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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4 日
近期，中國學生在中美兩國同時上演了一出平庸之惡大戲，但結果卻截然不同。 在言論自由受到憲法保護的美國，一名留學美國普渡大學的中國留學生突然威脅要向大使館舉報他的同學，理由是這名同學發表了支持天安門事件受害者的文章，結果該校校長給全校師生寫了封公開信，申明言論自由是天賦人權，指「那些試圖剝奪他人表達權利的人，更不用說與外國政府勾結壓制這一權利的人，必須換個方式尋求教育」， 言外之意，他們可能會被勸退。而舉報者不服，在網上發起簽名，指責校長反華，結果校長獲得全網力挺，輿論更指責中國是納粹國家。顯然，這位從小接受洗腦教育的中國留學生動不動就舉報，以為共產極權那套行為方式是放之四海而皆有效的，雖然身在牆外，大腦卻是一堵行走的高牆。 再說牆內，本周，上海震旦學院老師宋庚一，因在課堂上談論南京大屠殺，遭一名學生舉報，周四，宋老師被學校開除，事件在網上引發軒然大波。其實自習近平上台後，已有多位大學教授因學生舉報被校方開除。但此次的舉報者卻引發眾怒，因為他用來告發老師的視頻是個惡意剪輯版，將老師談話斷章取義，不但涉嫌故意構陷教師而且等於把校黨委也給惡搞了。 一篇題為《上海那個剪輯視頻的告密學生，已經涉嫌犯罪了》的網文這樣寫道：學校上當受騙了，告密學生剪輯的視頻，跟完整視頻對比一下，就可以看出該告密學生是赤裸裸的誣告陷害。鑒於學校當局已被告密者的剪輯視頻誤導，導致老師被開除的後果，而且輿情持續發酵後，對該老師還會有刑事處罰的可能性，該學生的誣告已經造成對他人嚴重傷害，校方或涉事教師應該立即報警，將誣告陷害他人的學生繩之以法，以彰顯「有法必依，違法必究，犯罪必懲」的法治精神。 文章繼續寫道：震旦職校領導被告密學生的剪輯視頻所迷惑，上演了一出聽信「蔣干盜書」的滑稽戲。校方的補救措施應該是直接報警，把誣告陷害老師的學生送上法庭。一個學校有個別學生犯罪不丟人，上了這個罪犯的當才很臊面子呢。 而且，蔣干是上了周瑜的當，他盜回來的是全須全尾的書信，他自己並沒有剪輯書信去騙領導。這個學生比蔣干惡劣一百倍，竟然以剪輯視頻構陷老師，同時騙了學校當局。這事若擱曹操那會兒，該學生的十個腦袋也給砍光了。幸虧今天是法治社會，只會以罪量刑。 我們還原一下完整視頻的內容，就同意該學生犯了誣告陷害罪是確鑿無疑了：首先，該老師認為南京大屠殺是反人類罪，接著，老師對當時的國民政府沒有在受難者親屬還活著的時候搞清楚受難者名字很遺憾，沒有具體的遇難者名字，就導致了數據的不同版本的出現，有三乾的，有兩萬的，有七萬的，還有三十萬，五十萬等不同的數據。該老師覺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失誤，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煩，以至於讓日本右翼有了混淆事實的說詞。 她認為，具體到個人，把遇難者名單列出來，而不是數據，更有說服力，也不會受到日本方對數據的質疑。她提出了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所有的人都有名有姓，都有家庭記載，他們真實的統計出了屠殺的猶太人和逃難的猶太人的數字，讓納粹罪惡板上釘釘，沒有任何狡辯的可能。 老師提出要進行反思。不能永遠去恨，而應該反思戰爭是怎麼來的，反思如何杜絕這種戰爭災難的發生。這完全是與正能量毫不違和的言論，是一個盡職盡責的好老師的講課，居然被學生剪輯視頻誣陷，導致被開除了。 現在大家驚呼學校鼓勵告密，教師在課堂上戰戰兢兢，絕非國家幸事。退一萬步說，老師真有什麼反動言論，算告密學生打到獵物了。但老師都太謹慎了，告密學生豎著三個耳朵也發現不了獵物，這就讓告密業內卷了——獵槍忒多，獵物太少，靠告密進取的路太擁擠，狼多肉少啊！於是，就催生了震旦職校學生的誣告陷害：沒密可告，就剪輯構陷成「密」，造「密」邀功，殺良冒功。「疑鄰盜斧」必須有個前提，就是自己真的丟了斧頭。自己的斧頭好好的擺在顯眼處，卻「剪輯」一把斧頭誣鄰盜斧，這就是犯罪了。 文章最後總結道：「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是亂世情形。我們現在是朗朗乾坤的太平盛世，有人在搗亂，玩「秦失其斧，天下共告密」的把戲，製造猜疑與對立，破壞和諧氛圍。更何況，明斧高懸，從未丟失，那些故做提心弔膽狀的佞人，憋的是什麼鬼心腸子？ （全文轉自法廣）
