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二十大
被外界形容为中共前总书记胡锦涛嫡系的胡春华,日前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分组会议中,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并排而坐,再度引起各界猜测。 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在中共二十大后被贬。中共官媒央视7月18日释出的新闻画面显示,在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一个分组会议中,胡春华与习近平坐在同一排。 对此,流亡海外的前内蒙官员杜文在社群媒体X表示,“三中全会期间,习近平让胡春华坐在自己身边,大有深意!” 杜文是胡春华主政内蒙古时的法律顾问。 胡春华目前是中共全国政协排名第2的副主席,也是二十届中央委员。 中共二十大前几年,外界一直盛传胡春华是团派领头人、前中共党魁胡锦涛培养的隔代“储君”(接班人)。 胡春华在中共十九大与二十大前,先后两次都是进入中共最高层政治局常委的热门人选,但最终都未能入常。 十九大时,胡春华仅保留住政治局委员,担任主管扶贫的国务院副总理;二十大时,他有望接替李克强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最终仅保留住中央委员。而团派的李克强、汪洋,也都出局,取而代之的是,习近平的亲信全面上位。 此外,二十大闭幕日当天,团派领头人胡锦涛更遭强行架出会场,相关画面引发国际媒体关注。胡锦涛被强行带离二十大会场后,习与二十大代表合照时,胡春华对习拍掌摆笑脸。二十大后,胡春华也曾多次在公开讲话中向习表忠。 去年3月中共举行两会,胡春华卸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出任全国政协排名第二的副主席,兼任党组副书记。政协历来被视为官场闲职,属于“二线职位”。 去年底,胡春华以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身分,应邀前往非洲的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出席马国候任总统拉乔利纳(Andry Rajoelina)的就职典礼。 不过,胡春华的旧部仍持续被抓,外界猜测其地位仍不稳。 今年6月3日,中共内蒙古人大常委会前副主任王波被调查。前中共官员杜文透露,王波是内蒙古前书记胡春华欣赏的旧部亲信,内蒙古近年落马的高官,多与胡春华有关。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赵乐际为什么会为对唐一军的前老板刘枫有求必应?》介绍了中共司法部的前部长唐一军虽然是浙江出身,但坊间多认为他之前之所以能够一度被快速提拔,并非曾经担任浙江省委一把手的习近平的主导,而是赵乐际。因为唐一军与赵乐际之间的牵线人,前浙江省政协主席刘枫与赵乐际父亲之间曾经的“患难与共”,决定了赵乐际一朝权在手,报答自己当年的“刘叔叔”实属必然。 不过呢,这个也是和习近平、赵乐际等人一样的知青出身的唐一军在中共政坛上一路走来,政治恩公肯定不止刘枫和赵乐际两人。 不妨先从这个唐一军的早期经历说起。 祖籍是山东莒县的唐一军生于1961年3月,16岁入下乡插队,说明他当年应该只是初中毕业或者高中只读了一年。我们无从查证这个唐一军的父辈,但唐一军本人从1977年7月至1980年10月的三年多时间里,能够先后辗转三个分属不同县份的公社里“参加劳动”,然后又于1980年10月被直接“招干”,“官”至浙江丽水地委党校的资料员,就足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还是颇有“走后门”之实力的。再从其原籍是山东莒县分析,他的父辈十有八九是中共建国之初的“南下干部”,日后在当地(最可能是当时的丽水地委)已经有了一定的官位。 不过呢,相比于习近平和赵乐际等当年的“插队知青”们,青少年时代的唐一军似乎是胸无大志,至少是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所以居然拖到了1985年10月,都已经24岁半了才迟迟加入中共。 1984年,当时还没有入党的唐一军居然能够进入浙江省委党校的“理论本科班”,入班之后一年就被入党。可笑的是,这个所谓的“本科理论班”学制却只有两年,而且“班”里还细分“专业”,唐一军就读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而唐一军的这一早期“学历”,似乎也能说明他的父辈在当地的“门子”挺硬。 至于他的后期“学历”,当然是“研究生”—-必须的。不过,那只是党校研究生,而且还是“函授”研究生。 当然,与同时期、同级别的中共非外事系统的官员们相比,唐一军的“学历”也有其“亮点”。他日后被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任命“为司法部长的当天,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即发布新任司法部长简历,应该是最详细的一份。其中说他担任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1年4月至2001年10月进入浙江省领导干部经济管理研究班学习并赴美国培训。关键是这句 “并赴美国培训”。此其一。 其二,他在任浙江省纪委常委、秘书长期间,于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参加中组部组织的“英语强化班”学习。 毫无疑问,既然是“强化班”,那么就说明当时的唐一军已经有了一定的英语基础。就这一点,肯定是比当今圣上习近平和赵乐等 “国际化”了许多。 唐一军的官方简历中说他1986年7月“本科”毕业后便进入浙江省委系统,从省委宣传部理论处(普通)干事起任,经历了副主任干事(副科级)、主任干事(正科级),然后就是1991年7月调进浙江省委办公厅,陆续升任副处级秘书、正处级秘书。因为他当时的具体工作是省委副书记刘枫的专职秘书,而副省部级的秘书能够享受的最高组织待遇也就是正处级。 期间,被唐一军专职服务的政治主子刘枫因为很快就要从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位置上告别省委常委会,改为专职政协主席,于是便把唐一军平级调至“基层”,出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两个月之后就被宣布为浙江省舟山市委常委兼秘书长,官至副(地)厅级。 在此位置上完成 “赴美国培训”的半年之后,唐一军被调回省委,出任省纪委秘书长,具体时间是2002年4月。两个月之后又被宣布为省纪委常委、秘书长。不过从组织级别上讲,这次的职务变动虽然是从基层再进省委,但还是应该是属于平调。也就是说,在习近平2002年10月从福建省长职务上调入浙江并短暂由省长过渡到省委书记职务时,唐一军还是上任才几个月的副厅级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 接下来,这个唐一军能有机会进入中组部的“英语强化班”受训,不一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挑选的,但他在中组部 “英语强化班”结业的四个月后即被升任正(地)厅级的宁波市委副书记兼市纪委书记,肯定是省委书记习近平亲自拍板的。 唐一军到宁波任职的开始时间是2005年5月,先是以市委副书记兼任市纪委书记,2010年4月开始又转兼市政法委书记至2011年2月。这近6年的时间里,浙江的省委书记2007年3月由习近平换成赵洪柱,赵洪柱担任这一职务期间,由他任命过的宁波市委书记是由当时的省委常委兼省政法委书记和省公安厅长的王辉忠。王辉忠主政宁波期间,省委和中组部至少是当时还没有考虑过让唐一军出任宁波市委书记或者市长这两个实权职务,但同时又因为他唐一军在市委副职的位置上已经足够“元老”,这才给了他一次安慰性的提升,于2011年2月安排他离开市委常委会,同时出任市政协主席。虽说被认为是“年富力强便退居二线”,但毕竟是官至副省部级了。所以他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还曾进过为期两个月的中央党校省部级领导干部进修班学习。 唐一军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的时间是2016年8月27日,这个职务的继任者是比唐一军年长5岁,由时任中共杭州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位置上“升居二线”的杨戌标。 不过呢,在正式“辞去”宁波市政协主席职务的三个多月之前,他唐一军已经于当年5月5日被中组部和浙江省委先行任命为浙江省宁波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继而又于2016年8月23日,也就是他“辞去”政协职务的前4天,又被宣布任命为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同时兼代市长。 这一任命发出当天,立刻引起中国内地媒体的强烈关注,纷纷以《政协主席代市长再任书记 罕见一身挑三职》这样的标题亮瞎读者眼球。 “长安街知事”当时发出的权威解释说:宁波是副省级城市,四套班子(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一把手”都是副部,唐一军的任职虽是平级变动,亦很罕见。由于政协主席职务需要在政协全体大会上完成交替,因此唐一军现在暂时集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代市长、市政协主席四职于一身。 在唐一军“重返一线”之前的那几年时间里,市委一把手先是于2013年4月由王辉忠换成比唐一军年长4岁,由宁波市长就地升任的刘奇。2016年2月29,刘奇被中组部宣布调任江西省委副书记(候任代省长、省长)。从此宁波市委书记职务居然被空缺,直到半年后唐一军被任命。 