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年是八九六四35周年。对现代中国来说，这个日子既是光荣的，也是黑暗的。“光荣”指的是，自中共全国建政后，乃至中国近代开埠以来，还没有一场群众的反抗运动像六四一样，涉及范围如此之广，参与者如此之众，特别在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抗议当局的学生如此之多，反抗行动如此之坚定；“黑暗”指的是，与此同时，也从来没有看到，号称“人民”政权的中共，在这一天撕下了其伪装，命令它的军队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开创，酿成了屠杀事件，赤裸裸显露出法西斯的本质，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35年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很短，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的历史来算，已经相当长了，而如果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则更长。当年参与六四抗议的大多数学生，如今都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从一个血气方刚、指点江山的青春少年，变成了肩负家庭重责、为生活而奔波的父母。对一些人来说，也许没有了当年的反抗意志，只想过平凡生活；对另一些人来说，当年改变中国的梦想仍然还在，并矢志不渝地追求。不管当时的参与者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必须面对一个冷酷事实：中共政权并未如六四之后一段时期许多人预测的那样，撑不过几年，它至今看上去，仍然牢牢控制国家，似乎没有垮台的迹象。一些人由此不看好中共会被反对它的力量打败。 尽管如此，随着中国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内部矛盾越来越尖锐，尤其是美中全面对抗的加剧，中共又到了一个危机的历史时刻。这再次给了人们反抗的信心和勇气，反对清零的白纸抗议运动就是一个代表。在很多人看来，别看当局全副武装，张牙舞爪到极点，那不过是纸老虎，没什么可怕的；或者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只要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不断加码，中国经济就好不了，经济衰败，国内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和士气就将愈加低落，包括精英阶层在内，对当局的不满只会更加强烈，任何一个当局无法把控的不测事件都会导致政权内部分裂，从而推翻中共指日可待。 前一种看法有些太悲观。中共确实藉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在统治人民、掌控政权方面，增加了很多工具，尤其在高科技监控人民这点上，已经做到炉火纯青了。但要看到，正如中共自己经常强调的，决定政权是否垮台的根本，是人心向背，是否得到人民支持。如果一个政权，已经丧失了民心，纵使物质再强大和手段工具再先进，也是挽救不了衰败的命运。从这个角度看，中共的垮台是个大概率事情。 后一种看法又有些太乐观。虽然中国目前遭遇到了很多困难，当局面临着内忧外患局面，但中国是否崛起到顶，国际学界其实是有着争议的。另外，中共手中掌控的资源和工具，在维护政权，打击反对它的力量这点上，还是不能小觑。加之中国的规模和人口，以及当局在应对美国围堵所激起的民族主义护身符，如果没有内部民意的普遍觉醒并付诸于行动，把希望寄托在外部，以为中共真的像个稻草人，一戳就倒，也有点一厢情愿。 事情或许在两者之间，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太乐观，在从事针对中共的反对运动中，用得着中共常说的一句话，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也就是，在战略上，有中共必被垮台的信心和信念，否则，反抗运动作为一项事业就没有意义；但在具体的反抗运动的战术和步骤上，要把中共作为一只真老虎看待，正视它目前看似还很强大的事实，也正视中国目前复杂的现实以及反对运动相对还弱小的状况，不能急于求成，要一步一步来，积小成多，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 当然，也需要看到，目前这种海内外联动局面，在六四35年来，的确是一个从事反抗中共运动的好时机，甚至称之为“天赐良机”也未尝不可。就此而言，信心上乐观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尤其对海外反对运动来说，必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创出一种新的反对中共的局面。至于国内，鉴于当局铁桶一般的维稳，使得有规模的反抗几无可能，只能呈现为零散的、个体的抗争，包括一些泄愤事件，从这个角度说，目前有利时机还不能转化为现实可操作的反抗运动，所以暂时还不能寄以太大希望。 在这个过程中，六四可以给海外反对运动提供一个好的精神资源。 提炼六四精神用以动员大众 在过去的35年，海内外对六四的反思和检讨，基本聚焦于当时运动的领导者策略运用得当与否的问题。反思者经常在以下问题上进行争论：在强硬派愿意谈判的时候，是否应该见好就收；是否要把主要矛头对准邓小平；是否要听从学生中激进声音的主张，以及是否真的对中国国情有了解等，这些争议当然都是必要的，理性的检讨有助于下一次大的社会运动来临后，避免重蹈过去的失误。但是，在对六四本身检讨的同时，如何将六四化为激励人们抗争的勇气，化为反对中共的群众运动的精神资源和符号，或许是当下海外反对运动在纪念六四，反思六四更要紧的课题。 中国社会包括党内虽然对当局的不满日渐增多，尤其对高居庙堂之上的最高领导人几乎完全失去了信心，然而，基于各种考量，特别是人身和财产安全的考量，以及对当局残酷镇压的恐惧，敢公开反抗的人还是少之又少，这不能怪大众的利己主义，毕竟在一个专制社会，敢以身试法，挑战专制政权，舍身取义的人在过去每个时代并不很多，更何况在今天所谓的新时代。在压制异端和镇压反抗力量这点上，新时代是集过去各个专制旧时代之大成，早就将社会的维权力量和党内的异议之声扑杀掉了，并对社会进行无死角的监控，个体要去对抗一个组织化和体系化的专政怪兽，确如飞蛾扑火，代价太高。所以，无论是基于害怕还是理性的算计，一个原子化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不太可能把对政权的不满和反抗的意志公开化为反抗的行动，充其量是把这种反抗局限在与政治无关的维权领域。这就是中国目前的现实。 海外反对运动理应认识到这点，但这当然不是说，在这种现实面前，就只能徒呼奈何。海外反对运动可以做的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工具，进行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动员，积蓄力量，让海内外民众尤其对当局不满的人意识到，造成中国百年危局的，正是这个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的政权，只要这个政权不回归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存在一天，就会将你我带入险境，想岁月静好，不关心政治，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从而使人民打破对当权者的幻想，为大变局的到来做好思想乃至组织的准备。 