央政治局批准下列处分事项：（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二）给予严重触犯刑律的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开除党籍处分。 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到会委员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赞成，可以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先行做出的给予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的处理决定予以追认。 前面已经介绍了，不久前才被从全国人大代表中除名的9名军头中的李玉超、丁来杭、李传广、周亚宁都是本届或者上届中央委员，张振中则是上届中央候补委员。所以对他们的党纪处理，都和对秦刚及李尚福的党纪处理一样，都是要经过党的中央全会这道程序的。再加上本文结束时刚刚被宣布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十九届中央委员孙志刚，也还是需要经过中央全会确认。 另外，根据中共官媒陆续公开披露出来的消息，包括前上海市政协主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二十大之后落马的正省部级“首虎”董云虎在内的近二十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二十大代表，都已经先后被中央或者其归属的地方党委宣布了中止其二十大代表的资格，而这些，也都要经过中央全会的“确认”和“追认”程序的。如此说来，三中全会真可谓是时不我待，任重道远！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上次节目播出的《陈全国的裸退与“新疆绝密文件”外泄的因果关系》一文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和分析了定于一尊的习近平虽然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为和自己同龄的王毅以及比自己还年长两岁张又侠开了“破八”的先例，但其他所有连任和新任的中央政治委员及书记处书记的年龄上限，还是67岁，即1955年生人。而超过67岁的，除了王毅和张又侠，包括1954年出生的韩正，以及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1953年出生的陈希都未被破例。 而到明年三月才换届的那些“局外”副国级领导人，在二十大上是否连任中央委员，“八下”的原则似乎是严格坚持了。但67或者67岁以下者，谁能谁不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那就要看习近平的个人喜好了。对外堂而皇之的说法是“党和国家领导职务不是‘铁椅子’，符合年龄的也不一定当然继续提名，要坚持事业为上，根据工作需要、人选条件、廉洁情况和形象口碑，能留能转、能上能下，树立新时代鲜明用人导向。” 先说国务委员这一部分。1954年出生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风和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九届中央委员，如今未能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现在基本上可以认定的是二十大上新任中央军委委员，现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兼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1958年出生的李尚福会在明年三月接替魏凤和。 1953年出生的国务委员赵克志是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如今也未能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1957年出生的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在连任十七、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基础上，又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1955年出生的国务委员王勇，在连任十八、十九届中央委员的基础上，又连任二十届中央委员。 另外一个现任国务委员就是被习近平“破八”的王毅。 虽说国务院是李克强的地盘，但五年前的李克强的国务院总理第二任期开始组成的国务院班子里的国务委员部分，不可能都是李克强决定的人选，不过至少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肖捷，以及主管工业产的国务院委员王勇，此前说起来都是被看成“克强的人”，如今却在李克强一退到底的同时，都能够继任中央委员，证明了到明年三月换届时，此二人即使不会被李强收编，继任国务委员，也会被安排到全国人大担任一届副委员长，或者安排到全国政协担任一届副主席。 而全国人大系统里的现任党内副委员长们，1950年出生的王晨，1951年出生的吉炳轩，1953年出生的张春贤，1953年出生的艾力更·依明巴海，1951年出生的白玛赤林等五人在二十大上均未连任中央委员，纯属正常。而1957年出生的沈跃跃，1956年出生的王东明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也属正常。