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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外贸行业承压、教培寒冬让这对北漂夫妻双双失业、资产清零。贷款买的燕郊新房,因断供或沦为法拍房。 “嘭!嘭!嘭!”急促的敲门声。 门外,是催收债务的银行信贷员,“王先生,您在吗?请问您能开门吗?”门外的语气逐渐急躁,这是对方第三次上门了。 屋里,王超在客厅沙发上坐着,妻子周萍斜靠在卧室的床头,二人一言不发。前两次债务催收人员上门时,这对80后夫妻已经说尽了拖欠房贷的原因,这一次,他们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 敲门声不停,王超突然站起来,跑进厨房,拿了把菜刀,打开门大喊了一句,“就是没钱还!你们还要怎么样?”周萍吓坏了,从身后拦腰抱住他,带着哭声求他要冷静。 王超,原本在一家出口汽车零部件企业做销售,周萍,是一家在线教育平台的讲师,此前,两人月收入共约五万元。他们的住房计划是,先在河北燕郊买套房安顿,等积蓄更多后,再将房子置换到北京。2020年开始,这些计划都成了泡沫。新冠疫情、外贸行业承压、教培寒冬……这对80后夫妻双双失业。 今年5月,燕郊的房贷开始逾期,夫妻俩透支了所有的信用卡、花呗、借呗,借尽亲朋好友的钱,仍旧无法补上贷款。现在,他们面临的是被银行起诉,房子将拍卖抵债。这个家庭从中产小康,到债务如山,只不过两年的时间。 1、一个接一个坏消息 2017年,周萍二十八岁生日当天,他们买了燕郊的房子。此前半年,他们看遍了通州、房山等北京郊区的房子,最终锁定燕郊。燕郊,虽属河北,但与北京通州隔水相望,距离天安门东的直线距离只有30公里,开车半小时就能到达北京市区。因此成为囊中羞涩的“北漂”年轻白领们,首套置业的选择。 2021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燕郊西出口高架桥被宣布正式投入使用 当年,燕郊满大街都是这样的宣传标语,“半小时直达国贸”;“北京给不了你的,燕郊都有”;“永远有一盏灯,等你回家”。燕郊房价一路走高,均价达到每平米4万,热度一度超过了北京通州。 王超相中的是一套不到90平的两居室,正南朝向,采光优越,卧室和客厅都有大落地窗,看房的日子是个晴天,满屋子亮堂的阳光洒进来。夫妻俩觉得,“这像个家。” 小区的地理位置,让他们两人通勤的时间都能在一小时内。中介还说,附近楼盘新开不久,就售出了90%的房源,结果,王超和周萍从看房到交付首款,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房子总价280万,首付75万元。在湖北老家的双方父母,并不知道燕郊隶属河北,只听说孩子们要在北京买房,连连表示“孩子出息了”,于是拿出了各自压箱底的存款。四位老人还张罗跟亲友们借到了15万元,再加上夫妻俩婚后的全部积蓄,最终凑齐了首付。 房子月供8000多元,30年偿还。以二人当时的收入来看,并无还款压力。 王超,任职于一家面向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出口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公司,工作是负责与海外客户对接、签订销售订单。订单旺季,他的月收入能有三万元左右。周萍,在课外培训行业教授初中英语课程,底薪不高,但每周近30课时的密集排课,也能保证两万元左右的月薪。 燕郊,是这个小家庭梦开始的地方。王超回忆,周末,只要不加班,他们就会一起出去逛街、郊游、露营。每个月的收入除还房贷和日常开支外,还能剩下一笔钱。王超会用盈余购买一些小额基金理财,周萍则喜欢看直播,享受“剁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 夫妻俩也有了备孕计划。“买房,绝不会亏本”,直到一年后,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时,他们还存着这样的信念。 2018年,王超发现,他没有像前两年一样涨薪。公司的说法是:传统汽车行业受到新能源车快速发展的冲击,汽车制动系统零部件的出口销售额下滑了。第二年,“中美贸易战”开始,美国市场客户纷纷取消订单,转向东南亚生产厂商。