近日，中國的網路告密和揭發運動再掀高潮，從當紅流量明星，到女權主義者等社會邊緣團體，到機構和普通人，再到自己的朋友圈，狂熱民族主義下的告密揭發正如回到文革時期大義滅親式的紅衛兵文化。 專家認為這是政府對民眾長期愛國訓練的結果，近幾年愈發複雜高級的審查制度也培養和鼓勵了新一代民族主義者。專家指出，高壓的輿論環境也讓「不愛國」成為網路舉報攻擊的利器，而表現狂熱愛國也同樣或被用作實現個人私利。 告密舉報盛行 本月15日，中國演出行業協會發表聲明，要求對當紅演員張哲瀚進行從業抵制，稱其「行為存在嚴重不當，不僅傷害民族感情，而且對其受眾中的青少年群體帶來惡劣的不良影響。」 事情起因是張最近被網友們扒出在2019年參加過一個在靖國神社舉辦的日式婚禮。儘管張哲瀚13日在自己的微博賬號上道歉，表示「不親日，是中國人。」但網友隨後又繼續扒出張哲瀚以前的照片，證明他「不僅去了，還特地去了」靖國神社，而且「年年都去。」 同樣遭到網友告密舉報的當紅明星還包括台灣藝人徐熙娣(小S)。因為奧運期間為台灣奧運選手加油時使用「國手」一詞，小S遭到中國大陸網友集體「出征」，將她視為「台獨藝人」，並因此失去幾家中國大陸品牌的代言合作。 明星的類似事件導致網路輿論熱議，但利用名族主義情感和政策告密和舉報現象並非新鮮事兒，對象囊括從明星到機構到普通人。 近日，就在北京出台「雙減」政策，為狂飆突進的校外培訓按下剎車鍵後不久，瀋陽某家長應聲「實名舉報」幫孩子補習的物理老師。據大陸多家媒體報道，這位家長在雙胞胎孩子考上高中後「過河拆橋，」該物理老師不僅退回學費，倒貼2000元，而且受到處分。 《外交政策》近日刊文探討中國審查制度如何造就了一代狂熱的民族主義告密者。文章援引今年福州格致中學遭投訴事件為例證之一。 今年六月，一些網民向福州教育局投訴格致中學廣播電台播放了韓國「防彈少年團」樂隊的歌，理由是這個樂隊成員曾經表示與美國在朝鮮戰爭中共享「痛苦的歷史」。6月25日，福州市教育局宣布，已要求格致中學對此事件進行調查，「立即整改」。 女權主義者，LGBTQ等社會邊緣團體就更容易成為告密舉報風潮的目標。 今年三月底，美國多家媒體報道了女權運動領袖肖美麗在網上被「揭發」出她拿著橫幅的老照片，上面寫著香港抗議者在2014年民主運動的口號「在風暴中堅持自由」。民族主義網民還搜索出肖在香港中文大學發表的關於女權主義的演講，並暗示這是她得到中央情報局「贊助」的證據。 為肖辯護的女權主義者也同樣成為網路攻擊目標。29歲的中國女權主義者，居住在紐約的律師梁小門在微博上被稱為「叛徒」和「異國中心的婊子」。網民甚至在討論如何找到她父母的家庭住址。 重回文革狂熱？ 南加州大學安納伯格傳播學院教授托馬斯·霍利漢(Thomas Hollihan)告訴美國之音，最近幾年，在習近平的領導下，網路輿論的社會控制加強了，大學課堂教授的內容和研究中的審查也增加了，對嘉賓進入校園的講演內容進行了更嚴格的控制。 輿論控制和官方默許滋長了聽眾、學生檢舉告密之風，多位學者、教授因講課內容不夠愛國不夠紅而受處分。 去年11月，華東師大歷史系教授，知名冷戰史專家沈志華在首都師範大學的講座遭惡意舉報而被中斷。2018年中，時任廈門大學經濟學教授尤盛東被舉報課堂上言論與中共意識形態不符，「不夠紅不夠專」，而遭校方解聘。而最高學府清華大學已有兩位教授(許章潤，呂嘉)因在課堂和演講中發表對習近平和中共的批評而被學生舉報，遭停職調查。 這種舉報不僅限於有社會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還蔓延至對身邊朋友的不夠愛國言論的檢舉揭發。