简言之，海外反对运动要做的事情，是在动员中让人民认清中共的本质和新时代的荒诞性，六四在这方面是个很好的精神资源。因为中共对六四的屠杀最无情地显示它的残暴性和反人类性。有了第一次也许就有第二次，但是在对中共特别是现政权的认识上，并非很多人都有这种认识，不少人甚至认为，正因为有了中共对学生运动的戒严和开枪，才保得中国的稳定，从而有了之后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才坐二望一，成为敢和美国叫板的全球大国。这是屠杀之“功”。此种糊涂认识弱化了人们的反抗意识，助长了中共专政。海外反对运动必须对此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对六四的价值和精神，用简单明了、直指人心，和富有感染性的话进行提炼，以作为动员海内外大众的口号。 在笔者看来，六四是一场热血学生真正为国家前途命运着想、反抗中共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体现了学生大无畏和可贵的对专制政权不服从、不合作的现代公民意识。中国的历史如鲁迅先生所说，是只有做稳了奴才和做奴才不得的两种情形。做奴才而不得就造反，但造反是为赶走一个鸟皇帝自己做皇帝，因此中国的历史是周而复始不断循环，社会也就在这种循环中越来越精神萎顿。晚清和民国因为有民族的救亡存图，在西学东渐、图强变革之下，社会一度思想开化，各种主义流行，涤荡了旧时代的腐朽气息。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共一统江山后，带来了比过去更严酷的专制，直至六四学生运动的爆发。它是一个思想全新的反对运动，本来是可以把中国带入自由民主的真正的新时代，可惜被中共的屠杀扼杀了。 海外反对运动应该将六四反抗专制统治的公民不服从和不合作的精神揭橥出来，让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成为在心里反抗当局的最响亮口号。这是一个播种的过程。 谨以此篇，纪念六四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在当代中国，发生过两次天安门事件。恢复天安门事件的历史真相，第一次已经引起中国历史的大变革。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现在的中国，将面临第二次大变革，这是超过第一次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这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恢复历史真相的直接结果。 历史发展有一种不可抗拒性，用人为办法抵挡一种大趋势，这种趋势将更强烈。 决定人类历史走向的两种因素 在人类产生以前，自然界的各种变化只有一种因素起作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动物行为也是自然力量。人类历史，则是由两种力量起作用，这就是自然力量和人为力量。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行为，是改变自然力方向的行为，一个人或一些人，特别是掌握巨大权力和影响力的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类历史的走向。16世纪欧洲的新教革命，是马丁·路德一个人发起的。缔造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是一个人想出、41人签名提出的。共产主义在19世纪的传播，出自马克思、恩格斯两人，邓小平通过六四埋葬了共产主义。宫廷政治中的嫉妒、怨恨也会改变历史的方向。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与江青嫉妒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无限风光密切相关。 人类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之间有一条根本的分界线，这就是理性可以发现自然规律，使人掌握和控制自然力，理性计算的利益决定人的行为，而情感形成的信仰、信念，决定行为的方向。科学包含人类最高的理性，宗教反映人类最深的情感。 在一国政治和全球政治中，地缘政治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是自然的力量，在政治圈中，一个人怕另一个人，这也是自然力量，而国家的军力 、国家首脑人物的决策都是人为力量。 恢复历史真相的重要性 一个国家历史，如果有一个关系到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在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当权者竭尽全力要掩盖真相，正义就会受到压制。正义的力量是一种自然力量，对正义长年累月的压制，会使正义爆发出更大的力量。 1976年和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一是有几百万人参加，规模巨大，历时数十天，最后都以暴力镇压收场。在现代民主国家，出现这样大规模的和平抗议运动，最后结果一般造成政府权力的更迭或个别当权者的下台。局部的暴力可能发生，但不会发生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机枪、坦克，屠杀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这样的事件。1989年北京六四大屠杀的惨烈场面，通过电视传遍了全世界，受到了全世界人民和大多数国家政府的声讨和谴责，这是正义的力量，这一力量，是一种不可改变、不可动摇、不可抗拒的力量，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全球的衰亡，造成了东欧许多国家共产党政权的垮台、苏联大帝国的解体，正是这一力量，造成了二十世纪全球政治气候根本性的改变，二十一世纪虽然有局部的战争和革命，但历史的大方向已经改变，成了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的世纪。 天安门事件的三大组成部分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有三大组成部分，一是天安门学生运动，二是中南海宫廷政治，三是六四事件。 恢复历史真相也有三点：一是要否定《人民日报》4·26社论，天安门学生运动不是动乱，而是几百万人参加的、空前规模的、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 第二是恢复当时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在政治上，一个人怕另一个人，在发生冲突时，前一个人就会面临失败。这是一种无法改变的自然力量。邓小平怕毛泽东，而赵紫阳怕邓小平。