未取消的订单中,除了部分货物无限期延迟发货外,其他又面临着关税和物流成本的快速上升。 到年中会议时,公司成交数额已经下降了30%以上。这年年末,因为经手的订单量下降,王超的绩效大不如前,个人收入也下降了约20%。从那年起,他养成了一个新习惯,下载了不少新闻APP,关注了不少公众号,每天都刷手机看各类政经新闻。2019年底,王超在抖音上刷到,美国因“流感”而导致上万人感染甚至死亡的新闻。 由于他负责对接美国客户,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新闻,看看美国的实时新增病例。“新冠疫情”,对王超而言,最初是从关心客户的处境开始的,直到变成自己的切身处境。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 每年都要在武汉中转、然后回乡探亲的两人,这一年放弃了春节回家的计划。除夕夜那天,他们自己炒了几道小菜,喝了些啤酒,春晚还没播完,他们就关掉电视,洗洗睡了。这一年,王超每个月到手的收入减少了40%。还完房贷后,就没剩多少了。 公司里,也似乎安静了许多,从前热衷讨论买基金、炒股票等的同事,话少了。有人开始打游戏消磨时间,“有时候一玩一个下午,玩游戏的时候,什么也不用想。”王超记得,同部门有一个年轻的同事离职。走的那天,在微信里简单告别,王超心想,他还年轻,没有房贷压力,换一份收入更加稳定的工作也好,“真羡慕年轻人还有说走就走的勇气,我不行啊,我背着几百万贷款。” 王超收入锐减后,周萍挑起了家里的经济重担。2020年,对周萍来说,是相对平顺的一年,不断出现的居家隔离,倒使上网课的孩子们多了起来。周萍在线上的排课、比以往线下培训更满,高峰时期,一周要上50个小时。每天早上八点,她起床洗漱,备课讲课、回收反馈,一直忙碌到晚上十点。 课程费加绩效奖金,这个小家庭每个月依然有近三万元收入。 不过,家庭收入缩水后,生活还是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周萍的护肤品,从欧美大牌换成了性价比更高的日韩系;两人在家做饭的次数明显变多;比起连锁生鲜商超,两人更愿意去附近的菜市场。六月初,北京爆发疫情,王超也开始居家隔离,没订单的时候,他就打游戏,有时玩得晚了,周萍忍不住骂他两句,王超不反驳。他理解,养家之难。 2021年年中,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周萍,也失业了。 当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落地,过去一年里如火如荼的在线教育赛道骤然降至冰点。 周萍所在机构,课程全线停摆,部门开始裁员,最先是考核业绩不佳的同事,之后是入行不久的应届生,周萍作为小组里年龄较大的“姐姐”,刚开始会向离开的同事们说几句安慰和鼓励的话。后来,走的人越来越多,她也没有心思说话了,不知道何时轮到自己头上。两个月之后,她收到了HR的信息。 周萍说,她根本没有反应的时间,除了给孩子讲课,也不知道自己还能胜任什么工作。 办完离职手续那天,回到家已是傍晚。还在收拾工位杂物的时候,她就发微信告诉丈夫,自己也失业了。“现在形势不好,你也别太难过,先回家吃饭吧,”看着王超发过来的三个拥抱的表情,她哭了。 2、余额清零 夫妻俩,还有一笔小小的存款,这是短时间内他们生活支出的唯一来源。 两个人都各自准备了简历,开始求职。周萍在BOSS直聘和猎聘等平台都上传了简历,但主动联系她的企业寥寥无几。每一次主动出击,回复要么是“不好意思,您的经历和我们的职业需求不太匹配”;要么是温度更低的“您不符合我们的需求。” 去年7月,为了增加收入,王超注册成为了一名网约车司机,准备下班后接单赚钱。可他不如那些多年的老司机,熟悉平台的接单规则,平时在北京市区内转悠得也不多,对路况的陌生影响了他的接单速率。算算每个月烧进去的油钱和时间,王超觉得,这是个亏本买卖。 一个月后,为了照顾情绪越来越糟糕的妻子,王超不得不辞职回家,两人月收入为零。即使吃穿用住都迅速进入了“节省模式”,这个小家庭一个月的固定支出也在一万元左右,其中房贷就有8600元。 每次收到余额短信提示,王超都忍不住吸一口凉气,“这就是坐吃山空”。 大半年的时间,银行卡里的余额清零了。夫妻俩就先后办了四张信用卡,用“以贷养贷”的方式维持生活,很快,四张信用卡都透支了。