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21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毕业生马翔宇回到母校，给自己的学弟学妹们做了一次演讲。此时的马翔宇，是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协调局的一名科员。 演讲中，马翔宇说了这样一句话： 我切实感受到了身处国家制度型开放第一线的工作之复杂艰深。 马翔宇是苏州人。即使在清华这个尖子扎堆的地方，马翔宇也属于十分优秀的那一批。他大学时不仅参加过很多比赛，还以面试88分的成绩被免试保研。 硕士毕业后，马翔宇曾在中信证券就职。而后，他辞职回到故里，作为人才引进的一员，成为了苏州市的一名公务员。 少小上清华，长大入公门。在当下绝对是妥妥别人家的孩子。 没想到就在昨天，马翔宇实名举报了自己的主管领导，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协调局局长祝欢。 举报信列举了祝欢的三大罪状。第一是通过围标、内定中标公司等方式，勾结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涉及金额超过1700万；第二是学历造假；第三是公器私用，不仅将他列入了群防群控的名单，动用执法力量，还威胁他： 再敢告就寻衅滋事收拾你。 为什么被领导如此针对，他本人说原因是不肯同流合污。 乃悟仔细看了一下马翔宇的举报信。按照马翔宇的说法，祝局长的合作伙伴之一，是前毕马威企业咨询有限公司的员工林晓丽。 2020年，双方通过内定招标的方式，将一份价值96万的关于营商环境提升分析的合同交给了林晓丽。钱是给了，报告却迟迟没有收到。马翔宇说自己反复催要无果。直到后来单位面临审计，这份报告才补交了上来。 而当时双方的合同明确规定，在合同签署8周后，毕马威就应当提交第一份报告。 2022年，综合协调局将一份价值45万元的合同交给了普华永道。之所以给了普华永道，是因为林晓丽已经跳槽去了普华永道。可谓是林女士走到哪里，苏州工业园区综合协调局的合同就能跟到哪里。 网络图片 马翔宇指出，在这场招标中，出现了两家围标公司，分别为天晟智业和京干科技。而这两家公司拥有同一个股东，李川。 天眼查上，这两家企业使用了同一个邮箱。 此外，乃悟发现，天晟智造和京干科技也在其他地方政府的招标中出现过。比如天晟智业出现在了2020年济南自贸区济南片区历下区的咨询服务招标中。北京京干科技则分别出现在了2023年黑龙江和2024年福建的招标中。而最终中标的： 都是毕马威。 人家那里都消停的，就你姓马的事情多。 除了毕马威、普华永道。马翔宇的信中还提到了另外一家知名外企，迈氏会务。根据马翔宇的说法，迈氏会务的高管之一章璁就是林晓丽和祝局长利益输送的中间人。在举报信中，马翔宇称迈氏通过串标的方式中标了三笔合同，总额超过1000万。 根据举报信中所述，中标的迈氏会务会将举办论坛所使用的耗材，每年都会重复使用，然后来年再卖给苏州方面一次，销售价格不但远远超出市场租赁价格，甚至远远超出市场全价购买价格。 马翔宇称，他早在2023年就向苏州纪委发送了举报材料，而且各种证据非常详实。但时隔一年多之久，他依旧没有收到相关部门依旧没有调查结果。 对此苏州工业园区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有关注到这个情况，相关的部门也正在核实中，具体的结果要等核实结果出来后，会第一时间反馈。 乃悟用了一个下午就印证了小马部分说法，有关部门查了一年半还不能给小马个说法吗，非要逼得他发抖音才有回复。退一步说，如果是诬告，也要尽早还祝局长清白啊。 按照马翔宇自己所述，祝局长曾经想要调走他，但被园区一把手给撤销了。 这就有点奇怪了，一个90后清华小科员罢了，一个局长怎么就调不动？ 今年6月，清华大学苏州校友会召开了一次庆祝母校华诞的聚会，到会的有很多社会知名人士。校友会会长说，苏州是清华校友最集中的地区。产业、科研、教育、金融等多个领域聚集了2000余名清华校友。 马翔宇是那次聚会的主持人。 马翔宇说，因为自己，祝局长曾扬言以后都不招清华的学生了，因为： 清华的学子都不上路子。 郝大星说2018年他在电影院看清华校庆电影《无问西东》，张震扮演的清华校友面对现实中的猥琐交易，选择拒绝时有句台词： 我和他们不一样。 电影结尾有一段长长的念白，最后几句是这样说的。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南非最高法院5月20日宣布，前总统雅各布·祖马 (Jacob Zuma)被裁定有罪失去参选资格。南非定于在5月29日大选。现年 82 岁的祖马没有出庭。 据法广报导，法官利昂娜-特伦（Leona Theron）在宣读宪法法院判决时说：”祖马先生被判有罪，并被判处 12 个月以上的监禁。根据《宪法》规定，”他不得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也不得参加竞选”。 5月29日，2,750 多万南非人将选出他们的国会议员，然后由这些议员选出下一任总统。 自种族隔离结束以来一直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有可能首次失去其在议会中的绝对多数，被迫组建联合政府。 民调将超过 8% 的投票意向归于雅各布·祖马 (Jacob Zuma) 领导的新小反对党uMkhonto we Sizwe (MK，祖鲁语 “民族之矛”)。专家称，在普遍失业和涉及高级领导人的多起腐败丑闻之后，非国大的选民对该党感到失望。 雅各布-祖马之前是非洲人国民大会 (ANC)的前支柱人物，于2009年首次当选总统，但在第二任期结束前，由于一系列丑闻，他于2018年被自己的阵营逼迫辞职。 在执政九年（2009-2018 年）期间，祖马多次拒绝出席国家腐败调查委员会会议，2021年因藐视法庭罪被判处 15 个月监禁。