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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中共官媒大肆宣传的国产动画片《哪咤2》，被网民批评剧情俗套、烂梗混入及文化扭曲。不过，网民对该片的负面评价都迅速被删。专家认为，该片是为中共意识形态服务，输出的是“披著哪咤皮的一个小红卫兵”。 改编自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哪咤2》，在中国横扫新年档期的电影票房榜。但该片将神童哪咤改编为有各种下流粗俗举动的“魔童”；将原著中的“南极仙翁”偷换成“无量仙翁”，成了嫁祸于人的元凶；以及将原著中妒忌心强烈、背后使坏的申公豹，改编成追寻仙道的努力者。 对于《哪咤2》，中国所有的媒体以及小粉红一片叫好，是凡负面的影评，皆很快遭到删除。自由亚洲电台报导，大陆社媒平台一个名为“国家智库”的用户，日前发文痛批该片不仅没有一个作为故事的最基本内核，也传达不出任何美好的特征，从头到尾皆为尿点，还体现著文化自卑。但该贴文很快就被删除。 有网民在社媒平台直言：“我觉得哪咤2吹的太过了，名不副实……俗套的剧情，毫无意外的转折，令人无语的觉醒……其次就是有些烂梗混入……看得我都觉得尴尬”。该网民还提到，这些发表在大陆社交媒体的类似影评，全遭删除，根本发不出来。 社群平台X有许多用户反馈，多半是负面的，譬如：“deepseek一样的，宣传战。”“举国体制好啊，举国炒股，举国抵制日本海鲜 ……数不胜数，又轮到举国看电影了，让全世界羡慕去吧。” 旅居澳洲的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育系副教授李元华表示，这部影片能够通过中共电影部门的审查并风靡，显然是符合了中共的意识形态。 对于影片将哪咤改编为“魔童”，李元华认为，这显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形象完全背离：“哪咤是一个童神，他是降魔除妖的，很可爱的形象。它叫‘魔童’，你从名字上已经知道，它在文化观念上、在核心观念上是混乱的。” 从这一角度来讲，李元华认为，《哪咤2》也是负有为中共意识形态服务的使命：“它有很多反传统的，比如说哪咤的一些话，什么战天斗地，完全都是共产党的话，实际就是披著哪咤皮的一个小红卫兵一样。” 被魔化后的哪咤，在影片中喊出中共的标志性口号“我命由我不由天”，“若天地不容，我就扭转乾坤”。李元华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核心是敬天信神，而《哪咤2》中的人物的矛盾与混乱，就是要让人神魔不分，而且不敬天畏神。 “它现在就是，不由我的意，我就可以胡来，这个其实更像‘战狼’。为什么有的小粉红看了更兴奋呢？其实就是一个‘战狼’心态。”李元华说。 《哪咤》是粉红们需要的精神食粮 针对《哪咤2》，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漫画家大雄（本名郭竞雄）也认为：“粉红战狼思维，有一种盲目的骄傲、年轻人渴望被人尊重的变态心理，对世界肤浅的认识、抖音化的认知，在这个片子里它是一个集大成。” 大雄是中国漫画界走向国际的一位领军人物。根据他创作的漫画而拍摄的影片《长春》，入围第95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动画片角逐名单。 早已打入国际漫画界主流的大雄表示，《哪咤2》虽有其技术上的成功，但电影不仅仅是娱乐，也需要有一定的内涵，但《哪咤2》等中国电影正好相反。“饺子拍这个电影的特点，就是碎片化，东西不深刻，段子和梗不断出，这就特别像现在短视频的平台。” 大雄以同代导演孙海鹏创作的《雄狮少年》为例指，该片描述农村留守儿童到城市求生打工的故事，动画制作非常精良却不卖座：“这两个电影一个比较就是，你描写的是中国社会的阴暗面，‘丑化’中国人，粉红看了就不高兴，虽然这个片子非常好，但是粉红拒绝看。他们喜欢看给自己打鸡血、盲目自大的、就像精神鸦片一样的东西。那么《哪咤2》就符合粉红这代人的口味。” 大雄说，从《哪咤》到《战狼》以及《流浪地球》等，都是粉红们需要的精神食粮：“你掌握了这个流量密码，你就能赚大钱，这一点是中共长期对底层、年轻小孩洗脑教育的结果。” 针对《哪咤2》即将在美国上映，前好莱坞高管、南加州大学兼职教授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表示，这部电影在世界的其它地方不会有很好的票房。 芬顿说，北京当然很愿意制作能让世界其它国家也能接受的中文电影，并相信其中没有任何形式的宣传、审查、或者亲北京叙事，但没有人会相信这点，“也许美国的华人会对这部电影感兴趣，也许有些人出于好奇会去看，但没有人会在看这部电影时意识不到其中有某种北京的影响。”
