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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难得君 清晨六点,北京某条背街小巷里,三十岁的外卖员王建国正蹲在电动车旁啃冷馒头。手机突然震动——系统派发了1.5公里外的早餐订单,限时15分钟。他匆忙咽下最后一口,头盔下的脸庞被寒风刮得通红,这个河南汉子已经在送餐路上度过了第三个春节。 4月21日,京东发布《致全体外卖骑手兄弟们的公开信》。 京东表示:近期,有竞对平台再次玩起“二选一”游戏,强迫各位骑手不能接京东平台的秒送订单,如有违反,会采取封杀措施。过去,各位骑手都是在三大平台之间自由接单,才能保证自己的收入。因个别平台“二选一”行为,大家的收入会降低16-25%左右,我们对各位的遭遇深表同情,也对个别平台违法违规行为表示谴责。 (某平台那两个字不能提,写出来对方律师就会起诉,牛逼的不行) 这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像把尖刀挑破了行业结痂的伤疤:头部平台强制骑手“二选一”、十几年未缴纳社保、每百名骑手中就有三人遭遇交通事故……字字句句都在指向外卖江湖的“隐形霸主”。 在朝阳区某配送站点,四十多名骑手挤在十平米的休息室里传阅这封信。墙面贴着“单王月入过万”的横幅早已褪色,角落里堆着磨损的头盔和护膝。 “去年冬天老李摔断腿,平台给了200块慰问金。”来自河北的骑手老张摸着膝盖上的膏药苦笑。他们最关心的不是企业商战,而是公开信里那句“未来三个月招聘十万骑手”,这意味着本就稀薄的订单要再被分流。 海淀区某三甲医院门前,二十多辆电动车挤在树荫下。两个骑手盯着手机叹气:“抢单外挂越来越多,我们这些老实人连汤都喝不上。”其中曾是房产中介的小刘掏出记账本:上月跑了287单,被扣超时费9次,实际到手5832元,刚好够付群租房租金和老家孩子的补习费。 这不是个别现象。平台用精准算法制造着“甜蜜陷阱”:新手期派送轻松好单,三个月后路线越来越绕;雨天加价吸引接单,到达时补贴突然消失。更残酷的是“微笑行动”,骑手每天要随机自拍三次,任何一次没露齿笑就扣分。 在算法的精密操控下,他们既是劳动者,又是被驯化的数据。 夜幕降临,朝阳区某商业街亮起密密麻麻的外卖灯箱。在这片“幽灵厨房”聚集区,80%店铺没有堂食。油腻的过道里,三家共用的厨房正同时制作着“轻食沙拉”“老北京炸酱面”和“广式煲仔饭”。来自重庆的厨师老陈边炒菜边吐槽:“平台抽成从18%涨到26%,不用料理包根本活不下去。” 这些挣扎最终转嫁到骑手身上。某次暴雨夜,骑手李大海连续收到五单某连锁品牌的“爆款粥品”,送达时才发现五个订单来自同个料理包加热点。当他浑身湿透地恳求顾客别打差评时,手机又响了,新订单配送费比平时多2元。 那个让全网揪心的脑瘫女骑手,或许是最残酷的隐喻。七年送餐73000单,磨损的六辆电动车见证着她比常人更多的跌倒与爬起。当她在镜头前努力控制面部肌肉挤出笑容时,评论区却充斥着“身残志坚”的感动。 没人追问:为什么社会保障网漏掉了这样的群体?当我们在短视频里为励志故事点赞时,可曾想过这是制度缺位的耻辱? 更荒诞的是企业塑造的“逆袭神话”。某平台宣传的“单王骑手开奔驰”,经媒体调查发现是区域代理商的儿子;刘强东送外卖的温情视频背后,是京东要求骑手每日在线12小时的考核新规。这些精心编织的童话,正在将系统性困境转化为个体奋斗的鸡汤。 在亦庄某骑手权益研讨会上,法学教授展示了一组震撼数据:外卖员时薪已从2018年的21元降至2023年的15.8元,而交通伤亡率三年上升140%。 值得玩味的是,京东公开信发布后,多个城市悄然出现骑手休息驿站,虽然多是企业合作的广告点,但至少提供了免费热水。 改变或许正在萌芽。杭州有骑手自发组建“配送联盟”,通过集体议价争取保险费;深圳出现首个“骑手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就连被诟病的算法,也有平台开始测试“10分钟弹性缓冲期”。这些细碎的火星,能否点燃行业变革的篝火? 凌晨两点,国贸桥下车流稀少。刚刚结束晚高峰配送的老周,把电动车停在24小时便利店门口。玻璃窗映出他开裂的手套和结霜的眉毛,店内电视正重播着某经济论坛的豪言:“数字经济创造千万灵活就业岗位。” 此刻,三公里外的写字楼里,程序员正在优化新的派单系统;五公里外的居民楼,创业者在策划下一个“颠覆性配送模式”;而在城市毛细血管般的街巷中,百万骑手仍在重复着抢单、飞驰、赔笑的动作循环。 当我们将外卖视为现代生活标配时,或许该听听朝阳医院急诊科医生的忠告:“周三晚上最容易接到骑手车祸伤者,那是平台会员日冲单高峰。” 在这个被算法重新丈量的世界里,每份热气腾腾的外卖,都可能沾着某个父亲的汗水、某个儿子的鲜血。 刘强东上个月在朋友圈所写:“利润、市值和财富,不应该建立在底层百姓无保障的生活之上。” 平台战争终会落幕,资本故事总有新篇,但那些在红绿灯间穿梭的蓝色、黄色身影不该被遗忘。 他们用肉身丈量着城市的温度,用速度透支着生命的长度。 当某天我们不再把“困在系统里”当作时髦标签,当社会保障真正覆盖每个风雨兼程的身影,或许才能说:这个时代对得起那些托起它的人。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难得君
