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慘案走過三十七周年
2026 年 6 月 5 日
路透社近日报道说，在分析了中国官方数据后，发现中国2024年经历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银行合并浪潮。中国近年爆发房地产行业危机，加上经济长期低迷，许多小型银行因贷款增长放缓和不良贷款激增而受到重创。 中国金融系统2025年的内部挑战 中国小型银行合并浪潮只是中国近年来应对经济问题的最新例子。纽约独立评论人士张杰律师认为中国的金融系统在2025年仍然面临四项重大挑战，包括房地产泡沫，消费紧缩，地方债务和失业率居高不下。张杰律师曾经于1984年至2007年在武汉服务于中国工商银行，熟稔中国金融制度。 张杰指出，无论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还是民营银行，它们的利润都在下降、不良资产都在上升。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必须有核心资本的要求，不良资产太高极易诱发系统性风险。“这个是一个大事。这也是让习近平或者是中南海睡不着觉的事，”张杰说。 房地产业的衰退造成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路透社报道说，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小银行积极向房地产开发商和地方政府融资工具提供贷款。官方数据显示，去年第三季农村商业银行的坏账比率达到3.04%，几乎是整个银行业1.56%的两倍。 针对失业率的问题，张杰告诉美国之音，“失业问题如果解决不了，还会不断的攀升。虽然中国政府说当前的失业率为17%，之前也有学者说达到了46%。而按照我的估计应该是达到了大概50%。也就是说每两个就业人员里面就有一个可能处于失业的状态。这个形势的确非常严重了。” 新华社1月25日的报道说，中国经济仍然充满“韧性和底气”。放在全球坐标中观察，5%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增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一年的经济体量。报道援引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的话说，“综合近年来多数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我国现阶段经济潜在增长率仍然保持中高速水平。” 中国金融系统的非经济挑战 在张杰看来，中国金融系统在2025年也面临非经济因素的困难。在政治上，共产党对银行自主经营的干扰造成银行业走回头路。他解释说，中国金融系统经过改革以后，已经逐渐开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但是现在重新沦为“党和政府的钱袋。”在社会福利上，张杰认为缺乏妥善的社会福利导致人民不敢消费而引发通货紧缩。 张杰认为外资撤离中国也将是2025的一大问题。他指出，中国过去几年抓间谍和不断打压民营企业，使得资本外流。因为资本有两个特征：一是趋利，哪里可以赚钱就往哪里跑；二是资本最怕风险，哪个地方出现风险它就会迅速撤离。 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9.9%；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同比大跌27.1%。中国人民日报近日在头版发表题为“外资有没有大规模撤离中国”的文章，强调中国市场已“今非昔比“，“部分没有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撤出”，只有快速反应跟上中国市场变化的外资企业才能成功。 张杰说，即将进入第三年的俄乌战争也是中国的金融系统的潜在麻烦。他说，如果北京拒绝与华盛顿和欧盟合作停止暗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和欧盟会不会联手对中国的金融系统进行制裁，比如将其踢出SWIFT系统。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中国金融体系就真的是遇到了大麻烦。 “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能否提升经济？ 从2024年开始，北京就接连推出经济刺激方案期望提升景气。今年1月3日到4日，中国人民银行召开工作会议，宣布2025年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刺激国内需求和拉动经济增长。资深金融从业者张杰说，中国央行这一举措是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政策密切相关的，是为了响应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经济工作会议。张杰说，中国央行在2025年伊始就推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因为“目前的经济形势，借用口头语来说有点托不住了，”他说。 新华社报道说，在“适度宽松”的取向下，货币政策空间进一步打开，明年降准降息皆可期。同时，针对房地产、消费等领域，央行也有望推出新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 资深金融业者张杰认为是由于早先的经济振兴方案并未奏效，适度宽松货币政策成为最新的尝试。他说，“但是很诡异的是，无论怎么刺激它，这个就像有有功力的人一样，经济状况不为所动。这个就很麻烦。中国的经济这种低迷的状态决定了中国的央行必须要出手，通过所谓的适度宽松的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增长。” “适度宽松”的四个可能动作 张杰表示，中国央行如果实施适度宽松政策可能需要至少采取四个动作。第一个是降准降息：所谓“准”就是存款准备金，而“息”就是利息，这样才能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否则没有流动性，企业没有资金就无法扩大生产。降准降息也是为了保障金融总量的稳定增长。其次要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政府高额的债务纾困。 第三个是要防范、化解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指的就是房地产领域的风险；第四个还是要继续开放、吸引外资。另外，要扩大内需，就要鼓励消费。 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在2024年已经两度下调了利率，最近的一次是去年9月底，将基础利率从1.7%降到了1.5%。英国《金融时报》的分析认为，中国优先考虑利率调整的作用，适度宽松政策的出台力度不小，意义也很大，它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出现了重大的转变。 不过，张杰对中国是否能放弃贷款增长的量化目标仍然持质疑态度，他认为目前的经济局势仍然充满不确定性，还不能用完全的理性去看待中国金融的问题。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经济危机是一个大众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价暴跌、物价上涨、失业、物资短缺等等。 不过事实上，上述这些情况，都是经济危机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问题早已悄然发生。只不过，作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并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 在透明度不够的经济模式下，这种情况会更加严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经在发生经济危机却浑然不觉，直到生活无以为继。 那么经济危机究竟是怎样在早期酝酿的呢？ 首先要理解经济危机的成因。