在中共建政后的毛泽东当权时期，中国经历了一系列深刻而痛苦的政治运动。这些运动不仅改变了国家的发展轨迹，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本文通过多位亲历者回忆这段历史中的悲剧片段，展示他们的反思和对中国未来的期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10月1日，当时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然而，这一新生共和国随即进入了长达27年的政治社会动荡风暴。 时间倒回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不断升级的政治运动 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宣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故苦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话语。 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执政近27年（1949-1976年）间，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1949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斗了地主、斗富农；紧接着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肃反，反右运动等等。 1959年到61年的大跃进，更演变成饿殍遍野的大饥荒。中共党史第二卷提到，“1960年，中国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但并没有公布具体的死亡人口总数。中共原领导人赵紫阳的幕僚、曾任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的陈一谘秘密报告，当时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4300万人至4600万人。 然而，中国人民的苦难还没结束。1966年，毛泽东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最终演变成大规模社会动乱，改变了一代人的命运。 个人记忆与社会创伤 今年78岁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回忆说，他高中毕业那一年，《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北京各学校停课。他被送到黑龙江“北大荒”，在那里度过10年农民生活。他说，当年前后掀起56场运动，第一场运动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 武训是“乞圣”，通过乞讨办了几所大学：“毛泽东的恶就在这，最开始批判中国文化。文化从教育开始，就把2000万中国学龄青年送去农村，我是第一批。1968年，我就下乡到了黑龙江，俗称 ‘北大荒’。有一话说‘猪狗不知嫌他脏，把他扔到北大荒’，我种了10年的地，就是农民。” 周孝正认为，根本没有所谓“二次文革”的概念，因为一次文革到现在都还没结束：“毛泽东的像还在天安门挂着，就证明所谓一次文革就没结束。” 何三坡目睹红卫兵暴行 1964年出生的诗人何三坡对本台描述自己童年目睹红卫兵批斗“黑五类”，以及学校里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歌颂活动。他说：“6岁进了镇上的小学，正值文革早期，翻开语文课的第一页是‘毛主席万岁’，第二页是‘共产党万岁’，第三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万岁’，简直是谎话连篇。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被高挂在学校，高挂在公社，也高挂在各家各户的屋子里，每时每刻都在俯视我们。” 何三坡表示，当时学校经常不上课，几百个孩子被校长带到公社广场参加批斗大会，县城来的警察、军人和公社领导坐在台上，一个个面目狰狞，大声宣布“地富反坏右”这些所谓黑五类的各种罪行。高音喇叭声震天动地，那些遭受批斗的人被五花大绑、垂头丧气地站在烈日里，汗如雨下。每个黑五类身边站着两个背着步枪、咬牙切齿的民兵，紧紧抓住他们的胳膊，随时会对他们拳打脚踢：“对一个孩子来说，这些暴力场景实在太过惊心动魄。因此，我始终认为，经历文革的一代人都会留下根深蒂固的心理疾病。” 何三坡还记得，当时每个学生都不能闲着，被老师们分成各种宣传队，不分昼夜去各村各镇搞文艺表演，歌颂“毛主席”，歌颂共产党，歌颂社会主义，歌颂在集体劳动中一个个舍生忘死的人：“即使在伟大的乔治·奥威尔的作品中，你也不可能见识到这样的场景。整个国家就是一所疯人院，成人们完全陷入了一种嗑药后的疯癫状态，每天都有各种荒唐闹剧在反复上演。” “文革是人类历史上最夸张、最漫长又最恐怖的噩梦，”何三坡下了这样的注解。 文革打醒对中共存有幻想的知识阶层 旅居海外的内蒙古政府原法律顾问室执行主任杜文说，他认识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科学家，某次吃饭时突然声泪俱下说，当天是女儿的忌日。这名科学家当年受到中共的宣传号召，回中国支援建设学校。科学家拿着女儿的照片批评毛泽东太邪恶，他在文革被批斗，连女儿都被害死。他感叹英年早逝的女儿不仅年轻貌美，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三中学校成绩总是拿第一。 “毛摧毁了中国的知识精英阶层，摧毁中国经济基础。