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復活節一連4日長假期，香港戲院票房僅1,267萬元收入，較去年大跌約65%。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在Facebook發文指，得悉現時全港只有兩套戲正開拍，慨嘆電影市道慘淡，令人心寒。 曾俊華27日上午在Facebook發文指，日前出席導演杜琪峰70歲大壽派對，與著名導演徐克及演員周潤發等人見面，談及電影市道慘淡，據聞現時全港只有兩套戲正開拍，「大家都有啲戚戚然」。他又指，回望80、90年代香港電影業全盛時期，年產過百電影，至後期一年開數十部電影亦不錯，對比現時低位數字，反問「大家點會唔心寒呢」。 面對不明朗經濟環境，電影投資者講求回報，亦要考慮中國市場，電影題材及內容受一定限制。曾俊華直言香港電影業處境「十萬火急」，是否有辦法令行業 「辣手回春」，還是「回暖無期」，相信大家都無答案。他又感謝杜琪峰當年為他助選，形容杜琪峰為「真正的硬漢子」，堅持理想與原則，這團火多年都未曾熄滅。即使杜琪峰發起的「鮮浪潮國際短片節」去年不獲公帑資助，曾俊華仍希望他可以「頂落去」，揚言一定撐他。 目前香港電影業處境「十萬火急」，除了開戲極少，連戲院也支撐不下去，今年已有3間戲院宣布結業，分別為旺角新寶、北角新光及黃埔嘉禾戲院。 2020年疫情開始至復常後，觀影習慣大變，傳統戲院票房收益大幅下滑，至今共19間戲院宣布結業。 香港戲院票房方面，復活節一連4日長假期，票房僅1,267萬元收入，較去年同期3,684萬元，跌約65%。而今年賀歲檔期，除夕至年初四5天電影票房，總收入3,060萬元，較去年4,864萬元下跌37.1%，相比起2019年疫情前7,519萬元，更大跌59.3%。
香港知名導演杜琪峰近日接受英國BBC專訪，談及電影界環境及發展時，慨嘆自己和香港都「沒有了靈魂」，直指「靈魂」就是人權和自由。他更罕有評論政治，引發熱議。 綜合BBC及自由亞洲電台報導，訪問一開始，記者問到他最近有沒有拍電影，但他意有所指的說：「最近都是我人生最低潮的時候，這是環境上的影響，感覺到原來人很脆弱，如果動了一些東西，是你平常習慣了的，原來會影響到很多思維。」記者追問他受甚麼環境影響，他笑著回應：「我想你比我更知道得多。」之後更直接說：「香港對我很重要的其實，我覺得現在沒有了靈魂…包括了我和香港都沒有。」他再解釋，所指的靈魂就是「言論的自由…簡單一點就是人權和自由」，明言與他生活了幾十年的香港有很大分別。 他又指，當價值觀不同了的時候很多事情都會覺得錯，反問是否要將自己的價值觀完全改變，認為不論在電影或藝術創作，現時的香港都「不是一個好的時代」，慨嘆「以前無錢不是沒有理想，現在沒有了（理想）」。他強調「不是我不想拍戲，我很喜歡拍戲，但下不了筆」。 他認為，創作電影需要有良心，雖然不至於要為理想而弄至頭破血流或入獄，但「苟且偷生又如何呢」。 69歲的杜琪峰，在金像獎和金馬獎皆曾三奪最佳導演，作品包括《黑社會》、《槍火》、《奪命金》、《PTU》等，而且是獲提名最多次的導演之一。 杜琪峰從影幾十年來，多次入圍國際電影大獎，是唯一在世界三大影展都曾任評審的香港導演。 杜琪峰的訪問片段，於上周六播出後短短一天便有近五十萬瀏覽，黨媒《大公報》於上周日在其社交媒體平台《大公報評論》，發布兩則短評批評杜琪峰。該兩篇文章並沒有以理說理，僅以市井揶揄口吻，指「杜琪峰最應該拍的電影是《黑社會之肥佬黎》」、又批杜不是「人云亦云」便是「江郎才盡」。 網上新聞節目主持人李錦洪讚揚杜琪峰的「講人話」是有勇氣的表現，因為現時公開講真心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預料杜亦難免受影響。