年初的中美大对账活动中,两国网友互相晒出了收入和日常生活成本,一番对比后大家掀起“亲不亲阶级分”的大讨论。 其实近些年,劳动人民的相关话题讨论热度一直很高。比如说最近京东外卖和美团争相公布自己的保障方案,京东外卖给一万名骑手上五险一金,昨天又说再追加五万骑手。美团则在福建泉州、江苏南通两地,启动外卖骑手养老保险补贴试点,全国推广后大概能覆盖百万人。 外卖员要不要交五险一金,以及用什么方法办社保,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说实话,《劳动法》已经施行了31年,关于劳动者保障的问题,还是有很大的问题,大众广泛讨论是件好事,而且两家的方案都是很好的探索。 京东的方案比较直给,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人都在指责美团为啥不跟着交五险一金,那大星就帮大家捋一捋美团的方案。 美团的方案说,只要外卖骑手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相关缴费基数为基准,补贴50%的养老保险费用。 比如泉州市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最低月缴费基数为4433元,按缴费比例20%计算金额为886.6元,美团补贴后骑手可获443.3元现金。 一个月挣四千多,对骑手来说不难,而且在半年内一半时间跑到了就能拿补贴资格。在跑单城市交也行,回老家交也行,公司都给一半现金补贴。 从门槛上来说,非常低。那为啥不全交五险一金呢?因为不现实。 京东外卖给6万全职骑手上五险一金不难,但昨天“流出”的京东内部会议视频里,东哥也说了,“不可能上来把外卖员都交五险一金,先把其中一小部分全职的,每天都来的,五险一金给他交了。” 要知道,除了这6万全职骑手,京东的达达还有120多万骑手。如果放眼全国呢?外卖骑手有: 1000万人。 给六万人交,和给一百万人交,甚至给一千万人交,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五险一金”,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末中国就业人员总量为7.34亿。目前,五险一金中参保人数最少的一项是公积金,全国缴纳人数为1.74亿人,以此推导,拥有完整五险一金的中国就业人员,占比不过: 23.7%。 为啥《劳动法》实施这么多年,五险一金落实率还这么低?原因很简单,门槛太高了。 黄奇帆算过一笔账,中国企事业单位现行五险一金综合费率达55%,已是世界之最。负担之重不单企业不满意,员工也不满意,原因很简单,他们到手的现金明显降低,而且大家工作的地方不一定是今后养老的地方。 除了企业和员工这种固定雇佣关系,大量零工群体更是接受不了。比如这几天大星刷到一个视频,一群阿姨在菜市场当搬运工,每天收入大概一百元,如果你去要求他们公司化运营,然后每月扣掉她几百元交五险一金,他们大概率是不乐意的。 外卖员或者骑手这个工作确实在大部分人看来就是个过渡工作,说白了,大家基本都是冲着灵活自主,多劳多得来的,想多赚钱就多跑单,不想送就休息,跑几个月回老家也行。 如果双方正式签订合同,交全五险一金,那么考核机制和奖惩机制是不是就要发生变化,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按《劳动法》每周工作时长40小时,超过的时间算不算加班费?节假日给你送外卖的小哥,该不该得到三倍奖金? 大家是不是觉得应该,大星也觉得应该。 那咱们还拿京东举例,假设给130万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京东总部在北京,按照6821元的缴费工资基数下限,和个人企业各5%的住房公积金比例测算,个人和企业部分的共同成本大约在3232.52元/月。每月大约要新增成本: 43.49亿元。 京东去年净利润414亿元。好了,那我们都知道京东要亏损了,那么这部分多出来的人力成本和加班费、奖金,最终会是谁出?嗯? 你不出我不出,外卖小哥可就要没工作了。也不单是中国,国外的Deliveroo和Uber都试过把零工骑手全部变全职骑手,全都失败了,所以这么搞不可持续。何况还有就是想短期干的众包骑手,签了合同他们想走怎么办? 大星前两天就看到一条外卖小哥的评论,说自己跑了八年外卖,换了五个城市,“现在回老家医保报销麻烦死了。” 任何涉及群体利益的方案,都只能照顾到群体中部分人的利益,《罗曼蒂克消亡史》里,葛优面对章子怡发出的私奔请求都得咽着口水拒绝: 我要照顾的人太多。 既然大家需要外卖,小哥们需要赚钱,企业们需要存续经营,那就不能拍脑袋,得有个可执行的方案。 美团搞的补贴方案,看起来没那么完美,但核心还是让更多人先有基础的养老保障。我问了一些已经在美团试点城市的小哥,就是想知道他们是咋想的。 小高是四川人,在泉州干了4年外卖骑手,每个月收入在6000至8000元之间。他的钱每个月老家房贷2000元、车贷1800元、房租1100元左右,每月固定支出近5000元。小高在老家缴纳城乡居民社保,自己还买了两份重疾险,每个月缴纳600多元保费。对于灵活就业社保,小高说美团给他出一半钱挺好,这钱他现在不交,先还车贷,三年后再交社保。 