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門店收到「一路走好」花圈 現場肢體衝突視頻熱傳
2026 年 6 月 24 日
梁朝伟获颁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其实不是新闻，因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经宣布（当时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已第一时间扑出来发公告祝贺），只是前日才于威尼斯举行颁奖礼。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贺声中，也有网友重提梁朝伟2002年所讲的“支持镇压六四”言论，并问有多少人记得。 我自己是记得的，不但记得，更在《苹果日报》熄灯前两星期于名采版专栏写过，该文题为“梁朝伟谈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疮疤，只因当时适逢“六四”周年，我想从另一角度谈谈港人六四记忆而已。后来《苹果》消失，此文亦随风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伟获奖后，就在Patreon写了篇文，记录某位老人家与梁的小故事，呈现梁比较鲜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伟谈六四〉全文。关于梁朝伟的过去，我已写过了，今天只想谈谈他的致谢词。 梁朝伟这次领金狮奖，堪称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谢词却很短：一半是感谢颁奖的李安、威尼斯电影节、太太刘嘉玲、亲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则感谢香港及过去41年合作过的电影伙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长，其后受香港电影界栽培，由此展开我的演艺事业，实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伟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确实跟香港有莫大关系。金狮奖的耀眼光辉似乎令人忘记了，梁朝伟在香港电影黄金时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药”，也从未有过像周星驰、周润发那种令片商趋之若鹜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伟担正男主角的电影，大多不过千万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后，“双周一成”日渐减产，梁朝伟叫座力才渐渐提升，代表作自然是《无间道》和《色戒》了（后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于，正因为梁朝伟从来不是最当红的明星，这反而免却他的票房包袱，让他有机会参演不同类型、不同国家的电影，包括侯孝贤、王家卫等导演的“冷门文艺片”。相比之下，扛着庞大票房压力的周星驰，戏路就有很大限制（他当年破格拍两套《西游记》就惨遭票房滑铁卢了，遑论拍“离地”的艺术电影），极其量只能在《国产凌凌漆》梳梳头，恶搞一下《阿飞正传》的梁朝伟。 威尼斯影展总监Alberto Barbera是这样评价梁朝伟的：“梁朝伟所演的角色，不仅横跨多种类型，且在不同纬度上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正因为他长期与有名望的得奖导演合作，令他名声鹊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中令人难忘的演出，让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见梁朝伟得金狮奖，关键是他长期参演艺术片，而当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为当年全港追看“双周一成”，一线尾的梁朝伟才有空间胡乱闯荡，跑去跟着“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惨淡的艺术片，由是阴差阳错造就今天的成就。至于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点，即梁朝伟“架起了电视、流行文化和艺术电影的桥梁”，我觉得除了从前的香港，确实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 梁朝伟令洋人惊叹的“多才多艺”——拍电视剧，演不同类型电影，还当过流行歌手——在当年香港其实非常普遍（连周润发也是“歌影视三栖”），因为大家的心态是什么都试、什么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没有界线，很多“奇迹”就是在各种随机尝试中碰撞出来，王家卫如是，周星驰也如是。梁朝伟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连艺术片都“捞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话，“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梁朝伟的故事也许给我们一个启发：做些跟别人不同的事，就算没有即时成果，只要默默坚持下去，最后还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的。 除了当年香港，哪里还有培育梁朝伟的土壤呢？拍大陆片《捉妖记2》、《无名》之类，尽管也很多元化，却不大可能让他得到外国影展青睐。看到梁朝伟获奖，我觉得最唏嘘的是，若非命运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会不会也可能是张国荣？（本文授权转载自作者脸书）
南京学运同样风起云涌、惊涛拍岸 谭嗣同说过，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秦政，至少包括两方面：皇帝一人独裁和首都中央集权。共产红朝号称反封建，却把两者全盘继承下来。过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产党的权力中枢，毛泽东晚年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我无法改变整个世界，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在当代中国，北京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国各种资源，以供盘踞在此的统治阶层自肥，而关于首都北京的论述，也一叶障目式地成为关于全中国的论述。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反对派的论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义原则。比如，长期以来，对八九民运史的书写就始终以北京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这场运动被称为天安门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天安门是一个关键场所，但绝非全貌。澳大利亚学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一书中揭露了发生在成都锦江宾馆的另一场屠杀，在成都长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见，“在地”者其实是多么地“离地”。 八九民运应当是一幅全国拼图，每个地方的参与者都有责任拼上自己那一块马赛克。南京学生领袖吴建民的回忆录《岁月有痕》，为之拼上了关于南京学运的关键部分。吴建民出生于高级军官家庭，当过兵，在南汽集团工作过，一九八九年，他即将从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学运爆发后，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轨迹因此改变。与大部分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他当时已二十六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有勇有谋，妙语连珠，也有组织管理才能，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学生领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数量、学生在校人数的规模，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这本回忆录中，吴建民详细描述了南京学运的过程和特征，与北京学运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学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个指挥南京地区学运的指挥部“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前后任职常委的七个同学，清一色是南大学生，外校学生一个都加入不了，这在北京学运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南高联之下，又建立“参谋部”，“参谋部”汇集各校的骨干，每天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北京学运中没有的建制。 