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驚爆私生活混亂後 中國游泳名將季新傑急闢謠
2026 年 6 月 4 日
我們無法預言歷史，就是因為歷史永遠有偶然。而且，這種偶然往往會改變世界。 砸了幾萬億、傾盡資源想要扭轉「卡脖子」的情況，但幾年以來，國企沒有搞出DeepSeek這樣的怪獸，反而是一個「玩票」的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弄出來了。 講了一萬遍的道理，就是沒有人聽：科技創新的活力在於不要總是監管，而是保證市場經濟的自由，讓企業們去「瞎搗鼓」。 但總是在迷信「指揮棒」，迷信「集中力量辦大事」。 集中力量當然也有作用，但僅限於發展初期擺脫貧困、追趕別國的科技這類事情。想要真正搞出點「硬貨」，就必須得放手讓私營企業去搞。 關於中國經濟的故事本來是悲觀的：進入2025年，當央行和財政部的大放水邊際效應遞減，當各項經濟數據繼續冰冷，我們以為，經濟還是會繼續趴在那兒。 沒有人知道解方在哪裡。世上再偉大的算命先生，恐怕也算不出，是一個小公司弄出來的演算法，直接扭轉了全世界對中國經濟的看法，尤其是對科技產業的評估。 儘管我並不覺得DeepSeek能改變所謂國運，之前也在文章中解釋過為什麼。但是，我們仍然不能低估DeepSeek所帶來的劇烈「鯰魚效應」。 網路圖片 事實上，最近一個月股市的強勁反彈並非炒作DeepSeek這個單一產品，而是全球投資者對中國未來的產業發展路徑進行了徹底重估。 DeepSeek作為單一的大語言模型，並不能直接產生經濟效益，充其量只是一個便宜低配版的ChatGpt。但全球投行們所看到的改變，並不是它自身，而是它在中國製造業這個「水池」中遊動起來的樣子。 中國製造業的確是有優勢的，這個優勢就在於齊全的產業鏈、龐大的集群效應。但在DeepSeek之前，它們都只是「一汪死水」，因為它們無法導向未來——萬物互聯、雲計算、人工智慧所連接的那個高端製造業未來。 如果沒有足夠強大的軟體和演算法去連接製造業產品，中國就依然只是「世界工廠」；但有了DeepSeek，「世界工廠」才有了自己變成「萬物互聯中心」的可能性。 DeepSeek，起到了化腐朽為神奇的作用。 DeepSeek存在的意義，也戳破了之前國產大語言模型的謊言——根本沒有一個真正能用的。 與此同時，阿里巴巴也傳來好消息，但不是馬雲的現身，而是阿里巴巴的財報。在財報當中，投資者們注重的並非它的傳統業務利潤，而是雲計算業務，在未來的想像力。 這個雲計算業務有了DeepSeek的加持，本來三倍利潤空間可能會變成三十倍。 這也是為什麼無論在中概股還是港股，阿里巴巴都毫不回頭地暴漲。 從未來三年之後回望現在，阿里巴巴當下的股價可能就是當年英偉達起飛之前的那個黃金坑。 以上所有，就是最近中國科技股、港股科技股大漲的內在邏輯。 但問題也潛藏在其中。因為，這僅僅是科技股的大漲，而不是整個股市的大漲，更不是經濟基本面的徹底好轉。 現在距離真正的經濟復甦，還差得太遠。 網路圖片 中國經濟復甦亞開行惠譽調升今年預測_大公網 所以全球投資者看好的並非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僅僅只是中國科技產業的未來。那麼，中國科技產業能代表中國經濟的未來嗎？ 答案是：很難。因為必須要匹配對應的「軟實力」。 歷史上被科技革命推動發展的國家很多，但人們往往忽視了一點：沒有相應的「軟實力」，科技革命也沒用。 這一點可以從西班牙的經濟史作為一個例證。西班牙一直都是工業革命的受益者，尤其是在波旁王朝統治時期，加泰羅尼亞地區完整地跟上了工業革命的步伐，導致加泰羅尼亞至今依然是西班牙最富有的地區。 然並卵，西班牙在1950年代之前兩三百年，很長時間都是西歐最窮的國家之一。因為在這漫長的時間裡，西班牙統治者們只干一件事：他們一邊中飽私囊，一邊放任政府官員腐朽墮落，這導致西班牙的經濟落後狀態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50年代。 網路圖片 西班牙原本不必這麼辛苦，然而從哥倫布時代起，西班牙就開始浪費作為初代全球霸主的國運——因為統治階層的腐朽和僵化，始終未能在思想意識上引領全世界。 英國為何能成為日不落帝國？工業革命只是器物，關鍵還是在於英國人的邏輯、理性、法治、權力監督。 在亞當斯密說出「人生而自由」的時候，英國已經領先西班牙了。 在英國走向科學與理性精神的時候，西班牙還沉浸在傳統天主教、民族主義、專制主義包裹下的愚昧之中；在英國實現憲政和權力監督已經兩百多年的時候，西班牙到了1970年代才擺脫弗朗哥獨裁。 於是，高下立判。 要說發展條件，西班牙哪樣比英國弱了？地理大發現是西班牙率先受益的，全球殖民帝國是西班牙先建立的——至今美國的大量領土都是原來西班牙的領地。 但西班牙受制於落後的文化觀念和僵化的政治制度，在不斷擁有著硬體上優越條件的同時，卻在「軟體」上持續發展滯後，不僅失去了初代全球霸主的地位，而且成了歐洲落後的國家。 網路圖片 所幸從1980年代以後，西班牙整個國家又開始充滿活力，經歷了一波二十多年的經濟發展奇蹟，到了2000年代終於成為歐洲中流的國家。這個階段的發展，正是自由的社會觀念和健康的政治結構，所帶來的紅利。 每年，西班牙國王都會在新年講話中這麼說：西班牙人需要珍惜得來不易的民主、法治、自由與社會共識，正是這些，促成了國家的繁榮與持久發展。 關於中國經濟的未來，為什麼要講這麼多關於西班牙的事情？ 因為放在宏觀上、更長的時間尺度上來看，我們會發現，必須要給予社會以自由的活力，才能讓產業革命的影響真正發揮出促進經濟和社會全面發展的作用。 那種「一邊管得很嚴很死、一邊還能把經濟搞得很好」的想法，在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在這種條件下，即便是當年佔盡天時地利的西班牙，都逐步失去了所擁有的一切繁華。 美國的成功，不在於它擁有一個ChatGPT，而是因為它擁有一片高度自由的土壤，這片土壤能夠源源不斷地滋生出福特、IBM、蘋果、OpenAI…… 相反，蘇聯雖然憑藉「集中力量辦大事」和美國較勁了二十年，甚至還在發射衛星方面贏了美國，但僵化的經濟體制很快就讓它敗下陣來。 DeepSeek是一個契機，更是一個啟示，那就是，創新必然來源於自由的市場環境，而非統一的指揮；要想讓創新持久地發揮出推動經濟的作用，就更需要整個社會結構的健康化，不斷地深化改革。 也就是說，產業革命的「經濟基礎」必須和「上層建築」產生共振，才是持久的發展之道。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上一講我們談到了財富沉澱造成的災害。現在我們來看看財富流失造成的災害。所謂財富流失，就像電路中有人偷電一樣，能量被引到了經濟循環之外，造成全電路電壓降低，燈光昏暗 — 也就是實際經濟水平下降，雖說GDP看上去還不錯。這是因為GDP看的是發電機的一邊，也就是生產的一邊。 鄧小平的所謂改革並不是市場經濟，仍然是稍微改頭換面的計劃經濟。所謂的計劃經濟也並不是有計劃，而是指令性的市場經濟。這個指令不是市場信息的反饋，而是某些長官的想像。例如小粉紅們吹噓的基建狂魔，就是各級土皇帝們的指令，而不是市場信息的反饋。 專制政治的特點就是：上有所好，下比甚焉。上邊認定了基建可以增加GDP，指令就一層層的下達，於是很快基建以及原材料就過剩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國內市場已經超額，容不下了，就算樓堂館所也已經灌滿了。怎麼辦？這時候就輪到狗頭軍師們出馬解決問題了。 之所以叫狗頭軍師，就因為他們的時間精力都用在揣摩上了，其它的思維基本是弱智水平。所以他們就給出了個弱智的辦法，一帶一路大撒幣。國內需求滿了就到國外去發展。人家自己為什麼不建設呢？沒錢。好辦，我們給錢大撒幣。這不就解決了基建狂魔的問題了嗎？於是特別大的一筆財富就流向了海外，或者說流失到了中國的經濟循環之外，相當於身體被抽走了血液。 如果說經濟很好習近平感到錢沒處花的時候，大撒幣還沒有傷筋動骨。可現在經濟下滑快要崩潰的時候，又給非洲黑兄弟們大撒幣三千六百多億，這就是在作死呢。