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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7 月 15 日
梁朝偉獲頒威尼斯電影節終身成就獎，其實不是新聞，因為消息早在三月尾已經宣布（當時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已第一時間撲出來發公告祝賀），只是前日才於威尼斯舉行頒獎禮。在各地影迷一片祝賀聲中，也有網友重提梁朝偉2002年所講的「支持鎮壓六四」言論，並問有多少人記得。 我自己是記得的，不但記得，更在《蘋果日報》熄燈前兩星期於名采版專欄寫過，該文題為「梁朝偉談六四」——不是刻意挖他瘡疤，只因當時適逢「六四」周年，我想從另一角度談談港人六四記憶而已。後來《蘋果》消失，此文亦隨風而逝。 今年四月初，我得悉梁朝偉獲獎後，就在Patreon寫了篇文，記錄某位老人家與梁的小故事，呈現梁比較鮮為人知的一面，文末附上〈梁朝偉談六四〉全文。關於梁朝偉的過去，我已寫過了，今天只想談談他的致謝詞。 梁朝偉這次領金獅獎，堪稱人生另一高峰，但致謝詞卻很短：一半是感謝頒獎的李安、威尼斯電影節、太太劉嘉玲、親朋戚友和各地影迷，另一半則感謝香港及過去41年合作過的電影夥伴，「我得以在香港成長，其後受香港電影界栽培，由此展開我的演藝事業，實在非常感恩（I am so grateful to have been raised in Hong Kong as well as being nurtured later by the Hong Kong movie industry in general, where my acting career began）。」 梁朝偉有今天的成就，除了他本人的努力外，確實跟香港有莫大關係。金獅獎的耀眼光輝似乎令人忘記了，梁朝偉在香港電影黃金時期（即八九十年代），就算不是「票房毒藥」，也從未有過像周星馳、周潤發那種令片商趨之若鶩的叫座力。九十年代由梁朝偉擔正男主角的電影，大多不過千萬票房。只是到了2000年後，「雙周一成」日漸減產，梁朝偉叫座力才漸漸提升，代表作自然是《無間道》和《色戒》了（後者狂收的原因也不言而喻吧）。 人生奇妙的地方就在於，正因為梁朝偉從來不是最當紅的明星，這反而免卻他的票房包袱，讓他有機會參演不同類型、不同國家的電影，包括侯孝賢、王家衛等導演的「冷門文藝片」。相比之下，扛著龐大票房壓力的周星馳，戲路就有很大限制（他當年破格拍兩套《西遊記》就慘遭票房滑鐵盧了，遑論拍「離地」的藝術電影），極其量只能在《國產凌凌漆》梳梳頭，惡搞一下《阿飛正傳》的梁朝偉。 威尼斯影展總監Alberto Barbera是這樣評價梁朝偉的：「梁朝偉所演的角色，不僅橫跨多種類型，且在不同緯度上架起了電視、流行文化和藝術電影的橋樑。正因為他長期與有名望的得獎導演合作，令他名聲鵲起（His reputation is strictly tied to his long-term collaboration with 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在王家衛《花樣年華》中令人難忘的演出，讓他在坎城影展封帝。」 可見梁朝偉得金獅獎，關鍵是他長期參演藝術片，而當中也涉及很多偶然。因為當年全港追看「雙周一成」，一線尾的梁朝偉才有空間胡亂闖蕩，跑去跟著「acclaimed award-winning auteurs」拍票房慘淡的藝術片，由是陰差陽錯造就今天的成就。至於Alberto Barbera提及的另一點，即梁朝偉「架起了電視、流行文化和藝術電影的橋樑」，我覺得除了從前的香港，確實很難在別的地方找到。 梁朝偉令洋人驚嘆的「多才多藝」——拍電視劇，演不同類型電影，還當過流行歌手——在當年香港其實非常普遍（連周潤發也是「歌影視三棲」），因為大家的心態是什麼都試、什麼都敢，思想（甚或道德）沒有界線，很多「奇蹟」就是在各種隨機嘗試中碰撞出來，王家衛如是，周星馳也如是。梁朝偉只是比其他同行多做一步：連藝術片都「撈埋」（混在一起）。 想起一句老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梁朝偉的故事也許給我們一個啟發：做些跟別人不同的事，就算沒有即時成果，只要默默堅持下去，最後還是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的。 除了當年香港，哪裡還有培育梁朝偉的土壤呢？拍大陸片《捉妖記2》、《無名》之類，儘管也很多元化，卻不大可能讓他得到外國影展青睞。看到梁朝偉獲獎，我覺得最唏噓的是，若非命運弄人，站在那台上的人，會不會也可能是張國榮？（本文授權轉載自作者臉書）
南京學運同樣風起雲湧、驚濤拍岸 譚嗣同說過，中國兩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謂秦政，至少包括兩方面：皇帝一人獨裁和首都中央集權。共產紅朝號稱反封建，卻把兩者全盤繼承下來。過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產黨的權力中樞，毛澤東晚年曾對來訪的尼克松說：「我無法改變整個世界，我只是改變了北京附近的幾個地方。」在當代中國，北京中心主義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國各種資源，以供盤踞在此的統治階層自肥，而關於首都北京的論述，也一葉障目式地成為關於全中國的論述。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是反對派的論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義原則。比如，長期以來，對八九民運史的書寫就始終以北京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這場運動被稱為天安門運動，但實際上，這是一場席捲全國的民主運動，天安門是一個關鍵場所，但絕非全貌。澳大利亞學者林慕蓮在《重返天安門》一書中揭露了發生在成都錦江賓館的另一場屠殺，在成都長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見，「在地」者其實是多麼地「離地」。 八九民運應當是一幅全國拼圖，每個地方的參與者都有責任拼上自己那一塊馬賽克。南京學生領袖吳建民的回憶錄《歲月有痕》，為之拼上了關於南京學運的關鍵部分。吳建民出生於高級軍官家庭，當過兵，在南汽集團工作過，一九八九年，他即將從江蘇商業幹部管理學院畢業，學運爆發後，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軌跡因此改變。與大部分直接從高中考入大學的本科生相比，他當時已二十六歲，有豐富的工作經驗和社會經驗，有勇有謀，妙語連珠，也有組織管理才能，很快就脫穎而出，成為南京學生領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數量、學生在校人數的規模，在全國排第三，僅次於北京、上海。在這本回憶錄中，吳建民詳細描述了南京學運的過程和特徵，與北京學運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學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個指揮南京地區學運的指揮部「南京高等院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前後任職常委的七個同學，清一色是南大學生，外校學生一個都加入不了，這在北京學運中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在南高聯之下，又建立「參謀部」，「參謀部」彙集各校的骨幹，每天處理日常事務，這是北京學運中沒有的建制。 學運過程中，吳建民提出「北上運動」的構想。他認為，南京作為民國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學運領先於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滿足於一城一地，應當率先發起「北上運動」，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將安徽、山東、河北、天津的學生都動員起來，像滾雪球般壯大。當這支隊伍走到北京時，就有條件在北京組成「全國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然後以「全高聯」而非「北高聯」的身份與中共當局對話。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學生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長征團」，從鼓樓廣場出發，徒步前往北京。吳建民任「北上指揮部」副總指揮。