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四名廳官接連被查處 傳原市長程用文自殺
2026 年 6 月 24 日
澳洲華裔作家楊恆均遭中國政府拘押以來，今天屆滿5年。但相較於先前獲釋的澳籍記者成蕾，楊恆均至今仍未獲釋且罹患腎囊腫。楊恆均的學者友人馮崇義指控，楊恆均遭中國當局捏造間諜罪且被政治迫害。 德國之聲（Deutsche Welle）報導，又名楊軍的楊恆均（又名楊軍），是在2019年1月19日在廣州白雲機場出境時被捕，被關押5年至今仍未正式宣判，加上先前有消息指他體內長出10公分大的腎囊腫，健康狀況令外界擔憂。 雪梨科技大學中國研究項目副教授、曾任楊恆均博士生導師的馮崇義表示，楊恆均案是「蠻橫無道的政治迫害」，原因是楊恆均倡導人權、自由、民主、法治、憲政等普世價值的文章，被中共視為危害政權安全，因而捏造間諜罪進行政治迫害。 外傳楊恆均被中國方面以「間諜罪」起訴，他的辯護律師尚寶軍2020年9月向德國之聲表示，楊恆均駁斥他已坦承犯下間諜罪的說法。 2023年10月，澳洲籍前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記者成蕾在被關押3年後獲釋返澳，澳洲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即在同年11月4日訪中，顯示中澳關係正在逐步改善。但中方至今仍未釋放楊恆均。 根據報導，艾班尼斯訪中前，楊恆均從中國拘押地點給2個兒子寄出了第1封信，指自己「病了，很虛弱，快要死了」。楊恆均的兒子們隨後向艾班尼斯求助，而艾班尼斯回應「我們非常同情、並理解他們對父親、一位已被拘押很長時間的澳洲人的擔憂」。 楊恆均現年58歲，曾任中國外交官，之後在香港的民營部門工作，並移民澳洲。路透社2022年的報導，楊恆均曾在2011年寫給馮崇義的一封長信中透露，自己在1990年代曾為中國國安部效力長達10年，並曾在香港和華盛頓為國安部工作。 對於楊恆均仍被關押，中國駐澳洲大使肖千17日在新春記者會上回應，中國法律部門正為此案「繼續進行必要的程序」，「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需要尊重和耐心」。他並聲稱，楊恆均的狀況「目前相對較好」，中方有專業醫師定期監測他的健康狀況。 肖千提到，楊恆均「存在一些健康上的問題」，但這些問題「並不像他的家人描述的那麼嚴重」。 但根據報導，馮崇義反駁說，中國刑訊逼供和惡劣條件下的5年拘押，對楊恆均的健康造成嚴重傷害。5年前楊恆均是個健康壯漢，現在患有高血壓、心臟病、前列腺炎、特別是10公分大的腎囊腫。 馮崇義指出，按理楊恆均應該與成蕾一起被釋放，因為他被拘押的時間比成蕾早了1年多。但這兩起案件的不同之處在於，「在中共政權的眼中，楊恆均是『反賊』，而按照成蕾自己的話說，她是『講好中國故事』的『模範新聞工作者』」。 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Penny Wong）今天發表聲明指出，澳洲政府仍對楊恆均案的審判被持續拖延深感不安。自楊恆均被拘留以來，澳洲政府一直呼籲根據國際準則和中國的法律義務，為楊恆均提供基本的司法標準、程序公正和人道待遇。 馮崇義認為，澳洲政府有解救楊恆均的能力，因為中國目前「還有求於澳方」，他並感激澳洲政府對楊恆均的關懷，但澳洲應付出更大努力、更加堅定地要求中國政府立即釋放楊恆均。 （來源：中央社）
台灣總統大選將在明年一月13日舉行，各路總統候選人已經起跑造勢。 8月5日，300多名悉尼民進黨的支持者雲集位於Chatswood購物中心的唐宴酒店，舉行「信賴之友會」成立儀式，以支持現任台灣副總統賴清德當選下一屆台灣總統。立法委員邱議瑩、民進黨前秘書長羅文嘉，以及民進黨中執委許菡芸從台灣親赴現場加油與授旗。 現年63歲的台灣民進黨主席賴清德本是一位醫生，從1996年開始從政，2010年當選為台南市第一屆市長，2017年當選為中華民國台灣行政院院長，2020年出任中華民國第15任副總統。 信賴之友會晚宴現場 （圖：看傳媒） 邱議瑩為悉尼「信賴之友會」授旗時表示，全球僑胞非常踴躍，將建立幾百個類似的後援會，他們三人此次來澳洲，為布里斯本、悉尼和墨爾本以及堪培拉授旗，之後就要奔赴紐西蘭的奧克蘭。悉尼目前是第56個「信賴之友會」，她感謝台胞們的熱情，也鼓勵台胞一定要在明年1月13日親自囘台灣投票。 邱議瑩代表台灣民進黨總部向悉尼「信賴之友會」的每一位顧問頒發證書。她還帶領全場高呼「台灣加油！」 邱議瑩為顧問成員發證書，右為謝誠峰 （圖：看傳媒） 民進黨前秘書長羅文嘉在晚宴上發表了激勵人心的演講，他表示此次出馬為民進黨加油，是因為當下的台灣只有民進黨才真正代表著自由民主的價值觀。 他說，台灣有一個試圖侵犯台灣的獨裁惡鄰，台灣每一天都在面對中國的文攻武嚇。只有在民進黨的領導下，台灣才能守護自由民主的環境，台灣人民才會團結起來阻止中共的野心。 他說，只有賴清德出任總統，民進黨在立法院的席位多半，台灣才能真正成為亞洲的民主燈塔。 羅文嘉在發言中還表示，希望有一天中國大陸也像台灣一樣，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到那時，惡鄰也會變成好鄰居。 羅文嘉現年58歲，據介紹，早年陳水扁出任總統時，羅文嘉就已經是民進黨的重要文職官員。2019年1月，羅文嘉出任民進黨第22任秘書長，一年後辭職。如今再次復出，為民進黨的明年大選打拚。 左起：羅文嘉，謝誠峰，馮崇義，陳用林 （圖：看傳媒） 當晚的造勢大會上，絕大多數都是台胞，也有幾位長期支持台灣民主的大陸人士應邀出席。曾多次前往台灣參加學術交流的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表示，面對中共的野心與打壓，台灣的未來受到世界的關注，就目前現狀來看，民進黨掌權確實能夠避免台灣遭到中共的侵犯，守住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觀。 馮崇義教授還表示，賴清德多次提到要幫助中國大陸走向民主化，這是他支持賴清德的原因之一，「只有大陸民主化了，台灣才能真正的安全。」 前中共駐悉尼外交官陳用林也親自觀摩了當晚的授旗儀式，他表示參加晚宴一是為了會友，二是感受台灣選舉的氣氛。 他說：「台灣人參與投票的激情和喜悅溢於言表。台灣是亞洲的民主燈塔。各民主國家應該聯手保障台灣安全，尤其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聯盟應協防台灣，早日恢復派兵駐守台灣。」 當晚的拍賣募款氣氛也顯得非常熱烈，主持人感謝各方的大力支持，還特別感謝為晚宴捐獻美酒的澳洲Nature』s Care創始人吳進昌先生。造勢大會在全場綠色小旗的舞動中完美結束。 賴清德 （圖：賴清德臉書）
