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

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迫切地向台湾人民推销其统一大业：包括“九二共识”等于统一；设计“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通过“政协模式”实现统一；不承诺不武力统一台湾等等方针政策。讲话中，又承诺“和平统一后，台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和平统一之后，台湾将永保太平，民众将安居乐业，民生福祉会更好，底气会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这种没有自由民主，普世价值的宣告，无非是甜言蜜语，软硬兼施，威迫利诱，设计另一次骗局，引诱台湾人民上当受骗。笔者看了，不禁毛骨悚然，恶心难耐，再次想起中共一次又一次的骗局。 以下是两次严重骗案的回顾： 49年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一场大骗局 作家笑蜀于1999年主编《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一书，由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于2013年再版。本书收录中共自1941年至1946年间，《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党史通讯》等内容反独裁，要民主的社论、评论、声明、文件和讲话共157篇文章。例如： 《新华日报》1946年3 月30 日社论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解放日报》1941年10 月28 日文章：“目前推行民主政制，主要关键在于结束一党治国，因为此问题一日不解决，则国事必包揽于一党之手”。 1944年3 月12 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的演说，他说：“我们认为，欲施行宪政，必须先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一是保障人民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 1944年6 月12 日毛泽东答中外记者说： 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 1945年毛泽东在回答路透社记者提问时说： 中共要的民主就是美国林肯总统定义的民主（民有、民治、民享），要的自由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书内文章的原作者均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章汉夫、夏衍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为了达至推翻国民政府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不惜向全中国人民许下建立一个西方式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的承诺，引诱中国人民上当受骗。当时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的确相信中共的宣传，前赴后继地投奔延安，以为这是中共的庄严承诺。 实情是，毛泽东在1945年4 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的而且确提出要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又具体建议先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经过选举，召开国民大会，然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可是，到1949年他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己经荒腔走板变了调，除提出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强调工农联盟的重要性，也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要建立中央集权体制。更主张建立由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府采取民主集中制，即在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样，《论联合政府》的论述己经被他改变得面目全非，更明显地推翻先前的所谓承诺。 但是，虽然如此，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还是按计划在北京召开。与会者包括各党派、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选出代表国家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样，因为政协会议的召开，让毛泽东在10 月1日宣布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有了合法性。 共同纲领带有临时宪法性质，宣布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明确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人身、居住、迁徙、宗教信仰、示威游行的自由权。 在联合政府内，非中共人士张澜、李济深、宋庆龄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占六位副主席的一半；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五十六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非中共人士占半数；在政务院中，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等担任了副总理，政务委员及部长以上职务，真有联合政府的格局。