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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5月3日的联邦大选仅剩两周多的时间,但在许多偏远地区,选举委员会仍招不到足够的临时工。 目前许多偏远地区都很缺人,选举委员会正在加大招聘力度。今年,全国范围内的选民登记人数创下新高。 选举委员会招聘的职位包括计票、协助投票站运作,以及行政和后勤相关任务,无需任何相关经验。但申请这些职位的人必须是年满18岁的澳洲公民,且保持政治中立。 地区包括: 昆州:Capricorn Coast、Mount Isa、Mackay、Isaac、Whitsunday地区,以及昆州西部、西南部、北部和远北部; 南澳:Limestone Coast、Eyre Peninsula、Kangaroo Island和远北部; 西澳:Pilbara、Gascoyne、Wheatbelt、Kimberley、西南部和Goldfields-Esperance; 维州:Loddon、Mallee、Grampians和Gippsland; 塔州:西部地区; 新州:中西部、中央海岸、中北海岸、Riverina和Orana; 选举委员会鼓励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积极申请这些临时职位,既可以赚点外快,也能支持自己的选区顺利完成投票工作。 选举委员会专员Jeff Pope说:“我们的招聘工作已大致就绪,大多数城市地区的职位已经分配完毕,目前急需补充的是偏远地区的工作人员。” “往届选举中,偏远地区的雇佣人数一直偏低。但我们从未因人手不足而关闭任何一个投票站,这次我们也预计能按计划开放所有投票站。” 申请职位请登陆澳洲选举委员会(AEC)网站或致电02 6271 4631寻求帮助。
最新报告显示,澳洲每年有超过1300人因为居住在资源匮乏的乡镇地区而死于血癌。 据每日电讯报10月25日报道,白血病基金会(Leukaemia Foundation)会长Chris Tanti透露,乡镇和偏远社区的部分血癌患者因为无法获得像城市地区的最佳治疗而不必要地病逝。 Tanti表示,很多患者本可以通过治疗保住性命,但因为诊断延误而无力回天,因为部分患者居住的地区通常只有一名医生。 Tanti说,“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是生与死的差别。我认识乡镇上的一个人因为血癌病逝,她其实已经患病多年,但却没有被诊断出来。她是一个定期去看医生的人,但都没有人诊断出来。” Tanti表示,乡镇地区的医生需要有明确的指导方针,说明如何治疗类似血癌这样的高风险疾病。全科医生(GP)需要更多支持,以便诊断患者。当医生诊断出这些疾病之后,那么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治疗方式。 白血病基金会已经发起Set the Standard活动,以便实施标准化管理,让无论住在哪里的患者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治疗。 Narrabi的母亲Katrina Richards被当地医生错误诊断为银屑病,5年后才被确诊为罕见的血癌。 Richards说,“我从头到脚都有很严重的红疹,我的手都裂开了。我的皮肤发红生硬、脱皮,这种情况持续了五年。我尝试了不同的药物和无数的治疗方法。” 最后,Richards看了悉尼一位风湿病医生,他的妻子是进行癌症研究的。直到这时,这位46岁妇女Richards才被确诊为四期T细胞淋巴瘤。 Richards说,“Tamworth甚至没有血液病专家。而且淋巴瘤种类很多,如果医生不够了解,患者也很难被确诊。”