从表面上来看，经济危机是因为房价等资产价格缩水暴跌，或者银行流动性出现风险，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说，经济危机的成因是贫富差距过大、经济结构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当一个国家出现贫富差距太大和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时，经济危机就已经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发生了。 那么为什么有时候我们普通人没有看到经济危机的现象呢？ 是因为政府的干预。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从货币政策到财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缓经济危机的进程，减弱它的损害，并且利用这个时间差，去挽救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所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本身并不促进经济增长，它们只是一种延缓问题发生的“阻滞剂”。经济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发展去解决，要靠生产力的提升和经济循环的健康程度去解决。 中央集权国家相比小政府国家，会有更多的手段去进行这种阻滞，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权力干预，去指挥企业做一些事情。尽管这看起来很违背经济规律，但确实可以起到阻滞的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强力的外部阻滞，却无法停止经济规律本身的运作。因为人不可胜天，经济规律自己不会消失，它还在人力的压制下悄悄运转。 好的情况下，在干预过程中经济结构完成修复，重回健康循环。 坏的情况下，总有那么一个临界点，是外力无论如何都无法继续干预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经济危机现象，正式发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经济危机，除了政府的干预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为经济危机的前兆往往是隐藏在深层次的数据之中，而非作为一种宏观现象出现。比如说银行的一些内部数据明显出现了问题，或者房地产市场出现了数据方面的重大隐患，还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这些数据一般人接触不到，或者接触到了也不知道意味着什么，只有非常懂经济的专家才能理解。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家们即便知道了，也不会说出来。因为专家往往要受到权力的干扰，也要考虑舆论影响，他们可能至少说出来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况下，经济学家、专家们的想法也会过度乐观，他们本身就被周围的环境和气氛所影响了。 在美国电影《大空头》当中，华尔街几位眼光独到的投资鬼才在2007年美国信贷风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过做空次贷CDS而大幅获益，成为少数在金融灾难中大量获利的投资枭雄。 这场由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动荡引起的金融危机，于2007年8月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最终在2008年9月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是一场典型的有预兆经济危机。从2001年开始美国的房价就一直处于稳定的上升期。于是投资银行们普遍过度乐观，认为给信用不好的人放贷也不会有很大的风险——即便违约，只要把房子收回来再卖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润的刺激下，投行联合银行和信贷机构发放了更多的“次级债”，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贷款。 对于发放贷款的银行和信贷机构来说，因为金融衍生品（抵押贷款债券）的存在，它们认为贷款风险已经转移给了投资银行们，所以也有恃无恐。 《大空头》的主人公，就是那个发现了危机根源的人。因为他去查阅了所有的贷款人的原始资料。 他发现，其中居然有高达50%的借款人没有任何资料，也就是说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财产证明、收入证明、征信等资料。 再加上后续的一系列调查，于是调查此事的投资人们果断做出决定，做空次贷债券！ 尽管次贷危机的表象是华尔街投行的贪婪，但背后的根源远不止此。那种在经济增长时期、信用扩张时期泛滥的自信，才是经济危机的心理基础。 另外，美国经济本身的结构性问题，表现在了房价下跌上面，成为次贷危机的导火索。 因为，如果没有房价下跌这件事，次贷的游戏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从业者接受采访声称，没有人认为美国房价会整体下跌，所以才愿意押注次贷没有风险。 但经济规律就是这样无情，当危机已经在悄悄蔓延时，乐观的情绪却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种傲慢，摧毁了高风险的投资链条。 恒大的故事则是另一种隐藏的风险：在行政权力监管缺位甚至助长之下，集体乐观情绪让人们忘记了危机的前兆。 恒大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就是两点： 1、一路绿灯的贷款审批，让恒大可以无限度地获取融资。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国外评级机构警告恒大的财务状况有问题，需要谨慎对待，但没有人管这些，甚至认为这是“境外势力唱空”。在接下来的十几年，恒大依然源源不断地获取巨额贷款。监管部门无视金融纪律，大开绿灯。 2、房地产的过度繁荣、对经济增长不会减缓的过度乐观，导致了相关投资者的大意。作为贷款方，坚信房价只会涨不会跌，所以愿意承担高风险去获利；作为普通人投资者，坚信恒大的极度繁荣可以长久，于是去投资恒大的理财产品。 在恒大最风光的那几年，有谁能想到风险已经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产“涨价去库存”的热潮下，大家抢购房子还来不及，谁又能去担忧房价会跌呢？ 但是回顾历史就会发现，从2010年左右，对房地产泡沫的警告声就不绝于耳，对全社会的过度杠杆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声音。 作为专家，他们可能掌握着更多的真实资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坚称“城镇化尚未完成”，“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还很强”等等，继续推高房价。 警告的钟声，早就在不断地敲响，人们却充耳不闻。 作为普通人，当然是最后才知道的：当他们看到房价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愿承认房价下行期来了；当他们失业、降薪，当开店的人没有客人光顾，他们才意识到“消费降级”这个话题原来跟自己也有关。 普通人后知后觉，实属正常。然而作为知道真相的精英阶层，为何没有去及时冷却狂热和修补那些隐患呢？ 其实经济下行本身并不可怕，它只是资产泡沫出清和去杠杆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经济下行期，依然没有真正强力的改革措施，从根源上重塑信心、让经济的肌体走向健康。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开发商接连破产后，中国房市今年笼罩在烂尾楼愁云中，几乎天天都有业主上街抗争，哭诉一生积蓄恐化为乌有、甚至活不下去的艰难。