周潤發在韓國釜山電影節榮獲「亞洲電影人獎」，出席記者會時，他讚歎韓國電影題材廣闊，想像豐富，創作人什麼也敢拍，可能因為韓國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潤發講了關於香港電影現況的大實話，直指今天是艱難時期，因為中國的審查要求繁多，劇本須經不同部門審批，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後，電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則難以取得資金，末了也不忘說，「我們會盡最大努力，製作具有香港精神的電影。」 發哥關於審查制度的批評，儘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國大陸媒體卻隻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輕輕帶過（如果有提的話）。其實周潤發所講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實，只是極少業界人士夠膽開腔而已。今日大家瘋傳的，說穿了，不是周潤發的言論，而是他的態度。 若說周潤發「敢言」，則香港演藝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麼人，那麼整段關於中國審查的話，也是完全可以迴避的。縱橫演藝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潤發，當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價，但他依然選擇說了，我想，驅使他直言不諱的，並非勇氣，而是明理。 有人說過，人生有三層境界：一是活著，二是得體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潤發已活出第三個境界。我不認識發哥本人，但看過一篇他談拍照片的訪問，覺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決計講不出那些攝影道理的。 原來對周潤發來說，拍戲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攝影師。近廿年來，周潤發特別喜歡用大片幅相機拍黑白照，彷彿標誌著他的人生已褪盡繁華，由絢爛歸於平淡。你是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愛好，反之亦然。鍾情攝影的發哥，原來在追求一種錢買不到的「期待」與「未知」。 他喜歡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機拍照，然後在暗房內無日無夜沖印，他笑著對訪談者解釋： 「我喜歡未知的東西。在按下快門完成拍攝後只完成了拍攝中的一部分而已，進到暗房裡把照片做出來之前，你並不會知道照片呈現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而數碼相機不但可以立刻看到，還可以立刻刪除掉剛剛拍攝到的影像。加上拍攝數碼很難會有對影像的那種期待，按快門可能也不會太謹慎。」 周潤發認為拍照的關鍵，不在拍攝對象的美，而在攝影者的「構圖及感受功力」，世界許多美好，是要「由第三隻眼去感應的」。由於他用的不是數碼相機，每拍一張照片，發哥都要深思熟慮，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門。 在攝影中，發哥大概學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隨心。用心，才觀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動人的瞬間；隨心，才不會強求某個沖印出來的效果，而能順其自然，領會意外的喜悅。攝影如是，人生又何嘗不然？瞭然於前者的周潤發，當然也明白後者。 人真的不能沒有嗜好。生命若一無寄託，就只能與世浮沉，終其一生，貪權逐利；就算有所寄託，若鑽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發哥則不然，他明白攝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樂，那是免費、無價，且自足的。無求於人，自然就不必討好誰，亦不怕得罪誰，說話便可以從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遙自在。由此可見，人一定要有足以廢寢忘餐的愛好，才能具備拋卻名韁利鎖的資本，從而活得獨立，活得從容，活得快樂。（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香港影帝周潤發日前在釜山國際影展的一個記者會上指出，「中國對電影有很多審查要求，我們的劇本必須經過很多不同部門審批」，引起網民擔心他恐遭遇麻煩。 