在南通的小刘跑了7年外卖,他说五险一金中最关心的是养老和医疗,因为工伤2022年起就有新职伤险替代了。养老对自己以后有保障,医疗缴费负担没那么重。以前没考虑交社保,希望手上现金多一些。如果交的话,每月自己最多出六七百块钱。自己先缴费,公司按50%比例补贴,也可以。 劳动者保障方案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2022年7月,人社部联合8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第一条第二款明确提出,对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但企业又对劳动者进行管理的,双方可以明确合理的责任和义务,订立不完全劳动关系。 这个条款,中国人叫它“劳动三分法”。 这是啥?这是官方都觉得凡事应该理论实践相结合,还要顺应时代发展。 前段时间就有很多学者提出来,给灵活就业者搞社会保障,应该探索更灵活、包容的方案。大星觉得,不管是哪家企业、哪种方案,只要能在大众监督中不断进步都是好事。 唯一的分歧在于,在有限的社会资源投入下,到底是给少数人“兜底”福利,还是给更多人办好基本保障,这都是需要试错和检验的。 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个市场问题。各位潜在的骑手们,你们觉得呢?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网络图片 给骑手缴纳社保如同一枚炸弹,瞬间引爆开年的社会舆论。京东宣布自3月1日起给旗下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相继跟进。 振奋人心的消息却让平台旗下的众包骑手们倍感尴尬。事实上,作为搅局者出现的京东,旗下达达集团也拥有130万众包骑手。他们中许多人穿着印有京东字样的衣服接受京东业务调用,但同时,达达又独立于京东自营体系外,员工不与平台签订劳动合同。 有专家测算,仅仅是给达达骑手群体缴纳社保就要花掉京东2024年几乎全部利润。许多已全职工作四五年的骑手的社保梦,可能仍需等待。 消息 刷短视频时,张涛第一次听说给骑手缴纳社保的消息。 几乎是一划而过。当时张涛并不觉得这个新闻跟自己有关。在北京东部的一家众包站点,骑手张涛是单王,他常常在仓库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刷视频是许多骑手休息间歇的调剂,张涛划走视频重新陷入忙碌。 直到配送站的同事们私下互相打听,缴纳社保的文章也开始在骑手群里传播。消息说,京东官宣从3月1日起为京东的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美团、饿了么也相继跟进。 全职是什么?众包算不算?配送站前等待派单的骑手聊了起来。骑手们在站点外聚集等待派单的时间只有十分钟。张涛常常躺在自己的电动车里刷视频,不参与讨论。接单后就翻身下车,下到负一层的仓库取单。他为自己规定,一天要接满50-60单,意味着工作时间除了吃饭无暇他顾。 张涛和骑手同事们所在的站点属于上市的达达集团,日常工作则主要是京东相关业务的外包配送。达达集团的活跃骑手规模约有130万人,分布在全国2600多个县区市里。长久以来,达达一直处于京东的控制下,宣传资料也称“集团全面融入京东生态”。在京东生态,配送员的工装常有两种颜色,红色是京东自营,蓝色则是达达众包。 隶属于达达站点的张涛则穿着绿色工装,摩托车背后的配送箱是京东自营的红色,上面写着“京东超市”的字样。眼下他和站点大部分的同事,都是为京东自营的七鲜超市送货。这种混搭配色与字样,让站点许多骑手感到模棱两可:一方面没有签署劳动合同,而是通过达达骑手APP注册后进到体系内;另一方面,许多人进站点后一直在为京东业务送货,并没有给其他平台送过货。 网络图片 看到骑手们半信半疑地讨论着,张涛也有所触动。像张涛这样在达达站点工作了四年的骑手。也会被同事们视作全职骑手,当然只是自称那种“全职”。 张涛所在站点决定就缴纳社保的消息召集骑手们开会。2月下旬的一天,站长刘伟让骑手在仓库货架之间排排站好,亲口确认了消息的真实性。刘伟并没有接收到上级指示,也没有站点具体缴纳社保的消息,只是考虑到骑手们议论纷纷,各种小道消息频传,他觉得有必要告诉大家确定的消息,安顿人心。 消息离骑手张涛越来越近。开会当天,张涛正在跑单路上,事后听同事转述了站长的讲话。 社保这个词一直很少在张涛的生活里出现。2017年,27岁的他只身一人从农村到北京打工,前几份工作在家具行业,收入和他过去做木材生意相当,一个月两三千。工作有的有社保,有的没有,他不在意。当时留守老家的一儿一女相继进入小学,家庭开支剧增。张涛深知挣钱养家的重要性,有社保但挣不到钱也没用。 等到2021年,张涛开始跟着站长刘伟做外卖。初做骑手,一个月赚四五千,收入翻倍。张涛是站点2023年的单王,月薪最高能到一万七,这都是他早六点半出门晚十一点半回家,一天16个小时,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接着他因透支身体心脏不好,回家休息了半年,再上北京跑外卖,人胖了,烟也不能抽了。 为了省钱,张涛和另外两人合租在一个10平米位于城郊的房间里,睡上下铺,一个月付600多块。