学运过程中，吴建民提出“北上运动”的构想。他认为，南京作为民国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学运领先于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满足于一城一地，应当率先发起“北上运动”，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的学生都动员起来，像滚雪球般壮大。当这支队伍走到北京时，就有条件在北京组成“全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然后以“全高联”而非“北高联”的身份与中共当局对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学生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长征团”，从鼓楼广场出发，徒步前往北京。吴建民任“北上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支数千人的队伍，一路突破围追堵截，六月三日，到达安徽滁州师专集结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队伍本要出发，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难者。江苏和安徽两省派来大量客车已拦在队伍前面，且还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前来劝诫的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兼教委主任杨咏沂告诉吴建民，北京已清场，现场的武警将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学生前进。吴建民和指挥部其他人员被控制起来，大部分同学都被推上大客车带回南京。少数先遣队同学骑自行车到了张八岭镇，遭到武装民兵拦截，并威胁说：“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最终“六四北上”的终点站，就在张八岭镇画上了句号。 屠杀之后的抗争，更是可歌可泣 被带回家后，吴建民被软禁在家一个星期，然后回到学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南京市高自联通缉名单”，他名列其中。学校保卫处官员把他带到公安局。随后，尚有良知和风骨的学校王院长将其保释出来，让其参加毕业考试。但上级命令扣下其毕业证书，并要求他每天到“清查办”交代问题。 当时，吴建民和其他南京学生领袖听说香港有“黄雀行动”，但他拒绝流亡海外，对逃入美国使馆的方励之夫妇无比失望，“导师跑了，丢下万千他的追随者跑了！……那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跑吗？大使馆装得下成千上万的参与六四学潮的学生吗？”他表示：“我反对临阵脱逃！反对当中国民主碰到困境时就选择逃亡国外！”他慷慨激昂地对同仁说：“我愿意付出青春、付出热血，比起那些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死难的同学，我们责无旁贷，应该留下来坚持！” 随后，吴建民发动大家办刊物、建立组织，完善“后六四时代”的抗争机构。他到上海、肇庆等地与香港支联会派来的人碰面，对方带来资金资助。二十多年后，吴建民流亡美国，原本计划到香港向支联会致谢，香港局势却江河日下，支联会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时的吴建民，经过“六四”屠杀，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恶，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为实现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选举，实现十四亿的人民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九零年春，吴建民在鼓楼大街钟亭约见南京几所高校的主要学运领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组织机构的想法。他们讨论组建“中国民主前线”，并设立最高常务委员会，吴建民被推举为主席，副主席为彭万忠、李勇，李力夫任秘书长兼常委，委员有王立军、王小泉、段小光、王建华、刘格等，他们大都是学生或青年教师。这些反抗者都不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国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地，类似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展开反抗的群落还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语言学院年轻教师胡石根等发起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活动，仅在北京就有数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称“十五人案”。西北大学有张明案，兰州大学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杀电影”案。“六四”前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有不少是随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机者，因为人们普遍乐观评估这场民主运动可能会成功；“六四”后仍然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式的真英雄，因为此时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档车。 过去，由于资讯有限，我曾撰文批评，中共枪声一响，反抗运动灰飞烟灭，比不得韩国的反抗运动——光州事件中，全斗焕军政权杀人的凶残一点也不亚于中共，但韩国的抗争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韩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有血性。但后来当我陆续读到廖亦武、刘贤斌、吴建民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不是没有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只是他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就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代，杨小凯在狱中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组党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们都被屠戮殆尽。中国未能像韩国那样实现民主化，不是因为中国人比韩国人更怯懦，而是因为中共政权比韩国军政权残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和韧性。 他的刑期之长，超过二十一名被全国通缉的北高联领袖 吴建民等人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和人性的幽暗，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中共国安部门严密监控之下。几个月后，国安部门就收网了，他与同仁纷纷被捕。多年后，他从狱中归来，才知道他们的组织早已被中共渗透。与他一起赴外地会晤支联会代表的女同学吴蔚，向当局供出若干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行动细节。他出狱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其间慢慢与当年南高联的成员恢复联系，只有吴蔚从未出现过。另一名经吴蔚介绍进入地下组织核心圈的女同学罗明娟，当时负责开设账户存入香港支联会转来的几十万资金，案发后此人一度人间蒸发，那笔巨款也不翼而飞。吴建民出狱后才知道，罗明娟顺利在南大完成学业，然后到广西国安厅工作，他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女生最初就是当局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卧底。吴建民也认为，那个唯一名列全国通缉令名单、日后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南京学生领袖也是同一类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动和秘密组织起家的，这些单纯天真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在其眼中如同过家家般幼稚。 国安部门一开始企图诱骗吴建民充当线人，联系香港支联会人员来内地与之会晤，然后将来人一网打尽，却遭到吴建民严词拒绝。