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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壓學生

對六四鎮壓的不同態度導致了三任三十八軍軍長的不同命運

昨天,正值六四事件三十四周年紀念日,自由亞洲電台適時刊登了《「天安門母親:「永遠不會忘記那個黑暗的夜晚」》,報道了「天安門母親」群體發表的祭文寫道:三十四年前的今天,當時的政府動用野戰軍使用機槍、坦克和裝甲車,在首都長安街以及其他重要街道上,無視馬路上眾多的民眾,橫行霸道、真槍實彈地向人群開槍,用坦克碾壓,殘暴地鎮壓了學生和市民們。我們的親人,他們就是在那個血腥的夜晚倒在罪惡的槍彈下,為了心中的理想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筆者也是八九學潮和六四鎮壓的親歷者之一。歷劫之後的第三天即從當時的一位現役軍人,時任解放軍總後勤部某領導人的一位秘書口中證實了6月4日凌晨沿長安街由西向東,憑藉坦克碾壓和和自動步槍實彈射擊一路殺進天安門廣場的,正是事先被廣場上風傳已經因為堅信「人民軍隊愛人民「而「倒戈」的中共「萬歲軍」第三十八集團軍。 而當時之所以有三十八軍「倒戈」的風傳,則是因此前確曾發生的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將軍的「抗命不從」所引發。 楊繼繩先生在他的一本書《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中,詳細記載了當年徐勤先拒絕率領部隊參與戒嚴、鎮壓學生的過程:「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醫…… 。(1989年)5月17日,徐勤先接到北京軍區的開會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李來柱宣布中央軍委命令,讓(所屬幾個軍的)軍長們當即表態。其他軍長沒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說:『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說:『今天沒有書面命令,以後再補。戰爭時期也是這樣做的。』徐勤先說:『現在不是戰爭時期,口頭命令我不能執行!』李來柱說:『那你就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 書中繼續寫道:「徐勤先給政委打了電話,然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說完就回醫院。他回來後同朋友談起這件事時說,他作了殺頭的準備。他說:『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 筆者今年4月21日在本專欄發表的《「武大郞開店」的習近平豈容劉亞洲如此「張狂」》一文中介紹了曾經被江澤民選中為三十個軍中重點培養對象之一的劉亞洲在一場內部演講中所表現出來的張狂和自信心爆棚,足以證明他絕對沒可能得寵於「武大郎開店「心態經營自己幹部隊伍的習近平。該文中著重介紹了被好事者整理成《信念與道德》一文在網上「散布」的劉亞洲2002年11或12月在當時任職成都空軍政委時一份內部講話中的部分內容。不過尚未得來及介紹如下一段與六四事件相關的內容: 京津地區是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地區的老百姓都是很關心政治的。軍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也很關心政治,人人都是小政治家。但是,一到關鍵時刻,越是京畿的部隊越不能用。六四”時典型的例子是北京軍區的三十八軍和二十八軍。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是個將才。他在坦克一師當師長時我看過他指揮的一場演習。他懶洋洋地坐在,不,幾乎是半躺在帳蓬中的椅子上,指揮千軍萬馬,頭腦清晰如閃電,井然有序,大有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的氣勢。在中國軍隊這樣的人不多。與他不相伯仲的有×××,×××。超過他的只有蘭州軍區×司令。可惜徐勤先政治上不可靠。”六四”期間,北京告急,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親自開車到保定,要徐勤先帶部隊進京。徐勤先問,有沒有中央軍委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小平同志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命令。周說,有。徐又問,有沒有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命令。周說,沒有。徐說,那這個兵我不能帶。周依冰指著徐勤先的鼻子說:”我知道你老婆是法官!你兩個兒子都在天安門廣場!”三十八軍就駐在京津地區。 這裡需要特彆強調一句,劉亞洲在他這篇21年前的講話里,是完全站在堅決支持武裝鎮壓六四天安門廣場運動的立場上的。 請看他當時講的如下這段內容: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軍隊已經在政治上發揮了兩次重要作用,還將繼續發揮作用。哪兩次呢?一次是”六四”政治風波。小平同志說過,這場風波是遲早要來的。既然非來不可,早來比遲來強。”六四”之後,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揭開了嶄新的一頁。最近大家在學習”十六大”的政治報告,裡面有一個重要命題,就是十三年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輝煌成就。這個”十三年”從什麼時候分野?從”六四”。可以這樣說,沒有”六四”問題的解決,就沒有我們國家今天的繁榮昌盛的局面;沒有軍隊,”六四”的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也就不可能有這十三年的輝煌。