赵紫阳是一个好总理，在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在5月16日前，曾经做了大量工作，赵紫阳提出“在民主与法制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邓小平在北京戒严，都是正确的。但在5月16日这一天，1976年天安门事件的记忆，赵紫阳对邓小平的惧怕，使赵紫阳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他本来可以召开政治局会议、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会，可以作出其他选择，但他与戈尔巴乔夫谈话，向全中国和全世界公开表示，学生不能撤离广场，是因为最高决定者是邓小平，而邓小平不改变学生运动是动乱的说法。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谈话，鲍彤多次打电话，要中央电台反复广播，这是向全中国人民反复宣布的一件大事。赵紫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承认自己“本来”可以不向戈尔巴乔夫这样说。赵紫阳因这一谈话，被邓小平赶下了台并遭受了长达15年的软禁。在软禁期间赵紫阳的回忆录《改革历程》一书中，用一章篇幅谈及“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赵紫阳说：邓小平“对我同戈尔巴乔夫的谈话恐怕不止是恼怒，而是真正伤了他的感情。六四后他在接见李政道教授时说过，赵在学生动乱时把他抛了出来，实际上是讲我把邓抛了出来，社会上也有这种看法。我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谈了有关邓在我国我党的地位。这番话完全是要维护邓，结果引起大误会，认为我是推卸责任，关键时把他抛出来。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究竟邓为什么认为我是有意把他抛出来，推卸责任？是什么人，如何在邓面前挑拨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来出于好心，在维护他，保护他的形象，而尽到自己应尽的一份责任，却不料引起极大的误会，感到我是有意伤害他，我确实对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这件事我本来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举，实在有些懊悔！”（来源：张万舒《六四事件全景实录》，第67-68页，天地图书有限公司，香港。2009年） 赵紫阳的秘书鲍彤说：“紫阳同志同戈尔巴乔夫谈话时关于小平同志的一段话是我在起草时主动加上去的。”鲍彤还说：“紫阳同志在向朱良同志和我交代起草讲稿时没有讲这个意思。”鲍彤是起草人，最后讲不讲，完全由赵紫阳本人的决定。（来源：陈小雅《八九民运史》第6卷第229页，公民社出版，Washington DC， 2019年） 5月17日邓小平自然成了参与天安门运动的几百万人和全中国人民谴责的目标，使天安门学生更加不离开广场。我起草5·17宣言，没有害怕和危险的感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在赵紫阳去世后二十年、事隔几十年的今天，有必要把历史真相一 一呈现出来。恢复中南海宫廷政治的真相，还包括要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当时万里、李鹏、乔石、胡启立、杨尚昆、陈希同和反对戒严的几位上将的作为。 恢复历史真相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公开宣布六四是的一场对手无寸铁的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要把发生大屠杀的法律责任一 一查清，给天安门母亲和所有六四死难者家属以关怀和赔偿。 正义的阳光将照遍中国大地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今历时 35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之所以没有恢复历史真相，与六四后邓小平在加强政治控制的同时，走“半资本主义”道路，大规模引进外国生产技术，中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密切相关。 1789年后，法国大革命失败的真相就摆在全法国、全世界面前，19世纪法国和西欧的政治气候发生大变，争取民主的声音变得微小，这一点与1989年后的中国有相似之处。在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法国在19世纪中期，在一个新的专制环境下实现了当时经济的“现代化”，巴黎街道面貌就是在那个时代改变的。早期资本主义产生的两级分化，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叶开始抬头，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保守主义、浪漫主义在西欧国家蔓延。狂妄愚蠢的路易·波拿巴，为当皇帝，把法兰西共和国改变为法兰西帝国，1870年普法战争失败，才使法国一步一步走向新的共和。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改变了20世纪的世界面貌，可以说，天安门学生运动，就是20世纪世界面貌变革的第一推动力。天安门事件改变了全世界的政治，但没有改变中国，中国的当权者以为这样的事情，三十年不讲、不谈，一代人过去，事情就过去了。在21世纪信息革命和人工智能时代，当代人工智能开拓者沃尔夫勒姆（Stephen Wolfram）提出了“人工智能”的三大核心观念，其中一点就是，人的价值在于历史。在涉及全中国、全人类的重大历史问题上，掩盖历史真相、让人遗忘历史，是不可能的。中国大地上没有正义，就不可能建立法治，中国要成为人权得到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文明国家，第一要做的就是恢复六四真相，让正义的阳光照遍中国大地。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最近有人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记住六四？”三十五年过去了。已经成了历史了。忘了吧。向前看了吧。 一个简单的问题，却有着许多答案。没有任何一个答案是充分的。所有的答案都加在一起也不够。问题还留在半空中，寻求答案。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时候蒋捷连才17岁。今天，他仍然是17岁。他永远17岁。死去的人不长岁数儿。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那些逝去的亡灵，始终萦绕在刘晓波的心头，直到晓波去世；亡灵们也将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们不可能记住大多数他们的名字，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从来也不知道。但我们记住了他们作为人的举动，我们也记住了自己始终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刺刀上闪烁的篝火，令人难忘；即使没有亲眼看见过的人，也不会忘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让我们看清了中国共产党的本质。