当局将不予配合的吴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国通缉的二十一个学生领袖都长。江泽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学运领袖作为各省站队的态度。紧跟江泽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献投名状，对本地学运领导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狱中的待遇也更恶劣。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后来读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忆文章之后感叹，廖亦武坐的监狱犹如地狱，与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监狱中简直如同天堂。 吴建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从看守所到监狱的铁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镣”，被单独关押在长宽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闭的号房里，巨大的顶灯二十四小时都照着人。他多次遭受国安人员、狱警、牢头狱霸酷刑折磨，他说：“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带到操场上，有犯人蹲在一个圆圈中，周围有六头狼犬眈眈相向。警卫红旗一挥，六头狼犬就扑上去。犯人抱着头，趴在地上嗷嗷惨叫。狱警严厉警告：“你不服从管教，下次就轮到你了！”吴建民差点吓得晕过去，他写道：“这一次观刑体验，让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带出去观斩、看其他犯人被枪决的血腥场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还有哪个政权、哪个政党能比中共更邪恶、能比中共更残暴！这个场面给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后，我经常在梦中梦到这一幕。”他在狱中听说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后被活摘器官，他的老军医的父亲悄悄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体检时尿液含血量超标，由此逃过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单。 吴建民被捕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访华，向中方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与之会谈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中写道：“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从此细节可看出，中国的“战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钱其琛一副痞子无赖嘴脸，装疯卖傻、李代桃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将该细节写入书中，殊不知这是要遗臭万年的。贝克奉老布什之名访华，要跟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对这种恶作剧无从深究。二十多年后，贝克在美国会见流亡出来的吴建民，当初他对包括吴建民在内的名单上的政治犯或许确实真心关切，但受制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无数像吴建民这样的良心犯最后就被忽略不计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国拥有数亿奴隶劳工的“低人权优势”（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韭菜”和“人矿”）及庞大的市场，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国纳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权重新恢复了自信，学者白信评论说：“中国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与美国国会的年度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玩弄以异议人士换市场的人权政治，从而不仅逃避屠杀责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权责任，而且造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无法突破对邓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开放的幻觉。” 一次反对中共，一生都反对中共 一九九七年，吴建民提前获释。南京国安不允许他在户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无锡经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来，吴建民经商有成，创建的广告公司拥有两百多名员工，在当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无法到银行贷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单。像他这样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规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业发展大了，就会被盯上并搞掉。他致富了，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企业老总，是当地商会的秘书长。然而，“六四”的标签一辈子都贴在他身上，他刚开始谈恋爱，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国安恐吓。他与第一任女友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女友的父亲是一名高工，强迫他写一份绝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拒绝此一无理要求，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中国政府用有限的赚钱的自由来锁定民众，导致“六四”后没有几年，民风骤变，唯利是图。中产阶级群体中，并未如西方现代化理论那样出现民主诉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在很多国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贫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无关。“即使人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觉悟会有显著的变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带来政治教育得到明显改善的公众。”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说：“典型的公民只要一进入政治领域，其思维能力就会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以内，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进行评论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变得易于人云亦云，易于受到感染。” 虽然有钱了，吴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他的护照被国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国洽谈商务，国安派人与之同行。后来，他组织小区业主维权，对抗大型国企苏豪集团和华润集团。这场维权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诉求，只是捍卫业主的经济利益，最后大获全胜。但在此过程中，他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当局的警惕。若是每一个像吴建民这样的业主委员会主任都转变成基层政治运动的号召者，中共的权力必然受到挑战。这也是后来中共出重手打压业主维权运动的根本原因。 吴建民对“六四”念念不忘，总是想着继续做点事情。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国内出现一股乐观气氛，他和友人觉得可以通过举办大型的纪念赵紫阳的活动来为“六四”正名打开一个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广州原高自联领袖于世文和妻子陈卫因在黄河大堤上公祭赵紫阳而被捕。