祖马在狱中只呆了两个多月，先是以健康为由被有条件释放，然后又被减刑。在被赶下台6年后，祖马腐败审判仍在进行中。 法新社预计，ANC的支持率将降至 40% 左右，而最大反对党（民主联盟，DA）的民意将超过 20%。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自上任后大力打贪治腐，近日他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文重提“从严治党”，但强调不是要“把人管死，搞成暮气沉沉”。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实现党内高度集权，但讽刺的是，这反而成了习旗下派系争相“表忠”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并且造成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而“躺平”，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中国整体经济动能。 习近平3月15日在中共官媒《求是》杂志刊登署名文章，强调要“从严治党”，因为“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并提及“有人走着走着就忘记了为什么出发”、“党的规模大了，一些人容易出现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现象”、“堡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并指上述的难题“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 事实上，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谈到要“从严治党”，也不是中国第一个领导人提出要“从严治党”。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的实质就是党内高度集权，所有独裁政党的领袖都是通过“从严治党”来实现对权力的完全控制。 党内集权 现居美国的前中国广州日报集团下的信息时报总编辑雷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共的历史上，毛泽东通过“延安整风”打击异己，实现了对党内权力的掌控。建国后又在党内提出无数次路线斗争，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消灭反对声音，树立领袖的绝对权威。 他说，改革开放以后，情况稍有不同。邓小平时代要清理毛的影响，前期重用胡耀邦、赵紫阳，重点在放权而不是个人集权，所以“从严治党”不那么明显。到了江泽民时代，他在党内根基不深，上台后到处抓权，打击异己，90年代党内的洗脑运动就很多。接着胡锦涛是弱主，没那么多想法，“从严治党”也不那么明显。而习上台后对集权的要求就十分强烈，所以强调“从严治党”，通过反腐大棒对党内进行高压管制，谁不听话就用纪委反腐来治，逐步实现对权力的高度集中。 雷歌说：“所以，这个‘从严治党’只是个说辞，实质的含义就是领袖要集权了，要求大家紧跟领袖、服从领袖。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视角上去看，就是习近平他讲的‘从严治党’，只是他全面管控中国社会的一个侧面、一个必要条件。” 全面管控 他表示，自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加大对社会控制的力道，包括全面控制媒体和整肃互联网，让反对意见消音，同时开启宣传机器全民洗脑，用所谓的“爱国”挑动民族主义情绪，控制社会舆论的导向。 其次，控制私有资本，通过各种整顿、罚款让民企巨头归顺，以掌控经济命脉。通过所谓的“统一大市场”，恢复全国供销社系统，强调粮食安全，随时准备闭关锁国，讲求“内循环”。重推“枫桥经验”鼓励百姓相互监视举报，群众内斗。推行社区“网格化管理”，让管控深入落实到每一个人。甚至推出“农管”，连历史上很少有人去管的松散的农民，习近平都想管起来等。 雷歌表示：“但所有这一切，都必须靠一个强有力的党团组织去推行和落实。所以，他在下一盘大棋，每个党员都只是他棋盘上的一个走卒。” 有效手段 台湾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上任十几年来，为了塑造其统治的正当性，以反贪打腐作为主要的手段，因而拉高了整个“从严治党”的诉求跟主张。但这项主张并没有因为他在“二十大”后、权力巩固而结束，而是不断地持续扩大。目前看起来，“从严治党”还是会被习奉为整个党内运行的主要圭臬之一。 王智盛说：“那这个状况，我觉得主要的核心还是在于说习认为这是有效的，对于整个清洗共产党里面的相关的问题，以及树立他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还是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 不过，分析人士说，“从严治党”也带来反效果。官员争相“政治表忠”，让“从严治党”沦为政治斗争工具，造成官场阳奉阴违气息。而地方官员为了明哲保身，选择躺平，以免多做多错。他们把自己的乌纱帽摆在第一位，将经济发展放在其次，进而影响到中国整体经济动能。 加重斗争 王智盛表示，在习近平已经定于一尊核心的情况下，由于没有立下接班人，所以习以下的派系斗争仍然不断，包括福建帮、之江新军、陕西帮，以及后来的军工系等，都争相对习政治表忠。也就是说 “从严治党”反而变成了习以下的这些人彼此斗争、向上争取习信任的一种政治工具或手段，使政敌之间不断斗争的情况将更加混乱。 