而就在刘奇离开宁波市委书记职务的半个月之后,此前于2013年5月从浙江省副省长位置上“下放”接替刘奇宁波市长职务的卢子跃在2016年3月16日突然被中纪委官宣“落马”,其罪名一大堆,包括中共一般贪官所共有的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严重违反组织纪律,欺骗组织,在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利用职务上便利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严重违反廉洁纪律,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也有稍显另类的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以及长期搞迷信活动,在民主推荐中搞拉票等非组织活动。还有就是“为谋求职务提拔送给他人财物”。至于这个或者这些“他人”都是谁,笔者至今未核查出个结果。 日后,这个卢市长被在珠海市异地审判,以金额达1.47亿余元的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卢子跃被宣布“落马”后,宁波市长位置也一度被空缺,直到当年5月5日唐一军被宣布“代理”。 唐一军先“代理”市长,后马上就又被宣布为市委书记的次日,“长安街知事”的评论特别强调“唐一军在宁波工作了11年,2005年他到宁波上任时,就已经是正厅级干部。2011年,他50岁,成为‘年轻’的市政协主席。此外,他还曾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纪检干部。2002年至2005年,他当了3年的省纪委常委、秘书长,转任宁波后,又以市委副书记的身份兼任纪委书记5年,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纪检。” 接掌了宁波市的党政大权之后,宁波人都相信唐一军总会在宁波多呆上一阵子,没成想上面根本没从宁波当地党政工作的延续性考虑,先是于唐一军上任宁波市委书记的半年之后,即宣布他为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等于是宣布了唐一军宁波市委书记的兼职不会长久。时间又过了半年, 2017年10月唐一军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当月,即被宣布调离浙江,高就兼任代省长的辽宁省委副书记。继而就是正式的省长。 如此说来,本来已经进入“二线”岗位的唐一军,从重返一线担任副省级城市的代市长、市委书记和省委副书记兼市委书记,再到被异地提拔为省长,历时只有一年零两个月。如此骚操作,肯定不是当时的江浙省委力所能为,而当时在习近平手下负责操盘十八大“两委”名单的制定和与此同时的各省、部换届的“中央有关部门”第一负责人就是赵乐际。所以,唐一军在共产党仕途上的最关键一步,起决定作用的应该就是赵乐际。而唐一军在步入中共政坛之后从年龄角度讲是最宝贵的几年里都是在贴身伺候的刘枫,因为是我们上篇文章中详细介绍过的赵乐际当年的“刘叔叔”,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引荐人。 众所周知,随着2022年10月中共十九大的闭幕,赵乐际晋升了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他的中组部长职务便交给了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大学“求学”时期同住了四年时间的“上铺兄弟”陈希。不过,在向陈希交接之前,唐一军的进一步职务安排,应该是在赵乐际主持中央组织工作的十九大召开之前,也就是先安排唐一军担任一段时间的地方行政首长的同时,就已经为他设计好了的下一步。 本专栏的前一篇文章《中共司法部先后有过的五个”污点部长”》中已经介绍了在唐一军之前担任过司法部长职务者,第四个出问题的是中共司法部第11任部长傅政华,上任时间是2018年3月19日,被免去部长职务并退居二线的时间是2020年4月29日,在位时间两年零41天。 比唐一军年长6岁的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13日,十九大召开时以公安部正部级常务副部长身份“当选”中央委员,时年62岁零7个月。 2018年3月,已年满63岁的傅政华被“决定”接替只当了一年司法部长就晋升最高检察长的张军的司法部长职务。而事先在做这一“决定”之前,在习近平领导下具体操盘十九大人事的赵乐际应该是已经为唐一军考虑好了接班傅政华司法部长的两年之后。 如果说十九大召开之前只是让唐一军在宁波代市长和宁波市委书记,以及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的岗位上仅仅过渡了14个月时间,实在是对宁波当地党委工作的延续性不负责任,那么让唐一军在辽宁省长位置上只过渡了两年半不到,同样也是对辽宁省的政府工作不负责任。而事后回想起来,先前中央组织部长先后把宁波代市长、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兼宁波市委书记,以及辽宁省长的重要工作岗位都当成迅速提升并委以国务院要职的唐一军的政治踏板,无疑会引发当地党政官员们的强烈不满。再加上唐一军无论是在宁波当地还是在辽宁当地虽然任职时间长短不一,但却都是贻害无穷—-主要是引导、纵容许家印和他的“集团”在当地的“资本无序扩张”,导致当地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积重难返……。而这很可能就是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唐一军落选中央委员的重要原因。 据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共二十大)大会期间,各代表团以差额选举方式对“两委”人选进行预选。提名二十届中央委员候选人222名,差额17名,当选205名,差额比例为8.3%…….。” 笔者相信唐一军是这被差额下去的17人之一,而不是事先根本没有被提名。完成本文前,笔者再次核对了中共二十大主席团名单,证实了唐一军名列其中。上届的中央候补委员能够进入本届大会主席团名单的适龄者(时年63岁及以下),而且还是在位的部委一把手,其大名应该是同时也出现在本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中的。 试想,在二十大各代表团酝酿中委预选名单的过程中,只要是从浙江和辽宁两个代表人数众多的代表团里大量跑票, 他唐一军进入被“差额”的百分之八点三就是肯定的了。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介绍了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当时还只是副省部级但照样当选中央委员的有十几位,而当时虽然暂时还是副部级待遇但事实上早已经被内定为央行行长接班人的潘功胜之所以名落205名当选者之外,除了顺利当选中委的殷勇在二十大被疯传是央行行长接班人的第一顺位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部分中共二十大党代表们的判断。另一部分党代表的“赖政”导致姓氏笔画越多,丢票越多的现象也是潘功胜被从预选名单上差额下去的因素之一。至少有部分党代表不认真行使党代表“神圣的民主权利”,在预选过程拿起按姓氏笔划排名的候选人建议名单就从头开始画勾,画满主席团宣布的205个应当选者为止,后面因为姓氏笔画过多的17个就活该了。 在二十大中委预选过程中,所有17名被淘汰者中,也受姓氏笔画太多而影响得票率的据说还有谭成旭、戴厚良两位。 先说1963年9月出生的谭成旭。此人是2019年10月由地方副省部级岗位,时任辽宁省计划单列市任大连市的市长平级调任鞍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 笔者不清楚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是为何相中了这个谭成旭作为重点培养的正省部级岗位接班对象,特别将他列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不幸的是他在中央委员预选过程中被淘汰后,参加候补中委的预选再被淘汰。于是,中组部似乎是已经放弃了对他的提拔计划。考虑到他在副部级央企一把手位置最最多也只能干到63岁,于是干脆提前为他安排了二线职务,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十四届全国人大上安排他出任了一届外事委员会的委员。 和谭成旭、潘功胜一样都是出生于1963年的戴厚良,是从中国石化系统一路爬升上去的,2016年开始出任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董事、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同时还兼任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裁。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后即在十九大上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他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兼任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副部级身份和谭成旭一样被安排成大会主席团成员。但这种刻意的安排显然没有起到作用,落选中央委员之后,这个戴厚良也和谭成旭一样,也没有当上中央候补委员。 同样,也是因为二十大之后对戴厚良放弃提拔后,中组部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安慰性的职务,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 。 