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媒記者涉情蒐友台政要被起訴 創捷克首例
2026 年 6 月 4 日
路透社近日報道說，在分析了中國官方數據後，發現中國2024年經歷了史上最大規模的農村銀行合併浪潮。中國近年爆發房地產行業危機，加上經濟長期低迷，許多小型銀行因貸款增長放緩和不良貸款激增而受到重創。 中國金融系統2025年的內部挑戰 中國小型銀行合併浪潮只是中國近年來應對經濟問題的最新例子。紐約獨立評論人士張傑律師認為中國的金融系統在2025年仍然面臨四項重大挑戰，包括房地產泡沫，消費緊縮，地方債務和失業率居高不下。張傑律師曾經於1984年至2007年在武漢服務於中國工商銀行，熟稔中國金融制度。 張傑指出，無論是中國四大國有銀行還是民營銀行，它們的利潤都在下降、不良資產都在上升。根據巴塞爾協議，銀行必須有核心資本的要求，不良資產太高極易誘發系統性風險。「這個是一個大事。這也是讓習近平或者是中南海睡不著覺的事，」張傑說。 房地產業的衰退造成銀行不良資產的上升。路透社報道說，在過去的十年里，許多小銀行積極向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融資工具提供貸款。官方數據顯示，去年第三季農村商業銀行的壞賬比率達到3.04%，幾乎是整個銀行業1.56%的兩倍。 針對失業率的問題，張傑告訴美國之音，「失業問題如果解決不了，還會不斷的攀升。雖然中國政府說當前的失業率為17%，之前也有學者說達到了46%。而按照我的估計應該是達到了大概50%。也就是說每兩個就業人員裡面就有一個可能處於失業的狀態。這個形勢的確非常嚴重了。」 新華社1月25日的報道說，中國經濟仍然充滿「韌性和底氣」。放在全球坐標中觀察，5%的增速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經濟增量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一年的經濟體量。報道援引中國國家統計局局長康義的話說，「綜合近年來多數機構和學者的研究結果，我國現階段經濟潛在增長率仍然保持中高速水平。」 中國金融系統的非經濟挑戰 在張傑看來，中國金融系統在2025年也面臨非經濟因素的困難。在政治上，共產黨對銀行自主經營的干擾造成銀行業走回頭路。他解釋說，中國金融系統經過改革以後，已經逐漸開始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但是現在重新淪為「黨和政府的錢袋。」在社會福利上，張傑認為缺乏妥善的社會福利導致人民不敢消費而引發通貨緊縮。 張傑認為外資撤離中國也將是2025的一大問題。他指出，中國過去幾年抓間諜和不斷打壓民營企業，使得資本外流。因為資本有兩個特徵：一是趨利，哪裡可以賺錢就往哪裡跑；二是資本最怕風險，哪個地方出現風險它就會迅速撤離。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24年中國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同比增長9.9%；但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卻同比大跌27.1%。中國人民日報近日在頭版發表題為「外資有沒有大規模撤離中國」的文章，強調中國市場已「今非昔比「，「部分沒有跟上中國市場變化的外資撤出」，只有快速反應跟上中國市場變化的外資企業才能成功。 張傑說，即將進入第三年的俄烏戰爭也是中國的金融系統的潛在麻煩。他說，如果北京拒絕與華盛頓和歐盟合作停止暗中支持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美國和歐盟會不會聯手對中國的金融系統進行制裁，比如將其踢出SWIFT系統。如果發生這種情況，中國金融體系就真的是遇到了大麻煩。 「適度寬鬆」貨幣政策能否提升經濟？ 從2024年開始，北京就接連推出經濟刺激方案期望提升景氣。今年1月3日到4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工作會議，宣布2025年將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以刺激國內需求和拉動經濟增長。資深金融從業者張傑說，中國央行這一舉措是與中國共產黨和國家的政策密切相關的，是為了響應去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經濟工作會議。張傑說，中國央行在2025年伊始就推出「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是因為「目前的經濟形勢，借用口頭語來說有點托不住了，」他說。 新華社報道說，在「適度寬鬆」的取向下，貨幣政策空間進一步打開，明年降准降息皆可期。同時，針對房地產、消費等領域，央行也有望推出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資深金融業者張傑認為是由於早先的經濟振興方案並未奏效，適度寬鬆貨幣政策成為最新的嘗試。他說，「但是很詭異的是，無論怎麼刺激它，這個就像有有功力的人一樣，經濟狀況不為所動。這個就很麻煩。中國的經濟這種低迷的狀態決定了中國的央行必須要出手，通過所謂的適度寬鬆的政策來刺激經濟的增長。」 「適度寬鬆」的四個可能動作 張傑表示，中國央行如果實施適度寬鬆政策可能需要至少採取四個動作。第一個是降准降息：所謂「准」就是存款準備金，而「息」就是利息，這樣才能保持整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否則沒有流動性，企業沒有資金就無法擴大生產。降准降息也是為了保障金融總量的穩定增長。其次要提供金融支持，為地方政府高額的債務紓困。 第三個是要防範、化解重點領域的金融風險，指的就是房地產領域的風險；第四個還是要繼續開放、吸引外資。另外，要擴大內需，就要鼓勵消費。 為了刺激經濟發展，中國人民銀行在2024年已經兩度下調了利率，最近的一次是去年9月底，將基礎利率從1.7%降到了1.5%。英國《金融時報》的分析認為，中國優先考慮利率調整的作用，適度寬鬆政策的出台力度不小，意義也很大，它標誌著中國貨幣政策出現了重大的轉變。 不過，張傑對中國是否能放棄貸款增長的量化目標仍然持質疑態度，他認為目前的經濟局勢仍然充滿不確定性，還不能用完全的理性去看待中國金融的問題。
在很多人眼中，經濟危機是一個大眾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價暴跌、物價上漲、失業、物資短缺等等。 不過事實上，上述這些情況，都是經濟危機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問題早已悄然發生。只不過，作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並不能知道真實的情況。 在透明度不夠的經濟模式下，這種情況會更加嚴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經在發生經濟危機卻渾然不覺，直到生活無以為繼。 那麼經濟危機究竟是怎樣在早期醞釀的呢？ 首先要理解經濟危機的成因。從表面上來看，經濟危機是因為房價等資產價格縮水暴跌，或者銀行流動性出現風險，但是從最根本上來說，經濟危機的成因是貧富差距過大、經濟結構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當一個國家出現貧富差距太大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時，經濟危機就已經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發生了。 那麼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普通人沒有看到經濟危機的現象呢？ 是因為政府的干預。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從貨幣政策到財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緩經濟危機的進程，減弱它的損害，並且利用這個時間差，去挽救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 所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身並不促進經濟增長，它們只是一種延緩問題發生的「阻滯劑」。經濟問題最終還是要靠發展去解決，要靠生產力的提升和經濟循環的健康程度去解決。 中央集權國家相比小政府國家，會有更多的手段去進行這種阻滯，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權力干預，去指揮企業做一些事情。儘管這看起來很違背經濟規律，但確實可以起到阻滯的作用。 問題在於，這種強力的外部阻滯，卻無法停止經濟規律本身的運作。因為人不可勝天，經濟規律自己不會消失，它還在人力的壓制下悄悄運轉。 好的情況下，在干預過程中經濟結構完成修復，重回健康循環。 