身體虛弱的時候去獻血，這不就是在作死嗎？為的就是買回習近平個人的面子，連朋友都算不上。 聯合國秘書長還補刀，說什麼不解決非洲的債務問題就會動亂，那些獨裁者們動亂一下於非洲人民不是更有利嗎？讓中國人民縮衣節食去養活那幫獨裁者，只為了保那個秘書長的官位嗎？原來聯合國就是獨裁者們的俱樂部嗎？好像就是如此墮落。 拿這些錢去解決非洲獨裁者們的燃眉之急，為什麼不可以解決中國的市場不足呢？中國人民的消費一直都被壓縮到符合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消費不足一直都是中國經濟的病根。不可以多建一些醫院，多建一些養老院，多開支一些福利措施嗎？這些也可以消耗一些過剩產能呀。 不能。當然不能。這些惠民措施不是政績。讓老百姓佔了便宜，不符合馬列主義的本質 — 那都是共產黨理解的生產要素，或者說螺絲釘。按照馬列主義理論，生產要素和機器同類概念，還不如奴隸或者牲口，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概念。增加螺絲釘的價格不符合原則，維持最低價格是共產黨和資本家的共同基本原則。 一些國內的學者還在說什麼改革呀開放呀，總想在共產主義專制的圈子裡找出路。這是不可能的。必須要壓低老百姓的消費，必須和外國資本家合作賺取超額的利潤，錢多得沒處花了也不能抬高勞動力的價格。可以到國外去大撒幣，也可以在中國大學裡養活非洲黑學生，就是不能抬高生產要素的價格。這不符合一黨專政的核心利益。 所以共產黨必須壓制國內消費，必然要造成經濟困難，也就必然會走向崩潰，這就是規律。老百姓要想翻身做主人並且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就必須推翻共產黨的一整套體系。在這個體系內改革開放永遠也不會找到出路。即使對於專制利益集團來說，也沒有出路。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自從美國對中國開放了市場和技術轉讓，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了二十多年。財富快速積累號稱世界老二了。怎麼最近經濟快速下滑了？有人說通貨膨脹，物價上升；有人說通貨緊縮，消費不足。這是什麼鬼，太奇怪了。 這兩個說法都對，但是都只說了一部分，不準確。準確的說應該是，財富被浪費了，經濟循環被破壞了，累積到現在才暴露出來。這個浪費不僅僅是大撒幣支援落後國家以及某些發達國家，還因違背市場規律造成的錯誤，積累起來的欠債爆發了。 為了容易理解打個比方。經濟循環就像電的循環一樣，市場的一邊是生產也就是發電機；另一邊是電器也就是消費，電線就是市場。產品和貨幣逆向流動，就像電流和電子逆向流動一樣，把能量傳遞到消費的電器一邊。 貨幣和產品等值，經濟是平衡的，正常的。貨幣多於產品就是通貨膨脹，物價上升，消費過熱。貨幣少於產品就是通貨緊縮，消費不足，商品滯銷。通貨緊縮，商品滯銷，生產必然也要下降，經濟下滑。可是現在中國的經濟在下滑，而物價卻在上漲，通貨膨脹。所以讓學者們蒙圈了，一派說是通貨緊縮了，需要大撒幣凱恩斯主義。老百姓感覺到的卻是通貨膨脹，物價上漲。現實和理論產生了矛盾。 產生矛盾的原因是價值的沉澱。正常平衡狀態是收支相抵；良性循環狀態是一部分消費轉為增加投資，循環得到加速也就是經濟增長。惡性循環正好相反，一部分價值在循環中間沉澱下來，不再加入循環，於是經濟就下滑。一邊通貨膨脹，一邊生產收縮，被解釋為滯漲。 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就是不產生價值的經濟活動過量，太多的價值被沉澱下來。中共不按照市場規律控制經濟活動，按照政治願望安排經濟。除了向外國大撒幣丟失了大量價值不可能回收，而且所謂的基建狂魔和樓堂館所，爛尾工程，豆腐渣工程，更造成大量價值沉澱，沒有回到生產中。 這些的效果加在一起，就是看上去國內生產總值很高，也就是GDP很高，政績很好看，似乎經濟快速發展了。付出去的貨幣量確實大大增長了，可實際消費的商品卻沒有同比例增長。於是一些經濟學家發現通貨膨脹，物價高漲；一些經濟學家發現消費不足，通貨緊縮，生產也同步收縮。 為什麼商品不足反而通貨緊縮呢？這裡有個生產到消費的時間差的問題。在經濟上升時期，商品的預期價格低於流通後的實際價格，銷售後構成合理的利潤。部分額外利潤回到循環中為循環加速，這就是良性循環，經濟增長。 當生產停滯或者下滑的時期，生產者付出的貨幣減少了，流通的貨幣量減少了。商品的預期價格會高於出售後的價格，也就是利潤減少或者是負數。變現為通貨緊縮。大量流通中的價值被沉澱，和經濟下降產生的效果相同。這就是滯漲的現象。也就是一方面通貨膨脹，一方面消費品生產停滯或者下降。類似於電壓下降，燈光昏黃。因為能量在市場中被截流了。 所以中國經濟冰凍三尺的根本原因，就在於計劃經濟類型的控制性市場，非正常地截留了大量的產品，使其丟失於經濟循環之外。因而造成了實際上的經濟收縮，多年積累下來現在爆發，就是滯漲的結果。 解決的方法首先就是恢復正常的自由市場經濟，按照市場規律發展經濟，而不能按照主觀想像操控經濟。然後才可以避免現在的滯漲和經濟下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民主和任何社會體系一樣，都必須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主要內容仍然是經濟理論。馬克思主張共產主義，並為此仔細研究了自古以來的市場經濟體系，並對正反兩方面進行了比較透徹的分析。 這些分析和他的共產主義理想產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個不要市場經濟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夠正常運營；或者你對這個有缺陷的體制修正補充，使其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共產主義運動就在這兒分裂了。 列寧、斯大林等人接過了理想，走上了廢除私有財產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必要條件就是壓制個人願望和自由，分配極不公平，並且降低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在犧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權的情況下，得到的卻是低效率。這和古代的封建農奴制屬於同一個類型。 由於壓制人權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劇。由於低效率的生產，人們逐漸陷入貧困。外部的對比和內部的壓力，迫使這個制度宣布它是一種失敗的實驗。所有實行列寧主義制度的國家，都面臨著徹底的改變。這是過去一百年實驗的最終結果。 另一些接受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的政黨，實行的是對市場經濟體系的修正和補充。他們既接受民主的政治體制並融入其中，又對不令人滿意的市場制度進行修正和補充，使它更適合人類的生存。畢竟人類上萬年來淘汰和篩選出來的經濟體制，有其難以替代的特點，不是靠個人的頭腦就可以想出一個合理的替代品。 這種修正主義的方法，百年來依靠集體談判，社會福利等等手段彌補了市場經濟體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發揮了它符合人性並且有較高生產效率的特點，在制度競賽的一百年里證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歐美髮達國家裡成功地發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 從一百多年前開始，人類社會在理論和實踐上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缺乏人性的，沒有民主的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一個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補補的市場經濟。