笔者过去的文章中曾经介绍过:自从中共政权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施行了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的差额选举之后,差不多每届都会出现党内高层所不乐见的“民主事故”,就是说本来就被安排进“建议名单”中陪选的人往往没有被差额掉,而高层非常希望当选的反而落选。 同时笔者过去也有相关分析文章指出,事实上中共当局实行了所谓党内差额选举之后,“陪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陪选”是伴随着中共政权的“差额选举”出现的一种上行下效的特有现象。中国大陆的一家官网曾刊登《“陪选”现象凸显法律漏洞》批判这一弊端。 另有一篇作者署名季正矩和彭晓的文章《当前党内选举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更是直言“现行的党内差额选举还只处在‘预选’阶段,近几年来所谓的差额选举几乎都是预选差额而非正式选举差额。” 该文批判说:“现实中差额选举执行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偏差使其仅成为一种形式。比如,在预选差额选举时,往往不实行‘集中投票’,而是实行‘分代表团投票’,这使差额选举打了折扣。在差额候选人的安排上还有搞‘陪选’的情况,更使差额实际上变成了‘等额’。” 却原来,自实行党内差额选举之后,每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期间,人事筹备小组都会费尽心机地安排一批“陪选人”,这些“陪选人”大都是从副省部级的大型国企负责人中产生。 这类陪选人谁的名字能够进入大会主席团,我们没有找出规律。不过,进了大会主席团名单的年富力强者,即使当时还是副省部级,一般也都会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预选名单,当选不当选,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举一个20多年前的例子,就是现任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张庆伟,在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上,他以时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职务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顺利当选中央委员。 而去年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共当局如法炮制,把现任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袁洁也安排成了大会主席团成员。但事与愿违,袁洁未能在中委预选中过关。不过,进行中央候补委员预选后,得票数居中的袁洁,顺利当选。 令人唏嘘的是,21年前的张庆伟以41岁的年龄即成为中国航天集团历任老总中的第一个中央委员。十六大召开20年后的的航天科技集团老总袁洁也不过比张庆伟年轻4岁,却还未能在二十大上如愿当选中委。 未来中共二十一大召开时,出生于1965年的袁洁已经62岁了。年龄优势已经不再。 比袁洁惨的是一个叫曹建国的,此人生于1963年8月,2017年以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身份顺利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去年二十大上和袁洁一起进入二十大主席团,然后就是一起落选中委。笔者听到的消息是,这位曹建国本人在二十大中委预选中被淘汰后,自己主动向大会主席团提出不参加中央候补委员选举。 于是,中组部于今年三月把曹建国安排成了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委员,。 另外一个叫张晓仑的国企老总也是二十届中委落选者之一。。此人出生于1964年8月,去年以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的身份被安排进入二十大主席团,但党代表们不但把他从中央委员预选名单中淘汰,也还让他在中央候补委员预选过程中名落孙山。 于是,中组部赶在今年3月把他安排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委员。 很明显,中组部已经不再把这个张晓仑视为正省部级提拔对象了。 如上例举的在二十大上落选中委后或当选了候补中委,或者连候补中委都没有当上的副部级央企老总们,落选中委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许多党代表都认为他们不过是些“陪选”人。这一来,事先已经被内部确定要在二十大召开之后即提升为正省部级的时任央企老总,自然也会被认为是“陪选”而惨遭淘汰出中委预选名单。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时任中国第一汽车工业集团董事长兼党委书记徐留平。 1964年10月出生的徐留平是兵工出身,2013年升至中国兵器装备公司总经理,2017年转任一汽老总。 二十大召开之前,这个徐留平已经被内定要赶在在今年的全国总工会换届前出任全总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所以被安排进入中委预选名单。但是,当时还担任着全总党组书记的陈刚也是在中委预选人名单上。于是,原本已经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陈刚顺利当选,徐留平则是名落候补中委。 不过,二十大召开之后,徐留平还是被按计划安排接替了陈刚的全总党组书记职务,比徐留平年轻一岁的陈刚则被外放为青海省委书记。 众所周知,中共所有“群团”组织中,总工会和妇联的实际政治地位最高,其一把手都是副国级,党组第一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则都是正部长级,中央委员是标配。而徐留成则是该机构有始以来的历届党组书记和书记处第一书记中的首位落选中委。 其实,在二十大召开之前的职务早已经是正部长级实职,而且也都是大会主席团成员者,也有不幸落选中委的,而又以我们过去文章中已经介绍过的江金权和唐一军为典型。 对于这类在正省部级职务上落选中委者,中共当局一般不会再安排他们参选候补中委,而是赶在次年给他们安排人大或政协的相当于正省部级的二线职务。比如江金权今年三月被安排为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这样安排就可以保障在他继续担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位置上不被质疑为什么不到龄退休。至于唐一军则是被外放到江西省当政协主席去了。巧合的是,被唐一军接替江西省政协主席职务的姚增科是十九大上的落选中委,继而又成为得票数最少的候补中委。 被安排成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在中委预选过程中还是落选的,特别要提一下曾经被认为是潘功胜竞争对手之一的谷澍。 1967年8月出生的谷澍青年时代是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全部都是全日制攻读,这在中共官场上很是比较少见的。另外他也是全国首批经国家统一考试取得从业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并担任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及金融会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人从2016年9月就开始以中国工商银行行长身份晋升副部长级,2020年12月改任中国农业银行党委书记,次年又出任该行董事长。 去年十月召开的二十大上,中央金融代表团的谷澍和易会满都被安排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易会满当时因为已经是正部长级,所以顺利当选中央委员,而谷澍则是在中委落选后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据传当时的谷澍是因为被高层当成国家金融监督总局的一把手候选人而名列二十大主席团成员,但最终只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后,高层又改了主意,把正常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任四川省常务副省长李云泽安排接掌了国家金融监督总局。 出生于1970年的李云泽当然比谷澍更具年龄优势。还有一种说法是网上曾经出现的“谷夫人晒丈夫”严重影响了谷澍的政治声誉。 在二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中央金融代表团成员,除了谷澍,还有时任中信董事长兼党委书记朱鹤新,交通银行行长刘珺、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金良、中国人寿保险集团总裁蔡希良、中国工商银行行长廖林。其中的刘珺出生于1972年,是中共所有央级金融单位里最年轻的中央候补委员。 另外,中共副部级金融系统里事实上还有一个叫缪建民的是以招商集团和招商银行董事长身份落选中委后当选候补中委。此人的名字当时没有出现在二十大中央金融代表团里,而是出现在香港工委代表团名单里,是因为招商银行总部不在北京而是在香港。 