楊恆均2019年1月19日早晨在廣州白雲機場入關時被從北京來的中國國安人員帶走，身陷囹圄迄今已整整四年。四年的折磨對他的健康造成了嚴重摧殘，但他的內心依舊剛強。幾天前他從獄中向仍然關心他的朋友和讀者傳話：四年是漫長的時間，我來到這裡受苦受難，但我沒有被征服；我是無辜的受害者，我對我入獄前所從事的正義事業依然充滿信心；我絕不放棄我與朋友們共享的價值觀，我期待早日重獲自由，以加倍努力的工作回報世人對我的關愛。 四年之前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固然是為了報復2018年澳大利亞制定實際上針對中共的反滲透法案以及抵制華為的5G基建項目，就像抓捕康明凱、思巴夫以報復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扣押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一樣。但是，中共安全機關當年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目的是為了防範「顏色革命」。至於「間諜犯罪」的指控，只是中共對楊恆均進行政治迫害的方便借口。2019年有諸多重大事件周年紀念日，包括「五四」100周年和「六四」30周年。中共當局擔心出現「灰犀牛」和「黑天鵝」，擔心民間藉機發動「顏色革命」，風聲鶴唳、如臨大敵，2018年下半年就啟動了對異議人士的大抓捕和大整肅。被整肅的維權律師有餘文生、隋牧青、文東海、謝燕益、李和平、王宇、張凱、劉曉原、常瑋平、何偉、玉品健、劉正清、藺其磊等人；被抓捕的異議人士和民間維權人士包括秦永敏、黃琦、王怡、蔣蓉、劉飛躍、甄江華、孫林、董瑤瓊、朱承志、戈覺平、吳其和、李英強、覃德富、沈夢雨、岳昕、楊舒涵等一大批；被抓捕和整肅的不知名人士更是不計其數。中國公民社會的民間意見領袖幾乎被安全部門「斬盡殺絕」， 以至於2019年的香港「反送中流水革命」無法在中國大陸引發任何引人注目的呼應。 楊恆均是因為讀者眾多、在網路世界廣有影響力而成為中共當局打擊的目標。他2009年在我門下獲得博士學位之後，沒有選擇進入職場謀求生計，而是學業有成、躊躇滿志地以職業寫手的身份獻身於思想啟蒙的事業，特別是堅韌不拔地堅持在「牆內」寫作以擁有更多天然讀者。楊恆均有厚實的自由主義思想信仰和理論修養，但他在寫作中力避書卷氣。他善於用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生動詼諧的文筆指評時政，切實有效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因而也成為中共當局的眼中釘。中共當局認為楊恆均有發動革命的能量，2011年為防範「茉莉花革命」就曾經將他拘押了一回。2014-2016年間楊恆均的讀者群在全國50多個大、中城市自發組成以「羊【楊】群」 命名的微信群，真的具備了全國性影響力，中共當局2019年為防範「顏色革命」 而抓捕他就更有「理由」了，儘管他迫於壓力於2017年就已遠走美國、淡出江湖。 其實，楊恆均只是一位積極議政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力圖克盡言責的書生。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精神傳人。在古代中國，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士居「四民之首」，而且「士志於道」。他們以天下為己任，帶著孟子所說的」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那麼一種士大夫精神，奔走呼號、激濁揚清，致力於創建和維護合乎「天道」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在當今中國和世界，合乎「天道」的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便是基於普世價值的憲政民主。像楊恆均那樣優秀的當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帶著「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帶著為真理和正義獻身的勇氣，義無反顧地為實現中國的憲政轉型、落實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而盡心竭力。 四年過去了，當今時過境遷。中共當今有改善中外關係以為經濟紓困、息事寧人以化解社會危機的雙重壓力，釋放楊恆均以及其他政治犯，甚至於鬆開「專政的鐵拳」以實現與公民社會的和解，顯然是很有魅力的選項。不過，人們有理由懷疑，中共領導層是否仍有做出明智選擇的能力。 （全文轉自光傳媒）
六四屠城33周年紀念日，中國大陸不允許有任何公開的紀念活動，堅持了30年的香港維園燭光也已3年前就被禁止了。但是，散居世界各地繼續為自由而戰的華人，仍然舉辦規模不等的集會、遊行及燭光晚會，緬懷六四英烈、繼續推動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 人類的歷史，由人類選擇構成。33年前，覺醒的部分中國人，與其他共產主義黨國覺醒的人群一樣，選擇與共產暴政抗爭，選擇與共產暴政強加給他們的命運抗爭，紛紛通過語言文字和街頭運動表達他們對自由、人權、民主、法治和憲政的嚮往和訴求。 覺醒人群的這種勇毅行動，對掌權的極權主義者們帶來挑戰，也給他們提供選擇的機會。當年中共黨國的極權主義者們本可以與蘇聯東歐的同類一樣，順應歷史潮流，順應人心民意，改邪歸正而轉變為擁抱普世價值的正常人，放棄專政特權而加入民主化的洪流。當時中共體制之內確實也有一大批有識之士朝著這個方向突飛猛進，包括黨國上層的趙紫陽、鮑彤、李銳、李昌、朱厚澤、胡績偉、李慎之、徐勤先等人。但是，以鄧小平、陳雲等人為首的中共頑固派卻選擇與人民為敵，與歷史潮流為敵，繼續充當為非作歹的惡魔。他們調動全國十分之一的野戰部隊，用坦克和機槍野蠻鎮壓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民眾，繼而全面清洗體制內外參加、支持和同情自由民主運動的志士仁人，將波瀾壯闊的89民運扼殺與血泊之中。 而且，非常可悲的是，當年世界上的民主政府出於無知和貪婪，做出了與魔鬼做交易的荒唐選擇。他們對中共政權進行的口頭譴責和三心兩意的制裁，實際上只堅持了兩三年。在1991年蘇聯崩潰之後，他們就急不可待地宣布冷戰的結束，以便全面推進唯利是圖、毫無原則的經濟全球化，無視共產暴政在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寮國等5國的繼續存在，無視共產暴政和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世界觀和兩種價值體系之間的根本衝突繼續存在。這些根本衝突，正是冷戰的本質特徵，因而冷戰實際上從未結束，只是民主世界無意正面迎戰而已。 20世紀70年代開啟去極權化、80年代已步入後極權主義軌道的中國黨國，在血腥鎮壓89民運之後，意外地獲得新的機會，得以寄生於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吸血維生，正像惡性病毒找到了得以瘋狂生長的宿主。中共黨國不僅得到了巨大的貿易機會和市場，而且得到了滾滾而來的資金和技術。作為後極權主義黨國，中共在經濟和思想文化領域開放了允許資本主義發展的部分空間，在政治領域卻堅持中共對政權的全面壟斷、堅持黨的政治控制和極權專政機制，從而使中共黨國成為可以不計人文和環境成本發展經濟、最大限度攫取利潤的全球投資窪地。 共產黨國和資本主義雜交，生成了中共黨國資本主義這一怪物。這一雜交而成的制度因為更貪更狠、更黑更惡，以人權、環境和人間基本道德為代價促進經濟快速增長，也為國際資本提供高額利潤。中共黨國正是憑藉野蠻增長所帶來的財富，找回了」自信」，甚至於無恥至極地到處炫耀血腥的、以專制暴政為基礎的」中國經濟模式」，不斷挑戰自由民主制度和以普世價值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在中共暴政的對立面，覺醒的中國人仍然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的中國而戰。而且，這支反對中共暴政的隊伍，因為加入新的冤民而在逆境中壯大。這些新冤民來自各個階層，人數有兩三億之眾，包括被黨國以不同方式侵權和迫害的人群，比如輪功信眾、基督教家庭教會成員、被嚴厲打壓的藏人和維吾爾人、被強制拆遷戶、被無理開除的職工、被欺壓的農民和農民工、被愚弄的退伍軍人、被欺騙的金融難民、被迫害的維權律師及各類維權人士，等等。在經濟增長中改善了經濟狀況的既得利益者之中，也還有很多人因為權利意識和憲政觀念的生長而與中共黨國離心離德、漸行漸遠。即便是在中共上層，在不同程度上認同個體自主和個人自由的現代派，與那些仍舊集主子與奴才與一身、人格嚴重分裂、視黨權高於人權的極權派，也已經同床異夢、各自東西。