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產品 美國擬對澳加征12.5%關稅
2026 年 6 月 4 日
很多人以為，只要順從中國共產黨，就能換得和平與繁榮。那麼，2019年反送中運動被強力鎮壓敉平五年之後，香港人如今過怎麼樣了呢？ 不談什麼民主人權高調，僅就平頭百姓柴米油鹽之日常來說，香港如今恐怕只能用王小二過年來形容。讓我們用數字來說話，港股從當年的28000點，一路跌破兩萬點苦苦掙扎（2018年高點33484，最低來到14687點），港府赤字年年升高，在社會層面上，大量抓捕民主運動人士，至少24萬菁英人才選擇了移民海外，其它各項經濟數據也慘不忍睹，房地產低迷，貿易額急凍，貨物吞吐量萎縮，港人紛紛北上大灣區消費，使得本地百業蕭條，中共則趁機大搞騰籠換鳥，公立學校陸生大量湧入，搶奪教育資源。事實上這就是物理上的虹吸現象，高位水一定會住低處流，香港正在為快速的內地化，付出了極慘痛的代價。 此刻的中國，正處在邁入大蕭條前的明斯基時刻，號稱十二兆人民幣規模的寬鬆政策，只是以債養債，不僅救不了房市，股市也僅只曇花一現，套牢了上億的股民韭菜，民間消費急凍，習近平卻還在問通縮有何不好，老百姓早已看破中共口水救市的手腳，為了應付日益困窘的財政赤字，中國央行於是便把歪腦筋動到了香港的外匯儲備了。 中共是如何染指香港外匯儲備的呢？人行行長潘功勝日前宣布，為了做大人民幣離岸市場規模，簽署了高達8000億元人民幣的互換機制，美其名曰為香港的貿易金融服務，骨子裡是在抽干香港美元外匯存底，為中國日漸枯竭的外匯儲備托底。具體的操作方法是，第一步讓香港消耗大量的美元換成人民幣，然後在香港發行國債或票劵將人民幣抽回，如此一來一往，香港的美元遲早會有被抽乾的一天。 2025年一月15日，人行開出了第一槍，發行了600億元人民幣的央票，成功的吸引了超額認購，一舉從香港抽走了相當於2694億台幣的資金，據公開資料顯示，人行在2024年共在香港發行了8次央票，發行總額高達2750億元人民幣（約1.2兆台幣），鑒於中共財政日漸空虛，以及川普強硬的關稅戰術，中共僅有的3.2萬億美元是禁不起長期消耗戰的，因此無錨印鈔大量放水人民幣就成為唯一出路，然後強迫香港用美元儲備互換，就是一筆最划算的無本生意，以現今港府唯唯諾諾的奴性，怎敢拂逆北京的聖意？習近平悍然沒收一國兩制的陽謀，終於露出了猙獰面目。 截至去年12月12日，香港的外匯儲備為4251億美元，令中共為之垂涎，足夠吸血三、五年不成問題，一旦美元消耗到不足以支撐聯繫匯率，港幣就會成為廢紙，人民幣就可順理成章取而代之，香港將被徹底同化為一個金融廢墟。 台灣有5779億美元存底，世界排名第六，又有完善的科技產業鏈，比香港肥美多了，看懂了這個大局，就知道中共為什麼對台促統心急火燎，蠢蠢欲動了，立法院那批無理取鬧的諸公們，即使不為蒼生，也該為自己的命運不致淪為下一個香港而知所收斂吧？ ※作者為自由評論者。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文化源遠流長，有其成功的方面，也有已經落後腐朽的方面。現在面臨建立一個新的體制，是需要模仿別人呢，還是建立一個適合中國文化的新制度呢？這個問題已經爭論了一百多年。很多朋友說按照美國的樣子就可以了，不必探索自己的模式。我不同意這種簡單化的說法。 首先，國際上成功的民主制度，沒有一個是完全模仿別人。每一個國家能夠成功建立起民主制度，都要考慮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獨特的現實。在這個基礎上設計自己特色的民主制度，才能成功。 其次，民國時期從日本傳來的所謂「全盤西化」的想法，從來沒有實行過，也不可能實行這種天真的想法。孫中山和那一代精英們的民主之所以失敗，根本原因是和當時的現實脫離，沒有得到社會各界及特別是下層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接受。僅僅是模仿美國的制度，結果一場革命被大多數人理解為改朝換代，而不是社會制度的的革命。脫離社會現實的全盤西化被證明不可能成功。 近距離觀察，我們周圍成功的亞洲民主國家：日本、韓國、台灣、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不要說全盤西化，甚至彼此也沒有模仿，而是各有各的特色。雖然走向民主的道路各不相同，但成功的方法卻都一樣，就是沒有模仿，而是根據自己社會的現實和民主的基本原則，設計出各階層都可以接受，也實行了民主原則的自己的制度。 再例如中國的共產黨，在革命的階段就發現完全模仿蘇聯的道路，根本就做不到，原因就是各國的社會現實不同。在建國後也發現，完全模仿蘇聯的制度也不可能。只能是按照一黨專政和剝奪人權的原則，按照中國當時的現實狀況，建立起有中國特色的共產黨制度。 