有经济学者因此呼吁，政府兜底保交楼，以免约两千万受害家户引爆社会动荡。但也有金融学者反对这种全民买单式的解方，因为若更多地产商恣意破产，政府要收拾的烂摊子恐是无底洞。 对中国受薪阶层而言，买房是他们穷尽一生积蓄才能有的“中国梦”，但这一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家户恐会梦碎，尤其是买到烂尾楼的业主们，他们或消极望楼兴叹，或积极上街维权却反被视为暴民，许多人跌入人间地狱的心声只能透过社媒诉说。 望楼兴叹，我未来的家呢? 一位抖音号叫“住进烂尾楼的快乐生活”的河南业主12月1日就重回楼盘现场并拍摄视频称:“一年了，我的楼依然是没有动工……，希望我的房子不管以什么情况，都能尽快复工，早日住上我未来的家。” 为了住进这未来的家，更多烂尾楼业主选择抗争并上传视频，盼获关注。例如，山东荷泽市的“金都华府三期”楼盘已烂尾两年，百位业主11月22日聚集售楼部，敲锅抗议，哭喊“还我家园”。而上海松江区奥林匹克花园三期楼盘的大量业主11月18日则围绕当地派出所，要求警方释放一名早前被抓捕的维权业主。 在四川成都，“山河玖璋”的业主11月20日齐聚楼盘现场，“请求政府，协助复工”。这372位是当年摇号产生的幸运儿，本预计明年底入住新房，现楼盘却因开发商的债务纠纷而遭法院查封，让他们急得像热锅蚂蚁。 一位业主在微信群哭诉：“我孩子要读书，每月还着6000(人民币)的房货，付着2500(人民币)的房租，还有每年四万的幼儿园费用！真是压得透不过气！请政府帮帮我们！” 但据美国之音向该区城市建设局征询的结果，目前主管机关仅能要求前后期开发商就债权纠纷协商，“每两周向山河玖璋业主代表报告进度”。换言之，政府能做得并不多。 美国之音透过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私信近20位烂尾楼业主，但无人愿意受访，两位分处上海和北京的代理律师也拒访，北京律师辗转告知:“司法局将此类案件定性为敏感类集体诉讼”，禁止律师受访，当事人更不敢接受外媒采访。 另类烂尾楼? 除了烂尾，楼盘品质欠佳也是开发商长年遭诟病之处，形成中国另类的烂尾楼问题。 据《封面新闻》11月6日报道，贵州省正安县御熙苑小区的800多户业主，近日被要求搬离住了10年的房子，以配合“危房整治”，但当地政府未出示危房鉴定报告，开发商也仅提供总计10,500元人民币的搬迁和半年过渡费，让不少业主心生质疑，更无法接受这样的“霸王条款”。 一位不愿具名的御熙苑业主告诉美国之音，她月收入不到3000元人民币，还要续缴按揭三四年，根本无余钱出去租房子，且开发商仅提供半年费用，也未承诺后续赔偿，因此，她拒绝搬迁，除非政府以正常市价收购她的房子。 另一位御熙苑业主也告诉美国之音，连同周边其他前期楼盘，如“东方之城”业主，已有约2000户同意搬离。他说，虽然他去年刚缴完按揭，但小孩还在附近学校就读，因此他也拒绝搬迁，而且楼盘既已成危房，他要求省政府所属的开发商“就地拆房、还房，并补偿装修费”，他说:“一套房是一辈子的积蓄，(一次性补偿几千元)怎么够?” 烂尾楼业主有多绝望? 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搜集各大社媒的零星视频统计，自2022年6月至今年9月，已总计有近1900件业主和建筑工人的维权事件，月均数持续攀升、且于8-9月达高峰，每月都有50-70件的烂尾楼业主抗争事件，可见中国房市问题之严重。 “异言网”驻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Kevin Slaten)说，根据视频片段研判，虽部分业主偶有挡路、挡车的阻碍行为，但多数都属和平抗争，不过，高达四分之一的视频仍出现警察打人或拘捕的暴力场面。 他说，面对偏高的警察打压概率，业主仍持续抗争，代表他们处于极度绝望的困境。 史凯文长期研究中国社运，他说，烂尾楼业主未来是否持续抗争?各地业主会不会串连，形成规模更大的全国性社会运动?目前还很难判断。他还说，不同于去年底的白纸运动，政府只须解除清零封控就能纾缓民怨，今年的烂尾楼问题积重难返，且民怨也横跨各收入阶层，北京政府短期内恐难找到解决方案。 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烂尾问题导致整个社会受影响，这种问题从一个政策的角度，你(中共)很难用一个很简单的手段去解决，(这)社会问题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他还说，这样的社会不稳定情绪，对重集权、维稳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必然对其政权带来威胁。 野村证券：烂尾楼恐多达2000万套 烂尾楼问题已持续多年，但中国官方至今未有任何相关统计，让外界难一窥其全貌。 据日本野村证券香港分公司提供给美国之音的研究报告，该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保守预测，全中国于2015-2020年间烂尾的楼盘面积约有20亿平方米，相当于2000万户，若以50%的完工率及每平米3000元人民币的建造费来计算，开发商恐需3.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完工保交楼，他说，即便央行近来已向房企释出5500亿人民币的贷款纾困，但后续仍有2.7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 陆挺认为，中国房市问题无法靠商业银行贷款救市，他于11月27日发布报告称:“北京恐须扮演最后的出资方角色来挽救房市，保交楼。” 他直言，北京若不愿兜底保交楼，烂尾楼问题明年恐危及社会稳定。反之，则可提高建材和建筑工人的需求，刺激房市并促进金融稳定。 陆挺也肯定，北京近几个月来推出多项房市刺激方案，包括“认房不认贷”，让部分城市二套房的首付款由七、八成大降至四成，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传出正在草拟一份50家房企的白名单，以提供无担保贷款，唯房企白名单传闻传了一个多月，都未获官方证实。 李楠:政府兜底救问题房企恐引发道德危机 但上海金融学者李楠反对政府兜底救问题房企，她说，预付房款本属闭环控制，专款专用以确保交楼，除非遭房企不法挪用。因此，目前陷烂尾危机的数十家房企恐都犯了违法挪用资金的欺诈行为，应依法依规将现有资金和资产优先用于“保交楼”，不应把责任推给政府。 她说，保交楼是对的政策，至于房企以高杠杆操作财务所衍生的其他金融债则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李楠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叫得凶的、叫得狠的房企，大多是那些之前以高杠杆、高风险运作的，政府没有理由兜底。因为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兜底、进行了扶持以后，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危机。” 道德危机指的是，一旦政府为问题房企兜底，所有房企必然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高风险运作，因为若破产了，可以把财务烂摊子再丢给政府。 她说，对于政府而言，厘清站在谁的根本利益上是合理处置该问题的核心，是站在人民群众、还是开发商的根本利益？还是站在平事儿、不出乱的地方政府政绩角度？她认为，只有站在维护公平有序的商业规则和市场秩序的角度，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李楠说，市场化的处置应是，针对房企违法行为追究相关法人的刑事责任，查没其所有非法所得私人财产，房企破产后，交由其他正常营运的业者来收购并盘活这些烂尾的不良资产，这才是最公平合理的作法。 她说，1997-1998年间，广东省出现大量的烂尾楼就是以不良资产的方式处置，虽然耗时长达十几年、二十多年，但最终都步上正轨。 二手房市的金九银十热能持续吗? 在官方推出“认房不认贷”的政策后，一位不愿具名的两岸房产仲介商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各地二手房的买气微幅回升，包括9-10月也呈“金九银十”热。 她说，各中国分店表示，下半年的来客数比上半年好转，虽然多数买家出手谨慎，购屋情绪仍普遍低落，且在房价走跌的预期心态下，多有杀价空间。 据中指研究院12月1日发布的统计，全中国百城新建住宅11月的均价比10月略涨0.05%，比去年同期也走涨0.08%。但百城二手住宅的均价已连续19个月下跌，较去年同期的跌幅也扩大至3.21%。 展望明年的中国房市，这位房仲经理说，端赖中国经济复苏的力道，目前看来，难有乐观的条件。尤其她说，烂尾楼的处置可能得耗时5-10年，其中，一线城市烂尾楼的盘活概率较高，但部分三、四线城市的烂尾楼“恐成废墟”。