這支數千人的隊伍，一路突破圍追堵截，六月三日，到達安徽滁州師專集結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隊伍本要出發，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們還不知道，北京已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難者。江蘇和安徽兩省派來大量客車已攔在隊伍前面，且還有很多荷槍實彈的武警。前來勸誡的江蘇省常務副省長兼教委主任楊詠沂告訴吳建民，北京已清場，現場的武警將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學生前進。吳建民和指揮部其他人員被控制起來，大部分同學都被推上大客車帶回南京。少數先遣隊同學騎自行車到了張八嶺鎮，遭到武裝民兵攔截，並威脅說：「再往前走就開槍了！」最終「六四北上」的終點站，就在張八嶺鎮畫上了句號。 屠殺之後的抗爭，更是可歌可泣 被帶回家後，吳建民被軟禁在家一個星期，然後回到學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發布「南京市高自聯通緝名單」，他名列其中。學校保衛處官員把他帶到公安局。隨後，尚有良知和風骨的學校王院長將其保釋出來，讓其參加畢業考試。但上級命令扣下其畢業證書，並要求他每天到「清查辦」交代問題。 當時，吳建民和其他南京學生領袖聽說香港有「黃雀行動」，但他拒絕流亡海外，對逃入美國使館的方勵之夫婦無比失望，「導師跑了，丟下萬千他的追隨者跑了！……那我們這些學生怎麼辦？我們也可以跑嗎？大使館裝得下成千上萬的參與六四學潮的學生嗎？」他表示：「我反對臨陣脫逃！反對當中國民主碰到困境時就選擇逃亡國外！」他慷慨激昂地對同仁說：「我願意付出青春、付出熱血，比起那些已經在天安門廣場死難的同學，我們責無旁貸，應該留下來堅持！」 隨後，吳建民發動大家辦刊物、建立組織，完善「後六四時代」的抗爭機構。他到上海、肇慶等地與香港支聯會派來的人碰面，對方帶來資金資助。二十多年後，吳建民流亡美國，原本計划到香港向支聯會致謝，香港局勢卻江河日下，支聯會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時的吳建民，經過「六四」屠殺，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惡，有了明確的政治目標——推翻中國共產黨，結束中共一黨專制，為「六四」死難者討回公道，為中國人民爭取自由解放，為實現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選舉，實現十四億的人民人人過上有尊嚴的生活而奮鬥。 一九九零年春，吳建民在鼓樓大街鍾亭約見南京幾所高校的主要學運領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組織機構的想法。他們討論組建「中國民主前線」，並設立最高常務委員會，吳建民被推舉為主席，副主席為彭萬忠、李勇，李力夫任秘書長兼常委，委員有王立軍、王小泉、段小光、王建華、劉格等，他們大都是學生或青年教師。這些反抗者都不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國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廣州、杭州等地，類似以秘密組織的形式展開反抗的群落還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語言學院年輕教師胡石根等發起的「中國自由民主黨」活動，僅在北京就有數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稱「十五人案」。西北大學有張明案，蘭州大學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殺電影」案。「六四」前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有不少是隨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機者，因為人們普遍樂觀評估這場民主運動可能會成功；「六四」後仍然參加民主運動的人，才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衛填海式的真英雄，因為此時的反抗無異於以卵擊石、螳臂檔車。 過去，由於資訊有限，我曾撰文批評，中共槍聲一響，反抗運動灰飛煙滅，比不得韓國的反抗運動——光州事件中，全斗煥軍政權殺人的兇殘一點也不亞於中共，但韓國的抗爭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後繼，韓國人似乎比中國人更有血性。但後來當我陸續讀到廖亦武、劉賢斌、吳建民等人的回憶文章和回憶錄，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國不是沒有魯迅所說的「埋頭苦幹的人，拚命硬幹的人，為民請命的人，捨身求法的人」，只是他們「總在被摧殘，被抹殺，消滅於黑暗中，不能為大家所知道罷了」。就連在文革最黑暗的時代，楊小凱在獄中也接觸到各式各樣組黨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們都被屠戮殆盡。中國未能像韓國那樣實現民主化，不是因為中國人比韓國人更怯懦，而是因為中共政權比韓國軍政權殘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備前所未有的勇氣、智慧和韌性。 他的刑期之長，超過二十一名被全國通緝的北高聯領袖 吳建民等人低估了共產黨的邪惡和人性的幽暗，他們的一舉一動早已在中共國安部門嚴密監控之下。幾個月後，國安部門就收網了，他與同仁紛紛被捕。多年後，他從獄中歸來，才知道他們的組織早已被中共滲透。與他一起赴外地會晤支聯會代表的女同學吳蔚，向當局供出若干只有他們兩人知道的行動細節。他出獄後在中國生活了十八年，其間慢慢與當年南高聯的成員恢復聯繫，只有吳蔚從未出現過。另一名經吳蔚介紹進入地下組織核心圈的女同學羅明娟，當時負責開設賬戶存入香港支聯會轉來的幾十萬資金，案發後此人一度人間蒸發，那筆巨款也不翼而飛。吳建民出獄後才知道，羅明娟順利在南大完成學業，然後到廣西國安廳工作，他這才恍然大悟——這個女生最初就是當局安插在他們身邊的卧底。吳建民也認為，那個唯一名列全國通緝令名單、日後在美國混得風生水起的南京學生領袖也是同一類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動和秘密組織起家的，這些單純天真的學生的所作所為，在其眼中如同過家家般幼稚。 國安部門一開始企圖誘騙吳建民充當線人，聯繫香港支聯會人員來內地與之會晤，然後將來人一網打盡，卻遭到吳建民嚴詞拒絕。當局將不予配合的吳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國通緝的二十一個學生領袖都長。江澤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學運領袖作為各省站隊的態度。緊跟江澤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獻投名狀，對本地學運領導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獄中的待遇也更惡劣。當年被關押在秦城監獄的劉曉波，後來讀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憶文章之後感嘆，廖亦武坐的監獄猶如地獄，與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監獄中簡直如同天堂。 吳建民在回憶錄中詳細講述了自己從看守所到監獄的鐵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鐐」，被單獨關押在長寬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閉的號房裡，巨大的頂燈二十四小時都照著人。他多次遭受國安人員、獄警、牢頭獄霸酷刑折磨，他說：「我唯一能保護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帶到操場上，有犯人蹲在一個圓圈中，周圍有六頭狼犬眈眈相向。警衛紅旗一揮，六頭狼犬就撲上去。犯人抱著頭，趴在地上嗷嗷慘叫。獄警嚴厲警告：「你不服從管教，下次就輪到你了！」吳建民差點嚇得暈過去，他寫道：「這一次觀刑體驗，讓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歷史上曾經多次發生過、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帶出去觀斬、看其他犯人被槍決的血腥場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還有哪個政權、哪個政黨能比中共更邪惡、能比中共更殘暴！