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王超犹豫了许久,还是红着脸给父亲母亲打了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他脑袋嗡嗡作响,具体说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末了,母亲对他说:“实在不行就回家呗,你们两口子住家里,至少吃住不花钱。”父亲说,“我和你妈有养老金,平时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你们两个,不用操心我们。” 这些话,让他们心里更酸涩。 接下来,就是向周围的朋友们借钱。眼看濒临断供,但开口还是感觉羞耻的,不知道怎么解释,两年前顺利买房上车的人,如今却到了需要接济的境地,”借钱的时候会有一种说不出口的感觉,好像我们也没做错什么,但就是变成了loser。“ 每一次张嘴借钱,王超都焦虑好一会儿才能发出讯息,最熟的几个哥们儿借遍了,“这半年老得特别快,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今年5月,房贷还是到了逾期还不上的那一天。 断供后,王超最怕听见的,是手机铃声。一开始,银行催收人员语气还挺温和的,跟他介绍一旦停贷,后续可能面临的是征信方面的限制,建议他“尽量不要停贷”。逾期三个月后,催收人员上门了,王超跟对方解释,最近实在手头紧张,借到钱就尽快换上。 说的次数多了,双方都变得不耐烦起来。再到后来,听见催收员的敲门声,王超每次都假装不在家。 他很清楚,停贷意味着什么。 逾期偿还月供,意味着违约行为发生,银行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法院支持银行的诉讼请求,王超将被定性为失信人员,他们名下的资产——房子,可能会被法院强制拍卖,成为“法拍房”。除了失去居所之外,失信人员的不良记录还会被纳入征信,影响日常生活。 王超咨询过律师,“法拍”的房子比起正常的商品房,价格低不少。第一次拍卖起始价大概只有正常价格的70~80%,二拍和三拍的价格更低,最后成交价格可能只有市场价的一半。 信贷员秦玥,是上门催收王超夫妇的银行工作人员。据她介绍,她的客户中有近30%的欠款人无法及时偿还。 每次上门催收时,秦玥也是忐忑的,借贷人脾气温和的,只是闭门不出,或者承诺她会想办法;但也有性格刚烈的,打开门就是一连串脏话和辱骂。 秦玥说,“我和他们一样焦虑啊”。催收失败,就意味着无法完成KPI,自己的收入也会受到影响。 秦玥也有房贷要还——在老家石家庄买的新房子,贷款还没结清,楼盘已经烂尾了。 进入盛夏,在北京打拼了九年之后,这对北漂夫妻攒下的所有资产清零了。王超和周萍商量后,决定卖掉燕郊的房子,回老家湖北孝感生活一段时间。 做这个决定之前,王超编辑了好多次信息,硬着头发向大学室友借钱。对方并没有多问,就利索地转了五千块过来,但王超当时就下决心,再也不想这样借钱度日了。 王超跟父母谈过,计划回老家后跑网约车、送外卖、或者在当地企业里找一份销售的职业,“至少先吃饱饭。” 在这个时点卖房,就意味着赔钱。 自2017年春季开始,楼市调控连续加码,燕郊出台的新规明令要求“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3年及以上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或纳税证明的,限购1套住房”。燕郊房市逐渐冷清。 等到疫情爆发之后,从燕郊进入北京,需要提供工作证明、居住证明加核酸阴性报告,往日里畅通无阻的道路如今排起了看不到尾的长队。王超记得最夸张的一次,进入北京,他在路上堵了三个多小时。曾经作为燕郊隐形资产之一的“离北京近”,如今成了一纸空谈。 2021年8月,为应对疫情防控形势,通州与河北燕郊交界的白庙北进京检查站采取了逢人必检的措施。 业主群里,有人吐槽,“附近原来三万二开盘的房子,现在一万八还没卖出去。”房贷还没还完的邻居也开始卖房、及时止损。按原价的八折出售,都无人问津。 王超算了一下,原来280万元的房子,如今想卖出去最多只能拿到170万元左右。联系了中介,对方给出的建议价格比他和妻子预估的还要再低20万,”现在的行情和市场,您也知道。