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国法学界大老、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12月19日中午在北京逝世，享耆寿93岁。祖籍浙江宁波的江平，1988年升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2001年10月，江平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江平除了被视为中共建政后民法、商法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知名著名法学家、法律教育家，曾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及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 旅美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发文悼念江平。他指出，1989年学运，江校长坚定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六四事件后，中国政治陷入黑暗，江平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继续不遗馀力地为民主法治发声。因为德高望重，当局也无可奈何。 江平曾在1951年到1956年作为首批至苏联的留学生，先后就读于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民法教研室任教。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27岁的江平因为给党提意见，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 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之后的岁月里，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 在“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一直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江平毕生坚持开放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1989年，他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发表公开信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鼓励师生示威抗议，甚至公开为民运人士辩护，公开呼吁废除劳改劳教制度、公开要求宪政民主。他因此被中共司法部免去校长职务。 他在2007年的一次访问中披露，从1989年到1993年期间，他被禁止出国，甚至被校党委要求，跟外国记者、外国人接触之前，要先行通报。 作为中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江平参加了民法通则的制定，曾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组组长，是民法典编纂负责人，在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平还曾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带头起草了行政诉讼法草案。 回望自己的人生，江平在90岁接受财新网专访时曾说，自己做到了不说违心话，只向真理低头。他自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而是一名培育现代法治观念的法学教育家。
中国仍坚持清零防疫政策，疫情重灾区吉林省和上海市先后实行封城防疫模式，外界普遍认为该政策造成的严重人道灾难和次生灾害不可低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发文直斥北京当局不是在防疫而是在制造灾难；另有专家也实名向当局提出建议，并直指上海此次疫情是一场灾难。 4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在微信上发表一篇题为《你们不是在抗疫 你们在制造灾难》的文章，批评中共当局防疫政策。但文章发出后就遭到秒删，公众号随即被关闭，网络上已经检索不到这篇文章，萧瀚目前也已失联。 （图片来源：网络） （图片来源：网络） 相关消息引发公众关注与热议。有不少大陆网友留言说： “上海人根本不担心被感染，是害怕被隔离、被饿死。” “但凡学过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学的医务工作者没有人认为能够对这个病毒清零的，这个病毒长存在地球成为事实了。事实上，人类到目前为止，也就消灭了天花病毒，没有第二种病毒被消灭过。狂妄的独裁者认为自己能够消灭病毒，这个恐怕是有小学生没学过生物的小学生才会的臆想吧。” “这个就是大饥荒模式，把农民关在农村，活活饿死农民，现在是把市民关在小区里了。” “一如既往的萧老师前。在上海的读者快断粮了。” 另外，网上还热传上海退休副主任医师徐惠梁就当前防疫工作，4月9日写给上海市委、市政府公开信。 徐惠梁开篇便提到，“上海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灾难”，应以灾难医学的理念与思维方式应对。建议市委、市政府召开大型专家咨询会，听取传染病医学专家、疾控专家、急救医学专家、灾难医学专家、院前急救专家、社会学专家、三甲医院及基层医院院长、经济学家、法学专家和基层社区干部等人士的建议。 徐惠梁建议上海政府向全市人民讲清疫情实情，解封的具体日期，并认为天天测核酸增加交叉感染机会，不可取，解封前一天测核酸即可。 徐惠梁指出，疫情防控期间应保证EMSS （急诊医疗服务体系）的畅通，避免与减轻次生灾难造成的损失。医院急诊科尤其是三甲医院急诊科不得停诊。 最后，徐惠梁建议防疫期间要让人讲话，这样“天不会塌下来。”