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这次在《求是》的内容里，特别指出“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 王智盛说：“其实我相信习自己也感受到了‘从严治党’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做政治表忠，但是其实更多的地方官员们就选择这个躺平主义。” 官员躺平 他表示，从严治党跟贪腐之间只有一线之隔，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斗争清算的对象，所以很多地方官员认为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所以干脆选择躺平。习会在谈话中特别点出来，可见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危机，有意识地希望能扭转、激发地方官员的经济能动性。 中国异议人士季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所谓的最高指示（从严治党）一出来，更多的人就更不会做事了，因为就跟和尚撞钟一样，不撞钟的和尚永远不会撞错钟，只要撞钟就会撞错，就总有一两次要撞偏。” 他表示，他周围有很多同学、朋友都在地方厅局级担任干部，以前是不时要跟上级主动请示汇报，现在是只要上面没有要求，他们就尽量别碰，维持住现状就好，“很多人都不愿意干事了，能尽量少干就尽量少干”。 他表示，比如“两会”期间他“被旅游”，陪着他的两名国保从不积极，算是对他很“客气”的，只是叫他旅游期间别乱发帖，发一两幅风景照可以，但别谈政治，也别接受外媒采访，不要给他们惹麻烦就好。 季风说，他跟国保相处的感觉是只要不影响到他们的乌纱帽，他们根本也懒得理你，也不会来找麻烦；影响乌纱帽的时候，他们就会压着死一点，多说几句话都不行。 他说，国保这帮人都已经4、50岁了，基本上没有人想再往上升官了，全都巴不得早点退休，只要工资不短少，甚或少一点点，不要差太多都行。 旅美评论人士雷歌说，中国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也大都对当今世界有所了解，对习的各种倒行逆施会真正认同的其实极少，包括党内高层也是。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慑于淫威，为保既得利益阳奉阴违，或者干脆躺平。” 政治表忠 他表示，“从严治党”的实质是领袖的个人集权，是要求所有人服从听命。因此，“政治表忠”实际上就是“从严治党”的目的和结果，“从严治党”就是要把党员个个都治到“政治表忠”，大家比着向领袖表达自己的“赤胆忠心”，造成一种“唯领袖马首是瞻”的政治生态，最终在绝对的个人崇拜中实现领袖对权力的绝对控制。而不表忠，或表忠慢的、不坚决的，都打入另册，找机会收拾。 他说，身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书记处书记的蔡奇，就是政治表忠的一个很好例子。蔡奇是中央的大管家，也是现在权力中心炙手可热的人物 。他最为人熟知的就是2017年冬天大规模清理北京所谓的“低端人口”，一夜之间把几十万外地在京百姓赶出家园，即使天寒地冻，无数人因此露宿街头，他也未停手。雷歌说，如此没人性底线的官员却深得习近平欣赏，因为他永远照习的意思办事，因此一路升迁，官运亨通。 雷歌说，相反的例子就是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处处与习近平唱反调。习说已实现全面小康，李就说全国还有近6亿人月收入只有1000块人民币。习坚持清零不动摇，李说发展经济很重要。习说要壮大国有企业，李说要给民营经济松绑。尽管李说的东西现在看起来更真实、更有道理，那也没用，到了“二十大”，年龄还没到的李克强，包括汪洋、胡春华等人，都被清出了权力中心。李克强更在去年突然死亡。 官场腐败 雷歌表示，这样的结果一定会造成官场上拍马吹牛的日见其多，而说实话办实事的日见其少，形成官场的腐败，就像现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没一个懂经济干实事，在面对经济困难时大眼瞪小眼，大家一筹莫展一样。 雷歌表示，地方官员躺平是必然的结果，因为提拔升迁从来都是以人划线，而不是看他们真正做出什么成绩，尤其不再看经济方面的成绩，因为现在是政治挂帅，经济不重要，紧跟领袖才最重要，就像清零防疫，毁了经济也照样升官。而为了明哲保身，躺平不干或少干，就成了地方官员的最佳选择，以免出了问题还要自己负责。
新年伊始，出来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消息。美国禁止外国的腐败官员和亲属来美国，包括转运资金等等。可在中国却炸了锅，从中央到地方的媒体卯足了劲地痛骂，像极了一句古语叫做如丧考妣。这可真够奇葩的。 人家禁止脏钱入境，这不是帮助中国反腐吗？怎么中国倒不答应，急赤白脸地跳脚呢？正常人真的看不明白了。对中国稍微有常识的人，一眼就看出其中的猫腻了。因为中国早就不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了，这个禁令危害的，是正在转移资金和老婆孩子的官商结合体阶级，也就是官僚资产阶级。 有朋友质疑说，钱入美国不是有利于美国的经济吗？为什么反对呢？问题在于这些钱入美国，也加强了中共对美国的渗透，从根本上危害着美国的安全。这些人都是两面吃，老婆、孩子和钱送到美国是安全的，给中共做渗透也是必须的，否则那边日子也不好过。表忠心是存活的重要条件，这就决定了两面吃的特点。 为什么官僚资产阶级要背叛自己的国家和政党呢？这就是船要沉了老鼠先逃跑的道理。船要沉了首先关系到自身的存亡，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以习近平的多疑善变和冷酷无情，谁是绝对安全的呢？而且共产党的反腐败，只是清除可疑对手的借口而已。