中國的制度傳統有其失敗的方面，這就是官官相護的官僚階層。這導致缺乏監督和制約，所以政治逐漸會走向腐敗無能，不得不改朝換代。受苦的是人民。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建立了一些好的制度，不依賴於皇帝的官僚制度，被西方民主制度學習後，成為完善民主的有效方法。還有試圖排除金錢對政治的影響，也就是商人不得參與政治。雖然這不公平，但也確實有效地保持了政治不受金錢的影響。 雖然由於各種原因，腐敗的政治仍然受到了金錢的影響，但比西方現在的商人直接決定政治，還是一種比較合理的設計。我走訪了許多西方民主國家，各階層包括政界的人們都在抱怨，金錢對政治的影響太大，是導致一些決策錯誤的重要原因。名義上的代議制民主，很多時候並不是由大多數人的意見所影響，而是被金錢帶偏了。相比之下，排除商業階級對政治的操縱，是很重要的設計。 由於現有的決策集團自己就是利益集團。由他們自己制約自己並不可靠。由他們自己削減自己可得的利益來完善制度，多年的嘗試證明很困難。這是現在西方民主國家很頭疼的問題。 那麼我們中國在建立我們制度的開始階段，在設計我們的民主制度時，就可以考慮一次性地解決這個難題。作出減少商業階級對政治影響力的安排，保障多數人意見可以公平的影響決策，減少決策偏差，同時可以停止民主在衰退的趨勢。這是個新的課題，我們有可能做得到，所以必須從現在就開始思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民主和任何社會體系一樣，都必須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馬克思主義流行了一個多世紀，它的主要內容仍然是經濟理論。馬克思主張共產主義，並為此仔細研究了自古以來的市場經濟體系，並對正反兩方面進行了比較透徹的分析。 這些分析和他的共產主義理想產生了矛盾：或者你找出一個不要市場經濟的替代品，而且可以即符合人性又能夠正常運營；或者你對這個有缺陷的體制修正補充，使其滿足人類生活的需要。共產主義運動就在這兒分裂了。 列寧、斯大林等人接過了理想，走上了廢除私有財產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道路。這條道路的必要條件就是壓制個人願望和自由，分配極不公平，並且降低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在犧牲了自由和基本人權的情況下，得到的卻是低效率。這和古代的封建農奴制屬於同一個類型。 由於壓制人權的需要，造成了巨大的人間慘劇。由於低效率的生產，人們逐漸陷入貧困。外部的對比和內部的壓力，迫使這個制度宣布它是一種失敗的實驗。所有實行列寧主義制度的國家，都面臨著徹底的改變。這是過去一百年實驗的最終結果。 另一些接受了馬克思經濟學理論，卻走上了另一條道路的政黨，實行的是對市場經濟體系的修正和補充。他們既接受民主的政治體制並融入其中，又對不令人滿意的市場制度進行修正和補充，使它更適合人類的生存。畢竟人類上萬年來淘汰和篩選出來的經濟體制，有其難以替代的特點，不是靠個人的頭腦就可以想出一個合理的替代品。 這種修正主義的方法，百年來依靠集體談判，社會福利等等手段彌補了市場經濟體制不符合人性的部分，發揮了它符合人性並且有較高生產效率的特點，在制度競賽的一百年里證明了它的生命力。在歐美髮達國家裡成功地發展了一百多年，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 從一百多年前開始，人類社會在理論和實踐上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缺乏人性的，沒有民主的計劃經濟和一黨專政；一個是在符合人性的民主制度下修修補補的市場經濟。一個是不斷製造災難的農奴制；一個是人民生活自由富裕的現代化制度。中國需要哪一種制度？對深受幾十年苦難的中國人來說，只能選擇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民主的市場經濟制度。 對市場經濟的不合人性的部分修修補補，由誰來主導呢？列寧主義者說由無產階級的政黨來主導。不由自己主導的制度和自己的社會貢獻不掛鉤，人們也就沒有了努力貢獻的動力。而民主制度則是由人們自己選擇的政府來主導，配合市場經濟。你的收入和你的貢獻掛鉤，你也就有了努力貢獻的動力。 所以修修補補的市場經濟，不能由一幫號稱什麼階級的政黨來主導，那他們會首先照顧自己和自己政黨的利益。必須由民主選舉出來的政黨，按照選民的利益來選擇如何修修補補。所以保障人民利益的市場經濟體制，只能是以民選的民主政治體制來保障。這就是一百年來民主社會主義的成功之處。 沒有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統治集團就是統治集團，是負責管理國家全面生活的上層。