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在外界质疑当局出于政治目的，故意低价拍卖中国民营企业河北大午集团之际，网上又热传一份孙大午之子孙福硕写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 这份4月6日流出的公开信显示，孙大午之子孙福硕开篇先是问候习近平，然后开始讲述他们一家近年来的遭遇。孙福硕表示，他对于大午案有中央领导批示的传闻“坚决不相信”，“但我却无法解释大午案被政治化敏感化妖魔化的魔幻现实，以及大午遭遇的种种不同寻常的对待。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给您写信，请求您的关注”。 孙福硕说写公开信实属无奈，“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被有关部门收监，会不会被“寻衅滋事”，但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我的声音发出去，在大午生死存亡之际，我只能拼尽力气呐喊。” 孙福硕最后呼吁习近平“救救大午！救救这家扎根乡村、运转良好、造福当地的企业！救救大午集团背后的近万名员工和家庭！” 这份公开信曝光后引起广泛关注，但中国官方尚未就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据中国维权网消息，孙大午亲属4月7日发表声明指出，注册地为高碑店的河北新发地农副产品有限公司与相关部门达成协议，准备接收大午集团的所有财产包括大午医院、大午酒厂等，称此举为串通拍卖、意欲低价鲸吞大午集团。 现年68岁的孙大午是河北著名企业大午集团的创始人，以养鸡养猪起家，在1985年创立大午集团，该集团后来成为中国500大民营企业之一，有28家子公司，旗下员工有9000多人，年产值超过30亿元（人民币，下同）。 2021年7月28日，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判决孙大午犯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罪、强迫交易罪、非法采矿罪、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罚金311万元。 2022年3月20日，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通知大午集团进入资产评估、拍卖程序，且该集团子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已经出炉，4月14日将进行拍卖。但由于法院将大午集团账面资产51亿多评估为6.8亿元，因此引发外界质疑当局是基于政治目的，故意低价拍卖，以变相没收、摧毁大午集团，打压民营企业。 孙福硕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全文： 尊敬的总书记： 我是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孙大午的小儿子孙福硕，值此全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给百忙之中的您写信，我深感不安，但又实属无奈。 知道您的时间很宝贵，我尽量长话短说，如果仍然不够简洁，那就请您原谅一个正在经历一场噩梦，家破人亡业毁的普通人的罗嗦和笨拙吧。 噩梦始于2020年11月11日的凌晨2点，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睡梦中的我被十余个背着冲锋枪，破窗而入的警察惊醒，我的父母兄嫂妻子悉数被抓，同时被抓的还有大午集团的中高管共二十余人。2021年8月31日，根据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冀06刑终724号判决书，我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我妻子马晓晨、嫂子张媛被免予刑事处罚，而我的父亲孙大午，母亲刘会茹，哥哥孙萌则分别被判18年、3年、9年不等的实刑，其余的各位高管等涉案人员亦分别被定罪判刑。另外，河北大午农牧集团被判处罚金3050万元，依法追缴违法所得1447.54万元，责令退赔非法集资款项人民币10.37亿元。 在此，我不想浪费您宝贵的时间，赘述大午集团的发展历史、功过得失，又或者如祥林嫂般诉说我们在此案的审理过程中遭遇的种种不公。我承认大午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存在一些不规范不合法的地方，我也明白，纵使我认为判决有诸多不公，也必须尊重一个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并尽力去履行。我疑惑的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为何被夸大、异化为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案件，这种敏感化、政治化、妖魔化的背后，隐藏着怎样不可告人的目的。 2021年11月11日凌晨2点，当我在睡梦中被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破窗而入，面部朝下四肢贴地按倒在地上万世不得翻身时，我悲愤：一个做实业的家庭，不涉枪不涉毒不涉黑不涉恶不打家劫舍不杀人放火，手无寸铁，我们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要被这样的暴力对待和羞辱！而这，只是开始。在此后的办案过程中，我们还经历了企业被接管、资金被冻结、员工被威胁、律师被约谈、文章被屏蔽，案件被全网封杀，案件的起诉和审判阶段被超音速推进等种种神异之事。而现在，我们又面临高碑店法院勾结河北新发地公司，借执行为名，以整体低价贱卖的方式（大午集团账面资金51亿，法院评估不足6.9亿）意欲鲸吞大午资产的绝境。 