在自由民主訴求的推動下，中國社會像東歐原共產國家那樣從後極權國家轉型到民主國家的大趨勢並未改變。 六四屠城33年之後，中國歷史又到了新的拐點。中共政權所炫耀的」中國經濟模式」，已經百病纏身、難以為繼。幾十年竭澤而漁的野蠻掠奪，帶來的是綜合性衰敗， 具體表徵是資源枯竭、環境崩潰、貧富懸殊、債務危機、金融泡沫、房地產泡沫、資本利潤率下降、大規模破產、大規模失業、投資邊際效益在諸多行業消失等。 2017年，澳大利亞通過針對中共統戰的《外國影響透明方案》，美國在《國家安全戰略》中將中國定位為對手，標誌著民主世界終於從 「合作共贏」的迷夢中覺醒，決心放棄綏靖政策而正面反擊中共黨國的挑戰。2021年12月」國際人權日」前後，美國政府主辦全球民主峰會，全球110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應邀參加，也標誌著抗拒專制暴政的國際民主同盟初具雛形。 毋庸諱言，民主世界的這種新選擇步履維艱。美國國務卿彭佩奧在任之時，一再警示全球民主同仁在中美對峙的新國際格局中，必須在民主與專制之間做出明確抉擇，必須對中國人民和中共政權做出明確區分，必須下定決心改變中共政權。美國現任總統拜登在俄烏戰爭的檔口沒有訪問烏克蘭而是造訪韓國與日本，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在俄烏戰爭的檔口仍然將中國而不是俄國視為最大威脅，足以表明美國執政當局對中共黨國這個心腹之患有清醒的認知。但是，他們一再表示美國無意打冷戰、無意改變中共政權，又表明他們仍然缺乏像彭佩奧等人那樣的決戰意志與切實可行的因應之道。 關鍵還是在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習近平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要在今年秋天的中共20大上打破中共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黨政領導職務兩屆任期的慣例和明文規定，確立他的第三屆任期，甚至於恢復黨魁終身制，天怒人怨。這無疑是中國朝野上下聯手倒習、改變中國的契機。 中共建政73年，毛澤東是開國之君，壞事做絕；鄧小平是中興之主，行韜晦之計為中共續命；胡耀邦、趙紫陽在有意無意之間要將中國推上憲政民主的轉型之道，被鄧小平、陳雲聯手扼殺；此後靠江澤民的」悶聲大發財」和胡錦濤的」不折騰」苟延殘喘。在胡溫時期，中國的自由民主轉型以」維權運動」的方式重現中華大地，而且藉助互聯網形成大象無形的協調系統和動員機制，與中共的」維穩」體制儼然對峙，此消彼長而逼近轉型門檻。胡溫的繼任者如能審時度勢、順水推舟，朝野互動跨越轉型之坎，只是舉手之勞。中國國運是如此不濟，繼任者居然是無知、無能、無恥的紅二代習近平，是不惜一切代價延續黨國江山和專制暴政的新魔鬼。 習近平登台以來，一直倒行逆施、摧殘中國公民社會和健康力量，使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極權社會倒退。但是，習近平無法改變中國歷史發展的大趨勢。我一再強調，無論習近平紅二代如何折騰，終究心勞日拙、內外交困，無法將中共黨國傳給紅三代，無法改變中共黨國二世而亡的命運。習近平登基以來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極權主義者在窮途末路的垂死掙扎。 在中共政權崩潰、劇變到來之時，整個社會將急劇分化組合，以自由民主價值體系和普世道德倫理為基礎的組織體系將迅速形成，就像辛亥革命之後的民國初年或」蘇東波」之後的原共產國家一樣。屆時將會有成千上萬的賢明之士挺身而出，在朝野激蕩和內外互動中完成中國的憲政轉型和社會重建，也開闢全球政治民主化的新紀元。
物換星移，恆均系獄已整整三年，這兩天澳大利亞及其它民主國家的主流媒體都對他的現狀與案情進行廣泛報道。恆均蒙不白之冤而身陷囹圄、備嘗艱辛，因而深受世人同情。澳大利亞政府更是一再嚴正要求中共當局立即釋放楊恆均，因為拘捕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三年以來，中共當局既沒有提供他的犯罪證據，也沒有遵從正當的司法程序（特別是刑訊逼供和關押近兩年之後才允許律師會見），按照國際標準屬於典型的「任意拘禁」。 中國官方指控楊恆均涉嫌「間諜犯罪」，其實是羅織罪名對他進行政治迫害。2019年1月中共當局拘捕楊恆均是為了達到兩個政治目的：第一是打壓民間意見領袖以防範「顏色革命」，第二是抓捕人質作為籌碼以保護華為。在華為受到抵制、加拿大警方履行美加引渡條約於2018年12月1日拘押華為副董事長兼首席財務官孟晚舟之後，據說習近平親自下達任務，要求各個部門竭盡全力保護華為。外交部門和安全部門全力以赴，甚至於使出「人質外交」這一下策，於2018年12月10日將旅居中國加拿大公民康明凱和思巴夫抓捕。美國盟邦澳大利亞在抵制華為行動中沖在最前線，中共當局也急於制服澳大利亞。不受黨國待見的澳大利亞公民楊恆均在這個時間節點上回國，正好碰在槍口上。 但是，中共當局抓捕楊恆均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維穩。防範2019年可能發生的「顏色革命」，或者習近平口中的「灰犀牛、黑天鵝」，是中共維穩部門全力以赴的頭等大事。2019年可能發生「顏色革命」，坊間有很多議論。這種議論之所以流行，是因為當時中共政權就已困於內憂外患、危機四伏。中共面臨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習近平的極權復辟、倒行逆施，不僅使中國經濟持續下滑，而且使中國的公民社會受到嚴重摧殘，中華大地怨聲載道。其二，為了動員民族主義資源來強化極權統治，習近平在國際上推行「戰浪外交」、咄咄逼人，公開挑戰普世價值以及基於普世價值的國際秩序，從而造成中共政權在國際社會中空前孤立，特別是與美國之間的貿易戰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其三，習近平在2017年取消任期限制，謀求終身掌握絕對權力以及對黨中同僚的生殺予奪之權，使黨國高層也離心離德，習近平也因為擔心「禍起蕭牆「而疑神疑鬼、寢食難安。2019年有「六四」30周年、「五四」100周年、鎮壓法輪功20周年等重要紀念日，中國朝野上下紛紛預言，當年會「出事」。 在當時，習近平全面摧殘中國公民社會、系統清除黨內政敵、橫掃維權律師和網路大V等民間意見領袖，已經達六年之久，公民社會中的「漏網之魚」寥若晨星。因為擁有龐大的讀者群，2011年楊恆均就因涉嫌發起「茉莉花革命」被國保抓了一回。2019年因為當局防範「顏色革命」又被國安抓捕，真可謂在劫難逃。如果他的身份是中國公民，當局很方便就會給他安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由於他是外國公民，「煽顛罪」無法安到他頭上，所以只好選擇「間諜罪」。 但是，要證明楊恆均犯有「間諜罪」，即便是以造假為職業的中國國安部門也非常艱難。按照中國法律，「間諜罪」的要件是參加外國的的間諜組織或接受間諜組織的任務。楊恆均在1999年移民澳大利亞之前，一直在中國國安部門工作。如果在那段時間就犯有「間諜罪」，他離開中國之後豈敢再踏上中國土地半步？更不用說他還敢大半時間回中國居住，還如此放肆地上躥下跳、指評時政、招惹黨國。黨國豈能不早就將他拿下法辦？ 楊恆均是澳大利亞公民，系獄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者，確實有機會接觸這兩個國家的間諜組織。但是，我們可想而知，中國國安會不遺餘力查獲他與這兩個國家情報部門的關係，不會放過任何蛛絲馬跡。當今中美交惡和中澳交惡達到這種程度，哪怕是能找到任何微乎其微的證據，中國當局也會立馬公之於眾，不但嚴厲治罪楊恆均，也藉此對美澳兩國大加撻伐。