今年初秋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个月后房市的反应是，二、三、四线城市房价持续下降，连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也降价一到两成。最近大型资产管理公司中植集团宣布“严重资不抵债”，它的投资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恒大、碧桂园暴雷那样冲击买房户的信心，但中植濒临破产，压住了非银行金融机构（保险、证券、信托类）的活跃度，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动性似乎被冻住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救不起来？答案是，因为“债毁中国”。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相关的内容很多，我将分上下篇来分析。 一、房地产的潜在客户濒临枯竭 过去20多年来，中国的房价涨了25倍，为什么房地产公司却亏得一塌糊涂？原因在于，债毁房地产业，恒大负债2.58万亿人民币，碧桂园更多。但民营房地产公司的巨额负债，比起中国居民的买房负债，其实只是九牛一毛。 由于房地产是中国过去20年来的经济支柱，而房地产业现在的衰微又与居民购房能力不足直接相关，所以，考察中国房地产的潜在购房户状况，才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国14亿人，按家庭户数来看是5亿户家庭，但并非所有这5亿户居民都想在城市里买房。因为，居住在乡村的2亿户农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们基本上不需要、也没能力进城购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约3亿户居民的钱袋，就是房地产市场的购买力极限。 进一步来看，9亿城市人口当中，5亿是流动人口，或者是半流动型（即人口调查时确定为人户分离），这5亿人多半没有购房需求。扣除了9亿城市居民中的5亿流动或半流动型人口，只有4亿城市居民是潜在的住房购买者。而这4亿城市居民里，能够借房贷购房的，也只是年龄在30岁到50岁的人口，因为50岁以上的人离退休不远，未必能有偿还30年房贷的条件。根据人口普查的年龄构成来计算，4亿城市居民里，30岁到50岁的人口约占一半，即2亿人，相当于7千万个家庭。从银行的调查中发现，现在从银行申请贷款的居民已经达到1亿户了，其中主要是申请了房贷。也就是说，城市家庭当中，虽然现在能够贷款买房的不到7千万户（这其中包含了已经还清贷款的家庭或不需要买房的家庭），但在银行里仍有房贷债务的达到了1亿户；换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员现已超过50岁了，但还背着房贷没还清。 这样的分析说明了一点，20多年的房地产狂潮，早已把潜在的房地产客户吸空了；而现在及今后潜在的住房需求户，只能是随着年龄自然增长而又事业有成的一个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过置换房产来改善居住条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产价格下跌、从中赚一把的投机客。这个结论说明了一点，中国的房地产趋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难免。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房地产狂潮之后，必定是房产价格和房地产业务明显下跌。房地产被中国政府选定为经济支柱，其功能很明显是阶段性的；等到房地产客源萎缩，这个支柱就垮下来了，然后便带动整体经济持续下滑。 二、城市家庭负债沉重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贷款额达到了80万亿。申请过贷款的1亿户家庭当中，户均负债80万元。当然了，申请房贷的家庭，多少会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负债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资产），就是家庭的净负债。这个数字反映出家庭今后的财务困难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资的潜在意向。 统计学用平均数来代表一个群体的数值，但前提是，数据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态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处于偏态分布当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数家庭的资产数量很少，而拥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家庭占少数；用数据图来表示，就是横轴上显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线，在靠近原点的位置非常高，然后曲线贴近横轴向右方延伸很远。偏态分布中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干扰用平均数所作的统计推论，因为少数富裕家庭的数据会拉高平均值，造成统计推断的偏差或失误。 胡润研究院今年3月发布的《2022胡润财富报告》显示，在中国，拥有600万以上金融资产的“富裕家庭”，只有518万户。由此推断，中国的3亿户城市家庭当中，金融资产比较多的不过占1.5%而已，而绝大多数家庭并没有多少金融资产。 “富裕家庭”的金融资产，绝大部分是股票、债券或其他理财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会放在银行的存款户头里。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资产越少，投资股市、债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银行的可能性则越大。 因此，笔者用居民家庭的银行存款，来估计他们的家庭金融资产，可以大体上排除极少数“富裕家庭”金融资产的影响。因为，金融资产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钱财，多半是银行存款，这样的家庭所组成的群体之财产分布，会比较接近统计学理论上的常态分布（即钟型曲线）。 到今年10月底为止，中国居民的银行存款总额是134万亿，全国5亿户家庭，户均存款25万，其中的2亿户农村居民的户均存款很少。那么，那1亿户申请了贷款的，其家庭存款总数大约是25万亿，而贷款总额是80万亿，净负债大概是55万亿，平均每户净负债55万。目前中国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万元，户均可支配收入为14万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于偿还房贷本息来估计，那户均所欠的55万元净负债，还需要13年才能还清。 也就是说，从城市家庭已经非常沉重的债务负担来看，中国的大多数城市家庭已经再也没有举债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价格已平均贬值20%，也不会带来大量住房需求；何况各行业的薪资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论，中国的房价可能继续贬值；而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好不起来了。由于居民的购买力被房贷重负压制，而房产价值又不断下降，现在城市居民们更关心的是尽量加快偿还贷款，同时不愿多消费。 三、各级政府债台高筑 所有的经济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当一个国家的债务大到再也还不起的时候，经济就没救了，中国当下就是如此。