说起来,这个缪建民6年前即已经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身份,在中共十九大上与潘功胜、易纲、易会满一同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缪建民出生于1965年,比潘功胜年轻两岁。是因为相对年轻的原因,所以在与潘功胜一同落选中委后,缪建民还是能够连任中央候补委员。 在如上这批二十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央级金融老总们的对比下,“三非“人员潘功胜居然升了央行行长,自然显得尴尬无比。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本专栏过去文章中已经分析和介绍过的潘功胜的落选,还是本文介绍的在中委预选过程中也被淘汰的谭成旭和戴厚良,都是因为本人姓氏笔者太多而名列按姓氏笔画多少排序的总数为222名的差额预选候选人名单的倒数几位之一而影响了得票率,但是,这个影响相对有限,因为“懒政”的党代表毕竟为数有限。那么,我们本专栏上篇文章中介绍过的二十大中委候选名单中的十几个时任副省部级官员都能顺利当选,而当时已经是央行第一副手,而且同时还是一个最重要的国家局之一的外管局党政一把手的潘功胜反而落选的原因,除了当时的“殷勇效应”和姓氏笔画太多影响了部分“懒政”代表没等看到他的名字时即已经“选”够数了,笔者听到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有部分党代表不但不“懒政”,而且还对潘功胜的简历内容过分吹毛求疵。却原来,潘功胜加入中共的时间很晚,1999年4月才入党。原因是在读大专和硕士、博士期间都没有“积极要求进步”,政治面貌一直都是“群众”。而博士毕业成中国工商银行副处长时,30岁的他政治面貌终于不再是“群众”了,但却不是入党而是加入了民盟。 而无论他当时加入民盟的动机是从政协走“政治捷径”,还是因为出国进修之前主观上不想入党,注意到他这一点的党代表们肯定会心生不满。事实上,当年的潘功胜确实是在到英国当了一年访问学者之后,才于1999年4月申请加入了中共,时年36岁。入党当年即由副处级升至正处级。 对比一下中共历届党代会上产生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的简历,像潘功胜这样36岁才加入中共的,应该是没有第二个。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去年突然被架离二十大会场的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近日有知名评论员爆料说,美国媒体准备要给胡锦涛写讣告。有网民说,“胡锦涛死了不是件什么重要之事,只有习近平死了才算上世界大事”。 综合媒体报导,中共内斗日益激烈引人热议,已高龄80岁的胡锦涛,去年10月22日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突然被人架离会场,震惊全球。之后,他鲜少公开露面。最近一次是他去年12月他参加已故前领导人江泽民的告别式。 近日,时常投书外国媒体评论中国时政的邓聿文爆料说,有美媒准备要给胡锦涛写讣告。 邓聿文8月29日在X(此前名为推特)爆料说,“看来胡锦涛是真不行了,某美国主流媒体要准备给胡写讣告,问我今天如何评价他”,隔天他又发文说,又有另一家美国主流媒体也要为胡锦涛写讣告,但强调他自己感觉胡锦涛不会这么快就死掉,认为是美国媒体基于敬业精神预做准备。 又一家美国主流媒体要为胡锦涛准备讣告,问我有没有时间接受采访。我感觉—–纯粹是感觉,胡不会这么快去世,怎么也得等个半年一年或者更长一点。前年李登辉去世,香港一家媒体约我写一篇长文谈论江的是非功过,江彼时是90多岁老人了,之前多次传出他快要不行,这次他们认为可能活不长。不过一年多后… — 邓聿文 (@dyw1968316) August 30, 2023 邓聿文的推文引来网民留言说,“胡锦涛死了不是件什么重要之事,只有习近平死了才算上世界大事”、“架出去后接著就是灭了”、“这料爆的猛”、“真的假的?还是又‘被不行’了”、“胡锦涛前几月还现身了,走路说话都没问题,这么快就不行了?”、“胡锦涛才退休十年就死了,按理说胡锦涛年纪不算特别大,这显然是非正常死亡”。 微博一度变成灰白 抖音出现蜡烛 事实上,胡锦涛死亡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时间,有传闻说,“胡锦涛于7月26日突然发病,被紧急送往301医院途中去世。从症状上看,疑是中毒!” 网传,胡锦涛于7月26日突然发病,被紧急送往301医院途中去世。从症状上看,疑是中毒! pic.twitter.com/FWyNJG3Qje — 谢万军 Wanjun Xie (@wanjunxie) August 24, 2023 还有传闻说,前中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拒绝参加胡锦涛治丧委员会,要求追查胡锦涛死因。 胡锦涛死亡信息估计快要开盒了。 这场特大洪灾京畿垂危,难道是胡的怨愤引发的吗? 庆丰恶贯满盈,该来的一定会来,该报的统统得报。 pic.twitter.com/1ABLS6LuJq — 花仙子 (@huaxianzi999) August 24, 2023 稍早前,也有网民对于胡锦涛的死讯传闻在X发文说,“微博变成灰色状态,抖音点赞功能变成了蜡烛。按照以前的经验,这种情况一般只在发生国家级的大事时才会出现,比如国家领导人去世。这一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相关传闻的可信度”。 胡锦涛去世?很多消息源都在传播,微博变成灰色状态,抖音点赞功能变成了蜡烛。按照以前的经验,这种情况一般只在发生国家级的大事时才会出现,比如国家领导人去世。这一现象的出现进一步增强了相关传闻的可信度。 pic.twitter.com/jXWEr2hV5S — X热点话题 (@tuiteparty1) August 18, 2023 胡锦涛裸退交出军权 让习近平抗衡江派 胡锦涛去年10月22日出席二十大闭幕会时,坐在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身边,会议进行时,他突然被架离会场,现场画面引发国际舆论关注。中共官媒宣称胡是因身体不适离场,但外界普遍认为是习近平为铲除异己,团灭以胡锦涛为首的中共“团派”(共青团派)的象征。 海外媒体报导,胡锦涛执政10年中,由于江泽民延任2年的军委主席,并安插亲信掣肘胡锦涛,使胡锦涛、温家宝的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按当时中共内部的潜规则,胡锦涛也可续任两届的军委主席。不过,胡锦涛在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会议上,决定“裸退”,将军权交给习近平抗衡江派人马。 当时胡锦涛反复强调两点主张。第一,无论曾经是否位居要职,卸任后绝不干预政治;第二,包括军委主席在内,今后绝不允许出现任何延长引退时期的人事例外。
自中共二十大习家军全面上位,中国已进入堪称“逢迎政治”主宰的“新时代”,中共政权也进入了“灭”的没落时期。 李强引领中共“逢迎政治” 官员讲话必提最高领导人指示、精神,历来是中共官场的标配。但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到李克强任总理的时期,中共国务院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到了习近平大秘出身的总理李强上任,他对习近平极尽逢迎,成为开启“逢迎政治”新时代的标志。 8月21日,中共国务院进行第三次专题学习,李强称,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 8月16日,李强主持国务院第二次全体会议,称在“习核心”领导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回升向好”。尽管中国经济已呈现哀鸿遍野。 近期华北、东北地区洪水滔天,习近平再次未如前任领导人一样现身灾区,引起不少议论。8月8日,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却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各地受灾群众,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亲自部署、亲自指挥”。 李强7月3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称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 李强是习近平主政浙江时的大秘,他在上海奉习指令封城防疫搞得天怒人怨,结果照样被抬上国务院总理大位。以李强的秘书党思维,他掌握国务院,基本行为准则当然就是服务好习近平,当好“太监”。 3月14日,李强在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说,新一届政府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国务院定位首先是“政治机关”,要“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 之后,李强制订了新《国务院工作规则》,减少国务院常务会议次数,同时建立学习习近平讲话的制度。这是将“逢迎政治”制度化。 今年5月,李强还罕见以总理身份,陪习视察雄安新区。而过去的总理是不会这么做的。 李强表面上是为了更好地执行习中央指令,避免政令不畅,但实际上执行的更多是政治指令。而更关键的是,作为“一尊”的习近平,并不是全能的,甚至可能是低能。 “全能的习近平” 早在2016年,就有外媒关注到习近平一连串的挂任头衔。在当时,他不但任党政军一把手,而且已身兼7个领导小组负责人,分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中央网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组组长、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以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这些机构后来基本上已改成了委员会。