证明此二人明年三月都将会再任一届副国级职务。其中王东明是身兼全国总工会主席，有可能是在明年三月之后继续以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身份再兼任一届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而沈跃跃因为到明年三月已经是满两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了，所以明年三月的那个兼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全国人大女性副委员长一定是个新人，而沈跃跃“转岗”去处只能是全国政协或者国务院。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有点被降了四分之一格的感觉。也有很大可能被安排为下届国务院的国务委员之一。 不过，现任全国人大的党内副委员长中，也有一个“符合年龄”但未被“继续提名”者，那就是最高检察长出身的1955年出生的曹建明。 不过笔者并不认为曹建明是因为失势于习近平，当年周永康入狱后，因为曹建明和周永康各娶了一个央视女贾晓晔和王小丫做老婆，舆论自然会把他们两人绑在一起，但关键时刻还是因为习近平主动向他曹建明表示了一句“问候小丫”，替他曹建明解了大围。 从周永康事件脱身之后，曹建明在五年前的十九大上顺利连任中央委员之后，到2018年3月完全是因为连任两届最高检察长届满后必须转岗，这才被习近平犒赏了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如今他虽仍然符合被“继续提名”的年龄条件，但他到明年三月为止就连任了三个整届的副国级职务了，两个整届的最高检察长，加一个满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于是，即使是仍然“符合年龄”，处理方法也是“不进则退”。 说到曹建明的副委员长职务，就不能不提一下现任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1960年出生的周强，到二十大，已经是连任五届中央委员了。随着李克强的出局，整个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里，连任五届中央委员的只有习近平和周强两人。在二十届中央委员会里，和他们两人还可以比资历的只有一个沈跃跃，但沈跃跃是十五和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然后是连任四届中央委员。 到明年三月，周强的最高法院院长就任满两个整届了，既然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那么明年三月就必须转岗至全国人大或者全国政协，开始他的第三个副国级任期。至于明年三月接替周强最高法院院长职务的人选，几乎可以肯定是从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的现任最高检察长张军及二十大上的新任中央委员，现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两人之间产生。至于明年三月的新任最高检察长，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就是应勇了。正如我们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过的那样：在二十大上连任了中央委员的张军，因为手下的两个副检察长应勇和童建明都已经被安排为二十届中央委员，所以他明年三月把最高检察长职务交出的可能性是百分之百。届时的张军或者是改任最高法院长，或者是进入全国人大接替也没有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委，1955年出生的前最高检察长、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曹建明。 说完全国人大，然后是全国政协。目前在位的所有党内副主席中，最为外界关注的当然是1955年出生的何立峰，不但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而且已经入局。另外一个也是1955年出生的蒙古族干部巴特尔，也被安排连任了二十届中央委员。与此同时，1951年出生的张庆黎，1953年出生的刘奇葆，1952年出生的卢展工，1954年出生的马飚，1952年出生的夏宝龙，1954年出生的杨传堂，1954年出生的李斌（女）均未能在二十大上连任中央委员，实属正常。 我们本专栏上周一播出的《习近平借二十大换届完成了对孟建柱余党的清洗》一文中，介绍了在位副国级官员二十大上能否连任中委原则上还是以1955年出生为限的前提下，1956年出生的在任最高检察张军得以连任， 1959年出生的全国政协党内副主席的汪永清却被除名。这足以证明汪永清虽然“符合年龄”，但在明年三月的全国两会上连任政协副主席的可能性已经为零。 换句话说，虽然正省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是65岁，但从明年三月开始，届时尚还未满64岁的汪永清就要被迫从副国级位置上直接退休了。 当时的这篇文章内容的缺失之一是没有提及比汪永清年长4岁却在二十大上得以继任中央委员的巴特尔。 两年前的2020年12月中，中共当局在国家民委网站上把党组书记的名字从巴特尔换成了时任中纪委副书记陈小江。与此同时，该网站上把对巴特尔的介绍内容中，也拿掉了他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兼职项。 