“ 最终,王超以购买价六折的价格把房子挂上了转手平台,期待着有买家可以将他们从眼下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过,至今这套房子还没有卖掉。 《2021年度中国杠杆率报告》,由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发布,其中写道:“从近两年看,银行起诉房贷违约断供的案件大幅增加,法拍房数量暴涨,从2019年的50万套,增长至2021年的超过160万套。”另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截至3月8日,杭州以5.16万套法拍房位列全国首位。 这仅仅是在阿里拍卖上的统计数据。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凤凰深调)
新东方转型之后,突然火了。从教书育人到直播带货,中间不忘一些本色的出演,让大家都感慨万千,愿意为了这份情怀买单。有朋友和我讨论这个,虽然我是一个从来不看直播带货的大叔,但我绝对赞赏。只是,更多感到的是心酸和无奈。 读书人转型商贾这件事,并不新鲜。在孔子门下的弟子中,直播带货能力最强的是端木赐(也就是子贡)。他不仅思辨、口才出众,在政坛和外交领域建树颇多;而且很有商业头脑,在曹国、鲁国之间带货,风生水起成为巨富。孔子虽然一心布道,但是也十分欣赏端木赐,夸他是“瑚琏之器”,评价很高。而且孔子自己也认为,只要是取之有道,君子求财很有必要,“富而有礼”才是王道。 但我们都知道,孔子一生最为欣赏的弟子,却是穷得叮当响“一箪食一瓢饮”的颜回。孔子将其视为自己衣钵的传人,公开说“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一个认为君子也应该追求财富的老师,一个高度肯定自己学生经商致富的传道者,又为什么把安贫乐道的弟子看得最为重要?这矛盾吗? 这其实不矛盾,恰恰可以看出,孔子心中,读书人的世俗追求和终极使命是不同的。为了生活,追求利益是应该的;但这种事情谁都可以干,唯有读书人,应该干世人不能干或者不愿干的,把自己的目标放得更高更远。这是他喜欢端木赐,但更推崇颜回的根本原因。如果孔子也能直播带货,我相信他也是愿意干的,但是最后的结局可能和罗永浩差不多,赚了钱还了债就会转身又去追求自己的“道”——因为那才是他为自己的人生定下的终极目标。 新东方的老师们都走向直播间,这对于新东方或者老师们自己,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事,饿死了什么都是白搭,好好的活下去才有谈论未来的资格。但是这却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巨大悲哀。当一个国家只有一个行业,还是一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行业持续火爆,各行各业的才俊包括教书育人的老师都要挤进去谋食的时候,这能算好事吗? 直播带货能够带出一个苹果、谷歌或者特斯拉吗?即便矢志不渝的夹杂一点教书育人的情怀,能够带出一批社会栋梁或者诺贝尔奖吗? 我更希望老师们站在讲台上,堂堂正正的教授我们英语,而不是欲言又止的市场叫卖。马斯克如果活在中国,当然也可以凭借巨大的人气带货,甚至也可以顺便给我们讲讲火星梦或者火箭回收,但可以肯定,他去研究星链或者龙飞船,对于本人甚至人类的意义远大于此。 我相信在新东方老师的眼泪之中,也肯定包含这样的感慨。即便教书育人可能不能为他们带来直播带货这样的收益和名气,但是那才是一个老师真正的使命。这个国家,前赴后继、层出不穷的网红从来不缺,今日火爆全网明日销声匿迹的也屡见不鲜,始终有人愿意干这个理所当然,但是大家都要争着干这个、而且只能干这个就很不正常。用国人特别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造导弹的争着去卖茶叶蛋,行业虽无高下之分,但是行为本身却凸显一个社会的深层病灶。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各种各样的直播开始充斥国人的思辨空间。书可以不读,直播却不能不看。直播这个行当何以在今天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寄托和日常必须,恐怕三言两语很难说清。