壞的情況下，總有那麼一個臨界點，是外力無論如何都無法繼續干預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經濟危機現象，正式發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經濟危機，除了政府的干預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為經濟危機的前兆往往是隱藏在深層次的數據之中，而非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出現。比如說銀行的一些內部數據明顯出現了問題，或者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數據方面的重大隱患，還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這些數據一般人接觸不到，或者接觸到了也不知道意味著什麼，只有非常懂經濟的專家才能理解。 但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專家們即便知道了，也不會說出來。因為專家往往要受到權力的干擾，也要考慮輿論影響，他們可能至少說出來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況下，經濟學家、專家們的想法也會過度樂觀，他們本身就被周圍的環境和氣氛所影響了。 在美國電影《大空頭》當中，華爾街幾位眼光獨到的投資鬼才在2007年美國信貸風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過做空次貸CDS而大幅獲益，成為少數在金融災難中大量獲利的投資梟雄。 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動蕩引起的金融危機，於2007年8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並最終在2008年9月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次貸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有預兆經濟危機。從2001年開始美國的房價就一直處於穩定的上升期。於是投資銀行們普遍過度樂觀，認為給信用不好的人放貸也不會有很大的風險——即便違約，只要把房子收回來再賣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潤的刺激下，投行聯合銀行和信貸機構發放了更多的「次級債」，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貸款。 對於發放貸款的銀行和信貸機構來說，因為金融衍生品（抵押貸款債券）的存在，它們認為貸款風險已經轉移給了投資銀行們，所以也有恃無恐。 《大空頭》的主人公，就是那個發現了危機根源的人。因為他去查閱了所有的貸款人的原始資料。 他發現，其中居然有高達50%的借款人沒有任何資料，也就是說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財產證明、收入證明、徵信等資料。 再加上後續的一系列調查，於是調查此事的投資人們果斷做出決定，做空次貸債券！ 儘管次貸危機的表象是華爾街投行的貪婪，但背後的根源遠不止此。那種在經濟增長時期、信用擴張時期泛濫的自信，才是經濟危機的心理基礎。 另外，美國經濟本身的結構性問題，表現在了房價下跌上面，成為次貸危機的導火索。 因為，如果沒有房價下跌這件事，次貸的遊戲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機後一些金融從業者接受採訪聲稱，沒有人認為美國房價會整體下跌，所以才願意押注次貸沒有風險。 但經濟規律就是這樣無情，當危機已經在悄悄蔓延時，樂觀的情緒卻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種傲慢，摧毀了高風險的投資鏈條。 恆大的故事則是另一種隱藏的風險：在行政權力監管缺位甚至助長之下，集體樂觀情緒讓人們忘記了危機的前兆。 恆大的問題歸結起來主要就是兩點： 1、一路綠燈的貸款審批，讓恆大可以無限度地獲取融資。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國外評級機構警告恆大的財務狀況有問題，需要謹慎對待，但沒有人管這些，甚至認為這是「境外勢力唱空」。在接下來的十幾年，恆大依然源源不斷地獲取巨額貸款。監管部門無視金融紀律，大開綠燈。 2、房地產的過度繁榮、對經濟增長不會減緩的過度樂觀，導致了相關投資者的大意。作為貸款方，堅信房價只會漲不會跌，所以願意承擔高風險去獲利；作為普通人投資者，堅信恆大的極度繁榮可以長久，於是去投資恆大的理財產品。 在恆大最風光的那幾年，有誰能想到風險已經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產「漲價去庫存」的熱潮下，大家搶購房子還來不及，誰又能去擔憂房價會跌呢？ 但是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從2010年左右，對房地產泡沫的警告聲就不絕於耳，對全社會的過度槓桿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聲音。 作為專家，他們可能掌握著更多的真實資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堅稱「城鎮化尚未完成」，「剛需和改善性需求還很強」等等，繼續推高房價。 警告的鐘聲，早就在不斷地敲響，人們卻充耳不聞。 作為普通人，當然是最後才知道的：當他們看到房價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願承認房價下行期來了；當他們失業、降薪，當開店的人沒有客人光顧，他們才意識到「消費降級」這個話題原來跟自己也有關。 普通人後知後覺，實屬正常。然而作為知道真相的精英階層，為何沒有去及時冷卻狂熱和修補那些隱患呢？ 其實經濟下行本身並不可怕，它只是資產泡沫出清和去槓桿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經濟下行期，依然沒有真正強力的改革措施，從根源上重塑信心、讓經濟的肌體走向健康。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經濟危機是一個大眾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價暴跌、物價上漲、失業、物資短缺等等。 不過事實上，上述這些情況，都是經濟危機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問題早已悄然發生。只不過，作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並不能知道真實的情況。 在透明度不夠的經濟模式下，這種情況會更加嚴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經在發生經濟危機卻渾然不覺，直到生活無以為繼。 那麼經濟危機究竟是怎樣在早期醞釀的呢？ 首先要理解經濟危機的成因。從表面上來看，經濟危機是因為房價等資產價格縮水暴跌，或者銀行流動性出現風險，但是從最根本上來說，經濟危機的成因是貧富差距過大、經濟結構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當一個國家出現貧富差距太大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時，經濟危機就已經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發生了。 那麼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普通人沒有看到經濟危機的現象呢？ 是因為政府的干預。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從貨幣政策到財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緩經濟危機的進程，減弱它的損害，並且利用這個時間差，去挽救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 所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身並不促進經濟增長，它們只是一種延緩問題發生的「阻滯劑」。經濟問題最終還是要靠發展去解決，要靠生產力的提升和經濟循環的健康程度去解決。 中央集權國家相比小政府國家，會有更多的手段去進行這種阻滯，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權力干預，去指揮企業做一些事情。儘管這看起來很違背經濟規律，但確實可以起到阻滯的作用。 問題在於，這種強力的外部阻滯，卻無法停止經濟規律本身的運作。因為人不可勝天，經濟規律自己不會消失，它還在人力的壓制下悄悄運轉。 