由此，吴建民得出结论：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独裁者，是民主的敌人，正如萨利托所论：“民主就是非个人独裁，是个人独裁的准确的对比词和确定无疑的对立词。这意味着民主是指以反对个人化的权力、反对统治公民的权力属于某个人为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权力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更具体地说，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不可改变地掌握权力。正是由于否定了个人独裁的原则，民主准则才成为人对人的权力只能由他人授予，并且它总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变的基础上。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百年来，中国的反民主本质从未改变过，追求民主就必须反共。 二零一四年，吴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发小给他发来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后来，这张名单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网。在“七零九”前数月，吴建民携妻子和双胞胎儿女流亡美国，可谓间不容发。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他创建名为“建民推墙”的自媒体，“每天一讲”，类似于当年冉云飞的“每天一博”，已做了两千多期节目，突破中共网路封锁，吸引数十万国内外受众，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新华社和央视的洗脑宣传。从“六四”的广场走向自媒体，反抗的方式“进化”了，但他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终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个世纪两场发生在中国的运动，影响了整个世界。一场是发生在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一场是规模更大的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民主墙运动扩散到了台湾和莫斯科等全球多个国家，是共产主义左派意识形态走下坡路的转折点。天安门民主运动是共产主义阵营走下坡路的转折点，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迅速垮台，走向了民主。 直到今天，国际国内的多数人，仍然在纪念这两场扭转人类命运的运动，特别是1989年轰动世界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特别是纪念在这场运动中牺牲的千千万万中国人。因为这些牺牲的先烈们代表着人类的良知，这种人类良知的表现，推动着人类的良性发展。 虽然在中共的高压下，中国人民不敢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同情。虽然在利益的驱动下，很多西方政客也不敢公开表达对他们的崇敬和同情。但是在人们的内心里，孰是孰非都像明镜一样清楚。即使那些参与和帮助了镇压的、被人们所痛恨的人，内心也很清楚什么是人类共同的良知。 上个世纪末，有一次我在捷克参加哈维尔总统召开的人权民主大会。中间休息时我在那个教堂的巨大的卫生间，碰到了中国人民所痛恨的基辛格博士。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长枪短炮已经准备好了，想记录我们两个唇枪舌剑的爆炸性新闻。基辛格声色俱厉地赶走了记者们，声称谁留在现场就把他告上法庭。 亲自驱赶了记者之后，他回过头来对着脸色不太好看得我说了一句话，也是小布什总统对我说的同样的话：“我知道你想说什么，请先听我说说”。我只好耐心地听他说。他表情严肃地说：“你们中国人的批评我全都理解，但我们是在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的进步做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看到我摆出了辩论和斥责的表情，他赶快拉着我的手补充了“比如说促使毛泽东和邓小平发展和美国的友好关系，从长远来说有利于中国走向民主化。”等等一些说辞，让我不好再打人家的脸。毕竟厕所也不是辩论的场所，哈维尔总统还等着我们进入会场呢。 的确，天安门大屠杀后老布什总统放了邓小平一马，减弱了以至于最后取消了对屠杀者的制裁，保护了美国大企业的利益。在克林顿总统和小布什总统的时代，转变为给中共最惠国待遇的绥靖政策，以至于现在美国两党政治家都在后悔，资助了一个美国的敌人。这些都是从基辛格的绥靖主义政策开始的。但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辩论，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 但是这件事清楚地说明：人心里都有一把尺子，不可能昧着良心欺骗自己。孰是孰非，自有公论，不是宣传和诡辩能够泯灭的。六四的英雄们和八九年的牺牲精神，是人们心目中永不磨灭的纪念。一些不明是非的愚昧民众，跟随共产党的虚假宣传，对一九八九年六四牺牲者和民主运动进行诋毁和诽谤，使得亲者痛仇者快，是浑人和傻瓜行为。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四年。有些人说忘记过去吧，面向未来。但是我要说：忘记了过去，灾难还会重复。一个没有记忆的民族，不配生存在这个世界上，迟早要被淘汰。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几千年而生存下来，重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是一大特点。 1989年中国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共产主义阵营却因此而崩溃了。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中国的民主化很快就会迈开其脚步。这是历史的必然，剩下的就是早晚的事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日前，美国记者发推文说，曾在福建发现习近平1989年民运后写的一篇文章。该消息在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引发中国观察者的关注。 10月5日，《华盛顿邮报》驻华记者窦伊文（Eva Dou）在推特上分享了她不久前发现的一篇习近平所作文章。 她写道，“这个夏天，在一家福建图书馆满是灰尘的书架上，我偶然发现了一篇习近平在1989年血腥的天安门镇压后不久写的文章。这暗示了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场严重危机，可能给他的世界观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 On the dusty shelves of a Fujian library this summer, I came across an essay written by a young Xi Jinping soon after the bloody Tiananmen crackdown in 1989. It was a hint of how the first serious crisis of his career may have informed his worldview. (1/x) pic.twitter.com/9nUKMOKeAz — Eva Dou (@evadou) October 5, 2022 1989年春季中国各地爆发民主抗议活动，36岁的习近平时任福建省宁德地区地委书记。他在题为“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文章中说：“我们要反对有的人打著创作自由的幌子，把文艺作为一种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工具，诋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否定党的领导。” 习还为这样的严格管理辩护称，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对文艺领域有一定程度的干预，但也认为，艺术家应当有一定的自由。 窦伊文推文说，“习近平承认艺术在社会中的力量和作用。他说，感动人们的艺术和文学并没有远离政治，而是交织在其中，‘因为它是人民不息的吼声’。” Xi recognizes the power and role of art in society. The art and literature that moves people is not distanced from politics but intertwined in it, he says. “Because it is the unceasing roar of the people.” (8/x) pic.twitter.com/AH6Y4hs2PB — Eva Dou (@evadou) October 5, 2022 “他那时的演讲和写作更加怀柔一些，但最终还是支持党的控制”，窦伊文写道。 