在那一刻，这个党撕下了所有伪装，毫不隐藏。没有任何书籍、电影或者博物馆，能够让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是最坏的中国，但也是最好的中国。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它是一场大屠杀——不仅是一场镇压；不是事故、不是事件或风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乱，不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不像今天中国的一个孩子所能够想起的，一片空白。它不是别的，是一场大屠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正如方励之以他特有的睿智所言：那是他所知的唯一的国家武装侵略本国的例子。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我们想知道那些杀人的士兵们，自己有什么记忆。 在执行屠杀的命令之前，他们在北京的郊区被洗脑，以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们不知道他们头脑中想过什么。但是我们记得我们想知道。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丁子霖还活着。她87岁了。她走到哪儿，便衣警察跟到哪儿。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吗？ 不是。为的是国家政权的安全。没错，一个拥有千亿元GDP和两百万军队的政权，竟然害怕一个87岁老太太的伤害。怕的不是她的力气，而是她脑子里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这是我们值得记住的。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要支持其他想要记住的人。我们单独记忆，我们也共同记忆。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记住它，可以使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记忆符合我们自己的利益。政客提到“利益”时，总是物质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样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拥有一艘游艇重要得多。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六四是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历史转折点，朝着可怕的方向。我们不希望看到它把世界带进深渊。但我们不知道，只好走着瞧。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这种事儿只有通过记忆，才能在脑子里存在。这种事儿难道能想像得出来吗？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们记住。我们记住，对他们是莫大的安慰。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另外有些人非常愿意看到我们遗忘。遗忘有利于他们维持政权。多么卑鄙！我们要对抗专制，哪怕记住屠杀是我们对抗专制的唯一方法。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记忆能提醒我们中国政府撒谎的方式。他们说中国人民早就对“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们进入天安门广场。 为什么？假如中国老百姓真的做出了所谓的“判断”，那为什么不让人们进入广场去谴责反革命分子？便衣密布，说明这个政权不相信自己的谎言。 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人脑受到巨大冲击之后，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开始恢复。哪怕我们下决心从明天开始遗忘，也肯定忘不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一些亲眼看见的人说，一个年轻人勇敢地冲过去，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坦克车，在千钧一发之际让别人拉了回来。” 这是1989年6月5日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们找到了这期节目的录音带。 同样在这个图书馆，我们还找到了另一卷珍贵的录音。 “现在士兵渐渐随着最后撤离的队伍压过来。纪念碑上已经完全是士兵了。还有几杆旗子在飘。民主女神像已经被拆掉，可能是被装甲车碾掉的，很多很多人哭了。” 这是1989年6月3日晚至4日凌晨，中国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武力清场时，最后一批撤离的示威者留下的声音。录音带全长60分钟，提供者据信来自当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年轻教师。 1989“六四”惨案35年来，中国当局极力想要抹去这段历史。在信息铁幕的背后，今天，很多中国不知道“六四”。 但是历史没有被湮灭。 1989年，中国当局用机枪、坦克和装甲车血洗北京街头后不久，地球另一端，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开始建立档案，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段重要而惨痛的历史存证。 宛如尘封的时光胶囊，这 29箱“天安门档案”承载着那个春夏之交的青春、热血、壮志未酬，也为当权者的残暴血腥留下无法抹杀的证据。 “他们是那样勇敢” “现在我们的形势特别特别好，那些有良心的中国人支持我们！” 这是1989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民主沙龙”的一段录音。 那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去世的第四天。上万学生在新华门前静坐，提出重新评价胡耀邦功过是非、要求新闻自由等政治诉求。当晚，上千人将北大“三角地”围得水泄不通。 35年后，艾伦·裴新(Al Pessin)依然记得那些充满希望的年轻面庞。他是时任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 “他们并没有试图推翻共产党政府，他们仅仅想要一些变革。学生们满怀希望，认为会得到政府的积极回应。”他说。 那年夏天，美国之音记者于音(Betty Tsu)把录音机装进一个破旧的学生书包，蹬着租来的自行车，每天都到广场去。 “我觉得他们是那样勇敢。他们想要政府做出改变的那种热诚，那样的初衷，真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她说。 