這個場面給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後，我經常在夢中夢到這一幕。」他在獄中聽說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後被活摘器官，他的老軍醫的父親悄悄告訴他一個辦法，讓他體檢時尿液含血量超標，由此逃過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單。 吳建民被捕後不久，時任美國國務卿的貝克訪華，向中方提出釋放政治犯的要求。與之會談的中國外長錢其琛在回憶錄中寫道：「名單中有『吳建民』其人，我向貝克說，我們的新聞司司長叫吳建民，正在現場。此時，吳建民答道：『在。』貝克見狀，反應還算機敏，馬上說：『你放出來了。』引起鬨堂大笑。」從此細節可看出，中國的「戰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現的，錢其琛一副痞子無賴嘴臉，裝瘋賣傻、李代桃僵，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將該細節寫入書中，殊不知這是要遺臭萬年的。貝克奉老布希之名訪華，要跟中國恢復商貿關係，對這種惡作劇無從深究。二十多年後，貝克在美國會見流亡出來的吳建民，當初他對包括吳建民在內的名單上的政治犯或許確實真心關切，但受制於美國的對華外交政策，無數像吳建民這樣的良心犯最後就被忽略不計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國擁有數億奴隸勞工的「低人權優勢」（用今天的說法就是「韭菜」和「人礦」）及龐大的市場，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國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權重新恢復了自信，學者白信評論說：「中國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與美國國會的年度最惠國待遇談判中，玩弄以異議人士換市場的人權政治，從而不僅逃避屠殺責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權責任，而且造成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至今仍然無法突破對鄧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開放的幻覺。」 一次反對中共，一生都反對中共 一九九七年，吳建民提前獲釋。南京國安不允許他在戶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無錫經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來，吳建民經商有成，創建的廣告公司擁有兩百多名員工，在當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無法到銀行貸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單。像他這樣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規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業發展大了，就會被盯上並搞掉。他致富了，在社會上是有頭有臉的企業老總，是當地商會的秘書長。然而，「六四」的標籤一輩子都貼在他身上，他剛開始談戀愛，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國安恐嚇。他與第一任女友到了談婚論嫁階段，女友的父親是一名高工，強迫他寫一份絕不參加政治活動的保證書，他拒絕此一無理要求，這樁婚事就告吹了。 中國政府用有限的賺錢的自由來鎖定民眾，導致「六四」後沒有幾年，民風驟變，唯利是圖。中產階級群體中，並未如西方現代化理論那樣出現民主訴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國政治學家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中指出，在很多國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貧困和教育水平低下無關。「即使人人都受過大學教育，也沒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覺悟會有顯著的變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帶來政治教育得到明顯改善的公眾。」經濟學家熊彼得也說：「典型的公民只要一進入政治領域，其思維能力就會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將在他的現實利益範圍以內，以隨時準備承認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進行評論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變得易於人云亦云，易於受到感染。」 雖然有錢了，吳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嚴感。他的護照被國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國洽談商務，國安派人與之同行。後來，他組織小區業主維權，對抗大型國企蘇豪集團和華潤集團。這場維權活動並不涉及政治訴求，只是捍衛業主的經濟利益，最後大獲全勝。但在此過程中，他傑出的組織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當局的警惕。若是每一個像吳建民這樣的業主委員會主任都轉變成基層政治運動的號召者，中共的權力必然受到挑戰。這也是後來中共出重手打壓業主維權運動的根本原因。 吳建民對「六四」念念不忘，總是想著繼續做點事情。習近平剛上台時，中國國內出現一股樂觀氣氛，他和友人覺得可以通過舉辦大型的紀念趙紫陽的活動來為「六四」正名打開一個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廣州原高自聯領袖於世文和妻子陳衛因在黃河大堤上公祭趙紫陽而被捕。由此，吳建民得出結論：習近平與毛澤東和鄧小平一樣是獨裁者，是民主的敵人，正如薩利托所論：「民主就是非個人獨裁，是個人獨裁的準確的對比詞和確定無疑的對立詞。這意味著民主是指以反對個人化的權力、反對統治公民的權力屬於某個人為特徵的一種政治制度。權力不是任何人的『財產』。更具體地說，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則是：誰也不能自封為統治者、誰也不能以個人名義不可改變地掌握權力。正是由於否定了個人獨裁的原則，民主準則才成為人對人的權力只能由他人授予，並且它總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變的基礎上。因此，領導者必須是從被領導者自由的、不受約束的選舉中產生。」百年來，中國的反民主本質從未改變過，追求民主就必須反共。 二零一四年，吳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機關工作發小給他發來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單上出現了他的名字。後來，這張名單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網。在「七零九」前數月，吳建民攜妻子和雙胞胎兒女流亡美國，可謂間不容髮。在美國這個自由之地，他創建名為「建民推牆」的自媒體，「每天一講」，類似於當年冉雲飛的「每天一博」，已做了兩千多期節目，突破中共網路封鎖，吸引數十萬國內外受眾，幾乎以一人之力對抗新華社和央視的洗腦宣傳。從「六四」的廣場走向自媒體，反抗的方式「進化」了，但他對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終如一、痴心不改。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上個世紀兩場發生在中國的運動，影響了整個世界。一場是發生在1978年的民主牆運動，一場是規模更大的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民主牆運動擴散到了台灣和莫斯科等全球多個國家，是共產主義左派意識形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天安門民主運動是共產主義陣營走下坡路的轉折點，蘇聯和東歐共產黨國家迅速垮台，走向了民主。 