美國之音報導，釜山影展10月4日揭幕，68歲的周潤發今年獲頒亞洲電影人獎。5日，他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在中國大陸拍攝電影時，劇本必須經過很多不同部門審批，以及香港主權在1997年移交給北京後，香港電影業受到了不小的影響。 「我們現在有很多限制，電影人的處境很難，但我們也會儘力創作展現香港精神的電影，這是我們的目標。」周潤發說，「1997年後，很多事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引，這很重要，否則很難籌到足夠的資金拍片。因為中國市場龐大，所以我們嘗試尋找解決辦法。」 周潤發也藉機讚賞近年在國際上影響力不斷擴大的韓國電影。 「韓國戲好看的原因就是題材很廣闊，也可能是韓國政府的支持，他們的自由度很大，因此創作思想很寬。」他說，「有好多題材都讓我覺得很驚訝，哇，他們都夠膽拍這些！」 對於周潤發的言論，微博網民有支持的，也有反對的。 支持者說，「審查確實讓國產片創作受阻，受影響的不止香港地區，內地電影創作也是不敢拍不能拍、拍了上不了上了要刪減。」「發哥還是敢發言。」 反對者說，「記得香港多個煽動黑暴的電影，難道就這麼上映，就這麼洗腦港人打砸堵燒。」「早就聽說他屁股歪了。」「原來是港獨分子。」 報導說，微博刪除了部分談論這一主題的貼文和圖片。 還有些人在美國之音X平台（前推特）發布的相關視頻下留言擔心周潤發的安全，「發哥也反了！當心中共以『傷害民族感情』口袋罪伺候。」「發哥回家要小心了。」「完了，要被封殺了」 中國當局對電影題材一直都有不少限制，港區國安法上路後，港府2021年發布指引，要求審查電影時增加「國家安全」的考量，使香港電影製作人取材時小心翼翼，不少電影因被指涉及敏感題材或情節，而被要求刪改情節才能放映，甚至被禁止放映。 香港2014年爆發雨傘運動時，周潤發曾表達支持，據報因此上了中共的黑名單。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高潮之際，周潤發也被拍到身穿一身黑衣慢跑，引人猜測其變相地對抗議表達支持。
香港近日上映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其中一名主角向媒體透露她反對公開放映。事件成為網路熱點後，電影公司宣布暫時下架該片。有學者批評，校方沒有好好保護學生、不負責任，事件將成人世界的惡劣表露無遺。 綜合媒體報導，知名導演張婉婷2011年接受母校、英華女校時任校長李石玉如邀請，貼身拍攝一批中一學生的學習、生活和想法，記錄她們在校舍搬遷過程中成長的故事，剪輯成為這部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 阿聆：始終都不同意公映 《明報周刊》5日刊登紀錄片主角之一「阿聆」近1萬字的自白文章。阿聆說，她始終反對公映該片，是唯一沒有參加電影宣傳活動的主角。 阿聆憶述，當年的學生和校友對於拍攝的理解，一直是只供校內放映或作為籌款用途，例如：校友捐款獲贈DVD，拍攝團隊被校方稱為「DVD team」，通訊群組亦以此命名。 得知校方和導演打算公映電影后，阿聆多次向校方代表及導演表達私隱被公開的顧慮。她坦言，在觀看該片前，她沒有很強硬的反抗公開放映，因被「循循善誘」，同時她也認為應該先看過後才能評估能否接受讓校外人觀看。 心理醫生評估認為不適合公映 2021年12月，紀錄片在校內首映，首次觀看的阿聆認為，自己有所恐懼，拒絕公開放映，「這個想法亦有充份地反映在我的情緒上。」她當時即時向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求助，醫生診斷後表示，以她的狀態，該電影不適合進行公映。 翌年（2022）1月，校方首次提出私人放映以及參加電影節，片中其他5位主角再簽署同意書，但阿聆一直沒有簽署。她要求導演把其片段全部剪掉，但導演以最終版已通過電檢為由拒絕。 另一主角阿佘被偷拍 「好像有狗仔隊跟著我」 同日，《明報周刊》還刊登另一主角「阿佘」的專訪。她也是在校內首映時首次看到該片。紀錄片中有她抽煙的一幕，她說，「我萬萬沒想過被拍下來了……好像有狗仔隊跟著我的感覺。我覺得直接剪這個片段進去，而且沒有經我同意便拍攝，我覺得有點不受尊重。」 