沒有什麼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在馬克思那兒就已經從理論上失敗了。民主的修修補補的社會主義，是中國將來可以選擇的最好的社會制度。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賴清德日前在出席「鄭南榕和自由時代」特展時表示，他將更努力守護台灣主權，保障民主、自由與人權，絕不讓過去不幸的歷史重演；他希望讓每個人明白民主的價值並加以珍惜，要進一步推動「社會改造、國家重建」工程，「洗滌每一個人的人生」，讓所有人了解，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對此，台大教授左正東表示，賴清德喊改造社會、洗滌人心（生），這種講法真的很可怕，讓人有種殺氣騰騰的感覺。名嘴郭正亮也說，要「國家重建」就修憲改國號啊，勇敢一點，「我看美國也在發抖吧！」 在這場致詞里，賴清德全程沒看稿，用台語演講，他推崇鄭南榕是捍衛100%言論自由的先驅，但也提到言論自由在台灣的挑戰，宣示未來就職總統之後有3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堅決守護台灣主權，因為有主權才有民主，也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也才有人權；二是透過不斷反省、檢討過去種種事件，讓大家更了解自由並非從天而降；他說到假訊息對台灣社會的危害，也是在這裡提到「社會改造、國家重建」工程，以及「洗滌人生」的字眼。三是持續推動轉型正義工作，讓受苦難與迫害的人得到平反。 在一般民進黨內部的場合理，上述言論再平常不過。但作為一個眾所矚目的准總統，賴清德這番話立刻衍生了許多問題： 第一、什麼叫「社會改造、國家重建」？有人從詩人李敏勇於2006年發表於《自由時報》的一篇專論〈朝「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之路向前走〉找到線索，文章主軸是台灣首次政黨輪替後，不斷發生民主化轉型的不適應症候群，所以希望從「國家重建」和「社會改造」的概念，去建構一個獨立的、人權和福祉的新台灣。只是，那畢竟是18年前的文章，這18年來，台灣又經歷過兩次政黨輪替，國內外的政經局勢與台灣的社會人心都早已發生鉅變，現在要套用文章里的觀念與作法，實在稍嫌勉強。 第二、所謂「國家重建」的意涵非常多，從賴清德行文的語意上分析，看似非郭正亮所說，會讓美國「瑟瑟發抖」的法理台獨。但真是如此，恐怕也要反問賴清德：既然都以「推動社會改造、國家重建工程」為名，那你的具體目標是什麼？方略何在？有沒有清楚的步驟？如果一切都沒有，也就難怪這些名嘴政敵們幫你隨意填空，直接詮釋；搞到最後，又得花幾倍的力氣澄清。 第三、這場致詞總長6分鐘，但總統府發出的新聞稿卻只有寥寥995字，特別的是，被名嘴冷嘲熱諷的「洗滌每一個人的人生」9個字並沒有出現在新聞稿里。這又有兩種可能，一是總統府幕僚自知這字眼不妥，因此主動刪去這幾個字；二是賴清德看到滿場Nylon的支持者，再度脫稿演出，用最貼近他們的體己話來闡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話說回來，什麼叫「洗滌人生」？身為民主人自由人，誰會願意被政治力「洗滌」呢？一場牛頭不對馬嘴的政治口水於焉發生。 去年7月，賴清德出席「全國宜蘭旅外鄉親賴清德後援會座談會」，也是面對滿場的支持者，賴清德脫口而出要把「走進白宮」當成政治方向與目標。這一番話讓美方感到驚愕，一度演變成選戰危機甚至是外交危機。當時，本專欄為文〈當總統「沒有不讀稿的自由」〉，呼籲賴清德往後要謹言慎行，即使再有自信，身為總統參選人，也沒有不讀稿的自由。事隔10個月，賴清德已是准總統，在這場銘記Nylon言論自由日的致詞里，是不是又讓外界似曾相識呢？ 做一個總統，說話必須一言九鼎，不確定的事絕對不說，說出口的話一定做到；如果沒把握，最好是做了再說，而不是說了不做、說了未必做，或說了做不成。總統就職前夕，賴清德的每場公開談話都眾所矚目，許多人盯著他的字裡行間，試圖尋找其中的微言大義；特別是來自藍白紅的政敵，更是想方設法要將他標籤定性，得以見縫插針政治攻擊。這一切的差別在於，賴清德究竟如何期許自己？他想要成為一個什麼樣的總統？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