直到今天，國際國內的多數人，仍然在紀念這兩場扭轉人類命運的運動，特別是1989年轟動世界的天安門民主運動，特別是紀念在這場運動中犧牲的千千萬萬中國人。因為這些犧牲的先烈們代表著人類的良知，這種人類良知的表現，推動著人類的良性發展。 雖然在中共的高壓下，中國人民不敢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和同情。雖然在利益的驅動下，很多西方政客也不敢公開表達對他們的崇敬和同情。但是在人們的內心裡，孰是孰非都像明鏡一樣清楚。即使那些參與和幫助了鎮壓的、被人們所痛恨的人，內心也很清楚什麼是人類共同的良知。 上個世紀末，有一次我在捷克參加哈維爾總統召開的人權民主大會。中間休息時我在那個教堂的巨大的衛生間，碰到了中國人民所痛恨的基辛格博士。一大群記者蜂擁而至，長槍短炮已經準備好了，想記錄我們兩個唇槍舌劍的爆炸性新聞。基辛格聲色俱厲地趕走了記者們，聲稱誰留在現場就把他告上法庭。 親自驅趕了記者之後，他回過頭來對著臉色不太好看得我說了一句話，也是小布希總統對我說的同樣的話：「我知道你想說什麼，請先聽我說說」。我只好耐心地聽他說。他表情嚴肅地說：「你們中國人的批評我全都理解，但我們是在不同的角度為中國的進步做工作。我們的目標是一致的，但是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 看到我擺出了辯論和斥責的表情，他趕快拉著我的手補充了「比如說促使毛澤東和鄧小平發展和美國的友好關係，從長遠來說有利於中國走向民主化。」等等一些說辭，讓我不好再打人家的臉。畢竟廁所也不是辯論的場所，哈維爾總統還等著我們進入會場呢。 的確，天安門大屠殺後老布希總統放了鄧小平一馬，減弱了以至於最後取消了對屠殺者的制裁，保護了美國大企業的利益。在柯林頓總統和小布希總統的時代，轉變為給中共最惠國待遇的綏靖政策，以至於現在美國兩黨政治家都在後悔，資助了一個美國的敵人。這些都是從基辛格的綏靖主義政策開始的。但這種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辯論，不是一兩句話能說明白。 但是這件事清楚地說明：人心裡都有一把尺子，不可能昧著良心欺騙自己。孰是孰非，自有公論，不是宣傳和詭辯能夠泯滅的。六四的英雄們和八九年的犧牲精神，是人們心目中永不磨滅的紀念。一些不明是非的愚昧民眾，跟隨共產黨的虛假宣傳，對一九八九年六四犧牲者和民主運動進行詆毀和誹謗，使得親者痛仇者快，是渾人和傻瓜行為。 時間已經過去了三十四年。有些人說忘記過去吧，面向未來。但是我要說：忘記了過去，災難還會重複。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不配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遲早要被淘汰。中華民族能夠延續幾千年而生存下來，重視從歷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一大特點。 1989年中國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共產主義陣營卻因此而崩潰了。總結了過去的經驗和教訓，中國的民主化很快就會邁開其腳步。這是歷史的必然，剩下的就是早晚的事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日前，美國記者發推文說，曾在福建發現習近平1989年民運後寫的一篇文章。該消息在二十大即將召開之際，引發中國觀察者的關注。 10月5日，《華盛頓郵報》駐華記者竇伊文（Eva Dou）在推特上分享了她不久前發現的一篇習近平所作文章。 她寫道，「這個夏天，在一家福建圖書館滿是灰塵的書架上，我偶然發現了一篇習近平在1989年血腥的天安門鎮壓後不久寫的文章。這暗示了他職業生涯中遇到的第一場嚴重危機，可能給他的世界觀帶來了什麼樣的啟示。」 On the dusty shelves of a Fujian library this summer, I came across an essay written by a young Xi Jinping soon after the bloody Tiananmen crackdown in 1989. It was a hint of how the first serious crisis of his career may have informed his worldview. (1/x) pic.twitter.com/9nUKMOKeAz — Eva Dou (@evadou) October 5, 2022 1989年春季中國各地爆發民主抗議活動，36歲的習近平時任福建省寧德地區地委書記。他在題為「論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文章中說：「我們要反對有的人打著創作自由的幌子，把文藝作為一種推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政治工具，詆毀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否定黨的領導。」 習還為這樣的嚴格管理辯護稱，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對文藝領域有一定程度的干預，但也認為，藝術家應當有一定的自由。 竇伊文推文說，「習近平承認藝術在社會中的力量和作用。他說，感動人們的藝術和文學並沒有遠離政治，而是交織在其中，『因為它是人民不息的吼聲』。」 Xi recognizes the power and role of art in society. The art and literature that moves people is not distanced from politics but intertwined in it, he says. 「Because it is the unceasing roar of the people.」 (8/x) pic.twitter.com/AH6Y4hs2PB — Eva Dou (@evadou) October 5, 2022 「他那時的演講和寫作更加懷柔一些，但最終還是支持黨的控制」，竇伊文寫道。 美國之音說，這篇文章立刻引起了推特上中國觀察界的注意。 《華爾街郵報》中國分社副社長李肇華（Josh Chin）寫道：「習近平在位的時間已經夠久了，但有關他的官方故事卻被控制得很嚴，能發現像這樣新的拼圖非常難得。」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袁莉認為，「這是一篇非常八股的黨文，但依然有著80年代改革主題的味道。」 新加坡管理大學法學教授高樹超（Henry Gao）感到有些好笑。他說，「多麼諷刺，特別是他自己的爸爸就是因為一部小說被誣陷為反黨分子。」 中共前黨魁毛澤東曾將1962年出版的小說《劉志丹》定性為反黨小說，與這部小說創作和出版有關的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習仲勛因這部小說被打為「反黨頭目」。 美國國家亞洲研究局高級研究員娜德基‧羅蘭（Nadege Rolland）寫道，「不得不說習的黨控制一切的看法一直沒變過，也和鄧小平對『六四』的看法相吻合。」 美國經濟學者克里斯‧鮑爾丁（Chris Balding）寫道，「這讓我想起前蘇聯對文藝界的做法，那導致多年來除了少數例外，幾乎沒有高質量的藝術作品。」「我們今天在中國目睹同樣乾枯的藝術地貌。」
（四） 寫到這裡，似乎可以結束了。但是，有兩個極其重要的實質性問題，我認為有責任回答： 第一個問題：學生群起而表達自己的意志是不是「犯了錯誤」？我負責任的回答是：絕對不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就任何主題，都有權表達各自的觀點。他們的這種權利應當受到國家、政府以及軍警的保護，而不應受到壓制和摧殘。這是我至死不渝的信念，決不因「成敗」而改變。1989年「六四」的學運民運，是我平生經歷的最值得國人驕傲的壯舉。力量對比是力量對比。成敗是成敗。善惡是善惡。因打贏而得勢的邪惡畢竟是邪惡，被屠殺的正義則永遠是正義。 第二個問題：如果趙紫陽向鄧小平妥協，能不能避免屠殺，減少損失？ 這個問題問得很妙。似乎，只要趙紫陽屈服，天安門屠殺由鄧小平屠殺改換為趙紫陽奉鄧小平之命下令屠殺，就能改寫歷史，紓解人民的痛苦，減少改革的損失。其實，一進入力量對比的領域，趙紫陽就輸定了。恰如當年毛澤東對劉少奇——叫你抓四清：右了，是包庇走資派，左了，是形左實右；叫你到大學去抓文化大革命，不派工作組，是聽任學生向党進攻；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要整你就非整到死不可，這是中共至少從毛澤東以來的傳家寶，鄧小平不過是毛澤東的學徒之一而已。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我有一位摯友告訴我：1989年初，當過中共中央統戰部長的汪峰，曾找幾位頂尖的民主人士透露，鄧小平有意將在憲法中刪去「四個堅持」。