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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国界记者推出中文网站 反制大陆新闻审查

因为大陆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持续打压,以及中文独立资讯来源不断减少。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RSF)于6月10日宣布,正式推出中文网站。该网站旨在为全球超过10亿中文使用者提供可靠、透明的新闻自由资讯,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大陆政府,终止对新闻自由的侵犯,释放被非法监禁的记者。 无国界记者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在法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之后,推出中文网站。 公告中还称,中文网站记录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等行为,为受威胁的记者提供支援。该组织强调,中文网站将帮助14亿中文用户绕过审查机制,获取真实、独立的信息。 该组织的秘书长柏儒廷(Thibaut Bruttin)指出,近年来,因为政府封锁,中国的很多信息难以传递出来。中文版网站的上线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缺口。他批评,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大陆政府持续加强审查机制。在2025年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几乎垫底,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8。目前,中国至少关押12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其监禁媒体专业人员的数量居全球之首。 除了推出中文版网站,无国界记者还协助恢复了33个,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新闻网站的访问权限,以进一步反击信息封锁。 无国界记者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施压北京政府,以其停止对新闻自由的侵袭,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新闻工作者。 据维基百科资料,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缩写:RSF)是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促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罗伯特・梅纳德(Robert Ménard)于1985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创立。总部设于巴黎,并在亚、欧、美、非设有14家办事处。 无国界记者是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IFEX)的成员。IFEX由全球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在世界范围内监察言论自由被侵犯的状况、促进并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力[3]。在无国界记者发表的的报刊、出版物中,指出:“无国界记者捍卫全世界被囚禁的记者的权利以及新闻自由,即《世界人权宣言》中第19条描述的提供信息及获取信息的权利。” 2005年,无国界记者获得欧洲议会授予自由精神萨哈罗夫奖。   无国界记者,中文网站,中共,新闻,审查

“战狼”不敢出门?前驻法大使卢沙野黯然离任

日前,被外界称为“战狼”的中国前驻法大使卢沙野,在结束任期后悄然返回中国。据多方消息透露,卢沙野在法国政坛声名狼藉,离任前几乎不敢走出中国驻法大使馆,甚至连理发都要将理发师到使馆,以避免引发更多关注。

