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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复活节一连4日长假期，香港戏院票房仅1,267万元收入，较去年大跌约65%。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在Facebook发文指，得悉现时全港只有两套戏正开拍，慨叹电影市道惨淡，令人心寒。 曾俊华27日上午在Facebook发文指，日前出席导演杜琪峰70岁大寿派对，与著名导演徐克及演员周润发等人见面，谈及电影市道惨淡，据闻现时全港只有两套戏正开拍，「大家都有啲戚戚然」。他又指，回望80、90年代香港电影业全盛时期，年产过百电影，至后期一年开数十部电影亦不错，对比现时低位数字，反问「大家点会唔心寒呢」。 面对不明朗经济环境，电影投资者讲求回报，亦要考虑中国市场，电影题材及内容受一定限制。曾俊华直言香港电影业处境「十万火急」，是否有办法令行业 「辣手回春」，还是「回暖无期」，相信大家都无答案。他又感谢杜琪峰当年为他助选，形容杜琪峰为「真正的硬汉子」，坚持理想与原则，这团火多年都未曾熄灭。即使杜琪峰发起的「鲜浪潮国际短片节」去年不获公帑资助，曾俊华仍希望他可以「顶落去」，扬言一定撑他。 目前香港电影业处境「十万火急」，除了开戏极少，连戏院也支撑不下去，今年已有3间戏院宣布结业，分别为旺角新宝、北角新光及黄埔嘉禾戏院。 2020年疫情开始至复常后，观影习惯大变，传统戏院票房收益大幅下滑，至今共19间戏院宣布结业。 香港戏院票房方面，复活节一连4日长假期，票房仅1,267万元收入，较去年同期3,684万元，跌约65%。而今年贺岁档期，除夕至年初四5天电影票房，总收入3,060万元，较去年4,864万元下跌37.1%，相比起2019年疫情前7,519万元，更大跌59.3%。
香港知名导演杜琪峰近日接受英国BBC专访，谈及电影界环境及发展时，慨叹自己和香港都“没有了灵魂”，直指“灵魂”就是人权和自由。他更罕有评论政治，引发热议。 综合BBC及自由亚洲电台报导，访问一开始，记者问到他最近有没有拍电影，但他意有所指的说：“最近都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时候，这是环境上的影响，感觉到原来人很脆弱，如果动了一些东西，是你平常习惯了的，原来会影响到很多思维。”记者追问他受甚么环境影响，他笑著回应：“我想你比我更知道得多。”之后更直接说：“香港对我很重要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没有了灵魂…包括了我和香港都没有。”他再解释，所指的灵魂就是“言论的自由…简单一点就是人权和自由”，明言与他生活了几十年的香港有很大分别。 他又指，当价值观不同了的时候很多事情都会觉得错，反问是否要将自己的价值观完全改变，认为不论在电影或艺术创作，现时的香港都“不是一个好的时代”，慨叹“以前无钱不是没有理想，现在没有了（理想）”。他强调“不是我不想拍戏，我很喜欢拍戏，但下不了笔”。 他认为，创作电影需要有良心，虽然不至于要为理想而弄至头破血流或入狱，但“苟且偷生又如何呢”。 69岁的杜琪峰，在金像奖和金马奖皆曾三夺最佳导演，作品包括《黑社会》、《枪火》、《夺命金》、《PTU》等，而且是获提名最多次的导演之一。 杜琪峰从影几十年来，多次入围国际电影大奖，是唯一在世界三大影展都曾任评审的香港导演。 杜琪峰的访问片段，于上周六播出后短短一天便有近五十万浏览，党媒《大公报》于上周日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大公报评论》，发布两则短评批评杜琪峰。该两篇文章并没有以理说理，仅以市井揶揄口吻，指“杜琪峰最应该拍的电影是《黑社会之肥佬黎》”、又批杜不是“人云亦云”便是“江郎才尽”。 网上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锦洪赞扬杜琪峰的“讲人话”是有勇气的表现，因为现时公开讲真心话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预料杜亦难免受影响。