中國當局拿不出證據來，還硬是用「間諜罪」懲辦楊恆均，只不過是再次證明，這個專制政權沒有底線，進行政治迫害的套路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楊恆均的坎坷磨難，體現的是中國政治文明的挫折。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和蘇東劇變，中共喪魂失魄、變成沒有靈魂的殭屍，出走者眾。有些人採取轟轟烈烈的方式離開，更多的人是平平淡淡地離開。官階顯赫的許家屯，當年也是淡淡而去。很多人留在體制內是身不由己、無可奈何，但已是身在曹營心在漢，人在體制內，思想信仰已經轉向自由民主。楊恆均1999年才離開體制、作為隨遷家屬移民澳大利亞，已屬後知後覺。但是，在中國經濟起飛後離開中共體制，經濟上放棄的更多。告別優厚的待遇和仕途，中年轉道走上從頭開始、自食其力、自謀生路的新征途，並不是一種容易做出的選擇。楊恆均在香港和美國工作多年，有機會對專制暴政與自由民主兩種制度、兩種文化進行深入比較，因而他棄暗投明的選擇淡定而決絕。道不同不相謀，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楊恆均服務於中國國安部門，但他既不是執法人員，也不是核心情報人員。無論是在海南省政府外事辦為海南經濟特區的對外關係做調研，在香港為香港回歸中國做調研，還是到美國華盛頓為中國加入世貿做調研，他都只是從事普通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涉密級別不高，因而仍能得到淡出的機會，儘管這種機會可遇而不可求。 楊恆均從離開國安到成為「民主小販」，中間隔著五年的作家夢。他來澳之初幾乎與世隔絕，閉門寫作他的「致命三部曲」，在2002-2004年間相繼推出《致命弱點》、《致命武器》和《致命追殺》，意欲填補中華人民共和國間諜驚險小說的空白而走紅文學界。他當時還積極聯繫香港的製片人和導演，想法將這些驚險故事搬上銀幕。他在寫作時除了努力開拓思想深度，還一應俱全地加入諸如卧底、策反、謀殺、色情等大眾影視作品的刺激性標配。不過，因為題材過於敏感，這些小說無法在中國大陸出版發行，也無法在香港搬上銀幕，好夢難圓。 楊恆均2005年投入我門下讀博士，並不只是簡單的回爐求學，而是同時加入中國自由主義陣營。我當時執掌悉尼科技大學中國部，已公開亮出「中國自由主義學派」的旗幟，連續幾年舉辦專題研討會，邀請中國和世界其它地方的中國自由主義學者到悉尼相互砥礪、共襄盛舉。會議的論文編為《中國自由主義論叢》分集出版，包括《憲政與中國》、《李慎之與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命運》等。我當時還和學生及友人辦《悉尼時報》，這是一份有32版的大報，楊恆均在入學後也同時兼任這份報紙的總經理和副主編。 當時互聯網問世不久，舉世為之興奮不已，中國自由主義學人更是對互聯網抱有無限期待。楊恆均的博士論文選題，就是互聯網與中國政府的關係，重點研究公民記者、自由主義學人以及其它民間意見領袖在互聯網這個虛擬空間里與壓制言論自由的中國政府之間的博弈。開博客，在網路上發表時評，通過實驗積累第一手材料，起初只是楊恆均博士課程的組成部分。但是他一發不可收拾、沉迷其中不可自拔，無意間成為「賣文為生」的網路職業寫手，活躍於網站、博客、微博、微信等網路平台。他的文章情深意切、深入淺出、特別接地氣，深受讀者喜愛，因而迅速成為名滿天下的「民主小販」，不厭其煩地向國人傳播現代民主政治及其相關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在幾年時間內，他本人也完成了思想飛躍，帶著為大眾和社會奉獻的家國情懷和聖徒情結，義無反顧地投身於中國憲政轉型事業。他的這種經歷和成功，被陳行之總結為「楊恆均現象」。十多年來楊恆均販賣民主自由的文章多達上千萬字，結集出版的著作有《家國天下》、《黑眼睛看世界》、《伴你走過人間路》、《說中國》等。 從政治光譜和精神氣質上說，楊恆均是一位溫和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一位以聞道為樂的謙謙君子。他堅定地確立了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憲政等價值理念，但他並不主張通過暴力革命的路徑來實現這些理念。他所心儀的是朝野互動的和平轉型模式，將憲政轉型當成民主思想啟蒙的邏輯結果。他發表在互聯網上的啟蒙文章，以溫和理性為基調，而且精心拿捏分寸，以能夠在」牆內」生存為前提，完全沒有超出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範疇。 黨國當局對這樣一位為民請命的謙謙君子進行政治迫害，實在令人髮指。有關部門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中的惡法條款濫用到極處來折磨他。他先是被「指定地點監視居住」，單獨關押6個月；然後是正式刑事拘留37天，到2019年8月23日正式逮捕。正式逮捕之後，又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長「調查」，直到2020年3月23日才將案件移交檢察機關準備起訴；檢察院「準備」了近7個月，才於2020年10月7日送交法院準備開庭審理；法院又「準備」7個多月，終於在2021年5月27日開庭一審，一天之內就結束了，而且是不公開審理，不允許親屬、媒體或澳大利亞外交人員到庭旁聽。按照《刑事訴訟法》，一審結束之後，兩個月內就應做出判決，「至遲不得超過三個月」。但是，這部法律還規定：「經上一級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長三個月」；「因特殊情況還需要延長的，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對楊恆均的判決，已經一而再、再而三地延期，不知哪裡是盡頭。 三年的牢獄對楊恆均的身體造成嚴重摧殘。酷刑逼供主要發生在 「指定地點監視居住」 6個月期間，主要是剝奪睡眠、疲勞審訊和單獨監禁三種方式。本來是很健康的一條漢子，三年下來成了一個重病號，出現高血壓、高尿酸、頭暈眼花、四肢無力等癥狀，特別是肌酐指標迅速上升，有腎衰竭風險。 但是，楊恆均通過律師探訪和領事探訪兩個渠道帶出來的信息表明，他內心很強大，不屈不撓。他在口授的一封信中說：「我沒有犯罪，更沒有犯間諜罪。…… 推廣、普及、踐行法治、公平正義、社會公正、自由、民主的價值理念，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中國夢。我不會在任何勢力壓力下屈服。…… 我樂觀地等待我重獲自由的那一天，樂觀地等待自由降臨到每一個人身上的那一天，至死不渝。」在帶出來的言談中，他也一再感謝世人對他以及他的家人的關愛。 天佑恆均！天佑中華！ （全文轉自光傳媒）