习近平政治报告的三个关键词

中共“二十大”召开,第一场大戏就是习近平代表第十九届中共政治局做的政治报告。对于这份报告,外界普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说是陈词滥调,空话套话连篇,完全是一篇枯燥无味的党八股。不过如果我们仔细推敲全文内容,其中还是透露出了一些未来习近平的可能的政治思路。我认为,这个报告里有三个关键词是值得外界注意的。 第一个关键词是“斗争”二字,据网络上有人进行的统计,这个词一共提了17次。例如讲到“四个务必” 的时候,习近平说要“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提到未来五到十年的中心任务的时候,习近平用很重的口气说要全党全国“准备经受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并说,为此要“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问题是:到底会有什么惊涛骇浪发生,因此需要如此强调“斗争”?是党内斗争还是中美之间的斗争?习近平没有明说。但不管是什么,对“斗争”的强调跟他口口声声说的“和平崛起”,显然是自相矛盾,背道而驰的。对于斗争的强调,再一次暴露了这个喝“文革”狼奶长大,充满红卫兵精神的红二代的政治性格,但同时也反映出他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据说“安全”这个词在他的报告中提到更多,大概有80多次之多,这也颇为耐人寻味。 在习近平的政治报告中,绝大多数都是旧概念,但是有一个比较新的提法值得注意,那就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认为这可以说是他的报告中的第二个关键词。也就是说,习近平在他的任期内,将要试图为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建立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模式。这个模式的内容,主要是共同富裕,大概会是未来中共的宣传重点和所谓“习近平思想”的主要特点。我认为这反映出了习近平的野心的进一步膨胀,也就是他在报告中提出的,要“创造人类文明新型态”。现在的习近平,已经不仅要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指明方向,在未来他还要试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方向。这当然是对毛泽东要做“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的野心的模仿,但也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心中已经出现了因为无知而产生的狂妄。这样的狂妄发展下去,对中国和世界都将是一种威胁。 报告中第三个反复强调的关键词是“人民”。除了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之外,在这次的政治报告中,习近平又提出了新的说法,叫做“守住江山,就是守住人民的心”。这当然是一句空话,我相信习近平自己也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这里的一个“守”字,我认为实际上表达的,不是“守护”的意思,而是控制和箝制的意思。把人民两字反复利用。这是2012年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就主打的主旋律,现在十年过去了,恐怕还将是所谓“习近平思想”的主轴之一,真是老狗玩不出新把戏。但这还是勾勒出未来的习近平统治,将主打民粹主义,就是以改善民生为内容的旨在讨好基层老百姓的社会政策,而共同富裕就是这样的政策的体现。这样的政策,其实质,就是劫富济贫的打土豪分田地。我相信中国的有钱人听了这份报告,会有更多人加紧向国外“润”的步伐。 总体来讲,过去十年在习近平的统治下,中国在政治上的倒退,体现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在经济上的倒退,凸显为国进民退,打土豪分田地再现。而在未来,开展新的政治斗争,与文明主流分庭抗礼,以及民粹主义,将是可以预期的未来的习近平统治的主轴。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言论自由是中共暴政的阿基里斯之踵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玛丽亚•雷沙(Maria Ressa)和德米特里•穆拉托夫 (Dmitry Muratov),以奖励他们在坚持言论自由方面所作出的贡献。  每年一度的诺贝尔奖评选和颁发是举世瞩目的一件大事。在诺贝尔奖的五个奖项中,以和平奖最受关注,各国媒体的报道也最多最详细。但唯有中国是例外。在中国,各家媒体只是转发了中国新闻社发出的一句话简讯:“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刚刚宣布,将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玛丽亚•雷沙和德米特里•穆拉托夫 ,以表彰二人做出的贡献。”  极其可笑的是,中新社这条一句话新闻只说了“表彰二人做出的贡献”,但是却没有说二人到底是做出了什么贡献。这算哪门子新闻报道呢?新闻报道必须具备五个基本因素即五个W,分别为何时(when)、何地(where )、何事(what)、何因(why )、何人(who ),缺一不可。堂堂中国新闻社难道连这都不懂吗?  当然不是不懂。比如去年的和平奖,中新社发表的报道是:“10月9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将202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世界粮食计划署(WFP),以表彰该组织努力消除饥饿,为改善受冲突影响地区的和平条件所做的贡献,以及在防止将饥饿用作战争和冲突武器的努力中发挥的推动作用。”新闻报道五要素,一个不缺。再看前年的报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1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阿里,以表彰他在谋求和平和国际合作方面所作努力,尤其是在解决与厄立特里亚边境冲突方面的决定性举措。”同样很简短,但五个要素都齐全。  可见,中新社完全懂得,要报道诺贝尔和平奖这件事,必须说出获奖人是因为在什么问题上作出贡献而获奖。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中新社的报道偏偏要漏掉这一点呢?把中新社的报道和挪威诺委会的公告一比照,答案出来了。原来,中新社的报道是故意漏掉了“言论自由”四个字。这固然反映出中共对言论自由的敌视,但更反映出它对言论自由的恐惧。  我把言论自由比作极权专制的阿基里斯之踵。整个极权专制就是建立在对言论自由的打压之上,但是它又不敢公开地否定言论自由原则,所以言论自由就成了极权专制的最致命也最脆弱的一点。另外,言论自由这个概念还不像民主。中共可以诡辩说,民主不是可口可乐,全世界都是一个味道。你们西方有你们西方式的民主,我们中国有我们中国式的民主。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但是言论自由就是言论自由,中共没法说你们实行的是西方式的言论自由,我们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言论自由。再者,一说起在中国实行民主,有人就会说条件还不成熟,有人就会说民主会导致天下大乱,总之对现在就实行民主有很多担忧和疑虑,但是说起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这些担忧和疑虑就多余了。挪威诺委会主席说得对,言论自由是民主和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在当前,我们争取民主,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策略上,都应当把争取言论自由置于首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的“月经警察”和“情绪警察”闪亮登场