美国之音说，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推特上中国观察界的注意。 《华尔街邮报》中国分社副社长李肇华（Josh Chin）写道：“习近平在位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但有关他的官方故事却被控制得很严，能发现像这样新的拼图非常难得。”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八股的党文，但依然有著80年代改革主题的味道。”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Henry Gao）感到有些好笑。他说，“多么讽刺，特别是他自己的爸爸就是因为一部小说被诬陷为反党分子。” 中共前党魁毛泽东曾将1962年出版的小说《刘志丹》定性为反党小说，与这部小说创作和出版有关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因这部小说被打为“反党头目”。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高级研究员娜德基‧罗兰（Nadege Rolland）写道，“不得不说习的党控制一切的看法一直没变过，也和邓小平对‘六四’的看法相吻合。” 美国经济学者克里斯‧鲍尔丁（Chris Balding）写道，“这让我想起前苏联对文艺界的做法，那导致多年来除了少数例外，几乎没有高质量的艺术作品。”“我们今天在中国目睹同样干枯的艺术地貌。”
（四） 写到这里，似乎可以结束了。但是，有两个极其重要的实质性问题，我认为有责任回答： 第一个问题：学生群起而表达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错误”？我负责任的回答是：绝对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题，都有权表达各自的观点。他们的这种权利应当受到国家、政府以及军警的保护，而不应受到压制和摧残。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决不因“成败”而改变。1989年“六四”的学运民运，是我平生经历的最值得国人骄傲的壮举。力量对比是力量对比。成败是成败。善恶是善恶。因打赢而得势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被屠杀的正义则永远是正义。 第二个问题：如果赵紫阳向邓小平妥协，能不能避免屠杀，减少损失？ 这个问题问得很妙。似乎，只要赵紫阳屈服，天安门屠杀由邓小平屠杀改换为赵紫阳奉邓小平之命下令屠杀，就能改写历史，纾解人民的痛苦，减少改革的损失。其实，一进入力量对比的领域，赵紫阳就输定了。恰如当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资派，左了，是形左实右；叫你到大学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组，是听任学生向党进攻；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这是中共至少从毛泽东以来的传家宝，邓小平不过是毛泽东的学徒之一而已。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挚友告诉我：1989年初，当过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汪峰，曾找几位顶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邓小平有意将在宪法中删去“四个坚持”。我愿意证明邓小平那时真的说过诸如此类的话。我自己就有切实的证据——就在同时 ，即1989年初，胡乔木不仅对赵紫阳，而且专门对我本人，都特意透露过这个重要的喜讯。我完全不怀疑邓小平在1989年初曾经对胡乔木汪峰等亲口说过这些话，正如我至今丝毫不怀疑在天安门屠杀之后邓小平仍然亲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动”一样。 至于《李鹏“六四”日记》的可靠程度，我认为，因为这书是被中共中央严禁李鹏本人在国内出版的，就足以确证本书确实出自李鹏之手，是真品，决不是旁人冒名顶替的假货。 写了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六四”事件这个沧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万用坦克和冲锋枪武装起来的国防军碾压和扫射手无寸铁的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是中共党魁邓小平破天荒的创举，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演化史上的一大关目。邓以“镇压学生就有好结果”的血淋淋的事实彻底摧毁了毛泽东的假惺惺的“镇压学生没有好结果”的谎言。而且，它的异乎寻常的特点之一是，居然在中国内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开赞美。 “六四”屠城确实是史无前例的一场大革命。它明目张胆开辟了公权绝对不受制约和民权彻底失去保障的新时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确立了“万众”必须“一心”的“核心”体制——用邓的原话，叫做“毛在，毛说了算；毛死，我说了算；将来，你（江泽民）说了算”！这个体制就这样明火执仗确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构筑了共产权贵金字塔的数不清的层层阶梯，从正国级到城管和辅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种户口”精心治理的罪民，从而在一切中国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顺党者昌 ，逆党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泽东的理想，无非是把国家变成“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军营，“六四”屠杀则创造了一个一切行动“用不着”指挥，人人天生就个个自觉自律向党看齐的产业大军和作战大军。 十四亿人同看齐，叫你天下谁能敌！中共的镰刀崛起了，富强了，领导著全世界了。中国的韭菜也源源不断滋长繁殖起来了。中国越来越伟大，天安门屠杀的主谋邓小平也被尊称为“邓公”了。 这一切都不是梦，是津津有味的现实，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们招手。 （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 现在我想需要回顾一下赵的后续行动。赵当然不知道军委主席邓、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三人之间那些乌七八糟的勾当。既然邓“都同意”，赵就抓紧落实。赵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满，16下午是和戈尔巴乔夫会谈。会谈完毕，赵立即赶回勤政殿开常委会，议题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学生爱国并撤销《人民日报》“426社论”。赵没有宣布或暗示邓小平已经“都同意”，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学生爱国的措辞上，李鹏争辩了几句，后来看到杨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积极，李也就不再反对，终于通过了。所以次日各大媒体，都报道了赵紫阳代表常委肯定学生爱国的新闻。 问题主要卡在撤销《人民日报》社论上。李鹏姚依林杨尚昆都声称这将“伤害小平同志”，坚持不能撤销。紫阳反复说明，本来就是我们常委自己错误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况，因此一切应该由我们常委负责；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们常委知错就改，非但不会伤害小平同志，而且无疑将提高他的威望。乔石和胡启立都明确支持赵的方案，李鹏姚依林则坚持反对。杨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议事规则规定的是多数决定制。这次是赵乔胡三人赞成，李姚二人反对，本可通过决议，为慎重计，赵决定搁置再议。 因此，5月17日上午赵才要求单独见邓。邓的回复是“可以”。邓要赵下午几点钟（我记不清了）准时到住处。赵准时一到，邓小平就向赵摊牌了。 细节很重要。但我没有看到有关人物写过这次摊牌的任何细节。我当然不相信无关人士的描绘。我只知道赵紫阳本人在当天傍晚亲口对我和他的秘书兼中办副主任张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记得赵紫阳是这样说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赢了。我全输。我本以为是我和邓两个人谈话，想不到是邓主持开常委会。我去时，他们早到齐了，杨尚昆也到了。姚说我的亚行讲话最坏，发出了（和邓不同的）两种声音。今天作了决策。什么决策我不能告诉你们二人，因为要保密。我说“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这个决策我执行不了。”邓说，“总书记还是你（赵）。”我回来想了一路，我必须辞职。