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无穷无尽，制造了无数无辜者的苦难。所有对共产党那些充满幻想的人都给打醒了，”他说。 文革导致无数人受迫害 关于文革“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传叶剑英在1978年12月曾说，文革10年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不过，此版本并未被证实。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估算，文革导致100多万人被迫害致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教授苏扬在其著作中指出，中国农村至少有75万到150万人被迫害致死；同样数目的人被殴打致残；至少3600万人经历不同程度的政治迫害。 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功与过 该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定位？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读过文革书籍的法拉奇对毛泽东评价存疑，询问中共当局把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是否符合历史事实？ 邓小平回应，必须清楚区别毛泽东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两者性质是不同的。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做了非常好的事，是在1950年代后期犯了错误，“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许多不幸……”。邓小平继续说道，要对毛泽东一生的功过作出客观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曾任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的张国祚撰文写道，如何评价毛泽东已经不仅仅是给毛泽东以历史定位的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根本性战略选择问题。 邓小平以私有制挖毛“祖坟” 杜文说，他的一位老师曾是邓小平身边秘书之一，这位老师以在中南海的第一视角观察邓小平，揭露一段秘辛：“邓是非常恨毛泽东，恨不得把他鞭尸”，但是邓小平当时头脑相当清醒，他告诉身边的人，当时很多中国人被毛洗脑，绝大多数都是对毛极其崇拜。不论多恨毛，如果贸然否定毛，会将整个国家引入动乱、彻底分裂。 杜文：“如何能真正否定毛，就想到挖他祖坟，并不是毛泽东家的祖坟、而是公有制，这是毛的核心政治理念。这些共产党政治经济学的人认为，只要允许老百姓财产私有，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存在了。”也因此，邓小平“打左灯、向右走”，一方面为了稳定毛派，对其错误“三七开”；同时向右走，这才有了后来在“西单民主墙”的问题。但是，到了六四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又变成了毛泽东。 “我的老师说，在邓小平身边感觉到被虐待者成了加害者，现在习近平也是这样。一生都被改变，家破人亡，最后他成了自己憎恨的对象，”杜文表示。 从人民到公民 未来之思考 “九零后”作家童天遥认为，她这一代人在娱乐喧嚣中成长，对政治偶像崇拜已微乎其微。但她强调，没有普遍关心公共事务就不会诞生民主：“我这一代人成长的岁月里，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已经微乎其微。”今年将满30岁的中国作家童天遥以年轻人角度分析，他们是在喧嚣的娱乐生活中，回避对政治生活的认识。但这种回避是无效的，因为真正的文明建立于对政治生活普遍的关心，政治既可以保护每个人的利益不受侵蚀，同时也可以迅速和彻底地摧毁人们的人生。” 她观察，祖父、母亲历过文革和大饥荒，但是祖父辈从未有机会反思灾难是何以笼罩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接受的教育让他们轻易地从历史中脱离出来，正如这代年轻人已经从历史中脱离出来一样：“无论是毛泽东还是任何一位政治偶像，他们都将一代人摁进了历史的尘土里，使之被时代的创伤和疯癫终身扣留。” 童天遥提到一位西方教授说，“当你成为政客粉丝的那天，就是作为公民失败的那天。”她认为，在中国国土上不能只谈人民而不谈公民，人民是一个象征性的集体概念，公民才意味着享有政治权利的独立个体。回顾历史，是让中国人有机会从人民变为公民，而没有日常的公民意识，就不会诞生日常的民主。她在考虑，“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准备好成为一个世界公民？”