中国到底现在各行各业、各级政府的总债务是多少？从来没人算过这笔帐。按照国际惯例，要估算中国的总债务，就需要参考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这个分析框架是把整个经济分为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这四大部门。 上文已经分析过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在这一节里分析政府部门的债务状况。关于这个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换届看财政》已经介绍过，地方政府的债务高达88万亿，中央政府的债务2022年底是26万亿，合起来是114万亿。2023年显然又有新的债务叠加上去了。 这些硬债务都是必须到期要还的，但各地政府还能够偿还吗？显然是不可能了。因为，2022年全国31个省市，除了京、沪、晋、粤、苏、鲁这6个省市以外，剩下的24个省市，债务都相当于年度财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债务负担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债务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只是两级政府财政部门所欠下的债务，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并不止于此。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有大量由这两级政府拥有的国有企业。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级国有企业里，许多是巨无霸型垄断大企业，比如中国铁路集团、联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业集团、兵器装备工业集团、航天集团、造船集团等等，每个集团公司都下属几十乃至上百个企业。地方的省市一级也有数达上万的国有企业，多半是地方政府视为摇钱树的企业。 央企级大企业集团统一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国有企业由地方政府的国资委管理。逻辑上，这些国有企业如果欠债难还，应该由国资委作为所有者来负责偿还。但各级国资委其实只有所辖国企的管理权和主要负责人任免权，却没有自己的财源去偿债。 照道理，国资委作为一级政府的国企管理机构和政府所有权的代表者，其下辖国企的债务，理应由同级政府的财政部门偿还。而事实上，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里，根本就没有替国企还债的项目；也就是说，国企的债务，财政部门既还不起，也从来没打算还过。因此，国企的债务是一个迄今为止在中国从未讨论过的债务陷阱。 四、国有企业债务黑箱 联合国的国民核算体系把金融企业（如银行等）与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不涉及金融的企业区分开来分析，因此就出现了一个非金融企业这样的范畴。如此区分的原因是，金融企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不能与非金融企业混在一起对比。本节所谈的都是非金融企业，均简称企业。 如上节所述，企业因所有权不同，有国有和民营之别。国有企业当中，除了大量军工企业之外，许多国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国企虽然有很多小股东和机构股东，但国资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权始终在上市国企中居于控股地位，行政上国企也只听从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业，当然就有用于运营的资产（包括固定资产、库存和金融资产），同时也有债务。企业的资产到底应该如何估值，取决于它的经营状况，如果企业常年连续大规模亏损，那它的资产就会贬值。但是，企业资产贬值的情况下，企业的负债仍然必须偿还，如果资不抵债，这样的企业就属于行将破产的状况。 然而，如果企业是国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许它破产。比如，中国铁路集团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国铁集团”）的财务决算显示，去年亏损696亿元，今年继续亏损，该公司的负债已经超过6万亿。现在高铁通到全国，但没一条线路赚钱。过往唯一的一条赚钱的线路是京沪之间的高铁线路，但这条线路今年开始也赔钱了。很显然，中国铁路集团根本就无法偿还债务了；何况，它因为连年亏损，所欠银行债务越来越大。它只是靠国有银行不停地输血，才能够活下去。 日本的国有铁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经如此，日本政府随即开始了JR民营化。日本的经济结构是私营企业大而多，国有企业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个地区公司，分别完成了民营化。 日本的办法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大而多，民营企业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而且，央企都属于战略型行业，政府不肯放手，而这些央企也大得卖不掉。这样一来，国有企业所欠债务，政府不打算还，就只能永远挂在国企的账上，这就形成了国企的债务黑箱。 五、国有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关于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数额，有一个估计，国有企业的债务大概占全部非金融企业债务的九成以上，而私营企业的债务只是一小部分。至于私营企业的负债，其中主要是私营房地产企业欠债，总债务约20万亿。 那国有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刚公布了《国务院关于2022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其中说，2022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总额340万亿、负债220万亿。其中央企的资产总额109万亿，负债总额74万亿。 这些债务，不管是贷款还是债券，都是要还的，那不是资产还很多吗？其中的花样就在于，债务是硬的，资产是软的。为什么资产是软的？因为两个原因，其一，资产在会计上都是按购进价或者投资数额算的，不作资产价值重估，所以，这个账面数的资产是靠不住的。比如。国有企业普遍涉入房地产炒作，那它们现在持有的房产，按照市价已贬值20%了。 另一个原因是，资产必须能够交易，才能变现，但中国央企的资产实际上是无法交易的，找不到买主。为什么？就算中共打算拍卖国有央企，但中国的私营企业买不下，因为国有央企都太大了。国有央企大约是1百家，单个企业集团的平均资产规模达到1万亿，有哪家民营企业能拿出那么多的现金，买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况，民营企业会想并购军工企业吗？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领域吗？此外，央企还有一个财务黑箱，那就是，其中的军工集团因涉保密，其资产、负债和财务数据从不公开。因此，无法判断这些企业的负债状况到底如何。 基于以上原因，我做一个保守的估计，即地方国企的垄断性低，资产规模相对较小，其债务尚可通过部分民营化来化解一些，央企则基本上无法这样做。现在央企有70万亿债务，这些巨无霸集团无法依靠自身财力来偿还，中央财政又从不编列偿债预算，这种局面将长期维持下去。为什么中央财政不编列为央企偿债的预算？因为数额过大，中央财政目前的债务是26万亿，而央企的债务是中央财政债务的数倍。 事实上，央企除了发行债券以外，其债务的主体部分是欠银行的贷款；而央企的存续靠银行用新贷款维持。这个问题就牵涉到国民核算体系里金融部门的债务问题了，我将在本文的下篇分析，并给出一个中国总体债务的估计，以及为什么国企的这第二次债务危机度不过去了。