谁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变成可疑分子了呢？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先安排好退路才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即使你相信自己比刘源、刘鹤还更加发小，不会触碰政治红线，也架不住经济崩溃后被清算，成为习近平的替罪羊。那么火的经济怎么就会崩溃呢？这可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从几代领导人的改革开放以来，GDP就成为政绩的硬指标，升官发财的原始根据。于是就变本加厉地实行基建狂魔，贫困县市可以花多少个亿的资金，建设毫无用处的形象工程。大公司可以资不抵债建设烂尾楼。这种风气积累下来，就是银行业背不起巨额债务了，经济崩溃指日可待。 不就是银行没钱嘛，可以发行钞票就有钱了呀，没什么了不起。这就是内行骗外行的标准用语。老百姓都穷得快要吃不起饭了，只好开始割那些富人的韭菜了。中产割完还不够，就轮到了官僚资产的大户了。股市上不好割，传说上已经割到官僚资产阶级的上层，不给钱就上手段，露出了他爹当年打土豪收买路钱的本色。傻瓜还不赶紧逃跑。 有些人是几年前就看出来崩溃的必然性，赶快趁着高价卖掉了房地产。这不算聪明，只不过按照常识冷静判断而已。任何商品远远超出需求，必然卖不出去积压资本。大比例的积压资本，必然的下场就是经济危机。很多经济学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选择基建狂魔这种傻X政策呢？而且现在已经卖不出去了，还要再注入资金，积累经济危机呢？ 这里边肯定有问题，不是人傻钱多可以解释的。这就和共产党人的专制政治有关了。这些人从小受的是马列主义的教育，满脑子都是什么什么决定着什么什么，只要抓住了什么什么，就一把钥匙解开了千把锁。从迷迷糊糊的计划经济转舵，要搞市场经济了。看看人家资本主义依靠什么衡量经济发展呢？GDP就是那个硬指标。 于是为了这个决定性的硬指标。制造出了无数稳赔不赚的经济奇葩，积累出了现在的经济危机。聪明的老鼠已经跑得差不多了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从习近平组建的火箭军两名首领七月底被解职，到其提拔的李尚福下落不明，中国军队发生的高官连续失踪事件引起外界广泛质疑。法国世界报则怀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着军队。 此间舆论困惑的是，中国官媒十年来不停地重复，习近平一人掌控党军政大权，既是中共总书记，又是国家主席，还是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领导机构，其作用远远超过国防部，而国防部的主要作用是对外代表。在中国的体制中，军队属于共产党，而不属于国家。虽然李尚福是中央军委七名委员之一，但他甚至不是两名副主席之一。 2012 年 10 月习近平上台时，解放军一团糟。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主任、《敢于斗争》一书作者贝茨-吉尔（Bates Gill）写道：“在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000 年代，解放军变得更加独立和非政治化。通过管理酒吧、妓院、运输公司、侵吞资金和资源、出卖等级晋升……腐败和贪污-在军中泛滥成灾，甚至直达高层”。 2014年二月，习下令逮捕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10年来共有13000名军官被整肃，包括近百名高级将领。习近平按照自己的愿望对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重组，以打破枭雄体制，全面掌控军队。但他因此在军中树敌不少。 这个夏天发生的事件显示，习近平对军队的重组远远没有结束。根据美国白宫，当局对李尚福以涉嫌贪腐展开调查。工程师出身的李尚福是中国航天之父之一。2023年3月担任国防部长前，担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他曾因监督采购俄罗斯装备而受到美国制裁。 7月底，中央军委会装备发展部发布“关于征集全军装备采购招标评审专家违规违纪线索的公告“，征集自2017年10月以来采购违规违纪问题的线索。追查范围包括操守缺失、拉帮结派、以专谋私、泄密及监管缺失等。 调查线索仅倒查至2017年10月。正是李尚福担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时间。世界报的疑问是，习近平会不会也下令倒查 2017 年之前的年份？那正是李尚福的前任张又侠任职时期。这位将军尽管已经 73 岁高龄，20大上仍被习近平留任并提拔为军委副主席。事实上，他是中国权力最大的军官，是习近平与军队之间的真正纽带。如果反过来张又侠也被指控腐败，那将是军队中的一场大地震。但张自 9 月 8 日以来一直未公开露面。因此，关于他的传言也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习近平废除了高度战略化的火箭军的两名首领，并任命了两名来自海军和空军的将军来领导这支部队。现在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尖锐了，如果说在习近平执政初期，罢黜将领的原因可以用是否忠诚于自己的政治标准来解释，现在情况已不再如此。今天的这些人全是由习近平亲自任命的。贝茨-吉尔总结说，“看来，尽管习近平努力整肃解放军，但腐败问题依然顽固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质疑习近平在解放军这个庞大帝国中行使权力的能力”。 