早上起床就看到新聞，施明德先生去世了。回憶施明德先生，最深刻的印象和大多數人不同：不是著名的台獨領袖，而是真誠的民主自由的理想主義者。像他這樣有思想的人，是我們可以獲得啟發，應該永遠尊敬的前輩。 我第一次去台灣訪問，是受國民黨總統李登輝的邀請。所以民進黨人士都躲著不和我見面。施明德先生是少有的、主動和我見面並且深談的民進黨人。 在中共監獄裡只能看到規定的黨報，所以我在一九九三年假釋之後，結識了周素禧女士和德國記者約根，才知道台灣有個民進黨，並且會見了在北京和共產黨談判的陳菊女士。九七年底會見了美國總統柯林頓之後的第二天，在美國第一次見到了民進黨人士，曾經的黨主席許信良。一起喝咖啡的還有一個小姑娘，就是剛剛當選副總統的蕭美琴。 血氣方剛的小姑娘一上來就問我：支持不支持台灣獨立？但被老成持重的許信良先生笑著趕到旁邊去，和張旭成先生喝咖啡了。從此我對民進黨的台獨色彩印象深刻。所以我和施明德先生第一次見面，談話深入之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有關台獨究竟是什麼。 我說中華民國本來就是有主權獨立的國家，為什麼還要搞獨立運動呢？他說其實民進黨的前輩，從海外民主運動開始，目標就是要搞民主運動。後來受到北京西單民主牆的啟發，開始了美麗島運動。所以他一見面就管我叫老前輩，是民主運動的老前輩的意思。 在台灣民主牆時期，他們發現一個重要的現象：大多數文化不高的民眾很難聽懂複雜的民主理論和他們的生活有什麼關係。他們共同關心的一個大問題，就是共產黨打過來怎麼辦？於是美麗島雜誌就發起了一個新的說法，就是我們宣布獨立於中國，共產黨就沒理由攻打我們了。雖然這是個一廂情願的說法，但在動員民眾支持民主運動的方面，的確很成功。從此就獲得了和國民黨對抗的資格。 台獨運動在台灣轟轟烈烈地展開，是台灣走向民主化的開始。我說既然民主已經指日可待了，就應該把這個不合理的台獨說法也改一改了。他說很難。因為現在民進黨的主力，都是中學時期就搖著小旗子上街支持台獨。你現在改了，他們想不通。出於競選的現實考慮，很難放棄台獨的主張，有時候人們是不講理的。 這時候我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如果堅持台獨運動，實際上等於承認中華民國沒有獨立的主權。那不就是給中共攻打台灣製造理由了嗎？這也是我後來私下提醒陳水扁，應該重新解釋台獨黨綱，以便競選的理由。施明德說這個任務不容易，要看年輕人了。 現在台灣的民主政治逐漸成熟，逐漸放棄台獨理論也成為現實。剛當選的賴清德總統宣布台灣本來就是有主權獨立的國家，沒必要宣布獨立。那就是理論回歸現實的演變結果。這也是幫助台灣維護安全的朋友們，可以名正言順說話的需要：如果中共攻打台灣，包括台澎金馬，友好國家出面干預也就更加名正言順了。 你要求別人政策清晰化，你自己首先要政策名正言順。模模糊糊無法圓滿的說法，首先對自己不利，為什麼非要堅持無法自洽的理論呢？施明德這些民主的先驅們所說的與大陸和平共處，指的是大陸民主化之後。和狼子野心的共產黨獨裁政權，誰也無法和平共處。這也是我們當年就進行了的深入探討，並且達成的共識。 文章來源：自由亞洲電台
歷屆台灣大選都有一些國家各方人士組團前往觀選，但2024大選觀選卻有一個前所未有的特點，不少自媒體與西方人士的關注焦點集中在台灣選舉程式的公正透明，樣板就是最後的計票環節，一致評論為透明度高、距離真實選情最近，選後並無盜票指控。有的評論不憚指出：這一點就值得美國學習。儘管我多次表達過希望美國放下民主指導者身段，學習台灣選舉過程的投票計票過程，但這次還是希望再系統地複述一次：應該學習台灣的什麼經驗。 台灣維護了一人一票、出示證件、選舉當日出結果的制度 每個國家的政府財政開支都依賴於本國納稅人所交納的稅，因此，只有本國公民才具有投票資格，而且是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這一制度在美國尤其是2020年大選崩壞。所幸的是，台灣執政黨雖然亦步亦趨學習美國，在計票驗票這點上卻沒在毀壞台灣自有民主選舉以來就堅持的一人一票且需要驗證身份的定製。 多家國際媒體早就介紹，根據台灣法律規定，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以上，以及在投票地居住達4個月以上，就可以投立委票及政黨票，居住達6個月以上可以投總統及副總統票、立委票及政黨票。 此外，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以外居住的人民可申請返回台灣行使選舉權。受理期間自至今年12月4日止，申請人必須在此期限，向其原戶籍地的戶政事務所辦理返台投票。投票期間，受監護者（比如重大刑案犯人或重度精神疾病患者等）不能投票。備受關注的2024年台灣大選在當地時間1月13日吸足了全球的注意力。 美國號稱民主燈塔，但在2020年不少民主黨州就允許17歲的青少年投票，比如加州、新澤西州。早在2018年8月，美國眾議員格蕾絲·孟（紐約州民主黨）提出了一項決議，提議修改美國憲法，將全國投票年齡降至 16 歲。