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万美元捐款来自红二代？斯坦福陷入资金争议
2026 年 6 月 4 日
01 年前回故乡的省城，母亲拿出她的养老社保卡，让我去帮她查询一下，每个月养老金是否发了。 她说，她有听到消息，如果养老社保卡如果长时间不动，养老金就不发了。于是，她在半年多前，就一次性将里面这几年发的钱全部取出来了。 我说，这一定是假消息，国家不会差你这点养老金的。 看母亲不放心，我只好去给她查了一下。嗯，最近半年的每个月是192元，父亲的那张卡也如是。 02 回来告诉母亲查询的结果后，母亲很高兴，说养老金竟然涨了。 她这么一说，我才想起，父母刚开始领养老金的时候，我也帮他们查询过，那时每个月大概是120元的样子。后来，貌似每隔一两年，就涨过一次，每次大概会涨个一二十元的样子。 母亲说，她和我父亲每个月的近400元，足够他们买米买油买盐的了。 母亲和父亲同岁，都是生于1957年，今年已68，印象中，他们也已经领了有好几年的养老金。 因为这笔钱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很多时候，包括他们自己也都忽略了还有这笔收入。 而且，他们因为客居省城的缘故，这些年，依托城市的经济发展，还一直在做些零工。父亲常年在一个家电工厂的流水线上，用小拖车为工人们送零部件到工位，母亲则辗转于各个洗浴足疗中心做保洁或帮厨。 他们俩每个月都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对此他们很欣慰和满足，说比在家种田强多了。是的，比种田要好多了。我老家还有近二十亩的田地，承包给了一个远房的亲戚，每亩地的租金是500元/年。据说，现在已经涨到了700元/亩左右，但父母还是坚持只收500元/亩。 唯有让我有点难过的是，每每听说父亲无论寒暑冬夏、风雨雪霜，每天要早起，骑车去厂里，而母亲则每天到工作到深夜方能回来。 03 过年期间，亲戚之间免不了走访，宴请和饮酒。有个表妹，在一县城工作生活，并嫁到了县城的一个家庭，每年正月里都会请吃上一顿饭。 她的公公，为人健谈、豪爽，也已退休好几年，亲戚之间都称呼其为主席。我虽然应叫他叔叔，但也只好随众，称呼其为主席。 其年岁和我父母相仿，我大体知道他原来是在某乡镇任职，后来退休前到县政协，并作为了仕途的最后一站，是在县政协副主席的位子上退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亲友之间都称呼其为主席的原因。 我前几年在酒席上，也曾借着酒意冒昧地问他，是不是以副处待遇退休？他满足且自豪地表示说是的。 之所以这么问，因为以副处的待遇退休，曾是我一个去了体制内的大学同学曾经在寝室闲谈时，说他的理想和心愿就是如此。 后来，我虽在社会游走，平日里也常与体制内的人员打交道，虽然也曾见过省部级官员，但更多的人，终其一生，终究是难以达到或逾越这个天花板。 04 在与表妹一家吃饭的酒宴中，先是聊到了当下经济的不景气，说各行各业的钱都不太好挣，说房地产不行了之后，县级财政的困难，在编人员的工资降低等等。 表妹在县医院做护士，说县医院账户上的钱，如果有盈余，还会常被县政府调去用。于是，他们县医院的领导，往往到了发薪日，就赶紧把他们的工资给发掉，所以他们不曾欠薪。 然后，大家又不知怎么说到了退休养老金的问题。只见表妹的公公，大家称呼为主席的他在喝了几杯酒之后，愤愤然地说自己从下个月开始，养老金要减少了。 众人忙问何故？他说之前他每个月能拿1.1万元，其中国家承担七千多，县级财政承担3千多，现在因为县级财政没钱，已接到通知从今年的3月份开始，县财政所承担的那3千多暂且不发。 众人听了后都安慰说，只是暂且不发，等以后县财政有钱了，会补发的。是的，大家都是亲戚，不会有人会低情商地对他说，七千多的退休工资也不少了。 而我听了，想到几天前去帮母亲查询养老金账户时，看到的那明细上每个月的192元，只能沉默不语。 05 就在这返城的前几天，老徐有在朋友圈看到转发和讨论农民的社保和养老金问题的文章，写作者呼吁将农民的基础养老金提高到800元/月，并降低体制内人员的退休养老金等等。 文章说曾经的农民付出的太多了（缴公粮，纳提留款等等，老徐对此深有体会），而现在农民的养老金太低了，体制内人员的退休养老金则太高了。老徐作为农民的儿子，一向不敢奢望和奢求国家能提高农民的养老金，就像我那朴实的父母，他们也不会如此奢望和奢求一样。 但老徐那天酒席散后，还是默默地算了一笔账，我那叔叔，人称主席的，退休已好几年，每个月的养老金有1.1万元，一年就是13.2万元。而我的父母每年只有2千元左右，十年也只有2万元。 我父母两人终其一生，从国家那领到的养老金，也没有主席叔叔一年的养老金多。 所有的亲戚都称赞和羡慕主席退休后的生活舒服，每天除了早晚接送孙子上学和放学外，然后就是泡在棋牌室打麻将。 而我的父母，虽然和他年岁相近，但每天仍然活得像个孙子一样，有时候为了保住工作，保住每个月两三千的收入，还要在工作地方受气。 母亲常说，他们年纪大了，人都不肯要了，好不容易找到个活干，就满足了。为了保住工作，为了不显得老态龙钟，母亲每隔两个月，就要用买来的廉价染发剂，将她和我父亲的白发染黑。 或许，只有那位亲戚才有资格养老，而我的父母是没有资格养老的。 可是，难道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养老，才能享受安稳舒适的晚年；而我的父母是没有资格养老，没有资格享受安稳舒适的晚年吗？ 06 老徐并不是一个不孝之人，我常劝说父母不要再打零工了（因为父母打零工积攒的钱，也都是塞给了我）。我也深知，以他们一向生活简朴节约的习惯，每个月的养老开支，也并不需要多少。 我也常劝他们劳累了一辈子，该休息了，只要有老徐这个儿子在，绝对不会让他们老无所养。 可是我母亲经常说，他们能多少挣一点，总会减轻子女的负担，除非实在是没地方要他们了，只能再来依靠子女。 好吧，目前跟他们达成的协议是做到七十岁。 最后，写完这篇文章，想到我父母曾经把交公粮、纳提留视为是天经地义，想到他们曾经为国家减免农业税并还有种粮补贴而拍手叫好，想到他们如今为国家每个月能给他们发一百多元的养老金而感恩戴德的时候…… 而我，则有些欲哭无泪！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在九楼上，原文已被删除