最近经常想起文革中中学界存在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号称“ 四三”派。 我们师大女附中有两个著名的属于”四三”派的战斗队。 一个是高二（3）班杨鸥领导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里面大多数是班里出身“黑五类”的同学。一成立就被我们学校高干子弟组织“红卫兵”盯上了。 杨鸥她们占领一个教室，在门口贴着一个大红纸，上面用醒目的黑墨写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文革时的报刊 我去给她们送我和几个女孩编写的油印刊物“中学生动态报”，看见两个正宗的老“红卫兵”女孩勒令她们不许叫“红卫兵”。 杨鸥没理会，后来听杨鸥说，老“红卫兵”来砸了几次。不了了之。 上次和友琴谈话，她问我们班红卫兵们打人没有，我说没有，只开会斗争了我的同桌高滨滨，因为她是高岗的女儿。 友琴说，高二（3）的班主任王本中告诉她，高二（3）运动一开始打了出身不好的同学。我说只知道初中有这事儿，没想到高中还发生了这种事儿。 我们学校还有另一个著名的造反派组织“红色造反团”，也是属于后来被划分的“四三派”里面，她们的领导人是高一的戎雪兰和潘青萍，里面的成员有初中的史保嘉、武家范、孔令姚等人，全部都是一流美人儿。 我们学校还有两个一流的美人，初三夏柳燕和X X X。 我和她们的关系都比较密切，柳燕后来成了我的二弟妹。 现在大家都是年过古稀的人，有些已经不在了，昨天听说男校的著名的“四三”派首领候英已经去世了，心脏病突发，一个人死在他公司的院子里，与著名作家王小波之死很相似。 我听了不胜唏嘘。我对朋友说，“四三”派的历史很有意思，应该好好写出来，朋友说该写的太多了！
用病毒来控制人民，就是用恐惧来控制人民 北京市民梁小军律师在脸书上发文描述其日常生活：“现在，进入北京任何公共场所，都需要四十八小时核酸检测证明。没有核酸，寸步难行。孩子居家学习、上课，早已不再指望何时可以开学了，但每天还要在家长群里接龙核酸检测。早上七点检测开始，妻子会在六点前下楼排队，争取排得靠前一点；我六点半叫醒孩子，带他们下楼，早做早完，回家吃饭，群里接龙汇报，打开电脑准备上课。核酸检测悄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环节。” 梁小军猛然发现：“我们都是在这一轮轮核酸检测中，由适应而至驯服。我们不再去想核酸检测在防疫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只是每天机械地去排队，张开嘴让大白捅我们的嗓子眼，因为学校要求、单位要求、超市要求、公园要求……驯服很容易。当我们像那些核酸检测机构一样离不开核酸检测的时候，我们就是被驯服、被体制化了；而那些机构则因利益在不断强化这种驯服体制。” 病毒成了中共控制人民的最佳工具。梁小军所说的“大白”，民间也称为“白鬼子”、“白卫兵”、“白纳粹”、“白衣卫”、“白无常”。过去，中共政权用国安、国保监控和迫害异议人士，一般人认为，只要不主动反共，假装生活在太平盛世，政府不会来为难你，普通民众确实很少有机会享受到被国安或国保请喝茶的待遇。如今，病毒蔓延，两千万人口的大城市，说封锁就封锁，出马的不是国安或国保，而是冠以志愿者之名的“大白”。 病毒肆虐两年多以来，不仅没有弱化共产党的统治，反倒大大强化了其极权控制模式。习近平无法将自己打造成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卡里斯玛魅力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让大多数民众死心塌地地爱戴他，有红卫兵将毛像章的别针别到胸膛的血肉里；但是，习近平却能让民众恐惧，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帮手——人们可以不怕习近平，却害怕病毒及病毒代表的死神，过于怕死的人民是容易统治的。 习近平曾声称他喜欢读《商君书》。整本都是文言写成的《商君书》，这个小学生能否读懂，值得疑问。但他至少学会了商鞅的“驭民五术”：一民（统一思想，文化管制）、弱民（国强民弱，民众无反抗之力）、疲民（让人肉体上忙得没空作精神追求）、辱民（剥夺民众的自尊，让民众甘愿当奴隶）、贫民（让民众处于贫困状态，最多满足基本生存，人穷志短就不会想要自由了）。若干城市（包括表面上最西化的上海）数千万被封锁在家的居民就是如此。 上海人欢天喜地迎来解封，然后又有很多居民区重新遭到封锁。被封锁的人通常不会诅咒习近平和共产党，只是自认倒楣；没有被封锁的地方的人们高呼幸运，只要还有比他们更惨的人，人们就能感觉良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将人驯化成猪的实验室。在中国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比欧威尔在《动物庄园》或《一九八四》中的情节更离奇和夸张。这个实验室是一个封闭的监狱，高墙上写著“岁月静好”——只要你安静，就能活著；若你抱怨和反抗，狱卒就将你拎出来杀鸡儆猴。人们学会了沉默是金，慢慢适应原以为无法忍受的一切。囚犯内部逐渐出现阶层分化，牢头狱霸产生了，靠帮助狱卒维持秩序而获得特权。日复一日，人们从嫌弃碗里的米有老鼠屎，到得到一口稀粥都要感恩戴德。狱卒允许乃至故意挑拨囚犯内斗，这是消耗囚犯精力的最佳方式。几年过去，这群人不再觉得没有自由，当有被关进来的新人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时，会异口同声地反驳说：外面的世界也是一座座监狱，可能连一口稀粥都没得喝，还是这里好，千万不要有逃跑的非分之想——谁有非分之想，大家一定合伙将他干掉。 