該決議( HJRes.138 ) 將取代第二十六修正案，禁止各州的投票年齡高於18 歲，規定：「年滿16 歲的美國公民的權利，美國或任何州不得因年齡而拒絕或減少投票權。」 作為憲法修正案，該提案需要獲得美國參眾兩院三分之二多數以及四分之三州的批准。如果通過，這將有效地允許十六歲和十七歲的個人在所有聯邦、州和地方初選和選舉中登記和投票。少數州還宣布重刑犯可以投票，布隆伯格還專門投入資金為民主黨購買這種選票。 美國選舉自從2020年選舉日當晚六大戰場州停止計票，出現拜登曲線之後，選舉日成了選舉月甚至更長。這一改變只有美國民主黨覺得自己是在「捍衛民主」。 計票過程透明度高 除了大選結果外，還有一件事在社交媒體上引起轟動，那就是台灣選舉唱票過程相當透明。 德國《明鏡》（Der Spiegel）記者科尼利厄斯·迪克曼（Cornelius Dieckmann）在X平台上盛讚台灣唱票的透明度。 「台灣的民主正在發揮作用。每張選票都被（唱票者）高高舉起，以便讓公眾能看到。」迪克曼說，「選票上的結果被（唱票者）大聲喊出、並重複喊，然後在一張讓外界都能看到的（被貼在展示板上的）紙上進行統計。」 「任何人都可以觀看、拍照或錄影。當投票箱空了時，工作人員會向公眾展示投票箱確實是空的。」 這條推文有390萬流覽量，很多評論者都認為這種做法才是公正透明的。1月13日，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之一、科技企業家維韋克‧拉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在Twitter上附上了一個類似的台灣大選唱票視頻，並稱讚說： 「這就是台灣人的做法，完全透明——與我們不同。」 台灣大選到現在進行了十六屆，選舉要求選民親自到指定的投票站投票，並且採用的是紙張選票。台灣沒有缺席投票、提前投票、代理投票或電子投票等其它方式。選票由專人清點，每張選票在計票前都會展示出來供公眾監督。台灣選舉計票過程一直如此，為何只有今年才被關注到？關鍵是2020美國大選出現的嚴重問題，不僅導致本國民眾對本國民主信心喪失，還導致世界對美國大選的透明公正產生懷疑。 我專門研究過台灣的選舉，早就知道台灣在競選過程中互相抹黑對手、挖對方隱私並誇大曝光、在法律允許範圍內採用各種贈物方式來影響投票傾向，均稱得上無所不用其極，但在選舉投票過程卻始終保持透明公正。2020年美國大選採用大規模郵寄選票、機器投票之後，不少台灣人口頭上並不相信美國大選舞弊這一指控，但我與他們在Twitter、Facebook上討論相關問題時，問他們「台灣願不願意學習美國這種大規模郵寄選票、機器投票」時，無論他們的政治態度如何，都一致表示，他們堅決反對台灣採取這種投票方式。更有人表示，台灣的民主來之不易， 當初民進黨為了防止國民黨操控選舉，力爭建立了這種最簡單也最容易防止作弊的制度，對雙方都公正，不會輕易改變。 民主制度的建立包括三個重要環節，一是民主程序，主要是選舉過程的透明公開；二是民主選舉產生委託人代理制，由民選官員治理國家；三是民主的定期修正機制，如果委託人（選民）不滿意，可以用選票定期更換。這種選舉雖然花費高昂，但遠比一場革命實現的政權輪替要低。而民主制的脆弱，就是因其懸在一張張選票上；民主制的保有，基本有賴於民主程序的公開透明，這點關係到選民意志能否得到實現。台灣作為一個3000萬人口的小國，實行民主制度的年數雖然不長，但在民主程序的公開透明上，卻已經超過了它的民主導師美國。有美國評論者如彭博有作者說這是為了防止中共介選，實是不了解台灣計票制度的形成歷史。 台灣的選民主體知曉自己的長遠利益 與歐美國家相比，台灣選舉面臨的各種外部壓力特別大，選舉輿論環境的惡劣與外部干擾也相當罕見，尤其是TikTok對年輕世代選民的影響力之大前所未見。也因此，台灣選前預測賴清德會勝選，但贏得的票數最多在幾十萬至百萬之間，極少數甚至判定幾萬票差距，但最後以558萬票勝出，立法院也只比國民黨少一票，可說是台灣選民在優先事項的判斷上，很清楚何為台灣之「本」，何為「末」，其定力與清醒程度，完全值得歐美國家的選民學習。 自從西方國家實行「選票換利益」以來，歐美國家的選民多關注短期利益，幾十美元購買一張Homeless的票、出資讓福利院護工收割養老院選票的事情經常發生。但台灣很少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我不敢說絕對沒有，但台灣媒體很少有過相關報導。 在大選之前，我就寫過一篇《APEC拜習會後：台灣命運之球已踢到選民手裡》，那篇文章我表達的希望是：儘管台灣選民對蔡政府有諸多不滿，但還是希望他們在選舉日那天踢好這關鍵一球，做出有利於台灣命運的選擇。如今台灣2024大選已經落地，這守護的責任就落到民進黨新政府身上。我相信賴清德總統會體察民意，對蔡英文奉行的「進步主義優先於民生」路線加以調整，將台灣人關心的經濟民生放在推行各種「進步主義」主張之前。