6月4號那天早晨,北京城經過一夜的倒海翻江之後突然平靜下來。許多清場部隊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不知道下一步事態會怎麼發展,神經的弦綳得緊緊的。那天上午,北京市所有的電話都不通。為什麼打不通呢?因為全體市民都躲在家裡打電話,電話一下超負荷,癱瘓了。謠言象長了腿,飛跑全國。西方渲染。全球目光齊聚在天安門廣場上。當時,楊尚昆主席講過這麼一句話:”‘六四’這天早晨天安門廣場如果有一個班出問題,都不得了。” 而當時的三十八軍為什麼沒有因為軍長徐勤先的抗命而「倒戈」?中共當年一本內部出版物《鋼鐵的部隊——陸軍第38集團軍軍史》中這樣記錄:   「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情況錯綜複雜,尖銳激烈。在國家重要的輿論工具發生了錯誤導向,我集團軍出現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拒不執行戒嚴任務的嚴重情況下,我集團軍黨委和部隊之所以能夠排除干擾,在行動上堅決服從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調動和指揮,這是由於部隊從上到下有著高度的政治覺悟和堅定的政治基礎。這種覺悟和基礎的確立,既靠平時的教育,又靠結合任務進行及時有力的政治思想教育。」 這裡說的集團軍黨委,隨著軍長徐勤先「撂挑子」,立刻完全落在了在時任三十八軍政治委員王福義的掌握之中。這個王姓政委比出生於1935年的徐勤先年長三歲,從1988年4月開始擔任軍政委。 正是因為有這個王福義當時「旗幟鮮明」地站到了徐勤先的對立面,堅決擁護軍委下達的提拔時任副軍長張美遠代理徐勤先軍長職務的命令,才令後來的三十八軍搶下了進京鎮壓的頭功。 因為配合張美遠指揮三十八軍堅決執行進京鎮壓命令有功,這個王福義半年多後即被官升一級,被安排為北京軍區副政委兼軍區紀委書記,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被安排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1993年7月被江澤民授予中將軍銜。 至於當時的張美遠,本來就是已經在三十八軍副軍長位置上獲授與徐勤先同樣的少將軍銜,並被送進國防大學國防研究系學習。因為徐勤先抗拒執行帶部隊進北京參與鎮壓的命令,時任國防大學校長張震親自將中央軍委下達的一張任命張美遠為代軍長的命令交到張美遠手中,令他緊急趕回保定軍部主持集團軍司令部的工作。 此後,張美遠忠實執行鄧小平的命令,及時將三十八軍司令部指揮所移至北京西山,與北京軍區作戰部聯合作業,並將手下的步兵一一二師、一一三師及坦克旅、炮兵旅及時調進北京,為從六月三日晚上開始的鎮壓行動立下了頭功。 6月4日凌晨1時,三十八軍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乘坐「003號」輕型裝甲車最先抵達天安門廣場東側,但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東側觀禮台突然熄火,緊隨其後的三十八軍政委王福義和副軍長(代理軍長)張美遠乘坐的指揮車到達天安門金水橋,跟進的「332號」裝甲車首先駛入天安門廣場,接著,45輛裝甲車陸續開進到天安門廣場。 如上這一自然段的內容是一一二師副師長佟大剛在鎮壓之後為自己請功的文章《浴血金水橋》中親自描述,該文收錄進當時出版的《戒嚴一日》一書。 而三十八集團軍軍史對這一段的相關記載是:「面對暴徒的打、砸、搶、燒、殺,指戰員們英勇無畏,以步代車,人護車行,突破了12個路口,排除了暴徒設置的由燃燒的汽車、電車組成的7道火障,克服了7公里長的密集路障,歷經4個小時的艱難奮進,於6月4日1時30分到達金水橋一線,作為成建制的集團軍,第一個開進天安門廣場。……集團軍1萬零8百名官兵、45輛裝甲車在清場前開進到天安門廣場的行動,沉重地打擊了暴亂分子的囂張氣焰,摧垮了他們的西部防線,震懾了盤踞在廣場的頑固之徒,為取得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這支執行鎮壓任務最堅決的部隊受到中共當局的高度讚揚,鄧小平、江澤民等人都親自簽發過給他們的嘉獎令。張美遠在「圓滿完成平暴任務」後立刻被正式任命為軍長。不過日後有外界報道說他因此而被晉陞中將銜的說法是錯誤的。  接下來,當時的軍委工作實際主持人楊尚昆和楊白冰在為一九九二年十月召開的十四大籌集軍內代表時,將暫時還留在三十八軍軍長職務上的張美遠安排進中央委員候選人名單。 本來,楊白冰已經計劃好在十四大上安排張美遠進入中央委員之後即提拔他為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準備接替王成斌的司令員職務。當時的王成斌已經六十四歲。  令張美遠沒有想到的是,十四大上剛剛當選為中央委員的第二個月,不但未能如願晉陞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反在被解除三十八軍軍長職務的同時,接到調到蘭州軍區所轄的青海省軍區任司令員的調令。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叫鄒玉琪的楊白冰親信,時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也被江澤民下令調任蘭州軍區副司令員。據說當時向此二人傳達中央軍委命令時,均要求他們只帶一名警衛員,三日內赴蘭州軍區報道。 有當時的軍內人士分析說,因為蘭州軍區的領導班子與楊家兄弟沒有政治瓜葛,所以江澤民和當時的中辦副主任兼鄧小平辦公室主任及總政治部副主任王瑞林在倒楊之後把楊白冰在北京軍區培植的政治親信打發到蘭州軍區最為放心。說好聽了是「平級調動」,說難聽了是「控制使用」。 對比一下一九九七年鄧小平去世之後 召開的中共十五大和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召開的十四大上先後產生的兩屆中委名單,就不難發現了個一個奇怪的現象:當時一批本來不夠退役年齡的十四屆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中的軍方代表,在十五大的中委和候補中委的名單上已不見蹤影。