这样似模似样的政协会议，联合政府，的确令当时的中国人更加误信中共建立西方式民主国家的诚意，忘记了中共自成立伊始便宣称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海外的、香港的有理想的人都信以为真，纷纷投向北京。 然后，当1953年毛泽东提前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时，事情就慢慢地起了变化。他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9 月发表〈改造资本主义必经之路〉的讲话后，便开始了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即包括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令大型私营工业企业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变成公私合营企业，实质是对私人商业的吞并。 到1954 年9 月，随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次确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前提后，国家最高层职务完全由共产党人担任，实现了“党政合一”的目的。至此，国家政权的联合政府色彩已经消失，政治协商会议变成咨询机构，原来这一切只不过是统战策略。 事情的恶化并未停止，1956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决定全党开展整风运动。4月，毛泽东发出〈关于整风运动指示〉向民主派人士提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号召党外人士鸣放，帮助中共整风。在毛泽东的部署下，许多知识分子又再信以为真，有些人还觉得共产党勇于自我批评十分伟大，纷纷提出批评意见。于是，毛泽东再次违背承诺，整风运动急转为反右运动，这就是毛泽东臭名昭著的反右阳谋运动了。全国有五十五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反右给各民主党派和政治协商制度一个彻底的重创，使民主党派彻底成为摆设的花瓶。至此，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的共和国制度建设，完全被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所取代。这个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犠牲生命的阴险骗局，中共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便宣布完成了。 97香港回归是更加阴毒的骗局 当初，中共为安定民心，平稳过渡，于1984年12 月与英国政府签定“中英联合声明”，并根据“声明”第三段第十二条订定“香港基本法”，向全世界人民承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治港方针。香港人看在眼里，有这样庄严的声明，又有这样白纸黑字的承诺，很难不相信中共的诚意。于是，民主派人士提倡“民主回归”，相信中共会遵守诺言，给予香港发展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例如三权分立，区议会、立法会及行政长官的真普选。 笔者当时以为时代己经进化到科技电脑时代，中共无论如何不可能回到毛泽东的无法无天，翻云覆雨时代了，便与香港人一样相信中共的承诺而认同民主回归。可是我错了，当我发觉中共并没有在回归后把地下党公开的计划，而是实施以地下党运作形式接管香港时，便断定这是预先设计了的阴谋，所谓一国两制实在是一场骗局。我心情沉重，愤怒莫名。 以下是摘自拙著《我与香港地下党》的文字： 如果中共在港仍以地下形式运作，一国两制就是一场偷天换日的骗局，这就是所谓港人治港的真相。（1997年6 月） 决定地下党不公开，误导港人以为真的回归中国，而实质却是回归中共香港地下党的领导，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不是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谓一国两制只是一个骗局。（2003年8 月） 香港回归并没有还政于民，而是还政于党。中共利用香港地下党偷龙转鳯地接收了香港政府，实在是违反了基本法的原则。（2004年4 月） 由于地下党的继续存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那只不过是一场大骗局，我们再受骗了。（2007年6 月） 中共为甚么不把地下党公开？共产党早有深谋远虑的计划，知道在基本法的规范下，他们无法公开统治香港，只有留著地下党，潜伏于香港的各个角落，才可神不知鬼不觉地慢慢抢夺香港的控制权，地下党的历史任务还未完成。由开初到现在，共产党从未打算过真的让香港实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的一国两制。只要地下党仍在鬼鬼崇崇地活动，香港没有真正的一国两制，所谓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又是另一场大骗局。（2009年） 回归之初，中共为了实现夺取香港的全面管治权，部署了一场又一场的舆论攻势：先是发动爱国论的讨论。提出“治港者必须爱国”；“普选不一定能选出爱国者，因而不能普选”；“非爱国者不能参选”等等说法，为阴谋推翻基本法作舆论准备。笔者在文章中反驳说：把“党”加“国”的爱国论强加于一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对爱国主义的扭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治班子的最高标准是价值、诚信、廉洁和才能，并不是甚么爱国论。 然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提出“权力论”：“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多少权，特别行政区就有多少权。”他又引述邓少平说：“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一套，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议会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由爱国论到权力论的舆论战，己经充份说明了中共计划违反基本法，夺取香港管治权，改造香港资本主义社会为它所用的决心。 中联办研究部部长曹二宝发表文章〈一国两制的条件下的香港管治力量〉。