但它清晰的带着某些社会的病态痕迹是毋庸置疑的。追求娱乐化是一个正常社会的表征之一,但是全民追求娱乐化,还是极为单一肤浅的娱乐化,这就是问题。 新东方这样的教育机构的转型,很多人都在叫好。其实前景恐怕也并不是那么乐观。毕竟在十几天前,直播一哥就莫名其妙的翻了车,至今都没有消息。在一个充满暗礁的大环境中,所有的商业模式都具有高风险的特征,越简单越没有技术含量的越危险。因为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何时何地一句漫不经心的话语,一个习惯性的举动,就可能导致触礁沉没。 卖东西谁都能卖,但是传道受业,却不是谁都能干。一个立身于教育的机构的价值,如果转投于直播带货,那么她的命运,也和其他的带货机构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是大环境决定的。正如读者诸君看我的文章,风花雪月当然我也能写,而且也不会写得太差,但是如果沦落到了那一步,恐怕对于读者和我,都是末路。 当然,我绝不是唱衰新东方。相反,在断臂求生的时候,有所取舍是无可厚非的。而且个中的苦衷和不可抗拒的原因,我们都懂。但我还是希望,我们不应该把这种无奈之举,视为一个正常社会的应有之义或者必由之路。老师们站在属于自己的讲台,远比站在直播间更具有长远的价值和意义。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单纯依靠销售模式就能崛起或者屹立于世界的。从来没有。 孔子如果也带货,我并不失望;但如果孔子只能带货,那么不管是孔子的眼泪还是我们的眼泪,都是白流。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阿里巴巴旗下南华早报14日披露,西南财经大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经济前景充满疑虑,预期明年经济好转的比率降至3成以下,以致高达79%的年轻人根本不生小孩;而有钱人则对共同富裕政策有满满危机感,不仅征询资产转移海外案件变多,更想透过投资移民,保住财产。 《南华早报》报导,长期以来,中高阶级的中国家庭对成功有著共同的看法,包括拥有看涨的房产,以及为孩子提供比同侪更好的教育,顺利进入名校。但最近,支撑这些信念和目标的基础正逐渐崩解。 在共同富裕方针之下,打房、房产税陆续上路,今年第三季度,中国房价下跌幅度扩大,一路从三四线城市蔓延到一线城市郊区,加上房产税即将实施,谢姓民营企业主坦言,“许多朋友已经将房产抵押给银行,以获得额外现金流,这样,即使房价下跌,银行也会和我们一起分担风险。” 谢姓民营企业主无奈称,最近房价和通膨变化来得太突然、太快,令我们的投资或支出方面迷失方向,中国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到底会是什么样子? 深圳房产中介也说,手头有多笔房产的人,现在正试图抛售一部分,只保留那些有价值的地段。但二手房交易量继续低迷,流动性恶化。 而中国重视的教育部分,也因“双减”令民众感到不安,越来越多的一二线城市的高中取消了国际部,外籍教师难拿到工作签证,中高阶层父母开始担心,因为能够提供国际教材和课程的私校减少,大大增加孩子未来出国留学的成本。 报导还提及,其实有钱人对共同富裕充满危机感,很多人重新安排名下资产,刘姓顾问透露,现在很多人觉得必须继续将财富转移到海外,并拿到绿卡,马尔他和土耳其提供的投资计划颇受欢迎,只要透过国外开设银行帐户,就可以帮助富人转移资产,并保住现金。 至于年轻人也因对未来经济悲观,生小孩意愿低落。中国西南财经大学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经济发展充满疑虑,预期明年经济好转的比率,从第二季的37.5%降至28%,以致高达79%的年轻人表示没有意愿生小孩。