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台灣總統選舉結果和此前民調顯示的一樣，由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當選。對於賴清德選勝的原因，人們可以從不同角度去分析。然而，有一點要注意，中國因素，即台灣多數選民特別是綠營選民對中國的恐懼，可能為他們把票投給賴起了重要作用。 本次台灣總統選舉或許是自政黨輪替以來最激烈的一次，藍綠白三黨推出了各自候選人競逐，在選前的所有民調中，雖然賴清德都要贏過其他兩個候選人，但和第二名侯友宜的差距並不大，兩人的得票數也表明了這點，這使得此次選舉充滿一定懸念。 民進黨雖然在台上執政八年，擁有比在野的國民黨和民眾黨更多的資源用於輔選，可客觀地說，台灣民眾對蔡英文這八年的執政評價有很大分歧，要不能，在選戰初期的民調中，有六成選民希望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事實上，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確實也贏得立法院微弱多數。 中國因素促使選民票投民進黨 民主國家，如果一個政黨執政多年，選民普遍會有一種疲勞心態，想換它的對手上台，尤其是執政黨若政績不佳的話，這再正常不過。原因也很簡單，除了選民有喜新厭舊的心理，主要是執政黨台上時間長了，總會出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些問題未必是執政黨造成的，但因為是你執政，就得背鍋。台灣這次選舉，國民黨猛打民進黨的弊案，包括高端疫苗的「黑幕」問題，賴清德本人的老宅違建、民進黨立委的自拍和偷錄等。但是，為什麼多數選民尤其是綠營基本盤還把票投給了賴，就值得細細琢磨。 不妨假設，這次選舉中國的因素完全不存在，或者台灣是另外一個國家，如果國民黨攻擊民進黨的弊案，很難講它不會對賴清德的綠營支持者產生影響。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選民雖然會支持本黨或者認同的政黨候選人，但也會看重他支持的政黨及其候選人的品格，倘若在選舉中該政黨或者候選人被對手揭出弊案，他的支持者是否會死心塌地地就把票投給他，其實是說不準的。 然而此種情形在本次台灣選舉中沒有出現，不是高端疫苗的「黑幕」或賴的老宅違建問題可以忽視，而可能是另外的因素導致的，這就必須說到中國。因為無論如何，中國的因素是避免不了的，即使中國不存在介選，台灣選舉要想撇開中國因素，也做不到。從這個角度看，完全有理由認為，綠營選民最後把票投給賴清德，不是他們容忍民進黨的弊案，或者認為賴的違建無關緊要，乃是在他們看來，只有賴才能確保台灣不被中國「吞併」，免受大陸專制制度的侵襲，而對侯友宜和柯文哲，他們可能就沒有這種信心。 在去年選戰開打初期，國民黨將本次選舉塑造為戰爭與和平之戰，選國民黨會帶來和平，選民進黨會帶來戰爭；民進黨則將選舉定調為民主與專制之戰，選民進黨會保住台灣的民主體制，選國民黨會給台灣帶來專制的災難。這個口號的喊出，對綠營支持者有極大的鼓動作用，因為他們確實擔心，如果國民黨上台執政，隨著兩岸交流的加深，台灣會被大陸帶壞。中國的專制體制以及由這套體制支配的生活方式借著兩岸交流而強勢侵入台灣，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活和民心。這是綠營選民不樂見並且感到害怕的。 不要專制的中國，台灣本土意識抬頭 兩岸在過去十幾年的漸行漸遠以致現在多數台灣人，不認同自己的中國人身份，總根子在於中國的專制體制。台灣本土意識的生成，成因很多，包括國民黨放棄戒嚴，開啟民主轉型，民進黨執政後修改課綱，有意識地推進文化台獨，去中國化等。然而，有一個現象必須提及，也就是在兩岸恢復交流，特別是在兩岸直航三通後，經貿、文化、旅遊交流的頻繁並沒有弱化台灣人的本土意識，反而加固強化了，讓台灣人更體認到，台灣人是台灣人，大陸人是大陸人。 這種身份意識的強化並非只出現在綠營，藍營也有。在兩岸交流的二、三十年里，台灣人意識發酵壯大，成為主流民意，尤其是40歲以下的中青年，絕大多數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很多外省二代特別是三代已經完成了身份轉變。國民黨的新生代也不把自己當作中國人，主張將中國國民黨改名為台灣國民黨，不只是出於同民進黨爭奪選民的考量。此次總統選舉，不少人注意到，藍綠白三對正副總統候選人，只有柯文哲的副手表態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其他人只稱自己是台灣人。也許侯友宜和趙少康怕被民進黨貼標籤，然而，這種怕的心態不正好說明問題了嗎？ 