周润发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出席记者会时，他赞叹韩国电影题材广阔，想像丰富，创作人什么也敢拍，可能因为韩国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润发讲了关于香港电影现况的大实话，直指今天是艰难时期，因为中国的审查要求繁多，剧本须经不同部门审批，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后，电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则难以取得资金，末了也不忘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制作具有香港精神的电影。” 发哥关于审查制度的批评，尽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国大陆媒体却只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轻轻带过（如果有提的话）。其实周润发所讲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极少业界人士够胆开腔而已。今日大家疯传的，说穿了，不是周润发的言论，而是他的态度。 若说周润发“敢言”，则香港演艺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么人，那么整段关于中国审查的话，也是完全可以回避的。纵横演艺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润发，当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价，但他依然选择说了，我想，驱使他直言不讳的，并非勇气，而是明理。 有人说过，人生有三层境界：一是活着，二是得体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润发已活出第三个境界。我不认识发哥本人，但看过一篇他谈拍照片的访问，觉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决计讲不出那些摄影道理的。 原来对周润发来说，拍戏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摄影师。近廿年来，周润发特别喜欢用大片幅相机拍黑白照，仿佛标志着他的人生已褪尽繁华，由绚烂归于平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爱好，反之亦然。钟情摄影的发哥，原来在追求一种钱买不到的“期待”与“未知”。 他喜欢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机拍照，然后在暗房内无日无夜冲印，他笑着对访谈者解释： “我喜欢未知的东西。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后只完成了拍摄中的一部分而已，进到暗房里把照片做出来之前，你并不会知道照片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数码相机不但可以立刻看到，还可以立刻删除掉刚刚拍摄到的影像。加上拍摄数码很难会有对影像的那种期待，按快门可能也不会太谨慎。” 周润发认为拍照的关键，不在拍摄对象的美，而在摄影者的“构图及感受功力”，世界许多美好，是要“由第三只眼去感应的”。由于他用的不是数码相机，每拍一张照片，发哥都要深思熟虑，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门。 在摄影中，发哥大概学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随心。用心，才观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动人的瞬间；随心，才不会强求某个冲印出来的效果，而能顺其自然，领会意外的喜悦。摄影如是，人生又何尝不然？了然于前者的周润发，当然也明白后者。 人真的不能没有嗜好。生命若一无寄托，就只能与世浮沉，终其一生，贪权逐利；就算有所寄托，若钻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发哥则不然，他明白摄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乐，那是免费、无价，且自足的。无求于人，自然就不必讨好谁，亦不怕得罪谁，说话便可以从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遥自在。