奧運銅牌得主李慧詩同一天也在社交媒體表示，她在片中有一段長10多秒的訪問，是其「『被通知』成為電影的一部份」，對此感到「氣在心頭」，反問：「沒有犯法，是否就不用當事人同意？那怕是事先『知會』一聲以尊重當事人的『程序』都省去呢？」 校方道歉、電影暫停公映 提出拍片想法的英華女校前校長李石玉如，5日透過他人在英華校友的Facebook群組發「給校友的信」，對事件表示「深感抱歉」。其後，現任校長關翰章也在該FB群組宣布，經與導演張婉婷及校董會達成共識，6日起暫停公映，讓各方有時間釐清問題。 對於阿聆說她不同意公映，張婉婷5日出席謝票場後向傳媒表示，她感到驚訝。 她承認阿聆沒有簽署公映同意書，但稱阿聆在開拍前簽署了另一份同意書，其意願是「包場」放映。張又宣稱，在中五、中六時，被訪者很高興有發行商去戲院發行，阿聆曾幫手勸另一女生繼續拍攝，因此她理解阿聆不介意公開發行；張又稱，阿聆的爸爸最近說女兒的情緒平復了很多，一家人出席了誓師大會，阿聆「唔出聲」，因此理解阿聆覺得影片可以公映。張並堅稱，該電影非商業形式，而是為學校籌款。 鍾劍華：校方不負責任、未保護學生 前校長李石玉如回應《明周文化》查詢時稱，她從2011年底到2015年退休時，完全沒有就拍攝收到投訴，現時已錯過處理的時機；現任校長關翰章則回應稱，後期知道有同學對公映有所保留，或對拍攝手法及導演有不滿，但校方須平衡多方面、各方人士，「所謂法理情，我們基督教學校還有靈性的角度，好小心謹慎地衡量」。 學者鍾劍華5日在「時代公民教育平台」YouTube頻道批評，英華女校沒有好好保護學生、不負責任，回應今次事件時將責任推給學生，以「法理情」、宗教等借口作擋箭牌。 他認為，事件將成人世界的惡劣和惡毒表露無遺，顯示香港社會卑劣化；要警惕社會意識倒退，有權勢者高舉「崇高」的旗號，然後為所欲為。
獲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的《正義迴廊》，日前遭立法會議員批評「矮化警隊」，當局應引入罰則。有影評人形容說，這是白色恐怖，想用錢驅使電影人自我審查，使香港失去創作自由。 綜合香港01及香港大紀元報導，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陳穎欣周二（22日）在立法會「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討論「推動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發展以及大灣區文化藝術合作」時，指稱有「反中亂港」分子滲透文化界，不點名地指近期一部正在上映、取得香港電影發展局資助逾200萬的電影，有不同情節「矮化警隊」，要求當局設立罰則及KPI（績效指標），加強文化界對中國大陸法制的認識。 陳穎欣稱，若當局繼續資助「反中亂港」電影，就不能「說好中國故事、香港故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副局長劉震回應稱，絕不容有資助項目違反香港法例及國安法，如有電影涉及違法內容，或考慮撤回資助，但未具體回應指是什麼電影。 曾在油管批《正義迴廊》「黃」 雖然陳穎欣及劉震都未點明是哪一部電影，不過，香港電影發展局10月18日公告指，該局轄下的「電影製作融資計劃」向本地電影《正義迴廊》資助250萬。該局主席王英偉更在公告中讚揚演員表現出色，能牽動觀眾情緒。 此外，陳穎欣日前在其YouTube頻道評論指，《正義迴廊》「用政府錢揼（攻擊）政府」，當初一看演員陣容「都知道是『黃』」，入場看完後就「99%認為班底是『黃』」，認為戲中有情節「矮化警隊」；當局在2019年12月反修例社運期間批出250萬元予《正義迴廊》拍攝，不明白為何。 民主黨成員呼籲勿扼殺創作 看過《正義迴廊》的民主黨民政政策發言人朱子洛認為，不應隨意將電影情節與「反中亂港、矮化警隊」等扯上關係，甚至拉到「國安」層次，如此會窒礙香港的創意產業發展。 他說，「相信沒有人會因為看完《無間道》後，就覺得警察都是壞人。況且任何一支警隊，難道會完全沒有個別人員有不當行為？新聞有時也報導有警察犯罪，難道就應該為了『不要矮化警隊』而不報導嗎？」 影評人：建制派營造白色恐怖破壞香港電影 影評人林兆彬批評，建制派想威嚇電影發展基金評審，或其它基金的評審，不要用公帑資助有批評政府信息的電影，形容這是白色恐怖，使香港失去創作自由、破壞香港電影。 林兆彬認為，《正義迴廊》的部分對白確有諷刺警方的意味，甚至令人聯想到「反送中」運動；但整體而言，此電影是在「說好香港故事，重建觀眾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林兆彬表示，現時香港電影界「連參展金馬獎都驚被報復」，電檢處也不準放映某些電影，「已經是打壓創作自由，現在是想用錢去驅使電影人自我審查」。