2020年12月2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免去巴特尔的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陈小江为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同日，国家民委官网“委领导”栏目更新信息显示，陈小江同时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中国内地的一些网站关注到了这个取代巴特尔的陈小江，是“国家民委首位汉族主任”。 公开资料显示，自1954年以后，在陈小江履新之前，国家民委的先后7任主任都是少数民族，包括乌兰夫（蒙古族）、杨静仁（回族）、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李德洙（朝鲜族）、杨晶（蒙古族）、王正伟（回族）、巴特尔（蒙古族）。 在巴特尔被免去民委主任和党组书记兼职的当年初开始，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石泰峰奉习近平上意，在整个自治区强推汉语教学，在当地引发了大规模民族抗议运动。就在中共当局终于平息了这场抗议运动之后，中央政权里的蒙古族代表巴特尔就被免去了中央民委党组书记、主任和统战部副部长三项兼职，自然会被评论界认为是在强推汉语教学问题上态度不鲜明。 今年6月，陈小江的国家民委主任职务被安排交给了时任国务院侨办主任潘岳。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曾以《潘岳将任民委主任 汉人继续掌管民族事务》为题报道此事。 先后由陈小江和潘岳担任国家民委主任的安排，已经证明了今后的国家民委一把手，即主任兼党组书记的职务，将永远和各少数民族自治区的党委一把手一样，只能由汉族干部担任。 至于巴特尔如今居然还能够被安排在二十大上继任中央委员，相信一个直接原因是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蒙古王乌兰夫的孙女布小林的因“病”辞职，导致明年三月的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换届时，副委员长或者副主席中的内蒙古族代表就只有巴特尔可选了。接替布小林内蒙古自治区主席职务的王莉霞是所谓“汉化蒙古人”，虽然在二十大上顺利成为中央委员，但明年3月即再跃升至副国级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与巴特尔一样也是目前这届全国政协主席中的少数民族代表，回族干部王正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957年出生的王正伟和前面介绍的沈跃跃一样，是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七、十八和十九届中央委员。 今年3月，我们自由亚洲电台曾刊登和播出《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正伟接受调查》，文中引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内容说：这一调查的起因是有人认为王正伟在担任他的家乡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期间，推动“不受限制的穆斯林文化”，并鼓励宗教极端主义。 笔者也读到过一则网友跟贴，说的是王正伟曾经在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攻读伊斯兰经济制度方向的博士学位。王正伟一直致力于回族经济、文化研究，发表学术论著和各类作品100多万字。王正伟在国家民委主任期间，强化民族识别，大力推动清真食品管理条例出台，全国各地大建规模相对巨大的清真寺，被批在中国搞“伊斯兰化”。 不过，无论他王正伟是否是因为涉贪或者政治原因被调查过，他当年为宣传所谓“回汉一家亲”而举出的一个“生动例证”曾经令占比达百分之九十九点的中共汉族干部们很不受用。 却原来王正伟在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期间，曾经对采访他的记者大谈了一个“回汉一家亲的生动例证”。说回族本来很讲究生活习惯的，但是他愿意到汉族家去吃饭。什么原因呢？就是这家汉族已经不吃猪肉，完全在这个村子按照回民的习惯生活。大家互相尊重，已经到了这个份上，就是回汉之间都能吃饭。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说明互相尊重，互相包容。 当时他王正伟的这番话被公开报道出来后曾经在中国大陆境内的汉族共干中引起很大反感。虽然当时的习近平还是把他安排成了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的回族代表，但是跑票甚多。所以在今年二十大筹备的过程中，虽然“符合年龄”，但不被“继续提名”也是预料之中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20大开完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完成了党内的程序认证，事先确定的中央委员名单也通过了。被从这个名单上剔除的人，包括原来的政治局委员或常委，比如李克强等，都属于预定出局的人，而非投票结果。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因为无论是预选还是正式投票，都只能就列入此名单的人投票。那谁来挑选名单上的人？又由谁来确定最后付诸投票的名单？