為什麼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反而越強烈，對中國越排斥？原因就出在，正是交流的頻繁讓台灣人認識到兩岸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態的迥異，擔憂中國會借著龐大的體量，在兩岸交流中變得強勢，台灣抵擋不住中國專制體制的侵襲，從而污染台灣的政治生態，破壞台灣的民主制度和生活方式。 兩岸的大規模交流是在胡錦濤後期和習近平前期，胡雖是弱勢總書記，但在他執政後期，隨著中國國力的強盛以及面臨的社會問題越來越多，中共變得比過去保守和專制。這種情況到習上台進一步強化，當局對思想、言論的壓制達到一個空前強度，對維權人士和政治反對派的打壓變本加厲，對黨內和社會的控制是自毛以來最嚴重的。習惟我獨尊，容不下異己，整個社會的政治風貌完全改觀，重新回到毛時代的那種肅殺狀態，沒有一點自由的習氣。 大陸人對習近平的極端專制都非常痛恨，無法容忍卻又不得不容忍，台灣人看在眼裡，他們當然害怕大陸的這套體制對台灣自由民主的侵害。雖然出於發展經貿等現實考量兩岸不得不來往，但台灣肯定要設置一套防火牆阻遏大陸的專制制度在兩岸交流中滲透台灣，就像大陸設置防火牆阻遏台灣的民主制度滲透大陸一樣。當中國當局不把中國民眾當人來看待，怎指望台灣人親近中國？結果只能是，兩岸交流越密切，台灣人對中國的排斥越強烈，對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越淡薄，乃至完全沒有。再加上蔡英文八年兩岸的緊張態勢，終致兩岸在不同路徑上分道揚鑣。 除非中國變革，台灣民意不會認同中國 坦率地說，要想台灣主流民意認同中國，已經變得非常困難。唯一的可能路徑，就是中國大陸必須變革，改變中共的專制體制，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兩岸和平統一或許還有一線希望。中國的民主變革當然首先不是為了統一台灣——相反很可能，由於兩岸70多年的分治，即使中國民主化後，多數台灣人依然不願和中國統一，而是為14億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活得有自由、有尊嚴，受政府尊重；但是，中國民主化後，至少在統一問題上，會得到自由世界的理解甚至支持。而如果中國還處於習近平極權統治的嚴酷體制下，連自己的民眾都在通過各種方式潤出來，逃離中國，去強行統一台灣就缺乏道義支撐，遭到民主國家的反對乃是可以想見的。 故而，從中國的角度看，賴清德的選勝告訴北京當局，中國要想贏得台灣民心，缺的不是力，缺的是民主，或者民主之力。不開啟中國的民主化轉向，仍行3000年秦制，兩岸只會愈行愈遠。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我在中國國內有四位參加過「六四」的親戚、前同事和朋友，他們沒有像來到海外的許多「六四」親歷者一樣的民運領袖風采，更沒有像郭飛雄（楊茂東）那樣在國內經歷諸多磨難仍保有不滅的政治志向。他們是在當年「六四」承受過打壓後迅速後退的一批人。在我眼裡，他們是平庸的。 校園裡沉默的姐夫 我的姐夫是南方人，一位中學特級教師，在教學和為人方面都頗有口碑。他沉默少語，僅憑他一臉正氣和嚴肅的表情，就足以讓人相信，他是很有思想的，和世俗中慣於吃喝玩樂者不是一類人。 多年前，我就知道姐夫的一個「秘密」： 1989年「六四」期間，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民主運動進入高潮之際，在南方的一個小城，幾名年輕中學教師在校內自發遊行慶祝。姐夫是其中之一。 但是隨著學運被強力鎮壓，他們受到了嚴厲處理……有的被貶到邊遠小學，有的雖然留校，但今後不能晉級、升職。他們都要寫一份向黨檢討自己的材料，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憑著出色的工作能力，姐夫在「六四」十五周年後，獲聘到一個發達城市的貴族學校，月入幾萬，後來房子有好幾套。近年他再被聘到一家知名的公立學校，再過兩年就要退休了。 每當我和姐夫談到中國社會弊端和變革的理念時，他都認同，只是表態不多。對於我經常在社會上揭露共產黨迫害人民的黑暗現實，他有時只是說「注意安全」。 我不知道姐夫是否心中仍保有當年對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為民請命的擔當。也許，他看到強權如此，自己無法與之抗爭，而將心志轉移到教書育人。但是，在中共的愚民教育體制下，所謂的教書育人又能對社會起什麼推動作用呢？當然，他教的是理科，也因此避過了涉及政治敏感話題的課程。 近幾年我和家人到了海外，每次和姐夫通話，當談到海外自由資訊時，他都是默默地聽，從不表態。最後說：「謝謝」。 總而言之，姐夫是那種後來逃避政治的「六四」親歷者。 