一個是不斷製造災難的農奴制；一個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現代化制度。中國需要哪一種制度？對深受幾十年苦難的中國人來說，只能選擇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民主的市場經濟制度。 對市場經濟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補補，由誰來主導呢？列寧主義者說由無產階級的政黨來主導。不由自己主導的制度和自己的社會貢獻不掛鉤，人們也就沒有了努力貢獻的動力。而民主制度則是由人們自己選擇的政府來主導，配合市場經濟。你的收入和你的貢獻掛鉤，你也就有了努力貢獻的動力。 所以修修補補的市場經濟，不能由一幫號稱什麼階級的政黨來主導，那他們會首先照顧自己和自己政黨的利益。必須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政黨，按照選民的利益來選擇如何修修補補。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場經濟體制，只能是以民選的民主政治體制來保障。這就是一百年來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處。 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集團，是負責管理國家全面生活的上層。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在馬克思那兒就已經從理論上失敗了。民主的修修補補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將來可以選擇的最好的社會制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談到自由市場經濟，就要談到小政府大社會了。中國人在公元前的漢朝就意識到了官多擾民的規律。英國人在經濟起飛的初期，也意識到官場病的內涵，就是官多製造政府事務，為應付事務就要增加官員數量的惡性循環，給老百姓和社會製造麻煩和負擔。因此從孟德斯鳩那一代的先賢們，就以中國古代為理想模型，提出了學習中國古代的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 官多了就能管理好社會嗎？錯。中國古代每一個王朝初年官員都不多，而且國家派遣的官員只派到縣官一級。那個時候的管理往往是最好的時候。之後冗員逐漸增加，管理逐漸地混亂無效，而開支卻大幅度增加。因此大政府並不代表有效管理。 那麼孟德斯鳩們所羨慕的小政府的訣竅是什麼呢？就是基層自治。按照國家統一的法令，結合地方或者社團的具體情況，自己管理自己是最經濟也最有效的管理模式。美國的民主就起源於地方自治，聯合的自治政體就是美國聯邦。 既然中國古代和西方現代，都可以建立在地方自治的有效管理之下，為什麼還需要一個管到個人和細節的大政府呢？不得不說，這是布爾什維克繼承封建農奴制所創造的社會主義模式，是把人民當作農奴管理的封建模式，是方便建立少數人統治大多數人的專制奴役的模式。 而中國人兩千多年來自由慣了，不適合當農奴，對這種管到個人的模式不願意接受。於是就造成了嚴重的官民對立，地方土皇帝們不僅要管到人們燒煤取暖，還要管到生幾個小孩。為了完成大領導設定的指標，不惜砸爛農民的飯鍋鍊鋼，不惜製造污染完成GDP。最終目標是為了維持專制的絕對權威。 為什麼古代中國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外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接受中國的模式。為什麼美國人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是中國人低人一等弱智嗎？馬匹文人們幫助共產黨製造的這些謠言，的確麻痹了中國人民的智商。一眾愚民真的以為自己是低等種族，不配享受和人家一樣的民主了，真的以為有低人一等的什麼亞洲價值觀了。這些謠言有利於中國共產黨的專制統治。 中國古代的制度進化停滯不前，是因為專制政治管理市場經濟的模式，還能維持，也因為沒有智慧者發明現代民主模式。但在世界已經進化到民主強國的時代，中國的仁人志士們也曾經很快地追趕世界潮流。但共產黨引進了蘇俄式的封建制，打斷了中國制度進化的步伐。使中國倒退回了三千年前周朝的封建社會，並且青出於藍。 所謂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也只是半吊子的進化到了半市場經濟，加上專制政治，而且還帶有蘇俄式的計劃經濟的尾巴。還不如古代王朝時代的全市場經濟加上半專制政治。這就是中國大眾喜歡看古裝劇，羨慕古人的一個心理傾向吧。 所以中國的民主化不是回復古代的制度，也不是滿足於中國共產黨的半吊子改革修修補補。而是要在回復傳統的地方自治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民主制度，保障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也就是要接過上個世紀初建立民主共和的火炬，結束中共專制，再造共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經濟學家們評論共產黨的計劃經濟，但都沒有批評到點子上。計劃經濟就沒有市場嗎？工廠生產出東西還是要到市場上去賣，老百姓消費還是要到市場上去買。計劃經濟也離不開市場這個中介，計劃經濟不是沒有市場。 那麼計劃經濟是個什麼東西呢？它為什麼是個僵化的體系呢？這就要從什麼是經濟，什麼是市場說起。 經濟是人們生產活動的總稱，市場是經濟主體交換產品的中介。人們生產和交換是為了什麼？為了生活。所以，經濟也好，市場也好，都是為了人類的生存而進行的人類活動。 人類是分散複雜的，生產也是靈活隨機的生產活動。每一個主體都有它自己的不同於其它的工作計劃，不可互相代替。市場則是把這各不相同的計劃產生的商品，衡量並連接和交換，以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因此經濟的第一要素就是為了人的生活進行的活動，第二要素就是複雜的活動和產品，要經過市場用相對的標準衡量和交換。 計劃經濟不是沒有市場，而是不按照為人們的生活為目標，卻按照某個上級制定的指標為目標進行生產。第二個特點就是按照指標而不是按照複雜的實際安排生產：沒有市場反聵的信號，只有上級硬性的指標。這就是造成脫離實際，僵化的原因。 計劃和指標錯了嗎？在一個工廠或者農民的生產中，計劃和指標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沒有計劃，工廠沒法生產，沒有計劃，農民會餓死。指標則是人們衡量和比較生產活動效益的工具，沒有這把尺子，人們不知道怎麼做是正確的，怎麼做會造成損失。這都是起碼的常識。 所謂的計劃經濟首先不是為了人們的生活而生產，它是為了完成某些辦公室制定的脫離實際的計劃而生產。通俗地說是為了指標而生產。第二就是它的計劃不可能包括紛繁複雜的經濟現象，只是按照某種想像的標準做出的計劃。它不可能是符合實際的計劃，和現實中的經濟需要必然存在很大的差距。 而所謂中國模式的半市場經濟，並不是市場經濟，仍然還是指標性的計劃經濟。各級政府控制著私營和公營的企業，不是按照市場反饋，而是按照上級定下的指標指導生產。雖然為幫助西方資本賺取額外的利潤，受到西方政府的輸血看上去發展不錯，但中國本身的國內市場沒有正常的發展，一旦停止輸血，被打回到緩慢發展那就是必然現象。 