但是裴新也指出，和世界各地很多的年轻学子一样，他们过分夸大了自己能取得的成果——真地认为可以占领天安门广场，和中共高层谈判，甚至可以从广场凯旋。 裴新说：“他们的诉求不可能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所接受。这就变成了邓小平所说的‘动乱。而‘动乱’是邓小平最不能允许的。” 策划于密室的武力镇压 邓小平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决定用武力解决学运问题？六四镇压35年来，尽管不断有各种档案材料、亲历者回忆被挖掘，但是中国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世人远没有足够信息去了解这些内幕、黑幕。 吴国光说：“本来中国的政治制度就是一个黑匣子，高层的决策，我们很难了解它的内情，特别是这样非常重大的政治性决策。” 但是吴国光也指出，不管邓小平何时决定调兵，初衷为何，1989年的民主运动以那般惨烈收场，背后有一个无法否认的基本逻辑，即“邓小平作为中共专制实际上的最高领袖，对于民众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希望实现民主、法治和自由这一点是坚决不接受的，是不惜用武力来解决的。” “是真枪，是真干了！” 1989年6月4日凌晨，家住北京虎坊桥的严歌苓听到枪响。她跑到楼下，马路上已经站了很多人。她随着枪声往和平门方向走。走了一半时，就看到有人用平板车拉着伤员一路跑。 “路灯不够亮，就看到那些人身体是黑的，就是血嘛，很暗的颜色，”她回忆。“大概四、五点钟吧，我就知道那个是真枪，是真干了。” 在铁道医院，她看到很多尸体。她悲伤至极，感觉像是走在一场梦魇里。 日后成为知名华裔作家的严歌苓12岁参军，曾是一名跳红色芭蕾舞的文艺兵。十余年“人民子弟兵经历让她无法想象，“怎么一下子这个枪口 就可以调转过来呢？” 天安门大屠杀后，前美国之音记者裴新从北京发回诸多报道，其中最为震撼的一则讲述了一个20岁的学生在武力清场时从广场逃生的经历：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这些报道被华盛顿美国之音中文部的工作人员翻译成中文，通过电波传送回中国。 “我们晓得我们的听众非常多，而且也晓得在很多大学里面，尤其是在六四的前后，大学把我们的广播放在扩音器上，在校园里面公开地播出，”参与过六四播报的美国之音记者罗大任说。日后他曾出任美国之音普通话组主任。 当年的天安门学生领袖之一沈彤回忆，不仅是学生，老人们也关上门，拉上窗帘偷听国际广播，然后他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听到的信息。 《纽约时报》1989年的一篇报道说：“真实的新闻在共产国家传不了多远，至少通过官方渠道。因此当街头挤满示威者时，全中国的人都在收听美国之音。” 这是变革的前夜吗？ 35年后，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我们邀请人们一同打开这些 “天安门时光胶囊”。他们中有些人亲历了这场运动，有些人当时尚未出生。 “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1989年六四镇压后，一名年轻的北京女性对美国之音说。 罗胜春感同身受：“从我睁开眼睛看中国开始，中国政府就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她说。“它把所有爱国的，想做一些微小改变的人都送进监狱，把所有思想的人都送进监狱。她的丈夫、人权捍卫者丁家喜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重判，正在中国服刑。 这些录音让邵岚百感交集。她是第一位被香港政府以“国安法”通缉的美国公民。 “过去三十几年来，每年六四前夕都会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有烛光晚会，可以现在，我作为一个学生倡议者被迫流亡，烛光晚会在香港也是不可能再发生的事。”她说。 《天安门流亡：中国民主抗争的声音》的作者、加拿大籍华裔学者何晓清也说，维园的烛光让人们看到， “有些东西是坦克、机枪、监狱都不能够拿走的”。 何晓清对美国之音说，经常有人问她，35年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纪念“六四”？哪怕当年的一些亲历者也说：忘掉过去，向前看。 但是时至今日，天安门母亲依然不能公开悼念她们的孩子，流亡者依然不能回家，中国人当年提出的那些政治诉求还遥不可及。 她本人也被香港政府拒绝入境。 “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不幸，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她说。 那么中国还会变好吗？ 政治学者吴国光认为，1989年以后，中共建立了一整套维稳体系，把各种可能的大规模抗议扼杀在萌芽中。 但是习近平的个人集权与民众、乃至精英阶层的利益冲突会越来越大，能否长久维持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人权捍卫者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说，她看不到中国共产党有任何自我改良的可能，只有推翻它才能重建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未来，她满怀乐观。用她的话说，像她这样原本不关心政治的人，如今都“全身心地投入到推翻这个集权专制的运动里”。 华裔作家严歌苓说，她一点也不悲观，事情坏到一定程度，走向荒诞的时候就会有所改善。 “秦二世允许赵高他们指鹿为马的时候，那不就是在变革的前夜了吗？”她说。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个历史事件过这么久了之后，任何的回顾与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饭”，但”六四”事件不然，因为35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正确判断今天的中国政治来说，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鲜的参考价值。赵紫阳为什么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就是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35年中，六四问题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两条：第一，赵紫阳在学潮初起的关键阶段，没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时间，给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击的机会，和布置软性政变的时间；第二，他在5月15日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共党内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邓小平。这个举动被邓小平认为是出卖行为，是要把他抛出来承担处理学潮的责任，因而与赵紫阳关系破裂并下了决心要撤换赵紫阳。 