仅仅是腐败问题吗？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部主任马克-朱利安分析道：“鉴于李尚福的地位以及他在对当今中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领域（航天领域）的专业知识，如果 ‘仅仅 ’是腐败问题，就很难理解为何要将他排挤出局。同样，火箭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最具战略意义的部队，将其指挥官斩首并任命从未在该部队服役的军官更能表明内部存在着分歧”。 加拿大汉学家亚历克斯-帕耶特（Alex Payette）在在线杂志《亚洲周刊》（Asianyst）上解释说：“失踪人员名单上的几个名-除了张又侠之外，还有刘亚洲（前国防大学政委）和李玉超（前火箭军司令），都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不太热衷“。 一些人认为这是习近平无所不能的表现，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习承认自己软弱的表现。但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习近平在亲自任命或至少是批准的人事任命中犯了错误，如此，没有人，甚至是他最亲近的人，能避免突然失宠的风险。
进入2023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外界针对中国走向的评估和猜测也越来越多。近日，多位海外异议人士和学者齐聚一堂，以《中国是否到了历史节点：习政权加速崩解的可能与后果》为题召开了一场网络研讨会。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日（9月17日），中国似乎一如往日。中国国家统计局两天前刚刚公布了8月份的经济数据，中国的消费和生产价格指数虽稍有好转，但房地产业依然没有起色，新房价格、房地产投资和销售都进一步下滑。外媒透露出的消息是，外界对这些数据依然没有信心。 与此同时，失踪多日的两位国务委员，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外交部长秦刚仍然没有明确的消息，这也让外界对如黑箱般的中国高层人事质疑声越来越大。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连续在周六、周日两天，与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马耳他举行了一场事前未公布的会谈。外界认为，这是为不久之后拜登与习近平会面做铺垫，对于紧张的美中关系似乎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但台海形势依旧不平静，中国军机除了在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的前十天左右暂停了绕台行动，近日又开始频繁出现在台海上空并越过台海中线。尤其是周日这一天，台湾的国防部侦测到当天总共有103架次的中国军机在台海上空活动，是近期的一个高峰。 “六四”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状况 近来，这种种的事件与消息似乎让关心中国命运的人们越来越担忧，而且这种担忧正延伸到各个层面。 身在纽约的华裔律师高光俊在周日的这场研讨会上说，“大概今天的中国是自‘六四’以来最糟糕的一种状况，也就是社会矛盾最激烈的一种状况。” 三十多年前，高光俊在北京因参加政治组织和天安门学运而遭到警方的追捕，后侥幸逃到美国。这两年，高光俊在纽约接触到很多“走线”（从南美非法入境）到美国的中国民众。他从这些人身上感受到与中国过去三十年发生的情况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些逃到美国来的人，相当一部分不完全是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会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拖家带口，带着这幺小的孩子逃到美国？相当多的人会说，在中国很闷、很压抑。” 对中国社会的这种危机感是与会人士普遍的感受。作为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先声的电视片《河殇》总撰稿人之一的苏晓康最主要的感受是，外界已经对中国政局失去了分析的能力，“习政权出了大问题，这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积极的力量在这个政治台面出现，这也就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分析中国的现状。” 苏晓康分析说，习近平政权现在表现出来的主要是失能，“他好像经济问题也处理不了了，青年人失业率也不公布了；政治上的问题是，外长和防长都失踪了，这两个长在政权里面是最重要的，还有就是火箭军出事了。” 参与讨论会的原中国民营企业家王瑞琴也大致同意苏晓康有关习近平政权失能的说法。她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她所熟悉的北京体制内官员现在大多都躺平了，“整个班子现在是空转。比如中央有文件，上午发过来，我第一时间就转发下去了，但是多一点我也不做。所以，就是招商政策也好或是其他政策也好，大家都流于形式，因为我做得多，出错的概率就大；我不做，出错的概率就低。” 多做点事 王瑞琴是本次研讨会的牵头人。作为关注中国事务的民间网络平台“光传媒”的创办人，王瑞琴介绍说，本次研讨会就是为了试图给中国当下的局势找到出路，“中共现在的形势风雨飘摇，我在大陆的朋友现在也都是坐等出事，等出什么事呢？