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它反過來要求和保護真實的市場經濟，而不是所謂的半市場經濟，實際仍然是指標性的計劃經濟。民主政治必須把經濟指標當作衡量的標準，而不是當作指導生產的目標。經濟活動的目的永遠只能是為了滿足人們生活的需要，而不是滿足某些機構制定的指標。 民主政治所保障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在合法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場經濟，而不能是為了滿足上級制定的指標，或者數字遊戲。民主國家限制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實行小政府大社會的原則，給所有的經濟實體以最大限度的發展空間。這樣的真正的市場經濟，才能保證正常的發展，才能保證人們從經濟發展中獲得最大的利益。 經濟只能由所有經濟實體自主的，靈活的反映來保證最好的效益。徹底排除指標性的計劃經濟，中國的發展才能走上正軌。而不是富了國內外的資本家，窮了中國的老百姓。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之前一直以為上海是一座市場經濟城市，浦東更是中國唯一的現代化建設引領區，那必定是市場化、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嘛。 抱歉抱歉，誤會了，怪我想當然啦。 一座能禁止網約車到機場接人的城市，跟市場經濟還是有很大差別的；一座下了飛機打不到網約車的機場，叫國際機場也還是有點違和的。 網路圖片 根據上海市道路運輸管理局的規定，從現在起，上海浦東機場禁止一切網約車攬客了。 是啊，早該管管了！ 人還沒出門呢就提前把接機的車子約好了，你還怎麼排隊感受國際大都市的熱情？不像話…… 再說了，如果都去開網約車，連個份子錢都不交，那還怎麼幫領導分憂解難？伐來塞呃…… 還有啊，原本可以讓家人朋友開車60公里來浦東機場接機的，多麼難得的感情陪伴，陌生的網約車司機給得了嗎？不懂事…… 所以說啊，禁止網約車去浦東機場，實在是領導高瞻遠矚、運籌帷幄，溫情脈脈的決定。我給大家盤一盤這麼做的理由與好處。 第一，從宏觀層面來看，上海這一做法能夠向各種市場主體展現有關部門對經濟活動的堅強領導，讓企業特別有安全感，有主心骨。 你想啊，按照這個邏輯，凡是經濟活躍訂單多的領域，有關部門都能把看得見的大手伸過去呵護髮展，都能公平公正地主導國資和民資的利益分配，避免了大家在自由市場中殘酷廝殺。在這樣的地方投資，多麼安心，多麼省心。 網路圖片 第二，站在網約車司機的立場上，上海的規定也幫師傅們減輕了很多負擔。 眾所周知，上海浦東機場離市區鬼死遠，動輒50公里以上，雖然跑一趟掙的錢比較多，但往返一百多公里多辛苦啊，單程一個多小時想撒泡尿都難。而且去機場的高速開得快，對師傅們也不安全。 現在好了，浦東機場的訂單一刀切禁止了，網約車師傅們可以聚集在市區跑更多短途單，原本只能聽到一次到賬100元的聲音，現在可以聽到5次到賬15元的快樂，心情都好了5倍。 什麼？你說搶單的師傅多了接不到5個短途單？那不正好么！可以早點放假回去過年陪老人孩子，領導早都幫大家想好了，就怕師傅們沉迷賺錢不肯陪伴家人，不利於社會和諧。 第三，站在市民的角度來看，禁止了網約車去機場接人，可以讓城市道路更加熱鬧，年味兒更足。 很簡單的道理，不讓網約車去機場，一定會有更多旅客選擇用私家車接送親友，不讓順風車在機場接單，原本可以坐2到3位旅客的一輛車，現在需要2到3輛車來接送。這樣一來，上海的道路交通不就更加熱鬧了么？ 網路圖片 通知特彆強調春運期間要嚴厲禁止，大概就是考慮到過年期間很多車離開上海回鄉下，怕路上車子太少太寂寞吧。 什麼？你說還可以坐地鐵？是啊，領導們肯定想好了，沒有網約車，計程車排隊長，還可以坐地鐵坐機場大巴嘛。 我也覺得是，原本選擇網約車的這些旅客，肯定是因為不知道浦東機場有地鐵，現在政府幫忙做了決定，還能省錢呢。 網路圖片 第四，呃，我一時想不到更多啦，總之太好了！除了領導們辛苦一點，其他各方都很滿意的。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基本常識
當下為什麼許多民營企業感覺很難？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經歷了疫情的影響、國際關係的不確定，以及國內外的各種結構性矛盾。對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而言，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 我們看到，國內各行各業內卷、產能過剩之下，民營企業在積極地布局海外投資，將產業鏈向外延展。同時，受內循環、外循環「兩套皮」的影響，內銷和外貿的隔閡依然存在。 我們看到，民營企業勇於創新，研發投入、人員、項目、專利都在持續增加，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創新投入國家。但是，企業創新的預期成本變得越來越高，專利、新技術轉化為生產力的效率仍有待提高。 我們也看到，在支持民營經濟、提振民營企業信心上，政府、各級部門在今年相繼出台了「31條」、「25條」。同時，一些制度性的壁壘仍然存在。 對於民營企業當前的困境、創新、出路、制度缺口、外資撤離等問題，近日，四位經濟學家——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學術委員會常務副主席黃奇帆，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浙江大學民營經濟研究中心理事長、金融研究院院長史晉川，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一同參與了由澎湃新聞、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以及文匯報文匯講堂聯合舉辦「民營經濟的生存和創新 」研討會，進行了深度的探討。 《財經十一人》根據四位經濟學家的演講、對話，以及專訪內容，梳理出了十個當下市場、企業、資本最為關心的話題： 1.當下為什麼許多民營企業感覺很難？ 2.「內卷」、產能過剩為什麼會在各行各業發生？ 3.民營企業要怎麼去適應這個階段的變化？ 4.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麼？ 5.政府怎樣讓企業有一個切實的安全和信心？ 6.當前如何消解民營企業出身問題帶來的不公平？ 7.現在還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對企業分門別類嗎？ 8.政府和企業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9.對於創新的正確理解，政府、不同類型的企業應該發揮怎麼樣的作用呢？ 10.怎麼看待外資撤離中國大陸？ 當下為什麼許多民營企業感覺很難？ 黃奇帆：實際上是所有的企業，不管你是民營還是國有，包括外資，在中國的企業普遍都會比較困難。這種困難其實有的時候和制度無關，是大家普遍遇到的困難。不要把這一類的困難，變成政府對民營企業歧視產生的困難。 張軍：我覺得從2015年到現在，七八年的時間，中國經濟不斷顯現過去高增長時期留下來的那些問題，這些問題我們可以說是結構性問題。換句話說，還是要還前面欠的債。 中央在2015年的時候就意識到，要讓經濟消化前期的那些東西（問題），中國經濟接下來不可能U型、V型反彈，只可能是L型。而且L型是個階段，不是一兩年就可以過去的。因為中央有這個判斷，所以它在經濟宏觀管理上，就逐步地在減弱經濟刺激的力度，而轉向供給側的改革，整個經濟放緩的趨勢就形成了。 過去五年，我們實際上是處在一個不適應綜合症（的階段），民營企業是最不適應的。所以現在走到哪裡，大家都覺得很難。 劉世錦：中國經濟最近兩年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觸底期。