好的情況下，在干預過程中經濟結構完成修復，重回健康循環。 壞的情況下，總有那麼一個臨界點，是外力無論如何都無法繼續干預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經濟危機現象，正式發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經濟危機，除了政府的干預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為經濟危機的前兆往往是隱藏在深層次的數據之中，而非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出現。比如說銀行的一些內部數據明顯出現了問題，或者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數據方面的重大隱患，還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這些數據一般人接觸不到，或者接觸到了也不知道意味著什麼，只有非常懂經濟的專家才能理解。 但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專家們即便知道了，也不會說出來。因為專家往往要受到權力的干擾，也要考慮輿論影響，他們可能至少說出來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況下，經濟學家、專家們的想法也會過度樂觀，他們本身就被周圍的環境和氣氛所影響了。 在美國電影《大空頭》當中，華爾街幾位眼光獨到的投資鬼才在2007年美國信貸風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過做空次貸CDS而大幅獲益，成為少數在金融災難中大量獲利的投資梟雄。 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動蕩引起的金融危機，於2007年8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並最終在2008年9月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次貸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有預兆經濟危機。從2001年開始美國的房價就一直處於穩定的上升期。於是投資銀行們普遍過度樂觀，認為給信用不好的人放貸也不會有很大的風險——即便違約，只要把房子收回來再賣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潤的刺激下，投行聯合銀行和信貸機構發放了更多的「次級債」，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貸款。 對於發放貸款的銀行和信貸機構來說，因為金融衍生品（抵押貸款債券）的存在，它們認為貸款風險已經轉移給了投資銀行們，所以也有恃無恐。 《大空頭》的主人公，就是那個發現了危機根源的人。因為他去查閱了所有的貸款人的原始資料。 他發現，其中居然有高達50%的借款人沒有任何資料，也就是說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財產證明、收入證明、徵信等資料。 再加上後續的一系列調查，於是調查此事的投資人們果斷做出決定，做空次貸債券！ 儘管次貸危機的表象是華爾街投行的貪婪，但背後的根源遠不止此。那種在經濟增長時期、信用擴張時期泛濫的自信，才是經濟危機的心理基礎。 另外，美國經濟本身的結構性問題，表現在了房價下跌上面，成為次貸危機的導火索。 因為，如果沒有房價下跌這件事，次貸的遊戲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機後一些金融從業者接受採訪聲稱，沒有人認為美國房價會整體下跌，所以才願意押注次貸沒有風險。 但經濟規律就是這樣無情，當危機已經在悄悄蔓延時，樂觀的情緒卻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種傲慢，摧毀了高風險的投資鏈條。 恆大的故事則是另一種隱藏的風險：在行政權力監管缺位甚至助長之下，集體樂觀情緒讓人們忘記了危機的前兆。 恆大的問題歸結起來主要就是兩點： 1、一路綠燈的貸款審批，讓恆大可以無限度地獲取融資。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國外評級機構警告恆大的財務狀況有問題，需要謹慎對待，但沒有人管這些，甚至認為這是「境外勢力唱空」。在接下來的十幾年，恆大依然源源不斷地獲取巨額貸款。監管部門無視金融紀律，大開綠燈。 2、房地產的過度繁榮、對經濟增長不會減緩的過度樂觀，導致了相關投資者的大意。作為貸款方，堅信房價只會漲不會跌，所以願意承擔高風險去獲利；作為普通人投資者，堅信恆大的極度繁榮可以長久，於是去投資恆大的理財產品。 在恆大最風光的那幾年，有誰能想到風險已經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產「漲價去庫存」的熱潮下，大家搶購房子還來不及，誰又能去擔憂房價會跌呢？ 但是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從2010年左右，對房地產泡沫的警告聲就不絕於耳，對全社會的過度槓桿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聲音。 作為專家，他們可能掌握著更多的真實資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堅稱「城鎮化尚未完成」，「剛需和改善性需求還很強」等等，繼續推高房價。 警告的鐘聲，早就在不斷地敲響，人們卻充耳不聞。 作為普通人，當然是最後才知道的：當他們看到房價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願承認房價下行期來了；當他們失業、降薪，當開店的人沒有客人光顧，他們才意識到「消費降級」這個話題原來跟自己也有關。 普通人後知後覺，實屬正常。然而作為知道真相的精英階層，為何沒有去及時冷卻狂熱和修補那些隱患呢？ 其實經濟下行本身並不可怕，它只是資產泡沫出清和去槓桿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經濟下行期，依然沒有真正強力的改革措施，從根源上重塑信心、讓經濟的肌體走向健康。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在很多人眼中，經濟危機是一個大眾化的事件，比如股市暴跌、房價暴跌、物價上漲、失業、物資短缺等等。 不過事實上，上述這些情況，都是經濟危機的末端表象而已，真正的問題早已悄然發生。只不過，作為普通人信息渠道受到阻塞，並不能知道真實的情況。 在透明度不夠的經濟模式下，這種情況會更加嚴重。普通人甚至有可能已經在發生經濟危機卻渾然不覺，直到生活無以為繼。 那麼經濟危機究竟是怎樣在早期醞釀的呢？ 首先要理解經濟危機的成因。從表面上來看，經濟危機是因為房價等資產價格縮水暴跌，或者銀行流動性出現風險，但是從最根本上來說，經濟危機的成因是貧富差距過大、經濟結構扭曲和脆弱。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理解：當一個國家出現貧富差距太大和經濟的結構性問題時，經濟危機就已經在路上了，或者在局部發生了。 那麼為什麼有時候我們普通人沒有看到經濟危機的現象呢？ 是因為政府的干預。政府手中有很多牌可以打，從貨幣政策到財政政策，都可以很大程度上延緩經濟危機的進程，減弱它的損害，並且利用這個時間差，去挽救經濟結構、促進經濟增長。 所以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身並不促進經濟增長，它們只是一種延緩問題發生的「阻滯劑」。經濟問題最終還是要靠發展去解決，要靠生產力的提升和經濟循環的健康程度去解決。 中央集權國家相比小政府國家，會有更多的手段去進行這種阻滯，甚至包括直接的行政權力干預，去指揮企業做一些事情。儘管這看起來很違背經濟規律，但確實可以起到阻滯的作用。 問題在於，這種強力的外部阻滯，卻無法停止經濟規律本身的運作。因為人不可勝天，經濟規律自己不會消失，它還在人力的壓制下悄悄運轉。 好的情況下，在干預過程中經濟結構完成修復，重回健康循環。 壞的情況下，總有那麼一個臨界點，是外力無論如何都無法繼續干預下去了的，那就是普通人所能看到的經濟危機現象，正式發生了。 普通人看不到經濟危機，除了政府的干預之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信息的不足。 因為經濟危機的前兆往往是隱藏在深層次的數據之中，而非作為一種宏觀現象出現。比如說銀行的一些內部數據明顯出現了問題，或者房地產市場出現了數據方面的重大隱患，還有就是股市存在巨大的泡沫，等等。 這些數據一般人接觸不到，或者接觸到了也不知道意味著什麼，只有非常懂經濟的專家才能理解。 但這裡面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專家們即便知道了，也不會說出來。