他们也特别希望我们在海外能做一些事。” 她认为，中国国内官场中有不少人是反感现状、希望继续改革开放的，“就是厅局级、甚至处级以上的干部，要分析他们的成长期。他们的成长实际上都是在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中国改革开放、一片欣欣向荣，所以这些人不可能不改革、不开放。” 但她并没有指出，这些体制内官员在面对目前中国的局势时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 海外政论杂志《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在讨论会上则表达了他的焦虑，“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我们， 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来推动、促进当今中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胡平所说的“我们”，主要是指在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异议群体。他说，过去很多年，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变化起到过启蒙和推动作用，但现在似乎正在失去原有的重要性：“我很遗憾地看到，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把民运作为一种考虑因素了。似乎没人想过民运会再次爆发，造成冲击，就像八十年代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另外，对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没有一个乐观的估计。” 身在加拿大的异议人士、作家盛雪则说，她目前正在参与推动满洲复国运动，最近正在考虑在海外成立议会：“同样的做法有西藏流亡政府，它在这方面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样板；香港的流亡者也在建立香港的流亡议会；包括维吾尔人，在很长时间里，也是在尝试建立流亡政府。” 她还提到，现在还有针对中国网络防火墙的“拆墙运动”，公布中共“恶人榜”，以及海外律师成立的“公民法庭”。但她认为，在所有这些民主行动中，独立运动可能是最为有效的：“能够给中共专制暴政形成更直接的冲击、让它更快崩解的，就是包括满洲国在内的地区、民族的复国运动。”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则分析说，习近平政权似乎是在走向穷途末路，但这种状态是否会导致中国加快宪政转型的步伐，他表示怀疑。他援引美国学者的分析说：“就是不管这些专制国家如何混蛋，把经济搞得如何糟糕，把世界上多少国家得罪光，只要有一条，就是能够有效镇压政治反对派，就能巩固政权。” 冯崇义认为，现在虽然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反对派运动，但这反而会削弱反对的力量：“不同力量都在做动作，其实在内部反而把力量分解了，有时候是互相抵消的。” 他认为，要通过民主运动来推翻中共政权必须有一个能够动员全民的公共话题：“就像去年的白纸运动就是有一个公共话题，影响到所有人；现在经济接近崩溃，它也是一个可以动员全民的公共话题，这样就可以汇集体制内外、朝野上下的力量，共同形成合力，去推翻这个政权。” 但冯崇义指出，现在大家感到有些悲观的是，不管是认知上还是组织上，还没有找到一个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大联合。
去年才从贵州省委书记职务上“到点下车”的孙志刚落马，令人回忆起当年中共政权中最为开明的朱厚泽和前总书记胡锦涛担任过贵州省委书记之后，连续两个继任可谓是前腐后继。前者刘正威本人虽然最终只落得一个轻处分，但却是以自己的夫人被枪毙为代价。后者刘方仁则是获判无期徒刑之后至今仍在秦城监狱服刑，期待着新狱友孙起刚的到来。 本专栏上篇文章《贵州省委前书记孙志刚突然被查的前因后果》中已经向读者和听众们预言了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中纪委和国家监委宣布“正在接受调查”的前贵州省委书记孙志刚未来的下场不但肯定是进秦城，而且大概率是15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把牢底坐穿。 截止目前，已经先他孙志刚一步被陆续送进秦城的省委书记们首先一个就是 1993年6月至2001年1月间担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而后于200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刘方仁。然后就是2016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附加终身监禁，被称之为被判终身监禁第一官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白某人之后，又有前陕西省委书记赵正永、前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前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前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等先后进入秦城监狱报数。