韓國電視劇《魷魚遊戲》全球大熱，早前我也看了。這個低成本的電視劇，創造出超過五十倍的投資報酬，成為投資方史上收視最高的影集，為公司帶來九億美元的收入。 這部電視劇的成功主要是創意，誰能想到這麼一個偏僻又奇巧的題材？根本很魔幻，又拍得「似層層」，從頭到尾高潮迭起。 整部劇從頭到尾抓住觀眾，就憑一個懸念：最後是誰拿到那筆巨款?等你看完整部戲，得知結果了，你會不會再看一次？我是不會了，得知結果整部戲就索然寡味了。 當然，不只是一個懸念，這個戲還探討了人性，人的貪婪與冷血，提出一個問題：為了一筆不義之財，我們可以去到幾盡？用台灣說法來表達就是：我們與惡的距離有多遠。 近日碰巧又看了一部韓國警匪片叫《以吾之名》。女主角父親原是警察，打入黑社會作卧底，居然加入黑社會，因販毒逃亡。女兒生日時父親回家送禮物，在門外被警察打死，女孩為報父仇又加入黑社會，被訓練成打手，派入警隊作卧底，自此亦正亦邪。 電視劇未看完，不知結局如何，但整部戲創意爆棚，故事出人意表，情節設計不落俗套，人物性格鮮明，對白頗有心思，很多動作設計都很奪目，像真度很高。片中有打鬥場面，正面拍手刃脖頸的鏡頭，刀架在脖子上一抹，鮮血直接噴出；還有兩人搏鬥，對方一刀貫胸，鏡頭直接拍到刀尖從傷者後背穿出。 鏡頭很血腥，但特效奇佳，不知港台影片能否做得出來。拍電影貴在創意，但沒有創作自由，什麼都免談。《魷魚遊戲》放在香港，政府會問：怎麼可以為玩遊戲隨便殺人？警察都跑哪裡去了？《以吾之名》鏡頭太暴力血腥，絕對不能出街。 香港電影也曾有過輝煌歲月，武打片風行全球，警匪片領一時風騷，一些寫實小品也曾一枝獨秀，可惜好景不常。近年為嘗大陸市場甜頭，電影界人才紛紛北上，拍了一些不像大陸片也不像香港片的電影，大多不成氣候。 吳宇森、許鞍華都是好導演，吳宇森到大陸拍了一部《太平輪》，以國共內戰為背景，野心是拍一部大時代的史詩級巨片。結果用上下集的篇幅，拍出一套空洞無物的影片，我看了上集，已不想看下集。 許鞍華拍《黃金時代》，以女作家蕭紅一生為題材，蜻蜓點水堆砌蕭紅一生瑣碎事迹，結果蕭紅只是走來走去的民國女人，不是亂世中追尋自我的女作家——很多蜻蜓點水合起來，還是蜻蜓點水。 他們失敗的原因，與創意當然有關係，更重要的是創作自由。香港導演對大陸歷史長河中跌宕苦難的人生缺乏體驗，沒有感覺，他們在香港成長，受西方教育，一回到專制體制下水土不服，不能放飛想像力，成功的機會很低。 只要立足於香港，香港還是可以拍出好電影的。反送中運動中，一部名為《夜更》的短片就令人印象深刻。篇幅很短小，描述一個夜更司機接載三批不同的乘客。在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的夜晚，小小車廂內有外面的時代風雲涌動，有司機與乘客的互動，有火花有深思。 日後如果有人投資，集合一批人才，以波瀾壯闊的香港民主運動為背景，一定可以拍出一部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恩有仇的史詩級大片，可惜這樣的機會大概已經沒有了。 10月27日，香港立法會通過《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根據這部最新法例，香港政府有權禁止「不利於國家安全」的影片上映。如果展映遭法律禁止的影片。相關人士最高可面臨三年監禁及一百萬港幣的罰款。 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香港再不會有影視作品的榮景了。非但影視，就是文學和藝術，也已經走入絕境。在中共的鉗制下，香港沒有了創作自由，沒有自由，創意也死了，被人扼住喉嚨，連呼吸都有問題，更談不上精神上無拘無束的放任馳騁。 創意未行，緊箍咒已下，自由被捆綁，藝術感覺在流失中。誰還敢貿然投資「政治不止確」的題材，誰還敢不受限制讓神思天馬行空？中共已對娛樂圈下殺手，電影公司早晚將派駐黨委書記，明星制度行將瓦解，連黃建新陳凱歌這樣的好導演都要去拍《長津湖》。香港導演演員，以後如果拍「手撕日本鬼子」的爛片，那也不必大驚小怪了。 