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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5 日
中國法學界大老、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12月19日中午在北京逝世，享耆壽93歲。祖籍浙江寧波的江平，1988年升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2001年10月，江平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稱號，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 江平除了被視為中共建政後民法、商法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知名著名法學家、法律教育家，曾被譽為「法學界的良心」及中國政法大學「永遠的校長」。 旅美民運人士王丹在臉書發文悼念江平。他指出，1989年學運，江校長堅定支持學生的民主要求。六四事件後，中國政治陷入黑暗，江平猶如黑暗中的一盞明燈，繼續不遺餘力地為民主法治發聲。因為德高望重，當局也無可奈何。 江平曾在1951年到1956年作為首批至蘇聯的留學生，先後就讀於喀山大學和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以全優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回國任教於北京政法學院，在民法教研室任教。 1957年，在整風運動中，27歲的江平因為給黨提意見，一夜之間被打成右派， 在蘇聯相識的新婚妻子迫於政治壓力與他分手。 在之後的歲月里，江平在苦難中求生存， 在「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幹校」勞動，一直到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 江平畢生堅持開放自由的精神和獨立的思想，1989年，他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發表公開信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並鼓勵師生示威抗議，甚至公開為民運人士辯護，公開呼籲廢除勞改勞教制度、公開要求憲政民主。他因此被中共司法部免去校長職務。 他在2007年的一次訪問中披露，從1989年到1993年期間，他被禁止出國，甚至被校黨委要求，跟外國記者、外國人接觸之前，要先行通報。 作為中國民商法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江平參加了民法通則的制定，曾擔任信託法、合同法起草組組長，是民法典編纂負責人，在公司法、合同法、物權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平還曾擔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帶頭起草了行政訴訟法草案。 回望自己的人生，江平在90歲接受財新網專訪時曾說，自己做到了不說違心話，只向真理低頭。他自認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而是一名培育現代法治觀念的法學教育家。
中國仍堅持清零防疫政策，疫情重災區吉林省和上海市先後實行封城防疫模式，外界普遍認為該政策造成的嚴重人道災難和次生災害不可低估。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發文直斥北京當局不是在防疫而是在製造災難；另有專家也實名向當局提出建議，並直指上海此次疫情是一場災難。 4月8日，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蕭瀚在微信上發表一篇題為《你們不是在抗疫 你們在製造災難》的文章，批評中共當局防疫政策。但文章發出後就遭到秒刪，公眾號隨即被關閉，網路上已經檢索不到這篇文章，蕭瀚目前也已失聯。 （圖片來源：網路） （圖片來源：網路） 相關消息引發公眾關注與熱議。有不少大陸網友留言說： 「上海人根本不擔心被感染，是害怕被隔離、被餓死。」 「但凡學過公共衛生和傳染病學的醫務工作者沒有人認為能夠對這個病毒清零的，這個病毒長存在地球成為事實了。事實上，人類到目前為止，也就消滅了天花病毒，沒有第二種病毒被消滅過。狂妄的獨裁者認為自己能夠消滅病毒，這個恐怕是有小學生沒學過生物的小學生才會的臆想吧。」 「這個就是大饑荒模式，把農民關在農村，活活餓死農民，現在是把市民關在小區里了。」 「一如既往的蕭老師前。在上海的讀者快斷糧了。」 另外，網上還熱傳上海退休副主任醫師徐惠梁就當前防疫工作，4月9日寫給上海市委、市政府公開信。 徐惠梁開篇便提到，「上海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災難」，應以災難醫學的理念與思維方式應對。建議市委、市政府召開大型專家諮詢會，聽取傳染病醫學專家、疾控專家、急救醫學專家、災難醫學專家、院前急救專家、社會學專家、三甲醫院及基層醫院院長、經濟學家、法學專家和基層社區幹部等人士的建議。 徐惠梁建議上海政府向全市人民講清疫情實情，解封的具體日期，並認為天天測核酸增加交叉感染機會，不可取，解封前一天測核酸即可。 徐惠梁指出，疫情防控期間應保證EMSS （急診醫療服務體系）的暢通，避免與減輕次生災難造成的損失。醫院急診科尤其是三甲醫院急診科不得停診。 最後，徐惠梁建議防疫期間要讓人講話，這樣「天不會塌下來。」