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文章称习近平是“全面主席”(Chairman of Everything)。 但习近平真的不是“全能”的,他当全面主席,又号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更可能是因为不放心。 “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在2018年第一次连任国家主席时这样说。习近平自己就是党,他什么都要管,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权力欲,但主要还是他不放心,不安心,不得已。 过去的政治局常委中还有江派、团派人物,他们和习不太协调。现在常委们虽然都是习家军,但连习近平都公开承认他们是“外行领导”,习有另一种不放心。 不过,习近平的“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未必是人们想像的事必亲躬、励精图治的勤政表现,从他在洪灾期间,连灾区都不去看一眼,就可见一斑。 “逢迎政治”之祸 从李强开始,整个官场表面上都不敢对习有微词,一味逢迎附和。但搞“逢迎政治”是有后果的。 习近平前三年防疫大搞动态清零,官方也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即便体制内外质疑声音不绝,人道灾难不断,但习自己一直不松口,坚持说搞动态清零是“生命至上”。而主管卫生的高官和官媒都一直附和习的说法,维护动态清零,结果一朝溃败,在去年12月政策大逆转。 在当局放弃动态清零之前,发生了反封控的“白纸运动”。去年12月1日,习近平也曾对来访的欧盟官员提到,中国出现抗议,原因是“在疫情流行三年后遇到了问题,大学里的学生或青少年感到沮丧”。这个消息透过大外宣媒体披露。 习可能只是为自己找个台阶下而已。真正让他低头的原因是他自己撞到了南墙。因为决策失误,经济受重创,政治上官员躺平,社会上民怨沸腾,原来的僵化防疫政策已经走不下去,最后归因于“白纸运动”,以示他还是听一点民意的。 最近的洪灾也一样,中共为保北京,向河北泄洪,为保习的政绩工程雄安新区,涿州等地被淹,灾情惨重。其时中共高层在北戴河休假,网上则流传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等前领导人在任时到灾区视察的视频。 习近平事后专门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自己声称防汛抗洪救灾取得了“重大成果”,这和各地灾民抗议形成对照,而这种抗议过去是没有的。 有意思的是,在华北洪灾之前,中共官方7月19日曾出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治水的重要论述”。 官媒指习近平“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治水事业。中共水利部长李国英更为此书撰写序言说,习近平关于治水的论述,“在中华民族治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共的水利部长简直把习近平治水捧到了“大禹治水”的高度。 这本书在洪灾期间遭到不少民众讥讽,有网友暗讽习是“专业专精的全才型领导”、“全才大将”、“当代大禹,治水有功在千秋”、“文武全才”、“百科全材”。 如果水利部是提前预制这次“高级黑”,李强在网路一片骂声之际,仍声称习“亲自指挥”救灾,这其实是一种甩锅。 习近平的治水思想,只是他“无所不包”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我们看过的还有: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思想、习近平文艺思想…… 2021年5月16日,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党媒刊文,吹捧习近平外交思想,称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外交工作。然而,外交系统听从习的“敢于斗争”指示,结果四面树敌。 最近中办、国办印发文件,要求将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领导干部“重要必修课程”,做“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实践者”。 说习近平有经济思想没有错,无非就是国进民退的一套,外交思想也有,就是恶狼外交的斗争一套。但要说习有法治思想,就很荒唐,人们都知道中共党大于法,以党代法,根本无人权和法治。 习近平既然有这么多思想,不是靠御用文人捣弄出来就可以的,必须有逢迎者的宣导。 2017年中共十九大后,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的研究机构,陆续建立了10个“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现在这种所谓的研究中心,在全国至少有18个。 今年4月,中共在全国发动学习“习思想”的运动,习的头号亲信蔡奇负责操盘。而习近平也不避嫌,亲自开会下指示。这些都是“逢迎政治”的产物。 在经济上的逢迎带来的损害更大,因为习近平大脑思维都是陈旧的计画经济元素。当今中国的各类经济指标几乎无一点亮色,潜伏著各种灰犀牛和黑天鹅,中国的经济繁荣落幕已是外界共识。这不是当局禁止唱衰,声称形势大好,就能解决的。习近平为什么一再强调安全?他如今惶惶不可终日,睡不安枕。 1978年之前,中共搞计画经济造成灾难,1978年之后中共不得不转变路线,但仍是由党来决定市场的配置,本身就是瞎指挥,中共永远无法“改革”形成真正的市场经济。到了习近平“新时代”,也只是将九龙治水变成定于一尊。但由于最高层僵化低能,又没有制衡,更容易朝令夕改,政策前后矛盾。 对于习近平折腾导致的政治黑暗、经济烂透,没人敢提异议。况且李强他们还要搞“逢迎政治”,让朝廷弥漫谄媚之风。 “新时代”就是“最后一代” 当然,也不能全怪身边人坑习近平,因为习近平自己也确实听不进别人一点刺激性的言论。所以他才会一上台就搞了个“妄议中央”的罪名。习近平成了名符其实的“习禁评”。 比如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红二代、房产大享任志强质疑当局防疫不力。他骂习近平的文章,2020年3月在网上流传,同年9月他被以贪腐罪名判刑18年。 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是能听忠言的古代明君典范,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李世民不忘隋朝灭亡的教训。他经常说:“百姓好比是水,帝王好比是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还认可魏徵所说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 以马列主义为宗、本质上与中华为敌的中共政权,本身来路不正,当然不能和中国正统的朝代相比。另外,中共也没有民主社会良好的自动纠错、修复功能,它即便有天大的错误,制造了多少人道灾难,仍然会自吹伟大、光荣、正确。但作为统治者本人,本来有弃恶政、行善政的机会,善政会令统治长久,反之则短促,不论是何种性质的政权,道理是相通的。 如此,中共到了习时代,在各领域的折腾,只会加速其溃败。而李强配合习打造的以“逢迎政治”为特色的“新时代”,其实是“烂时代”。去年上海封城时,年轻人躺平对抗中共,誓言做“最后一代”。如今到习近平这一代,其实也到了中共的“最后一代”。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是什么? 移居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说过一句笑话:“习近平一生有三大噩梦。一当然是被建议改以C919国产机为专机,二是被建议改穿汉服,三是被建议禁止女儿去美国读书和学英语。”作为国产大飞机的C919,其核心部件仍是西方生产的,却连拼装工序都不过关,首架交付航空公司运营刚满月,就出现严重故障,无法完成返航任务。怕死的习近平怎么敢将此种飞机作为其专机使用?而市面上的那些所谓的汉服,若是参照沈从文对中国服饰史的研究,根本就是不伦不类的赝品,穿上之人如同群魔乱舞,除了满足习近平的“汉唐盛世、万国来朝”的虚荣心外,一无是处。最后,习近平下令削减中国教育系统中英语教育的部分,查禁英文书籍,却无法让他曾在哈佛读书的女儿洗掉那段“悲欣交集”的留学经历。 钟祖康说的是一个笑话,习近平最恐惧的事情肯定不是以上三者,而是中共重蹈苏共之覆辙——政权被推翻,国家解体,作为独裁者的习近平的下场只能是“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 挥泪对宫娥”。那时,他能跑去依附难兄难弟普京吗? 二零二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习近平前一年春季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全文,习向中青年干部强调筑牢理想信念根基,“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不信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了,不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了,就会发生东欧剧变、苏共垮台、苏联解体那种‘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剧!”