很多企業經營狀況不像以前，生意沒有那麼好做，需求在萎縮，日子比較難過，其實就是個轉型的問題。另外有些過去搞的勞動力密集型，現在可能要搞知識密集型、技術密集型，就是這方面儲備都不夠，整個企業的經營難度是在增加的。 「內卷」、產能過剩 為什麼會在各行各業發生？ 黃奇帆：中央二十大報告里講到一個問題，中國已經進入了以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但是，中國的外循環一套管理和內循環一套管理是兩張皮，出去和進來的制度規則不協調，使得中國的企業做外的做不了內，做內的做不來外，這個本身就喪失了很多產能。這個方面如果不把它打破，那麼我們做內銷的傳統貿易的和做外銷的，會出現同線、不同質、不同標。 下一階段不管搞線上的還是線下的，總之一定要在內外貿易一體化上下功夫，進行制度性的改革。 張軍：這些年我們經濟發展的體制導致任何一個行業，它只要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只要一開放，就會迅速形成過度的進入、過度的投資和過度的產能，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說內卷。 但是，同時我們也有大量的市場被保護起來，沒有向外部開放。比如說現代服務業，這當中有相當的領域實際上是沒有開放的。 民營企業要怎麼去適應這個階段的變化？ 張軍：在這個時候，我們需要有全球的眼光。中國發展到今天，需要有一個更全球化的投資布局，所以中國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那些已經上了規模的，在某些領域當中已經有巨大的競爭力的企業，它需要考慮向海外有更多產能的轉移。 現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東、中東歐、東南亞、拉美，很多企業已經到那邊去布局。浙江有很多老闆就是把自己的廠都搬到東南亞去，再出口到美國。中國向墨西哥的投資，向越南的投資，甚至於向印度的投資，現在都在大幅度增加。二十年以後能夠活得很好的企業，一定是這些國際化的企業。 企業走出去，不要把它理解為是「潤」，我覺得是好事情。中國在這個時候需要把產能大量地布局到海外，這樣才能讓那些高附加值的生產性服務業留在國內。否則的話大家就都擁堵在中國的市場上了。 大國經濟的特徵，能產生多少跨國公司，這也是很重要的經濟發展的表現。將來中國必須要從一個出口導向的經濟，逐步地通過海外直接投資，轉變成一個進口導向的經濟。（這樣）你內部的市場才能起來，你的人民幣才能變成國際貨幣。 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性困境是什麼？ 史晉川：第一，民營企業產權保護方面制度的缺位跟越位是並存的。對行政權力我們缺乏制度性的約束，而我們政府經常以政代法，這方面是存在制度性的越位、認知偏差。 第二，民營企業在近年的發展過程中，制度性的壁壘事實上是存在的。我這裡列了三個方面：1、部分產業領域的准入，實際上是明准實禁的，說是准入，但實際上你是進不去的；2、有些准入的辦理方面，說起來是備案就可以了，但實際上受理很久也不一定通得過；3、招投標的範圍是明廣實窄的。多數跨區准入制度性的分割存在著新舊疊加的問題。本地優先、封閉運作、監管差異等等這樣的一些問題都是存在的。 第三，混合制所有制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制度穿插，這樣的一種制度穿插實際上在很多領域是有名無實的，很難真正的落地。 第四，我們政策的出台、設計、落地、執行，都存在著相應的問題。政府沒有很好地去理解和應對所謂民營企業的新技術、新模式與舊體制的衝突問題。 政府怎樣讓企業有一個切實的安全和信心？ 黃奇帆：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優惠政策，現在出台的二十幾條、三十幾條跟過去十年每一個版本都差不多，是好事情，說明政府對民營企業的態度始終是不變的。 但是最重要的是，在困難的時候要幫民營企業解決具體的問題，比如說它現在債務率很高，壞賬率很高，融資難、融資貴或者其他各種具體問題碰上的時候，真正的幫企業解決具體的困難，使這些企業在困難中發展起來。 劉世錦：在理論上和一些具體措施上應該雙管齊下。我覺得在理論上我們可以做一些探索，第一點還是要明確不論是國企、民企甚至外資企業，都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經濟基礎，這是一視同仁的基礎。 第二點，各類企業都應該強調要發揚企業家的才能和精神，因為這個東西處在一個主導地位，這樣的話企業才會有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 第三點，我覺得對資本屬性，包括資本裡面所有制的屬性，或者它的地位作用，我們現在需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正確的定位。 第四點，不論國企、民企，實際上背後的股權結構將來是多元化、相互融合，這是大勢所趨，這個趨勢還是要推動的。 最後一點，我們能不能打破一些潛規則。像現在項目招標，包括一些行業的進入，一些涉及安全的領域，事實上民營企業進不來。這方面能不能採取一些透明度比較高的政策，讓大家感覺到政府採取的措施確實是給民營企業一個公平的權利。 當前如何消解民營企業出身問題帶來的不公平？ 黃奇帆：我們國家的計劃經濟積累的慣性，有時候對民營企業遇上問題的時候有各種歧視或者不同的國民待遇等等。也正因為這樣，營商環境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准入前國民待遇，各種知識產權或者勞動權利，各方面的平等保護這些事，不管是自由貿易的事還是我們國內營商環境的要求，對所有企業要一視同仁的。 劉世錦：在糾正所有制歧視方面，應該取得實質性進展，要改變行業准入，項目招標，資金獲取，國家安全等方面國企、民企不平等的潛規則。 以此作為營商環境建設的重要內容，形成相關行政監察社會監督法律訴訟等制度，允許和鼓勵平台企業特別是大型科技骨幹企業，大膽投資積極創新，參與國家重點項目建設，實現常態化，負面清單為主的管理。 史晉川：我們要改善民營企業的立法環境，我是主張在憲法上要淡化那種不同所有制企業的經濟成分的表述的差異性。要營造民營企業發展的輿論環境，我覺得應該讓他們（民營企業家）發聲，他們的發聲也是民營企業發展輿論環境的一個必要和有益的組成部分。 現在還需要按照所有制出身對企業分門別類嗎？ 劉世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成熟，不同所有制資本股權多元化和相互融合成為常態，比如大型央企境外上市，有大量的海外個人和機構投資者，而民營企業的股東中也不乏直接或間接的國有股東。現在我們要找到純粹的國企或者民企越來越困難。那麼按照所有制出身劃定企業性質和類別（的做法）就越來越遠離企業和市場的實際。 我們建議不再區分國企、民企，而是按照企業的規模、技術、就業等特點進行分類，並出台相應政策，同時對投資者按照所有制分類，企業就不要分類了。 史晉川：為什麼有那麼多民營企業發展起來了？我們的溫州模式，這些看起來都不是公有制，它促進了生產力，發展了生產力。我們要淡化公有、非公有，我們去看所有制，只要看一條，你這個所有制是促進生產力發展還是阻礙生產力發展。 張軍：大多數的行業我個人覺得沒有必要國營。大家都放到市場上公平競爭，理論上說只要大家可以做到公平競爭，無所謂誰是所有者。我覺得在中國的場景當中，國有企業跟民營企業的問題，其實就是國有企業沒有市場化。只要市場化了，它就要在市場上生存，國家不需要像對待公益事業那樣去對待它。我覺得對國有企業，我們真的要跳出現有的認識。它就是一個企業，只不過是有政府的投資。 政府和企業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係？ 劉世錦：前一段時間的討論，對企業投資設立紅綠燈的問題。