由此可见，人一定要有足以废寝忘餐的爱好，才能具备抛却名缰利锁的资本，从而活得独立，活得从容，活得快乐。（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香港影帝周润发日前在釜山国际影展的一个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对电影有很多审查要求，我们的剧本必须经过很多不同部门审批”，引起网民担心他恐遭遇麻烦。 美国之音报导，釜山影展10月4日揭幕，68岁的周润发今年获颁亚洲电影人奖。5日，他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在中国大陆拍摄电影时，剧本必须经过很多不同部门审批，以及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给北京后，香港电影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我们现在有很多限制，电影人的处境很难，但我们也会尽力创作展现香港精神的电影，这是我们的目标。”周润发说，“1997年后，很多事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引，这很重要，否则很难筹到足够的资金拍片。因为中国市场庞大，所以我们尝试寻找解决办法。” 周润发也借机赞赏近年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韩国电影。 “韩国戏好看的原因就是题材很广阔，也可能是韩国政府的支持，他们的自由度很大，因此创作思想很宽。”他说，“有好多题材都让我觉得很惊讶，哇，他们都够胆拍这些！” 对于周润发的言论，微博网民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支持者说，“审查确实让国产片创作受阻，受影响的不止香港地区，内地电影创作也是不敢拍不能拍、拍了上不了上了要删减。”“发哥还是敢发言。” 反对者说，“记得香港多个煽动黑暴的电影，难道就这么上映，就这么洗脑港人打砸堵烧。”“早就听说他屁股歪了。”“原来是港独分子。” 报导说，微博删除了部分谈论这一主题的贴文和图片。 还有些人在美国之音X平台（前推特）发布的相关视频下留言担心周润发的安全，“发哥也反了！当心中共以‘伤害民族感情’口袋罪伺候。”“发哥回家要小心了。”“完了，要被封杀了” 中国当局对电影题材一直都有不少限制，港区国安法上路后，港府2021年发布指引，要求审查电影时增加“国家安全”的考量，使香港电影制作人取材时小心翼翼，不少电影因被指涉及敏感题材或情节，而被要求删改情节才能放映，甚至被禁止放映。 香港2014年爆发雨伞运动时，周润发曾表达支持，据报因此上了中共的黑名单。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高潮之际，周润发也被拍到身穿一身黑衣慢跑，引人猜测其变相地对抗议表达支持。
香港近日上映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其中一名主角向媒体透露她反对公开放映。事件成为网路热点后，电影公司宣布暂时下架该片。有学者批评，校方没有好好保护学生、不负责任，事件将成人世界的恶劣表露无遗。 综合媒体报导，知名导演张婉婷2011年接受母校、英华女校时任校长李石玉如邀请，贴身拍摄一批中一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想法，记录她们在校舍搬迁过程中成长的故事，剪辑成为这部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 阿聆：始终都不同意公映 《明报周刊》5日刊登纪录片主角之一“阿聆”近1万字的自白文章。阿聆说，她始终反对公映该片，是唯一没有参加电影宣传活动的主角。 阿聆忆述，当年的学生和校友对于拍摄的理解，一直是只供校内放映或作为筹款用途，例如：校友捐款获赠DVD，拍摄团队被校方称为“DVD team”，通讯群组亦以此命名。 得知校方和导演打算公映电影后，阿聆多次向校方代表及导演表达私隐被公开的顾虑。她坦言，在观看该片前，她没有很强硬的反抗公开放映，因被“循循善诱”，同时她也认为应该先看过后才能评估能否接受让校外人观看。 心理医生评估认为不适合公映 2021年12月，纪录片在校内首映，首次观看的阿聆认为，自己有所恐惧，拒绝公开放映，“这个想法亦有充份地反映在我的情绪上。”她当时即时向校方提供的心理医生求助，医生诊断后表示，以她的状态，该电影不适合进行公映。 