本文从习近平安排的中央委员挑选和过筛，来分析20届中央委员的组成过程。 一、漫长的中央委员候选人选择过程 中共20大挑选中央委员的过程，差不多两年前就开始了。2020年底，习近平就开始谋划20大中央委员的挑选。3个月后，习近平分别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和政治局会议，成立20大干部考察领导小组，组长是习近平。习近平给每个省或部确定了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名额。 中组部为20大中央委员所做的干部考察从去年7月开始，先后分3批派出45个考察组，对31个省区市、12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作专门的人事考察；中央军委也派出8个考察组，对25个军委机关部门和战区干部作考察。中组部派人考察未来的中央委员，也就是考察未来各省各部主要官员的仕途。 中央组织部的考察过程十分谨慎，规定考察人员“不单独出行、不私下会客”，“出门不漏一句话、房间不留一片纸”，以防地方大员打探人事消息。中组部的考察人员基本上是先约谈考察地的中层干部，作个别谈话，以便间接地了解他们所要考察的省委书记和省长；最后才与被考察对象见面，和本人谈一次话。当地的省长、省委书记直到被约谈了，才知道中组部的考察组来了，这时考察也就基本上结束了。 从程序上讲，这种做法历来如此，习近平当年也经过多次这样的程序，一步一步地爬到现在的位置。有媒体认为，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都是“习家军”，其实习近平不见得熟悉全国的省部级大员，不可能把每个人都发展成既熟悉又信任的“习家军”。那他这次挑选20届中央委员有哪些特点？了解这些特点，有助于判断习近平的省部级班底按什么标准来挑选。 二、政治忠诚优先 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标准，规定了20届中央委员必须具备的要件是，对习近平的高度忠诚。习近平专门对中组部强调，“进不进中央委员，不能对号入座、依惯例，首先政治上要达标”。此话的意思是，过去江胡时代挑选中央委员，往往看现任地方大员的官位，谁是省委书记、省长，谁就当下届中央委员；而习近平则提出，现任大员若政治上不够忠诚，不可以继续当中央委员。 江泽民、胡锦涛时代，挑选中央委员时，会让地方干部对本省大员的官场口碑投一次票，这种做法在中共官场上被称为“海选”。而习近平否决了所谓的“海选”，只许中组部考察人员私下访谈。在这样的访谈中，中组部考察人员会费劲心机地让地方干部讲一些真心话。有时，如果地方干部不敢讲真话，那考察人员会看他的表情来判断隐情，进而继续追问。 比如，20大前中组部在某省考察当地大员时，问一个被约谈的地方干部该省某大员是否“有担当”。在习近平时代，“有担当”一词的含义是，地方干部要敢于为执行习近平的指令而不计后果，哪怕招来民怨。而这被约谈的地方干部对这个问题一言不答，表情犹豫；于是考察人员就逼他说了真实情况。由此可见，在习近平的眼中，地方大员的仕途首先取决于敢为习某冲锋在前，不计后果，这就是如今中国官场上“政治忠诚”的衡量标准。 三、查考旧账、私产 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考察，习近平还要求中组部考察人员必须调查被考察的人是否曾被民间或下级干部写信告状。中组部考察人员写出每个被考察对象的考察报告后，必须要求当地纪检部门负责人签字。 地方大员若有某些问题，被当地纪检部门掌握后，往往既不处理，也不上报，而只是存档。按照习近平挑选20大中央委员的规定程序，地方大员被考察时，纪检部门要么拿出这些存档的举报材料，要么签字保证不存在这样的举报材料，这是让当地的同级纪检部门承担连坐责任。 每个省推荐给中南海的中央委员参考名单，还要送给中央纪检委研判。在胡锦涛时代，中央纪委收到地方大员的举报材料往往封存，不予查处，那时的纪委只是个“摆设”。而习近平现在却要求中央纪委对20大选中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查检举报档案，翻一下是否有旧账。 习近平对新一届中央委员的挑选还有个与江胡时代不同的做法，即查私产。考察人员除奉命审计地方大员的金融资产外，还要查他们的房产；也查大员的配偶、子女以及子女的配偶是否经商等等。因此可以讲，现在被挑选的中央委员相对江胡时代可能比较干净一些，但不太贪的官员更在乎仕途，他们为了执行习近平的指令会不择手段。 四、中南海审批候选人 中共组织部的考察人员回到北京后，将整理好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报政治局审批，最终由习近平决定名单。习近平批准这个名单之前，先后召开了6次政治局常委会，专门听取中央委员考察情况的汇报。这些考察结果只给中南海高层看，并不让20大投票选中央委员候选人的参会代表了解。 20大10月16日开会，而政治局常委会9月7日才确定这次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供20大与会代表预选时用。中央委员选举分两轮，第一轮预选是差额选举，第二轮正式选举是等额选举。习近平交给20大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是222人，而预定的中央委员人数是205人，预选差额17人，差额比例为8.3%。 对20大各省、各部的代表来说，他们对其他省、其他部的候选人可能并不熟悉，所以，那些在预选中被差额选举淘汰的人很可能是本省代表中有人不满意他，结果票数少了，被淘汰掉。至于最后进入正式选举名单上的205人，因为是等额选举，名单上的人与会代表基本上都会打勾，所以一定都当选。 五、预定被出局之人，能在投票中翻盘吗？ 外界对差额选举中被末尾淘汰的人往往并不关心，事实上，只要官媒不报，大家也无从知道谁在预选中被差额淘汰了。