1 八月份，山东成武才刚因为基层执法人员的名言上了趟热搜。 网络图片 一个月后，这个菏泽的下辖县又成功吸引了全国网友的注意。 这次“出圈”是因为该县的发展统计公报里写了这样几句话： “2023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收入166899万元，比去年增长9.0%。” “全年全县完成公共财政支出508091万元，比上年增长-11.4％。” “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 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 知乎题主把这些数据提炼成了一个问题： “如何看待成武县体制内8800人养老金近8亿，居民12万人养老金2.5亿？” 还能咋看。 只能说，这个历史悠久的小县颇有养士之德。 在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仍然把体制内退休人员照顾得非常到位，每月给他们发七八千退休金。 在人均GDP约为42034元的成武县，这笔钱足以保障他们享受体面的老年生活。 对比一下当地普通老人每年两千的退休金水平，我们瞬间更理解为啥山东人沉迷考公进编了。 很多年轻的朋友质疑：给公务员发这么多退休金是否合规？ 其实，单从文件规定和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这操作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这批退休老人工龄长—— 他们高中毕业就可以工作，中间没经历过下岗，工龄长且连续； 工资基数高—— 在15级工资制下，公务员定档工资就比普通工人高，历次工资体制改革又为他们建立了稳定的薪资增长机制； 社保缴费高—— 他们的社保完全由单位足额缴纳，且在原有的养老金双轨制下，甚至都不用自费缴纳养老保险； 所以，这群人熬到退休就能拿这个额度的退休金。 至于这种厚待政策是否合理？ 每个人站位不同，给出的答案也不一样。 支持者会说，高薪有助于养廉，一以贯之的好待遇能为体制吸纳人才。 如此这般也能造福国家、造福社会。 反之，一味压榨基层、克扣其退休待遇，只会让做事的人寒心，逼得他们鱼肉百姓，或者懒政躺平。 到头来，伤害的还是普罗大众的利益。 **（学者观点）** 反对者则吐槽： “为了稳住养老金资金池，90后都得延迟退休。这帮老年人凭啥一个月什么都不干，还拿着高于众多打工人的月薪？” “这对年轻人公平吗？” 2 体制内外养老保障存在差距，这事不算新闻。 早在十年前，社会各界就掀起过大讨论。 彼时，养老金双轨制还没有完全废除。 公务员不用缴纳养老金，却可以享受80%-90%的养老金替代率，拿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工资差不多； 企业职工一直自费缴纳养老金，但他们所能拿到的退休金却只有在职工资的40%。 对于这种差别待遇，老百姓们普遍心怀不满。 特别是那些服从组织安排转岗去民企的公务员，他们看到自己的退休金和以前的同事差距悬殊，心都凉了。 一度还闹出过群体性事件。 在人民网2014年发起的一项调查中，网友直言： “养老保障是我国社保领域建设水平最落后实际的一项制度。” 几乎每个人都在呼吁国家废除双轨制，缩小贫富差距。 各大报刊也积极跟进，整了一堆活人感十足的报道，直书不合理政策造成的社会不公，为改弦更张做足了舆论动员。 到2014年12月，养老金双轨制终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 各地体制内公职人员不再享有养老待遇上的特权。 他们也和普通职工一样，需要每月自行缴纳养老保险。 为了照顾那些工资本就不高的中西部地区公务员，决策层还为这项改革设置了十年过渡期。 说到这里，有人要问了： “并轨有什么意义？ 看看山东成武，公务员的退休金不还是普通居民的好多倍吗？” 事实上，养老金并轨不是说所有退休老人都可以拿一样多的养老金，而是说缩小体制内外的相对差距。 如果不并轨，今天成武县的养老金差距或许就不止是42倍了。而在成武县早年的统计公报里，我们确实发现了机关单位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是城乡居民养老金45倍多的情况。 众所周知，从既得利益者嘴里抢肉是件凶险的事。 因此，配合养老金并轨，国家还设立了体制内人员职业年金制度。 在职业年金的补充下，退休公务员仍然能享受优厚的养老待遇。 就这样，整套改革以一种相对平稳的姿态趟过了深水区。 到今年十月，这个并轨过渡期才算正式结束。 研究公共政策的老师们很喜欢提一个概念，叫“mudding through”，寓意在稀泥里慢慢前行，凑合着往前走就是胜利。 养老金并轨改革就有些这样的意味。 过日子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缝缝补补才能安稳地过下去。 温和渐进才能让各方画出同心圆，不至于太伤害某一方的利益。 3 把目光收回到成武县。 我们注意到2023年的统计公报里，还写了这样几行数据： “失地农民待遇领取人员7484人，基金支出1969.13万元； 失业人员937人次，发放失业金146.31万元，为808名失业人员缴纳职工医疗保险费34.01万元。” 对比那14亿养老待遇，这些支出算是小头，但这可能已经是当地财政所能挤出的最大额度。 在收不抵支的大背景下，这个县城既要赡养退休老人，又要维持公共服务，还要进行社会救济。 小马拉大车，想想就头大。 而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未来县域社会的养老金支付压力大概率会更加显著。 成武的收支困境，恐怕也会更加严峻。 能给它创造GDP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要问它拿养老金的人却越来越多。 当然，也不止是这个小县城。 即便是繁华的大都市，也会受到老龄化这只灰犀牛的侵扰。 社科院的研究报告显示，2030年到204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将超过30%。 到2050年，60岁以上人口将达到4.57亿，人口抚养比接近1：1。 也就是说每一个年轻人就要供养一位老人。 每一个老人手里拿的养老金，全靠一个小年轻缴的社保来支撑。 画面多少有点酸爽。 这将近5亿老人，辛苦工作了一辈子，自然希望退休金多多益善。 可另一边，其他年龄层同样对社会福利抱有期待。 中年人渴望在失业时得到更多的救济，平缓地度过人生的低谷期； 孩子们期待坐在环境舒适的校舍里好好学习，严寒酷暑有空调吹，天天都能吃到健康美味的营养餐……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生活。 谁都觉得自己的需求是刀刃，可钱却只有这么多，能创造财富的人口也就只有这么多。 到时候，该怎么分蛋糕呢？ -END-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雷叔写故事