愚人節那天，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教授劉玫一封絕交書轟動網路。劉教授絕交的對象是法大另一個教授汪海燕，兩位都是刑事訴訟法專業的教授，因為劉教授要當刑事訴訟法法學會副會長，而汪教授答應了讓賢卻食言而肥自己當上了副會長。劉教授氣炸毛了，當即發表「絕交書」，曆數對汪的提攜眷顧之恩及汪的忘恩負義，讓吃瓜群眾驚掉了下巴。 「斯文掃地」「吃相難看」等評語刷屏，劉教授憑一己之力就把「學術」「教授」和自己的臉皮撕碎了一地。其實，把無價值的假面撕開了給人看，功大於過嘛。 這事寫手們已笑罵了好幾天了，咱得從劉教授的法學專業來欣賞「絕交書」的程序之嚴謹。 劉教授在刑事訴訟法里浸淫了四十年，訴訟法是程序法，她深得程序之精髓，「絕交書」提供了「恩怨訴訟法」的程序範例。 首先，劉教授擺出資歷和論資排輩的慣例，證明自己要當這個副會長符合程序。她說：「我是現在在崗、在職的中國政法大學刑事訴訟法學教學科研人員中校齡最長、資歷最老、從事刑事訴訟法學教學研究時間最久的，更為重要的是，我是以中國政法大學代表身份擔任研究會常務理事時間最久的。」 劉教授覺著自己有資格當副會長，而同時競爭的汪教授居然不「讓賢」，這就是汪教授的忘恩負義了。劉教授抽絲剝繭層層深入，把對汪教授的提攜、栽培之恩娓娓道來。又拉出汪陽奉陰違，不肯讓賢的忘恩負義行為來對照。雖然劉教授的「絕交書」寫得磕磕絆絆，很多地方不通順，放在中學生作文里也屬中等偏下的水平。但由於她的訴訟法素養，控訴程序完美得益於訴訟法的嫻熟，「絕交書」可以做控訴文體的範文，劉教授抨擊汪教授破壞了「講規矩、懂禮貌、遵從長幼尊卑、講究先來後到」的程序，一篇絕交書如一紙訴狀，把汪教授訴了個稀里嘩啦。 如果汪教授接招反擊，吃瓜群眾將看到刑訴界兩大高手的巔峰對決，其精彩程度不亞於「華山論劍」。 劉教授對汪教授的控訴或訴訟屬於自訴，但可以看出其刑法學功底和思路。據說，監獄裡的刑事犯是以刑期長短論輩分的，刑期越長越有資格成為「牢頭」，遵循「刑長望重」的程序。劉教授這段話既有年份酒窖藏意識更有刑期長短的潛意識： 「當我得知中國政法大學有兩個副會長名額，而汪海燕意圖佔據其中一個名額時，作為有著43年中國政法大學校齡、39年刑事訴訟法學教齡、代表中國政法大學擔任刑事訴訟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長達12年、年齡大汪海燕13歲、對他有過大恩的人，我感到深深受到了傷害。」 43年校齡、39年教齡、年齡還長汪教授13年，看著這一串年份，覺著劉教授有職業病，受了以刑期長短論「英雄」潛移默化的影響太深，把德高望重與「期長望重」相結合了。一輩子浸淫在刑法學裡，期限和年份很難斷舍離，一不留神就混淆了。 劉教授的惱火就在於汪教授不讓賢。一般說到讓賢，大多是老的騰出位子讓給年輕人，要求年輕人讓位給老年人是尊老，誰見過有要求比自己小13歲的人給自己讓賢的？再說，劉教授除了年齡大以外，沒有證據證明她比汪教授更「賢」。當然，也許在家庭生活里她很賢惠。 劉教授把美國國父華盛頓拉出來說讓賢的事，是一大敗筆：「當年尊為國父的華盛頓堅辭總統，回家做莊園主，五萬多封勸諫信不是也沒攔住嗎？所以，狼子野心、官迷心竅啦，其餘都是說辭。」抱怨汪教授不像華盛頓那樣堅決辭讓，有點驢唇不對馬嘴了。區區一個副會長的進退扯上美國總統華盛頓拒絕連任，不怕閃了舌頭？汪教授聽了這話會很不服氣：華盛頓是當了兩屆總統才不幹的，我還沒當上副會長，咋有資格學華盛頓總統辭職「讓賢」？你老姐也不是亞當斯呀，再說，華盛頓也不是私相授受「讓賢」給亞當斯的哦。這麼埋汰華盛頓真的好嗎？劉教授如果用漢獻帝禪讓給曹丕的勵志故事來敲打汪教授還勉強合題，只是太僭越了，太「狼子野心」了。 我很好奇，「刑事訴訟法學會」是研究嘛的呢？以至於讓劉教授覺著當了副會長就能「對自己的學術生涯有個交代」？好像是個學術謚號哦。難道這個學會比《書劍恩仇錄》里的「紅花會」級別更高？「紅花會」領導層才十三位，大當家的陳家洛以下有十二個「副會長」，而「刑事訴訟法學會」就有十七個副會長。不知道劉教授的學術水平如何，但看她「絕交書」里信手拈來「假傳聖旨」「竟至欺君」，更像個「南書房行走」，法學只是梳妝打扮的道具。 法學可以隨便借鑒模仿，是最開放的知識體系，不像晶元等高科技產品有知識產權保護，我們常被掐脖子。西方法學家倒是希望咱全盤照抄移植，絕不會收專利費。咱們卻「不吃那一套」，一定要「國產化」。咱這旮瘩的法學研究機構及各級學會主要任務就是提高法學的國產化程度吧。 一部描寫二戰戰俘的電影《哈特的戰爭》，在戰俘營里的戰俘們都可以嫻熟地運用「刑事訴訟法」組織臨時法庭，從律師、公訴人、法官，到非法證據的排除，完全符合訴訟程序。可見程序法易學易會好上手，還可以運用到吵架絕交等日常生活中，很好仿製。雖然掌握了「麻婆豆腐」「宮保雞丁」的製作程序不一定能燒出正宗川菜，但總有點川味吧。 現在學界的主要矛盾是官本位意識的覺醒和泛濫與官位供給不足之間的矛盾。廣辦各種學會、協會是解決這矛盾的出路嘛，會湧現「大師多如狗，會長滿地走」的喜人局面。滿足知識分子「當官做主」的主人翁意識，讓他們有御前行走的幻覺，能充分調動他們積極性嘛。 我勸天公重嘚瑟，不拘一格封會長。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一丘萬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