翌年（2022）1月，校方首次提出私人放映以及参加电影节，片中其他5位主角再签署同意书，但阿聆一直没有签署。她要求导演把其片段全部剪掉，但导演以最终版已通过电检为由拒绝。 另一主角阿佘被偷拍 “好像有狗仔队跟著我” 同日，《明报周刊》还刊登另一主角“阿佘”的专访。她也是在校内首映时首次看到该片。纪录片中有她抽烟的一幕，她说，“我万万没想过被拍下来了……好像有狗仔队跟著我的感觉。我觉得直接剪这个片段进去，而且没有经我同意便拍摄，我觉得有点不受尊重。” 奥运铜牌得主李慧诗同一天也在社交媒体表示，她在片中有一段长10多秒的访问，是其“‘被通知’成为电影的一部份”，对此感到“气在心头”，反问：“没有犯法，是否就不用当事人同意？那怕是事先‘知会’一声以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都省去呢？” 校方道歉、电影暂停公映 提出拍片想法的英华女校前校长李石玉如，5日透过他人在英华校友的Facebook群组发“给校友的信”，对事件表示“深感抱歉”。其后，现任校长关翰章也在该FB群组宣布，经与导演张婉婷及校董会达成共识，6日起暂停公映，让各方有时间厘清问题。 对于阿聆说她不同意公映，张婉婷5日出席谢票场后向传媒表示，她感到惊讶。 她承认阿聆没有签署公映同意书，但称阿聆在开拍前签署了另一份同意书，其意愿是“包场”放映。张又宣称，在中五、中六时，被访者很高兴有发行商去戏院发行，阿聆曾帮手劝另一女生继续拍摄，因此她理解阿聆不介意公开发行；张又称，阿聆的爸爸最近说女儿的情绪平复了很多，一家人出席了誓师大会，阿聆“唔出声”，因此理解阿聆觉得影片可以公映。张并坚称，该电影非商业形式，而是为学校筹款。 锺剑华：校方不负责任、未保护学生 前校长李石玉如回应《明周文化》查询时称，她从2011年底到2015年退休时，完全没有就拍摄收到投诉，现时已错过处理的时机；现任校长关翰章则回应称，后期知道有同学对公映有所保留，或对拍摄手法及导演有不满，但校方须平衡多方面、各方人士，“所谓法理情，我们基督教学校还有灵性的角度，好小心谨慎地衡量”。 学者锺剑华5日在“时代公民教育平台”YouTube频道批评，英华女校没有好好保护学生、不负责任，回应今次事件时将责任推给学生，以“法理情”、宗教等借口作挡箭牌。 他认为，事件将成人世界的恶劣和恶毒表露无遗，显示香港社会卑劣化；要警惕社会意识倒退，有权势者高举“崇高”的旗号，然后为所欲为。
获香港电影发展局资助的《正义回廊》，日前遭立法会议员批评“矮化警队”，当局应引入罚则。有影评人形容说，这是白色恐怖，想用钱驱使电影人自我审查，使香港失去创作自由。 综合香港01及香港大纪元报导，工联会立法会议员陈颖欣周二（22日）在立法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事宜小组委员会”讨论“推动香港作为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发展以及大湾区文化艺术合作”时，指称有“反中乱港”分子渗透文化界，不点名地指近期一部正在上映、取得香港电影发展局资助逾200万的电影，有不同情节“矮化警队”，要求当局设立罚则及KPI（绩效指标），加强文化界对中国大陆法制的认识。 陈颖欣称，若当局继续资助“反中乱港”电影，就不能“说好中国故事、香港故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副局长刘震回应称，绝不容有资助项目违反香港法例及国安法，如有电影涉及违法内容，或考虑撤回资助，但未具体回应指是什么电影。 曾在油管批《正义回廊》“黄” 虽然陈颖欣及刘震都未点明是哪一部电影，不过，香港电影发展局10月18日公告指，该局辖下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向本地电影《正义回廊》资助250万。该局主席王英伟更在公告中赞扬演员表现出色，能牵动观众情绪。 此外，陈颖欣日前在其YouTube频道评论指，《正义回廊》“用政府钱揼（攻击）政府”，当初一看演员阵容“都知道是‘黄’”，入场看完后就“99%认为班底是‘黄’”，认为戏中有情节“矮化警队”；当局在2019年12月反修例社运期间批出250万元予《正义回廊》拍摄，不明白为何。 民主党成员呼吁勿扼杀创作 看过《正义回廊》的民主党民政政策发言人朱子洛认为，不应随意将电影情节与“反中乱港、矮化警队”等扯上关系，甚至拉到“国安”层次，如此会窒碍香港的创意产业发展。 他说，“相信没有人会因为看完《无间道》后，就觉得警察都是坏人。况且任何一支警队，难道会完全没有个别人员有不当行为？新闻有时也报导有警察犯罪，难道就应该为了‘不要矮化警队’而不报导吗？” 影评人：建制派营造白色恐怖破坏香港电影 影评人林兆彬批评，建制派想威吓电影发展基金评审，或其它基金的评审，不要用公帑资助有批评政府信息的电影，形容这是白色恐怖，使香港失去创作自由、破坏香港电影。 林兆彬认为，《正义回廊》的部分对白确有讽刺警方的意味，甚至令人联想到“反送中”运动；但整体而言，此电影是在“说好香港故事，重建观众对香港法治的信心”。 林兆彬表示，现时香港电影界“连参展金马奖都惊被报复”，电检处也不准放映某些电影，“已经是打压创作自由，现在是想用钱去驱使电影人自我审查”。