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日前发布了延迟退休的决定，作为一项事关绝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没有听取民意——哪怕以一种假装的形式，没有公开的讨论，在中共三中全会过后不足两月，就由立法机关通过，事实上，它构成了一起国家的违约事件。 中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50和55岁——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确定的。如今70多年过去，国家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人口寿命和受教育年限都有大幅提高，从这个角度看，退休年龄确有必要延迟。但是这种必要性不等于在政策和法律的制定过程中就完全可以无视民众，不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或者以专家学者的意见去代替民众意见。 所谓公共政策，要处在于“公共”二字，即它关乎公共利益，因此，除非涉及国家秘密或者处于战时状态，否则，在政策和法律制定和出台的过程中，听取民众看法，并反馈于政策和法律，是现代政治和政府治理的常识，此过程是必不可少，不能省略的。中国的法律其实也有这方面的规定。 延迟退休决定无视公众不满 延迟退休和一般的公共政策还不一样，几乎涉及每个劳动者的切实权益，所以征询公众意见尤其必要。虽然延迟退休的问题不是今天才提出的，多年前就作为中国将要面对的现实而在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有过讨论，期间也不时在媒体上成为一个话题，然而，中国当局从来没有向公众就这个问题公开征求意见，更没有把它制定的方案事先告知社会进行讨论，作为政策出台的基础。也许它在小范围征询过相关学者和管理者的看法，可后两者尽管也受政策影响，但他们对延迟退休的看法是不能代表更广泛的群体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当局不这么做，当然不是因为技术上做不到——网络时代，就某项政策在全国范围内征求受影响群体的意见，简直小事一桩，而是它头脑里压根没这根弦。 可想而知，如此出台的政策和法律是不可能反映真实民意的。民众对延迟退休方案的普遍不满正说明了这点。既然该政策不是取自民意的同意和支持，要贸然更改它的合约内容，事实上就等同于违反了国家和劳动者达成的一个70多年的劳动合约。想想看，假如是一个企业，由于某种情况的发生，老板可以在员工不同意的前提下，更改一项实行多年的合同，使之变得对员工不利，是不是构成了一种违约行为？ 只是这种违约，员工还可以诉诸政府的干预，或者到法院起诉企业老板，获得一笔赔偿，或者让企业再改过来。但如今面对国家的违约，民众无法诉诸救济渠道，只能接受这个后果。此乃这次要人大常委会而非中国政府作出延迟退休决定的原因，也许在当局看来，在中国的宪制构架中，人大是权力部门；另外，理论上也是民意代表机关，既然人大同意通过，也就意味着延迟退休一事得到了民意授权，无须征询民众意见。 如前所述，虽然现行法定退休年龄已实施了70余年，有调整之必要，然而，再晚一点推出，论证过程做得扎实点，甚至做个样子征询民众意见，开放舆论讨论，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这并非是个十万火急的事情，不是非得马上做不可。现在当局不惜忤逆公众意志也要调整退休年龄，常理来看，背后定有某种不得已理由。 养老金缺口让当局不得不打延迟退休主意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萍在向公众解释如此安排的原因时说了三点，一是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二是有助于增加劳动力有效供给，三是有助于满足劳动者工作生活安排的多样化需要。不能说她讲得不对，但显然，她回避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真实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口在这些年的剧降而导致的巨大的养老金缺口，让当局倍感这一问题拖晚一天，形势就危险一分。 延迟退休的宏观背景是中国的人口危机，再叠加经济的恶化。由于错估计生政策带来的人口压力和人口红利，中国的人口反转比当局预想的来得更早，原来预测若干年后才会出现的人口危机在当局未作充分准备下突然到来。根据民政部数据，截至去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97亿人、占比全部人口的21.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17亿人、占比15.4%，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按这一进度，到2035年左右，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占比超30%，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再到本世纪中叶，中国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将达峰值。 发达国家到这一阶段时，人均收入水平比当下中国要高得多，且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中国在这两方面都要落后很多，尤其是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制度，起步晚，加上官僚体系耗费了太多的公共财政和资源，用于社保上的钱和中国的人口规模来讲，就很少了。雪上加霜的是，这几年又遇上了经济萧条，企业和个人参保的部分也大幅减少，参保的积极性降低。这无疑给国家的社保体系构成了沉重压力。就此而言，延迟退休是整个劳动者在为当局错误的人口政策买单。 中国的养老金缺口到了什么程度？按照中国社科院2019年的一份报告，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在2035年耗尽。未来30年，制度赡养率翻倍，养老保险支付压力不断在提升。2019年由接近两个缴费者来赡养一个退休人员，到了2050年，几乎一个缴费者需要赡养一名退休者。届时是否真的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养老金的亏空，当然可以争议。 有一种说法认为，当局可以出售国有资产来弥补亏空。然而，问题在于，这一提议在现今社保体系建立之初就有人提出过，之后也不断被提起。