从“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到“习近平的志愿行刑者” 美国学者戈德哈根写过一本掀起轩然大波的著作《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他根据大量史料得出结论：由于德国人认为屠杀犹太人是正义的，所以他们经常积极主动地去消灭犹太人，有时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处决犹太人，如果没有上级的命令，他们也主动杀害犹太人。他举出一零一刑警营屠杀犹太人的例子说明，这些人都是普通民众，并非正规军和员警，他们的正式工作同屠杀犹太人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并没有人命令或强迫他们去杀犹太人。他们是在当时屠杀犹太人的大潮流中自己主动要求去杀犹太人的。他们想去屠杀犹太人的愿望并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反常的心态，他们甚至将杀人当做一种享乐。 美国学者科夫顿在《纳粹医生》一书中研究医学屠杀与种族屠杀心理学，他指出：“纳粹的医生们被赋予奥斯维辛这个屠杀系统的许多责任：筛选受害者，让这部身体和心理的杀人机器运转，对集中营的屠杀功能和劳动功能进行平衡。虽然医生们不管理奥斯维辛，但他们为它增添了一种堕落的医学光环。”一位近距离看过这个过程的幸存者说：“奥斯维辛就像是一场医学手术”，“从一开始到结束，屠杀都是由医生来领导的。”这些医生大多数都是普通的医疗从业者，此前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但是，残酷的真相是：人很容易被社会化得去杀人。“人适应环境的天赋，很好地发挥过作为物种的作用，如今这种本能也可以使形形色色的男性和女性适应业已出现的种族灭绝制度，适应盛行的种族灭绝心态。” 美国学者阿伦在《纳粹掌权：一个德国小镇的经历》一书中，通过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居民的长期跟踪采访，揭示了纳粹在地方层面运作的秘密。他发现：“城镇中的社会凝聚力存在于俱乐部生活中，在纳粹统治早期，这就被破坏了。随著社会组织的逝去以及恐怖体系的现实，小镇居民在很大程度上被孤立了。中产阶级是这样，甚至工人也是这样，因为通过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破坏，由大俱乐部所创建起来的全部复杂的社交联络都受到了影响。通过将小镇民众分解为互不联系的分子，纳粹可以让由此形成的大众去往任何他们希望的方向。”纳粹精通群众心理学：“小镇上的纳粹分子好像精准地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知道做什么，怎么做，以便赢得大部分镇民的选票。他们针对一次又一次的选举，精心策划了讲座集会、盛装游行、舞会、军事演习……他们会根据每一次活动的反馈仔细地总结经验，修改下一场活动的安排。一切，都是为了掌权。”纳粹将选举变成一种“分期政变”，用选举的方式终结了选举、终结了民主、终结了自由。 这三本研究纳粹的著作，也可以拿来当做观照今日“白卫兵”横行的中国。当年，毛泽东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今天，比毛泽东更狡诈的习近平不会写《上海封城考察报告》。但两人的统治秘诀极其相似：毛泽东利用农村痞子以及后来的红卫兵破坏传统社会的秩序、伦理与道德标准，习近平则利用城市的边缘人和失败者作为“白卫兵”——有一位上海的脸书朋友贴文指出，他所在的社区的一名“大白”，原来是一个左邻右舍都讨厌渣男，没有人愿意跟他搭腔，但他一旦穿上白色防护服之后，立即像是念了咒语之后神功附体的义和团拳匪，趾高气扬、飞扬跋扈，对老人、女士和孩子都吆三喝四，宛如奴隶主对待奴隶。这就是习近平想要的效果——他亲眼目睹贵为国务院副总理的父亲遭到原本不名一文、手上拿著红宝书作为尚方宝剑的红卫兵的殴打。他不同情父亲的落魄，反倒从红卫兵身上找到权力的魔戒，他要用这种魔戒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病毒成了他最好的借口，“白卫兵”成了他最好的工具。他不必像邓小平那样命令军队开坦克上街，他只用一挥手让“白卫兵”像僵尸一样横行。 汉娜·鄂兰指出：“恐怖手段的效力总是完全依赖于社会原子化的程度。在恐怖力量完全释放之前，所有有组织的对抗都必须消失。”在让民众自愿为奴的意义上，习近平比毛泽东之后历届党魁都做得更为成功。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文革受难者》一书，书中有659名受难者。我和很多文革经历者谈话，寻找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受难者情况。但是，有的受难者，虽然他们被打死的事情，是有不止一名受访者知道的；他们被殴打和死亡的地点是知道的（因为是在公众面前被打死，并非在秘密的地方）；甚至他们被殴打的声音以及其他细节也是受访者听到或看到的，但是他们的名字却找不到了。 