你们给我写个辞职信。”我问，辞一个（总书记）还是辞两个（加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答：两个都辞。 附带提一下邓主持的这个历史性常委会上的一个小插曲。赵要我起草辞职信，因此叮嘱我“注意保密”，我说，这容易，我从来没有泄过密。赵说，“有人已经说你泄密了。”我很气愤说，“这个人一定是李鹏，因为别人讲话都是负责任的。”赵说：“可是人家说你已经泄密了。我对他说，法制社会，讲话要有根据。他说，我有根据，现在不拿出来，必要时再拿出来。”后来终于揭晓，李鹏要国务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鲍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员泄漏了中央开会决定戒严的军事机密，而铁的事实是：13人证明鲍彤没有半个字涉及戒严，只是说自己将受审查，请大家严守纪律保持冷静。可笑的是：李鹏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经预先掌握了鲍彤将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军事秘密罪的“证据”，“鲍彤是坏人”也从此成为邓小平的口头禅。—— 不过这些东西，上不了历史的殿堂，只能当作中共的笑料。 言归正传。根据赵紫阳当时对我和张岳琦的口述，我认为有几点是肯定无疑的： 第一，所谓“赵紫阳不该在戈尔巴乔夫面前把邓小平抛出去”这个传播最广的罪状，根本没有在摊牌会上出现过。因为，赵紫阳必须把“邓小平虽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领袖”告诉全世界，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议，而这个决议恰恰是邓在1987年7月7日亲自提出的；最雄辩的是，李鹏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过传达的方式，就已经把邓小平赤裸裸地整个“抛出来”一次了，还用得着等到5月16日赵紫阳再“抛”第二次吗？！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显然是被邓小平选定并经邓亲口培训的。不过也真难为了姚依林。邓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说别人“好”，唯独对赵紫阳5月7日的“亚行讲话”说过好，因为实在无懈可击。5月8日那天，常委会尚未正式开会，在聊天，杨尚昆说：紫阳，你昨天讲得好！第一个响应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连声“讲得好讲得好” ，不甘落后的李鹏也紧跟说：“我近期见外宾，也要呼应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会的录音没有被毁，我想应该都查得到。 同样是常委会，同样在杨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体无异议赞同赵紫阳发出这个“第二种声音”；5月17日在邓小平核心的亲自主持下，却又以多数宣判：发出“第二种声音”是罪该万死。这是什么？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构的政治生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 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3周年。当年，在中国军队在北京进行大屠杀之后，八九民运的很多主要参与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还在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但多年来，也有不少人质疑，海外民运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么多年，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对于中国未来民主化，他们又是怎样看待呢？ “流亡是一种个人承诺，是个人的commitment (承诺) 。” “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 您刚才听到的是一些经历过六四事件的枪林弹雨后流亡海外的八九民运主要参与者苏晓康、周锋锁和王丹，日前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的感受。 作为一群政治流亡者，在他们身上，曾经一度背负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时代变革的理想与追求。而在多年后，虽然漂泊异乡，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当初对于民主自由信念的承诺。 流亡海外的反对派 “我们海外民运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对派的存在，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补足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这一块。” 王丹说。 王丹当年是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生，六四大屠杀后，20岁的他在中国当局通缉的学运领袖名单中排在第一位。他拒绝逃亡，多次被逮捕入狱。1998年，他获“保外就医”，流亡美国，之后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并到台湾任教。2017年，王丹返回美国。隔年，他在华盛顿成立智库“对话中国”（Dialogue China），着眼于中国现状和未来转型的政策研究。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纽约推动成立‘六四纪念馆’，我的精力全部都是放在这件事情上。”王丹说，“总的来看，到美国大概24年的时间，整个是相当充实的，我没有任何的所谓汗颜或觉得一事无成。” 周锋锁当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六四镇压后，作为二十一名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骨干之一，他受到通缉并入狱一年。1995年来美后，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取得商学硕士学位。2007年，他和其他人联合创办“人道中国”组织，目前主要是资助国内良心犯及家属。 他说：“我们每年会支持一百个以上的良心犯。这些年积累下来差不多有上千人。还有帮助他们呼吁，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们，也由此知道中国人权的状况，还有这些人的奋斗，比如说张展。” 另一位在海外知名的活动人士傅希秋曾是参与八九民运的山东学运领袖。在经历镇压与清算后，他成为基督徒，在被中国当局迫害的家庭教会中做服侍。1996年，他逃离大陆，辗转来美，就读神学院。2002年，他创办了“对华援助协会”，支持和帮助中国受迫害的基督徒及维权律师。 谈到他从事的工作，傅希秋说:“首先是为他们发出声音，第二我们做一些很具体的努力，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非常细致地跟维权律师进行密切的配合，支持他们，实际上是按照中共的宪法框架和法律框架，来促进中国的宗教自由，就是一个个的个案。” 对于中国民主化，傅希秋认为，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在此基础上才有公民社会。信仰自由实际上在为民主化、法制化提供根基。 在六四流亡者中，王军涛是极少数组党者之一。他在1970年代就曾因宣扬民主而入狱。1989年六四，他被指控是幕后策划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国内逃亡后二度入狱。1994年，王军涛获“保外就医”来到美国。 “我们（当时）还是想邓小平死后，中国会有一个变化，我们能不能比苏联东欧那些国家做得更好，这样我就到哈佛大学读书去了。”他说。 不过，在取得了哈佛大学硕士和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后，王军涛对于如何推动民主化在认识上发生了转变，并与其他海外异见人士组建了中国民主党。 “第一，民主化的转型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第二，要把依靠的重心从精英转到大众。”王军涛说，“这样，完成了两个转变之后，我就开始搞中国民主党，去组织大众，把实际底层的各种反抗运动串联起来，推动中国的变化。” 没有民运，只有流亡 三十三年过去了，王丹、周封锁、傅希秋、王军涛……这群从血泊和监狱中走过来的六四流亡者，依然在海外，坚持以不同方式试图推动中国的民主与自由。虽然很多人批评他们，多年来似乎没有取得多少令人惊艳的成就，但《民主中国》杂志社社长苏晓康认为，应该客观看待这一问题。 “实际上没有民运，只有流亡。所有人流亡出来到西方以后，他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生存。”他说。 被北京当局指控为六四幕后黑手的苏晓康，多年来也曾饱尝流亡之苦，开始逃亡到法国，后来又到美国。他说，在流亡状态下，第一是生存，其次是进修。当年的六四学运领袖，如王丹、柴玲、吾尔开希等也都是走的这条路。 