愚人节那天，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刘玫一封绝交书轰动网络。刘教授绝交的对象是法大另一个教授汪海燕，两位都是刑事诉讼法专业的教授，因为刘教授要当刑事诉讼法法学会副会长，而汪教授答应了让贤却食言而肥自己当上了副会长。刘教授气炸毛了，当即发表“绝交书”，历数对汪的提携眷顾之恩及汪的忘恩负义，让吃瓜群众惊掉了下巴。 “斯文扫地”“吃相难看”等评语刷屏，刘教授凭一己之力就把“学术”“教授”和自己的脸皮撕碎了一地。其实，把无价值的假面撕开了给人看，功大于过嘛。 这事写手们已笑骂了好几天了，咱得从刘教授的法学专业来欣赏“绝交书”的程序之严谨。 刘教授在刑事诉讼法里浸淫了四十年，诉讼法是程序法，她深得程序之精髓，“绝交书”提供了“恩怨诉讼法”的程序范例。 首先，刘教授摆出资历和论资排辈的惯例，证明自己要当这个副会长符合程序。她说：“我是现在在岗、在职的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科研人员中校龄最长、资历最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教学研究时间最久的，更为重要的是，我是以中国政法大学代表身份担任研究会常务理事时间最久的。” 刘教授觉着自己有资格当副会长，而同时竞争的汪教授居然不“让贤”，这就是汪教授的忘恩负义了。刘教授抽丝剥茧层层深入，把对汪教授的提携、栽培之恩娓娓道来。又拉出汪阳奉阴违，不肯让贤的忘恩负义行为来对照。虽然刘教授的“绝交书”写得磕磕绊绊，很多地方不通顺，放在中学生作文里也属中等偏下的水平。但由于她的诉讼法素养，控诉程序完美得益于诉讼法的娴熟，“绝交书”可以做控诉文体的范文，刘教授抨击汪教授破坏了“讲规矩、懂礼貌、遵从长幼尊卑、讲究先来后到”的程序，一篇绝交书如一纸诉状，把汪教授诉了个稀里哗啦。 如果汪教授接招反击，吃瓜群众将看到刑诉界两大高手的巅峰对决，其精彩程度不亚于“华山论剑”。 刘教授对汪教授的控诉或诉讼属于自诉，但可以看出其刑法学功底和思路。据说，监狱里的刑事犯是以刑期长短论辈分的，刑期越长越有资格成为“牢头”，遵循“刑长望重”的程序。刘教授这段话既有年份酒窖藏意识更有刑期长短的潜意识： “当我得知中国政法大学有两个副会长名额，而汪海燕意图占据其中一个名额时，作为有着43年中国政法大学校龄、39年刑事诉讼法学教龄、代表中国政法大学担任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长达12年、年龄大汪海燕13岁、对他有过大恩的人，我感到深深受到了伤害。” 43年校龄、39年教龄、年龄还长汪教授13年，看着这一串年份，觉着刘教授有职业病，受了以刑期长短论“英雄”潜移默化的影响太深，把德高望重与“期长望重”相结合了。一辈子浸淫在刑法学里，期限和年份很难断舍离，一不留神就混淆了。 刘教授的恼火就在于汪教授不让贤。一般说到让贤，大多是老的腾出位子让给年轻人，要求年轻人让位给老年人是尊老，谁见过有要求比自己小13岁的人给自己让贤的？再说，刘教授除了年龄大以外，没有证据证明她比汪教授更“贤”。当然，也许在家庭生活里她很贤惠。 刘教授把美国国父华盛顿拉出来说让贤的事，是一大败笔：“当年尊为国父的华盛顿坚辞总统，回家做庄园主，五万多封劝谏信不是也没拦住吗？所以，狼子野心、官迷心窍啦，其余都是说辞。”抱怨汪教授不像华盛顿那样坚决辞让，有点驴唇不对马嘴了。区区一个副会长的进退扯上美国总统华盛顿拒绝连任，不怕闪了舌头？汪教授听了这话会很不服气：华盛顿是当了两届总统才不干的，我还没当上副会长，咋有资格学华盛顿总统辞职“让贤”？你老姐也不是亚当斯呀，再说，华盛顿也不是私相授受“让贤”给亚当斯的哦。这么埋汰华盛顿真的好吗？刘教授如果用汉献帝禅让给曹丕的励志故事来敲打汪教授还勉强合题，只是太僭越了，太“狼子野心”了。 我很好奇，“刑事诉讼法学会”是研究嘛的呢？以至于让刘教授觉着当了副会长就能“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个交代”？好像是个学术谥号哦。难道这个学会比《书剑恩仇录》里的“红花会”级别更高？“红花会”领导层才十三位，大当家的陈家洛以下有十二个“副会长”，而“刑事诉讼法学会”就有十七个副会长。不知道刘教授的学术水平如何，但看她“绝交书”里信手拈来“假传圣旨”“竟至欺君”，更像个“南书房行走”，法学只是梳妆打扮的道具。 法学可以随便借鉴模仿，是最开放的知识体系，不像芯片等高科技产品有知识产权保护，我们常被掐脖子。西方法学家倒是希望咱全盘照抄移植，绝不会收专利费。咱们却“不吃那一套”，一定要“国产化”。咱这旮瘩的法学研究机构及各级学会主要任务就是提高法学的国产化程度吧。 一部描写二战战俘的电影《哈特的战争》，在战俘营里的战俘们都可以娴熟地运用“刑事诉讼法”组织临时法庭，从律师、公诉人、法官，到非法证据的排除，完全符合诉讼程序。可见程序法易学易会好上手，还可以运用到吵架绝交等日常生活中，很好仿制。虽然掌握了“麻婆豆腐”“宫保鸡丁”的制作程序不一定能烧出正宗川菜，但总有点川味吧。 现在学界的主要矛盾是官本位意识的觉醒和泛滥与官位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广办各种学会、协会是解决这矛盾的出路嘛，会涌现“大师多如狗，会长满地走”的喜人局面。满足知识分子“当官做主”的主人翁意识，让他们有御前行走的幻觉，能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嘛。 我劝天公重嘚瑟，不拘一格封会长。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一丘万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