补充一点，2021年8月31日，我重获自由时，大午集团尚有账面现金近4亿元，而以大午的资产和盈利能力，偿还10.37亿非法集资款项完全没有问题，需要的只是时间。在过去的半年里，我本应尽力筹措资金，然而，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和政府工作组多次约谈我和张媛、马晓晨三人，强调大午集团依旧由政府工作组“代管”，我们不能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甚至不能在公司的办公区域内出现，并暗示他们随时可以将我收监，导致我完全无法出面筹集履行判决所需的款项。这种履行不能的局面，完全是某些人有意为之，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有理由和借口，借强制执行之名，行鲸吞大午资产之实。 而从大午案发之日开始，关于大午勾结境外敌对势力，大午是黑社会是黑恶势力的传闻一度沸沸扬扬，而我作为被告人之一，则更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绝不仅仅只是空穴来风，而是办案机关的审讯重点和侦查方向。虽然经过律师据理力争，这些传闻最终都被证明是谣言，但把大午搞倒搞臭，让大午人人心生疑虑和恐惧的目的也达到了。 有人说，大午案是保定市委书记党晓龙一手炮制的，也有人说，高碑店法院之所以这样胆大妄为，公然践踏法律，洗劫民营企业，是因为此案有中央领导批示，更有人说，党晓龙也是陕西富平人，所以才能扯虎皮做大旗，拿着鸡毛当令箭…… 尊敬的总书记，对于大午案有中央领导批示的传闻，虽然我坚决不相信，然而，我却无法解释大午案被政治化敏感化妖魔化的魔幻现实，以及大午遭遇的种种不同寻常的对待。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给您写信，请求您的关注。至于以公开信的方式写这封信，绝对不是我的初衷，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因此被有关部门收监，会不会被“寻衅滋事”，但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把我的声音发出去，在大午生死存亡之际，我只能拼尽力气呐喊： 救救大午！ 救救这家扎根乡村、运转良好、造福当地的企业！ 救救大午集团背后的近万名员工和家庭吧！ 孙福硕 2022年4月6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最快的速度造就了一代无论是禀赋还是质素都堪称前所未有的富人。中共曾经体制性地接纳过他们，各届最高领导人或说过让他们暖心的接纳之语，或做过让他们认为自己是中共自己人的事。如今这种好日子行将消逝，2015年后出现的新公私合营、民营经济退场论虽然被习近平2018年11月的讲话暂时化解，现在却成了头顶上的密集乌云。我相信，大多数民营企业家们都在密切从去年11月开始的行业整顿，敏锐之人会闻出其中的味儿，清楚感受到调整中国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在必行。 被打击对象，政府认定其对政权有伤害能力 中共国政府大举整顿科技（服务）业，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拼多多创办人黄峥、小米创办人雷军、位元组跳动创办人张一鸣等行业巨擘为求安全，不断大手笔捐款做慈善，想通过顺应当局的扶贫政策方向，规避被进一步审查的风险。 中共国政府打击的这些企业当然都是民企，但当局也并非见民企就打击。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当局选择打击目标有个共同点，即当局认为他们对政权有（潜在的）伤害能力。 以马云为例，这是中国富豪中最高调，最张扬的一位，也许这份张扬让他隐隐觉得不妥，因此自号“风清扬”，想借这位武侠小说中的世外高人的避世来明志自况。马云一是喜欢结社，涉足各种社会事业。外界都知，中国是个严厉禁止结社的极权政府控制下的社会，但他要成立一个江南会，江南会的八位浙商当中的另外七位，成立之初论富有人超过他，论出头露面属他第一。二是喜欢办“外交”，马云先后见过的国家元首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美国总统奥巴马与川普、印度总理莫迪，俄罗斯总统普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等等，见了面犹可，还要汇集成一本相册炫耀一番，一篇《马云：中国首富的政界朋友圈有多强？》列举了马云的“外交”成就。 见过世面的当然知道这种见面算不上“朋友”。孔夫子云，君子相交以类，你一位商人广交世界各国元首朋友，还要拿出来炫耀，这在中国确实是个大忌。尤其是习近平这位中共当家人不比胡温，比江南会资格更老的企业家俱乐部泰山会，见势不妙于2017年悄然解散。而马云却将其转型为“湖畔大学”，当真是不懂韬光养晦。 再来说孙大午，他算是中国命运最坎坷的民营企业家之一。他创办大午企业，造福乡梓，中国当局按照当时的惯例 ，在1995年大午集团跻身于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后，将其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但孙大午有个特点，很想为中国社会做点经济之外的贡献，因此广交学界甚至维权界朋友，在大午网站上刊发时论，指点江山。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宣布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从此以后，孙大午与牢狱结了缘，2003年5月29日，他被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其后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几年之后孙大午回归企业，对企业进行改造，通过设立董事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三个机构，来实现对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与制约——这一企业治理结构，其它企业也有，但人家在商言商，不会用禁忌词。