流亡是个人承诺 “这两件事情完成以后，你个人所做的事情，我叫做承诺（commitment）。你可以有这个commitment，也可以没有。” 在苏晓康看来，流亡是一种个人选择与承诺。不少知名的六四学运领袖也的确在生活稳定后，选择继续投入到影响和改变中国的事业中。 “怎么做？就是象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地去做，以自己专业的能力去做所谓‘民运’的事情，去做中国政治的事情。” 苏晓康说。 为何海外流亡者的组织没成大气候？ 多年来，尽管王丹、周锋锁、傅希秋、王军涛等人在各自创立的组织里，为推动中国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海外六四流亡人士一直尝试组成一些联合各方的团体、组织，凝聚力量，共同促进中国走向民主化，不过都没能形成大气候。 苏晓康认为，这与中国人缺乏团队运作经验有关，而这种运作经验必须要在公民社会的环境下才能形成。“六四流亡者出来开始组成组织，就产生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领袖问题，谁当领袖就变成一个争吵不休、内斗不止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财务问题。” 纵观二战后的中外历史，苏晓康表示，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流亡反抗运动。“三十年来，中国人的话语当中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理论，就说海外民运可以推翻中国政权，这是一个假命题啊！而且你所在的国家，比如说我们在美国，这个国家的制度和政权，也不允许你去推翻一个它有外交关系的政权的。” 学运领袖周锋锁则指出，从大背景看，他们多年来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来自提供他们庇护的西方社会本身。 “这33年，海外民运面对的最大挫折或阻力，其实是整个西方世界对于中共这种体制的拥抱，因此中共可以依靠全球化和西方科技发达起来，并影响全世界。”周锋锁说。 被遗忘的“六四”与迷失的年轻一代 最近，网络流传着一段BBC新闻在1989年六四的采访视频。一位头缠红布条的大学生骑着自行车，坚定而自信地告诉记者：“我要去游行，天安门广场。” 记者问：“为什么要去？”回答说：“因为这是我的责任。” 在上海外企工作的90后、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全名的李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六四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铭记的事情。那个时候学生的思想、那种精神，太值得现在这些年轻一代学习了。现在，尤其年轻一代，价值观就是纸醉金迷嘛。” 对于今天还有多少人知道六四和海外民运，李先生也很不乐观。“据我的经验，如果没有翻墙渠道的人，比如现在的很多00后，他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听都没听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随机拨打了中国武汉、天津、成都等城市民众的电话，希望了解有多少人听说过89六四及海外民运。 –“我没听说过。” –“我不关心这些。我就一个小老百姓，我都不知道政治迫害，我不关心政治。” –“你是国外的，你这不是中国的事，你们干嘛呢？” –“我只知道搞过学潮，但是具体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都不关注这块儿。” 中国民主的未来要靠谁？ 来自上海的80后王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现在年轻一代，不仅不知道89六四与民主运动，而且被洗脑很严重。“你在谈民主自由的时候，他会跟你讲民主是不能当饭吃的。他们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拥护现在的这个政权。这就说明，从执政者角度来看，这个洗脑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因担心中国政府打压而不敢具全名的王先生还表示，严密的信息封锁和洗脑教育，令海外民运和国内处于一种非常割裂的状态。“不太会指望国内年轻一代的大学生，能受到海外民运的影响，几乎不可能。这些学社们实际根本就不在乎这些事情。海外民运完全被国家定义成反中国的、反华的。” 那么要想改变中国，需要依靠谁呢？苏晓康认为，海外流亡人士无法改变中国，改变还要靠中国国内。“还有上千万的农民工，希望就在这些农民工身上，根本不在城市的这些岁月静好派、小粉红身上。当中国经济下滑出现问题后，这些农民工就是革命的力量。要去影响他们。” 杭州一位自由职业者、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A先生告诉自由亚洲电台，大城市里千千万万的农民工的确是中国社会主流。但他们关心的只是如何赚钱生活，对共产党更有一种深深的恐惧。 上海的李先生也表示，中国要走向民主化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首先，要变革，人心要开始变。但是现在的人，我从百姓群体感觉，大多数人就没有变革的那份心。人心不变加上这个极权统治，你凭什么变呢？” 近十年来，中国人权状况持续恶化，经济不断下滑，中共编织的洗脑内容，日益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戳破。当前的清零防疫模式，更凸显出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 王丹认为,所谓的社会主义铁拳，会让曾经被洗脑的小粉红一代，越来越看到社会的现实。“这次上海防疫产生的效果就可以看到这点。我想很多上海的小粉红、90后世代，大概不再会认为这是他们原来想象的那么美好的一个社会了。” 最近，因反对校方的疫情封控措施，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天津大学先后爆发了学生群体抗议事件，不过又很快被政府压制下去。 黑夜中的坚持 中国社会的民主化何时才能实现？最后，让我们一起听听当年的学运领袖周锋锁和王丹对此的看法。 “当然到现在为止，这是一场失败的战斗。但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须有很多人参与这个不断失败的战斗。” 周锋锁说，“对于身处其中，还在和这个专制政权对抗的人，至少他们是有反抗的勇气，坚守的精神。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丹说：“中国民主化，这是一个肯定的方向，只是中国自己有太多包袱，要比其他国家更慢一些，路程更艰难一些。但正因如此，我想更珍贵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有一些人还能在这个黑夜中去坚持，去做这样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海外应该去承担的一种角色。” 六四被视为中国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这段历史却一直被中共竭力掩盖。目前，王丹等人正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他们说，其目的不仅是为了纪念33年前那段历史，更想为中国未来发展找到一条出路。
（一） 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让我们先记下几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成为最受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黜，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4月16日 ，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紫阳答：允许！耀邦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悼念，怎么能禁止学生悼念？当时，全体常委在场，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赵紫阳说：我明天去朝鲜。学生的事，我的意见是三条：1，丧事已结束，应该劝学生回校；2，不可动用军警，除非出现打砸抢；3，对学生的诉求，要认真研究，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全体常委都说，同意；邓也说，同意，这三句话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协商对话，——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亲历的，真实性我负责。 下面的事，如果《李鹏“六四”日记》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4月23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中把自己一分为二，描写成两个人。 请先看下午。他到火车站送赵，问赵还有什么交代；赵答，没有别的，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李鹏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乔石，共同起草文件发出。