韩国电视剧《鱿鱼游戏》全球大热，早前我也看了。这个低成本的电视剧，创造出超过五十倍的投资报酬，成为投资方史上收视最高的影集，为公司带来九亿美元的收入。 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主要是创意，谁能想到这么一个偏僻又奇巧的题材？根本很魔幻，又拍得“似层层”，从头到尾高潮迭起。 整部剧从头到尾抓住观众，就凭一个悬念：最后是谁拿到那笔巨款?等你看完整部戏，得知结果了，你会不会再看一次？我是不会了，得知结果整部戏就索然寡味了。 当然，不只是一个悬念，这个戏还探讨了人性，人的贪婪与冷血，提出一个问题：为了一笔不义之财，我们可以去到几尽？用台湾说法来表达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有多远。 近日碰巧又看了一部韩国警匪片叫《以吾之名》。女主角父亲原是警察，打入黑社会作卧底，居然加入黑社会，因贩毒逃亡。女儿生日时父亲回家送礼物，在门外被警察打死，女孩为报父仇又加入黑社会，被训练成打手，派入警队作卧底，自此亦正亦邪。 电视剧未看完，不知结局如何，但整部戏创意爆棚，故事出人意表，情节设计不落俗套，人物性格鲜明，对白颇有心思，很多动作设计都很夺目，像真度很高。片中有打斗场面，正面拍手刃脖颈的镜头，刀架在脖子上一抹，鲜血直接喷出；还有两人搏斗，对方一刀贯胸，镜头直接拍到刀尖从伤者后背穿出。 镜头很血腥，但特效奇佳，不知港台影片能否做得出来。拍电影贵在创意，但没有创作自由，什么都免谈。《鱿鱼游戏》放在香港，政府会问：怎么可以为玩游戏随便杀人？警察都跑哪里去了？《以吾之名》镜头太暴力血腥，绝对不能出街。 香港电影也曾有过辉煌岁月，武打片风行全球，警匪片领一时风骚，一些写实小品也曾一枝独秀，可惜好景不常。近年为尝大陆市场甜头，电影界人才纷纷北上，拍了一些不像大陆片也不像香港片的电影，大多不成气候。 吴宇森、许鞍华都是好导演，吴宇森到大陆拍了一部《太平轮》，以国共内战为背景，野心是拍一部大时代的史诗级巨片。结果用上下集的篇幅，拍出一套空洞无物的影片，我看了上集，已不想看下集。 许鞍华拍《黄金时代》，以女作家萧红一生为题材，蜻蜓点水堆砌萧红一生琐碎事迹，结果萧红只是走来走去的民国女人，不是乱世中追寻自我的女作家——很多蜻蜓点水合起来，还是蜻蜓点水。 他们失败的原因，与创意当然有关系，更重要的是创作自由。香港导演对大陆历史长河中跌宕苦难的人生缺乏体验，没有感觉，他们在香港成长，受西方教育，一回到专制体制下水土不服，不能放飞想像力，成功的机会很低。 只要立足于香港，香港还是可以拍出好电影的。反送中运动中，一部名为《夜更》的短片就令人印象深刻。篇幅很短小，描述一个夜更司机接载三批不同的乘客。在反送中运动如火如荼的夜晚，小小车厢内有外面的时代风云涌动，有司机与乘客的互动，有火花有深思。 日后如果有人投资，集合一批人才，以波澜壮阔的香港民主运动为背景，一定可以拍出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恩有仇的史诗级大片，可惜这样的机会大概已经没有了。 10月27日，香港立法会通过《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根据这部最新法例，香港政府有权禁止“不利于国家安全”的影片上映。如果展映遭法律禁止的影片。相关人士最高可面临三年监禁及一百万港币的罚款。 香港电影最辉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香港再不会有影视作品的荣景了。非但影视，就是文学和艺术，也已经走入绝境。在中共的钳制下，香港没有了创作自由，没有自由，创意也死了，被人扼住喉咙，连呼吸都有问题，更谈不上精神上无拘无束的放任驰骋。 创意未行，紧箍咒已下，自由被捆绑，艺术感觉在流失中。谁还敢贸然投资“政治不止确”的题材，谁还敢不受限制让神思天马行空？中共已对娱乐圈下杀手，电影公司早晚将派驻党委书记，明星制度行将瓦解，连黄建新陈凯歌这样的好导演都要去拍《长津湖》。