荒诞 今天休息,看了一天知乎,主要看全国各地对双减政策的反馈。众所周知,知乎用户的政治倾向总体上比较温和。 看到知乎上这么一个帖子 教育部称 97.5% 的家长对新学期减负满意,双减工作具体成效如何?- 知乎 (zhihu.com) 回复里,似乎负面评价居多——没仔细统计。我下面将展示几张回复的截图。 评价一个具体政策的好坏,尤其是这种纯粹技术性的政策的好坏,不应该上升到爱国与否的政治高度。那些以政治高度来让人闭嘴的的非官方人士,我反而觉得太神经过敏了。 不管怎么样,我希望我下面的截图不会给知乎平台以及涉及到的发言的用户带来麻烦。 一、这种民调非常不靠谱 一般来说,没几个靠谱的民调。不仅中国没有,国外也没有。所以我对任何民调都不感兴趣。 我特别想向教育部门提出的意见是:你们下达的民调任务实在太多了,大多数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请你们倾听下家长和老师的心声,大幅度降低这类对小孩,家长,老师的干扰性民调。 简而言之,你们这种形式主义的工作,已经强烈的干扰了我们正常的教学和生活。另外,除了这类不靠谱的民调外,还有不少非常不合时宜的任务。作为一个三四年级小学生家长,我无法理解你们的愚蠢和自大,你们让小孩搞什么“扫黄打黑”宣传?有必要让小孩,家长配合做这种任务和宣传吗?我都无法向小孩解释什么叫“黄”。 二、欺上瞒下的民调 如果领导们也不相信上面的民调,那么这种民调就是干扰家长,老师和小孩。如果领导真相信了这种民调,那么问题就会非常严重,就像回帖里一个网友提到的。错误的估计形势,曾经给中国带来过巨大的灾难。不多说。 三、我对双减的态度 我还得申明下我对目前双减政策的态度。我赞同政策的总体目标,如果它的总体目标是降低应试教育内容的比重,提升教学质量——我认为的教学质量不是培养多少”做题家”而是培养伟大的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文学家,历史学家……总之,优秀的国民。 但是,目标对不一定能干好事,也可能干坏事。要提高教育质量,更迫切的是加大教育资源的投资,减小教育资源的浪费,“生产”更多合格的教师,生产更好的教材,装备更好的实验室……当然还有非常重要的,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教育资源的获得性。 我认为目前的双减政策不能实现上述目标。关于这个问题利弊,网上有很多讨论,我现在不想做那样的利弊分析——除了明显的荒诞,利弊分析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想说的是这个政策在实践中将会发生的荒诞。 减负和限制课外补课是作为整体措施出台的。后来出来的解释还明确的限制了家教。那么,我请教下各位。如果发生了如下情景,各位领导该怎么办? 隔壁的一位大哥哥正在上大学,我想请他帮我家五年级的小孩补习数学和英语,我能给他报酬,违法吗?或者按照你们的荒诞规定,下午放学后6-9点不违法,但周末家教就违法了? 在我看来,不准小孩补课的政策,往大了说,严重侵犯了他的受教育权利。如果一个小孩跟不上学校老师的课程,父母自己也没有能力给他补课,这个小孩的受教育权利是不是就被实质性剥夺了? 四、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应该要更慎重出台 我说的慎重指的是这个双减政策的出台本身可能是违法的。我不是很懂我们的法律出台的流程,但总绝对,影响如此巨大的政策即使在仪式上也总该隆重点,应该经过人大层级的审批,而是出一个文件就了事了。 五、请下去调查调研 哪些地方的小孩负担过重,哪些地方的小孩被完全放羊,负担过轻,你们知道吗?我所知道的,老家乡镇中小学的小孩就是几乎完全没有负担了,他们不是在上学,实践了“快乐教育”——当然这是反话,这些小孩从另一种意义上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因为基本上没有老师管他们,他们基本上自生自灭,在无聊的玩耍,游戏,早恋,斗殴中消耗着自己的生命。 对这样的地区,应该一刀切减负吗?这些小孩不应该增负吗? 如果小学减负,但中考又要凭分数分流一半的15、6岁的小孩去那种浪费生命的“职高”,我感觉到这个政策是“精神分裂的”。或者说,对于那些没有”焦虑感“的父母而言,这个政策具有蒙骗、麻痹、安慰的效果。 六、如何能“减负” 增加优质的大学供给,增加办学的多样化,课程的多样化,让不同兴趣的爱好的小孩有更多的选择,小孩应试教育的负担自然就会降下来。如果蓝翔技校毕业生的收入水平与211、985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水平真的相差无几,白痴家长、老师才会逼迫小孩学那些无用的应试技巧。 