“老大哥”为什么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  中国微博社群最近惊现“妇女随访员”: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显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只是一个试探信号,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月经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严加盘问、登记造册了。 “老大哥”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表明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此前,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迟迟不敢公布,公布之后就连普通民众也指出各项数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习近平时代中共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项灌水数据只能哄骗习近平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过去四十多年,中共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据西方媒体报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国总计实施了三点三亿次堕胎手术,一点九六亿次绝育手术。庞大的计生委使用各种野蛮手段,诸如围追堵截、强制引产、结扎等,对被迫堕胎、引产的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揭露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真相,却遭受举国之力的打压,成为“国家的敌人”。 在此期间,中国广大乡村常见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腥残忍的宣传口号,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但近年来,当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嘶力竭地鼓励生育。田间地头,原先的标语被覆盖上新的大红字体,与先前的南辕北辙,却同样杀气腾腾:“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戏称习近平为“习奥塞斯库”,因为专横、愚蠢、粗鄙的习近平,宛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转世灵童”。“月经员警”是齐奥塞斯库的发明,习近平的“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只是东施效颦。英国历史学家雷根在《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记载,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悍然颁布“七七零法令”。该法令规定,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每个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国家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公开表彰。  反之,罗马尼亚当局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作出强行惩罚,后来发展到对所有“无子女人员”每月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一种名为“社会抚养费”的特殊税金。与之配套,政府实施禁止堕胎、禁止节育、禁止离婚的政策,派遣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员警”。 习近平不遗馀力地学习毛泽东、希特勒、齐奥塞斯库,以为“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经就可促进人口的增长。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赶紧充实后宫,制造出一长串“共产主义接班人”来。 “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这种新职业的出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丁点私人生活领域的隐私与自由即将被党国收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丝毫不差:“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著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连腹诽也会被定罪的国家,与地狱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超越了欧威尔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欧威尔生活在今天,重写提笔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必定会发现中国的有关素材满坑满谷,无需发挥想像力,只要如是写来,就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还要精彩。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也超越今天的观察家们的想像——在东突厥斯坦,目不转睛地盯著一千两百万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的,不单单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摄像头很快升级换代,不仅可以记录,更可以分析、归类:一名中国软件工程师接受匿名西方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新疆的数间警察局,安装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脸部辨识技术来侦测情绪状态的监视系统,并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作为测试对象,进行不同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样。……我们将情绪侦测摄影机安装在距离测试对象三公尺的地方。类似测谎器,但使用更先进技术。” 员警和技术人员让受试者坐在“约束椅”上,手脚都被金属装置固定住,然后由人口智慧系统侦测和分析接受测试者的皮肤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最后,软体会产出一张圆饼图,分析测试对象的状态,红色部分代表负面或焦虑情绪——这种人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列入严格管控的黑名单。该软件工程师指出,这套软体是用来“在没有可信证据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可见,科学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若掌握在极权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当然就是助纣为虐。 在中国,腹诽是罪,沉默也是罪,因为腹诽和沉默是必然呈现为某种不服从的面部表情。鲁迅说,“白眼看鸡虫”,“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和负面表情。在习近平治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能有任何反动的思想与消极的情绪。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保持忠党爱国、乖乖如韭菜般疯狂生长、再等待锋利的镰刀来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争取韭菜的“平躺权”之胡思乱想——此类胡思乱想乃是危害党国安全的“负能量”。 处于种族灭绝的绝境中的维吾尔人的命运,不为很多暂时坐稳了奴隶状态的汉人所知晓。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酒足饭饱之馀,有闲暇关心国际事务,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战乱地区充满无限同情。维族流亡知识分子伊利夏提感叹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幸、叙利亚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总以为他们的国家战乱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互联网、有畅通的资讯、联络管道,远在天涯海角还能知道家乡亲人安危,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却被殖民中国政府残酷剥夺了这一在战乱中挣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最基本人权——亲情知情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儿?已经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三个妹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著?更不知道三个妹妹的丈夫、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维族人的今天,将是汉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绥靖政策”破产 “脱钩政策”的重要意义

除了基本价值观不对称之外,两种制度在信息透明程度、资源分配方式、尊重法治与否等重大领域也都强烈的不对称。此次冠状病毒全球性泛滥,就是因为中共在疫情初期隐瞒了真实的信息,这种对信息的垄断和封锁会给对手带来重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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