我願意證明鄧小平那時真的說過諸如此類的話。我自己就有切實的證據——就在同時 ，即1989年初，胡喬木不僅對趙紫陽，而且專門對我本人，都特意透露過這個重要的喜訊。我完全不懷疑鄧小平在1989年初曾經對胡喬木汪峰等親口說過這些話，正如我至今絲毫不懷疑在天安門屠殺之後鄧小平仍然親口信誓旦旦宣布「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動」一樣。 至於《李鵬「六四」日記》的可靠程度，我認為，因為這書是被中共中央嚴禁李鵬本人在國內出版的，就足以確證本書確實出自李鵬之手，是真品，決不是旁人冒名頂替的假貨。 寫了以上這些，其實只是「六四」事件這個滄海中的一粟。 公然部署二十萬用坦克和衝鋒槍武裝起來的國防軍碾壓和掃射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的學生和市民，是中共黨魁鄧小平破天荒的創舉，已經成為人類社會演化史上的一大關目。鄧以「鎮壓學生就有好結果」的血淋淋的事實徹底摧毀了毛澤東的假惺惺的「鎮壓學生沒有好結果」的謊言。而且，它的異乎尋常的特點之一是，居然在中國內外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公開讚美。 「六四」屠城確實是史無前例的一場大革命。它明目張胆開闢了公權絕對不受制約和民權徹底失去保障的新時代。「六四」屠城在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確立了「萬眾」必須「一心」的「核心」體制——用鄧的原話，叫做「毛在，毛說了算；毛死，我說了算；將來，你（江澤民）說了算」！這個體制就這樣明火執仗確立了。「六四」屠城因此構築了共產權貴金字塔的數不清的層層階梯，從正國級到城管和輔警，再到老百姓，再到被用「特種戶口」精心治理的罪民，從而在一切中國人的脊髓里植下了「順黨者昌 ，逆黨者亡」的必然基因。毛澤東的理想，無非是把國家變成「一切行動聽指揮」的軍營，「六四」屠殺則創造了一個一切行動「用不著」指揮，人人天生就個個自覺自律向黨看齊的產業大軍和作戰大軍。 十四億人同看齊，叫你天下誰能敵！中共的鐮刀崛起了，富強了，領導著全世界了。中國的韭菜也源源不斷滋長繁殖起來了。中國越來越偉大，天安門屠殺的主謀鄧小平也被尊稱為「鄧公」了。 這一切都不是夢，是津津有味的現實，正在向全世界的仰慕者們招手。 （完）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三） 現在我想需要回顧一下趙的後續行動。趙當然不知道軍委主席鄧、國家主席楊尚昆、國務院總理李三人之間那些烏七八糟的勾當。既然鄧「都同意」，趙就抓緊落實。趙的5月14和15的日程都已排滿，16下午是和戈爾巴喬夫會談。會談完畢，趙立即趕回勤政殿開常委會，議題是完整的，就是肯定學生愛國並撤銷《人民日報》「426社論」。趙沒有宣布或暗示鄧小平已經「都同意」，只是陳述了自己的理由。在肯定學生愛國的措辭上，李鵬爭辯了幾句，後來看到楊尚昆姚依琳都不太積極，李也就不再反對，終於通過了。所以次日各大媒體，都報道了趙紫陽代表常委肯定學生愛國的新聞。 問題主要卡在撤銷《人民日報》社論上。李鵬姚依林楊尚昆都聲稱這將「傷害小平同志」，堅持不能撤銷。紫陽反覆說明，本來就是我們常委自己錯誤地向小平同志反映了情況，因此一切應該由我們常委負責；人民知道小平同志支持我們常委知錯就改，非但不會傷害小平同志，而且無疑將提高他的威望。喬石和胡啟立都明確支持趙的方案，李鵬姚依林則堅持反對。楊尚昆支持李姚，但不是常委。常委議事規則規定的是多數決定製。這次是趙喬胡三人贊成，李姚二人反對，本可通過決議，為慎重計，趙決定擱置再議。 因此，5月17日上午趙才要求單獨見鄧。鄧的回復是「可以」。鄧要趙下午幾點鐘（我記不清了）準時到住處。趙準時一到，鄧小平就向趙攤牌了。 細節很重要。但我沒有看到有關人物寫過這次攤牌的任何細節。我當然不相信無關人士的描繪。我只知道趙紫陽本人在當天傍晚親口對我和他的秘書兼中辦副主任張岳琦二人的口述。 我記得趙紫陽是這樣說的： 今天打官司。姚依林全贏了。我全輸。我本以為是我和鄧兩個人談話，想不到是鄧主持開常委會。我去時，他們早到齊了，楊尚昆也到了。姚說我的亞行講話最壞，發出了（和鄧不同的）兩種聲音。今天作了決策。什麼決策我不能告訴你們二人，因為要保密。我說「有決策比沒有決策好，但這個決策我執行不了。」鄧說，「總書記還是你（趙）。」我回來想了一路，我必須辭職。你們給我寫個辭職信。」我問，辭一個（總書記）還是辭兩個（加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答：兩個都辭。 附帶提一下鄧主持的這個歷史性常委會上的一個小插曲。趙要我起草辭職信，因此叮囑我「注意保密」，我說，這容易，我從來沒有泄過密。趙說，「有人已經說你泄密了。」我很氣憤說，「這個人一定是李鵬，因為別人講話都是負責任的。」趙說：「可是人家說你已經泄密了。我對他說，法制社會，講話要有根據。他說，我有根據，現在不拿出來，必要時再拿出來。」後來終於揭曉，李鵬要國務院向人大常委控告鮑彤的，是我在5月17日晚上向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13位研究人員泄漏了中央開會決定戒嚴的軍事機密，而鐵的事實是：13人證明鮑彤沒有半個字涉及戒嚴，只是說自己將受審查，請大家嚴守紀律保持冷靜。可笑的是：李鵬居然在5月17日下午就已經預先掌握了鮑彤將在同一天晚上要犯泄漏軍事秘密罪的「證據」，「鮑彤是壞人」也從此成為鄧小平的口頭禪。—— 不過這些東西，上不了歷史的殿堂，只能當作中共的笑料。 言歸正傳。根據趙紫陽當時對我和張岳琦的口述，我認為有幾點是肯定無疑的： 第一，所謂「趙紫陽不該在戈爾巴喬夫面前把鄧小平拋出去」這個傳播最廣的罪狀，根本沒有在攤牌會上出現過。因為，趙紫陽必須把「鄧小平雖然退出常委但仍然是中共的最高領袖」告訴全世界，這是中共中央的正式決議，而這個決議恰恰是鄧在1987年7月7日親自提出的；最雄辯的是，李鵬早在1989年4月27日，通過傳達的方式，就已經把鄧小平赤裸裸地整個「拋出來」一次了，還用得著等到5月16日趙紫陽再「拋」第二次嗎？！ 第二，主攻手姚依林顯然是被鄧小平選定並經鄧親口培訓的。不過也真難為了姚依林。鄧小平叫5月17日的姚依林狠狠抽了5月8日的姚依林的耳刮子。姚依林很少說別人「好」，唯獨對趙紫陽5月7日的「亞行講話」說過好，因為實在無懈可擊。5月8日那天，常委會尚未正式開會，在聊天，楊尚昆說：紫陽，你昨天講得好！第一個響應的，恰恰就是姚依琳的連聲「講得好講得好」 ，不甘落後的李鵬也緊跟說：「我近期見外賓，也要呼應一下。」如果5月8日常委會的錄音沒有被毀，我想應該都查得到。 同樣是常委會，同樣在楊尚昆的掌握下，5月8日是全體無異議贊同趙紫陽發出這個「第二種聲音」；5月17日在鄧小平核心的親自主持下，卻又以多數宣判：發出「第二種聲音」是罪該萬死。這是什麼？這就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機構的政治生態。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二） 本文不打算討論個人品德。但是李鵬日記，關於5月13日下午，有幾句非常別緻而又無人能懂的話：小平要國家主席楊尚昆緊急趕來轉告我李鵬：他鄧小平今天耳朵聾，趙當天下午對鄧說的，他鄧小平什麼也沒有聽見。這是什麼玄妙口信，有誰能破解這個謎？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趙紫陽對鄧小平講的是什麼事，也碰巧知道鄧小平「都同意」的是什麼。 那天下午，鄧小平在楊尚昆面前親口向趙紫陽宣布，對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趙前腳走，鄧立即差遣傳令兵國家主席楊尚昆，十萬火急密告李鵬：我鄧小平耳朵聾，趙的方案我剛才完全沒有聽見，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數！ 我何以知道這個「都同意」的故事？因為趙自4月30日回京之後，天天要求見鄧小平談學潮，鄧天天拒絕，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電話通知，說下午可以見。那天趙紫陽特別高興。此前13天，趙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各界協商對話的總體設想和在高級幹部中進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並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別在常委會和政治局會上基本上取得共識。趙急於想聽到鄧本人的意見。我那天下午也特別興奮，幾乎整個下午我就呆在空無一人的趙紫陽本人的辦公室里。快到晚飯時，紫陽回來了。我問：「小平同志什麼意見？」