澳洲基础设施研究院(Infrastructure Australia)一份新的报告显示,疫情期间被迫居家工作的约130万澳洲人不想重返办公室,这为重新调整中央商务区(CBD)空置的房地产来振兴城市中心创造了机会。 据信使邮报12月16日报道,澳洲基础设施研究院有关疫情造成的影响的研究还发现,随着在网上购买零售商品和食品的消费者数量增加,以及人们转为居家办公和疫情封锁措施等原因,家庭生活垃圾数量增加20%。 基础设施研究院院长Romilly Madew表示,在研究中发现的某些趋势,例如居家工作时间的增加,可能会“一直保持下去”,而一旦澳洲人广泛接种疫苗后,其他趋势就会随之消失。“自2020年3月以来,大约有400万名员工居家工作,占总劳动力的30%,其中三分之一的员工希望向偏远地区迁移。”她说。 Madew指出,“这种加速趋势导致办公室空置率上升,宽带网络的压力加大,住宅区的能源和水消耗增加,当地活动增加,其中包括交通拥挤和对绿色空间的需求。” 报告发现,昆州民众在疫情期间避免使用公共交通,转而选择骑自行车或开二手车。Madew说,虽然公共交通水平已稳定在疫情前60%至70%新常态水平,但二手车购买量也在上升,对汽车的高需求量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 此外,疫情期间布里斯班到凯恩斯的航班是澳洲最繁忙的航线,而民众对偏远地区酒店的需求比大都市地区更具弹性,例如热门度假胜地Fraser Island和Hervey Bay的需求量比2019年增加了200%。Madew指出,随着澳洲家庭抓住机会远离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地区,疫情也加速了区域化趋势,从城市向偏远地区迁移的人口增加了200%。这导致城市空房率增加,而偏远地区和沿海城镇的房屋需求则有所增加。 Madew透露,“目前不确定这些变化的持续时间,但是随着澳洲人继续在市区以外地区寻求更多负担得起的住房,影响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我们可能会看到对城市交通的需求减少,偏远地区宽带网络的压力将会增加。”
澳洲前不久宣布了最新的移民签证改革,强制移民定居偏远地区的政策势在必行。新移民来到澳洲,必须先住在偏远地区数年之后,才能移居到悉尼或墨尔本等大城市。该政策引起激烈讨论,强烈的反对声音此起彼落:“偏远地区位置偏僻,交通不便,基础设施不完善,缺乏工作机会……”。但却有这样一个人,率先走出大城市,纵身于乡野间,在名利与人性的杠杆间,以全新的角度出发…… 潘启贺,1993年出生在广东省珠海市的一个医学世家,母亲是中医师。6岁时,他随父母移居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澳大利亚。潘启贺自小就学习成绩优异,2011年以近于满分的成绩,从悉尼男子精英中学考入牙医专业,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医学生。26岁的他,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为什么他会自愿放弃城市的生活和便利,到澳洲的偏远地区呢? “我从小到大都太过幸运,我生活的一切,包括衣食起居都来得那么容易。我知道,这世界上有许多人过着不同的生活,我想去看看他们的生活。”潘启贺说。 潘启贺。(图片来源:被采访方) 抱着这样的想法,2014年,潘启贺跟随大学医疗队,前去尼泊尔义务工作,免费给当地居民医治牙齿。在尼泊尔,他看见了一个不同的世界。“他们的牙齿状况太糟了,很多小孩子都没有牙齿。”潘启贺说,“不过,虽然他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他们的快乐却来得格外简单。”这段经历,不仅让他对自己的生活更加珍惜,更在他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潘启贺。(图片来源:被采访方) 回到澳洲,潘启贺顺利完成学业,成为一名牙医。其他同学纷纷选择在澳洲的城市工作生活,建立更大的社交关系网。名利间,人性加以灌溉,心中的种子发芽了。潘启贺选择到偏远地区做牙医,享受人与人之间简单的关系,悠游在浓厚的人情味中,发挥看似平凡、却极为重要的一技之长。“我意识到,在澳洲的偏远地区,由于缺少技术人员,许多人也深受牙病的困扰。于是,我找到了我现在工作、生活的这个小镇:Tamworth。” Tamworth。(图片来源:网络) Tamworth位于悉尼的西北方向,坐落于悉尼和布里斯本之间,大约六小时车程。作为澳大利亚乡村音乐之都,每年一月,这里都会举行世界第二大的乡村音乐节:Tamworth Country Music Festival。