習近平登基不久，我就發表《習近平的黨國情結》、《紅二代的信仰與認知錯亂》等文章，論述習近平代表中共內部最落後頑固的紅二代勢力，由於價值觀和認知上的雙重錯亂，蠻橫地倒行逆施，將中國從後極權社會重新拖向極權社會。在後來的《破解當下中國的極權主義回潮》等文中，我也指出，由於世道人心的變遷，中共黨國無法造就像紅二代那樣的紅三代權力網路和權力格局，因而無論紅二代如何折騰，都不會再有黨國極權從紅二代到紅三代的代際傳承。無可奈何花落去，中共極權黨國註定與紅二代一起灰飛煙滅。應光傳媒友人之邀，茲將一得之見再簡要申述如次。 紅二代之屬性與特性 人們已經觀察到，中共黨國紅二代集體接班，在國際共產主義陣營是頗為獨特之現象。蘇聯第一個共產黨國蘇聯，並沒有形成紅二代集體接班，蓋因蘇聯紅一代遭受斯大林近四十年連續系統之清洗，其上層被消滅殆盡，子嗣只有受牽連之禍而無承接權力之福。作為蘇聯傀儡之東歐幾個共產黨國，建政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土崩瓦解、未及傳到紅二代便「一世而亡」。朝鮮倒是推行紅色世襲之典型，但它是傳統帝制一家一姓之世襲，也沒有紅二代集體世襲。 筆者1989年在香港出版《農民意識與中國》一書，就已論述中國的共產革命是古今中外最大的一場現代農民戰爭，因而也論功行賞而形成古今中外最大的現代農民政權。滿腦子農民意識的中共紅一代權貴，自然會蔭至子嗣紅二代。紅二代這一概念有兩個不同含義和指稱。一個是生物學和血緣上的含義，也就是廣義上的紅二代，指中共「開國元勛」的所有子嗣。1949年開國之前參加「打江山」的父輩是紅一代，其子女便是紅二代。 另一個是政治學和社會學上的概念，也就是狹義上的紅二代，指的是那些黨國「功臣」的後裔們由利益紐帶和價值理念形成的特定政治派系。他們在價值理念上標榜共產主義正統，認同「確保紅色江山萬年紅」的「江山意識」、「理想信念」和「歷史使命」，認同集體世襲黨國權力的血統論。嚴格意義上的紅二代體現在價值理念層面，也就是他們自己所標榜的「紅色基因」、「紅色血脈」、「教育純正」和「思想純正」。當然，他們對「思想純正」的定義並不一致，大部分將「馬列毛」和「鄧三科」都視為純正，更加原教旨的一小部分則將「鄧三科」排除在外，只認「馬列毛」為純正。我主要是在第二種意義上使用紅二代這一概念。 這些紅二代也不乏「憂患意識」，但他們思考的不是如何使中華民族在市場化、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大潮中擺脫一黨專政的魔咒，脫胎換骨而完成現代化的偉業，躋身人類大家庭的正常成員。恰恰相反，他們最大的憂懼是「江山易姓」，是中國從一黨專政到憲政民主的轉型；他們的最大的心愿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經破產、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已然崩塌、覺醒的中國人民渴求人權民主的歷史條件下，守住風雨飄搖的黨國江山和統治特權。 紅二代之歷史軌跡 太子毛岸英在1950年就命隕朝鮮，既給紅二代「集體世襲」提供機會，也給紅二代之崛起造成障礙。毛岸英之死，使得其它家族有所顧忌，不敢輕易冒頭。紅二代在中共建政之初就享受各種特權，諸如特供商品、子弟保育院、子弟幼兒園、子弟小學、子弟中學等等。但是，直到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初興，紅二代中才以成立「紅衛兵」這一特殊方式登上政治舞台。1965年5月，當「五一六通知」剛傳達給省部級幹部的時候，紅二代就相應號召率先成立紅衛兵以掌握主動權。他們貼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對聯，並接受「自來紅」的稱號以區別於「自來黑」、「自來黃」、「自來白」。在「紅衛兵運動」席捲全國之後，紅二代們又牽頭成立「首都紅衛兵糾察隊」、「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等組織，以維護父輩黨政軍當權派的權威，並將文革導向對「五類分子」、「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等那些在以往的共產革命和歷次政治運動中所打擊的「階級敵人」。但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打倒劉少奇，並嚴厲教訓因為「大躍進」的災難而曾經對毛澤東有所不敬的所有幹部。在毛澤東的部署和指揮下，廣大黨政軍幹部在文革中被定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備受打擊，很多紅二代也跟著遭殃。 飛來橫禍並沒有促使紅二代們覺醒，最新覺醒的反倒是在文革中紅得發紫的紅二代之魁，他便是林副統帥的兒子林立果。林立果及其秘書於新野於1971年起草的《571工程紀要》，當時可謂石破天驚。這份文獻「惡毒攻擊」毛澤東治下的中國，一針見血、入木三分。它指出：「他們的社會主義實質是社會法西斯主義」；「他們把中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互相殘殺，互相傾軋的絞肉機」；「他（指毛澤東）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列主義者，而是一個行孔孟之道（毛澤東當時將孔孟之道定為反動思想 –引者），借馬列主義之皮、執秦始皇之法的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農民生活缺吃少穿」；「工人(特別是青年工人)工資凍結，等於變相受剝削」； 「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青年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等於變相勞改」；「紅衛兵初期受騙被利用，已經發現充當炮灰，後期被壓制變成了替罪羔羊」。不過，林立果策劃的政變被毛澤東、周恩來聯手粉粹，林氏父子喪命溫都爾汗，紅二代接班再次受挫。 1976年毛澤東離世之後，紅二代時來運轉。他們跟著被打倒的紅一代，在「撥亂反正」中紛紛重回廟堂、重獲特權，在「改革開放」中各顯神通、佔盡先機。但是，上個世紀由胡耀邦、趙紫陽在前台主政的八十年代，是一個思想大解放、民主思潮洶湧澎湃的時代，寒門子弟在「去極權化」的歷史進程中衝鋒在前，「太子黨」備受詬病和掣肘。到了1989年中國民主運動受到血腥鎮壓和摧殘，紅二代才在紅一代的刻意扶持下真正崛起。紅二代在當下中共黨國的權力格局中崛起，有結構性根源。中共黨國奉行政治忠誠優先的幹部路線，再加上專制傳統中的世襲觀念，使紅二代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天然優勢。經歷了幾十年政治鬥爭和動蕩，紅一代之間齟齬和宿怨甚多，卻有將權力傳給子嗣的共同願望。在當時所謂中國「雙峰政治」中輔佐鄧小平的陳雲，1989年六四大屠殺之後說過具有政治遺言性質的一句話：「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不然我們以後會被挖祖墳的」。 蘇聯東歐共產黨國政權的崩潰，對中國紅色貴族來說可謂天崩地裂。紅一代在驚魂初定之後，做出極為自私的系統部署，向他們的後代交班，以保住紅色江山。這種部署，使得紅二代在黨、政、軍及其央企國企中紛紛上位、佔據要津，形成強大的權力網路、掌控關鍵資源。曾慶紅、劉源、習近平、薄熙來、王岐山、俞正聲等紅二代骨幹，正是在蘇東劇變和中共血腥鎮壓「八九民運」並全面清洗體制內外的民主力量之後，躋身中共權力中樞。弔詭的是，鄧小平和陳雲的子女都選擇投身商海，而沒有進入政治權力中樞。 1991年9月9日，潘岳等人起草、以中國青年報思想理論部名義向中共元老提交了一份報告，題為《蘇聯巨變之後中國的現實應對與戰略選擇》。當時坊間將這份報告稱為「太子黨政治綱領」，它確實體現了紅二代當時的接班思路及中共黨國的政治路線。第一，它判斷「蘇聯事變主要是對中國造成巨大意識形態的深遠衝擊，但在其他方面，短期內尚不會有致命影響，不會出現大亂」。因而它建議中共要沉著應變，穩住陣腳、保住政權。第二，它提出要將民族主義揉進原教旨共產主義，藉助「中國特色」和「中國傳統」來強化中共的意識形態，而且在反對「和平演變」的戰略中，應重點突出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第三，最為重要的是，它提出中共的緊迫任務是實現「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不能繼續像革命黨那樣迎合民眾的「革命」要求、熱衷「群眾運動」，而是確立旗幟鮮明的統治者意識，堅決防範政府的改革演變成為民眾革命。 