而在副国级岗位上被习近平下令判监入狱的苏荣、孙正才也都是省委书记出身。另外，在直辖市委书记岗位上入狱的时任政治局委员还有陈希同、陈良宇和薄熙来。 据笔者所知，如上人等，除了陈希同已经去世，其他人等都还在秦城监狱里等着欢迎他们的新狱友孙志刚同志。其中心情最为迫切者，应该就是也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的刘方仁了。 时光回到2004年05月18日及日后几天，一票中国内地网站竞相转载了《贪官“军团司令”：拜倒在石榴裙下的省委书记》一文，文章开篇就介绍了有着贵州“贪官军团”司令之称的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带领”着一大批贪官，在“贪”途努力地开垦着。在这个贫瘠的西南省份出现这么多贪官，且经济数额巨大，令人触目惊心……。 众所周知，中共前总书记，日前已经被外媒披露随时可能离世的胡锦涛就是贵州省委书记出身。 文章到此，不能不先提一笔胡锦涛贵州省委书记岗位的前任朱厚泽，他是中共党内难能可贵的，极少数真正思想开明者之一，已于2010年5月不幸离世。斯人已逝，幽思长存。 而就在今年7月9日，中国内地网站搜狐突兀地刊载一篇纪念朱厚泽的文章《朱厚泽：原中宣部部长，52岁担任贵州省委书记，临终遗愿令人感动 》，上个月6日，该网站又以同样的标题刊登出内容更为详细，更为强调朱厚泽主政贵州时的突出事迹的文章。 不过文章中虽然突出了朱厚泽临终前再三交待的不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但却回避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事实，那就是朱厚泽临终前一再交待，死后一定不要葬在八宝山，。坚决不愿在身后还与那些所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伍。后人遵照朱老遗愿，骨灰送回老家，葬于青山脚下。 当年胡锦涛“临危受命”，被从贵州调往西藏指挥“平暴”后，接替他贵州省委书记职务的是刘正威。刘正威的继任者则是刘方仁。 这个刘正威是1949年赶在中共建政的当月“参加工作“的，因为有当时在中共革命队伍中非常难得的高中毕业文凭，所以日后长期从事秘书工作，曾经先后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地质部党组书记和二机部部长担任过秘书。日后也是从河南省委副秘书长位置上先晋升到省委副书记，然后于胡锦涛奉调贵州的同时，由河南省委副书记转任贵州省委书记。1988年12月接替胡锦涛任贵州省委书记。在此之前，这个刘正威已经于1982年入选十二届中央委员，1987年又在十三大上连任中央委员。但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的五年时间里，他却一直都没有被安排进正省部级的领导岗位。 接下来，在贵州省委书记岗位上，刘正威又于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上连任第三届中央委员。 1993年1月，中组部安排了刘正威同时出任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并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点让地方党委一把手兼任人大一把手，一改此前的人大主任都是一线干部因为年龄原因“退居二线”后担任的作法。 但是，一个月后，中纪委即接连接到了数封对刘正威夫人闫健宏的举报信……。 接下来的故事是，因为事关省委一把手的夫人在当地犯案，所以中纪委为此成立的专案组由时任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挂帅，并向时任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直接负责。 也可能是因为刘正威此前是胡锦涛直接下属的原因，所以胡锦涛对此案的态度十分强调硬，要求“一查到底，绝不姑息”。 为了防止刘正威干扰办案，胡锦涛接受了尉健行的建议，向江泽民和一票政治局常委提出应该把刘正威调离贵州省委。于是， 刘正威于当年7月被安排调任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享受正部长级待遇。 日后有报道说胡锦涛对刘正威老婆在贵州省的任职至少负有“失查之责“。但事实是刘正威初到贵州任职时在胡锦涛手下表现得中规中矩，他的老婆是在刘正威被安排接替了胡锦涛省委一把手职务的次月才从河南前往贵州的。 按照日后中共官媒的报道，说是1988年12月，阎健宏的丈夫刘正威被任命为贵州省委书记。不到一个月，阎健宏就从河南调到贵州。省委组织部本考虑安排她到省档案馆、省图书馆一类部门任职，阎健宏一听去向就翻了脸：“你们想把我安排到那样的地方去，是什么用心?告诉你们，我阎健宏16岁参加革命，不是好惹的。” 当时阎健宏提出，或者到省委组织部，或者到省计委。后来，其夫安排她到省计划委员会任副主任、党组副书记。阎健宏自恃“贵州第一夫人”，所以，虽然是副主任，但实际上“比主任还主任”——阎健宏去外地时，主任在家主持工作;阎健宏一回来，主任便下基层、去外地，或者干脆“休病假”。 阎健宏初至贵州，即有人直言相劝：还是安排到不掌管钱财实权的部门为好。但刘正威不听，反而出马游说，最后如愿以偿。贵信公司成立时，他又安排阎健宏当董事长，知情者无不摇头叹息……。 1991年9月7日，中纪委常委会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认为阎健宏违纪问题严重，决定对其免职，立案侦查。在此之前，闫健宏已经成功将自己的儿子儿媳送到了美国。 中共官媒也曾有报道说：阎健宏落马后向中纪委交待说：将两个儿子和儿媳都送到了美国后，自己将来也要去美国生活，党籍、公职、国籍都可以不要。所以赶在自己即将离休时，抓住一切机会敛财。 