連「香港加油」都犯禁了，近日林鄭更擺出清算建制派的姿態，以香港社會現實為題材拍電影，林鄭就成了曠世英雌，香港人就成了草民韭菜，那都成什麼世界了？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為了防範民眾看完電影不會危害國家安全，港府8月24日提出「電影檢查條例修訂草案」，規範若電影被評定為不利國安，可撤銷上映；即使獲上映許可，政務司司長也有權「最後把關」禁播電影。草案規定違法者最重可判3年徒刑或罰款100萬港幣。有多位香港電影界人士表示，現時只能「官方說了算」。 據自由亞洲電台報導，港府提出的「2021年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內容主要包括：加大官方權力，明文規定檢查員審查時須循法定依據，慎重考慮影片的上映會否「不利於國家安全」，亦可要求影片加入用以提醒觀眾的告示；可獲商經局局長容許下延長決定時限，每次不多於28天，以諮詢法律意見；即使電影獲上映許可或豁免證明書，亦可被政務司司長撤銷。 新修訂內容還特別針對「社區放映」，當局指出，留意到有團體一直設法規避條例下的執法行動，例如利用社交媒體或即時通訊應用程式，隱藏違法放映影片的資料」，故會加強執法。 不僅如此，獲得電影批准證明書的持有人，日後也須向政府提供電影上映日期、時間和地點等資料，以便執法；當局也可在獲得法院搜查令後，進入及搜查任何地方；若當局認為證據資料有可能被毀，亦可無須手令入屋搜查，及停止未經授權上映或發布影片。 在地下及網上平台放映 照樣「封殺」 草案還會「封殺」坊間利用社交平台的「獨立放映」。以「影意志」為例，其所發行的反送中紀錄片《佔領立法會》及《理大圍城》備受打壓。去年9月底在香港藝術中心放映前兩小時，才被電檢處通知電影被評為III級，須為未成年人士安排退票。「影意志」後來不得不改為以網上平台放映。 對於此次的修例草案將扼殺坊間的放映空間，「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表示，現時只能「官方說了算」，至於往後的題材考慮，他認為責任在官方身上。他說：「我要拍的東西，我會照拍。有甚麼恐懼？拍攝應該沒問題吧。你不讓我放映，就不放映。責任在他們（官方）身上。我會照做自己的事。」 昔獲准放映之諷刺時弊電影 若再放映須再送檢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發言人田啟文指出，以往「准映證」並無期限，估計官方在國安法實施後，要透過新修例「堵塞漏洞」，禁止違反國安法內容再上映。 田啟文說：「作為創作人和製作人最擔心是否會犯法。現於國安法之下的（題材內容），罵政府會否違國安法？我們現在最需要去做、去問，我現在是否可以罵政府？這樣罵又是否可以？」 在新法例修訂之下，對於《十年》、《國產零零漆》和《表姐你好嘢》等已上映的諷刺時弊電影，會否也受到影響？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強調，在港區國安法生效後，即使以往已獲放映核准的電影，也須檢視會否危害國家安全，又稱，如有電影被政務司司長評為危害國家安全，已發行的影碟也不能出售和發行。 草案將於9月1日在立法會進行首讀及二讀。
如果說2021年依然帶著新冠疫情印記的戛納國際電影節有不少華語影片的話，曾經有東方好萊塢之稱的香港今年只有青年導演唐藝的15分鐘短片《天下烏鴉》入圍角逐短片金棕櫚獎的競賽片單。與2020年七位香港著名導演擔綱合作的短片集《七人樂隊》進軍戛納的陣勢相比，香港電影今年出場略顯單薄。而隨著港版國安法出台，中國內地行之有年的審查制度似乎也正蔓延至香港。先有港府宣布修訂電影檢查條例，某些影片今後可能將因為涉嫌危害國家安全而被看作是不適於放映。隨後就有記錄台灣同性伴侶婚姻平權之路的紀錄片《同愛一家》因為此項電影檢查條例而不得不取消在香港「歐亞彩虹周」放映的安排。一國不再兩制下的香港，其曾經獨樹一幟的電影業面對怎樣的形勢？我們電話採訪了香港電影編劇、香港電影評論協會創會會員林紀陶先生。 關於港府最近對電影檢查條例的修訂，林紀陶先生認為， 港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針對的主要是兩部影片：一部是2015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十年》，和近期獲得多個獎項的《理大圍城》。