紅綠燈是前段時間引導、規範資本行為的通俗說法，其實設紅燈的典型辦法就是設置負面清單，就是什麼事情不能做，底線在哪裡，你都講清楚。那麼設綠燈到底怎麼設，我們說一定要設的話，它也是提出大的方向和目標，同時也要防止回到政府讓幹什麼才能幹什麼的老路。 在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的問題上，通常政府並不比企業更聰明，更了解市場情況，也不會承擔決策失誤。這些年並不少見的情況是政府倡導的（行業），企業往往是一哄而上，資源錯配，產能嚴重過剩。更要緊的是，創新是做以前沒有做過的事情，你想咱們有關部門批准一個以前都沒做過的事情，我覺得這個對它的要求也過高，實際上他批了可能也不一定要負責任。 但是如果你一定要批，實際上創新的大門也就關上了。所以還是要擺正政府和企業的關係，政府可以剔除負面清單，也可以對產業發展的現狀和走勢提供有價值的信息，在此前提下，把選擇權還是交給企業和市場，這樣的話才能推動創新和增長潛能的充分發揮。 對於創新的正確理解政府、不同類型的企業應該發揮怎麼樣的作用呢？ 黃奇帆：我們的確技術創新有進步，現在我們國家GDP中的研發投入去年已經到了2.7%，差不多有3萬多億，已經是世界第二大創新投入國家。但是我們的缺點在，科研成果怎麼轉變為生產力。我們有技術進步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創新發明一等獎、二等獎、三等獎，每年有上萬人獲獎，10年下來這上萬人有多少變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好像沒有。 我們國家現在對轉化的知識產權沒有明確，沒有法規，我幫你轉化我能拿到什麼？在這個意義上講轉化率低，這是我們現在的一個短板，獨角獸各方面也跟著少了。 史晉川：民營企業的創新，有技術創新、商業模式創新，也有體制創新，我們要梳理好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從政府的角度來說，我們特別是要處理好商業模式創新跟體制創新的關係。 比方說移動支付，它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突破了原來政府對金融領域的管制，進到金融領域去了。企業利用最新的技術，包括移動互聯網技術來做商業模式創新的時候，是很容易會觸碰到這個領域原來的體制、機制的。在這種情況下，政府怎麼去正確的看待這件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 張軍：這個市場上有很多的產業，它的技術需要長期的、大規模的研發投入。比如說醫藥行業，像輝瑞、諾華等等，它需要大量的研發投入，都是幾百億美金每年，這個我們不可能做得到。 第一，你要有足夠的盈利能力來支撐，這意味著你的研發專利要能夠受到特別好的保護，你才有可能在若干年裡去壟斷這個市場，從而你的盈利足夠大，才可能支撐你未來在這個領域當中持續的投入。 另外，這類的創新它需要「耐心資本」。中國國有的資本是最不耐心的，它不可能去支持這一類的，還得靠民營企業。民營企業才有可能真正的成為耐心資本，它積累的資本可以看到三代、四代。 怎麼看待外資撤離中國大陸？ 張軍：已經在中國深耕十年、二十年、更長時間的這些外資，總體上沒有大量的撤出，相反他們還在增加對中國的投資。由於國內的本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發展壯大，成了外資企業在華的競爭對手，有一些（外資）在戰略上就要考慮離開中國，尋找新的目的地。他們離開的時候，碰巧是中國經濟疫情三年遭遇了寒冬，所以可能加快了他們的決策。 即便我們整個固定資產投資當中最好的時候，外資的份額也不超過10%，相對比例還是很低的。外資它有一種技術擴散的重要性，它的技術比國內的先進，它跟中國企業合資合作以後，對中國企業的成長是有幫助，但這個階段總體上也過去了。 但是中國需要外資嗎？我認為需要。我覺得在吸引外資上面，要把重心放到生產性服務業。中國製造業現在需要往外走，但是在高端的現代服務業中，是需要引進來，比如說醫療、養老這些產業，發達國家積累的比我們長，在這些領域當中有很好的管理經驗，有很好的模式，這些東西我們要有經驗。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財經十一人
編按：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簡稱二十大），被稱為習近平終身擔任中國領導人的加冕典禮，是中國權力劇場的一個關鍵事件。國立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別邀請史丹佛大學吳國光教授剖析二十大。他將制度置於歷史中，從三個層次進行解析：梳理中共黨代會職能及運作的歷史與制度，二十大的特殊意義，二十大對中國下一步制度變遷的涵義。 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簡稱黨代會）具有三大職能：確定黨綱、修改或制定黨章、決定中共最高領導層。然而，這三大職能實際上僅為形式，首先，中共向來是「不守自己規矩的黨」，自毛時期起至今，黨綱或黨章從未在下一次黨代會召開前貫徹始終，其約束性很小，而且修改與否並無實質影響。再者，無論黨綱或黨章都是在任領導人操控下的產物。由此看來，領導人的產生及權力再分配，似乎才是黨代會核心。吳國光在《權力的劇場：中共黨代會的制度運作》一書中對此有詳細的分析（2018，中文大學出版社）。 黨代會是自我授權的橡皮圖章 眾所皆知，黨代會也無法決定權力再分配，只是為高層在會前決定好的方案背書。更具體地說，中共是以拿在手裡的圖章「自己給自己蓋印」。就此而言，黨代會一如吳國光著作中所稱的「權力的劇場」。 權力再分配方案如何產生？吳國光直言，中國共產黨無論如何宣稱為「人民的政黨」，權力再分配都是在極小的暗室中決定，絕大多數的黨代會代表如同你我，都無從確知內容，更遑論參與分配。那麼，當權者何以讓數千人之黨代會乖乖接受其權力再分配方案？此即《權力的劇場》一書中所特彆強調的，以「制度操控」創造的正當性幻象。 中共操控制度的歷史可以分成五個階段。階段一：1921年的一大至1928年的六大，此時期黨章、黨綱及領導人，都來自蘇聯共產國際，因此沒有所謂的操控。 階段二：1935年毛澤東掌權至1977年華國鋒召開的十一大。此時期毛澤東發展出一套「操控技術」，使黨代會代表接受「由在任領導人制定且既定權力分配方案」，而1976年毛澤東逝世後，權力繼承者華國鋒在1977年仍依此召開十一大。操控技術，稍後論及二十大時將會提及。 階段三：1982年的十二大及1987年的十三大。1980年代毛澤東後的變革時期，黨魁胡耀邦及趙紫陽曾經想推進黨代會代表的自主性，進行「有限的競爭性選舉」，或中國所稱的「差額選舉」。 注更多因此這兩次黨代會都出現了「雖高層既定權力分配方案總體被接受、然而卻有個別人選被否決」的意外。此階段黨代會代表的政治自主性及自主意識確實提高，先前所制定的政治改革措施，可說是提供了黨代會代表表達政治自主的機會。 階段四：1992年的十四大至2012年的十八大。自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後，黨代會名義上並未取消差額選舉，卻一步步發展並完善反制措施，得以確保「將進入下屆中央政治局及以上層級的人選」當選中央委員。換言之，原先「候選人數大於應選人數的差額選舉制度」不再具有實質意義。 階段五：2017年的十九大至今。 二十大的特殊之處 《權力的劇場》的英文版China’s Party Congress: Power, Legitimacy, and Institutional Manipulation一書於2014年底完稿，內容涵蓋一大至十八大，而中譯本出版前，出版社希望能補充分析十九大，因此吳國光於2017年底完成增訂版的文稿。吳國光當時即認為，中共十九大可能開啟中共制度操控的「第五階段」，隨著2022年10月16日召開的二十大落幕，吳國光認為支持了此觀點。簡言之，這個新階段回到階段二的情況。何以如此？