虽然当局划拨了部分国有资产用于社保，却少得可怜，未来是否会大量划拨，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如果经济形势不好，要用钱的地方太多，当局只能用国资这块唐僧肉来救急，但至少现在还不是当局政策考量的选项。然而问题总要从现在开始解决，于是当局就在延迟退休上打注意，或许在当局看来，既然延迟退休有必要，晚动不如现在就做，故在三中全会过后，快速出台方案。 习近平常常敲打官员，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小的事乘以14亿，就变成了大事。可在延迟退休这件事上，习却习惯性“忘记”了自己的警告。这反映出当局在所谓的群众利益问题上，典型的言行不一，两面派做法，口头上讲得好听，可要动真格，群众利益全然抛在脑后。这实际就是习近平时代中国当局施政的真实写照。它也知道这样做会引发民意反弹，所以不允许公共讨论，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能比的，那时官媒还可以对当局发出类似“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的质疑，但如今，只有政策出来后官方的“安慰”式解释，就连这个“违约”之文在网络上也删得干干净净。当局以为，它这一删除，似乎大众就不知道这是一起国家对它的人民的违约。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国很快就要进入深度老龄社会了，但是，由于国家社会经济战略的严重失误，导致深度老龄社会即将面临养老危机。2019年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实验室的预测是，养老金危机会在2035年爆发；现在中国经济每况愈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债务深重，养老金危机可能提前好几年就发生。事实上，中国养老金危机的爆发，会关系到城市里几乎每个家庭的家境和未来。 一、中国深度老龄社会的由来 国际上通常认为，一个国家60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10%的时侯，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当60岁以上的人超过人口的15%时，属于中度老龄社会；而这个比重超过20%，就属于深度老龄社会了。社会的深度老龄化会让该国的经济活力逐渐降低，而依靠养老金生活的老年人将越来越多。 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必然在最近进入深度老龄社会，这是一个稍有人口学常识的专家都能想到的问题。中华民国成立后，长期的军阀混战，再加上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导致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人口伤耗严重。直到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人口出现了快速增长，从50后这一代开始，中国的人口迅速增长。 然而，从本世纪开始，50后这代人开始退休，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就会必不可免地发生。因此，中国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后，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现在中国已有18%的人口在60岁以上；要不了几年，就完全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了。 3年前，中国媒体《第一财经》的记者分析了336个地级市、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人口普查数据，发现当时全国已有149个城市进入深度老龄化的人口状态，占全部城市的44%，而这个比率每年还在上升。 如果说，医疗条件的改善会延长人的寿命，也因此产生了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现象，那么，中国本世纪的人口老龄化还有一个独特的难题。那就是，七十年代末期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还导致了人口结构的畸形化，即城镇人口中年轻人口相对收缩，使得一对中年夫妻要承担四位年老长辈的长期照护。 独生子女政策的出台，原本是人民公社经济管理制度以及由此造成的农业生产力低下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由于粮食产量增长很慢，人均口粮不足，所以，中共一方面坚持50年代开始的、在城镇严格地用粮票限制粮食供应总量的做法，也从1980年开始，在城镇推行独生子女政策。虽然农村经济改革打碎了人民公社制度，粮食短缺已经缓解，但政策惯性却导致独生子女政策一直到最近才放松。 二、养老金危机即将爆发 老龄化社会最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是老有所养。谁来养老人？不管是由政府的养老金系统和长期照护系统来支撑，还是由子女赡养老人，独生子女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畸形化，都必然加重中国的深度老龄社会之养老危机。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保障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到，中国到2035年国家养老金系统的多年积累将耗尽。这则消息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多方关注，而中国国内则很少有人注意这则可能影响到每个城市家庭财务状况的重要信息。 其实，中国社科院的社会保障实验室过去五年来每年都发布《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每次的内容不断更新；而五年来唯一不变的结论就是，中国到2035年会爆发养老金危机。所以，这不是一个爆炸性新闻，而是一个讲了五年、却不被中国人重视的旧闻。之所以中国人不予重视，可能是因为，大家不太愿意面对这个令自己糟心的消息，同时宁可相信政府会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为什么过去几年国际媒体不关注中国即将爆发养老金危机，现在却突然开始关注这个旧闻呢？