这是下午的李鹏。 再看晚上。李鹏日记里是这样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杨一起去，杨同意。 当天晚上杨李到底去找了邓没有，谈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赵前脚走，邓杨李三人就必须赶紧碰头商议？李鹏日记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两人当天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去。《邓小平年谱》既没有邓在当天夜里约过杨李的记载，更没有邓接见杨李的内容。年谱只说，直到4月25日上午，邓小平才见李鹏杨尚昆，听汇报。这完全可以理解：邓的年谱本来就是中共文件，必须为党为邓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们只能回到李鹏日记，仔细看看李鹏经过4月23日晚上，具体想了和干了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鹏在4月23日晚间直接地或间接地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夜之间李鹏完全彻底的转变必有原因。李鹏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紧时间发出文件传达赵紫阳的三点意见的李鹏。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都同意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根据日记所述的理由，是李鹏心中忧虑，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异乎寻常，无比细心，关照温家宝，不可让鲍彤知道这次汇报；尽管他完全清楚：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是鲍向常委集体必须担负的责任。 四天后，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释，4月24日晚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但我有理由怀疑，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昆对李鹏的叮嘱。 根据李鹏日记，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动打电话要李杨二人于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发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力的定性——“北京学生在动乱！”接着，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宏大社论，透过全国一切媒体，以大革命的声势横扫全国。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以上种种反证：赵紫阳离京的当天晚上，邓李杨三人绝对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气，只是因为内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鹏“六四”日记》和《邓小平年谱》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夜晚的实质性内容。 党媒异口同声恭维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可是，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 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著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作者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大屠杀可能没什么认识。由于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大家对那场大屠杀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外国讲演时还碰到中国年轻人提问说：是不是暴徒杀害解放军？可见不是年轻人不动脑子，而是共产党的虚假信息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想一想就知道，学生和市民们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去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呢？ 很多经历过那场事件的人也认为事件起因是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为现任总书记赵紫阳鸣冤叫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为前任和现任总书记叫屈，是导致那场运动的导火索。造成成千上万人民上街示威的，是邓小平学习早期资本主义制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贪官污吏与奸商合作，是那场运动指向的目标。屠杀人民的军队，正是代表着贪官和奸商阶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富裕阶层。 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动乱都起源于官方制造出来的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暴富，对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导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为共产党总书记伸冤，只是导致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虽然当时运动的口号和诉求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幻想共产党自己清除贪官污吏，但也已经让邓小平集团认为是难以调和的敌我矛盾，只有使用暴力镇压才能解决。 现在的贫富差距比三十年前小吗？现在的贪官污吏比三十年前收敛了吗？现在的共产党比三十年前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吗？都不是。三十年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除了在美国的帮助下快速发展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泽民时代对社会做了一些妥协，扩大了统治阶级的范围，用经济利益收买了知识精英；因而扩大了中产和小资产阶级，抑制了导火索的出现，使得不断出现的反抗不会有大的规模，维持了中共的专制政体。 如今的形势，靠欺骗和美国大资本的配合所制造的快速发展，明显不能持续了。贫富差距和官商结合导致社会矛盾快速升级，被收买的精英们的丑恶嘴脸，已经很难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了。习近平不但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而且要割共产党官商阶级的韭菜，这一波操作超过了邓小平，直接朝着独裁专制的皇帝去了，因此必然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对。 反抗的目的不同，但反抗的目标一致，其严重的程度超过了一九八九年。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是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不但习近平的独裁地位不保，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系也将随之而垮台。这就是为什么，官商结合的有权有势阶级至今还不对习近平动手的原因。 但是习近平不想收手，他需要加强自己的权威，摆脱死无葬身之地的后果。加强权威的两个手段：一是借口病毒对各个城市的封锁。显示权威之外，提前消灭胆大包天之徒，消灭造反的种子，是他的真正目的；第二就是发动一场他认为必胜的战争，解决靠选举延长任期的难题，成为真正的皇帝。 不过，很可能没有他的第二个动作了。这场清零的野蛮政策已经导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各种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仅仅导致经济下滑，而且导致人民的生活环境快速恶化，正所谓官逼民反。清零政策恰恰是现在官逼民反的导火索，导致中国政权变化的导火索，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垮台的导火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