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的中國研究員王亞秋告訴美國之音，「很多人都在舉報自己朋友圈裡的人，」這種現象「非常可怕，這種狂熱確實給人一種文革的感覺。 而2015年高考語文全國卷作文就以女兒舉報父親違反交規為材料命題，再次印證「大義滅親式」揭發文化的普遍性，也一度引發社會和學者對舉報與告密、情感與國家的討論。 這種告密揭發在文革時期的紅衛兵文化中達到高潮。官媒《人民網》早在2013年就報道過當年紅衛兵對那段「血淋淋的歷史」的懺悔。 1970年2月，16歲的根正苗紅的張紅兵因為自己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向軍代表檢舉母親；兩個月後，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並被槍決。 大眾熟知的記錄文革創傷的文學和電影作品，如嚴歌苓的小說《陸犯焉識》、王小帥的電影《闖入者》，都反映了這種高壓政治環境下的畸形的人際關係。文革期間，親朋、好友、家人之間各懷戒心，彼此警惕。政治上要求的所有人對毛主席擁有純粹崇高的敬愛，激發出無數例夫妻、親人、朋友彼此反目、互相揭發的壯觀盛舉。 曾被評為「2008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的作家、學者冉雲飛多年來搜集了文革中告密的眾多第一手原始材料，準備出版多卷本的《中國告密史》叢書。 冉雲飛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民間歷史的講座中將搜集的史料分成好幾疊 – 有告發父母的， 告發兄長和眾親友的，告發當時的大V公知的(主要案例是告發當時著名市井小說家秦瘦鷗)，甚至還包括自我告發。 冉雲飛得出的結論有二，文革的告密從廣度和深度上來說，都是群眾性的、波及面之深廣，影響面之巨大，告發手段之無所不用其極，都是前所未有的；而對民眾從小的黨化教育，「從少先隊、團員到黨員的梯隊培養，使得告密者的人數巨增，讓共產黨的假想敵以及捏造出來的異己分子無處藏身。」 「叛國」是武器，「愛國」是生意 在最近層出不窮的揭發明星案中，「不愛國」是最常見的理由，也是極有效的利器。張哲瀚，小S等正是因為被爆出踩了民族主義的紅線的事件而激起網民聲討，並迅速遭各大品牌解約，甚至遭官方機構發聲強烈批評。 南加大的霍利漢教授表示，「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作為理由既可以妖魔化外部勢力，也可以打擊同情這些勢力的內部公民。「以香港為例，抗議者，或支持抗議對中國不滿的人，被描述成被美國和外國勢力的黑手所操縱，他們想在香港製造動亂。也正因此，我們看到中國出現越來越多的異見人士，而不是外國干預的直接結果。」 如果「叛國」是精準摧毀一個流量明星的利器，那激進的舉報自己朋友不夠愛國或發表激昂愛國言論的人也未必完全是發自愛國的真心。 王亞秋告訴美國之音，真實的狂熱愛國確實存在，但很多人是有各種算計的。「有些人已經把愛國做成了生意，越舉報「別人不愛國」，就越有粉絲，有粉絲就可以賣東西。有些人可能剛畢業，以後要進政府當公務員，多做點兒這種事情對事業是有好處的。」 王亞秋說，「文革時期那種為了保全自己的心態也有，舉個例子，我現在沒事，但擔心以後被挖出來說發了不愛國的東西，但我當時沒有說他，你會擔心以後會被人家說沒有足夠愛國，所以現在應該先去把人家舉報了，以後就抓不到我的小尾巴了。」 王亞秋說她知道自己的幾個朋友在微信朋友圈發愛國言論就是為了生意。 《外交政策》最近的文章也提到一些民族主義者通過攻擊他們認為不夠愛國的人而成為有影響力的網路紅人， 其中包括上個月被評為廣東省「促進網路文明大使」的微博用戶「孤煙暮蟬」等6人。據《南方日報》報道，他們受聘的理由是「有足夠的新媒體正能量傳播影響力。」 