香港导演演员，以后如果拍“手撕日本鬼子”的烂片，那也不必大惊小怪了。 连“香港加油”都犯禁了，近日林郑更摆出清算建制派的姿态，以香港社会现实为题材拍电影，林郑就成了旷世英雌，香港人就成了草民韭菜，那都成什么世界了？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为了防范民众看完电影不会危害国家安全，港府8月24日提出“电影检查条例修订草案”，规范若电影被评定为不利国安，可撤销上映；即使获上映许可，政务司司长也有权“最后把关”禁播电影。草案规定违法者最重可判3年徒刑或罚款100万港币。有多位香港电影界人士表示，现时只能“官方说了算”。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港府提出的“2021年电影检查（修订）条例草案”内容主要包括：加大官方权力，明文规定检查员审查时须循法定依据，慎重考虑影片的上映会否“不利于国家安全”，亦可要求影片加入用以提醒观众的告示；可获商经局局长容许下延长决定时限，每次不多于28天，以谘询法律意见；即使电影获上映许可或豁免证明书，亦可被政务司司长撤销。 新修订内容还特别针对“社区放映”，当局指出，留意到有团体一直设法规避条例下的执法行动，例如利用社交媒体或即时通讯应用程式，隐藏违法放映影片的资料”，故会加强执法。 不仅如此，获得电影批准证明书的持有人，日后也须向政府提供电影上映日期、时间和地点等资料，以便执法；当局也可在获得法院搜查令后，进入及搜查任何地方；若当局认为证据资料有可能被毁，亦可无须手令入屋搜查，及停止未经授权上映或发布影片。 在地下及网上平台放映 照样“封杀” 草案还会“封杀”坊间利用社交平台的“独立放映”。以“影意志”为例，其所发行的反送中纪录片《占领立法会》及《理大围城》备受打压。去年9月底在香港艺术中心放映前两小时，才被电检处通知电影被评为III级，须为未成年人士安排退票。“影意志”后来不得不改为以网上平台放映。 对于此次的修例草案将扼杀坊间的放映空间，“影意志”艺术总监崔允信表示，现时只能“官方说了算”，至于往后的题材考虑，他认为责任在官方身上。他说：“我要拍的东西，我会照拍。有甚么恐惧？拍摄应该没问题吧。你不让我放映，就不放映。责任在他们（官方）身上。我会照做自己的事。” 昔获准放映之讽刺时弊电影 若再放映须再送检 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发言人田启文指出，以往“准映证”并无期限，估计官方在国安法实施后，要透过新修例“堵塞漏洞”，禁止违反国安法内容再上映。 田启文说：“作为创作人和制作人最担心是否会犯法。现于国安法之下的（题材内容），骂政府会否违国安法？我们现在最需要去做、去问，我现在是否可以骂政府？这样骂又是否可以？” 在新法例修订之下，对于《十年》、《国产零零漆》和《表姐你好嘢》等已上映的讽刺时弊电影，会否也受到影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强调，在港区国安法生效后，即使以往已获放映核准的电影，也须检视会否危害国家安全，又称，如有电影被政务司司长评为危害国家安全，已发行的影碟也不能出售和发行。 草案将于9月1日在立法会进行首读及二读。
如果说2021年依然带着新冠疫情印记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有不少华语影片的话，曾经有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香港今年只有青年导演唐艺的15分钟短片《天下乌鸦》入围角逐短片金棕榈奖的竞赛片单。与2020年七位香港著名导演担纲合作的短片集《七人乐队》进军戛纳的阵势相比，香港电影今年出场略显单薄。而随着港版国安法出台，中国内地行之有年的审查制度似乎也正蔓延至香港。先有港府宣布修订电影检查条例，某些影片今后可能将因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被看作是不适于放映。随后就有记录台湾同性伴侣婚姻平权之路的纪录片《同爱一家》因为此项电影检查条例而不得不取消在香港“欧亚彩虹周”放映的安排。一国不再两制下的香港，其曾经独树一帜的电影业面对怎样的形势？我们电话采访了香港电影编剧、香港电影评论协会创会会员林纪陶先生。 关于港府最近对电影检查条例的修订，林纪陶先生认为， 港府修订电影检查条例针对的主要是两部影片：一部是2015年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十年》，和近期获得多个奖项的《理大围城》。