吳國光以中共二十大的三個關鍵問題來說明。 第二，習近平能否如其所願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吳國光指出，十九大有15名新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其中至少有10位可確定為習近平親信，另5人中，有2人馬屁拍得最響，包括曾言「忠誠不絕對，就是絕對不忠誠」，將個人崇拜推至新高度的李鴻忠、陳全國。而當時政治局常委會中李克強和汪洋二人和習素無淵源，若再加入僅短暫於上海和習有共事關係的韓正，以及另外拉入的趙樂際及王滬寧，整體而言常委會並不合習意。 因此十九大既已大致掌控中央政治局人事，二十大的目標必然是政治局常委。只是眾人都低估了習近平操控二十大人事的能力，並未預期他會逼退李克強和汪洋二人，並組成當前的常委班子，其中亦包括總理人選。自毛澤東晚年起，接班問題都是歷屆黨代會最重要的議題。1990年代起，更進一步實現接班部分制度化。那麼，習近平是否會進行接班安排？吳國光認為，習不僅要做第三任期，更要做到死。既然如此，可見的未來不會將接班問題提至常委中。 第三，習近平如何達成人事掌控？總體而言，習近平已經在二十大達成人事掌控。他是如何做到的？除了以反腐等為手段進行政治清洗，並且掌握槍杆子、刀把子外，習時期「靠共產黨起家」的高層政治菁英，對黨體制的依賴，使他們消極上不敢以下犯上，積極上造反的成本過高，皆為重要因素。對照之下，毛時期共產黨靠許多政治菁英起家，因此可各據山頭。 此外，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歷史時期有限民主改革的「反攻倒算」（倒退、走回頭路的意思），使軍隊事務集中於黨最高領導人，再加上中共體制依靠「暴力」掌握遊戲規則的本質，都為習近平奠定二十大權力再分配的制度基礎。簡單來說，毛時期是「暴力+大腦」，鄧時期是「暴力+腸胃」，習時期則是「暴力+暴力」（也就是不斷升級的暴力控制）。 被閹割的市場經濟 吳國光認為，二十大後將開啟經濟改革的倒退。習近平除延續第四歷史時期對第三階段政治改革倒退之外，第四階段的「經濟改革」也會走倒退路，例如，採取「被閹割了靈魂」的市場經濟，但仍不會全盤走回計劃經濟。為何如此判斷？因為第四階段對第三階段的「反攻倒算」，並未取消名義上的政治改革措施，而是做實質閹割。因此，市場的靈魂為依法制進行經濟之「自由競爭」。「被閹割」意指二十大後一段時間內，中共將採取「國家化」、「計畫化」市場，經濟決策能力將被上收、經濟法制能力將被掏空，形成「大鳥籠制」，也就是陳雲所提的「鳥籠制」：不能不讓鳥兒飛，但也不能放出去飛，而是要有個範圍（鳥籠）讓鳥兒飛。 至於對外關係方面，將如何變化？中共會將姿態放軟嗎？會採取兩手策略嗎？吳國光判斷，中共並不樂意和國際脫鉤，而是希望在自身主導權下，保留和國際間的來往。以前幾年中美經濟脫鉤情況看來，習近平一方面希望從過往掌握美中經濟的中共政治菁英手中拿回權力；另一方面在國際上藉由脫鉤，威脅美國分散之資本，使美國資本進一步威脅美國政權，最終掌握美中經濟主動權。從二十大結束至今，已可見到中國向美國資本伸出橄欖枝，試圖影響美國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權，這種「兩手策略」一向為中共所慣用。 吳介民提醒，中國當然不願意切斷和國際聯繫，而為了確保獲取半導體技術等技術更需與發達國家維持經貿關係，但美國已注意到這一點，並採取圍堵措施。因此，他同意吳國光所說的，中共一向藉由影響美國矽谷及華爾街資本，進而影響美國政治的手法，但美國未來對中國高科技抵制將執行至何種程度仍需密切注意，因此認為美中對抗戰線仍懸而未決，。吳介民也指出，若是美國「鐵了心」持續執行抵制中國高科技，對中國未來總體國力將極為不利。 中國不願切斷與全球經濟關係 應如何理解二十大後看到習近平強調對外開放、西方合作？吳國光指出，仍要記得「他手裡拿著刀子」，中國共產黨最擅長的就是「一面向你微笑、一面將刀子捅進你的心臟」，生活於美國或民主國家者必須特別注意。他也補充道，二十大人事安排中可見習近平對科技的重視，例如，至少有4至5名純粹「軍工幫」背景者進入政治局。此雖體現習近平重視軍工管理經驗，但軍工國防發展並不講究成本，而科技發展講求創意，因此「新型舉國體制」或「軍工舉國體制」恐仍無法解決中國經濟發展的困境。引入華裔科學家可能在3至5年內不會改變，但長期而言，在技術持續進步下，中國和世界的科技發展距離將擴大。 對於吳國光的「二十大為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結束」論點，吳介民表示同意並補充指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必須有「內外環境的搭配」，除了對內放權（無論水平或垂直之放權），對外搭上經濟全球化的順風車，是中國經濟崛起的背景。從1980年代開始，美國對中國開放其國內消費品市場，正是中國成為世界工廠的重要基礎。然而，習時代在資本過度積累下，採取與西方模式漸進改革相反的路徑，反而採取更集中國家資本、大規模推動「中國製造2025」及「一帶一路」等政策，試圖以更大力道推動發展主義式國家政策。 對此，吳國光提醒，即便由外部看來是黨國資本主義，仍應注意黨、國之間的張力，而黨國與資本主義間的張力更大，這也是習近平特別關注之處，從中國官方嚴詞批判逆全球化現象，可窺知一二。至於隨著中國經濟體量漸增、挑戰美國霸權動機增強，吳國光認為中國已公開在第三世界國家及美國盟國範圍中發展其「全球化」，因此被批評於非洲等地推行殖民主義。吳介民補充認為，中國試圖藉此重新劃定世界勢力範圍的界線，並以「將勢力範圍擴展至中國本土之外」的「擴大版自力更生」，來描繪中國目前的經濟總戰略。 ▍聽眾提問 後疫情之開放困境？ 清華大學社會所陶逸駿提到，COVID-19疫情下中國除發展出諸如核酸疫苗等疫情經濟之外，更擴大許多和體制存在依附關係之群體，加上難以放開的困境，中國未來將如何運轉？吳國光首先回應，無法忽略疫情運作背後可能存在安全及社會控制等考量，若確實如此，那麼猜測控制體制完備即為放開之時。其次，習近平採取「底線思維」，意即以最差情況為準備，在此基礎上「能多得即多得」，包括安全在內為其底線，「關鍵技術要攥在自己手裡」等則為體現，從這個面向更能理解習近平的行事方式。 對於陶逸駿提出中共似乎不容易再以兩手策略回應包括台資或外資的情況，吳介民說明，過去採取一定開放程度的「尋租模式」，然而目前中國整體發展前景不佳，「租金鏈」已經重組。若以習近平上台後廣東要求包括台商在內的外資補繳社保、公積金等作為來看，原有租金鏈的分配機制已不再適用，此部分仍應密切觀察。吳介民在回應線上提問時補充說明，在勞力密集產業上，中國技術已有所發展，因而限縮了傳產台商的發展空間，身為台灣人的「身分資本」也已大江東去，近年中國對台商的需求著重於半導體產業上，希望藉此提供短期優厚誘餌，吸引更多技術及人才。 吳國光則點出，目前仍有看好中國前景，以及因為進入中國的競爭者減少，因此選擇進入中國的「冒險家」群體。然而，若從日本於國際間因為天安門事件制裁中國時趁勢進入中國市場的結果來看，整體而言，日本並未因此獲利或改善中日關係。吳介民對於逆向操作、大賺機會財的情形也有類似觀察，至於未來該怎麼辦？他建議台資應謹慎思考出路。 習家軍的限制與危機？ 線上參與者提問習家軍掌權後可能的危機是什麼？吳國光指出，習家軍已將胡江人馬趕盡殺絕或邊緣化，並且全面掌握高層領導權，然而「壯大的隊伍就會繼續分化」，是習家軍下一步可能的發展。其中包括彭麗媛、陳希、蔡奇等人都有明顯影響力，若李強入主後，亦可能於國務院再組建一批隊伍。吳國光認為，此一分化可能是習近平所樂見的，因為各自和習有聯繫渠道，就可於內部進行相互監控。未來五年可預期幹部年輕化、各派系迅速崛起，到了習近平第四或第五任期後，權力再分配的競爭將會更明顯。 習近平之意識形態工作？ 陽明交大戴瑜慧提問習近平如何看待並執行意識形態工作？吳國光認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體系正持續退化，因此習近平所講的意識形態實際上僅是透過放大資本主義弊端，以維護共產黨於中國的合法性。