但在北京,张涛个人月度开支还是得3000多,加上3000元的房贷、儿子上私立高中的年学费4万元、女儿公立初中的费用8000,平均算下来,过万的收入基本月光。 只是随着孩子们长大,自己身体变差,张涛逐渐感知到社保的重要性。到2月底,京东补充宣布,将会为签约的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这一消息彻底搅动了骑手们的心思。 张涛偶尔也会畅想一个好的未来:拥有五险一金,自己的薪资也不会下降。即使未来每月多扣几百社保费,他是想出的。有了社保,他愿意再多拿出从三十多岁到六十多岁的小半生,全压在外卖骑手这一行上。有了社保,他也可能在北京定下来,把老婆孩子接过来。 身份 站长刘伟自始至终都对骑手缴纳社保的信息抱有一种谨慎怀疑。他管理着有50多个骑手的达达配送站,一直负责着京东七鲜的送货业务,但即使他本人也从来没有获得达达或京东的社保。目前,他将社保挂靠在了其他公司,每月要自己从工资里拿出3000元。因此,他清楚骑手们对社保的疑虑与期望。 早年他刚来北京找不到工作,也是从外卖员做起,直到2021年面试成为一名站长。这些年,他看着骑手的单价从十几块一单,经过平台轮轮砍削变为如今的五六块一单。最近一次公司又要砍骑手们的单价,砍去3毛,骑手一个月就要损失600块,他向公司争取少砍了1毛。 他替追随自己的骑手们打抱不平:“他们就是京东员工。但社保啥也没有,单价和同行业持平,都是外包。” 置身在京东、达达以及骑手间,作为站长的刘伟深知骑手们身份的悲哀:这些人甚至没签劳动合同,没有基本工资,从来都觉得自己只是个体户。而社保是属于那些在公司里坐着的人。多数达达的骑手只是注册了APP,交300元押金就可以跑外卖,升级到500元或1000元档,就能解锁送快递的权限。在618等大促节点,骑手们往往被派往京东快递站点,和自营快递员一起承担高强度的配送任务。 说到底,京东控制着达达,却也在劳动关系上与130万骑手完成了切割。近几年,京东多次宣称要将内部的快递员、保洁都纳入劳动合同缴纳社保,不允许一个员工做外包,但都没有涉及达达。 加入站点一开始,张涛以为自己是京东骑手。2021年,他收到免费的红色制服,和京东快递员一样,还有红色头盔、外卖箱。开始引起他怀疑的是,有时有身穿蓝色达达制服的人在他们站点进出。站点接了七鲜超市的业务后,张涛保留了京东超市的红色头盔,电动车后的红色“京东超市 自营买菜”尾箱,但需要购买新的绿色冲锋服,价格为110元。衣服上面印有京东字样,肩袖上有一只白色小狗。 有一次,张涛为七鲜超市送货,客人打开门看见他这一身新颜色,愣了一下,质问他怎么不是京东?他不得不解释,我们同样是京东超市。对方于是罢休。这在他心里留下印象,京东红色制服背后代表的品质才是顾客真正想要的,是更好的一种颜色。 王强,另一位北京的京东快递站长,同时管理着自营和达达两种身份的快递员。“达达你可以理解为日结工,临时的干两天就撤了。”但是双方干的活是一样的,“接单权限一样,其他都一样”,但只有达达不享受五险一金。 缴纳社保的消息让骑手群体内部开始注意到自营和外包的身份问题。刘伟的站点也有两名真正的京东正式员工,都在20多岁,是经过京东面试入职的仓库经理。 仓库经理是全站唯二享有社保的人。刘伟记不清他们享有的是七险还是八险,扣除社保后,还能到手八九千。他们干的活并没有什么特别,甚至在刘伟眼里,这两个毛小子“没有管理经验,只会吼人。”一名30多岁的骑手,被其中一个仓库经理骂得眼泪汪汪,听到“不想干你就走人”之后真的离开了。在京东生态内,达达的骑手们一直是最边缘的一群人。 站长和有社保的仓库管理的职级上下,不如有无社保区分得彻底,骑手说走就走,站长或走或留,仓库经理铁打不动。有他们在,刘伟觉得自己都不敢在仓库里大声讲话。去年,一次剧烈的争吵后,刘伟以自己出走相威胁,“你看我带走这帮兄弟,你还招不招得到人。” 边缘 2025年1月27日,达达集团公告,京东拟收购其剩余股份,将持有达达100%股份,进一步布局本地即时零售服务。 2月28日,京东与首批京东外卖全职骑手代表举办签约仪式。3月1日起,全职骑手们便将与京东签署正式劳动合同,未来五险一金的所有成本包含个人所需缴纳部分都由京东承担。签约仪式中作为代表的刘师傅和妻子戴师傅,正是在北京昌平跑了8年达达的骑手。 但从公开信息看,出现在签约仪式现场的骑手只有二十几人。全职签约、承担社保的招募标准是什么?究竟会招多少人?现有的130万达达骑手,有多少能入选? 网络图片 接二连三的消息与讨论,再度引发了广大骑手们的联想:达达成为了京东的子公司,那么骑手们也有可能获得缴纳社保的机会。 事实上,部分达达骑手确实接到了京东的电话,催促他们参与新骑手的招募。 穿着紫衣、骑着带紫色外卖箱电动车的达达骑手杨志祥,日常主要为山姆送货。派单间隙,他和其他骑手抽着烟半躺在车上聊天,烟雾和他们的话都在傍晚无灯的漆黑角落里飘起来。“那个谁不是接到电话了……催他赶快交材料……他有北京户口……”骑手们在聊最近的人心骚动,很多人有意成为京东的全职骑手,以享受免费社保。 杨志祥其实是达达的外包万送的骑手。中介层层盘剥,他一个月跑单赚8500,到手只有6600。山姆送的货物很重,从站点走出的骑手,要用肩膀、脖子挂购物袋,小心翼翼地将其组装进电动车的各个部位。杨志祥领到的一单重达60斤的货品,一单34斤的西瓜,和重一包纸的单子价格一样,都是7块钱。 讨论里,有人说想成为全职骑手也不简单,老不能太老,小也不能太小。