他坦白挑明，回归后香港管治力量己经变成了两支管治队伍，一支是香港特区建制队伍，另一支是中央内地从事香港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样的言论暴露了中共管治香港的意图及途径，让港人窥见中共的狼子野心。 大概是舆论战己经打得差不多了，中共开始行动。中国人大常委会于2007年12 月作出决定： 否决香港在2012年普选行政长官及立法会全体议员，同意于2017年香港特别行区第五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可以实行由普选产生的办法。在行政长官由普选产生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选举可以实行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办法。 当时的民主派人士群情汹涌，极度悲愤。笔者也无奈地认为，既然有了时间表，这仍然有希望，并且提醒香港市民，十年后中共绝对有可能再度推翻决定，十年后的这一次，无论如何必须让中共兑现承诺。我们应该化悲愤为力量，誓把这个2017年的承诺化为香港的现实。 可是，我又再次估计错误了。我后来发现梁振英开始蠢蠢欲动，不断自我宣传，便知道，原来中共要在2012年捧出一个隐瞒身份的地下党员出任下届行政长官，2017年普选时间表的承诺，只是吊着市民胃口的缓兵之计，我非常愤恨，我又上当受骗。 自梁振英当上特首之后，中共强横全面夺权的计划，势如破竹地展开。2014年6 月中国国务院就香港一国两制的落实发表白皮书，表明： 中央政府对香港拥有全面管治权，香港的高度自治权不是完全自治，也不是分权，是中央授予的地方事务管理权。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一国是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香港是国家不可分离的部分，是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区域。 又于同年8 月31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831决定是之后雨伞运动直接导火线。 最后，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及香港说：“要牢牢掌握宪法和基本法赋与中央对香港澳门的全面管治权。”这样，《中英联合声明》被消失，“一国两制”名存实亡，香港回归二十年后，由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作出正式归结。 为甚么几代的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及西方人总是相信中共的承诺而上当受骗？笔者认为原因有三： 一）因为我们生活在实行信誉制度（Honour System based on trust）的地方，思想上习惯性地对契约、合约、条约的尊重，正如我们常用的信用卡或房贷一样。大家都本能地遵守所订定的条款，也相信别人也一样遵守。不会相信一个泱泱大国，一个一国之尊，一份国际性文件会出现违诺之事。如果有人毁约必需要有理据，也应付出代价。 二）很多人受与生俱来的爱国思想所影响，总是被一种强烈地希望为国家贡献力量的感情所牵制，盲目的爱国情怀掩盖了一切理智的思维。人们不知道爱国这种崇高的思想，不能用于现在这个中国上，因为中国现在的一切，包括山河、民众和制度，全部己被中国共产党所骑劫。山河已经变色，民众思想人格己经沦落，爱现在的中国等于爱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两者不能分割。所以现在的中国不能爱。 三）未能认识中共的本质和行为模式是最重要的原因，把中共的美丽的言语理解为庄严的承诺，是天大的误会。中国共产党哪里是对人民的甚么承诺，他们自己对过去和现在所许下过的美丽的言语，世人以为就是承诺的都不会认为是一种承诺，而只是一种策略。中共从来没有所谓“承诺”和“守诺”的概念，他们有的只是政策和策略。那些我们以为是他们承诺的美丽言语，是政策的产物。 因应时局的需要提出足以迷惑人心，发展势力的策略口号或权宜之计，其实是中共的传统，一脉相承遗传至今。因此，当他们把以前的美丽言语一笔钩销，随时灵活转换策略的时候，可以面不变色心不跳，那些党员不会有任何抱歉心，羞耻感，因为这只不过是策略的改变。 如果我们用道德观点去批评他违反诺言，喝令他们遵守道德规范兑现承诺，他们却无动于衷，认为自己只是执行政策没有承诺。你，无耻、无道、流氓、恶魔，我们就算骂他个狗血淋头，也是搔不到痒处，摸不到中共本质要害的误解。严格来说，中共并不是撒谎，也不是违诺，他们实在是一个为抢夺政权而建立，一个功利性不择手段的党，这就是它的本质。 辛子陵的文章：〈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引述毛泽东关于宪法的讲话： 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通过以后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同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后，毛泽东却在中央一次会议上，作了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 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甚么程度，还是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份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这番讲话充份体现了毛泽东的流氓无赖本相，也揭示了中共有公开及内部两手操作的传统。公开有一套政策，党内另有一套政策。公开所讲的政策并不代表党内所定的政策，一切以党内的指示为准则。如果党内的说法与公开的说法相异，违反承诺时，党员并不以之为骗，以之为耻，而是革命的、政策的需要。毛泽东的讲话是示范如何蔑视宪法及一切法律的榜样。 朋友们，我们受中共欺骗的次数实在是太多了，付出的代价也实在太大了，再也不能轻信了。 ※作者1939年出生于香港，基督徒，笔名牛虻。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正为中国共产党香港地下党党员，同时担任学友社主席至1974年。在“六七暴动”中负责组织灰校学生斗委会及飞行集会式（即快闪）示威游行，发展地下团员和党员。1974年移民加拿大后脱党，并于1997年发表第一篇关于地下党的文章，成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