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受难者的名字按照姓名的拼音字母排列。这是基于我的一个理念：所有的受难者都是平等的，都是重要的。但是死亡情况确实，名字却不清楚的人，怎么排入此书中呢？我只好在A-Z开头的名字的后面，设了特别的一章，题为“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在这一章里，受难者是按照他们的死亡地点排列的。 在“未知姓名的受难者”一章中，有北京第27中学的一名初二女生，在1966年8月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这所中学位于北京市中心，是北京历史最长的中学之一。数位受访者记得她被打死的事情，但是，没有找到人知道她的名字和死亡日期。 《文革受难者》书出版14年后，我收到了一个辗转送来的“微信”。写信者说，这个女学生是他妻子的发小。这名女学生名叫林永生，她在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第二十七中学校中被红卫兵打死。她初中二年级，七班，15岁。 文革初期，簇拥着毛泽东和林彪的红卫兵 （图片来源：网络图片） 在北京的朋友开始联络林永生的家人，从而知道了详细的情况。 林永生原名王广平。父亲王磊，母亲林永彦。家中共有儿女五人。她是第二个孩子。父亲王磊在1960年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无期徒刑”（文革后被释放了）。母亲和其父亲离婚，并把所有的孩子都改为母亲的林姓，希望以此能保护孩子。王广平因此改名为林永生。她的母亲在2017年去世了。 家人说，那天学校开大会。学校没有那么大的礼堂，所以学生们都坐在室外地上。林永生那天来例假，开会中间去上厕所，把她的红色塑料封面的《毛主席语录》放在了地上。她从厕所回来，红卫兵说她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是“侮辱伟大领袖”，加上她“家庭出身不好”，遭到红卫兵的殴打，被打死。 林永生的母亲被叫到学校。她把女儿的尸体背回了家中，放在床上擦洗，洗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送去火化了。 几天后，几个红卫兵到她家中强要了20元钱，“理由”是打她时把打人用的皮带打坏了，要她家人“赔偿”。（这样残忍和荒唐的事情，在别的学校也曾经发生。） 她家被红卫兵抄了。全家被赶出家门。文革后“落实私房政策”才回到城里原来的家中。 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在校中被打死，她的名字被忘却，在正常的年代会被看作难以置信的事情。但是了解文革和1966年红卫兵暴力的大背景，就能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1，1966年8月下旬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迫害的最高峰时期。中学生红卫兵打死人从8月5日开始，那一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校长卞仲耘在校中被打死。接着，8月7日，通县一中副校长程珉在学校“劳改队”中被殴打折磨致死。8月17日，北京一零一中学教员陈葆昆在校中被打死。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之后，暴力大规模升级。在林永生被打死的8月25日，北京有86人被打死。从8月26日到9月1日，北京每天有三位数的人被红卫兵打死，最多的一天（9月1日）高达282人。 2，红卫兵的加入条件是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称为“混蛋”，或者更难听的“狗崽子”– 意思是他们的父母是“狗”，他们是“狗”的孩子。红卫兵不但殴打甚至打死他们的校长和老师，也殴打所谓“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林永生虽然改了姓，但是不起作用。1966年8月19日，北京第106中学高一学生田钺被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的红卫兵打死。9月27日，北京第六中学高三学生王光华被该校红卫兵打死在校中私设的监狱里，都是例子。文革前，”家庭出身不好“青年就受到歧视，例如不准上大学甚至不准上中学。但是公然把他们叫做”狗崽子”和殴打甚至打死他们，是文革造成的。 8月24号，清华附中红卫兵召集北京12所中学的红卫兵到清华大学“造反”。校领导、知名学者教授等成为打人、抄家的受害者。（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3，红卫兵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毛泽东崇拜高潮。当时人人随身携带毛泽东语录本，佩戴毛泽东像章，到处张贴“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于是，和毛泽东有关的这些物件若被损坏，无论真假，都可以作为残酷殴打和迫害人的“理由”，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林永生生于五十年代，不可能和前政权或者私有财产有任何关系，却被用“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底下”的罪名活活打死了。