原因是，全世界对中国经济再也不看好，所以，与五年来的历次报告相同的结论，此刻就吸引了国际媒体的目光。各国记者知道一个道理，如果养老金系统入不敷出，只要中国经济还能成长，财政就能补贴养老金系统，所以养老金系统入不敷出，就不会成为危机。但是，过去两年来，中国经济垮塌了，各级财政债台高筑，已经拿不出钱来补贴养老金系统，那养老金系统的财务危机就可能提前爆发。这就是中国的养老金危机会引起国际媒体纷纷报道的原因。 其实，中国将会爆发养老危机这件事，并不是秘密，中共高层早就知道，只不过他们一直在拖，希望能混下去。直到今天，养老金危机即将爆发，中共高层仍然束手无策。去年2月25日中国的《财经》杂志报道，已卸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第五届全球财富管理论坛”上发表讲话。他说，中国现有的养老金基础并不好，国际上多数国家养老金的总量占GDP的50%-100%，有的国家占比超过100%，而中国的这个比例只有10%。周小川表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世界上最突出的，养老金缺口比其他国家更大；所以，未来的挑战很大，不要回避难题，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会更艰难。 如果说，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实验室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是一个客观的研究成果，那么，周小川的讲话其实是用他可能用的话语，从决策层面点出了高层的犹豫和为难。那中共决策层在养老金危机上，为什么如此为难呢？ 三、地方财政的“资金饥渴症” 中国的养老金系统跟其他国家相似，是现收现付制，即当年收入的养老保险金用于即期的养老金给付。如果当年收大于支，就产生结余；若支大于收，则靠财政补贴。实际上，剔除财政补贴的话，从2015年到2018年，中国每年的养老金都是支大于收，比如，2015年亏1,731亿，2018年亏4,504亿。在房地产高歌猛进的年代，地方政府不缺钱，补贴养老金缺口，还不算困难。 但是，2019年发表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提出了如下预测：随着退休人口迅速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增长会跟不上支出的增加，即使算进去财政补贴，累计结余也会逐步耗尽，到2035年，养老金就无法再按过往的标准如数发放了。 必须强调的是，这个2035年会爆发养老金危机的预测，是五年前按照中国房地产泡沫不会破灭、经济不会衰落来推断的；现在中国的经济每况愈下，地方财政捉襟见肘，那爆发养老金危机的时刻，就再也不是2035年了，而可能是提前好几年就爆发，比如，可能就在2028年前后，这个严重的警号离今天只有不多的几年了。 中国很少有人考虑过一个问题，那就是，财政能拿多少钱出来填补每年的养老金窟窿？中国各省市的养老保险金是分省市各自管理的，不足部分由地方财政补贴；而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时，仰赖中央财政补助。这是朱镕基时代实行中央、地方税制改革的结果。 在经济高歌猛进、房地产价格节节上升的年代，地方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尽管如此，中西部省份的地方财政缺口依然很大。因此，前些年中央财政会从上海、广东、江苏等财政状况相对最好的地方，“抽肥补瘦”，同时再加上中央财政的一部分钱，因此内地大多数仰赖中央财政补助的省份，并不担心养老金亏空，反正有中央兜底。 而疫情的那几年里，中央财政“抽肥补瘦”的来源已日渐枯竭，东南和南方经济曾经繁荣的几个省市自身也发生了财政困难。这样，全国的绝大部分省份就只能期待中央来满足地方财政无穷无尽的“资金饥渴”了。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圈里经常讲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短缺经济学”问题。 《短缺经济学》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1980年出版的分析社会主义经济中长期存在短缺现象的专著。他从经济制度的角度提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不单纯是政策失误，更大程度上是这种制度必然产生的下级行为的产物。中国改革快五十年了，最后又重新走回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资金饥渴”症。而养老金系统目前及今后全国性的“资金饥渴”，其实中央财政是很难满足的，不然的话，中国就无需经济改革了。 四、为什么当局救不了养老金危机？ 中国的养老金危机，其实只是城镇养老金系统的危机，中共通过农村养老金歧视制度，已经省下了巨大的农村人口养老金开支。换言之，如果取消农村的养老金歧视制度，让全国城乡老人享受相同的养老金待遇，那么，城镇人均养老金就必须削减四成。 中共坚持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农村歧视制度，在就业、养老金等很多方面，都实行对农村居民的政策歧视。比如，毛泽东时代长期实行农产品低价制度，用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剥夺农民，使得农民长期贫困，既无财产，也无养老帮扶。 上个世纪末朱镕基强行把国企改制为私有企业，几千万国企员工被迫下岗，失去了退休金，后来各地政府陆续给这些下岗的“国家职工”追加了比较低的养老金待遇；但同样在毛泽东时代被政府长期盘剥的农民，直到2009年才开始见到农村养老保险试点，覆盖面从10%的县份逐步扩大，农民每月领取百元人民币，仅为城市最低养老金数额的几十分之一。 中国的十四亿人口当中，九亿住在城镇，五亿住在乡村。这种农村歧视制度为中共省下了大笔的养老金开支。即便如此，城镇的养老金系统还是即将崩盘。中国社科院早在2019年就预判到的养老金危机之所以会提前到来，是因为有四个过去未能预测到的原因。 其一，疫情之后经济居然会拉不起来。其实，即便没有疫情，中国经济对房地产的畸形依赖造成了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这个泡沫必然要破灭。