紫陽照例不緊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當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員宣布：小平都同意。 鄧小平有點聾，不太聾。更何況趙的一舉一動天天都有各種人通過各種渠道向鄧即時彙報。正因為太清楚趙紫陽的方案，鄧小平才必須賴賬，怕趙紫陽開會傳達。然而，鄧小平為什麼要搞這一套陰謀？我不敢妄議。但肯定不是為了糾錯。如果糾錯，應該派楊向趙本人更正啊，為什麼十萬火急派楊尚昆這樣一個大傳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鵬傳達密旨呢？ 趙紫陽的整套方案里有一個啟動點——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義正式撤回《人民日報》的「426社論」。我估計，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鄧彙報的重點。我這樣估計的根據是：在趙要求見鄧而不得的13天中，趙本人曾多次向楊尚昆提出這個建議，並先後轉請閻明復許家屯也同樣向楊建議。趙非常坦率地認為，正是這篇社論發出了錯誤的聲音，傷害了愛國的學生。解鈴還須繫鈴人。這是迴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學生對話，就必須承認「426社論」的錯誤。沒有這一點誠意，對話就是空的。公開表達誠意，才能把學生和市民團結起來，成為談判和改革的摯友和動力。對趙紫陽的這一主張，楊尚昆一直不表態，翻來覆去老是說，不要急，慢慢來。所以我估計，5月13日趙終於有了機會見鄧，最緊要的話是這個。鄧小平答覆「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計也不可能把這個最重要的意見排除在外。——鄭重說明，這是我的估計，我有根據，但不敢武斷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鄧趙談話的錄音尚在人間，沒有被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的6月4日是1989年六四事件33周年。當年，在中國軍隊在北京進行大屠殺之後，八九民運的很多主要參與者被迫流亡海外，其中不少人還在繼續從事民運活動。但多年來，也有不少人質疑，海外民運存在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這麼多年，他們到底做了什麼？對於中國未來民主化，他們又是怎樣看待呢？ 「流亡是一種個人承諾，是個人的commitment (承諾) 。」 「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須有很多人參與這個不斷失敗的戰鬥。」 「我想更珍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有一些人還能在這個黑夜中去堅持，去做這樣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 …… 您剛才聽到的是一些經歷過六四事件的槍林彈雨後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主要參與者蘇曉康、周鋒鎖和王丹，日前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談到的感受。 作為一群政治流亡者，在他們身上，曾經一度背負著整個國家和民族時代變革的理想與追求。而在多年後，雖然漂泊異鄉，他們依然沒有忘記當初對於民主自由信念的承諾。 流亡海外的反對派 「我們海外民運的存在本身就是反對派的存在，即使我們什麼都沒做。我們的存在本身就是補足了中國民主政治的這一塊。」 王丹說。 王丹當年是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生，六四大屠殺後，20歲的他在中國當局通緝的學運領袖名單中排在第一位。他拒絕逃亡，多次被逮捕入獄。1998年，他獲「保外就醫」，流亡美國，之後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併到台灣任教。2017年，王丹返回美國。隔年，他在華盛頓成立智庫「對話中國」（Dialogue China），著眼於中國現狀和未來轉型的政策研究。 「現在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紐約推動成立『六四紀念館』，我的精力全部都是放在這件事情上。」王丹說，「總的來看，到美國大概24年的時間，整個是相當充實的，我沒有任何的所謂汗顏或覺得一事無成。」 周鋒鎖當年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四年級學生。六四鎮壓後，作為二十一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骨幹之一，他受到通緝併入獄一年。1995年來美後，在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取得商學碩士學位。2007年，他和其他人聯合創辦「人道中國」組織，目前主要是資助國內良心犯及家屬。 他說：「我們每年會支持一百個以上的良心犯。這些年積累下來差不多有上千人。還有幫助他們呼籲，希望更多的人了解他們，也由此知道中國人權的狀況，還有這些人的奮鬥，比如說張展。」 另一位在海外知名的活動人士傅希秋曾是參與八九民運的山東學運領袖。在經歷鎮壓與清算後，他成為基督徒，在被中國當局迫害的家庭教會中做服侍。1996年，他逃離大陸，輾轉來美，就讀神學院。2002年，他創辦了「對華援助協會」，支持和幫助中國受迫害的基督徒及維權律師。 談到他從事的工作，傅希秋說:「首先是為他們發出聲音，第二我們做一些很具體的努力，促進中國的宗教自由。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非常細緻地跟維權律師進行密切的配合，支持他們，實際上是按照中共的憲法框架和法律框架，來促進中國的宗教自由，就是一個個的個案。」 對於中國民主化，傅希秋認為，信仰自由是「第一自由」，在此基礎上才有公民社會。信仰自由實際上在為民主化、法制化提供根基。 在六四流亡者中，王軍濤是極少數組黨者之一。他在1970年代就曾因宣揚民主而入獄。1989年六四，他被指控是幕後策劃學生運動的「黑手」，在國內逃亡後二度入獄。1994年，王軍濤獲「保外就醫」來到美國。 「我們（當時）還是想鄧小平死後，中國會有一個變化，我們能不能比蘇聯東歐那些國家做得更好，這樣我就到哈佛大學讀書去了。」他說。 不過，在取得了哈佛大學碩士和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王軍濤對於如何推動民主化在認識上發生了轉變，並與其他海外異見人士組建了中國民主黨。 「第一，民主化的轉型是干出來的，不是說出來的。第二，要把依靠的重心從精英轉到大眾。」王軍濤說，「這樣，完成了兩個轉變之後，我就開始搞中國民主黨，去組織大眾，把實際底層的各種反抗運動串聯起來，推動中國的變化。」 沒有民運，只有流亡 三十三年過去了，王丹、周封鎖、傅希秋、王軍濤……這群從血泊和監獄中走過來的六四流亡者，依然在海外，堅持以不同方式試圖推動中國的民主與自由。雖然很多人批評他們，多年來似乎沒有取得多少令人驚艷的成就，但《民主中國》雜誌社社長蘇曉康認為，應該客觀看待這一問題。 「實際上沒有民運，只有流亡。所有人流亡出來到西方以後，他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生存。」他說。 被北京當局指控為六四幕後黑手的蘇曉康，多年來也曾飽嘗流亡之苦，開始逃亡到法國，後來又到美國。他說，在流亡狀態下，第一是生存，其次是進修。當年的六四學運領袖，如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等也都是走的這條路。 流亡是個人承諾 「這兩件事情完成以後，你個人所做的事情，我叫做承諾（commitment）。你可以有這個commitment，也可以沒有。」 在蘇曉康看來，流亡是一種個人選擇與承諾。不少知名的六四學運領袖也的確在生活穩定後，選擇繼續投入到影響和改變中國的事業中。 「怎麼做？就是象一個知識分子一樣地去做，以自己專業的能力去做所謂『民運』的事情，去做中國政治的事情。」 蘇曉康說。 為何海外流亡者的組織沒成大氣候？ 多年來，儘管王丹、周鋒鎖、傅希秋、王軍濤等人在各自創立的組織里，為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多成績，但是海外六四流亡人士一直嘗試組成一些聯合各方的團體、組織，凝聚力量，共同促進中國走向民主化，不過都沒能形成大氣候。 蘇曉康認為，這與中國人缺乏團隊運作經驗有關，而這種運作經驗必須要在公民社會的環境下才能形成。「六四流亡者出來開始組成組織，就產生一個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領袖問題，誰當領袖就變成一個爭吵不休、內鬥不止的一個原因。