特別是像張美遠這樣的在八九「六四」事件中「平暴」有功的軍事將領,十四大上曾經被論功行賞,十五大上竟也黯然退出政治舞台。這是因為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大召開前夜,江澤民雖然在鄧小平的支持下扳倒楊家兄弟一舉成功,但因為時間關係,此前已經制定出來的十四大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的「候選人名單」已經來不及更換,以至軍隊有一批效忠楊家兄弟的高級將領還是在十四大進了中委和中央候補委員序列。 張美遠出生於一九三七年,一九九七年十五大時正好六十歲,說起來也不算年輕。按照中共軍隊幹部嚴格的年齡標準,正軍職幹部六十歲再升不上去的話,就只能退役了。所以當時的江澤民於十五大召開之前的一九九六年七月又簽署命令,安排張美遠出任蘭州軍區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副書記,仍然享受正軍級待遇,軍銜仍然是他一九八八年以副軍長職務得到的少將軍銜。這樣就可以在不提升他級別的前提下,「名正言順」地不安排他在十五大上繼任中央委員。 張美遠是在一九九七年底被宣布退役的。當時的徐勤先已經刑滿出獄,被內部宣布降為副軍級待遇安排在石家莊「休養」。據說張美遠曾請求去看望一次自己的「老首長」徐勤先,得到了北京軍區政治部保衛部的恩准,但卻被徐勤先本人婉拒。 出獄後,徐勤先曾去拜訪李銳,談了有關「六四」的情況。他70歲生日,也曾請李銳到石家莊家中相聚。李銳手書一幅對聯送給他:「傲骨虛心真力量,熱腸冷眼大慈悲」。李銳先生說:他是一個難得的將才。他反對『六四』鎮壓,人民軍隊怎麼能向人民開槍呢?作為一個將軍,他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2021年1月8 日早上,徐勤先在河北石家莊離世,享年86歲。自由亞洲電台當日即刊登《六四抗命的38軍軍長徐勤先去世》一文及時給以較詳細的報道。 另外,外界至今也還較少為人知道的當年三十八軍的前任軍長,時武警部隊司令員李連秀也是因對「六四」鎮壓的命令執行不力而丟官。事情的詳細經過,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介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四位親歷「六四」的平庸親友──寫給「六四」34周年

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他們沒有像來到海外的許多「六四」親歷者一樣的民運領袖風采,更沒有像郭飛雄(楊茂東)那樣在國內經歷諸多磨難仍保有不滅的政治志向。他們是在當年「六四」承受過打壓後迅速後退的一批人。在我眼裡,他們是平庸的。 校園裡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在教學和為人方面都頗有口碑。他沉默少語,僅憑他一臉正氣和嚴肅的表情,就足以讓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慣於吃喝玩樂者不是一類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幾名年輕中學教師在校內自發遊行慶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有的被貶到邊遠小學,有的雖然留校,但今後不能晉級、升職。他們都要寫一份向黨檢討自己的材料,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後,獲聘到一個發達城市的貴族學校,月入幾萬,後來房子有好幾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學校,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只是表態不多。對於我經常在社會上揭露共產黨迫害人民的黑暗現實,他有時只是說「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許,他看到強權如此,自己無法與之抗爭,而將心志轉移到教書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體制下,所謂的教書育人又能對社會起什麼推動作用呢?當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過了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課程。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當談到海外自由資訊時,他都是默默地聽,從不表態。最後說:「謝謝」。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罵黨的貪官大哥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被貶到基層。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前同事在為我爭取待遇方面幫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時,已是一名中層領導幹部,我稱他為大哥。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裡話,在我離開當地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他是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之一。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我知道他是個貪官。