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多家官方媒体报道称，由于担心恒大的债务危机可能波及更广泛的金融行业，中国北方河北省沧州市的沧州银行发生了挤兑潮。这家银行门前储户排队取款的场景被迅速上传至社交媒体，引发了网络关注。当地银行官员呼吁，希望民众保持冷静。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中国官方媒体第一财经周三援引了该银行的一名官员的话称，沧州警方逮捕了“多名涉嫌散布谣言的人”，声称该银行因与恒大有关而遭受现金短缺。 这家负债累累的房地产巨头在2021年出现债务违约，目前正陷入困境。恒大集团上个月宣布其创始人兼董事长许家印因涉嫌犯罪被拘留，引发了人们对该公司数十亿美元的重组计划可能失败的担忧，这可能导致该公司被迫清算，债权人可能会遭受巨额损失。 据第一财经报道，该银行在入口处张贴了市政府的声明，向公众保证他们的存款是安全的。声明中写道：“（我们）敦促金融消费者做出理性判断，避免因谣言而损失存款利息。”这份声明似乎是周一由沧州市政府签署并盖章的。该银行表示，他们的运营“稳健”，储户受到国家存款保险计划的保护。 截至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储户参与了银行挤兑，也不清楚他们提取了多少资金。 沧州银行成立于1998年，主要由市财政部门控股，在距北京约100英里的整个地区设有分支机构。该银行拥有约3000名员工，截至9月底总资产达2,465亿元人民币（约340亿美元）。 据报道，在中国，银行挤兑并不常见，因为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到政府严格控制，并得到国家信贷支持。然而，近年来，由于房地产危机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坏账增加，一些规模较小的贷方也发生了此类事件。去年春天，中部河南省的六家农村银行数千名储户的账户被冻结，引发了数千名储户的抗议。和平示威数周后遭到地方官员的暴力镇压，省当局将这次事件归咎于金融欺诈，逮捕了200多名嫌疑人，并承诺向储户退款。
继恒大、碧桂园暴雷后，中国房地产巨头中骏集团也紧随其后。中骏集团4日发布公告称，由于未能依据2021年3月22日签订的银团贷款协议支付已到期的本息，总额为6100万美元，因此该公司的4笔境外优先票据，合计约18亿美元，将自10月5日起暂停交易。 在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和碧桂园等公司相继爆发债务危机后，上海房企中骏集团于4日发布了债务违约的公告。 中骏集团表示：“中骏集团未能按照2021年3月22日签订的银团贷款协议支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共计6100万美元。未支付的贷款导致了公司境外美元优先票据的违约事件。” 中骏集团申请自10月5日起暂停交易的4笔境外债券包括：2024年4月到期的7.375%优先票据、2024年9月到期的5.95%优先票据、2025年5月到期的7%优先票据、2026年2月到期的6%优先票据，总计本金18亿美元，具体恢复交易时间将另行通知。 中骏集团成立于1987年，总部位于上海，在2010年2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并且连续7年入选《财富》中国500强，在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名列前茅。 至于陷入债务违约的原因，中骏集团表示，自2021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房地产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加之经营环境恶化，融资困难，导致许多民营房企面临资金流动紧张的局面。因此，该集团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流动性资金压力，包括加速房地产销售、延长债务偿还期限、争取新的融资来源、推动资产处置以及严格控制开支等。
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当中共的“东升”、“崛起”转化成军备扩张之后，中国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至于因为冷战而彻底消失。与此同时，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事实上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 一、21世纪全球安全格局的变化 如果说，上个世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冷战中的相互较量，牵连到北半球许多国家的国际关系，那么，本世纪的美中关系已经变成了影响当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从中国在2020年初派出海军舰队到中途岛海域演习开始，中国持续的扩军备战和对外扩张意图日益明显，加上中国不断出动海空军围绕台湾四周海域展开威胁，一场由中共点燃的冷战，事实上已经形成。 中共的意图不仅仅是企图统一台湾而已，也不仅仅是设法控制南海、为威胁美国的战略核潜艇构造“深海堡垒”，它的触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岛国，包括试图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靠近澳大利亚的达鲁岛修建永久性海军基地。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对外扩张意图，在东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也展开了相应的应对型部署。虽然双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战这个词汇，但是，一种类似上个世纪美苏冷战的新世界格局已经出现，把相关国家的关注点陆续吸引到这个方面。 最先做出反应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国防预算，加强了对日本的西南列岛之防卫措施；随后，澳大利亚与美国、英国开始合作建造潜艇，以应对中国从南海出发、日益活跃的潜艇活动；接下来，韩国开始与美国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菲律宾也加强了美菲防务配合。种种迹象表明，过去几年来，中共紧锣密鼓的扩军备战，已经改变了越南战争后从东亚到南太平洋长达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时也改变了美中两国自建交以来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国不得不投入军力，来防范任何可能动摇东亚及南太平洋和平稳定的企图。 而另一方面，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步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并且成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现了全球的“世界工厂”称号。那么，世界经济对中国的依赖，究竟会有助于世界和平和稳定，还是经济全球化会间接地帮助中国实现其对外扩张的野心？或者两问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存在冲突 本世纪的美中关系与上个世纪的美苏关系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异是，经济全球化之下，美中两国之间出现了互相的经济依存。过去几年来，虽然在区域防务方面，美中两国的军事对垒从不停步，经济技术方面，中国大规模盗窃美国技术的攻防也持续演进，但在投资和贸易领域，两国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似乎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美中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这不仅是相关国家政府必须优先考虑的事项，也是在中国的外企和希望对中国大量出口的外国企业不得不担忧的问题。 