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大罪名，在文革后才取消了。 4，在1966年夏天发生的红卫兵暴行，受攻击的主要对象，在教育工作者之外，主要受害群体之一，是住在自己拥有的房子里的人。很多私人房产主被活活打死，或者被扫地出门。林永生死后，他们家被驱逐到平谷县农村。他们的房子被没收占用。她家住的房子是她祖父的，祖父曾开过家具厂。她外公曾开过绸缎商店。他们都算是“资本家”，紧排在“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五类“阶级敌人”之后。即使林永生没有“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下面”这样的所谓“罪行”，他们家也会遭到抄家和驱逐。北京那个时期驱逐了九万多人。人们可以合法买房子和开店铺，是文革结束多年以后才又开始的事情。 至于林永生的名字被忘却，那更是十分普遍的事情。大量受难者的名字被忘却了。尽管文革发生并不遥远，但是调查文革事实却可能比调查古代历史还难。一方面，人们仍然生活在恐惧中，不愿谈及。另一方面，虽然邓小平说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发表关于受难者的报告受到严格控制。一名历史学刊的编辑说，“写文革的文章不能发表，不发表文章就不能升职称，不升职称就不能涨工资……因此，没有人做文革历史的调查和研究。” 此外，人们的价值观受到文革的强烈腐蚀。一名受访者说，连刘少奇都被迫害死了，普通人的死又算什么呢？ 如果普通人的死不算什么，那么，在普通人中，林永生的死就被更不当作什么了。文革后，对文革中被害死的在职职工，北京的标准补偿是420元。这是按照文革前职工死亡的标准给的。其中丧葬费240元，抚恤金180元。林永生不是职工。她只有十五岁。和我通过采访找到的659名受难者相比，她是最年轻的。但是，从不同的价值观来看，她的死，和刘少奇的死一样应该得到记载，应该受到纪念。她对她的死，一点责任都没有。她完完全全是无辜的。对一个无辜的少年人被打死采取忘却和隐瞒态度，会是人类社会的癌症，侵袭着社会的健康肌体。 感谢林永生的母亲。在林永生死后，虽然生活动荡，但是她保留了林永生的照片。因此，在53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她。她是真实的历史，她见证文革的罪恶。 上面的三张照片中，有一张是彩色的。当时中国还没有彩色照片，那是用特别的彩色笔在黑白照相上染了颜色，一种那时候保留色彩的方法。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她的形象就是彩色的，她也一定有过彩色的梦。她的姐姐说，林永生喜欢唱歌，还特别喜欢好看的花裙子。– 这不正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会有的特色吗？假使她没有在1966年被打死，她应该还活着，68岁。这个年龄的人现在绝大多数都还活着。她却已经离开这个世界53年了。今天的人们记住林永生，不是为了她，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将来社会中的公正与安全。（2019年8月23日） 附录 下面是《文革受难者》书中关于当时还是“未知姓名的受难者”的林永生的描述。感谢数位知情者在十七年前接受了我的采访。这些记录虽然不完整，但是相当准确。这也说明，一些前红卫兵这些年来宣扬的“故事不是历史”的说法的荒谬。（他们说我写的是“故事“，不是“历史”。） 我也感谢一组在校大学生。针对那些说什么“故事不是历史”的文革暴行否认者，他们给我写信说：历史不是故事。 这些年轻人的意思十分明确。历史，不论多么恐怖或丑恶，都不能当作虚构小说来看。必须认真严肃地对待。 我希望通过日渐普遍的电子通讯，会找出更多的林永生这样的受难者的名字。 ————————————————————– 《文革受难者》509-511页，或在ywang.uchicago.edu/history上的电子书,625页 未知姓名的受难者：北京东城区第27中学 第27中学初二的一名女学生，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以及被指控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体下面，1966年8月下旬在校中被该校红卫兵打死。 北京第27中学在北京市中心，1949年以前的名字是“孔德中学”。原为中法大学附中，所以用法国19世纪数学家和哲学家孔德的名字命名。这是“五四”时代北京最早的新式学堂之一。校址原来是紫禁城附属的孔庙，教室是旧式的殿宇。 第27中学的高干子弟很多，因为学校两侧就是南北池子、南北长街，都是独门的四合院，1949年以后住进了很多高级干部。中共中央宣传部就在学校附近。这个学校也有很多军人子弟。1966年8月红卫兵兴起“破四旧”的时候，把这所学校改名为“解放军中学”。 三位受访者都知道有这样一名女学生被打死。其中一人还知道打死她的红卫兵的名字。