以上两条原因，当然都非常正确；但是我认为还有一条原因，是35年来的回顾与反思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那就是：赵紫阳与军队的关系。 事实上，根据2019年在台湾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一书，赵与军队的关系始终相当疏离，这与赵在“文革”中曾经被广东的军队系统批斗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卢跃刚的说法，“文革”中，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实行全面军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落到了军队手里。第一次公开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就是广州军区在警卫营操场上召开的。这时候赵名义上还是广州军区第三政委，被批斗说明军方抛弃了赵紫阳。随后，赵就被军队以“监护“的名义关押，一关就是三年。军方认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护赵，但赵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他很记恨军队。赵当上总理之后，曾有人问：“总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谁？”赵说：“我最恨的是警备区。”他甚至动了粗口，说“他妈的他们那些烂苹果给我吃，还要我硬吃下去，军队对我从心里有一种仇恨。”赵与军队因此结了梁子，与军队的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密切，更没有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据卢跃刚的分析：十三大上，赵紫阳有了一个特别的职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邓小平之后，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之前。但他从不介入军队事务。邓小平的意思是，军队要让杨尚昆管，但要用赵紫阳牵制杨的权力。这是邓的盘算。但可惜的是，我认为也是赵的一大失误，就是他对军队真的没有兴趣，也没有按照邓的意思，在军队事务上多做决定。这就导致了89年的时候，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赵太老实了，他知道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但他万万料不到有一天枪杆子要对付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变中很轻易就被打倒的第三个原因。 今天回顾赵紫阳失败的这个原因，对于我们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参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层政治中，军队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观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与军队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机发生，这个关系就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共已经掌权75年，但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党是依靠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的，也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这一点，75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第二，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只要在重大问题上不愿意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主张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即使爬到了类似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几乎是最高权力的位置，也会轻易被党内的保守派打倒。这说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领导人不能触碰的政治红线。谁都不能例外，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因此，任何对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样的开明派领导人的期待，都是对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这个党的内部，是没有开明派的生存空间的。这也就导致这个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管谁是总书记都是一样。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仅中国，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对于以上两个经验教训，仍然没有吸取。前几年外界对于李克强的期待，那种“习下李上”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期待，都是没有吸取35年前的历史教训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地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进行回顾与反思，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一段记忆，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今天。