有的说,都是做外卖,能有多难。但是一切都要等待3月1日之后,京东出台具体政策。杨志祥没有向接到电话的人打听,因为他已经决意转行,不再做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累人活了。 站长刘伟知道手下骑手也有人接到了电话。骑手追随自刘伟四五年,很多都像兄弟一样,接到电话后一口回绝对方:“我已经是七鲜的员工了,是京东旗下,京东外卖员有的待遇,我们应该也有。” 站点的几十名达达骑手每天或靠在车上,或坐在台阶前,人行道被两排京东红的电动车挤出只剩一条通路。一旦手机里新单派定,他们就起身走入站口的窄门,乘电梯下到负一层。地下的仓库里,披一件黑色京东背心的拣货员,穴居般留守在配送站内,提着筐举着清单,穿梭在千百平的货架之间。那里被灰蓝色的灯光照亮,湿冷,时刻飘着一股熟烂香蕉的味道。 一侧墙上挂满标语,其中有一句“坦诚真实、说到做到”。 对于单王张涛而言,跳槽去京东或许是不错选择,但他一时还放不下一直跟随的站长刘伟。有专家测算,京东要将达达骑手们全部纳入社保一年成本将近500亿元,这远远超过京东如今的盈利。因此企业能选择的方式,要么是缩小缴纳社保的全职骑手范畴,要么下狠心全部纳入,这意味着企业也立即产生巨额亏损。 如今京东选择从达达全职骑手里招募新骑手赋予社保,让骑手们的社保梦多少有些掉色,一则是开了口子,跳槽到京东就可能拿上社保;二是这个口子有多大,全都由企业说了算。只有一点是确定的,对于这些处在边缘的130万骑手来说,他们身份目前不是京东的。他们仍是外人,这个身份鸿沟更清晰了。 刘伟几乎每天都在站点和身边的骑手们聊起缴纳社保的政策,他讲话越来越谨慎,嘱咐骑手们“具体拿到社保再说”。他清晰记得平台历来的苛刻行为,意外险一个月300,一件绿色冲锋衣要卖110元,而骑手自己购买保护膝盖的皮裤只花了十几块。商品破损扣10块,意味着骑手一单倒贴3块,还有超时、抢点送达等扣罚名目,数不胜数。 但眼下,刘伟却也顾不上那么多,他发现京东用社保招募新骑手的措施正在让自己的站点变得边缘。北京目前有一千多名全职在七鲜配送仓库的骑手,刘伟担心,这些骑手干着京东的活,自视为京东员工,如果不享受同等待遇,一定会不愿意。 京东直营待遇更好,七鲜的骑手肯定要跳槽去京东,那谁来跑七鲜的单?可七鲜本身就是京东的啊。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
随着京东的参与,外卖骑手的劳动保障问题再次成为热点。许多人将焦点放在骑手是否需要社保上,但从更深层的社会视角来看,或许应该反过来问——与其说是骑手需要社保,不如说是社保更需要骑手。这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社保基金的现实压力,更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与灵活就业群体之间的矛盾与张力。 骑手真的需要交社保吗? 表面上看,为数百万外卖骑手缴纳社保是出于关怀、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骑手们对社保的需求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迫切。原因很简单:社保缴费的成本对他们来说过于高昂。 目前,大多数外卖骑手的月收入在五六千元左右,少部分优秀者能够月入过万,但他们的工作强度和时间付出也远超常人。按照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缴费标准,个人每月需要拿出1000元左右作为社保费用。 对于这些每天风里来雨里去、以单量为收入核心的骑手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即便骑手有缴纳社保的愿望,但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更倾向于把这部分钱用来应对日常开销或其他紧急需求。 更何况,即便平台为骑手增加补贴,比如每单额外多支付1元,骑手也更可能选择直接拿到这笔现金,而不是用于缴纳社保。 原因在于,对于这些以“短期谋生”为目标的群体来说,眼前的生存压力远比未来的养老或医疗保障更加紧迫。 换句话说,骑手的首要诉求并非社保,而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赚取更多收入、实现基本的生活质量。 网络图片 社保为什么需要骑手? 与骑手对社保的“低需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保基金对骑手的“高需求”。 近年来,我国灵活就业群体规模迅速扩大,外卖骑手正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据统计,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其中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群体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然而,这些劳动者大多游离于传统社保体系之外,导致社保基金的缴费来源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与此同时,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剧,我国社保基金的支出压力不断增加。