当局对这两部片得奖，不大满意，所以立下新规定。林纪陶先生表示，对于香港电影人来说，这条法律太模糊：是不是有暴力场景就有问题？由于规定不够清晰，往后电影创作会不知道朝哪个方向走。他表示，因为香港电影有不少类型，这个法律出来之后，如果出现围城，或者反映黑帮的电影，或者年轻人的反叛故事，等等，都有可能变成有问题的创作。由于规定立得不够清晰，所以创作会受到很大影响，不知道怎么样拍片。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戛纳电影节电影节未能如愿举行，但电影节还是推出了一份选委会推荐片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没有评选的评选结果。由许鞍华、徐克、袁和平、洪金宝、谭家明、杜琪峰和林岭东香港7位著名导演合作的短片集《七人乐队》就跻身其中。一年之后，戛纳电影节决心隆重复出，高手云集，香港则只有一部短片《天下乌鸦》入围短片竞赛。但林纪陶先生并不认为这显示香港电影正失去实力： 林纪陶：“对于香港主流电影来说，有一个很大问题；因为最近公映的主流电影比较少了……其实还是有实力，但是最近拍摄影片少了。依我所知，最近陈果拍摄的《鬼同你住》，是关于香港的住房问题，因为现在香港楼价比较贵，很多年轻人都负担不起，这部影片会去意大利乌甸尼（乌迪内Udine)远东电影节国际首映，可以看作是一部香港的实力电影。” “《七人乐队》应当于8月在香港公映，但此前已经在亚洲电影节首映。影片获得不少称赞，但也不是很完美，主要是最开始时，这部电影应该有8位导演，拍他们自己的一些往事。但吴宇森导演因为身体原因退出，只剩下7位导演。看过影片后，我们觉得这个故事蛮有意思，但是从整体看，都是小品，其中的题材都是根据导演个人对往事、对香港的感觉，拍摄出来。因为都是短片，关心的更是一些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这七位导演都是用菲林拍摄（意思是用胶片录制的传统电影拍摄），不是数码电影。我们觉得蛮有意思。” “至于您刚才说到今年去康城参展的只有一部香港短片。其实，这几年，因为主流片比较难拍摄，所以香港的年轻人拍摄短片比较多。最近很多短片，成绩很不错，尤其是动画片相当好。而主流电影、公映的商业电影，现在比较少，这是最大问题。” 法广：主流片少是否由于政治原因呢？ 林纪陶： “我觉得的有政治的原因，但不是太重要。因为香港电影人拍电影的时候，都知道政治比较敏感，主流电影都比较懂得如何避开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电影是与内地合拍，他们的审查方向、他们的意识形态，与我们的完全不同。他们喜欢的东西，在香港人看来，都是比较旧的香港片世界。他们（内地）最喜欢的好像是八九十年代香港类型电影。但对香港人来说，第一，这些都是老格调了。第二，通常需要迎合内地观众的喜好，而且他们往往修改我们的故事，这就造成在香港看这些电影的时候，觉得（这些电影）比较不好看。所以整体来说，与内地合作的电影，纵使在内地很受欢迎，但在香港的票房都不高，成绩不好。” 林纪陶先生指出，港人与内地观众口味不同。他举例说，最近在香港上映的中港合拍电影《除暴》此前在内地此前票房达到6亿，很不错，但来香港播映，票房低到“吓死人”。他认为可能是因为审查问题，格调显得太旧。他表示，其实，这部电影的导演刘浩良此前执导的《冲锋车》，评论很好，港人当时也觉得那部影片很代表香港电影，是香港新生代电影应该有的格调。 兴盛一时的香港电影是否正进入低潮期呢？林先生更认为此时的香港电影正处于新旧交替、接班的阶段。港人依然期待许鞍华，徐克等新浪潮代表人物的作品。他表示，七月的上映片很多是新世代作品，很多是第一部，市场反应也不差，但票房不太好。虽然也有一种格调，但在电影人看来，这种格调配合不了主流。那么，何谓香港主流电影呢？林先生举例说，许鞍华改编的张爱玲作品（《第一炉香》，还有杜琪峰的电影，这些都是港人仍然认同的所谓“主流”电影。 还有刚刚过世的陈木胜导演的最后一部影片：《怒火》。 内地广大的市场也许曾为面对激烈竞争的香港电影带来一线新的生机，但在中国收紧意识形态控制，也同时收紧对香港的控制的背景下，香港电影是否会如同两制框架的崩塌，而特色消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框架下的电影市场呢？审查制度开始向内地靠拢的压力下，曾经创意非凡的香港电影何去何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