因為專家往往要受到權力的干擾，也要考慮輿論影響，他們可能至少說出來真相的三分之一。 或者，在一些情況下，經濟學家、專家們的想法也會過度樂觀，他們本身就被周圍的環境和氣氛所影響了。 在美國電影《大空頭》當中，華爾街幾位眼光獨到的投資鬼才在2007年美國信貸風暴前就看穿了泡沫假象，通過做空次貸CDS而大幅獲益，成為少數在金融災難中大量獲利的投資梟雄。 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動蕩引起的金融危機，於2007年8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並最終在2008年9月演變成全球金融危機。 次貸危機是一場典型的有預兆經濟危機。從2001年開始美國的房價就一直處於穩定的上升期。於是投資銀行們普遍過度樂觀，認為給信用不好的人放貸也不會有很大的風險——即便違約，只要把房子收回來再賣掉就可以了。 在巨大利潤的刺激下，投行聯合銀行和信貸機構發放了更多的「次級債」，為信用不好的人提供貸款。 對於發放貸款的銀行和信貸機構來說，因為金融衍生品（抵押貸款債券）的存在，它們認為貸款風險已經轉移給了投資銀行們，所以也有恃無恐。 《大空頭》的主人公，就是那個發現了危機根源的人。因為他去查閱了所有的貸款人的原始資料。 他發現，其中居然有高達50%的借款人沒有任何資料，也就是說只有不到50%的人提供了財產證明、收入證明、徵信等資料。 再加上後續的一系列調查，於是調查此事的投資人們果斷做出決定，做空次貸債券！ 儘管次貸危機的表象是華爾街投行的貪婪，但背後的根源遠不止此。那種在經濟增長時期、信用擴張時期泛濫的自信，才是經濟危機的心理基礎。 另外，美國經濟本身的結構性問題，表現在了房價下跌上面，成為次貸危機的導火索。 因為，如果沒有房價下跌這件事，次貸的遊戲仍然可以玩下去。金融危機後一些金融從業者接受採訪聲稱，沒有人認為美國房價會整體下跌，所以才願意押注次貸沒有風險。 但經濟規律就是這樣無情，當危機已經在悄悄蔓延時，樂觀的情緒卻依然充斥在很多人的心中。正是那種傲慢，摧毀了高風險的投資鏈條。 恆大的故事則是另一種隱藏的風險：在行政權力監管缺位甚至助長之下，集體樂觀情緒讓人們忘記了危機的前兆。 恆大的問題歸結起來主要就是兩點： 1、一路綠燈的貸款審批，讓恆大可以無限度地獲取融資。早在2011年左右，就有國外評級機構警告恆大的財務狀況有問題，需要謹慎對待，但沒有人管這些，甚至認為這是「境外勢力唱空」。在接下來的十幾年，恆大依然源源不斷地獲取巨額貸款。監管部門無視金融紀律，大開綠燈。 2、房地產的過度繁榮、對經濟增長不會減緩的過度樂觀，導致了相關投資者的大意。作為貸款方，堅信房價只會漲不會跌，所以願意承擔高風險去獲利；作為普通人投資者，堅信恆大的極度繁榮可以長久，於是去投資恆大的理財產品。 在恆大最風光的那幾年，有誰能想到風險已經在其中蔓延？ 在房地產「漲價去庫存」的熱潮下，大家搶購房子還來不及，誰又能去擔憂房價會跌呢？ 但是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從2010年左右，對房地產泡沫的警告聲就不絕於耳，對全社會的過度槓桿化就存在很多逆耳的聲音。 作為專家，他們可能掌握著更多的真實資料，比如住房空置率等等，但依然堅稱「城鎮化尚未完成」，「剛需和改善性需求還很強」等等，繼續推高房價。 警告的鐘聲，早就在不斷地敲響，人們卻充耳不聞。 作為普通人，當然是最後才知道的：當他們看到房價真的跌了，而且是大跌，才甘願承認房價下行期來了；當他們失業、降薪，當開店的人沒有客人光顧，他們才意識到「消費降級」這個話題原來跟自己也有關。 普通人後知後覺，實屬正常。然而作為知道真相的精英階層，為何沒有去及時冷卻狂熱和修補那些隱患呢？ 其實經濟下行本身並不可怕，它只是資產泡沫出清和去槓桿化的正常周期而已。 可怕的是在經濟下行期，依然沒有真正強力的改革措施，從根源上重塑信心、讓經濟的肌體走向健康。 全文轉自微信公眾號黑噪音
開發商接連破產後，中國房市今年籠罩在爛尾樓愁雲中，幾乎天天都有業主上街抗爭，哭訴一生積蓄恐化為烏有、甚至活不下去的艱難。有經濟學者因此呼籲，政府兜底保交樓，以免約兩千萬受害家戶引爆社會動蕩。但也有金融學者反對這種全民買單式的解方，因為若更多地產商恣意破產，政府要收拾的爛攤子恐是無底洞。 對中國受薪階層而言，買房是他們窮盡一生積蓄才能有的「中國夢」，但這一年來，數以千萬計的家戶恐會夢碎，尤其是買到爛尾樓的業主們，他們或消極望樓興嘆，或積極上街維權卻反被視為暴民，許多人跌入人間地獄的心聲只能透過社媒訴說。 望樓興嘆，我未來的家呢? 一位抖音號叫「住進爛尾樓的快樂生活」的河南業主12月1日就重回樓盤現場並拍攝視頻稱:「一年了，我的樓依然是沒有動工……，希望我的房子不管以什麼情況，都能儘快復工，早日住上我未來的家。」 為了住進這未來的家，更多爛尾樓業主選擇抗爭並上傳視頻，盼獲關注。例如，山東荷澤市的「金都華府三期」樓盤已爛尾兩年，百位業主11月22日聚集售樓部，敲鍋抗議，哭喊「還我家園」。而上海松江區奧林匹克花園三期樓盤的大量業主11月18日則圍繞當地派出所，要求警方釋放一名早前被抓捕的維權業主。 在四川成都，「山河玖璋」的業主11月20日齊聚樓盤現場，「請求政府，協助復工」。這372位是當年搖號產生的幸運兒，本預計明年底入住新房，現樓盤卻因開發商的債務糾紛而遭法院查封，讓他們急得像熱鍋螞蟻。 一位業主在微信群哭訴：「我孩子要讀書，每月還著6000(人民幣)的房貨，付著2500(人民幣)的房租，還有每年四萬的幼兒園費用！真是壓得透不過氣！請政府幫幫我們！」 但據美國之音向該區城市建設局徵詢的結果，目前主管機關僅能要求前後期開發商就債權糾紛協商，「每兩周向山河玖璋業主代表報告進度」。換言之，政府能做得並不多。 美國之音透過微信、抖音、小紅書等平台私信近20位爛尾樓業主，但無人願意受訪，兩位分處上海和北京的代理律師也拒訪，北京律師輾轉告知:「司法局將此類案件定性為敏感類集體訴訟」，禁止律師受訪，當事人更不敢接受外媒採訪。 另類爛尾樓? 除了爛尾，樓盤品質欠佳也是開發商長年遭詬病之處，形成中國另類的爛尾樓問題。 據《封面新聞》11月6日報道，貴州省正安縣御熙苑小區的800多戶業主，近日被要求搬離住了10年的房子，以配合「危房整治」，但當地政府未出示危房鑒定報告，開發商也僅提供總計10,500元人民幣的搬遷和半年過渡費，讓不少業主心生質疑，更無法接受這樣的「霸王條款」。 一位不願具名的御熙苑業主告訴美國之音，她月收入不到3000元人民幣，還要續繳按揭三四年，根本無餘錢出去租房子，且開發商僅提供半年費用，也未承諾後續賠償，因此，她拒絕搬遷，除非政府以正常市價收購她的房子。 另一位御熙苑業主也告訴美國之音，連同周邊其他前期樓盤，如「東方之城」業主，已有約2000戶同意搬離。他說，雖然他去年剛繳完按揭，但小孩還在附近學校就讀，因此他也拒絕搬遷，而且樓盤既已成危房，他要求省政府所屬的開發商「就地拆房、還房，並補償裝修費」，他說:「一套房是一輩子的積蓄，(一次性補償幾千元)怎麼夠?」 爛尾樓業主有多絕望? 據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搜集各大社媒的零星視頻統計，自2022年6月至今年9月，已總計有近1900件業主和建築工人的維權事件，月均數持續攀升、且於8-9月達高峰，每月都有50-70件的爛尾樓業主抗爭事件，可見中國房市問題之嚴重。 「異言網」駐台北的計劃經理史凱文(Kevin Slaten)說，根據視頻片段研判，雖部分業主偶有擋路、擋車的阻礙行為，但多數都屬和平抗爭，不過，高達四分之一的視頻仍出現警察打人或拘捕的暴力場面。 他說，面對偏高的警察打壓概率，業主仍持續抗爭，代表他們處於極度絕望的困境。 史凱文長期研究中國社運，他說，爛尾樓業主未來是否持續抗爭?各地業主會不會串連，形成規模更大的全國性社會運動?目前還很難判斷。他還說，不同於去年底的白紙運動，政府只須解除清零封控就能紓緩民怨，今年的爛尾樓問題積重難返，且民怨也橫跨各收入階層，北京政府短期內恐難找到解決方案。 史凱文告訴美國之音:「爛尾問題導致整個社會受影響，這種問題從一個政策的角度，你(中共)很難用一個很簡單的手段去解決，(這)社會問題可能一直延續下去。」 他還說，這樣的社會不穩定情緒，對重集權、維穩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說，必然對其政權帶來威脅。 野村證券：爛尾樓恐多達2000萬套 爛尾樓問題已持續多年，但中國官方至今未有任何相關統計，讓外界難一窺其全貌。 據日本野村證券香港分公司提供給美國之音的研究報告，該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保守預測，全中國於2015-2020年間爛尾的樓盤面積約有20億平方米，相當於2000萬戶，若以50%的完工率及每平米3000元人民幣的建造費來計算，開發商恐需3.2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才能完工保交樓，他說，即便央行近來已向房企釋出5500億人民幣的貸款紓困，但後續仍有2.7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缺口。 陸挺認為，中國房市問題無法靠商業銀行貸款救市，他於11月27日發布報告稱:「北京恐須扮演最後的出資方角色來挽救房市，保交樓。」 他直言，北京若不願兜底保交樓，爛尾樓問題明年恐危及社會穩定。反之，則可提高建材和建築工人的需求，刺激房市並促進金融穩定。 