紅二代是擁戴習近平的中堅力量 從1989年之後紅二代作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嶄露頭角，到2012年紅二代正式掌控中共黨國最高權力，又經歷了20年的權力博弈。毛澤東將黨國極權主義統治推向頂峰，對社會所造成的破壞也最大。1976年毛澤東離世之後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乃是物極必反而「去極權化」，給中國社會帶來重要的結構性變化。毛澤東時代政治、經濟、文化等一切方面都一元化的極權社會，演變為政治上依然一元化但經濟和文化方面都已半多元的後極權社會。就幹部隊伍而言，為了適應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寒門技術官僚的地位迅速上升並被推上黨國最高權力的位置。「去極權化」過程中幹部升遷任免的制度化和程序化，也延緩了紅二代的升遷接班進度。更何況，紅二代集體世襲，和中國在「去極權化」過程中形成的自由民主思想和時代精神格格不入。 習近平能夠在政治角逐中入承大寶，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紅二代已經形成強大的政治勢力並強烈要求接班掌權。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能憑藉「重慶模式」在中國政壇掀起排空巨浪，顯然有朝野上下紅二代的緊密配合。劉源的心腹、同是紅二代的張木生當時狂妄地指責在位的胡錦濤、溫家寶「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顯然是抱著黨國主子的心態，認為他們作為長大成人的少東家，才真正有資格掌權來守護「黨的家業」。早在2011年1月，由清一色紅二代組成的「北京延安兒女聯誼會」，就以公開信的方式鄭重其事地向即將接班的習近平進言，「我們的父輩和革命先烈為新中國的建立付出了鮮血和生命，我們不能讓紅色的江山蛻變」。 當時紅二代整體上擁戴習近平上位。擁戴習近平的頑固派紅二代，有朝野之分。在朝堂擁有特權的紅二代頑固派，最熱烈地擁戴習近平鞏固既得利益並富國強兵；人生失意的紅二代頑固派，則是擁戴習近平報復貪官並延續紅色江山。令世人欷歔的是，這些頑固派紅二代曾為薄熙來搖旗吶喊，而在薄熙來落馬、習近平登基之後又大張旗鼓地為習近平的「中國夢」吆喝助威。甚至嚮往自由民主現代文明的紅二代開明派，也擁戴習近平，因為他們把習近平當成進一步改革開放的改革派。 開明派紅二代當時將習近平誤當改革派，實際上體現特定時局與機遇。2012年到2013年中共政權換屆期間國人的樂觀期待，既包含著人們的善良願望，也體現在當時中國所出現的政治變革和憲政轉型機遇窗口。當時，中國民間的維權運動和官府的維穩體制之對峙陷入僵局。薄熙來在重慶「唱紅打黑」、削弱法治、復辟文革的倒行逆施，受到自由主義知識界和當年開明派的共同抵制而敗北；由周永康主導的暴力維穩導致天怒人怨，因而這股頑固的維穩力量在政治上失勢。 薄熙來、周永康的倒台，朝野上下渴求憲政法治，憲政轉型成為熱門話題，自由主義憲政、儒家憲政和憲政社會主義等多種憲政思潮相互激蕩。當時朝野上下推進中國朝健康方向發展的願望，也曲折地體現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和十八屆四中全會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但是，很多人始料未及的是，習近平站穩腳跟之後，既不向左、也不向右，而是轉身向後、復辟極權主義。朝野上下初見端倪的憲政共識被擊碎，中國從後極權社會向民主社會轉型的大方向徹底逆轉。 紅二代的認知錯亂與習近平的極權復辟 紅二代所振振有詞、念茲在茲的「紅色基因」、「紅色血脈」、「紅色文化」，實際上充滿毒素。特別是中共1927年落草為寇、淪為匪幫之後，這些毒素逐步成型，在延安時期由毛澤東這位混世魔王集其大成。在這些毒素之中，最狠毒的部分包括通過「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消滅異己、剷除異端的馬列主義政治路線；定於一、用小人、任酷吏、立淫威、使陰招的專制權術；沒底線、黑吃黑的黑幫手腕；兵不厭詐、愚民弱民的騙術；以及盲目抵制外來先進文明的農民蒙昧主義。習近平所代表的紅二代頑固派遵奉毛澤東為教父、對毛澤東頂禮膜拜，自然也就從毛澤東那裡繼承這些帶有劇毒的基因和血脈，特別是痞子習氣、陰謀手腕和霹靂手段。 習近平成功登基之初，有兩個文本很能體現其執政理念。一個是2013年4月他通過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布的《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這份文件要求根除七大危險，其中包括「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中國基本經濟制度；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中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另一個是2013年6月軍方紅二代所製作的政治宣傳片《較量無聲》。該片由秦基偉的兒子、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秦天牽頭撰稿和編導，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總政治部保衛部、總參謀部三部、軍事科學院、社會科學院等單位聯合推出。它指責失去政權的蘇聯共產黨是「一個放棄了政治旗幟，放棄了理想信念，放棄了思想武裝和敵我意識，最終迷失了自己，也迷失了對手的政黨」，因而導致蘇聯解體；它指責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施行「政治轉基因」的戰略，在政治、文化、思想、組織社會五條戰線上全面滲透，試圖通過「和平演變」顛覆中共政權；它還指桑罵槐，暗示前兩任總書記江澤民與胡錦濤放鬆了政治警惕，使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得以用拉攏、收買、威脅、策反等手段將諸多中國官員及學者培植為代言人。因此，他們要求將治國理政的重心放在防止「和平演變」，實際上是要複製毛澤東時代的「反修防修」。 習近平登基以來，正是沿著紅二代頑固派的思路重整朝綱，竭盡全力鞏固和延續他們的「紅色江山」，向極權統治復辟倒退。最突出的表現有三個方面。 其一，從「集體領導」體制回歸領袖體制。習近平無功受祿、德不配位而全面接受黨、政、軍最高職務，個人野心隨之全面膨脹。他得寸進尺，迅速設立十幾個領導小組及委員會並自任組長和主席，架空政治局、政治局常委會和國務院。他不但制定不準「妄議中央」、其他政治局常委向他述職等新「規矩」，提出不倫不類的「四個意識」、」兩個維護」 等要求，以確保他「定於一尊」的地位，而且以「黑吃黑」 的方式運用不受制約的腐敗專制權力「打擊腐敗」，實際上任意行使對他人的生殺予奪之權以立威。更加無恥的是，他運作其跟班僕從肉麻地表忠勸進，將他的名字寫進黨章、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列入黨的指導思想、取消他的任期限制，徹底顛覆了「集體領導」原則，霸王硬上弓而成為貨真價實的獨裁者，還裝神弄鬼製造令人噁心至極的個人崇拜。 其二，藉助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話語，重建黨國意識形態的一統江湖。正是黨國意識形態那些似是而非的詭詐說辭和崇高話語，再度使「廣大幹部群眾」在迫害無辜或相互戕害時理直氣壯，也在極權暴政淫威中再度徹底毒化社會環境和風氣。 其三，重建中共重建專政黨凌駕於法律之上、任意干預社會一切領域的政治體制。