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地方政府的卖地收入腰斩，甚至跌落更多，继续补贴养老金缺口的地方财力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其二，经济衰退之后，失业率跳升。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处于正常状态，那么，年轻一代不断进入求职市场，他们就业后不但能养自己的小家庭，同时还为政府的养老金系统缴纳养老保险金，这就保证了养老金系统的资金可以源源不断。然而，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失业率太高，特别是大学的文科毕业生就业率非常低，毕业等于失业。大学毕业生失业普遍，已历数年，看来以后也不会改善了。几年累积下来，大约几千万大学毕业生求职无门；相应地，养老保险金的缴纳者也大为缩水。 其三，新生人口迅速减少。养老金系统的资金来源能源源不断，还取决于另一个前提条件，即未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能充当缴纳养老保险的生力军。但现在中国的青年人很多人选择不婚或婚而不生，结果新生人口大幅度减少，生育率连续7年下滑。2023年中国的出生人口902万，比2022年少54万人，而死亡人口是1,110万，比2022年多69万。出生人口少于因病去世的人口，所以中国的总人口减少了，于是二十年后能为养老金系统缴纳养老保险的人口出现了下降趋势，这构成了长期性的供养危机。 其四，中国政府曾经寄望于养老金结余的投资收益能弥补每年的养老保险收入不足，但事与愿违，养老金结余投资证券市场之后，回报微薄，甚至亏损严重。中国财经媒体《独角金融》引用数据服务商Wind数据，中国现在共有462个在证券市场上投资的养老基金，其中2023年以前成立的是345个，而亏本的是310个，占90%；2023年以来新投资证券市场的养老基金是117个，106个亏损，其中34个的亏损大于10%，7个基金因为亏蚀严重而被清盘，剩下的11个勉强保本，其收益仅超过1%，比银行存款利息还少一半。 五、老龄社会无所依 为了应对深度老龄社会的经济社会需要，国家本来必须准备一个具有足够财力支撑的养老金系统。然而，上面讲的四个因素如果没有改观的希望，则养老金危机的爆发时间点肯定会早于原先预测的2035年；很可能，再混个三五年，到2028年前后，养老金危机就躲不过去了。十年前，中国是每个养老金领取者有10个劳动力在缴纳养老保险金；目前是每个养老金领取者有5个劳动力在缴纳养老保险金；这个比例会进一步下降。 养老金危机一旦爆发，首先会表现为支付拖延，而不是立即中断所有养老金给付；然后，给付的数额会逐渐缩减，由西向东在各省市蔓延；接下来，就只能指望中央财政大量发行长期国债，让银行认购，从而把民众的储蓄间接地变成养老金的来源，这个动作今年已经开始了；而最后的结果是，中央财政的天量国内债务抽干了银行的资金之时，就会引发金融危机，那时，不但养老金的支付将非常艰难，民众的银行存款也难以提取，因为居民储蓄早就被中央财政挪用来发放之前数年的养老金了。 中国的养老金危机爆发会导致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呢？这关系到几乎中国城市里每家人的未来。这种状况一旦出现，老人要害怕“老无所养”，年轻人会担心自己缴纳了养老保险金却退休后拿不到一分钱。中国政府推行独生子女政策时，曾对国人承诺，“一胎政策好，政府帮养老”；但30多年后中共发现独生子女政策伤到养老金系统了，就改口说，“养老不能靠政府”。 中国现在已经逼近深度老龄社会，如果养老金枯竭，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陷入财务危机。因为，中国的退休老人有很重的家累，很多老年人不但要顾到自己的生存，同时还要养子孙。这与当局隐瞒养老金危机、营造养老金支付逐年缓慢略增的社会观感有关，很多中国的退休老人不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可能快要到头了。 中国各社会群体当中，除了极少数富人和官员之外，一直以来过得最舒服的就是领取养老金比较多的那些城镇退休老人了，特别是退休公务员，可以领到每月六七千甚至上万元的优厚养老金。现在健在的退休老人之下一代多半是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婚后不一定供得起房子，于是很多退休老人就帮子女付房贷首付；甚至，有些独生子女人到中年，觉得父母的退休金用不完，自己去打拼也赚不到多少，不如就躺平在父母的养老金上。 因此，一旦养老金危机发生了，不但老年人可能不易生活，而且他们的子女也立即会感受到财务压力。由此看来，养老金危机不只是老人的噩梦，也是全国性的社会危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以解决“僧多粥少”、社保基金缺口扩大的问题。有观察人士称，中国“未富先老”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迫使中国当局不得已为之，但中国人口结构畸形发展，权贵占用过多资源以及社会保障不公，才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11月初通过了“十四五”规划，其中在阐述“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系统”中，正式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 中国法定退休年龄最早在1951年2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中做出规定。1978年5月，中国国务院颁布的“安置老弱病残干部暂行办法”和“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中再次确认，男性年满60岁、女干部年满55岁、女工人年满50岁可以退休。 在中国的退休制度实施了数十年后，2012年6月，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社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制定的《社会保障“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研究弹性延迟领取养老金年龄的政策”。