但孙大午却要用私企立宪、劳资共和来命名这种企业治理结构，而中共国政府此时对美国在华策动颜色革命已经非常警惕，认为孙大午是借企业“立宪”、“共和”来影射时政，不惜罗织罪名陷其入狱。 对科技公司的整顿，倒是与西方并无二致。我已经多次说过，从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世界各国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友也不希望发生美国那类科技公司介入大选、操控舆论之事。只是欧洲是通过反垄断监管部门加强对亚马逊、谷歌、脸书、苹果等科技企业的监管，中国当局用的是另一类名义。但目的相同，除了资料安全，所有国家都不希望这类企业借资料掌控权来介入甚至操控政治。 中国私企：让党信任不容易 中国私企与党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从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宣布“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开始，直到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正式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承认“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允许资本家入党，并根据其企业规模与社会效益而吸纳进各级人大、政协，算是进入蜜月期，这蜜月期一直延续到胡温时期与习的第一任期前期。据《纽约时报》2015年两会前夕报导，胡润百富榜上中国最富的1271人里，203人（七分之一）是两会代表，他们的资产总和近3万亿元人民币，超过奥地利经济总产值。2017年“两会”5100名代表中，个人财富超过20亿元以上的“富豪代表”有209人，他们的个人财富综合总和3.5万亿元人民币（约5100亿美元），相当于比利时、瑞典或波兰等国家年GDP总量。 尽管“两会”成为中国富豪俱乐部，但中共历代领导人骨子里没将私营企业当作自己人，对民营经济始终未脱“利用”这一思路，认为私有资本的力量无法预测而且不能完全信任。习近平接任中共掌门人之后，就将“建立纯洁的官商关系”放在首位，通过反腐，清理掉大大小小的数个官商集团，再将当时在中国资本界呼风唤雨的王健林、吴小晖、肖建华等逐一压在“五指山”下之后，就开始继续其未竟之业：调整国有经济与私营资本在经济中的权重。 习近平从2013年开始反腐，两年内党政军洗牌基本完成，这种情势让他觉得调整经济中的公私权重时机已臻成熟，于2015年10月推出胡温时期就在酝酿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通称为《国企改革方案》），从这时开始直到2018年，这段时期“私营经济退场论”、公私合营2.0版即将推行，引起国内民营企业界极大恐慌。 习近平安抚民企的弦外之音 让习近平暂停调整步伐的是中美贸易战开打。2018年3月，美国总统川普开始对华贸易战，中国受到极大打击，安内成为要务，习近平不得不出面安抚惊慌不已的民营企业界。在2018年11月1日召开的民营企业座谈会上，习近平在讲话中高度评价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奇迹所起的重要作用，被广为传颂的讲话内容中，有如下一段：民营经济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给民营企业喂了一颗定心丸。但是，很多人完全没注意习近平讲话还有一句伏笔：“民营经济发展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但又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我读讲话全文看到这句，但发现媒体基本不引用，不太清楚私营企业主有多少人关注了这段话。 事实证明，习近平的讲话只是口惠，私营部门在获取贷款上难度越来越大。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20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国近年来对私营部门的信贷下降，以及对国有部门的信贷上升。2013年，银行信贷的35％流向国企，57％流向私企；2014年，60%流向国有，34％流向私营，其馀流向外资或合资企业。到2016年，国重民轻这一趋势更加严重：83％流向了国有或国有控股公司，而只有11％流向了私营企业——据彼得森报告说明，2016年是可获得中国官方资料的最后一年。这段时期抓住一些有污点的民营企业加以整肃从未停手，《人民日报》每隔一段时期就要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私企当中建立党组织，是中共加强对私企控制的重要手段，到2015年底，全中国有157.9万个非公有制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企业总数的53.1%。 当初让私有经济存在发展，是因为中共政治需要；现在，让私营经济逐渐退出一些领域，也是中共盘算利害得失之后的政治考量。如今，习近平连任已无悬念，中国调整经济的公私权重势必会强力推行。今后若干年中，中国私企巨头们将以各种姿态被迫或者“主动”离开社会舞台，江胡时期两会的“富豪俱乐部”将成为他们的光荣回想。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旅居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本文原出处）