党妈妈的生日,本该是载歌载舞、锣鼓喧天、全国山河一片红,习近平为何如此表现得凄凄惨惨戚戚,要死要活,居然说出如此不祥的话来?既然习近平自命为中兴之主,要超越的对象是毛泽东,就当像毛那样踌躇满志地宣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而不是像李煜那样哀叹:“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那么,这篇讲话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出错了? 习近平没有能力完成任何一篇讲稿,他的讲稿都是其文胆负责起草的——比如,在中共二十大上被提拔为中宣部长、政治局委员的北大文学博士、当年有神童之誉的李书磊。李书磊既然是北大博士,必定饱读诗书,在文稿中常常引经据典,以此彰显主子学富五车;但又要避免出现“宽商通农”这样冷僻的成语,让主子念了错字,沦为贻笑大方的“宽衣帝”。所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这个家喻户晓的典故,就被御用文人信手拈来了。习近平不仅能挑两百斤担子走数十里山路不换肩,而且能背诵唐宋诗词三百首不住口。 习近平没有这句词的作者南唐后主李煜的浪漫才情,却有李煜身上所有的缺点——“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为高谈,不恤政事。”当年,宋军大将曹彬一路势如破竹,俘虏了束手待毙的李煜,将其带往开封。李煜上船时,战战兢兢不敢走搭板,曹彬派人将其“架”到船上。上船之后,曹彬放任他自由,不加拘管。有人问:“你就不怕他半路上跳水自杀吗?”曹彬冷笑:“一个上船走搭板都怕得发抖的人,怎么会有勇气自杀?”宋太祖看了李煜作的诗词,有很深的感慨:“李煜若以作诗词的功夫来治理国家,怎么会被我俘虏?”后来,李煜因写“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等词句,宋太宗认为其心有不甘,赐牵机药毒杀之。所谓牵机药,有人说是中药马钱子,服后会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导致全身抽搐,脚往腹部缩,头亦弯至腹部,状极痛苦。 习近平的救命稻草其实是致命毒药 习近平的下场未必会比李煜更好。李煜不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却是一位“千古词帝”,清朝袁枚评论说:“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毛泽东对李煜的评价是:“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习近平倒是天天抓政治,但他抓得越多,中共政权败亡的迹象就越明显。邓小平一度是打左灯往右拐,因为唯有往右拐,文革后一穷二白、天怒人怨的中国才能有一线生机;习近平则是直接开倒车,将前三十年的坏与后三十年的坏捣鼓成一杯比牵机药还要毒的毒药,不仅自己一口喝下去,还要强迫全体中国人一起陪他喝下去。 为了避免苏联和南唐灭国的厄运,感到灭顶之灾就在眼前的习近平必须抓到救命稻草。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第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重大任务,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坚守好这个魂和根,是理论创新的前提。讲新话但不能丢了老祖宗,数典忘祖就等于割断魂脉和根脉,最终会犯失去魂脉和根脉的颠覆性错误”。这次会议的题目牵强附会、生拉硬扯,习近平提出“新境界”、“魂脉”、“根脉”等色彩斑斓的新词语,但新词语能救中共吗?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创造了一种“新语”作为大洋国的国家语言。这种“新语”,不是为了促进沟通和交流,而是蓄意削弱表达能力、压制异见的声音。奥威尔指出:“只要思想是建基于语言,语言的简化和控制就是简化和控制思想。你难道不明白,新语的目地就是要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不可能思想犯罪,因为没有词汇可以表达。必须的词汇,就简化为一个词,并严格控制其含义,删除一切附带的意象。……词汇越来越少,思想的范围就越来越小。没有人可以有理由或借口思想犯罪。”奥威尔还指出,新语亦有统一思想的功能,例如“享乐营”其实是强制劳动改造的集中营——在共产中国,“新语”的发明者们比奥威尔更厉害,他们不用“享乐营”这个似是而非的说法,而用了“再教育营”这个更冠冕堂皇的说法来掩盖集中营的本质,中共确实是运用语言骗人的高手。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他抓住的两根救命稻草,一根是马列主义,一根是民族主义。他却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马列主义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也是反对马列主义的,这两根救命稻草,一边是矛,一边是盾,还没有去攻打敌人,自己倒是先“左右互搏”起来。若硬要将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产生的怪胎就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早已尝试过,而且都失败得一塌糊涂。作为红色血脉的继承者,习近平的马列主义和毛主义的一面自不待言;但习近平发现但靠马列主义和毛主义已无法拯救目前的困局,遂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国际主义部分,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由此与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英国政治学家马克·尼古拉斯指出:“法西斯主义恢复了看待民族的这种思考方式——认为民族是充满神圣意义的共同体,它凝结于领导者的身体中,通过注入精神而获得历史的永恒——这样,法西斯主义复活了中世纪思想,将之应用于现代大众政治。” 马克·尼古拉斯将法西斯主义领袖视为“造棺者”,“法西斯主义的最高成就就是一堆尸体,其历史就是一个毁灭人类的目录”。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不仅为中国人打造十四亿具棺材,也为自己打造了一具棺材。李煜失去了他的国家,却为后世留下了三十八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而习近平的终局,必然是齐奥塞斯库、萨达姆或卡扎菲,他为后世留下的只有早已在网上悄然流传的他与彭丽媛的夫妻跪像。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本周四,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并强调了练兵备战的军事目标。有学者指出,今年以来,习近平两度视察承担主要对台军事任务的南部和东部战区,是为推进统一台湾做准备,但迹象显示军方内部却与习近平存在分歧。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习近平7月6日视察东部战区机关时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锚定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此外,习近平还充分肯定了东部战区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作出的贡献。 解放军东部战区成立于2016年,在中国五大战区中实力排名第一,拥有军方大部分海陆空打击能力。公开资料显示,东部战区的战略方向是太平洋及台湾,多次执行台岛周边演习等军事行动。 海外政论刊物《中国战略分析》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选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视察东部战区,是对美国批准最新对台军售的回应。 “(习近平)视察东部战区肯定是针对台湾,就是要推进台湾的问题。因为美国最近对台湾有军售,现在就是美国有点动作,中国相对有动作。也很难说中国马上有什么动作,这都是战略战术方面的较量。” 习近平在对东部战区的视察中还强调,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要“全力以赴履行好战区主战职能”,“大抓实战军事演练,加快提高打赢能力”。外界注意到,习近平视察当天,恰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抵达北京之际。而在近期,美中两国还先后在南海和台海发生军事摩擦。 上月底,美国国务院宣布了总额4.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这也是美国总统拜登上任以来的第十次对台军售。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也宣布成立“老虎”工作组,以监督加快对台军售的交付程序。 李伟东认为,习近平目前对内巩固权力的目标已经达成,而练兵备战则是意在对外。 深化练兵备战这一目标,在习近平今年4月中旬视察南部战区时也曾提及。而中国的军费开支和军力增长状况,也一直是外界关注的焦点。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中国在2023年的国防预算总额将达到1.55万亿元人民币,开支增幅超过7%,突破了过去5年内中国军费增幅的最高纪录,且远超政府设定的GDP增长目标。 