習近平組建直接聽命於他本人、統領一切專政機構和控制機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黨政、立法、執法、宣傳各系統全方位協調行動，全面重啟極權專政授權作惡機制，授權酷吏黨棍對已具雛形的公民社會進行毀滅性打擊、對整個社會和互聯網實施全面管控，堵死中國向憲政民主和平轉型的通道。 習近平紅二代造孽作惡，那麼明目張胆、肆無忌憚，顯得那麼理直氣壯，既是因為他們的極權主義價值觀，也是因為他們一系列的認知錯亂（Cognitive Dissonance）。他們是黨國宣傳教育洗腦的精神產品，正是自幼接受的黨國宣傳教育洗腦，造就了他們畸形的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也就是他們掛在嘴邊的「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和方法」，充滿悖謬。他們明明在追求和維護等級專制特權，卻不停唱著「為人民服務」的高調並自我感動；他們明知中共建政是武裝奪取政權而從未經過民選授權，卻相信中共政權是「人民的選擇」；他們明知中共極權主義統治中國人民帶來奴役和貧窮，卻相信中共「解放」了中國人民；他們明知國民政府已實現民族獨立統一，卻相信中共給中國帶來獨立統一的說辭；他們明知中共立國之後將中國的傳統美德連根拔起，卻自命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他們明知中共政權打斷了中國向世界主流文明學習以及實現憲政轉型的歷史進程，卻自吹給中華民族帶來文明進步。他們自欺欺人、誤己誤人的種種悖謬，實在不勝枚舉。 紅二代的內部分化 共產主義極權黨國之生存，離不開政治清洗，全球共產主義政權都是如此，差別僅僅在於烈度和頻率。毛澤東自以為是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具雄才大略的有為之君，因而對中國人折騰更甚，包括十年文革那種中共政權也自認不諱的「浩劫」。這些跌宕起伏的政治清洗或政治運動，充滿血雨腥風。很多在血雨腥風倖存下來的紅二代，也與其他中國民眾一樣歷盡滄桑。因而，不管是政治地位和思想觀念，紅二代一直在分化之中。特別是中國從極權社會轉入後極權社會之後，人生選擇複雜多樣、信息來源異彩紛呈，紅二代的分化更加明顯。甚至有些紅二代主動放棄他們在青少年時期「社會化」所形成的思想觀念，通過學習和接受新的價值體系和思想觀念而完成「再社會化」。 紅二代中最有代表性的當然是死硬頑固派。習近平及其擁躉打手，以其紅色血統為政治資本、以紅色江山的正統繼承人自居、將統治特權視為天經地義、將延續中共的一黨專政視為歷史使命。與死硬頑固派勢同水火的是紅二代憲政派，有如鳳毛麟角。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完成了從共產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的思想轉變，比如義無反顧地公開為憲政鼓與呼的胡德平、胡德華兄弟，戴晴、高瑜、李大同等媒體人，以及任志強等商界人士和蔡霞等學界人士。接近憲政派但避免與頑固派正面衝突的是紅二代現代派，比如劉亞洲、馬曉力、秦曉、何迪諸人，以及已故的羅宇、陳小魯等人，他們明白不誤地擁抱普世價值和「現代性」，實際上認同現代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多元文化，但其政治訴求保持戰略模糊。紅二代中最糾結的是豪強派。他們起初支持習近平登基，為的是守護他們共同的江山。但是，習近平野心膨脹而定於一尊，與擁戴他掌權的豪強們確立君臣關係、掌控對豪強們的生殺予奪之權，就像當年毛太祖對他們的父輩那樣，這些豪強們覺得是可忍孰不可忍，暗地裡咬牙切齒。習家在中共黨國權貴家族之中本來只是旁支小宗，當今卻大權獨攬，受排擠冷落的豪強大族忿忿不平，也在情理之中。當然，紅二代中人數最大的是逍遙派，包括數不清的商海游魚和置身事外的閑雲野鶴。 紅二代與中共極權黨國一起被歷史淘汰而無法傳權於紅三代 按照陳雲的說法，「權力要移交給我們的孩子」才安全。問題在於，當今之勢，紅三代已決不可能像紅二代那樣集體世襲黨國權力。這也就意味著，中共黨國勢必終結於紅二代，紅二代的垂死掙扎終歸徒勞。 前文提到，紅二代之崛起，是打下江山論功行賞的軍功集團壟斷了社會資源，蔭及子嗣。因為文革以降對血統論的衝擊，也因為後極權和半市場經濟條件下所形成新的機會結構，紅二代儘管能夠在各個系統佔據要津並形成強大的權力網路，卻無力讓他們的兒女複製這種權力網路。而且，他們的兒女所接受的是跟他們迥然不同的教育，在歐風美雨的浸潤中成長，價值觀念、知識結構和認知模式都有別於父輩，嚮往自由自在的現代生活方式而缺乏繼承極權主義紅色江山的內在強烈衝動。 實際上紅三代很少涉足政壇，毛新宇、李小鵬就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了。在商界發財的紅三代倒不乏其人，諸如李小琳、曾偉、鄧卓芮等，但他們飽受物議，影響力無從談起。其他進入公共視野的紅三代代表人物，如習明澤、薄瓜瓜、鄧卓棣、葉丹丹、朱和平、彭宇，也根本不成氣候。平心而論，即使紅三代有繼承紅色江山的心愿，中國社會也不容他們像其父輩那樣呼風喚雨，中國的仁人志士與文明世界都會有效阻擊紅三代集體世襲。 歸根結底，中共極權黨國已是違反世道人心之異類，早就完全喪失了政權正當性或合法性。中共建政在程序上沒有經過民選，因而從未具備現代政治意義上的民主合法性。正因為如此，中共才會長期封殺對它的批評和揭露，不斷編造中共使中國獲得獨立和統一、使中國人民翻身得解放之類的彌天大謊來構建它的「政績合法性」。當中共愚民政策所造就的廣大民眾愚不可及而普遍相信中共謊言的時候，當廣大民眾缺乏權利意識的時候，當廣大民眾都沒有通過民主選舉程序來落實「主權在民」原則的時候，罪惡滔天的中共政權就仍然穩如泰山。但是，自從文革結束後中國進入後極權社會以來，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具備了權利意識，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前赴後繼為自由民主而奮鬥，中共政權便深陷合法性危機而不能自拔。中共政權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並且成功寄生在世界資本主義肌體上求生存，也只是緩解合法性危機而無法克服合法性危機。 習近平被稱為「總加速師」，我不同意這種說法，因為習近平的極權復辟顯然延緩了中國中國憲政轉型的進程。但是，稱習近平為「總加速師」，也反映了一個事實，那就是習近平的倒行逆施加深了中共合法性危機、加速了世人對中共的拋棄、加速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離心離德。就內政而論，且不說習近平處處突出政治、全面強化黨對經濟的控制以及對私營經濟的打壓，使本應通過進一步市場化改革注入新活力的中國經濟反而雪上加霜，他柄政以來中國經濟持續不斷的大面積滑坡，傷害了億萬民眾的利益而怨聲載道。也不說習家軍對中國公民社會斬草除根式的摧殘和對互聯網水銀瀉地般的控制，使中國追求人權民主的進步力量與他不共戴天。就連習近平自鳴得意的反腐運動，也早就被世人識破只不過是運用專制權力以黑吃黑、通過選擇性反腐剷除異己的伎倆。外交方面同樣不堪，導致中國在世界上舉目無親。習近平大肆揮霍的「大撒幣」外交造成國庫空虛而沒有收買到像樣朋友；習近平咄咄逼人的「戰狼外交」，不顧國際輿論對台灣的恐嚇和在香港、新疆、西藏等地的人權侵害，以及對新冠疫情的刻意隱瞞，在全球引起公憤；習近平明目張胆的「人質外交」，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鄙視。面對復辟極權統治而對普世價值公開宣戰的習記極權黨國，主要民主國家不得不放棄30年來的掛鉤（engagement）戰略，重建世界民主聯盟與共產專制對壘。 習近平紅二代已經走上窮途末路，而且習近平紅二代之後再也沒人有意願和能力維持中國現在這種權力格局。如果要避免玉石俱焚、同歸於盡，唯一的選項是各派政治勢力共商國是，實現憲政轉型。與其窩囊殉葬，何不絕地反擊放手一搏？在這種大勢所趨的憲政轉型中，紅二代中也許還會有幡然醒悟、擁抱憲政將功贖罪的真男兒。