当年的美苏冷战，是双方基本上在经济隔离状态下的对抗，美国选择应对方法比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关系是一种新的格局，但新格局并不总意味着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图与经济全球化直接冲突，而美国的国家安全与企业的经济利益也发生了某些矛盾。 当中共的武力扩张和对外强势姿态让周边国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时候，他们担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军事威胁，也担心区域关系紧张，可能导致海上货运的中断；此外，与中国有经济来往的国家，也会担心出口减少和本国公民在中国的处境。但中共似乎并不介意周边国家的这些担忧，北京事实上曾表现出一种“绑架”经济全球化布局的企图。 数年前，中国的媒体经常强调，“世界工厂”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国如果想继续获得“中国制造”的产品，或者让“世界工厂”购买各国的矿物和农产品，就必须顺从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场，否则会在经济上吃大亏。这种“绑架”经济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为了报复澳大利亚政府对北京的批评，曾经一度禁止澳大利亚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北京试图用经济压力来展现自己的强势。 中共习惯于用物质主义的立场来理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国际关系，却忽略了经济全球化布局本身对低风险的高度要求。中共误以为，外企和外国政府都只在意一时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这种利益考量当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杠杆”来利用。但事实上，经济全球化布局是跨国公司决策的产物，而这些决策最关心的不是一、两年内的利润，而是供应链的稳定、货源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制造的东亚不安全局面，构成了动摇经济全球化布局的客观效果。 三、全球供应链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经济全球化的供应链原来确实是以“世界工厂”为重心；而过去十多年来却陆续发生了成本导向的产业链外移和风险导向的产业链重新布局。如果说，17年前的外企撤资，主要是成本驱动的，那么，过去几年来的外企撤资，则与风险飙升直接相关。 早在十七年前，由于工资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为主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企业（比如制鞋、服装、玩具等）开始迁出中国。当时中国政府提出的应对方针是“腾笼换鸟”，希望继续引进高科技外企来继续强化“世界工厂”的国际地位。但最近几年外企撤资的动因，成本已经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回避供应链风险，却成了重点考量，因为中共的对外扩张战略使东亚地区的局势日益紧张。当中共把经济崛起与军事崛起直接挂钩时，全球供应链的安全风险自然就会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总统大幅度提高中国对美出口的关税，本来是想要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低价倾销商品、又频频侵犯美国的知识产权的做法。这种策略并非真正的经济对抗，其实可以在协商谈判中解决双方的分歧。但是，中共采取了软泡硬磨的办法，始终不肯承认并终止盗窃美国技术的大规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从中国进口大量商品的美国跨国公司，对白宫施压，逼美国行政当局放弃关税制裁；而美国公司那时也希望继续维持中国供应链。可以讲，关税问题并没严重冲击经济全球化的中国布局。 然而，当中共摆出了增强武力、威胁台湾的强硬姿态之后，跨国公司终于意识到，在商业上把中国视为长期盟友的战略，到了不得不调整的时候了。因为，一旦中共的军力增强以后，跨国公司不得不随时面对中共制造紧张局势情况下自己的供应链可能被切断的严重困境。所以，以出口为主的跨国公司，现在纷纷在筹划替代供应链，也就是供应链分散化。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完全关闭在中国的工厂；但是，这些公司也在其他国家组建同类产品的生产线，一旦建成，跨国公司的订单就会从“世界工厂”分流转移。这就是中国的出口持续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间相互经济依存的质变 美中经济关系长期以来存在着高度的相互经济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经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上离不开中国，因此，中国可以予取予求，即使军事和外交上摆出强硬姿态，西方国家也只能妥协让步。这就是所谓的“东升西降”论的思考逻辑。但是，当“东升”、“崛起”落实到军备扩张之后，对外军事威胁所造成的国际风险，必然迫使西方商界开始扭转观念，许多外企为了自身商务活动的安全，采取了疏离中国的措施。 此外，中国经济开始衰退之后，中南海对国内经济架构四大板块（财政、银行、企业、家庭）严重的债务负担估计不足，而不少企业（比如恒大、碧桂园等）濒临破产时无法偿还外债，势必严重动摇中国的国际金融信誉，结果吓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资者。 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双边贸易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西方投行对中国的金融投资，以及大企业在中国设立技术研发中心，曾经是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的重要环节。但是，随着美中两国在国家安全方面的对立日益明显，以中共作为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感受到了高风险，因此开始逐步关闭它们设在中国的研发机构；而中国经济衰退造成了民营企业拖欠外债和无力偿还，让从事对华金融投资的西方投行看到了严重亏损的高风险，因此，它们对中国的金融投资迅速收紧。 这就使得中国在出口下滑的同时，又失去了来自西方的巨额金融投资（参见笔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国金融外资断流》（上篇与下篇））。这两大因素的影响叠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动人民币贬值的推手。虽然中国的央行可以让商业银行抛出库存的外汇储备来买进人民币，却只能短期内暂缓人民币贬值的趋势，因为商业银行的外汇储备所余不多，缺乏长期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能力。 从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国投入了一万三千亿美元的证券投资；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汇来源，人民币汇率也不过五年内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从2021年的高点贬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日渐趋紧，拉抬人民币汇率的力道会越来越弱。