蒋彦永，一九三一年十月四日生于浙江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曾留学日本，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营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继承祖业，也是一位银行家。蒋彦永的堂兄蒋彦士曾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一九九零年代，蒋彦永访问台湾时，失散半个世纪的两人曾经有过一次会面。 一九四九年，蒋彦永考入燕京大学医学系。一九五二年，大学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解散，其医学系并入北京协和医学院，蒋彦永继续在协和医学院求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个时代的青年普遍左倾，即便是燕京大学等由美国教会创办的大学或协和医学院这样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大学，其提供的教育由于缺乏一整套自由民主的观念秩序，无法让学生具备抵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资源，追求“进步”的青年蒋彦永自然被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所吸引、说蛊惑。不过，燕京大学虽被中共拆解，其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却对最后一批学生之一的蒋彦永产生深刻影响，他不是基督徒，但在行医生涯中一直践行这九个字。 一九五七年，蒋彦永毕业后被分配到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一医院）担任外科医生。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他被下放到青海军马场劳改直至一九七一年十月，次年得以重返解放军总医院。一九八零年代以来，他出任解放军总医院外科部主任、全军肿瘤专业组副组长、中华医学外科学会北京分会委员。他擅长腹膜后巨大肿瘤手术，以其精湛医术与拒收红包的作风赢得“清廉医生”之美誉。他在医学研究领域亦有卓越贡献，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四十多篇论文及《胃肠病学手术》、《普外手术并发病与局部解剖关系》、《原发性腹膜后肿瘤外科学》等专著。 二零零三年春，中国爆发萨斯（SARS／非典）疫情，四月三日，卫生部长张文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市“只有十二例非典，死亡三例。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蒋彦永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场景，认为卫生部长是在公然说谎，根据自己了解的几所军医院的情况，疫情根本没有得到控制，染病人数还在迅速增加。他认为已到了时不我待的关口——四月中旬，会有大量中外游客来北京旅游，非常有可能染上萨斯病毒，并传播到全国及世界各地。“那样对我国和世界人民将造成极为恶劣的后果。我有责任将知道的情况告诉世人。”次日晚上，他将自己知道的三所军医院收治萨斯染病者的情况写下来，分别给中央四台和凤凰卫视发去电邮，该电邮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 随后几天，蒋彦永没有得到任何回音。但这一信息被其他海外媒体获知。四月八日，《华尔街日报》和《时代》周刊的记者采访了蒋彦永。记者建议蒋彦永可以不署名，但他告之：“不署名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应该署名。”记者又问：“那样做的后果，你考虑了没有？”蒋彦永说：“我说的全是真实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随即，西方若干主流媒体都报导了蒋彦永揭露的萨斯真相。 四月九日下午，蒋彦永给学生上课尚未结束，医院领导来找他谈话，警告他“作为一个军人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是违背军队有关纪律的，今后不要再和国外媒体接触”。蒋彦永表示，原先不知有此规定，今后有事先会找院方谈。同时，他强调说：“你们看了张文康的讲话也一定觉得他是错的……我们国家过去因为说假话吃的亏太多了，希望你们今后也尽量能说真话。” 四月十一日，蒋彦永主动找到院领导，提出三点控制疫情的建议：一、鉴于北京市的地方和军队的传染病院均已收满，上面提出要各医院“就地消化”，这完全是违背传染病治疗原则的。因此，应尽快在北京组织改建一些医院，使之能接收萨斯病人。二、建议张文康引咎辞职，这样做有利于新的国务院领导能及时正确地去处理疫情。三、建议卫生部派人来与他一起核对萨斯病例的数字。 四月二十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新任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确认，北京共确诊萨斯病例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同一天，新华社发布消息：中共中央“免去张文康的卫生部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孟学农的北京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蒋彦永挺身而出成为吹哨人，挽救了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让萨斯病毒的防控和病人的救治出现重大转折。同年八月，蒋彦永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该奖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其获奖的理由是：“勇于揭露萨斯疫症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生命。”蒋彦永谦虚地表示，他只是做了一个医生和公民理所应当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五十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当时，胡温刚刚执政，需要拉拢民意，也需要在国际社会营造开明形象，勉强默认了蒋彦永的吹哨之举，没有对其进一步打压。蒋彦永被人们视为说真话的英雄，获得普遍的尊敬与赞誉。有的人，一生只说这一次真话就够了，从此便在成绩单上躺平，但蒋彦永不满足于此。早在一九九零年代初，他就给当局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正名的信件，一九九八年他又与诸多老共产党员一起联署了一封同一主题的信件，但都未得到回应。二零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他通过毛泽东原秘书、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向当局转达了新的一封要求正名六四天安门事件的信件。当局仍然置若罔闻，他便将其公之于众，当时他因为揭露萨斯真相而名满天下，这封信于是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 这封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副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及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委员、国务院总理及副总理的信件，开宗明义地写道：“我建议，要为八九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信中，他讲述了六月三日晚他赶到医院急诊室的见闻：“躺在急诊室地上和诊断床上的已有七名脸上和身上到处是血的青年，其中两名经心电图检查证实已死亡。