中共官媒当年的报道中特别强调了闫健宏敛财是如何借助自己省委一把手丈夫的权力的。比如1992年7月，阎健宏同丈夫一道参加了昆明召开的“五省七方”协调会。在丈夫的鼎力相助下，她找到云南省领导批烟。拿到批条后，她让同伙到玉溪卷烟厂搞到1000条红塔山香烟供应指标，并就地将指标倒手转卖，阎健宏分得40万元。她把贵信公司当作自己的金库，贪污、挪用…… 关于闫健宏的主要作案细节这里从略，只是强调当时的贵阳市中级法院对阎健宏一案进行公开审理查明：阎健宏贪污公款65万元人民币和1.43万美元，伙同他人共同贪污150万元人民币，个人挪用公款200.64万元人民币和5万美元……此外，以权谋私为其子刘博非法获利120万元。 1995年1月3日，贵州高院对阎健宏案作出终审判决，决定执行死刑…… 中共《党的生活》、《党史博览》等刊物日后都发表专文介绍此案，称身为正厅级干部的阎健宏成为共和国反腐败历史上继刘青山、张子善之后被处决的最高级别的干部，也是中共执政史上唯一一个被枪毙的省委第一书记夫人。 笔者核对了一下，至今为止，中共正厅局级以上女性贪官受刑者不计其数，但被处以极刑的仍只有她闫健宏一人。 在1994年在闫健宏被批捕的同月，调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任职才13个月的刘正威被宣布解职。继而即有他在北京跳楼畏罪自杀的消息传出。但事实上他只是被党内通报批评，提前退休后仍还被保留正省部级退休待遇。 此前刘正威离开贵州后，对他妻子闫健宏的案情处理，当然都是接替了贵州省委书记职务刘方仁亲自审定。不过，处以极刑的命令肯定是来自中央。 而亲自通过闭路电视监斩了自己前任的夫人之后，刘方仁不但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反而比刘正威夫妇，特别是刘正威的老婆走得更远。 说起来，刘正威的老婆闫健宏是贵州省第一个被处以极刑的正司局级干部，第二个就是当时的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 中国内地的《卢万里外逃被抓 牵出贵州“贪官军团”司令》的报道文章介绍说：2002年1月7日，贵州省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免去了贵州省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职务。但此时的卢万里已出逃。他的腐败案件主要表现为非法“操作”贵州省用于修建公路等交通基础建设项目的国债资金，其时间跨度长达3年，涉及金额40多亿元人民币，卢万里和其他涉案人员从中获取的非法利润达数亿元。 2003年，外逃的卢万里终被缉拿归案，以涉嫌受贿罪被贵州省检察院决定逮捕。深知死罪难逃的卢万里，为减轻罪责，向办案机关检举了时任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 其实，当年卢万里给刘方仁所行之贿赂，不过一块价值10.6万元的劳力士手表。而当时的中纪委由此深入调查，发现了刘方仁借令贵州省“彻底脱贫”之名，行收受贿赂之实的大量经济犯罪事实。 2003年4月25日，也就是刘方仁已经被免去省委书记职务的近两年之后，中纪委发文称刘方仁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收受贿赂和贵重物品，道德败坏，决定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此时，卢万里已经被枪决！ 3个月后，中共新华播发《贪财好色 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落马”始末》，其中的小标题之一是《就这样拜倒在发廊妹的裙下》，说是“一位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竟会勾搭上发廊妹，上演了一出发廊里的‘爱情故事’”。 却原来，1993年刘方仁上任贵州省委书记不久就遇到一个郑姓发廊女“长得相当标致，而且别有一番风情，便忍不住赞美了她几句”。不想这位小姐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在省委书记面前顿时“媚态服务，娇嗔万分”…… 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个刘书记和这个发廊女之前的一个生意场上的姘夫陈某不但和平共享，而且刘书记为了答谢这个不但不吃醋而且还主动为书记幽会场所的陈某，为他的生意提供了许多好处。 新华社的报道文章说：“就这样，一个省委书记颓然倒在了一个发廊妹的石榴裙下，并且还‘长相厮守’，电话一个，大笔一挥，先后帮陈某承揽了贵阳某某大酒店和某某电信枢纽大楼等价值近亿元的装修工程……” “陈某也的确非常‘懂事，除了’荐让枕席‘给刘方仁外，还’孝敬‘了刘方仁5万元人民币和1.99万美元。此外，为了’稳态地、持久地发展感情‘，他还利用逢年过节的机会，时常到刘书记家走动，又是送钱，又是送物，先后送给刘方仁共7万元人民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共贪官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从被调查开始就认罪悔罪，被押上法庭后就服从判决，但总还是有例外。除了薄熙来，笔者还知道的例外之一就是刘方仁。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之后，刘方仁就坚持上诉，坚决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后在律师的点拨下才改为部分认罪，以量刑过重为理由上诉要求二审。当然，最终他还是被维持原判。后续的内容，留待本专栏下篇文章继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