陸挺也肯定，北京近幾個月來推出多項房市刺激方案，包括「認房不認貸」，讓部分城市二套房的首付款由七、八成大降至四成，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傳出正在草擬一份50家房企的白名單，以提供無擔保貸款，唯房企白名單傳聞傳了一個多月，都未獲官方證實。 李楠:政府兜底救問題房企恐引發道德危機 但上海金融學者李楠反對政府兜底救問題房企，她說，預付房款本屬閉環控制，專款專用以確保交樓，除非遭房企不法挪用。因此，目前陷爛尾危機的數十家房企恐都犯了違法挪用資金的欺詐行為，應依法依規將現有資金和資產優先用於「保交樓」，不應把責任推給政府。 她說，保交樓是對的政策，至於房企以高槓桿操作財務所衍生的其他金融債則應依法依規進行處置。 李楠告訴美國之音:「現在叫得凶的、叫得狠的房企，大多是那些之前以高槓桿、高風險運作的，政府沒有理由兜底。因為政府對這些企業進行了兜底、進行了扶持以後，就會產生巨大的道德危機。」 道德危機指的是，一旦政府為問題房企兜底，所有房企必然會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高風險運作，因為若破產了，可以把財務爛攤子再丟給政府。 她說，對於政府而言，釐清站在誰的根本利益上是合理處置該問題的核心，是站在人民群眾、還是開發商的根本利益？還是站在平事兒、不出亂的地方政府政績角度？她認為，只有站在維護公平有序的商業規則和市場秩序的角度，才能真正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李楠說，市場化的處置應是，針對房企違法行為追究相關法人的刑事責任，查沒其所有非法所得私人財產，房企破產後，交由其他正常營運的業者來收購併盤活這些爛尾的不良資產，這才是最公平合理的作法。 她說，1997-1998年間，廣東省出現大量的爛尾樓就是以不良資產的方式處置，雖然耗時長達十幾年、二十多年，但最終都步上正軌。 二手房市的金九銀十熱能持續嗎? 在官方推出「認房不認貸」的政策後，一位不願具名的兩岸房產仲介商經理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各地二手房的買氣微幅回升，包括9-10月也呈「金九銀十」熱。 她說，各中國分店表示，下半年的來客數比上半年好轉，雖然多數買家出手謹慎，購屋情緒仍普遍低落，且在房價走跌的預期心態下，多有殺價空間。 據中指研究院12月1日發布的統計，全中國百城新建住宅11月的均價比10月略漲0.05%，比去年同期也走漲0.08%。但百城二手住宅的均價已連續19個月下跌，較去年同期的跌幅也擴大至3.21%。 展望明年的中國房市，這位房仲經理說，端賴中國經濟復甦的力道，目前看來，難有樂觀的條件。尤其她說，爛尾樓的處置可能得耗時5-10年，其中，一線城市爛尾樓的盤活概率較高，但部分三、四線城市的爛尾樓「恐成廢墟」。
今年初秋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拯救房市的措施，三個月後房市的反應是，二、三、四線城市房價持續下降，連一線城市的二手房價也降價一到兩成。最近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中植集團宣布「嚴重資不抵債」，它的投資人多半是富人，似乎不象恆大、碧桂園暴雷那樣衝擊買房戶的信心，但中植瀕臨破產，壓住了非銀行金融機構（保險、證券、信託類）的活躍度，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資金流動性似乎被凍住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救不起來？答案是，因為「債毀中國」。這是一個很大的話題，相關的內容很多，我將分上下篇來分析。 一、房地產的潛在客戶瀕臨枯竭 過去20多年來，中國的房價漲了25倍，為什麼房地產公司卻虧得一塌糊塗？原因在於，債毀房地產業，恆大負債2.58萬億人民幣，碧桂園更多。但民營房地產公司的巨額負債，比起中國居民的買房負債，其實只是九牛一毛。 由於房地產是中國過去20年來的經濟支柱，而房地產業現在的衰微又與居民購房能力不足直接相關，所以，考察中國房地產的潛在購房戶狀況，才能知道中國的房地產行情的前景究竟如何。 全中國14億人，按家庭戶數來看是5億戶家庭，但並非所有這5億戶居民都想在城市裡買房。因為，居住在鄉村的2億戶農村居民都有自住房，他們基本上不需要、也沒能力進城購房。所以，居住在城市的約3億戶居民的錢袋，就是房地產市場的購買力極限。 進一步來看，9億城市人口當中，5億是流動人口，或者是半流動型（即人口調查時確定為人戶分離），這5億人多半沒有購房需求。扣除了9億城市居民中的5億流動或半流動型人口，只有4億城市居民是潛在的住房購買者。而這4億城市居民里，能夠借房貸購房的，也只是年齡在30歲到50歲的人口，因為50歲以上的人離退休不遠，未必能有償還30年房貸的條件。根據人口普查的年齡構成來計算，4億城市居民里，30歲到50歲的人口約佔一半，即2億人，相當於7千萬個家庭。從銀行的調查中發現，現在從銀行申請貸款的居民已經達到1億戶了，其中主要是申請了房貸。也就是說，城市家庭當中，雖然現在能夠貸款買房的不到7千萬戶（這其中包含了已經還清貸款的家庭或不需要買房的家庭），但在銀行里仍有房貸債務的達到了1億戶；換言之，有些家庭的成年成員現已超過50歲了，但還背著房貸沒還清。 這樣的分析說明了一點，20多年的房地產狂潮，早已把潛在的房地產客戶吸空了；而現在及今後潛在的住房需求戶，只能是隨著年齡自然增長而又事業有成的一個很小的人群，以及想通過置換房產來改善居住條件的少量家庭，或想趁房產價格下跌、從中賺一把的投機客。這個結論說明了一點，中國的房地產趨跌，乃事所必然，在所難免。 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房地產狂潮之後，必定是房產價格和房地產業務明顯下跌。房地產被中國政府選定為經濟支柱，其功能很明顯是階段性的；等到房地產客源萎縮，這個支柱就垮下來了，然後便帶動整體經濟持續下滑。 二、城市家庭負債沉重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貸款額達到了80萬億。申請過貸款的1億戶家庭當中，戶均負債80萬元。當然了，申請房貸的家庭，多少會有一些存款，把家庭負債扣除家庭存款（包括其他金融資產），就是家庭的凈負債。這個數字反映出家庭今後的財務困難度和家庭支出及投資的潛在意向。 統計學用平均數來代表一個群體的數值，但前提是，數據的分布要基本上符合常態分布（normal distribution）。但是，中國的家庭金融資產處於偏態分布當中（skew distribution），即大多數家庭的資產數量很少，而擁有大量金融資產的家庭佔少數；用數據圖來表示，就是橫軸上顯示的向右延伸的曲線，在靠近原點的位置非常高，然後曲線貼近橫軸向右方延伸很遠。偏態分布中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干擾用平均數所作的統計推論，因為少數富裕家庭的數據會拉高平均值，造成統計推斷的偏差或失誤。 胡潤研究院今年3月發布的《2022胡潤財富報告》顯示，在中國，擁有600萬以上金融資產的「富裕家庭」，只有518萬戶。由此推斷，中國的3億戶城市家庭當中，金融資產比較多的不過佔1.5%而已，而絕大多數家庭並沒有多少金融資產。 「富裕家庭」的金融資產，絕大部分是股票、債券或其他理財產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會放在銀行的存款戶頭裡。而居民家庭的金融資產越少，投資股市、債券的可能性就越低，存入銀行的可能性則越大。 因此，筆者用居民家庭的銀行存款，來估計他們的家庭金融資產，可以大體上排除極少數「富裕家庭」金融資產的影響。因為，金融資產不多的普通家庭之錢財，多半是銀行存款，這樣的家庭所組成的群體之財產分布，會比較接近統計學理論上的常態分布（即鍾型曲線）。 到今年10月底為止，中國居民的銀行存款總額是134萬億，全國5億戶家庭，戶均存款25萬，其中的2億戶農村居民的戶均存款很少。那麼，那1億戶申請了貸款的，其家庭存款總數大約是25萬億，而貸款總額是80萬億，凈負債大概是55萬億，平均每戶凈負債55萬。目前中國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5萬元，戶均可支配收入為14萬元；按照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三成用於償還房貸本息來估計，那戶均所欠的55萬元凈負債，還需要13年才能還清。 也就是說，從城市家庭已經非常沉重的債務負擔來看，中國的大多數城市家庭已經再也沒有舉債能力了，即便目前各地的二手房交易價格已平均貶值20%，也不會帶來大量住房需求；何況各行業的薪資都在下降。由此可以推論，中國的房價可能繼續貶值；而這也說明了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好不起來了。由於居民的購買力被房貸重負壓制，而房產價值又不斷下降，現在城市居民們更關心的是盡量加快償還貸款，同時不願多消費。 三、各級政府債台高築 所有的經濟危機，本質上都是債務危機，當一個國家的債務大到再也還不起的時候，經濟就沒救了，中國當下就是如此。中國到底現在各行各業、各級政府的總債務是多少？