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除了那些最基础的设施,如商场、医院之外,这里还有动物园、国家公园等娱乐设施,甚至还有几家小小的博物馆。泛舟、钓鱼、水上运动、骑马、观鸟、淘金……“这里的业余生活相当丰富多彩”,“我很快就爱上了这里的生活。美丽的自然风光、热情好客的当地居民、轻松愉悦的工作环境……在这里,你不需要望远镜,就能看到漫天星光,触手可及……”他说。 Tamworth。(图片来源:网络) “你为什么选择去偏远地区?对你而言,这份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禁问。 “其实,以前我从未想过我会在偏远地区工作。但是,尼泊尔的经历真的改变了我,再加上母亲的教导,她总跟我说不要着眼于个人的利益,一个人价值不是用金钱来衡量的,而是要看看能够帮助多少人,对社会做出怎样的贡献。”潘启贺说。 面对他灿烂的微笑,我不禁问道,“在偏远地区行医有什么感受?那里生活不会不方便么?” “不会。”他笑着回答,“其实,很多人对偏远地区的生活有一种误解。这里和城市不同,生活、工作都非常轻松,没有压力。Tamworth的基础设施不能算完美,但还是完善的。当地的中餐馆非常好吃,当然,比起在悉尼,我确实要经常自己下厨,但我相当开心。” 没有了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毅然决然地去到完全陌生的环境,很多人认为,他在生活和专业领域上的高升是一种牺牲,也是一种放弃。“我不认为我在牺牲什么,相反,我得到的太多。”潘启贺说,“刚到小镇的时候,我也曾担心过。不过,镇上的人非常热情、友好,走在路上,人们互相都以微笑致意。大家像是一家人一样,相互帮助、相互扶持,这在城市里是很少见的,所以我很快结交了很多朋友。下班之后,我们一起去附近的酒吧喝酒,没有花样繁多的娱乐活动,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喝喝酒、聊聊天。” 一谈起偏远地区的生活,潘启贺就显得格外放松。处于悉尼这样的大城市,或许这样的怡然自得,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想象的…… “城市与乡村的生活,我自己更偏爱乡村。毕业的第一年,我在悉尼市中心工作。说实话,那段日子我很不开心。在繁忙的城市里,患者们往往来去匆匆,他们更多的是抱怨为何补牙需要花费这么多的时间和金钱。但是在偏远地区,我所有的病人都非常友好,他们为我的到来表示感谢。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或许这就是行医者心中真正的满足吧!” 潘启贺。(图片来源:被采访方) 过去的一年半里,潘启贺每周一到Tamworth,周四晚上再回悉尼,四天在乡村工作,一天在悉尼。” 2018年的冬天,澳洲遇到了百年一遇的干旱,Tamworth附近的农场遭到重创,农场主难以生存。潘启贺和工作伙伴决定义诊,并把一天的收入捐赠给需要的人。“我很幸运,我的父母认为这是我自己的人生,应该自己掌控。我的母亲尤其支持我,她觉得,我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潘启贺说。 出生在中国、生长于澳洲,在潘启贺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两种文化的交融和碰撞。“我身上有很多中国人的特质:工作努力、勤劳、肯干……但是另一方面,我不想只是为了钱活着。钱不等于幸福和快乐,我想我的生活充实、无悔。”他眼神坚定地说道,“传统的中国背景,注定(让)我无法离开城市的交际网络和各种机会,但这段在偏远地区的生活让我意识到,我永远也离不开这样的淳朴和人情味。” 潘启贺。(图片来源:被采访方) “五年以后,我也许会拥有一个农场;我会在距离市中心两、三个小时的地方,开一个牙医诊所;我想继续做义工,继续帮助别人;我想为澳洲当地华人社区做一些贡献。” 这样一个年纪尚轻、却心中满怀感恩的年轻人,一定能在澳洲这片土地上找到两种生活中一个绝妙的平衡点,打造属于他的生活方式。 首发于澳洲看中国报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