罵黨的貪官大哥 20年前我還是縣城機關的年輕幹部，後來因為受到政治迫害，被貶到基層。一位比我年長几歲的前同事在為我爭取待遇方面幫助很大，他在我出事時，已是一名中層領導幹部，我稱他為大哥。 早年共事時我們就相互信任，他願意跟我講心裡話，在我離開當地之前，我們一直有聯繫。 大哥也是「六四」親歷者。1989年，在廣州讀大學時，他是響應北京民運的學生之一。 他主管經濟，在當地有改革派官員之名，還有升職空間，但是，我知道他是個貪官。當地也曾流傳一些對他不利的消息，只是他的哥哥在省里，也沒有人能動得了他。 有一次，我在他家裡喝茶，他居然問我：「兄弟，我的錢夠多了，以後這錢太多了怎麼辦好？」 那時我也很閉塞，不清楚如何轉移資產這些事。 我對貪官沒有負面想法，共產黨的錢，本來就是黑的，掏空了就讓這個政權垮吧！特別是大哥思想開明，起碼對我不像別人那種歧視，反而充滿同情和理解。 大哥經常私下罵共產黨，比如對那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僵化政策，文件發下來又不得不應付下。我從香港帶回的禁書，他也敢看，有關「文革」的歷史、「六四」屠城真相、法輪功真相的資料都敢看，還收藏了一本《九評共產黨》。 不過他說不想自己的下一代受影響，他從來不跟孩子提起「六四」，更不要說講出真相了。這是我深感惋惜的。 大哥心水清，但他想在共產黨的天下里儘力撈錢。他還記得「六四」時的理想，只是已經放在一邊。可能人們會說這是精緻利已主義者。但我相信，如果有一個好的體制，他的狀態就不會是這樣。那時，他的聰明才智同樣會使他獲得名利，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出國多年，和大哥沒有了任何聯繫，畢竟他是官場中人，近十年受到的政治監控比過去嚴重，所以我也不想給他添麻煩。但願他在習近平的內鬥反腐中仍能平安。也許，他內心的正義感和對共產黨惡魔的抵觸，能讓上天保佑他。 「國學」圈裡隱忍的名士 第三位「六四」人物，是一位儒雅的民間學者。 任先生來自北京，相貌堂堂，經常著一襲長衫。他是我所在城市的「國學」圈子裡的名人，還是個佛教研究者。我一直不問他的真名實姓，他的名片上寫著姓任，據別人說這只是化名。 當時我已從體制出來，在南方某市的企業做管理工作，任先生在一個社區設有一家國學書院。也是因為緣份之故，不記得什麼時候起我們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任先生跟我講過他的過去，他說自己曾是「六四坦克人」，就是曾經在長安街冒過危險的那批學生之一。因為「六四」問題的影響，以他的專業，本是進機關為主的，但他一直在商界，更多是作為自由職業者。 任先生談到「六四」面容沉重，相信他當年受到較大衝擊。他對於當前政治處於非常消沉和悲觀的狀態，也說過不願意再介入任何政治。 中共治下的「國學」其實是變異的。我看到任先生的書院里有佛教居士捐贈的宗教類普及書籍，都有著中共意識形態和黨文化的印記，並不是真正敬重神靈。後來我發現他只是在這個圈子裡求得名利而已，「國學」是個幌子，就不知不覺和他疏遠了。 踲入空門的民主青年 最後一位我想介紹的，是「六四」後不久出家的僧人，他其實只和我有一面之交，我不知其名，也不知他是何方人氏。姑且稱他為德先生。 大約是在2008年，在城市裡一輛行走較長路程的公交車上，我遇上了高大英俊的德先生。 德先生和我一見如故，而且談起時事話題很投契。和尚也能談政治，且在公共場合聲量大也沒有顧忌，確實令人大開眼界。不過當年在社會上，確實還沒有現在習時代這麼多隨機告密者。 德先生對我說，「六四」後他和自己的同校女友都曾經被短暫抓過，女友先獲釋後去了國外，並且有了新男友。德先生獲釋後不想離開中國。民主路斷，情緣已了，心灰意冷，於是踲入空門。 但是他的政治理想一直如夢縈繞，所以每每有所抒發，其他僧人甚至戲稱他為「政治和尚」。 德先生說，「政治和尚」並不可惡，其實就是憂國憂民而已。比起那些在宗教里貪污淫亂的黨棍僧官們，德先生自認是清白的。但他說自己是行動上的保守派，不想做些什麼，說到底，一切皆空。 我和德先生一路長談。因為佛家講隨緣，他也不想留什麼聯繫，到站時揮揮手下車而去，僧袍飄飄。 回頭看看這四位與我有緣的「六四」人物，都各有特點。一個共同的特點是，他們在中國的嚴酷政治環境下，經歷打壓後迅速自我掩蓋，沒有繼續對昔日自由民主理想的踐行。但是相對於普通民眾，他們思想境界較高，還保有對政治清明的渴求，只是不想再去付出。 我想不能一味怪他們，在中共暴政之下，一般人是很難起而行和恆久堅持的。 也許，他們現在是平庸的人群，屬於沉默的大多數。在日後形勢急轉，當那些在國內一直飽經磨難而不屈的大志者們振臂一呼之時，他們也能夠以不同方式起作用。但願如此！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