當局對這兩部片得獎，不大滿意，所以立下新規定。林紀陶先生表示，對於香港電影人來說，這條法律太模糊：是不是有暴力場景就有問題？由於規定不夠清晰，往後電影創作會不知道朝哪個方向走。他表示，因為香港電影有不少類型，這個法律出來之後，如果出現圍城，或者反映黑幫的電影，或者年輕人的反叛故事，等等，都有可能變成有問題的創作。由於規定立得不夠清晰，所以創作會受到很大影響，不知道怎麼樣拍片。 2020年，由於新冠疫情，戛納電影節電影節未能如願舉行，但電影節還是推出了一份選委會推薦片單，在一定程度上是一次沒有評選的評選結果。由許鞍華、徐克、袁和平、洪金寶、譚家明、杜琪峰和林嶺東香港7位著名導演合作的短片集《七人樂隊》就躋身其中。一年之後，戛納電影節決心隆重複出，高手雲集，香港則只有一部短片《天下烏鴉》入圍短片競賽。但林紀陶先生並不認為這顯示香港電影正失去實力： 林紀陶：「對於香港主流電影來說，有一個很大問題；因為最近公映的主流電影比較少了……其實還是有實力，但是最近拍攝影片少了。依我所知，最近陳果拍攝的《鬼同你住》，是關於香港的住房問題，因為現在香港樓價比較貴，很多年輕人都負擔不起，這部影片會去義大利烏甸尼（烏迪內Udine)遠東電影節國際首映，可以看作是一部香港的實力電影。」 「《七人樂隊》應當於8月在香港公映，但此前已經在亞洲電影節首映。影片獲得不少稱讚，但也不是很完美，主要是最開始時，這部電影應該有8位導演，拍他們自己的一些往事。但吳宇森導演因為身體原因退出，只剩下7位導演。看過影片後，我們覺得這個故事蠻有意思，但是從整體看，都是小品，其中的題材都是根據導演個人對往事、對香港的感覺，拍攝出來。因為都是短片，關心的更是一些生活小事。最主要的是這七位導演都是用菲林拍攝（意思是用膠片錄製的傳統電影拍攝），不是數碼電影。我們覺得蠻有意思。」 「至於您剛才說到今年去康城參展的只有一部香港短片。其實，這幾年，因為主流片比較難拍攝，所以香港的年輕人拍攝短片比較多。最近很多短片，成績很不錯，尤其是動畫片相當好。而主流電影、公映的商業電影，現在比較少，這是最大問題。」 法廣：主流片少是否由於政治原因呢？ 林紀陶： 「我覺得的有政治的原因，但不是太重要。因為香港電影人拍電影的時候，都知道政治比較敏感，主流電影都比較懂得如何避開這個問題。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如果電影是與內地合拍，他們的審查方向、他們的意識形態，與我們的完全不同。他們喜歡的東西，在香港人看來，都是比較舊的香港片世界。他們（內地）最喜歡的好像是八九十年代香港類型電影。但對香港人來說，第一，這些都是老格調了。第二，通常需要迎合內地觀眾的喜好，而且他們往往修改我們的故事，這就造成在香港看這些電影的時候，覺得（這些電影）比較不好看。所以整體來說，與內地合作的電影，縱使在內地很受歡迎，但在香港的票房都不高，成績不好。」 林紀陶先生指出，港人與內地觀眾口味不同。他舉例說，最近在香港上映的中港合拍電影《除暴》此前在內地此前票房達到6億，很不錯，但來香港播映，票房低到「嚇死人」。他認為可能是因為審查問題，格調顯得太舊。他表示，其實，這部電影的導演劉浩良此前執導的《衝鋒車》，評論很好，港人當時也覺得那部影片很代表香港電影，是香港新生代電影應該有的格調。 興盛一時的香港電影是否正進入低潮期呢？林先生更認為此時的香港電影正處於新舊交替、接班的階段。港人依然期待許鞍華，徐克等新浪潮代表人物的作品。他表示，七月的上映片很多是新世代作品，很多是第一部，市場反應也不差，但票房不太好。雖然也有一種格調，但在電影人看來，這種格調配合不了主流。那麼，何謂香港主流電影呢？林先生舉例說，許鞍華改編的張愛玲作品（《第一爐香》，還有杜琪峰的電影，這些都是港人仍然認同的所謂「主流」電影。 還有剛剛過世的陳木勝導演的最後一部影片：《怒火》。 內地廣大的市場也許曾為面對激烈競爭的香港電影帶來一線新的生機，但在中國收緊意識形態控制，也同時收緊對香港的控制的背景下，香港電影是否會如同兩制框架的崩塌，而特色消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框架下的電影市場呢？審查制度開始向內地靠攏的壓力下，曾經創意非凡的香港電影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