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将所谓“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作为优先事项,并多次公开强调全面加强练兵备战。去年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成功获得第三个五年任期时,中国更将坚决反对和遏制“台独”首次写入中共党章,并重申“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 但在中国海军司令部前中校参谋姚诚看来,中国军队内部对习近平武统台湾的目标仍有分歧,并不能说是铁板一块。 “他(习近平)现在正在整顿部队,因为部队不太听他话。不仅整顿还要安抚,去部队笼络人心,这恐怕是(习近平)目前视察部队的主要原因,因为现在军心不稳。”他说,中国南部战区和东部战区承担着对台海作战的巨大任务,这也是今年习近平视察这两大战区的原因之一。 “现在整个军队对习近平发动战争持不同意见,都知道这个仗打不赢,打不赢不如不打。”姚诚分析说,目前中国军队畏战情绪高涨,早在此前中印边境冲突中,西部战区的作战不力就释放出这一信号。因此习近平现在骑虎难下,既怕解放军无法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又怕一旦发动战争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他说:“习近平要压着他们打,部队就反了。” 高喊备战口号、扩大预备役、增加军费开支等,习近平的战争意图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今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伯恩斯(William Burns)曾公开表示,有情报显示,习近平已命令中国军方在2027年之前统一台湾。因此,习近平对台湾的野心不应该被低估。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3月也向国会警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2027年具备武力犯台的能力。
被视为中共最高决策机构的中央政治局,去年二十大换届以来,开会频率相对减少,引发外界关注。 中共官媒新华社日前报导,中共总书记习近平6月30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他6年前拍板的雄安新区。会议称,雄安新区的重心已转向高质量建设,并需建设一支“政治过硬”、“改革意识强”的干部队伍,并会推出一篮子支持政策。 亲共媒体“香港01”7月6日报导,该次政治局会议另有一值得关注的地方:开会频率的下降。 报导称,原本每个月都能查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新闻,但去年10月中共召开二十大后迄今年6月,只能查到2月21日、3月30日、4月28日、6月30日有召开会议,其馀月份均未能查到。开会频率变成一两个月一次,不排除可能性较小的情况是:中央政治局依旧每月开会一次,但不一定每次开会都有公开报导。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中共最高决策层的重要会议,依规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召集,会议通常于每月月底召开。 报导认为,目前距离中共二十大结束不到一年,最近数月政治局会议频率降低不意味著今后会降低,尚待观察。但如今后政治局会议频率持续降低,最大可能性是,二十大改变了“政治秩序”,不再需要每个月通过开会来推进政治议程。 对于政治局会议未有官媒公开报导的原因,此前有香港媒体分析说,一般而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都会顺便举行集体学习,外界指官媒没有公开报导的3次会议,除去年11月外,政治局分别于1月31日下午和5月29日下午举行集体学习。官媒没有报导开会,很可能是会议的主题不宜对外公开。 外界猜测是否由于“领导人一言九鼎”,所以中央政治局会议减少开会。
日前,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署名Chun Han Wong的文章《纵观历史看习近平接班人之谜》,说是“他(习近平)打破了前几任中国领导人建立的为期十年的执政周期,并在党内遍植亲信,这些亲信论年龄,论资历,均不足以挑起接班人的大梁。“ 按照该文章作者的说法:“对今年6月即将年满70岁的习近平来说,这是他有意布下的一个迷阵。在接班人计划不明朗的状况下,党内精英需要小心翼翼,帮助习近平维持掌控,并为他争取时间来评估潜在的接班人…… ” 也是在日前,好几家中文媒体都介绍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本月刊登的学者吴国光博士的文章,文章标题直译为《习近平青年卫兵的崛起:中共领导层的代际更替》。 吴国光博士的文章指出:中共二十大上任命的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平均年龄大于五年前、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而与此同时,二十大之后,习近平开始加大安插60后和70后上位。不过,习是自邓小平以来,第一个没有安排接班“太子”的最高领导人。 国光先生这里说的“太子“,是从“接班人”意义上,而不是“裙带”意义上说的。也就是习近平曾经在党内会议上用过的那个词,”储君”。 根据吴国光的计算,2022年10月被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平均年龄为65.1岁,在2017年为62.9岁,2012年为63.1岁,2002年为62.0岁。这反映了习近平任内刻意提拔年长的官员,而推迟提拔年轻官员的趋势。 而去年十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新产生的政治局常委会的平均年龄,之所以超过十年前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二十年前的十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首先是因为习近平本人打破了“七上八下“潜规则,其次是不但把在二十大召开时已经年满67岁的王沪宁留任,而且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也有一个年满67岁,即蔡奇,一个年满66岁,即李希。如此一来,平均年龄就拉上去了。 当然,二十大上新提拔的政治局常委里,终于有了一个60后,即1962年9月出生的上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薛祥。 但是,丁薛祥这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里唯一的60后,在大会召开时也已经年满60岁,而15年前召开中共十七大时,同时从十六届普通中央委员直接晋升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别成为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备胎”的习近平和李克强,一个时年54岁,另一个时年52岁。 如果再往前比较的话,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9名政治局常委主要是40后,也有3个30后,但是是出生于30年代后期。其中,分别接班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胡锦涛、温家宝都是60岁,接班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吴邦国61岁,接班全国政协主席的贾庆林62岁,另外还有最年轻的常委李长春只有58岁,平均下来就成了中共十二大之后最年轻的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这里再强调一下,二十年前的十六大上的胡锦涛和温家宝都是以刚满60岁的年龄就分别接班党、政一把手了。而如今二十大上的唯一的一个60后,也是刚满60岁的丁薛祥,只不过是接班了一个常务副总理的职务。 这样比较下来,就可以充分说明习近平在考虑二十大高层人事安排时,在笃定自己连任第三个五年的同时,事实上也完全没有从“年龄梯队”的角度,考虑再一个五年之后,也就是依规会在二零二七年十月左右召开的二十一大上的“一把手交班”问题。 如上华尔街日报文章的作者分析说:清朝的秘密建储制度是1722年登基的雍正皇帝的发明。他深感于其父康熙皇帝在世时发生的夺嫡之争的惨剧,决定在生前选定储君后秘而不宣,死后再由大臣们将两份写有皇位继承人的遗诏对照验看。雍正认为,秘密建储可以减少诸皇子夺嫡的风险,不至于让皇帝在位时大权旁落,也避免了储君向皇帝争权。 三百年后的今天,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最大的领导人习近平也似乎乐于此道。去年开启第三个总书记任期的习近平可以自由选择他的接班人和接班时间,但却迟迟不愿亮出底牌。 笔者认为如上文章中把习近平当下对“接班人“的私下考量与“清朝(皇帝)的秘密建储制度“类比非常牵强。更准确的分析应该是当下的习近平自打设计自己的第三个任期的同时,无疑也已经下定了之后必须还要有第四、第五,直至第N个任期的决心。而这个决心下定的心理因素,除了从能力角度的“天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更有对自己“挑二百斤担子走二十里山路不换肩”和“每天游泳五千米”的“身体健康、永远健康”的无比自信。所以,至少是在去年设计陪绑自己第三任期的“领导集体”的年龄构成时,他习近平可能是考虑到了二把手、三把手……们的年龄梯队问题,百分之百不会从“年龄梯队”角度,考虑他这个一把手的接班备胎。从他刚愎自用的性格分析,他甚至也不会从“以防意外”的角度来考虑自己所谓“潜在接班人”的问题。 