六四大屠杀后，邓小平南巡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因为他知道只要经济发展，老百姓生活不断改善，共产党就可以长久执政下去。民以食为天，并非只在中国，就是美国在独立前也是这个心态。独立宣言说：过去的一切经验也都说明，任何苦难，只要尚能忍受，人类都宁愿容忍，而无意废除他们久已习惯了的政府来恢复自身的权益。但今天随着习近平政权的胡作非为和对经济的任性折腾，中国经济正在快速走向衰落。由于习近平采取强制封城措施，中国的确很快控制了疫情，但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中国应该迅速调整防疫策略，从封城清零转变为与病毒共存，加快经济的发展。目前西方国家的群体免疫策略正在走向成功，经济复苏强劲。如果中国在这一轮竞争中落后，想再赶上来就难了。中国人口多，底子薄，本来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鼻子里插葱充大象，硬说自己是发达国家，并且狂妄到不知自己几斤几两，灾难不发生才怪。中国经济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邓小平看得懂，但习近平没文化看不懂。中国经济怎么啦？ 第一，有效需要严重不足 8月12日，经济学家向松祚在上海202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夏季论坛-青年经济学家峰会发表主题演讲。向松祚认为，如果看这几年的财政赤字，债务的增长，宏观杠杆的增长，M2的增长，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经济的问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不是财政政策不够宽松，不够积极，货币政策不够宽松。 有效需求不足，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不足。中国现阶段投资需求不足的程度相当严重，可以讲制造业投资基本上没有增长，1-5月份只有0.6%，整个上半年增速不到1%，基础设施的投资长远以前都是两位数，现在已经不到3%。中国消费增速也是历史新低，这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最新公布的7月金融数据中，主要反映居民按揭房贷变化的住户中长期贷款，7月仅增加3974亿元人民币，创去年2月以来最少月度增量，连续第3个月同比下滑。 向松祚指出，消费需求取决于未来收入预期，中国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不足，原因在于他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非常悲观，未来收入的预期取决于就业的前景，取决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前景。 今天中国经济的投资主体已经不再是政府，不再是国有企业，而是民营企业。今天制造业的投资，民营企业贡献了超过85%。中国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没有信心，对未来的预期没有那么乐观，没有那么积极，甚至是焦虑、悲观和担心。 第二，疫情控制模式正在毁灭经济 自南京在7月下旬首次发现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本土病例以来，中国至少17个省份爆发了新一波感染。截止中国时间8月12日24时，新增确诊病例99例，全国现有确诊病例1884例。 虽然与全球其他地方相比，中国的新增病例相对较少。但当局仍然下令对数百万人进行强制新冠检测，并实行全方位的外出旅行限制和封锁。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上月呼吁中国应考虑“与病毒共存”后，遭到网络暴力的攻击。中国前卫生部长高强上周通过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发声，称中国不应该放弃严格的控制，他认为人类和病毒应该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并表示要避免犯下美英宽松防疫战略的错误。 封城清零防疫模式帮助中国在去年大流行期间率先实现了病例清零和经济增长恢复，但随着疫苗的广泛接种和病毒致死率明显下降，外界越来越担心，与其他国家考虑的长期与“与病毒共存”相比，中国的零容忍战略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成本。 近日来，包括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在内的国际金融机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做出预警，甚至下调增速预期，主要原因是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正在损害制造业和消费支出。 摩根大通的分析师在本周早些时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将中国第三季度的增长预期从4.3%下调至2%；2021年全年的GDP增长从9.1%下调至8.9%。高盛将中国第三季的增长预期从5.8%下调至2.3%，将全年增长预期从8.6%下调至8.3%。分析师在报告中表示，已经看到中国全国汇总数据表现疲软。 凯投宏观的首席经济学家谢尔林本周在一篇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国仍然是将病毒完全排除在境外，但如果疫苗被证实无法阻止德尔塔的传播，那么北京将很难实现清零的目标，长期的经济损失是惨重的。 第三，民营经济集体躺平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一旦民营企业家失去信心，中国经济必然遭遇大的挫折，甚至一蹶不振。