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 在2015年3月的中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上，中国人社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要“小步慢走，渐进到位”，2015年内拿出方案，而后在向社会征集意见后，于2017年正式推出，经过5年过渡期后，在2022年正式实施。 不过，当时的中国民众，尤其是要到退休年龄的干部职工，对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并不理解，认为实施了多年的退休政策，到他们退休年龄时要延迟，不能安享余生，反而还要继续工作，因此抵触情绪很大。有鉴于此，中国有关部门2017年推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被迫搁置。 中国当局目前尚待推出一套完整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规划，供民众讨论和提出意见。不过，同几年前相比，中国民众对于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接受度似乎有所提高。 观察人士称，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把“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规划提上日程，并在今后5年内开始实施，是因应中国人均寿命延长，老龄人口占比持续扩大，养老金支出无法维系，因此有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预期寿命增加 老龄化步伐加快 2020年6月，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居民的预期寿命，已经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67.8岁，提高到77.3岁。 21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指出，中国人民身体素质在明显增强，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将达到79岁。 在中国居民预期寿命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进入老龄化国家的步伐也在加快。隶属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今年6月11日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说，中国老龄化发展速度在加快，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 亿人，占总人口的12.6%。 报告预测，在 “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2.1亿，约占总人口数15%。到2050年，中国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将接近3.8亿，占总人口比例达到 27.9%。 观察人士称，按照联合国的标准，在中国进入“中度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4%）社会，并向“重度老龄化”（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30%）社会迈进的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越来越不堪重负。 中国社科院2019年4月10日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称，到2035年，中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耗尽。该报告说，“如果按照退休年龄60岁来算，到2035年最早一批80后也只有55岁，没有到达退休年龄。也就是说，80后很有可能成为无养老金可领的第一代。” 2020年8月10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收入3.48万亿元，下降15.3%。与此同时，支出3.6万亿元，增长6.5%，收支缺口达到1200亿元。该报告预测，今年社保基金预算将首次出现约5000亿元的缺口。 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不可避免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朝晖说，只要一个社会人口发生了老龄化的问题，延迟退休就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他说：“确实，中国的社保入不敷出，这是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自从计划生育以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很严重。工作的人，没办法支付退休的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而现在可能刚刚才开始表现出来，以后可能会更加严重。因为我们看到老龄化比较严重的，走的比中国早一点的日本和韩国，他们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所以说，这是中国不得已而为之。”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通常都伴随着该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富足，社会福利和健康得到保障，预期寿命大大延长。例如西方经济发达国家，美国、日本、德国等。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世界健康统计》的调查显示，全球预期寿命排名第一的是日本，为84.2岁，其次是瑞士的83.3岁，德国的80.9岁，美国的78.6岁。中国为76.4岁。 日本的人口老龄化严重，日本调查公司帝国数据银行2019年的统计显示，日本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已超过28%，名列世界第一。