從來沒人算過這筆帳。按照國際慣例，要估算中國的總債務，就需要參考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這個分析框架是把整個經濟分為政府部門、金融部門、非金融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這四大部門。 上文已經分析過居民部門的債務負擔，在這一節里分析政府部門的債務狀況。關於這個部分，今年2月27日我在本台的文章《人大換屆看財政》已經介紹過，地方政府的債務高達88萬億，中央政府的債務2022年底是26萬億，合起來是114萬億。2023年顯然又有新的債務疊加上去了。 這些硬債務都是必須到期要還的，但各地政府還能夠償還嗎？顯然是不可能了。因為，2022年全國31個省市，除了京、滬、晉、粵、蘇、魯這6個省市以外，剩下的24個省市，債務都相當於年度財政收入的3倍以上；而其中債務負擔最重的吉林和青海省，債務都超過年度財政收入的8倍以上。 上述所列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債務，只是兩級政府財政部門所欠下的債務，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並不止於此。因為，中央和地方政府還有大量由這兩級政府擁有的國有企業。其中，由中央政府所有的央企級國有企業里，許多是巨無霸型壟斷大企業，比如中國鐵路集團、聯通、中石油、中石化、兵器工業集團、兵器裝備工業集團、航天集團、造船集團等等，每個集團公司都下屬幾十乃至上百個企業。地方的省市一級也有數達上萬的國有企業，多半是地方政府視為搖錢樹的企業。 央企級大企業集團統一由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國資委，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 Council)管理；地方政府所有的國有企業由地方政府的國資委管理。邏輯上，這些國有企業如果欠債難還，應該由國資委作為所有者來負責償還。但各級國資委其實只有所轄國企的管理權和主要負責人任免權，卻沒有自己的財源去償債。 照道理，國資委作為一級政府的國企管理機構和政府所有權的代表者，其下轄國企的債務，理應由同級政府的財政部門償還。而事實上，各級財政部門的預算里，根本就沒有替國企還債的項目；也就是說，國企的債務，財政部門既還不起，也從來沒打算還過。因此，國企的債務是一個迄今為止在中國從未討論過的債務陷阱。 四、國有企業債務黑箱 聯合國的國民核算體系把金融企業（如銀行等）與製造業、建築業、服務業等不涉及金融的企業區分開來分析，因此就出現了一個非金融企業這樣的範疇。如此區分的原因是，金融企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不能與非金融企業混在一起對比。本節所談的都是非金融企業，均簡稱企業。 如上節所述，企業因所有權不同，有國有和民營之別。國有企業當中，除了大量軍工企業之外，許多國企都上市了。上市的國企雖然有很多小股東和機構股東，但國資委所代表的政府所有權始終在上市國企中居於控股地位，行政上國企也只聽從政府的命令。 凡是企業，當然就有用於運營的資產（包括固定資產、庫存和金融資產），同時也有債務。企業的資產到底應該如何估值，取決於它的經營狀況，如果企業常年連續大規模虧損，那它的資產就會貶值。但是，企業資產貶值的情況下，企業的負債仍然必須償還，如果資不抵債，這樣的企業就屬於行將破產的狀況。 然而，如果企業是國有控股的，那政府可能就不許它破產。比如，中國鐵路集團就是如此。去年及今年1季度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國鐵集團」）的財務決算顯示，去年虧損696億元，今年繼續虧損，該公司的負債已經超過6萬億。現在高鐵通到全國，但沒一條線路賺錢。過往唯一的一條賺錢的線路是京滬之間的高鐵線路，但這條線路今年開始也賠錢了。很顯然，中國鐵路集團根本就無法償還債務了；何況，它因為連年虧損，所欠銀行債務越來越大。它只是靠國有銀行不停地輸血，才能夠活下去。 日本的國有鐵路公司(JR）在80年代也曾經如此，日本政府隨即開始了JR民營化。日本的經濟結構是私營企業大而多，國有企業少，因此JR很快就被切割成多個地區公司，分別完成了民營化。 日本的辦法在中國行不通，因為中國的國有企業大而多，民營企業小而弱，不可能指望民營企業收購國有企業；而且，央企都屬於戰略型行業，政府不肯放手，而這些央企也大得賣不掉。這樣一來，國有企業所欠債務，政府不打算還，就只能永遠掛在國企的賬上，這就形成了國企的債務黑箱。 五、國有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關於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數額，有一個估計，國有企業的債務大概佔全部非金融企業債務的九成以上，而私營企業的債務只是一小部分。至於私營企業的負債，其中主要是私營房地產企業欠債，總債務約20萬億。 那國有非金融企業的債務有多少？今年10月官方剛公布了《國務院關於2022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綜合報告》，其中說，2022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340萬億、負債220萬億。其中央企的資產總額109萬億，負債總額74萬億。 這些債務，不管是貸款還是債券，都是要還的，那不是資產還很多嗎？其中的花樣就在於，債務是硬的，資產是軟的。為什麼資產是軟的？因為兩個原因，其一，資產在會計上都是按購進價或者投資數額算的，不作資產價值重估，所以，這個賬面數的資產是靠不住的。比如。國有企業普遍涉入房地產炒作，那它們現在持有的房產，按照市價已貶值20%了。 另一個原因是，資產必須能夠交易，才能變現，但中國央企的資產實際上是無法交易的，找不到買主。為什麼？就算中共打算拍賣國有央企，但中國的私營企業買不下，因為國有央企都太大了。國有央企大約是1百家，單個企業集團的平均資產規模達到1萬億，有哪家民營企業能拿出那麼多的現金，買下其中的一家，不可能。何況，民營企業會想併購軍工企業嗎？那是民企敢插手的領域嗎？此外，央企還有一個財務黑箱，那就是，其中的軍工集團因涉保密，其資產、負債和財務數據從不公開。因此，無法判斷這些企業的負債狀況到底如何。 基於以上原因，我做一個保守的估計，即地方國企的壟斷性低，資產規模相對較小，其債務尚可通過部分民營化來化解一些，央企則基本上無法這樣做。現在央企有70萬億債務，這些巨無霸集團無法依靠自身財力來償還，中央財政又從不編列償債預算，這種局面將長期維持下去。為什麼中央財政不編列為央企償債的預算？因為數額過大，中央財政目前的債務是26萬億，而央企的債務是中央財政債務的數倍。 事實上，央企除了發行債券以外，其債務的主體部分是欠銀行的貸款；而央企的存續靠銀行用新貸款維持。這個問題就牽涉到國民核算體系里金融部門的債務問題了，我將在本文的下篇分析，並給出一個中國總體債務的估計，以及為什麼國企的這第二次債務危機度不過去了。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多家官方媒體報道稱，由於擔心恆大的債務危機可能波及更廣泛的金融行業，中國北方河北省滄州市的滄州銀行發生了擠兌潮。這家銀行門前儲戶排隊取款的場景被迅速上傳至社交媒體，引發了網路關注。當地銀行官員呼籲，希望民眾保持冷靜。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報道，中國官方媒體第一財經周三援引了該銀行的一名官員的話稱，滄州警方逮捕了「多名涉嫌散布謠言的人」，聲稱該銀行因與恆大有關而遭受現金短缺。 這家負債纍纍的房地產巨頭在2021年出現債務違約，目前正陷入困境。恆大集團上個月宣布其創始人兼董事長許家印因涉嫌犯罪被拘留，引發了人們對該公司數十億美元的重組計劃可能失敗的擔憂，這可能導致該公司被迫清算，債權人可能會遭受巨額損失。 據第一財經報道，該銀行在入口處張貼了市政府的聲明，向公眾保證他們的存款是安全的。聲明中寫道：「（我們）敦促金融消費者做出理性判斷，避免因謠言而損失存款利息。」這份聲明似乎是周一由滄州市政府簽署並蓋章的。該銀行表示，他們的運營「穩健」，儲戶受到國家存款保險計劃的保護。 截至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儲戶參與了銀行擠兌，也不清楚他們提取了多少資金。 滄州銀行成立於1998年，主要由市財政部門控股，在距北京約100英里的整個地區設有分支機構。該銀行擁有約3000名員工，截至9月底總資產達2,465億元人民幣（約340億美元）。 據報道，在中國，銀行擠兌並不常見，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受到政府嚴格控制，並得到國家信貸支持。然而，近年來，由於房地產危機和新冠疫情的影響導致壞賬增加，一些規模較小的貸方也發生了此類事件。去年春天，中部河南省的六家農村銀行數千名儲戶的賬戶被凍結，引發了數千名儲戶的抗議。和平示威數周后遭到地方官員的暴力鎮壓，省當局將這次事件歸咎於金融欺詐，逮捕了200多名嫌疑人，並承諾向儲戶退款。