但习近平当权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仍然对民营企业施以重拳。 8月9日，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称，中国的反垄断监管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将在几个星期后对中国的外卖平台美团处以大约10亿美元的罚款，原因是，美团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的垄断做法，迫使商家必须要选边站，损害商家和竞争对手的利益。 经济观察人士称，当局这种一方面只针对民企，另一方面却放任国企垄断的做法，非但不能保障商家的良性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反而会抑制民企的创新和发展，从而有可能殃及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将对美团的反垄断罚款，将是中共当局今年对民营企业开出的第二大罚款单。去年12月，市场监管总局在对“阿里巴巴境内零售平台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处以其20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4557.12亿元4%的罚款，计182.28亿元”（约合28亿美元）。 经济学家巩胜利说，垄断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但是，中国目前的“国有资本的权力经济”，使中国的反垄断法走了一条全球市场经济国家没有走过的路。他举例说，中国移动占全国市场份额70%以上，包括工商、人行等在内的5大国有银行所占市场份额超过80%以上。但是中国当局却对这些国有企业的垄断放任不管。市场经济，就应该是法治经济，公平经济，自由经济。但是当局从“源头的国策上”就把经济划分为“你垄断行，我垄断不行，他垄断也不行”。 8月2日公布的2021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榜单显示，中国国有企业在前10名占三席，分别是第二（国家电网）、第四（中石油）和第五位（中石化）。中国大陆（含香港）共135家企业上榜，数量连续第二年位居各国之首。 巩胜利说，这个名单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牢不可破，不仅越来越称霸全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占据显著和重要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在“日落西山”，未来更会是“国进民退”，“国企强、民企弱”。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谢田教授认为，中共当局以反垄断的借口，有针对性地打击一些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其根本目的，一方面是割韭菜，另一方面是要想方设法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监管和掌控，让民营企业牢牢地置于中共的监管和领导之下。尽管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影响势必会对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但是中共在乎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牢牢控制其政权。 前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认为，政府以反垄断法惩罚阿里巴巴，美团，开出天价罚款，让其他民营企业不寒而栗，但是对民企产生深远和重大影响的是最近发生的孙大午事件。 7月28日，河北省高碑店法院以所谓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妨害公务罪、寻衅滋事罪等八项罪名，判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18年徒刑，并处罚金311万元人民币。 赵晓认为，孙大午上万员工的企业被充公，全家被“满门入监”，是当局希望通过此举释出杀鸡儆猴的寒蝉效应。孙大午的这个案子，比美团、阿里巴巴要严重得多，将使中国民营企业家集体“躺平”，到头来会殃及中国整体的经济发展和增长。 中国经济在胡温时代的晚期就已经进入停滞期，急需政治体制改革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增加活力，但习近平时代不仅不改革，相反逆潮流而行，给中国经济雪上加霜。随着民营经济的衰落，中国将无法避免地走向闭关锁国，朝鲜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全文转自北京之春）