为解决退休人员领取养老金年限延长，养老金不足和缺口加大的问题，日本内阁会议今年3月通过《国家公务员法》修订案，将国家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从60岁延长到65岁，从2022年度开始实施，每2年延长1岁，到2030年度最终延长到65岁。此外，日本法律规定60岁是退休年龄，但到65岁才能领取养老金。 美国也是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总占比大约16/%。与日本不同的是，美国从1935年就把领取全额社保退休金的年龄定在65岁。1961年社保法修订后，退休制度（领取社保）规定，无论男女，年满62岁，工作累计超过40个点（每年最多4个点），可以退休，领取社保，但要递年扣减，最多不超过30%。 美国的社保法还对不同年龄段领取全额社保的人做出规定，即1937 年及以前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5 岁；1943年至1954 年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6 岁；1960 年及以后出生者，退休年龄是67岁。美国2000年的社保法修订还鼓励人们延迟领取社保，从符合领取年龄起，每延迟一年奖励8%，延迟的最高年龄为70岁，领取额不能超过基数的130%。 美国推迟退休年龄，奖励延迟领取社保，主要原因也是社保基金入不敷出，面临2033年社保系统破产的局面。因此，有美国国会议员建议，将美国人的退休年龄提高到 69 岁。根据测算，若退休年龄推迟到68岁，美国社保基金缺口将减少18%，若推迟到70岁，将减少44%。 专家：未富先老 权贵占用资源过多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说，养老金不足，是个世界范围面临的挑战问题。他说，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养老金的问题是“未富先老”，即中国富足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却要“后来居上”，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他说：“我们现在谈到的养老金问题，一般指的是城市居民。实际上，中共对于机关干部的养老，包括中共自己那些既得利益集团了，他们自己的养老，早已经做了周翔的安排。退休金、养老金付的最高的，就是这些权贵阶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每年都有这么多人退休，要养活这些人，实际上对社会就是个不公平的负担，超出其他正常国家的负担。中共百分之零点几的人，他们占的医疗资源达百分之几十，这种情况无疑加剧了养老金的负担。” 谢田教授还表示，中国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共1970年代开始实施的“一胎化”政策，导致年轻人减少。他说，尽管中共在2015年开始放开“二胎”，但是城市住房、教育、生活费用的高企，使适婚适育的年轻人不愿意多生孩子，这不仅导致人口结构畸形发展，还加剧了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此外，谢田教授说，过去几年来，尤其是去年新冠病毒爆发后，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尤其是那些中小企业，减产或关闭，本应缴纳的“五险一金” （五险是指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一金是指住房公积金。）也大幅度减少，这直接导致中国社保基金缺口持续扩大。 他说：“所以目前的状况是，养老金支出在增加，同时中共特权阶层又占去一大部分，再加少缴纳保费减少，所以肯定会出问题，肯定会入不敷出的。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中国当局想要加税，会有很大可能，但是推迟退休年龄，看来势在必行的。” 谢田教授还指出，中国社保基金的监管不完善，挪用、盗用的腐败和违法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加剧了基金不足，缺口加大的问题。 解决的关键：开源和节流 针对中国居民预期寿命延长，社保基金不足的问题，陈朝晖教授说，中国在经济发展状况不如前几年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要解决社保基金不足，缺口不断扩大，甚至将破产的问题，关键要从两个方面入手，即开源和节流。 他说：“延迟就是节流的问题，让每个人领取养老金的年份少一点。另外一个方面，就必须要通过政府补贴。像中国的情况，就必须要开源。如果社保基金钱不过，要想办法把这个窟窿补上去。办法之一，就是一直讨论了很多年的议题，就是征收房产税。一旦征收房产税的话，填补社保基金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不过，陈朝晖教授说，中国政府研议要征收房产税，由来已久，但是业界和民众反弹很大，一直无法推进。但是他指出，征收房产税是个趋势，即使目前无法推动下去，未来势必要实施，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习教授谢田说，中共在退休金制度上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城市居民能够享受，但人口众多的农村居民却被排除在外。不过他强调，中共目前面临各种困境和问题，包括整体经济发展恶化，社会形势恶化，外部环境恶化等，这些维系中共政权存亡的问题，是中共面临的最大问题。 总部在深圳的同方全球人寿联合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保险和风险管理研究中心11月10日发布的《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称，2020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比2019年的6.15上升了0.8个百分点。退休准备指数8-10为高准备，6-7.9为中等准备，6以下为低准备。 该报告显示，支持延迟退休年龄的比例在过去5年中明显提高，从2016年的63%上升到2020年的79%。报告称，延迟退休年龄接受程度的增加，为中国政府适时推出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提供了民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