澳大利亞智庫報告指出，當地華文媒體出現主動自我審查的情況，理由是員工擔憂北京報復，以及在中國運行的數碼傳播平台被刪致經濟受損。專家認為，儘管這些傳媒體並非中共大外宣，但對當地華人影響負面，又指澳大利亞一眾「老粉紅」、「小粉紅」的精神狀態與「牆內人」並無兩樣。 周三（9月29日），澳大利亞智庫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發布審視當地華人社區新聞格局的報告，指出澳大利亞的華文傳媒因擔憂失去市場份額和懼怕北京的報復，從而進行新聞閹割和自我審查。 報告指出，澳大利亞的中文媒體儘管在價值選擇上可能更支持澳大利亞政府而不是北京的政策，但受訪者承認他們在新聞內容和編譯過程中存在自我審查。他們強調這不意味著與北京保持無條件的一致立場或認可中共的政治行動和意識形態。 悉尼科技大學教授馮崇義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認為，除中共大外宣媒體，這些自稱並不與北京站在同一意識形態陣線、並號稱希望促進華人融入主流社會的澳大利亞中文傳媒，在報道時選擇自我閹割，會對本地華人帶來非常可怕的影響。他指，澳大利亞一眾「老粉紅」、「小粉紅」的精神狀態與「牆內人」並無兩樣。 馮崇義說：這個已經變成澳大利亞中文媒體常規動作，它們不敢得罪中國政權。這個危害性就是阻擋中國人正常的再社會化過程，哪怕就是身體已經出來了，但是整個思想還是生活在中共製造的那個精神世界裡頭，他們的思想跟中國牆內的人會一模一樣，就是讓他們這批人跟本地社會格格不入，「小粉紅」、「老粉紅」就是這種洗腦的結果。 馮崇義也表示，澳大利亞政府已經意識到中文傳媒問題所在，但在「新聞自由」的基本價值和法律保護下，對這種自我審查也很難有好的對策。 馮崇義說：它是利用這邊的新聞自由、法律對言論的保護，在一定意義上講澳大利亞的政府是束手無策。澳大利亞政府還有這邊的制定《反外國乾乾涉法》的這些人，曾經想努力出錢辦另外一些媒體來爭奪輿論陣地，但是官方操作上有很大困難，政府其實也撥不出很大的錢來，政府想從源頭上治理這個問題就有很多實際的困難。 洛伊研究所的這份報告得到澳大利亞政府的資助。報告考察了自2020年以來在澳中關係緊張的背景下逾500篇華文傳媒報道，並採訪了資深業界人士。涉及的傳媒包括《澳洲日報》（Daily Chinese Herald）、《澳洲新報》（Australian Chinese Daily）和《今日傳媒》（Media Today）。 受訪的三家傳媒的專業人士都表示，來自中共當局的審查風險影響了他們對中澳關係的報道。 自我審查成為傳媒機構風險管理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種情況在《澳洲日報》和《今日傳媒》尤為嚴重，因為他們在中國大陸做了數碼化推廣，包括在中國設立了微博帳號、微信公號、建立新聞App等。假如它們對中共當局的批評聲音越過適度範圍，就會被刪除內容、或刪號等懲罰，這會造成傳媒機構重大的經濟損失。 另外，報告發現，澳大利亞的中文傳媒很少原創內容，大多是翻譯澳大利亞主流傳媒的報道。有很多譯者來自中國大陸。自我審查就在這個過程中發生，因為傳媒高管擔憂其在中國的員工、家人遭報復，也害怕北京施加的懲罰影響其經濟收入。 澳大利亞華人前議員胡煜明向自由亞洲電台表示，這三家受訪傳媒在性質上與那些中共出資、控制的大外宣中文傳媒有很大的差異，但除了考慮員工及家人安全因素，很多傳媒選擇為經濟利益而自我閹割。作為抗衡，胡煜明表示，曾與澳大利亞政府人員進行過研究，探討對不懼怕北京的獨立傳媒提供支持是否可行。 胡煜明說：有一些媒體自我閹割、自我審查是為了錢，要做生意嘛！如果他們不聽中共的話，這個下場已經擺到那裡了。希望有真正獨立的媒體出來，會得到有關部門的支持的。如果要做真正的獨立媒體，牽頭的人必須要不怕北京！ 洛伊研究所的報告中同樣也提出類似的政策建立，呼籲澳大利亞政府或行業對中文傳媒加以資金支持，建立自己的新聞數據傳播平台等，以幫助他們減少對中國的依賴，提高報道的獨立性。 另外報告也也建議澳大利亞傳媒監管機構加強監督，以減少中文傳媒通過數碼平台向移民進行宣傳的風險。 澳大利亞有120萬華裔，早前洛伊研究所的一項調查發現，四分之三的華人移民通過網路閱讀中文新聞，逾半數的澳洲華人閱讀中文報紙。
2月27、28日，旅居澳洲的中共政權受難者代表、積極推動中國走向民主的反共人士以及澳洲議員、中國問題專家等彙集首都堪培拉日落別墅酒店（Sundown Villas），舉行為期兩天的研討會，與會者回顧中共建政後犯下的種種罪行，呼籲世界認清中共本質及中共對自由世界的威脅，並推動澳洲國會制定相當於美國的《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Global Magnitsky Act）並敦促各國政府針對中共官員實施類似的制裁，大會的最後通過表決正式成立了「中共政權受難者澳紐地區聯盟」。 該稱之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受害者：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由新組成的中共政權受害者澳紐地區聯盟主辦、藏人行政中央駐澳洲辦事處負責協助籌備，來自澳洲各州的中國民運人士和藏、維、蒙、港、台、法輪功等團體的代表近70人出席，同時還邀請了澳洲政要、中國問題專家及越南共產主義受害者團體代表等參加致辭。另外，澳洲聯邦自由党參議員Eric Abetz和紐西蘭民主平台負責人陳維健通過視訊進行了發言。 澳洲國會參議員Eric Abetz表示，這樣的研討會非常有意義，他相信這次會議將是眾多聲音中的一個。「我們要確保共產主義罪惡得以揭露、自由得以獲勝。」他說。「遭受中共迫害的人有千千萬萬，我們需要站在他們這一邊，為受壓迫者說話。」 Abetz還說，中共用經濟脅迫澳洲和其它國家，要求對其侵犯人權的行為保持沉默，然而我們不能沉默。「世界上所有的經濟利益都不能動搖我們的主張」。 當選為該新聯盟主席的馮崇義教授表示， 「這個聯盟有兩大目的，第一個是加強各個不同社區受難者之間的團結，建立一支聯合的力量；第二個是通過聯盟來把受難者的聲音傳播出去，讓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的政府和公眾更深地認識中共政權的邪惡和它對世界的危害。」 新聯盟主席馮崇義教授。（圖：看中國） 澳大利亞維吾爾人協會發言人Mehmet Celepci表示，中共是一股反人類的邪惡力量，他們在新疆地區，犯下了種族滅絕罪，許多人失去了生命、還有許多人被迫絕育、孩子被帶走、家庭被拆散、社會被破壞，中共做了大量的思想灌輸。他支持不同的受害團體要聯合起來，並呼籲澳洲政府與美國一樣，認定中共犯下種族滅絕罪。 澳大利亞昆士蘭自由國家黨議員George Christensen、Charles Sturt大學公共道德系教授 Clive Hamilton 、藏人行政中央駐澳洲辦事處代表拉巴措果、香港學生代表、民運代表以及法輪功團體代表均發表了演講，每個人都以各自所在的團體為基礎，講述中共當局對各群體的迫害。他們希望通過揭露中共的邪惡，以贏得澳洲在內的世界各國政府的關注和支持，讓自由的曙光早日降落在中國的大地上。 本次研討會召集人、藏人行政中央駐澳洲辦事處華人事務負責人格桑堅參先生即將前往台灣赴任藏人行政代表，他表示，非常高興在臨行前能推動形成這樣的一個聯盟，讓中共受難者聯合起來，共同反對中共獨裁暴政，這是一個非常有歷史意義的舉動和作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