与被指贪腐的许多中共高官一上法庭就承认有罪，还对“党的关怀”感激涕零迥然不同，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等九项罪起诉的知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等多名被告坚称自己无罪。 但是这位许多人眼中的硬汉子在法庭上说的一席话令人震惊，他说自己在狱中“苦不堪言，生不如死。”至少，这句话透露出当局实施酷刑何其残酷。 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CHRD)发推指出，大午案中有七名被告人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此期间他们遭受了残酷的非人道待遇。在庭审中他们提供了相关线索，向法庭提出排除非法证据申请，但被法庭驳回。孙大午说：“指居期间，我苦不堪言，生不如死!”孙大午还说：“我曾要求到看守所去，为此绝食三天。” 学者盛洪在‘关于大午事件的法律正当程序’“盛按”指出，“当局说我国是‘法治国家’，当然它自己清楚知道这只是在文字上的。大午案开庭第一天的控辩记录，明确地揭露了实际上的非法拘禁和酷刑。这是我国普遍存在的审前折磨”，包括超期羁押，没正当理由拒绝取保候审，非法监视居住，限制基本自由，干扰睡眠，以及精神威胁。这样做的目的，是报复，炫耀滥权能力，以及逼迫口供。 作者认为，“只要当事人说‘不是自愿的’，就可以立刻派出该口供，根本不需要再证明有酷刑的存在。因为‘自愿’只能从当事人自己口中说出，当他说出‘不是自愿的’，就必定是被迫的，而孙大午说‘生不如死’，不知比‘不是自愿的’强烈多少倍，却不被接受。“ 7月15日，孙大午一案中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第一审判庭开庭。指控的主要罪名是涉嫌寻衅滋事罪、妨害公务罪、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等九项罪名。 大午案法律团队透露出两点信息，在5月17-22日举行的庭审前会议上，由于召开仓促，没有足够时间看卷，在侵犯阅卷权、辩护权的情况下，控辩审三方曾爆发激烈争论，会议现场律师抗议声一片、被告人哭声一片，几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孙大午就是在庭前会议上说出“苦不堪言，生不如死”的。 第一日庭审结束发表介绍声明指出，此案名为公开审理，却限制旁听人数，大午集团约有九千员工，仅有30名家属及工作人员取得旁听证，而且法院还以防疫、场地限制为由，安置在其他法庭通过视频旁听庭审。大部分家属反映视频旁听画面不清晰、声音时断时续。开庭时，法院前一百米范围到处安装闭路电视，法院门口，身穿黑衣的便衣公安要求在场关注案件的民众离开。 孙大午在中国有“良心企业家”的称号，1985年以饲养1000只鸡和50头猪七家，创建大午农牧集团，名列中国500大私企。孙大午办学校、办医院，规定村民看病以及学生每天餐饮收费只收人民币10元，民众好评。 孙大午也因敢言，喜好评议时事得罪了当局，2003年，大午集团因为在集团网站发表包括他撰写的“悼念李慎之”以及“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时局及历史的对话”、“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等文章，被控严重损害国家机关形象，当局下令整顿网站，停业6个月。加之向三千农户借款，当年5月被拘捕后判三年缓刑四年。 孙大午2020年10月13日在微博发文称：“有人说，什么叫社会黑？晴天白日，你看不到事情的真相；熙熙攘攘，你听不到不同的声音；有权有势的横行霸道，有理有据的寸步难行；白天活见鬼，夜里死见人”。 去年11月11日，警方一举逮捕了他及妻子、两个儿子儿媳，公司高层等28人。直到4月22日，被囚的孙大午及亲属以及公司高官才收到逮捕通知书。 2003年孙大午案最后以缓刑了之，有人分析，当年维权运动风生水起，孙案得了相对较好结果，如今党庆百年，企业家的厄运来了，任志强被判了十八年，马云隐隐约约，滴滴八大部进驻…… 环境不好，孙大午案开庭已进入第二天，有人观察，中国国内媒体集体沉默，只有几个私号小心翼翼窃窃私语几句。刘晓原律师感叹：对于一个在全国很有影响的案件，媒体“似乎都患上了失语症”。
“大午案”爆发迄今已七月有余。在本案中，多名未成年人由于父母双双被羁押而缺少监护，大多数孩子甚至在最初逮捕过程中目睹了父母被暴力执法，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近日，大午案的部分辩护人向有关部门发出紧急求救信，要求重视本案中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遭到践踏的情况。 “大午案”中夫妻双双被羁押 孩子缺乏监护 据维权网消息，6月11日，“大午案”部分辩护人就该案中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发布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和全国妇联的紧急求救信，声称“大午案”在办理过程中严重侵犯了多名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而这种情况至今仍未得到丝毫改善。 一位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大午案”辩护人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由于父母双双被羁押，这些孩子7个月以来饱受煎熬，学业、生活均受到影响，有的甚至产生了严重的心理疾病。 他说：“父母都被羁押的主要是孙大午的5个孙子、孙女，他们虽然还在上学，现在主要是外公外婆等亲属在照顾。有好几个孩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应激性心理障碍。比如说孙大午的小儿子孙福硕，当天晚上被抓的时候公安从卧室破窗而入，他小孩受到很大惊吓。还有集团副总经理李大红的孩子也是亲眼目睹自己父母被抓走，现在经常喊着要爸爸妈妈。” 早在5月17日开始的“大午案”庭前会议上，孙大午大儿子、集团董事长孙萌就哭着说：“我夫妻两个在押，还把我们的工资扣押了。孩子在家生活费都没有啊！我觉得应该把我的工资解除扣押，交给岳父母帮我养孩子！”集团副总经理李大红也当庭申请法院调取抓捕当晚的全部录音录像视频，李大宏表示他的孩子被交给了陌生的执法人员，现在孩子心理非常不健康。 该内部人士表示，辩护人一直在为被告争取取保候审，要求当局至少释放父母一方回家照顾孩子，但并未有任何进展：“侦查阶段开始我们就向办案机关反映这个案子里相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提出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希望父亲或母亲其中一个先行保出来，但是都是石沉大海。