打击民办教育,缩小优质高等教育的供给,强制在初中分流一半(为了达到分流政策效果,居然禁止职高生参加普通高等院校的招生录取),在我看来,其实质含义是把一半的国民制造成准文盲,对于心智健全的家长而言,这种政策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减负。只会增加父母,小孩的焦虑。 更为根本的,增加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才能真正的减负——若蓝翔技校毕业生一周工作一天就能解决温饱(如某些发达国家那样),没有多少人会去拼命应试。 很可惜的是,中国人均才10000美元,离那样的减负还比较远,所以现阶段,对于绝大多数还有点追求的非拆迁户而言,悠然自得的读书,悠然自得的工作都是幻想——那时恩马想象的社会高级阶段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何况面临来势汹汹的米第,目前大谈给小孩减负实质上是播下亡国灭种的种子。看古书,从来没看到有远大抱负,要报仇雪恨的家庭会让自己的小孩“减负”。真正的减负等80后有了孙子再说吧。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我说的都错了,原文在微信平台被删除)
继中国贯彻“教育双减”(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减轻校外培训负担)政策后,今年7月又迎来新一届教师岗位招聘季。与往年不同的是,除了每年从校园走出社会的高学历人才踊跃应聘教师岗位外,教培行业的大批老师也转而求职于各大中小学,造成今年招聘教师出现白热化,许多学校招聘老师的门槛升高,名校毕业的博士硕士生应聘的占比扩大。 综合大陆媒体10日报导,上述现象从深圳中小学招聘可初见端倪。 央视财经报道,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硕士研究生缑晓雪近日参加了一场深圳四所中学的教师岗位面试后,进入了其中一所生物科面试。她说,和她一起进入面试的有7人,博士就超过一半。最后,学校选择了4人,其中的3人是博士。缑晓雪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生物学硕士研究生。她还得知,化学科参加面试者全都是博士。 缑晓雪还说,今年的教师应聘者中,除了应届生,不少原本是教培机构的从业人员,也加入到今年竞争教师相关岗位的大军当中。因此竞争是非常激烈。为了准备今年的秋季招聘,她暑假也没有回家。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广州:今年5月,广州25所中小学公开招聘编制内教师,有88%的学校只招收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9月新学期,广东实验中学入职的26名新教师中,14位来自清华或北大(其中有7位北大博士、6位北大硕士、1位清华硕士);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入职的40名教师中,有9人是来自北大、清华、港中大、维多利亚大学等学府的博士及博士后。 广州市执信中学教师队伍中有博士9人、硕士128人,占教师总数的近43%。 据深圳中学介绍,去年,共有66名毕业于世界顶尖学府的新教师加入该校。所有新教师均为硕士及以上学历,其中博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超过40%。另一个新的趋势是,名单中不仅仅是有北大、清华博士硕士,还出现了愈来愈多牛津、剑桥等海外名校毕业生。 由于中国的制造业、外企、互联网科技企业、民营教培企业、乳业、房地产企业等接连遭受政府的“监管”和参股,许多民营企业亏损,企业创建人纷纷辞任或跑路,员工和工人失业。在此之前“解决了中国60%的就业”的民企再也无力吸收新的就业人员,进入政府编制内的教育行业这个收入平稳而又体面的中小学就成了广大知识分子的首选。 有网友评论称,笑死,博士教中学,内卷浪费人才,这是丑闻不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