然而，包括香港在內，中國近年各大學及以下各級學校學生開始學習「習概」，即習近平思想概論，長期而言前景令人擔憂。陶逸駿以過去在和中國師生交往經驗中發現學生熟稔運用「毛概」話語等情況補充說明，確實不能低估學習「習概」等政治課於未來可能產生的效果。 另外關於「中國對外宣傳大布局」，吳國光指出，主要是以海外的中國人及有意到中國做生意的洋人為對象，但隨著海外中國人老去，而接受西方教育第二代較不接受，加上中國經濟問題增加、財力減少，整體而言效果將會降低。 結語 本次的演講雖然是「里外前後」，吳國光提出，「里」你我都無法見得、「外」處處都有、「後」大家較為關注，但做學術研究僅能從「前」中得到分析思路。吳國光在演講中對黨代會制度進行梳理，並以此分析二十大及其後可能制度變革。與談人吳介民則從產業面切入觀察與對話，呈現中國二十大後可能的發展及可持續關注點。這些觀點，都為身處「新柏林圍牆」另一側的我們，提供了理解中共體制、領導人及其他相關行動者的思考角度。 （*本文整理自2022年11月22日線上演講。吳國光是斯坦福大學中國經濟與制度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吳介民是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陶逸駿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羅琪玟是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生。本場演講由陶逸駿策劃和主持，羅琪玟整理演講稿。）
上周日，中共中央發布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書，引起市場緊張。有分析認為，這是中國計劃經濟回歸的信號，將勢必導致人為災難。但也有分析認為，這類意見書是習近平主導下，「刷存在感」的無用文件。究竟這個「統一大市場」，會給中國百姓的生活帶來什麼影響呢？ “統一大市場”意見發布 4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下簡稱《意見》）。 《意見》要求加快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打破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促進商品要素資源在更大範圍內暢通流動，加快建設高效規範、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 《意見》提到的所謂五個「統一」，包括強化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推進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打造統一的要素和資源市場、推進商品和服務市場高水平統一、推進市場監管公平統一；以及一個「打破」 ，以此規範不當市場競爭、市場干預行為。 雖然中共官方的宣傳文章寫道，這是「又一利好市場經濟發展的重磅意見」，不過周一市場的反應卻是相反。截至11日股市收盤，滬指下跌2.61%，深證成指下跌3.67%，創業板指下跌4.2%、盤中更跌至2020年7月以來新低。 中國獨立學者榮劍在推特上評論指出，股市大跌反映的是在現行政策下，「越來越多的人選擇用腳投票」。 前中共中央黨校教授蔡霞也評論問，市場經濟是法治保障、公平競爭的自由經濟，所謂「統一」大市場，「統一」什麼？誰來統一？怎麼統一？蔡霞表示，這份文件「從頭到尾充滿強權意志話語。看看他們對孫大午企業的公然搶劫，他們對孫大午的公開迫害，就知道他們要幹什麼。」 “計劃經濟”的掛羊頭賣狗肉 一些中國經濟的觀察人士則認為，這份《意見》顯示中國又要走回計劃經濟的老路。 「《意見》表面上說要打通障礙，讓市場形成一體，但(《意見》)裡面的概念我覺得跟計劃經濟還是一樣的。 」在美國紐約的中國經濟學者秦鵬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他觀察到，《意見》中多次強調利用大數據、科技、人工智慧的作用，「計劃經濟的概念就是假設生產和消費之間有一隻萬能的手、超級智慧的大腦，幫著去協調這件事，但後來證明失敗了。現在看起來因為人工智慧、 大數據發展，這些人覺得自己又有這個本事(去控制市場)了。 這裡面存在一個問題，誰去協調這個東西？人是有缺陷的，特別在中共體制下，人的缺陷會被放大，還會加入太多政治因素，最後統一大市場就會成為笑話。」 主持財經頻道的自媒體人「財經冷眼」說，中國政府所謂的統一大市場就是要在全國實施無差別的計劃經濟，一切準則由「中央說了算」。「人流、物流、資金，全部是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市場價格、商品供給、配給渠道都要壟斷，這才是統一大市場的真正目的。」 「財經冷眼」告訴自由亞洲電台。 上海的教訓: 市場失靈導致商品短缺 「財經冷眼」提到，六十年前，中共的「統一市場」計劃導致了大饑荒的發生；他擔憂，此次的統一市場將導致更大的人為災難：商品短缺、民營企業失去生存空間。 「 歷來政府就算再強大，你不可能滿足每個市場主體的需求，政府統一配給，沒有市場價格的信號，價格就失靈了， 最後導致市場的供應肯定是短缺。」他以目前上海的情況為例，「平時大家買什麼東西，物流暢通，現在把大家封起來，政府統一配給，結果配給的東西不夠大家用，市場就失靈了。可以理解(上海的狀況)就是大統一市場，所有的物資、渠道都是政府審批、搞成短缺、大家餓肚子。所以政府不是萬能的，中國政府再強大也取代不了市場，你不能逆天而行。」 中國歐盟商會4月11日表示，已致函中國國務院和副總理胡春華，說明中國對新冠疫情的控制措施如何擾亂歐洲公司在華運營，更導致物流及生產陷入半癱瘓狀態。 秦鵬說，利用大數據、利用中央控制的「統一大市場」理論，表面看起來有價值，但實際非常脆弱。以疫情發生為例，當局的分配機制一定是先照顧國企、相關單位，「我們看到，今天在上海蔬菜的短缺，政府也在去協調數據、協調大統一市場，協調誰缺什麼、怎麼分配。可是你發現，這個東西是靠不住的。當這些事發生，大數據肯定是報廢的，你不知道哪天一個政治腦袋進來就把整個事砸爛了。 」 中央廣發《意見》 刷存在感? 「全國統一大市場」，最早是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於去年12月17日提出的。當時，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23次會議，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習近平稱，中國迫切需要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建立全國統一的市場制度規則；他並要求提高政府監管效能。 旅居美國的資深財經媒體人王劍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外界對這份《意見》不必緊張，這是習近平「刷存在感」的一份價值不高的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出過很多這樣的文件，這是習近平上台以後喜歡搞的權謀，把有行政權的國務院壓著，一起來發文件來刷存在感。完全沒有配套政策原則，這顯然不是在辦事，這是宣示他的權力，深怕別人不知道，想表示雖然國務院有行政權， 但我有領導權 ，我比他大，宣示一下這件事情我是能夠說話、我來定、你們得聽我的，就這個意思。」 王劍提到，若真要解決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就應該有相關配套，具體列出政府職能、行業規範等各種細節辦法，「不出規範，卻光出這種《意見》沒有意義。」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