但是，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女学生的名字。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女学生被打死的准确日期，但是可以肯定是在1966年8月18日以后的一天，离8月18日不会隔多久。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一百万红卫兵。这个日子那时的中学生都记得。第27中的学生说，在8月18日以前，校园里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残酷的暴力行为，虽然也“斗争”了老师和“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第27中，残酷打人的风潮是在红卫兵去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以后兴起的。 这个女学生是第27中学校园里第一个被打死的人。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不但打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还把学校附近的居民拉进来，说是“逃亡地主“富农份子”等等，在校园里打。打死了，用草席卷一卷就拉走了。别的学校也在这样打人。满城都一样。人们看得多了，不再觉得触目惊心，也不记得第27中校园里打死了多少人。但是对第一个被打死在校园里的人，而且是本校的学生，当时的学生还记得。 一位当时的学生说，记得被打死的学生是一个挺老实的女生，不是出风头的人。据说是“家庭出身不好”，当时到处贴着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那些被骂做“混蛋”的学生，随时可能被当了红卫兵的同学侮辱和殴打，全凭那些红卫兵高兴不高兴那样作。 一位受访者说，听说这个女学生被打死，是因为一次在席地而坐开会的时候，她把那时人人随身携带的红色塑料封皮的《毛主席语录》本，垫在屁股底下。红卫兵指此为“反革命罪”，就把她打死。 一位目击者说，那天上午，他听到在初二的一间教室里正在打人。教室里传出红卫兵大声的叱骂和被打者的惨叫。那是一间平房教室。当时这个学校男女分班。那是一个女生班的教室。他在窗外，看到这个女学生的衣服已经被打得破破烂烂。 打了一阵，这个女学生被拉到院子里。红卫兵罚她在院子里扫地。在院子里，她扫地的时候，继续被打。这时大约是吃午饭的时候。 后来，这个女学生被打昏过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红卫兵说她是“装死”。说要试试她是否真死。他们把一块玻璃砸碎，拿起碎玻璃往她的眼睛里揉。眼睛流出血来。她醒过来。 她满脸浑身都是血。红卫兵用盆端来水浇她。他们先浇了脚，又浇头。血水流了一地。 当时第27中的红卫兵中，有四个女红卫兵，被叫作“四阎王”。因为她们打人特别凶恶残忍，所以得到这样的外号。她们都是所谓“革命干部子弟”。这样的家庭出身的学生，是当时北京红卫兵的主力。他们打人甚至打死人，没有任何顾忌，因为他们得到毛泽东和其他文革领导人的热情支持。“四阎王”是初中一年级学生，当时14岁。学校的人都知道，“四阎王”在1966年夏天打死的不止是这一个初二女生。 据曾经和“四阎王”在小学里是同班同学的人说，记得她们在六年级的时候还是有点害羞的小女孩，怎么进了中学一年，文革开始，她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和杀人狂？是她们本性中就有这样的残酷种子，还是红卫兵运动把她们改变得这样凶暴？ 从早上打到傍晚，很多人来参与打这个女学生，打得时间最长也打得最凶的，是“四阎王”。她们用铜头军用皮带抽她。在打她的过程中，红卫兵的皮带上的铜头都打碎了一个。目击者听到打人的红卫兵在喊，要叫她家的人赔皮带。 她是在当天死亡的。她死于长时间的殴打和折磨。她是初二的学生，她的年龄应为15岁左右。 第二天上午，这位目击者来到学校，看到院子里乱七八糟。红卫兵用来端水浇醒她的脸盆仍然丢在地上。地上飞着一些破纸片，纸片上都有血迹。地上还有一片片的碎玻璃，是昨天用来揉进她的眼睛试其死活的。 一位被访者说，他在2000年见到“四阎王”中的一人。那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一群子弟在北京“松鹤楼”饭馆聚会。文革前他们的父母在中宣部任职，子弟们住在机关宿舍而互相认识。34年以后，“四阎王”之一出现在聚会上，没有听到她回顾文革中的行为，没有听到她为所作所为忏悔。聚会的气氛，使得这位被访者最终也没有能开口问她1966年她参与打死的这名同校女学生的名字。 那些被“四阎王”们打死的人，特别是和她们年龄相仿的这位初二女学生，是应该和她们一样活到今天的，是应该有她的生活和实现她的梦想的。可是，她在34年前就被打死了，而且，在34年后被完全忘却了。 除了这位女学生，一位被访者说，该校还有一位女教师，当时被毒打还被关押在校中。这位老师用眼镜片割破自己的动脉自杀。 2001年笔者写信给北京第27中学领导人帮助查阅档案，发现在1966年8月被打死的女学生叫什么名字，以及那位女老师的名字。没有收到回信。希望读者中有人能帮助发现他们的名字。 现在我们知道了她的名字，林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