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財務問題。」 縱觀二戰後的中外歷史，蘇曉康表示，實際上，從來沒有真正的流亡反抗運動。「三十年來，中國人的話語當中一直有一個很奇怪的理論，就說海外民運可以推翻中國政權，這是一個假命題啊！而且你所在的國家，比如說我們在美國，這個國家的制度和政權，也不允許你去推翻一個它有外交關係的政權的。」 學運領袖周鋒鎖則指出，從大背景看，他們多年來遇到的最大阻力，恰恰是來自提供他們庇護的西方社會本身。 「這33年，海外民運面對的最大挫折或阻力，其實是整個西方世界對於中共這種體制的擁抱，因此中共可以依靠全球化和西方科技發達起來，並影響全世界。」周鋒鎖說。 被遺忘的「六四」與迷失的年輕一代 最近，網路流傳著一段BBC新聞在1989年六四的採訪視頻。一位頭纏紅布條的大學生騎著自行車，堅定而自信地告訴記者：「我要去遊行，天安門廣場。」 記者問：「為什麼要去？」回答說：「因為這是我的責任。」 在上海外企工作的90後、因安全原因不願具全名的李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六四是每個中國人都應該銘記的事情。那個時候學生的思想、那種精神，太值得現在這些年輕一代學習了。現在，尤其年輕一代，價值觀就是紙醉金迷嘛。」 對於今天還有多少人知道六四和海外民運，李先生也很不樂觀。「據我的經驗，如果沒有翻牆渠道的人，比如現在的很多00後，他都不知道這些東西，聽都沒聽過。」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隨機撥打了中國武漢、天津、成都等城市民眾的電話，希望了解有多少人聽說過89六四及海外民運。 –「我沒聽說過。」 –「我不關心這些。我就一個小老百姓，我都不知道政治迫害，我不關心政治。」 –「你是國外的，你這不是中國的事，你們幹嘛呢？」 –「我只知道搞過學潮，但是具體是怎麼搞的，我不知道。因為我們都不關注這塊兒。」 中國民主的未來要靠誰？ 來自上海的80後王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現在年輕一代，不僅不知道89六四與民主運動，而且被洗腦很嚴重。「你在談民主自由的時候，他會跟你講民主是不能當飯吃的。他們真的是發自內心的擁護現在的這個政權。這就說明，從執政者角度來看，這個洗腦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因擔心中國政府打壓而不敢具全名的王先生還表示，嚴密的信息封鎖和洗腦教育，令海外民運和國內處於一種非常割裂的狀態。「不太會指望國內年輕一代的大學生，能受到海外民運的影響，幾乎不可能。這些學社們實際根本就不在乎這些事情。海外民運完全被國家定義成反中國的、反華的。」 那麼要想改變中國，需要依靠誰呢？蘇曉康認為，海外流亡人士無法改變中國，改變還要靠中國國內。「還有上千萬的農民工，希望就在這些農民工身上，根本不在城市的這些歲月靜好派、小粉紅身上。當中國經濟下滑出現問題後，這些農民工就是革命的力量。要去影響他們。」 杭州一位自由職業者、因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A先生告訴自由亞洲電台，大城市裡千千萬萬的農民工的確是中國社會主流。但他們關心的只是如何賺錢生活，對共產黨更有一種深深的恐懼。 上海的李先生也表示，中國要走向民主化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首先，要變革，人心要開始變。但是現在的人，我從百姓群體感覺，大多數人就沒有變革的那份心。人心不變加上這個極權統治，你憑什麼變呢？」 近十年來，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經濟不斷下滑，中共編織的洗腦內容，日益被嚴酷的社會現實戳破。當前的清零防疫模式，更凸顯出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 王丹認為,所謂的社會主義鐵拳，會讓曾經被洗腦的小粉紅一代，越來越看到社會的現實。「這次上海防疫產生的效果就可以看到這點。我想很多上海的小粉紅、90後世代，大概不再會認為這是他們原來想像的那麼美好的一個社會了。」 最近，因反對校方的疫情封控措施，北京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以及天津大學先後爆發了學生群體抗議事件，不過又很快被政府壓制下去。 黑夜中的堅持 中國社會的民主化何時才能實現？最後，讓我們一起聽聽當年的學運領袖周鋒鎖和王丹對此的看法。 「當然到現在為止，這是一場失敗的戰鬥。但在中共倒台之前，必須有很多人參與這個不斷失敗的戰鬥。」 周鋒鎖說，「對於身處其中，還在和這個專制政權對抗的人，至少他們是有反抗的勇氣，堅守的精神。這都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丹說：「中國民主化，這是一個肯定的方向，只是中國自己有太多包袱，要比其他國家更慢一些，路程更艱難一些。但正因如此，我想更珍貴的一件事情，就是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有一些人還能在這個黑夜中去堅持，去做這樣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我認為這就是我們在海外應該去承擔的一種角色。」 六四被視為中國當代歷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但這段歷史卻一直被中共竭力掩蓋。目前，王丹等人正在紐約籌建六四紀念館。他們說，其目的不僅是為了紀念33年前那段歷史，更想為中國未來發展找到一條出路。
（一） 這篇文章是獻給自由的媒體人和研究者們的。讓我們先記下幾個「六四」事件的關鍵時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導「解放思想」不遺餘力，組織平反了數以百萬計的冤假錯案，成為最受愛戴的中共領導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鄧小平廢黜，成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領導人。 4月16日 ，李鵬問趙紫陽：學生悼念耀邦，我們什麼態度？紫陽答：允許！耀邦是我們的領導人，我們自己就在悼念，怎麼能禁止學生悼念？當時，全體常委在場，鄧小平的秘書也在場。 4月19日，鄧小平親自告訴趙紫陽：朝鮮，你還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會結束時，趙紫陽說：我明天去朝鮮。學生的事，我的意見是三條：1，喪事已結束，應該勸學生回校；2，不可動用軍警，除非出現打砸搶；3，對學生的訴求，要認真研究，通過各界協商對話解決。全體常委都說，同意；鄧也說，同意，這三句話因此實際上成了常委的決議。 趙還對我說：政治體制改革，現在應該集中力量研究協商對話，——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親歷的，真實性我負責。 下面的事，如果《李鵬「六四」日記》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裡。 4月23日，這一天，李鵬在日記中把自己一分為二，描寫成兩個人。 請先看下午。他到火車站送趙，問趙還有什麼交代；趙答，沒有別的，還是那三句話，要落實。李鵬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喬石，共同起草文件發出。這是下午的李鵬。 再看晚上。李鵬日記里是這樣記的：國家主席楊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楊一起去，楊同意。 當天晚上楊李到底去找了鄧沒有，談了什麼？到底出了什麼事，趙前腳走，鄧楊李三人就必須趕緊碰頭商議？李鵬日記沒有說去，也沒有說兩人當天說說而已，根本沒有去。《鄧小平年譜》既沒有鄧在當天夜裡約過楊李的記載，更沒有鄧接見楊李的內容。年譜只說，直到4月25日上午，鄧小平才見李鵬楊尚昆，聽彙報。這完全可以理解：鄧的年譜本來就是中共文件，必須為黨為鄧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們只能回到李鵬日記，仔細看看李鵬經過4月23日晚上，具體想了和幹了些什麼。我認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鵬在4月23日晚間直接地或間接地摸清了鄧小平要求鎮壓學運的底牌。 這決不是無稽之談，因為一夜之間李鵬完全徹底的轉變必有原因。李鵬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緊時間發出文件傳達趙紫陽的三點意見的李鵬。