根据相关数据显示,近年来社保基金的收支缺口呈现扩大趋势,部分地区甚至面临入不敷出的风险。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扩大缴费基数、增加社保基金的收入,成为摆在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而外卖骑手等灵活就业群体,无疑是填补这一缺口的潜在“金矿”。 作为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如果能将他们纳入社保体系,每年可为社保基金带来数百亿元的增量。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年来人社部门和外卖平台频频推动骑手参保。 与其说是为了改善骑手的生活质量,不如说是为了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 网络图片 比起交社保,骑手更在意什么? 比起社保,外卖骑手更在意的是平台算法的限制和束缚。 外卖行业的工作强度之高,早已为人熟知。骑手们每天在高压的时间算法下奔波,稍有延误就可能面临罚款或差评。 平台对骑手的管理更多依赖冷冰冰的算法,而非人性化的关怀。对于这些每天奔走在城市街头的劳动者来说,他们需要的并不是一份遥不可及的社保,而是更公平合理的劳动环境。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外卖骑手并不将这份工作视为长期职业,而是为了应对短期的生存压力。 正因如此,他们更希望看到的是平台在收入分配、劳动时间、工作安全等方面的改善,而不是被动地被纳入社保体系,增加一笔额外的支出。 网络图片 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下的行业规范 实际上,推动外卖行业“正规化”的背后逻辑并不简单。表面上看,这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权益,但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也意味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人口红利逐渐消失,高度“丛林化”的灵活就业模式正在被迫转型。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外卖行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支持。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外卖行业输送了源源不断的骑手。 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依靠低成本劳动力发展的模式难以为继。在这样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正规化”不仅是对劳动者的保护,更是对整个行业的重新调整。 对于外卖平台来说,规范化意味着更高的用工成本。无论是为骑手统一缴纳社保,还是改善劳动条件,都会增加平台的运营负担。 而这些成本最终可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外卖价格上涨。这也引发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在追求公平与效率之间,我们该如何平衡? 网络图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诸葛咬金
中国著名的电商平台京东,位在江苏无锡的一家物流园,日前晚间突发大火,损失惨重,所幸无人伤亡,起火原因还在调查。 综合媒体报导,江苏省无锡市的京东宇培物流园11月12日晚间突发大火,网传视频显示,现场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观看视频) 无锡市锡山区安镇派出所工作人员13日称,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当地应急管理局称,火势已扑灭,无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仍在调查。 有网民说,这场大火发生在12日晚约9时。 资料显示,京东宇培物流园占地面积约650.79亩,建筑面积87,867平方米。 目前双11购物节刚刚结束,目前正是发货高峰。有爆料说,该物流园内全是包装好的包裹,含手机电池在内,多为易燃品。经过一夜大火后,许多网民的双11战利品已付之一炬,物流园也被烧得面目全非。该园区员工估计,仅被烧毁的手机一项,恐就损失10多亿人民币。 