20届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名单公布后，这两个名单中，有不少原来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出局。围绕着这些出局之人，各国媒体发表了不少评论。但没有一家国际媒体谈到过，这些人的出局真的是意外吗？ 其实，这次的中央委员名单中被剔除的那些原政治局委员或常委，都是投票前就事先确定的。其中，除了年龄偏大的人要出局之外，一些尚未到龄的原政治局常委，比如李克强，早已被预定出局。那么投票时，20大与会代表中，李克强的支持者是否可以在中央委员的预选或正式选举中，在选票上加上李克强的名字，然后投给他一票呢？ 当然不能排除个别与会代表这样做的可能性，但这样的选票也可能被大会秘书处当作废票处理。即便与会代表自己在选票上加上名单外的名字投上一票，而负责运作党代会秘书处的中央办公厅也不予过问，将这样的选票视为有效票，那是否就会改变习近平事先预定的中央委员会组成，把事先被习近平逐出中央委员名单的人又拉回来呢？ 显然，若以为靠在候选人名单上个人加个名字就能产生让李克强重新当选的投票结果，那就太不了解中共对党代会投票过程的掌控了（参见笔者10月20日刊登在本网站的文章，《中共党代会的管控模式》）。事实上，所谓的中央委员候选人投票过程，不会改变事先就已被剔除之人的命运。无论预选还是正式投票，只有已被高层列入名单的人才可能在投票中“当选”；而那些已被剔除之人，即使他们也在会场中投票，却只能乖乖地看着别人“当选”、自己出局。 这就是中共高层独裁的所谓“党内民主”：投票是虚，操控是实；事先决定名单，严格控制投票过程，确保名单如数通过，于是便产生了中共特色的“选举”结果。 六、中央委员里红二代、官二代成为历史 20大产生的中央委员205人当中，主体是省部级和军队战区级以上的高官，也有少数地市级和军队军级官员，以及金融企业、国有重要企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的干部，还有个别工人、农民代表和解放军模范人物。他们的平均年龄57岁，99%具有大学以上学历。 如果从家庭出身来看，这次的中央委员已基本上没有红二代或官二代，唯一的例外是中央委员名单上叼陪末座的潘岳。其父是原解放军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抗战时参军；潘岳的前妻是原中共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的女儿刘超英。 潘岳2008年任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时，提倡绿色GDP，在知识界颇得人心，但因此和温家宝时期的GDP挂帅抵触，坐了冷板凳；2020年才升到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主管少数民族事务，这仍然是统战部内部的“冷板凳”。因为统战部现在最热门的部门是对台策反和对欧美收买技术间谍，这些部门既有钱又有势，却非潘岳所能染指。 过去国际媒体上经常讲老干部子弟和高官子弟可能接班，老干部子弟即习近平这样的红二代，高官子弟指父亲不是中共老干部，但曾担任中南海高官。现在，除高高在上的习近平是红二代之外，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基本上不再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了。 七、团派、官二代仕途受阻 由于习近平不再重用红二代或官二代，2014年到2015年也发起过批判团派干部的宣传，所以红二代、官二代、团派干部接班这种政治现象，在中共政权里可以说已经终结。今后再讲红二代、官二代或团派，就是在讲历史了。 20大召开时，“团派”出身的胡春华还不满60岁，胡锦涛卸任时便安排他进入政治局、担任副总理。当了10年副总理的胡春华，在国务院的工作经验已经不少，因此一度被海外看好为下任总理的人选。但显然习近平不想提拔他，就把他排除在20届政治局委员名单之外。因此，按“团派”接班的思路来猜测胡春华是中共政治明星的外媒，大跌眼镜。胡春华无法继续“入局”，其仕途就此断折，明年春天人代会之后只能降职求存。这是“团派”折戟的一个典型案例。 红二代出局，是因为他们的年龄已到了退休年龄；而官二代出局，显然有能力不足的因素。目前中共大佬的儿子还在官场上的主要有两个官二代，一个是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另一个是李鹏的儿子李小鹏。胡海峰本来经商，涉入腐败，被胡锦涛要求退出商界。胡锦涛卸任后，习近平作为对胡锦涛的感谢，安排胡海峰在浙江从政。但胡海峰只做到地级市书记，这次是20大代表，没资格进入中央委员候选名单。 李小鹏从他父亲控制的国有电力系统起家，后来从国企转而从政，当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习近平上任那年，李小鹏当上中央候补委员，得票数名列最末；初上台的习近平要给李鹏面子，让李小鹏升到山西省省长，李小鹏因此又进入中央委员行列。后来习近平揽权成功，李小鹏的仕途就碰壁了，无法从地方大员往上升，只好转到交通运输部当部长。习近平显然没打算重用提拔李小鹏，所以20大把李小鹏排除在中央委员候选名单之外。 20大的这一届中央委员，虽然未必人人都够得上“习家军”，但都是按照习某“冲锋队”的标准挑选出来的。习近平靠这样一批中共精英，除了能“指那打那”，还能破解中共当前面临的经济难题吗？习近平不懂经济，也没有长远眼光，而经济难题靠蛮干，只会越忙越糟。李克强多年来无法化解的经济难题，习近平同样无法解决，这才是中共最头痛的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