可以想象一下，今后人民币还会有升值空间吗？对外企来讲，人民币的贬值趋势将压缩外企在中国经营的盈利空间，这会进一步产生“汇率驱离外资”之效。 华尔街对中国市场的金融依存逐渐终止，以及大企业对中国高科技研发的利用逐渐撤除，意味着美中经济的相互依存开始发生质变：“推手”离场，只剩下以中国内销为主要经营目的之外企继续在中国维持下去，如此便出现了商场上的“西撤东衰”。不过，美中之间的相互经济依存并不会终止，它只是从举足轻重渐渐变成聊胜于无。 五、21世纪美中关系的实质是经济依存中的对峙 今后美中关系的特征，既不是单纯的军事上之冷战态势，也不是单纯的始终紧密之经济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种经济依存中的对峙。军事上的冷战态势不会因为经济依存而停止，经济依存也不会因为冷战态势而彻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冷战被启动后就存在着不可逆趋势；而经济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结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国公司对中国销售市场的依赖，当这样的跨国公司看清了冷战可以制止热战的本质之后，它们会尽可能长久地利用中国市场，其利用长度取决于利润空间。但是，每当中共在境外制造一次局部冲突，这些留在中国的外企就会受到一次震动；而它们对自身财产和利润汇出的担忧，也无时无刻不在干扰着它们的神经。 另一方面，中共摆出了对外威胁的架势之后，以美国为首的东亚国家就不得不做好应对。事实上，中共除了加紧练兵以外，还在加快其核武库的扩充，试图用核威胁增强自己对美国的战略恐吓。这样，美国也只能加强防范北京核威慑的防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尤其需要通过外交手段，与北京保持沟通，以避免任何突发事件造成的冲突升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冷战双方都需要随时保持外交沟通，越是局势动荡，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测对方的最终意图。当年美苏冷战从未引起双方的交火，其中的关键原因就是，美苏都明白，彼此某种程度的信任之建立与维持，是各自国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准备上压制对手，则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当1969年中苏双方军队发生边界战争之后，苏联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打击北京，但最后仍然主动派出总理柯西金，以途径北京的名义，与中共展开机场谈判，设法降低双方军事冲突的热度。这就是苏联从美苏冷战中学会的冲突防范策略之运用。中共虽然点燃中美冷战不过几年，现在也在学着使用这样的策略。 就美国而言，美中之间经济上某种程度的依存，同时也构成了对中国的羁绊。中共在经济衰退大势既定的情势下，经受不起脱离经济全球化的沉重压力，因为中国已经无法依靠本国资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铁矿石这些基础战略资源以及饲料和油料这样的重要农产品，都必须依赖进口。所以，中共会希望保留现存的对外经济依存关系，同时也依然寄希望于西方投资的重新进入。正是这样复杂的国际关系，将决定未来美中之间那既谈判又威胁、既冷战又经济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1.目前对许家印的众多声讨，一个集中火力点，或显明或潜在是在抨击“资本无序扩张”。每次看到“墙倒众人推”的现象，不免让人多思考一些。任何一个地产商，到一个城市拿地投资，都不可能离开行政审批与监管。一段时期内的地产神话，也一定与该时期内的制度偏好高度相关。因此，恒大作为宇宙第一房企破灭，表面看是一个企业的问题，根本是制度环境问题。权力与资本不是两张皮，而是公权力监管下的资本运作。如何理解权力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制度问题。 2.许家印本人和那些年疯狂的煤老板一样，地产模式和传统采煤逻辑一样，没有创新技术含量，一个是不断借钱找工人盖房子，一个是不断雇挖煤工不断开口子。这一类型的“企业家”的财富密码，主要是和掌握决策权的人之间的身份关系。这种传统熟人社会的亲缘逻辑，虽然可以转化为合乎程序的官员绩效与财政收入。本质是赤裸裸权力的游戏，只是分工不同，许家印只是一个符号。这可以对比像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他们企业创造利润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创新技术，成为价值创造的引擎。企业的生命力在于创造，而非依附于权力，制度性套利。而地产模式，只是在不断汲取民力，以往人们上交皇粮国税，现在做牛马同样是如此。 3.由此许家印本人不属于社会精英，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富可敌国，关于他个人成功的神话写成了很多畅销书。他发财之后的表现，像极了入主南京城的洪秀全。最大限度的释放权力欲与情欲，美女歌舞团相伴，极尽奢靡的享受。回头看他没有为社会创造出财富，却增添了宇宙级的债务。恒大涉及到的债务，背后是那些烂尾楼业主接盘，那些与恒大有直接业务合作，又无法兑付的中小企业接盘。债务违约需要许多人透支未来进行偿还，没有法律强制力追偿，就是明抢而已。有很多人撑不到未来，因为银行不会为这些人开绿灯，不然银行就会资金链出问题。即便许家印采取了强制措施，这些追债人的声音，也不会予以公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资金兑付的情况下，稳定就是最重要的。这真是很大的困境。 4.许家印不是孤例，恒大也不是一家。这个符号具有很强的风向标作用，如何处置许家印，是一个棘手的难题。当然从他被采取强制的时刻，长达两年的各方利益博弈已经告一段落，大体是已经有了方向。在此之前的华夏幸福、融创，此后的碧桂园、富力等等，罪与非罪之间如何平衡，将会影响整个地产市场参与者的投资行为。不确定性成为制度的特点，因此人们拿潘石屹与许家印做比较，来反映企业家敏感度的问题。我觉得更值得考虑的是制度对于普通人的敏感度，最近那首《大梦》很火，那些掏空几代人积蓄，却只能在烂尾楼里看烛光的家庭，该怎么办？有的人可以背井离乡，有的人却将生命的全部家当托付给了“合法经营”的地产，这是多么悲惨的讽刺。 5.制度问题，是一个发展理念问题。谈到制度，总有一些砖家叫兽，充满了傲慢与虚伪，他们如果看一看此刻恒大模式的坍塌，不知还能不能继续油腻。当然这些人只要眼前利益，哪管洪水滔天。近二十年地产发展模式的问题，是通过合法制度，将风险转嫁给了中下层普通人，同时依靠透支中下层廉价劳动力，来供养一部分人的奢靡享受。以所谓商品房预售制为例，购房者是绝对的弱势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是孤立无援的个人博弈地产雇佣的“法务团队”，法律从现实生活来看，并不服务于普通人。出现烂尾楼后，多是自认倒霉。这种缺乏公民参与规则制定的制度，必然成为禁锢人的牢笼，是非常值得反思与改进的。一点不值得虚无缥缈的优越。我们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建造了高楼大厦，人们却没有居住的能力，或者干脆没有完成交易，更别谈幸福的个体生活。 6.制度风险源于短视。对于普通人而言，在大时代里最大的幸运，可能是避开与恒大这类的企业产生交易。人们也会侥幸，这一次没有成为制度牺牲品。其实不然，巨额债务最终是需要国民分担，会反映在菜市场的菜价上和工资卡的数额上。因此，每个人是有责任，去进行制度反思的，保持高度敏感性，将制度与个体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一个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关心公共政治的人。制度才会有向公正的方向转变的可能。而非相反，只想成为“人上人”，是非善恶全不重要。如此困局，未来怎么办？这的确值得每个人感慨。 （全文转自密林中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