……在堂堂的中国首都北京，在我面前躺著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我还来不及思考，在一阵密集的枪声过后，又有不少被打伤的青年，由周围的老百姓用木板或平板三轮送进了急诊室。我一面检查伤者，一面请有关人员通知各位外科医生和护士奔向手术室。我们院共有十八间手术室，都被用来展开抢救，我在急诊室做分伤和紧急处理。从十点多开始到半夜十二点，在这两个小时中，我们医院的急诊室就接收了八十九位被子弹打伤的，其中有七位因抢救无效而死亡。” 伤者中，有一个中弹的、身体非常强壮的摩托车运动员，蒋彦永亲自参与抢救却未能抢救过来：“我检查他时他的血压还正常，在他的左腹股沟处有一很大的弹孔，大量的血不断涌出。这个部位无法上止血带，用手和敷料也压不住出血。我们尽快给他输血，但血的供应已十分困难。由于出血量太大，他的血压很快就掉下去了，接著出现严重的休克，呼吸也越来越困难。我眼睁睁地看著他张大著嘴，挣扎著呼吸，最后完全停止了呼吸。作为一个外科医生，眼看著病人在你面前，却因这种条件而无法挽救他的生命，我是一辈子也无法忘却的。” 蒋彦永还揭露了军队使用达姆弹（开花弹）射杀人民的真相：“我就去手术室查看手术进行的情况。见有的人肝脏被打碎，肝内留有很多碎弹片，对此我们拍了照、录了像。其它一些手术中，医生们还发现伤员肠道内有大量碎的弹片，这和一般的子弹是明显不同的——是用一种国际公法禁止使用的所谓开花弹打伤的。” 蒋彦永在信中还写道：“最近读了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写的《为了中国的明天–生者与死者》一书，使我清楚地知道了，她作为一个在六四事件中被残杀的十七热血青年的母亲，十多年来经受了各种压力，忍受了极大的痛苦。她和难属们千方百计寻找和联系了近二百位死难和致残者的家属，并以各种方式表到他们的愿望——他们的亲属被无辜杀害作出认真负责的交代——这是一个十分合情合理的要求。谁没有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谁的亲人被这样无辜杀害，都会像他们一样提出这种要求。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中国人、一个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支持他们的正义要求。他们从一九九五年开始，每年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写公开信提出严正的要求。但遗憾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对这样一个严肃的请求，竟然置若罔闻，一字不答。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时交代不过去的。” 后来，蒋彦永与丁子霖夫妇等天安门母亲联系上，并结识了刘晓波、鲍彤等异议人士。他与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在霜刀雪剑的北京相濡以沫。他并利用自己医生的身份和人脉，帮这些被打压的友人联系医院检查身体、看病及安排住院床位，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 然而，这封信件的公布，终于惹恼了中共当局。二零零四年六月一日，蒋彦永和妻子华仲尉在从住所前往解放军总医院医院的途中被当局带走，华仲尉在被禁两周后获释，蒋彦永本人于七月十九日被释放，据说是被强制“上学习班”。此后，他一直被军方和秘密警察严密监视，处在半软禁状态。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二日，他重获行动自由，但被以非法方式告知诸多限制措施，如不得接受海外媒体采访。二零零五年七月，他准备与太太前往美国加州探望女儿蒋瑞时被禁止出境。他想去香港旅行也不被允许。他曾提出解除与解放军总医院的所有关系、退出解放军部队亦未获准许。 蒋彦永所受之监控，我曾亲身体验。二零零五年夏，我应邀到蒋医生家做客，正与蒋医生在客厅中聊天时，他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告诉我，医院保卫处说要上门拜访，一定是因为我们的会面惊动了他们。他让我躲进他的卧室，然后对登门的不速之客说，他家中并无记者来访。访客离去后，仍蹲守在他家楼下。蒋医生的“对敌”经验丰富，遂安排我到他的邻居家暂避，几个小时后，他的邻居全家出门散步，他便让我混在其中，正好邻居家有一个两岁的孩子，就让我将孩子抱在怀中，一起说说笑笑地出门，这才蒙混过关。这一幕，于我而言，宛如间谍电影中的场景。 二零一五年三月，蒋彦永突破封锁，接受香港有线新闻采访，揭露解放军在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主政任内腐败的“冰山一角”。他披露说，由总后勤部掌控的军医院普遍违法“擅自移植、买卖死囚器官”，勾结公安、检察院、法院，都派车至刑场拉死囚“争抢活鲜器官”。犯人一枪未被打死，即被拉回医院手术台摘器官、移植给患者，手法惨无人道。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前夕，蒋彦永写信给习近平，再次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习近平的反应比胡温更加残暴：下令升级对蒋彦永的监控，蒋彦永出门看病也遭到军警拦阻。八十八岁高龄的老人甚至遭到军警的粗暴推搡，老人“斥责解放军违反宪法”。经过交涉，他才住进自己服务一生的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蒋彦永的好友、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据蒋彦永的妻子透露，蒋彦永在医院被严加看管，不准外人前往探视。 二零二零年，一场规模和危害远超当年萨斯的中国武汉肺炎在中国和全球蔓延。中国民众担忧当局是否再次隐瞒疫情，网路上热传一篇当年《南方人物周刊》专访蒋彦永的文章——当时，当局允许《南方人物周刊》采访蒋彦永，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传达蒋彦永并未受到迫害的信号。虽是官媒却有一定市场化色彩、属于“南方报系”的《南方人物周刊》，是少数敢于“打擦边球”的媒体，后来经过多次整肃，再也不能发表类似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在发表前遭到新闻检查官的删改，但大致可以展现出蒋彦永的面貌和风骨。这篇访问，让很多民众追问：“李文亮已死，蒋彦永何在？”人们通过传播这篇文章来怀念蒋彦永这位当年在萨斯肆虐期间对外揭露真实疫情、坚持讲真话的军医，这篇文章却频频遭到网管以“违反相关法律和法规”为由删除。在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流行的三年多里，蒋彦永一直遭受更为严密的非法软禁，至今无法对外发声，只是偶尔流传出几张与友人章诒和、浦志强等人餐叙的照片。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二日下午十三时，蒋彦永医生在北京因病去世。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