繼恆大、碧桂園暴雷後，中國房地產巨頭中駿集團也緊隨其後。中駿集團4日發布公告稱，由於未能依據2021年3月22日簽訂的銀團貸款協議支付已到期的本息，總額為6100萬美元，因此該公司的4筆境外優先票據，合計約18億美元，將自10月5日起暫停交易。 在中國房地產巨頭恆大和碧桂園等公司相繼爆發債務危機後，上海房企中駿集團於4日發布了債務違約的公告。 中駿集團表示：「中駿集團未能按照2021年3月22日簽訂的銀團貸款協議支付到期的本金和利息，共計6100萬美元。未支付的貸款導致了公司境外美元優先票據的違約事件。」 中駿集團申請自10月5日起暫停交易的4筆境外債券包括：2024年4月到期的7.375%優先票據、2024年9月到期的5.95%優先票據、2025年5月到期的7%優先票據、2026年2月到期的6%優先票據，總計本金18億美元，具體恢復交易時間將另行通知。 中駿集團成立於1987年，總部位於上海，在2010年2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並且連續7年入選《財富》中國500強，在中國房地產開發企業中名列前茅。 至於陷入債務違約的原因，中駿集團表示，自2021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行業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加之經營環境惡化，融資困難，導致許多民營房企面臨資金流動緊張的局面。因此，該集團已經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緩解流動性資金壓力，包括加速房地產銷售、延長債務償還期限、爭取新的融資來源、推動資產處置以及嚴格控制開支等。
美中之間的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依存性。但當中共的「東升」、「崛起」轉化成軍備擴張之後，中國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至於因為冷戰而徹底消失。與此同時，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事實上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 一、21世紀全球安全格局的變化 如果說，上個世紀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在冷戰中的相互較量，牽連到北半球許多國家的國際關係，那麼，本世紀的美中關係已經變成了影響當前世界格局的最重要因素。自從中國在2020年初派出海軍艦隊到中途島海域演習開始，中國持續的擴軍備戰和對外擴張意圖日益明顯，加上中國不斷出動海空軍圍繞台灣四周海域展開威脅，一場由中共點燃的冷戰，事實上已經形成。 中共的意圖不僅僅是企圖統一台灣而已，也不僅僅是設法控制南海、為威脅美國的戰略核潛艇構造「深海堡壘」，它的觸角甚至延伸到了南太平洋的各島國，包括試圖在巴布亞紐幾內亞靠近澳大利亞的達魯島修建永久性海軍基地。美國為了遏制中國的對外擴張意圖，在東亞和南太平洋地區也展開了相應的應對型部署。雖然雙方都不曾正式使用冷戰這個辭彙，但是，一種類似上個世紀美蘇冷戰的新世界格局已經出現，把相關國家的關注點陸續吸引到這個方面。 最先做出反應的是日本，它增加了國防預算，加強了對日本的西南列島之防衛措施；隨後，澳大利亞與美國、英國開始合作建造潛艇，以應對中國從南海出發、日益活躍的潛艇活動；接下來，韓國開始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防務合作，菲律賓也加強了美菲防務配合。種種跡象表明，過去幾年來，中共緊鑼密鼓的擴軍備戰，已經改變了越南戰爭後從東亞到南太平洋長達五十多年的和平格局，同時也改變了美中兩國自建交以來所形成的信任感。美國不得不投入軍力，來防範任何可能動搖東亞及南太平洋和平穩定的企圖。 而另一方面，自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開始改革開放之後，它逐步加入了經濟全球化，並且成為全球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甚至一度出現了全球的「世界工廠」稱號。那麼，世界經濟對中國的依賴，究竟會有助於世界和平和穩定，還是經濟全球化會間接地幫助中國實現其對外擴張的野心？或者兩問皆非？ 二、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存在衝突 本世紀的美中關係與上個世紀的美蘇關係截然不同，其中最大的差異是，經濟全球化之下，美中兩國之間出現了互相的經濟依存。過去幾年來，雖然在區域防務方面，美中兩國的軍事對壘從不停步，經濟技術方面，中國大規模盜竊美國技術的攻防也持續演進，但在投資和貿易領域，兩國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似乎始終存在。這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美中關係究竟會走向何方？這不僅是相關國家政府必須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是在中國的外企和希望對中國大量出口的外國企業不得不擔憂的問題。 當年的美蘇冷戰，是雙方基本上在經濟隔離狀態下的對抗，美國選擇應對方法比較容易；而如今的中美關係是一種新的格局，但新格局並不總意味著令人鼓舞的前景。相反，中共的崛起意圖與經濟全球化直接衝突，而美國的國家安全與企業的經濟利益也發生了某些矛盾。 當中共的武力擴張和對外強勢姿態讓周邊國家的安全感下降的時候，他們擔心的不只是自己遭到中共的軍事威脅，也擔心區域關係緊張，可能導致海上貨運的中斷；此外，與中國有經濟來往的國家，也會擔心出口減少和本國公民在中國的處境。但中共似乎並不介意周邊國家的這些擔憂，北京事實上曾表現出一種「綁架」經濟全球化布局的企圖。 數年前，中國的媒體經常強調，「世界工廠」已成既定格局，世界各國如果想繼續獲得「中國製造」的產品，或者讓「世界工廠」購買各國的礦物和農產品，就必須順從北京的意向和政策立場，否則會在經濟上吃大虧。這種「綁架」經濟全球化的做法，其最典型的就是，中共為了報復澳大利亞政府對北京的批評，曾經一度禁止澳大利亞產品對中國的出口，北京試圖用經濟壓力來展現自己的強勢。 中共習慣於用物質主義的立場來理解它與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卻忽略了經濟全球化布局本身對低風險的高度要求。中共誤以為，外企和外國政府都只在意一時的利益，所以中南海可以把這種利益考量當作中共可以予取予求的「槓桿」來利用。但事實上，經濟全球化布局是跨國公司決策的產物，而這些決策最關心的不是一、兩年內的利潤，而是供應鏈的穩定、貨源的確定性和及時性以及中期效益之高低。而中共製造的東亞不安全局面，構成了動搖經濟全球化布局的客觀效果。 三、全球供應鏈的分散化布局新潮流 經濟全球化的供應鏈原來確實是以「世界工廠」為重心；而過去十多年來卻陸續發生了成本導向的產業鏈外移和風險導向的產業鏈重新布局。如果說，17年前的外企撤資，主要是成本驅動的，那麼，過去幾年來的外企撤資，則與風險飆升直接相關。 早在十七年前，由於工資成本上升，外企以出口為主的勞動密集型消費品製造企業（比如製鞋、服裝、玩具等）開始遷出中國。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的應對方針是「騰籠換鳥」，希望繼續引進高科技外企來繼續強化「世界工廠」的國際地位。但最近幾年外企撤資的動因，成本已經不是主要影響因素，而迴避供應鏈風險，卻成了重點考量，因為中共的對外擴張戰略使東亞地區的局勢日益緊張。當中共把經濟崛起與軍事崛起直接掛鉤時，全球供應鏈的安全風險自然就會大幅度上升。 2019年川普總統大幅度提高中國對美出口的關稅，本來是想要通過施壓，來改變中國低價傾銷商品、又頻頻侵犯美國的知識產權的做法。這種策略並非真正的經濟對抗，其實可以在協商談判中解決雙方的分歧。但是，中共採取了軟泡硬磨的辦法，始終不肯承認並終止盜竊美國技術的大規模操作。中共希望依靠從中國進口大量商品的美國跨國公司，對白宮施壓，逼美國行政當局放棄關稅制裁；而美國公司那時也希望繼續維持中國供應鏈。可以講，關稅問題並沒嚴重衝擊經濟全球化的中國布局。 然而，當中共擺出了增強武力、威脅台灣的強硬姿態之後，跨國公司終於意識到，在商業上把中國視為長期盟友的戰略，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了。因為，一旦中共的軍力增強以後，跨國公司不得不隨時面對中共製造緊張局勢情況下自己的供應鏈可能被切斷的嚴重困境。所以，以出口為主的跨國公司，現在紛紛在籌劃替代供應鏈，也就是供應鏈分散化。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會完全關閉在中國的工廠；但是，這些公司也在其他國家組建同類產品的生產線，一旦建成，跨國公司的訂單就會從「世界工廠」分流轉移。這就是中國的出口持續下探的根本原因。 四、美中之間相互經濟依存的質變 美中經濟關係長期以來存在著高度的相互經濟依存性（economic mutual dependence）。中南海曾經認為，西方國家經濟上離不開中國，因此，中國可以予取予求，即使軍事和外交上擺出強硬姿態，西方國家也只能妥協讓步。