當地也曾流傳一些對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沒有人能動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以後這錢太多了怎麼辦好?」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讓這個政權垮吧!特別是大哥思想開明,起碼對我不像別人那種歧視,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發下來又不得不應付下。我從香港帶回的禁書,他也敢看,有關「文革」的歷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輪功真相的資料都敢看,還收藏了一本《九評共產黨》。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說講出真相了。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里儘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時的理想,只是已經放在一邊。可能人們會說這是精緻利已主義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的體制,他的狀態就不會是這樣。那時,他的聰明才智同樣會使他獲得名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監控比過去嚴重,所以我也不想給他添麻煩。但願他在習近平的內鬥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許,他內心的正義感和對共產黨惡魔的抵觸,能讓上天保佑他。 「國學」圈裡隱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國學」圈子裡的名人,還是個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問他的真名實姓,他的名片上寫著姓任,據別人說這只是化名。 當時我已從體制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個社區設有一家國學書院。也是因為緣份之故,不記得什麼時候起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經在長安街冒過危險的那批學生之一。因為「六四」問題的影響,以他的專業,本是進機關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為自由職業者。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他對於當前政治處於非常消沉和悲觀的狀態,也說過不願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我看到任先生的書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贈的宗教類普及書籍,都有著中共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的印記,並不是真正敬重神靈。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在這個圈子裡求得名利而已,「國學」是個幌子,就不知不覺和他疏遠了。 踲入空門的民主青年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實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稱他為德先生。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且在公共場合聲量大也沒有顧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不過當年在社會上,確實還沒有現在習時代這麼多隨機告密者。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女友先獲釋後去了國外,並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獲釋後不想離開中國。民主路斷,情緣已了,心灰意冷,於是踲入空門。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其他僧人甚至戲稱他為「政治和尚」。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貪污淫亂的黨棍僧官們,德先生自認是清白的。但他說自己是行動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麼,說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到站時揮揮手下車而去,僧袍飄飄。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下,經歷打壓後迅速自我掩蓋,沒有繼續對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踐行。但是相對於普通民眾,他們思想境界較高,還保有對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難起而行和恆久堅持的。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日後形勢急轉,當那些在國內一直飽經磨難而不屈的大志者們振臂一呼之時,他們也能夠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願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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