這意味著李鵬一人否決了常委都同意的黨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意見。根據日記所述的理由，是李鵬心中憂慮，擔心學生們像文革那樣搞亂中國。於是他決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馬上來向常委彙報學生的動亂。 李鵬還異乎尋常，無比細心，關照溫家寶，不可讓鮑彤知道這次彙報；儘管他完全清楚：作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書，參加常委的一切例會和非例會，是鮑向常委集體必須擔負的責任。 四天後，4月28日的常委會前，溫家寶當著中辦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釋，4月24日晚不讓我參加常委會是李鵬的決定。我感謝溫家寶的誠懇，但我有理由懷疑，如此權威而又周密的設計，更有可能出自鄧小平和楊尚昆對李鵬的叮囑。 根據李鵬日記，鄧的秘書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動打電話要李楊二人於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鄧彙報常委會的內容。鄧小平隨即一錘定音，發出了當時中國的最強力的定性——「北京學生在動亂！」接著，4月26日，《人民日報》代表中共中央發表了聲討學生動亂的宏大社論，透過全國一切媒體，以大革命的聲勢橫掃全國。4月27日，全國的學生和民眾被激怒了，舉行了中國有史以來最大的抗議遊行。 以上種種反證：趙紫陽離京的當天晚上，鄧李楊三人絕對不可能沒有直接或間接通過氣，只是因為內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鵬「六四」日記》和《鄧小平年譜》都小心翼翼迴避了4月23日這個歷史性的夜晚的實質性內容。 黨媒異口同聲恭維鄧「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可是，當時真正壓在鄧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問題，難道是學生問題嗎？請看李鵬日記5月21日載：李鵬急於請求鄧的，是快快開會「解決趙紫陽問題」。鄧的秘書則根據鄧的老辣經驗，明確答覆李鵬：必須等解放軍進城以後，開會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開會，靠得住嗎！ 由此可證：不是「解決學生問題」，而是「解決趙紫陽問題」，才是鄧李心中性命交關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們有充分理由進而探討一個全新的問題：鄧小平高呼「動亂」的動機，到底是想制止學生上街，還是意在激怒學生，唯恐學生不上街？ 設想一下（當然只是設想）：萬一學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後來的結果又將如何？鄧李還有能力提請中央開非常會議「解決趙紫陽」嗎？還有什麼借口「挽救國家挽救黨」？ 我想順便指出，趙紫陽也許被當時的李鵬認為是對頭，可歷來不是鄧小平的天敵。李鵬日記5月28日載，鄧的牌友，非常熟悉鄧內心活動的丁關根，親口告訴李鵬：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鄧提出要搞掉趙紫陽了；當時鄧對李的答覆是，時機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經過慎重考慮，鄧才下了決心。前一句是鄧小平拒絕李先念的婉辭——當時的趙紫陽是我鄧小平所倚重的長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夢！後一句才是鄧的肺腑之言：既然趙紫陽業已明白無誤支持學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鄧小平百年之後，趙不可能不做批鄧秘密報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國的赫魯曉夫！ 鄧小平居然這樣小肚雞腸嗎？胡耀邦最有經驗。毛澤東製造的冤案，鄧都可以允許胡耀邦平反；唯獨經過鄧小平手的，高饒案，劉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難如登天。百分之99點999右派分子的個案都已經具體平反了的「反右派運動」仍被鄧小平認定為「必要」的。原因無非就是鄧小平本人當時榮任著全國「反右」領導小組的總組長。 （作者為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人，對六四大屠殺可能沒什麼認識。由於共產黨的信息封鎖，大家對那場大屠殺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外國講演時還碰到中國年輕人提問說：是不是暴徒殺害解放軍？可見不是年輕人不動腦子，而是共產黨的虛假信息造成了很多人的誤解。想一想就知道，學生和市民們手無寸鐵，怎麼可能去屠殺全副武裝的軍人呢？ 很多經歷過那場事件的人也認為事件起因是紀念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同時為現任總書記趙紫陽鳴冤叫屈，這種說法似是而非。為前任和現任總書記叫屈，是導致那場運動的導火索。造成成千上萬人民上街示威的，是鄧小平學習早期資本主義製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嚴重的官場腐敗。貪官污吏與奸商合作，是那場運動指向的目標。屠殺人民的軍隊，正是代表著貪官和姦商階級，也就是中國特色的富裕階層。 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來，中國社會的動亂都起源於官方製造出來的不正常的生活環境。貪官污吏和姦商們的暴富，對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導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情況正是如此。為共產黨總書記伸冤，只是導致運動爆發的導火索。雖然當時運動的口號和訴求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幻想共產黨自己清除貪官污吏，但也已經讓鄧小平集團認為是難以調和的敵我矛盾，只有使用暴力鎮壓才能解決。 現在的貧富差距比三十年前小嗎？現在的貪官污吏比三十年前收斂了嗎？現在的共產黨比三十年前更受到國際社會的幫助嗎？都不是。三十年來沒有發生大規模的反抗運動，除了在美國的幫助下快速發展經濟，緩和了社會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澤民時代對社會做了一些妥協，擴大了統治階級的範圍，用經濟利益收買了知識精英；因而擴大了中產和小資產階級，抑制了導火索的出現，使得不斷出現的反抗不會有大的規模，維持了中共的專制政體。 如今的形勢，靠欺騙和美國大資本的配合所製造的快速發展，明顯不能持續了。貧富差距和官商結合導致社會矛盾快速升級，被收買的精英們的醜惡嘴臉，已經很難起到欺騙人民的作用了。習近平不但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而且要割共產黨官商階級的韭菜，這一波操作超過了鄧小平，直接朝著獨裁專制的皇帝去了，因此必然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對。 反抗的目的不同，但反抗的目標一致，其嚴重的程度超過了一九八九年。只需要一個導火索就是一場真正的天下大亂，不但習近平的獨裁地位不保，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體系也將隨之而垮台。這就是為什麼，官商結合的有權有勢階級至今還不對習近平動手的原因。 但是習近平不想收手，他需要加強自己的權威，擺脫死無葬身之地的後果。加強權威的兩個手段：一是借口病毒對各個城市的封鎖。顯示權威之外，提前消滅膽大包天之徒，消滅造反的種子，是他的真正目的；第二就是發動一場他認為必勝的戰爭，解決靠選舉延長任期的難題，成為真正的皇帝。 不過，很可能沒有他的第二個動作了。這場清零的野蠻政策已經導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各種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個不顧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僅僅導致經濟下滑，而且導致人民的生活環境快速惡化，正所謂官逼民反。清零政策恰恰是現在官逼民反的導火索，導致中國政權變化的導火索，也就是中國共產黨垮台的導火索。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