比如说孙大午的儿媳只提供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给集团使用，就被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关押至今。姑且先不说构不构成犯罪，这种情况完全可以采取非羁押式的强制措施。” 这位匿名人士还说，自“大午案”发案至今，国家有关部门和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社会组织并未对这些缺少监护的未成年人提供任何帮助。 律师：国家、社会缺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落实不力 中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均对因突发事件影响导致未成年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或监护缺失状态的情形做了相应规定。法条明确指出，公安机关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对于决定执行行政拘留的被处罚人或者采取刑事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应当询问其是否有未成年子女存在监护缺失情形，对存在监护缺失情形的，要及时向未成年人住所地的民政部门通报，民政部门应依法进行临时监护。 在美国的维权律师吴绍平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即使中国有这些法律保障，但在落实上没有操作性：“中共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制度建设。法律虽然有相关规定，但没有设定相应的机构来落实，职能分工也不清楚。另外，中共财政在这方面根本不想投入。中共连这种基本的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保障都不做，那还会兼顾未成年人精神这方面吗？” 吴绍平说，中共当局不仅自己不执行法律作出的保护未成年人的明确规定，还持续打压社会组织，导致国家、社会双双缺席：“目前在中国所谓的NGO都需要官方背书，需要挂靠相关的职能部门。在中国NGO本身就是不伦不类的产物，因此这些半官方的NGO无法承担社会救助的职能。政府做不到保护未成年人，又不把这方面完完整整交给社会组织来做。” 据自由亚洲电台此前报道，6月8日，中国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加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意见》，围绕贯彻落实《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出了25项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任务。《意见》指出，“在政府保护方面，重点提出要提高长期监护专业化服务水平，建立健全临时监护工作制度，建立监护评估工作制度，构建未成年人成长社会环境联合执法机制。” 吴绍平表示，在美国，一旦监护人存在暴力、虐待等未尽到监护职责的行为，当地社会保障部门会立即介入，将未成年人带往庇护所，或派遣护工上门援助。相关社会非营利组织也会为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未成年人提供帮助。他说，这仅仅是父母未尽监护职责的情况，更不用说父母犯罪了。 月初发布的《意见》是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印发的首份政策文件，但舆论认为来得过晚。2019年，曾有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徐汇区一名25岁男子小沈几年内没有出过家门，全靠外卖度日，家中充斥着垃圾和粪便，邻居饱受异味困扰。看似荒唐的一幕，背后是未成年人无法得到社会庇护的悲剧。 据《新民晚报》2006年报道，因家庭矛盾，小沈的父亲将其母亲和外婆刺死后，点燃了事先准备好的汽油自焚身亡，而当时年仅12岁的小沈也被烧成重伤。虽然当地居委会表示了愿意提供救助，但小沈的精神和生活并未得到任何改善。从那以后小沈不但辍学，还与社会切断了联系。
被称为“敢言良心企业家”的河北民企大午农牧集团创办人孙大午，去年11月被指涉嫌触犯寻衅滋事等九桩罪，连同家人及下属多人遭起诉。孙大午愿意一人担责，就有消息指他会被重判25年。对此，长期关注“大午案”的美国南卡商学院教授谢田对海外中文媒体表示：中共当局重判孙大午25年，但中共政权也没有25年。“我认为这是孙大午的一个荣耀，中共政权垮台的时候，人们会打开监狱迎他出来，那时候还他荣耀的真实面目。” 河北高碑店市法院就孙大午案召开的庭前会议在上周六（5月22日）上午结束。关注大陆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网披露了部份庭上细节，令人动容，发人深思。 在庭前会议上，孙大午说：在这种压力下，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宁愿承担所有的责任。我死都可以。只要把大家解放了，我死都可以。”我的家人都在看守所，五个孙子在家，我心急如焚，我解决的了吗？ 孙大午说自己愿意承担责任，但连累家人和同事，让他感到无法容忍。他说：“即使是重罪。后面这些人（指他的家人同事）都很可怜的，都应该是我的责任。后面这些人都是人质。我们有40、50亿的资产，负债十个亿我们承受得起。 孙大午指自己和妻子做36年共产党员，没有分过红。现在这样被追究，自己希望承担一些罪，哪怕是重罪。希望放了后面这些人。他说：我们是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继而孙大午哭起来，在场的家人亦哭起来。 孙大午继续说道：法不外乎人情，我们确实有错误，上网发消息，土地问题我们有错误。