有网民说,该物流园长期聘用临时工,工时长达12小时,疲劳至极的工人为了克服困意,会偷偷抽烟。但该说法没有证据确认。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再次定义了“兄弟”。他在5月24日的一次线上讲话中,说到一些员工选择“生活第一,工作第二”: 不想拼,我能理解,每个人选择都是不一样的,你没有错,但我只能说,你不是我们的兄弟,你是路人。什么叫路人?就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共事。因为你的存在,会让我们在拼搏的兄弟们,他们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他们严重不公平。 有人根据他多年来对“兄弟”的发言,总结了“京东的兄弟宇宙”: 2018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2022年:“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支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 2023年:“我不会躺平,我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 2024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当他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时,隐含的意思是“京东的每个员工都是我的兄弟”,也就是说,这家企业的文化带有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员工们不仅是受劳动报酬的激励,还受到这种(不花钱的)情感激励。然而,这种含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哪怕是去年的发言里,“东哥”仍然像是一个大家长:他强调了拼搏努力,而且他本人就是兄弟们的表率;但到如今,“兄弟”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资格——并非“加入京东就是兄弟”,而是“一起拼搏才是兄弟”,否则,你就被开除“兄弟”资格了。 最妙的是,这还没有打破原有的诺言:京东的确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但根据新的定义,你不再是兄弟,那开除当然就不算违背承诺,并且过错在你。东哥保留对兄弟的最终解释权。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道德绑架:你必须拼尽全力符合我的期待,才能得到我的认可,不然就接受我的绝罚。 像这样的逻辑,盛行于中国家庭内部,许多人可以说无师自通,早已习以为常,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起作用的关键所在。不少人都曾有过这样受伤害的经历:你做了什么达不到父母期许的事,无论是考得不好,还是找了个他们不喜欢的恋人,爸妈就来一句“你不是我儿子/女儿”了。 有的家长倒是没祭出这样杀伤力巨大的话,但仅仅是为了避免让父母失望,就驱使多少人努力去取悦家长,因为他们太想得到父母的认可,不惜拼尽全力去“挣得”那一份资格。 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这样:很多看似生来就有的身份、权利,你都得努力才能得到——好比说“人民”,乍看起来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然而,那前提是你遵循一系列规则,不然你就是“人民公敌”了。当然,最经典的是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 网络图片 本来,“兄弟”还带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个说辞掩盖了劳资双方的剥削关系,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幻觉,仿佛所有人都在这个温暖的共同体内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付出,也得到肯定。然而现在,“不拼博不是兄弟”的说法,打破了这一幻觉。 “兄弟”不再是一个纽带、一份归属感,而成了实现企业利润目标的工具,一种达摩克里斯之剑般悬在头顶的威胁:去为大哥努力工作,至于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算作是“兄弟”,由他说了算,并且他随时可以将你不再看作兄弟,而一旦失去这一资格,你将被随意处置。 这也暴露出“兄弟”说辞的虚伪:它看似平等,但其实是不允许互换的施恩手段,要不然,你觉得不拼搏就不算自己兄弟?我还觉得你这样的嘴脸很不够“兄弟”意思呢! “兄弟”资格还真是值很多钱:虽然被称作兄弟也不会身上多块肉,但你最好努力去保持这一身份,不然代价将相当不小。