嚴苛、複雜的審查制度滋養狂熱民族主義 南加大的霍利漢教授分析說，「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比喻和信息，國家自豪感以及中國人的身份和精神，所有這些長期以來在中國作為一種紀律來培養，以控制異見人士言論，利用社區、家庭和工作場所的壓力，以阻止人們傳播被認為對公共秩序具有敵意的意見。」 王亞秋表示，這些民族主義網民確實不一定是「五毛黨，」他們不受雇於政府，這種民族主義情緒確實像是自發的。但是對比美中兩國的社交媒體便會發現這種「自發」實際上是高壓審查制度培養出來的。 王亞秋告訴美國之音，推特上確實存在極端的狂熱的政治言論，但由於媒體的開放和言論自由，人們可以通過其他媒體渠道，尤其是主流媒體看到更真實的情況。 而中國的社媒就只剩下狂熱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帖子，所以生活在這種情景下就會變得很狂熱。 美國社交媒體研究中常用「回聲室效應(echo chamber)」的理論概念來描述在封閉的社交媒體的環境中，狂熱極端的言論會被放大和加強的現象。這些意見相近的狂熱的聲音會被互相轉載，外加社媒基於大數據計算的推送功能，越多轉載就越容易被推送上熱搜，結果導致社媒上的用戶看到和相信的事實越來越極端化，進而影響政治傾向。 王亞秋表示，在這個狂熱的圈子生活長了，你都不知道自己發愛國帖子或舉報別人不愛國是算計還是自發的。這也正是霍利漢教授說的國家對民眾的愛國愛黨的紀律訓練的有利結果。 此外，越來越精明和複雜的媒體的審查制度也在鼓勵和培養這種民族主義狂熱。 霍利漢幾年前在北京帶學生代表團訪問了不同的政府部門，調研中國媒體政策。他告訴美國之音，「我們被告知，政府僱傭了數百萬人監控媒體平台上的內容。這就是他們怎麼能如此迅速地刪除對公共秩序有潛在危險的消息的方式。他們可以限制人們繼續訪問這些平台，他們可以威脅平台本身 – 微信或騰訊，以防止信息進一步被傳播成有害的。」 「不過，我認為中國現在所做的，是積極僱用人員製作支持政府利益的內容，或者破壞持不同政見的內容，並且威脅驅趕這些不利信息，從而使人們不相信。」 霍利漢說，「這是一種全方位的對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積極塑造敘事和傳播的手法。…例子包括在釣魚島問題上塑造反日敘事；控制天津爆炸案的討論時將批評引向地方決策者，而不是中央政府；以及壓制新疆事件的不利信息。…所以政府一方面刪除敵對信息，另一方面積極培養友好的內容。」 而上文提到的《外交政策》的報告還提到審查制度的配額制。審查員必須在一定時間內刪除一定數量的帖子或帳戶，因而導致必須刪除較溫和的內容已滿足他們的配額。 這種全面高壓的審查制度，正如霍利漢和王亞秋所說，訓練和培養了一代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不惜以揭發告密自己的朋友「不夠愛國」來表現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以及以此達到自己的另一些功利性目的。 狂熱民族主義的後果 霍利漢認為中國應該更加註意這麼做的後果。「世界對中國的看法真的一落千丈…過去十年中國進行了巨額投資，試圖提高在世界上的地位。但這幾年採取的這些戲劇性舉措實際上與這種目的背道而馳。 」 王亞秋說，在習近平的治下，各方面控制的加緊從2013年「七不講」就開始了。中國一開始支持和西方交流，學習，現在覺得自己非常強大，沒必要跟西方學習，現在強調中國制度是最適合中國的，還要把中國制度推廣到其他國家。近幾年的這個變化非常明顯。 霍利漢說，「隨著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中國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全球合作夥伴將讓我們每個人從中受益。如果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動機或戰略持不信任，這會削弱中國在世界上的影響力。」