這就是所謂的「東升西降」論的思考邏輯。但是，當「東升」、「崛起」落實到軍備擴張之後，對外軍事威脅所造成的國際風險，必然迫使西方商界開始扭轉觀念，許多外企為了自身商務活動的安全，採取了疏離中國的措施。 此外，中國經濟開始衰退之後，中南海對國內經濟架構四大板塊（財政、銀行、企業、家庭）嚴重的債務負擔估計不足，而不少企業（比如恆大、碧桂園等）瀕臨破產時無法償還外債，勢必嚴重動搖中國的國際金融信譽，結果嚇退了西方的金融投資者。 在美中經濟關係當中，雙邊貿易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而西方投行對中國的金融投資，以及大企業在中國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曾經是兩國相互經濟依存的重要環節。但是，隨著美中兩國在國家安全方面的對立日益明顯，以中共作為研發中心的跨國公司感受到了高風險，因此開始逐步關閉它們設在中國的研發機構；而中國經濟衰退造成了民營企業拖欠外債和無力償還，讓從事對華金融投資的西方投行看到了嚴重虧損的高風險，因此，它們對中國的金融投資迅速收緊。 這就使得中國在出口下滑的同時，又失去了來自西方的巨額金融投資（參見筆者在本台刊登的文章《中國金融外資斷流》（上篇與下篇））。這兩大因素的影響疊加在一起，就成了推動人民幣貶值的推手。雖然中國的央行可以讓商業銀行拋出庫存的外匯儲備來買進人民幣，卻只能短期內暫緩人民幣貶值的趨勢，因為商業銀行的外匯儲備所余不多，缺乏長期支撐人民幣匯率的能力。 從2017年到2021年，五年里外企一共在中國投入了一萬三千億美元的證券投資；有了如此大量突然流入的外匯來源，人民幣匯率也不過五年內升值百分之十。而到今年9月下旬為止，人民幣匯率已經從2021年的高點貶值了百分之十三。今後中國的外匯儲備將日漸趨緊，拉抬人民幣匯率的力道會越來越弱。可以想像一下，今後人民幣還會有升值空間嗎？對外企來講，人民幣的貶值趨勢將壓縮外企在中國經營的盈利空間，這會進一步產生「匯率驅離外資」之效。 華爾街對中國市場的金融依存逐漸終止，以及大企業對中國高科技研發的利用逐漸撤除，意味著美中經濟的相互依存開始發生質變：「推手」離場，只剩下以中國內銷為主要經營目的之外企繼續在中國維持下去，如此便出現了商場上的「西撤東衰」。不過，美中之間的相互經濟依存並不會終止，它只是從舉足輕重漸漸變成聊勝於無。 五、21世紀美中關係的實質是經濟依存中的對峙 今後美中關係的特徵，既不是單純的軍事上之冷戰態勢，也不是單純的始終緊密之經濟上相互依存，而是一種經濟依存中的對峙。軍事上的冷戰態勢不會因為經濟依存而停止，經濟依存也不會因為冷戰態勢而徹底消失。 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冷戰被啟動後就存在著不可逆趨勢；而經濟全球化以往布局的結果，也形成了一些跨國公司對中國銷售市場的依賴，當這樣的跨國公司看清了冷戰可以制止熱戰的本質之後，它們會儘可能長久地利用中國市場，其利用長度取決於利潤空間。但是，每當中共在境外製造一次局部衝突，這些留在中國的外企就會受到一次震動；而它們對自身財產和利潤匯出的擔憂，也無時無刻不在干擾著它們的神經。 另一方面，中共擺出了對外威脅的架勢之後，以美國為首的東亞國家就不得不做好應對。事實上，中共除了加緊練兵以外，還在加快其核武庫的擴充，試圖用核威脅增強自己對美國的戰略恐嚇。這樣，美國也只能加強防範北京核威懾的防務。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尤其需要通過外交手段，與北京保持溝通，以避免任何突發事件造成的衝突升級。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冷戰雙方都需要隨時保持外交溝通，越是局勢動蕩，就越要避免相互背靠背地猜測對方的最終意圖。當年美蘇冷戰從未引起雙方的交火，其中的關鍵原因就是，美蘇都明白，彼此某種程度的信任之建立與維持，是各自國家安全的初步屏障；而武力準備上壓制對手，則是國家安全的最終保障。當1969年中蘇雙方軍隊發生邊界戰爭之後，蘇聯曾經考慮用核武器打擊北京，但最後仍然主動派出總理柯西金，以途徑北京的名義，與中共展開機場談判，設法降低雙方軍事衝突的熱度。這就是蘇聯從美蘇冷戰中學會的衝突防範策略之運用。中共雖然點燃中美冷戰不過幾年，現在也在學著使用這樣的策略。 就美國而言，美中之間經濟上某種程度的依存，同時也構成了對中國的羈絆。中共在經濟衰退大勢既定的情勢下，經受不起脫離經濟全球化的沉重壓力，因為中國已經無法依靠本國資源生存下去了，至少石油和鐵礦石這些基礎戰略資源以及飼料和油料這樣的重要農產品，都必須依賴進口。所以，中共會希望保留現存的對外經濟依存關係，同時也依然寄希望於西方投資的重新進入。正是這樣複雜的國際關係，將決定未來美中之間那既談判又威脅、既冷戰又經濟依存的全新格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1.目前對許家印的眾多聲討，一個集中火力點，或顯明或潛在是在抨擊「資本無序擴張」。每次看到「牆倒眾人推」的現象，不免讓人多思考一些。任何一個地產商，到一個城市拿地投資，都不可能離開行政審批與監管。一段時期內的地產神話，也一定與該時期內的制度偏好高度相關。因此，恆大作為宇宙第一房企破滅，表面看是一個企業的問題，根本是制度環境問題。權力與資本不是兩張皮，而是公權力監管下的資本運作。如何理解權力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一個制度問題。 2.許家印本人和那些年瘋狂的煤老闆一樣，地產模式和傳統採煤邏輯一樣，沒有創新技術含量，一個是不斷借錢找工人蓋房子，一個是不斷雇挖煤工不斷開口子。這一類型的「企業家」的財富密碼，主要是和掌握決策權的人之間的身份關係。這種傳統熟人社會的親緣邏輯，雖然可以轉化為合乎程序的官員績效與財政收入。本質是赤裸裸權力的遊戲，只是分工不同，許家印只是一個符號。這可以對比像比爾蓋茨、喬布斯、馬斯克這樣的企業家，他們企業創造利潤的方式，主要是依靠創新技術，成為價值創造的引擎。企業的生命力在於創造，而非依附於權力，制度性套利。而地產模式，只是在不斷汲取民力，以往人們上交皇糧國稅，現在做牛馬同樣是如此。 3.由此許家印本人不屬於社會精英，儘管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他富可敵國，關於他個人成功的神話寫成了很多暢銷書。他發財之後的表現，像極了入主南京城的洪秀全。最大限度的釋放權力欲與情慾，美女歌舞團相伴，極盡奢靡的享受。回頭看他沒有為社會創造出財富，卻增添了宇宙級的債務。恆大涉及到的債務，背後是那些爛尾樓業主接盤，那些與恆大有直接業務合作，又無法兌付的中小企業接盤。債務違約需要許多人透支未來進行償還，沒有法律強制力追償，就是明搶而已。有很多人撐不到未來，因為銀行不會為這些人開綠燈，不然銀行就會資金鏈出問題。即便許家印採取了強制措施，這些追債人的聲音，也不會予以公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沒有資金兌付的情況下，穩定就是最重要的。這真是很大的困境。 4.許家印不是孤例，恆大也不是一家。這個符號具有很強的風向標作用，如何處置許家印，是一個棘手的難題。當然從他被採取強制的時刻，長達兩年的各方利益博弈已經告一段落，大體是已經有了方向。在此之前的華夏幸福、融創，此後的碧桂園、富力等等，罪與非罪之間如何平衡，將會影響整個地產市場參與者的投資行為。不確定性成為制度的特點，因此人們拿潘石屹與許家印做比較，來反映企業家敏感度的問題。我覺得更值得考慮的是制度對於普通人的敏感度，最近那首《大夢》很火，那些掏空幾代人積蓄，卻只能在爛尾樓里看燭光的家庭，該怎麼辦？有的人可以背井離鄉，有的人卻將生命的全部家當託付給了「合法經營」的地產，這是多麼悲慘的諷刺。 5.制度問題，是一個發展理念問題。談到制度，總有一些磚家叫獸，充滿了傲慢與虛偽，他們如果看一看此刻恆大模式的坍塌，不知還能不能繼續油膩。當然這些人只要眼前利益，哪管洪水滔天。近二十年地產發展模式的問題，是通過合法制度，將風險轉嫁給了中下層普通人，同時依靠透支中下層廉價勞動力，來供養一部分人的奢靡享受。以所謂商品房預售製為例，購房者是絕對的弱勢方，在整個交易過程中，是孤立無援的個人博弈地產僱傭的「法務團隊」，法律從現實生活來看，並不服務於普通人。出現爛尾樓後，多是自認倒霉。這種缺乏公民參與規則制定的制度，必然成為禁錮人的牢籠，是非常值得反思與改進的。一點不值得虛無縹緲的優越。我們的城市化發展模式，建造了高樓大廈，人們卻沒有居住的能力，或者乾脆沒有完成交易，更別談幸福的個體生活。 6.制度風險源於短視。對於普通人而言，在大時代里最大的幸運，可能是避開與恆大這類的企業產生交易。人們也會僥倖，這一次沒有成為制度犧牲品。其實不然，巨額債務最終是需要國民分擔，會反映在菜市場的菜價上和工資卡的數額上。因此，每個人是有責任，去進行制度反思的，保持高度敏感性，將制度與個體生活聯繫起來，成為一個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關心公共政治的人。制度才會有向公正的方向轉變的可能。而非相反，只想成為「人上人」，是非善惡全不重要。如此困局，未來怎麼辦？這的確值得每個人感慨。 （全文轉自密林中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