我愿意承担责任。可是我承担了，别人更重。我愿意和谐，我们是搞社会主义的典型企业，是正面的典型。我是带着感情、带着理想做企业。我很痛心。现在却成了一个罪人。这个企业没有任何股份，大家都是拿工资的。这种模式是我独创的。我们是搞共同富裕，是真正搞社会主义。所有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放过他们，我愿意承担责任。孙大午说完继续痛哭。 孙大午在会议上披露：被指定监视居住期间自己备受摧残，饮食无法得到保障，只能吃咸菜度日。“我要吃药，也不告诉我时间。在里面不知道时间，没有钟表。” 孙大午还说出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受到的虐待：“戴黑头套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只要出了这个地方就要戴，包括看病都要戴。我三个月没有太阳，没有窗户，这种精神上的摧残已经到了极限。在（指定监视居住地点）里面苦不堪言。生不如死，我绝食也要改变强制措施要求去看守所。” 孙大午小儿子、大午集团副总经理孙福硕也声称自己被拷问了三十多个小时，还遭到了威胁、恐吓与洗脑。大午集团办秘书纪玮莲表示她被指定监视居住六个月以来，住所没有窗户，多次呕吐，身体状态达到了极限。 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始人杨建利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刑讯逼供和非法诱供都会导致证据失效：“诱供在审讯过程中是不能发生的，这是犯罪行为。他们普遍遭到酷刑，每个人都讲到了没有阳光，戴着黑头套。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口供应该不算数。孙大午说要在庭审时把这个问题讲出来，孙大午非常明白，有这种准备，也想做抗争。” 中国司法体制中的庭前会议，是个什么东西？令人不解。孙大午案的庭前会议是在多位辩护人抗议的情况下强行举行的。孙大午在会上愿意为家人和所有被告席上人承担责任的肺腑之言和眼泪，只能感动有良知的正常人。那些要把孙大午重判25年的检察官，那些不顾辩护律师反对而要快开庭给中共党的生日献礼的法官，是不会为孙大午的诚挚之情所动的。 长期关注“大午案”的美国南卡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中国的这个政治社会制度容不下孙大午这样一个好人。“他做了很多慈善机构，建了医院，对穷人，很少收钱或者不收钱，完全是真正的慈善医院。而这种事情，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你做好人都很难做。为什么呢？因为你道德高尚，很善良，不贪财，不牟利，不赚黑钱，这个就把那些不善良的、恶的，欺骗性的，谋取暴利的，高利润的那些黑心人员，把他们给照映出来，他们恶人会感到不舒服。因为你是一个善良的人，而映衬出他们的丑陋，他们会心生忌恨。他因此得罪了很多人。 谢田教授还说：如果“孙大午在美国社会，他就是美国的洛克菲勒，就会成为一个洛克菲勒式的人物。他会赚很多钱，会非常成功，会做很多慈善事业，办慈善医院、办大学等。 在中国，他就成了阶下囚。第一，中国这个社会容不下这种善良的人，诚实的人；第二，他不仅得罪了这些中下层的，当地的一些政府官员，后来他也得罪了中共高层官员。因为他作为企业家，他也有社会责任感，他经常去演讲，讲话的时候，也说的比较坦率，真诚。他实际上还是相当的低调，我看他已经是比较委婉的批评，基本上相当温和的批评，但是这个中共也受不了。这就是对中共威胁。这就是中共高层为什么也要同意把他给重判25年。中共害怕中国老百姓手里有钱，也害怕中国老百姓脑子里有知识，或者有见识，知道真相。如果农民跟现在的中国知识份子结合起来，这明明是要抢他们的权力，夺权。中共对这太敏感了，这个结合对中共来说太可怕了。”
维权网5月7日发布的消息，“五一”公共假期后的第一天，河北大午集团案的多位辩护律师先后收到高碑店市人民法院通知说：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21人（或单位）因被控9项罪，已由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至该法院，从检察院到法院的程序仅仅用了不到十天。 据悉，所谓的‘’大午案“ 涉及的21名被告人或被告单位被控9项罪名分别是：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强迫交易、妨害公务、聚众冲击国家机关、非法采矿、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诈骗。该案已由河北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起诉至该法院。 该案的卷宗及鉴定材料多达348册，在短短的10天审查起诉期间内，几乎无一辩护人能够完成阅卷、会见当事人、递交法律意见等基础辩护工作，部分辩护人甚至来不及到检察机关递交委托手续。 该案法律辩护团队认为，该案涉案人数卷宗材料如此之多，审查起诉时间如此之短，可谓开创了历史先例。而大午案从公安机关移送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的4月26日算起，仅仅只有10天，而且包括五一假期。 报道说，高碑店市法院已经通过司法局、律所等各种渠道，催促、要求各辩护人最晚在周五下班前，要向法院递交委托手续，并直接派工作人员前往部分辩护人所在律所送达起诉书、卷宗光盘等。 有内部工作人员透露，该案公诉及审判阵容强大，高碑店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碑店市人民法院院长都将亲自参与庭审，担任公诉人或审判长。 维权网指出，种种迹象表明，大午案至少在河北省层面启动了24小时应急预案，外部封口禁言，内部争分夺秒推进案件办理进程，目的是压缩一切辩护时间，尽快结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