① 曾經和克格勃齊名的東德秘密警察機構「斯塔西」(Stasi)，威名赫赫。它的座右銘是「我們無處不在」。在全盛時期，它的正式僱員有9.1萬人，非正式僱員17.4萬名。它的老大哥克格勃也不過4.8萬人。東德1800萬人口中，斯塔西安插了將近30萬名眼線，為600萬人建立了秘密檔案，其觸角甚至達到了東德每棟公寓樓中都確保有一個斯塔西的線人。而納粹時期，臭名昭著的蓋世太保也沒有達到這樣的效率。「斯塔西」在某些情況下，甚至會安排夫妻、父子、兄弟之間互相監視。 東德最著名的女作家克里絲塔•沃爾夫(ChristaWolf)曾經在1990年出版半自傳體小說《余留之物》，講述了自己和丈夫被監控長達20年的故事。但是到了1993年，就有前線人爆料稱，沃爾夫本人也曾經在1959至1961年間為斯塔西充任非正式僱員，代號「瑪格麗特」。 連環相套的告密體系，構成了東德人無法磨滅的記憶。 ② 蘇聯時期有個著名的小英雄——巴甫列克，整個蘇聯到處都有他的青銅塑像，他的英雄事迹就是「大義滅親」——舉報自己老爸。 他向組織揭發當村長的父親沒有階級立場，經常為了同情階級敵人「富農」，私開證明信，讓這些被流放到當地的人回到家鄉。結果他的老爸被立即逮捕，消失在某個勞改營。而他也被憤怒的村民殺死。他的爺爺、奶奶、堂兄、教父還因此被當做嫌犯槍斃，唯有他，由此成為英雄。 著名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本來是一名基層軍官。1942年參戰，1944年還因勇敢作戰獲得兩枚勳章並晉陞為上尉。但他在1945年在給好朋友的私人信件中忍不住發牢騷，批評了斯大林，結果被好朋友舉報。從前線押回後方，以「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被判處8年勞改，正是依據這段不堪的經歷，他寫出了《古格拉群島》。 ③ 1970年2月13日，安徽固鎮縣16歲的張紅兵和父親一起，對母親方忠謀展開了大批判。 家庭矛盾的起因其實很簡單。方忠謀質疑當時的領導人搞個人崇拜，還替所謂的「工賊」鳴不平。其實方忠謀本人也曾經是忠誠的戰士，甚至為了爭先進，檢舉揭發過自己當地下黨的父親。只是隨著自己和丈夫被揪斗，女兒也喪命文革，這個母親開始懷疑起了人生，最終在那一個夜晚爆發。一向深信「爹親娘親都不如毛主席親」的張紅兵不能忍受母親對偉大領袖提出質疑，和母親激烈爭吵。 張紅兵的父親張月升，本來也是一個受害者。作為固鎮縣衛生系統「頭號走資產階級路線當權派」，經常被戴高帽遊行、批鬥，還連累妻子一起被批。但就是這樣一個人，當妻子對苦難提出反思和質疑的時候，居然第一時間威脅妻子： 你就是階級敵人，我們要和你劃清界限。 父子兩人，唯恐口說無憑，甚至還讓方忠謀把自己說的寫下來，連夜舉報。作為兒子的張紅兵在信中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兩個月後，方忠謀作為「現行反革命犯」被槍決。 ④ 文壇名宿舒蕪上世紀四十年代剛出道時，被當時大名鼎鼎的文壇「七月詩派」領袖胡風發現，不遺餘力的提攜，使得舒蕪很快就在文壇嶄露頭角。1951年文藝整風開始之後，胡風的文藝觀定性為「小資產階級立場」，作為高層指定的標靶，在劫難逃。 舒蕪作為胡風的門徒，在組織的授意下，從1952年開始先後在報紙上發表了多篇重磅的認罪文章，以曾經的交情，現身說法，矛頭直指「以胡風為首的一個文藝上的小集團」。為了配合《人民日報》對胡風的批判，舒蕪甚至從老家翻出四十年代胡風給他的100多封信件，從中斷章取義，編造成《關於胡風小集團的一些材料》公開發表。於是，胡風等人被打成了「反黨集團」，5天後隨即被捕入獄。 胡風為此兩度入獄，前後坐牢超過20年。所謂的「胡風案」前後共計2100餘人受株連，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離審查，73人被停職反省。 ⑤ 「胡風案」被隔離審查的人中，也包括詩人聶紺弩。時勢所迫，他也成為揭發胡風的文藝大軍中的一員。但沒想到自己也最終被揭發。 