这与其说是提供激励,不如说是以惩罚为后盾来驱使人拼搏。 除了企业文化使然,这种图穷匕见的说辞,大概也反映出京东正面临拼多多的强大竞争:今年第一季度,据称拼多多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46%,高达280亿元,而京东是71亿,仅有其1/4。在经济下行之际,便宜才是王道,长此以往,京东的前景不问可知。 如果是这样,那么刘强东的这番表态,意味着他想不出什么新模式来应对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压力,转而想进行内部动员,驱使所有人强化内卷,将旧模式运用到极致。且不说这能否“卷”得过一向以低价策略主导的拼多多,关键在于:刘强东将个人的领导力无能,转嫁为员工责任,那言下之意无非是“企业要是经营失败,不能怪我,怪你们不够努力”。 成为“东哥的兄弟”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你要努力也是为自己努力。“生活第一,工作第二”没什么过错,错的是现在的商界精英无法适应新的工作伦理,提出新的激励机制和创新模式,在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还归罪于小人物没拼搏。 中国人真是受够了这样的PUA。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就写过:“祥子一直以为努力拉车,就会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而祥子到死都认为他未能过上好日子,是因为拉车不够努力。” 周慕姿在《羞辱创伤》一书中指出,这和我们的社会文化、习惯有关,那就是认定“惩罚,才会进步”: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习惯,使得“自我批评/自我怪罪”被喂养、几乎存在于每个受过创伤的人心中,那就是——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不够好,也应该要被惩罚;只有把自己批评、骂到一文不值,才能痛到记取这样的教训,不会再犯,或是,才会更进步。 这种意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将一种罪责意识植入到了人们内心,利用了人们的自省,那些老实的孩子真的会去不断自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更可怕的是,一旦这么做,很容易导向自我厌恶和自我惩罚,为了得到权威的承认而不断自我逼迫,还将之视为“进步”和奖励。异化的大门就此洞开。 我当然知道,当下的困局远不那么容易面对,遑论破局,但正如日前网易上一条评论犀利指出的:“舆论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时代的坍塌,归咎于小人物的不努力!” 我也是小人物,也因此格外警惕和反感这种论调,一个良好社会应当容许每个人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潜力,而不是利用各种名义驱使人们为某个未必符合自身利益的宏大目标努力,谁也不能让我承担超出我个人责任之外的责任。我们是时候摆脱这些思想的枷锁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中国全国工商联12日发布“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和“2023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 今年是全国工商联连续展开第25次上规模民营企业调研,共8,961家年营业收入人民币5亿元以上的企业参加。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275.78亿元,比上年增加12.11亿元。 网路公司京东集团(人民币1兆462.36亿元)、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8,645.39亿元)、石油燃料业恒力集团有限公司(6,117.57亿元)位居榜单前3位。 京东集团是唯一一家营收破人民币兆元民营企业。华为未列于榜单内,引发议论。 据陆媒财新网报导,中国平安、华为、太平洋建设、碧桂园、苏商建设、海尔等企业未参加2023年度排名。 民营企业500强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浙江、江苏、山东、广东四省连续多年入围500强企业数量前四。 报告显示,2022年,民营企业500强就业人员总数前五大行业分别为网路和相关服务,电脑、通讯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就业人数合计为489.06万人,占民营企业500强就业总数的44.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