1957年，因為老婆被劃為右派，聶紺弩遭株連，也劃為右派，遣送到北大荒黑龍江墾區「勞動改造」。回來之後聶紺弩牢騷滿腹，經常找自己的好友，漫畫家黃苗子傾訴。他私底下寫的一些不合時宜的詩作，往往也會第一時間給黃苗子分享。 不曾想到，他的這些話語都寫進了黃苗子的《揭發材料》，這個漫畫家的的舉報材料極為詳細，居然在一些重點欄位上備註聶紺弩當時的語調、動作，以顯示其反動之心，可謂用心良苦。他甚至擔心某些詩作專政機關的人可能看不懂，還特意加以翻譯和注釋。 聶紺弩給黃苗子贈送的詩作，最後大多數都成為自己被定罪的呈堂證供。坐牢11年，最後依託一個當年的國民黨身份才和戰犯們一起被特赦。 ⑥ 馮亦代在1949年前的上海文壇很知名。他1943年組建中國業餘劇社，任副社長（茅盾任社長）。1946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新政權成立後還官至新聞總署國際新聞局秘書長。 1957年被劃為「右派分子」後，馮亦代誠惶誠恐，決心按照要求改造自己，立功贖罪，爭取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隨後多次向組織交心悔罪，遂被招募為眼線。 馮亦代由於民盟背景，和當時諸多大右派，如章伯鈞、羅隆基、葉篤義、費孝通、潘光旦等人皆有交情。而且他本身就有一頂「右派」的帽子，更不易讓人起疑。他利用同病相憐的老友身份，定期往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等人家裡跑，名為探望，視為窺探。事後寫成報告，反映這些大右派的思想動態。他還按照組織要求，主動刺探這些人對於國家大政方針的看法。 章伯鈞等人把他視為摯友，毫不設防、無話不談，皆事無巨細被記錄在案。他甚至在心底看不起這些著名的知識分子，他某次在和章伯鈞聊完後，回來在日記中寫道：「討厭他的資產階級面目，但為了工作，我必須處理得好，同時這也是給我的反面教材，對我改造有好處。立場黨性就是在這種方面得到考驗。」 馮亦代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都為自己所從事的這種「特殊工作」感到自豪。他寫道：「我覺得在保衛黨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正日益豐富起來。」他從1960年開始申請入黨，認為自己 「活得像個布爾什維克……總有一天我會爭取到這份光榮的。」但始終未獲得批准。 他晚年有所醒悟，公開了自己的日記，卻沒有說一句道歉的話。 ⑦ 束星北先生號稱「中國雷達之父」，早年畢業於麻省理工，是理論物理界泰山北斗級的人物。諾貝爾獎得主李政道就是他的學生。而且按照他的判斷，李政道還不是門下最好的學生。他最欣賞的學生，叫做王鎮皋。 束星北雖然名震天下，但是對知識分子熱衷政治的行為極為反感，曾稱大學不是黨校，誰要是做政治家，就應該去專門的學校。1957年反右開始因為提意見就被批判。1958年被定為「極右分子」和「歷史反革命分子」，開除公職，「管制勞動」三年。 在此期間，為了監視束星北的動向，組織上就想起了他最欣賞，也是最信任的學生，王鎮皋。他在畢業後留校任教，就是擔任恩師的助教。 這個原本在學術上前途不可限量的天才，為了組織上允諾的職稱、待遇，還有神秘的榮譽感，接受了這一任務，開始了對自己的恩師、包括山東大學的同事、學生長達二十多年的監視任務。在此期間，他完全放棄了自己的學術研究，把線人生涯過的嚴肅認真，白天用心留意一言一行，每周撰寫思想動向報告，定時報告。即便因為這種疑神疑鬼的生活導致自己兩次的婚姻失敗，他都無怨無悔。自始至終都認為自己是「秘密工作者」，「沒有害過束星北先生和任何一個學生」。 改革開放後，為了提高待遇，王鎮皋公開了自己的潛伏生涯，認為自己「勞苦功高」，向學校「評功擺好」。結果從此聲名狼藉，一敗塗地。直到退休，他依然耿耿於懷： 為什麼不給我評教授？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