不但事实上没有把如今二十大上产生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除他习近平而外的其他六个人的任何一个人,当成自己一把手职务的接班培养对像,而且在给自己决心提拔为二十大新任政治局常委的四个人选分配具体岗位时,他习近平似乎也考虑到如何避免给外界以“接班猜想”的问题。 分析到此,我们不妨把时间倒回到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前。 当时的外界评论也好,“内部消息”也好,对时任“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入常“虽一致看好,但没有一篇分析文章,没有一个”中国问题专家“,也没有一则”据北京消息透露“提到过丁薛祥会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人选。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中共二十届一中会闭幕的当天,《纽约时报》适时刊登一篇文章,标题是《丁薛祥:习近平忠诚的幕僚长》。文章的第一句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被认为几乎肯定会晋升为常委,那就是丁薛祥。从履历上看,与其他一些竞争者相比,丁薛祥似乎不太可能成为候选人。他从来没有领导过一个省份,无论是作为党委书记还是省长。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幕后的技术官僚,包括最近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厅主任一职。这一职务具有浓厚的行政色彩。有人将丁薛祥比作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幕僚长。丁薛祥还被普遍认为是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随着习近平更强调防范国内外威胁,这个秘密机构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恰恰是这种与习较近的关系成为丁薛祥的优势。随着习近平试图清除政敌,拉拢盟友,忠诚度成为晋升的关键标准。同时担任习近平秘书的丁薛祥被认为是这位领导人最可靠的支持者之一。 该《纽约时报》文章中还分析说:60岁的丁薛祥是最年轻的常委会成员。但许多分析人士说,由于缺乏省级领导经验,他不太可能成为习近平的继任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习近平,他可能是鱼与熊掌兼得的最佳人选:忠诚但不具威胁性。 也就是说,丁薛祥二十大上“入常”,本来就被外界认为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不过,如果说习近平对二十大的政治局常委级的人事安排内容里最“不按牌理出牌”,或者说最不“循规蹈矩”的就是把一个从未当过一天国务院副总理,甚至从未有过半天国务院部门工作经历的李强,从上海市委书记位置上直接提拔为国务院总理,接班李克强,那么第二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例子就是把一个纯“政工”出身,从未有过半天从基层到中央的政府领导机构或者政府部门任职经历的“大内总管”,安排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的岗位上。 照理,在习近平一定要进一步重用自己担任上海市委一把手时和自己第二个总书记任期的“大内总管”丁薛祥的前提下,按“常理”判断,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里的丁薛祥就应该接替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局常委王沪宁的工作岗位,从顺理成章和驾轻就熟的角度分析,都是最利于继续贴身侍奉习近平。那么为什么不这样安排呢? 试想,如果二十大之后的习近平在一定要让丁某人“入常”的前提下,不是将丁某人安排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而是安排成事实上的党的“副总书记”,那么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肯定就会有习近平安排比自己年轻九岁的丁薛祥为自己的党内副手“是何用意”的臆测。 相比较而言,习近平把与自己处于一个年龄段的蔡奇安排为党的二把手,不构成“年龄梯队“,就不会引发不必要的“接班人选”的猜想。事实上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当蔡奇接替王沪宁“副总书记”角色被他的新任政治局常委兼新任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职务证实后,虽有不少评论人把他讽刺为当年毛泽东身边的“林副主席“,但也仅仅是从”伟大领袖亲密助手”的角度,而不是从”伟大领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的角度。 当然,在犒赏丁薛祥为正国级的政治局常委的前提下,对其具体的工作岗位安排也不是没有其他选择。比如中纪委书记。至于全国人大委员长和全国政协主席的职务,既然是安排给了连任政治局常委的五十年代出生者,自然就排除了60后,而且是首次入常丁薛祥的适用性。 那么在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和中纪委书记这两个具体职务的分配中,习近平把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岗位给了丁薛祥,显然就有了对下一个五年的考量暗含其中。 关于所谓的“七上八下”是怎么回事,这里不需要详细解释了。而去年的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后,外界评论纷纷质疑习近平“打破了七上八下的潜规则”。但事实上除了习近平本人,也只有军方代表张又侠和外交界代表王毅两人是“例外”,其他所有包括不是政治局委员的其他党内等副国级,无论是新任还是留任,其“年龄杠杠”都还是“七上八下”。 更需要说明的是,除了习近平本人,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产生,也是严格遵行“七上八下”原则的,最典型的就是去年召开二十大时年满六十八岁的韩正出局,而年满67岁的蔡奇入常。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事实是,韩正在因为年龄原因未能连任政治局常委前提下,能够被习近平比照五年前的王歧山,安排为一届国家副主席,就足以证明韩正二十大上的出局并非政治上失势于习近平,而仅仅是和五年前的王歧山一样,单纯的年龄原因。 另外,曾经的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兼中组部长,习近平当年在清华当工农兵学员时的“上铺兄弟”陈希,说起来比张又侠还年轻两岁,但却未能在二十大上获得晋升政治局常委的机会,也足以说明习近平在决定二十大高层人事中的年龄“潜规则”,或者说“年龄杠杠”,也还是“原则上实行七上八下”。 分析到此,我们再逐个对比习近平之外的6个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可以看明白习近平的目的是5年之后,也就是2027年召开二十一大时,现有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从蔡奇到赵乐际,从王沪宁到李希,再加上出生于1959年的李强全部都要“因年龄原因”出局,只留他习近平和丁薛祥连任。而届时的丁薛祥接替现由李强担任的国务院总理职务就顺理成章。 其实,在二十大之前曾猜测胡春华会接任总理职务的评论人士,所持理由之一就是胡春华比丁薛祥还年轻一岁的年龄优势,决定了他接替李克强总理职务之后,可以如李克强一样连任两届,而国务院总理连任两届是能够保持国务院工作相对稳定、施政相对连贯的重要因素。 但是,如今的习近平既然安排了二十一大召开时年将68岁的李强接任总理职务,内心的算盘很可能就是除他习近平之外的中央党、政主要负责人,都只任一届,无论是“副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无论是全国人大委员长还是全国政协主席,无论是中纪委书记还是不进常委的国家副主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五四,中共订立的中国青年节,党媒发表习近平的两封回信,一封回给农业大学的下乡学生,鼓励他们“深入田间地头和村屯农家。”“ 把课堂学习和乡村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厚植爱农情怀,练就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暗示,要把年轻一代打发到农村去。另一封是重刊2019年习近平给解放军“王杰班”战士的回信,强调:“贯彻强军思想,苦练本领,努力做新时代的好战士,书写火热的青春篇章。”暗示他们准备打仗、准备牺牲。 中国的年轻一代,或者说00后的命运似乎就这样被习近平“大手一挥”地决定了,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奔赴战场。这一切,对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不过就是毛泽东“上山下乡”和“准备打仗”的翻版。国内外都说,习时代就是2.0版的文革、2.0版的毛时代。这回再次证明,这些说法并非虚言。 其实,除了上山下乡和准备打仗,举凡党领导一切、政治挂帅、个人崇拜、学习某思想、阶级斗争、挑起群众斗群众、告密文化、反美反西方、闭关锁国、计划经济、党管经济、国进民退、退林还耕、以粮为纲、一哄而上…… 哪一样不是文革遗风、毛时代产物? 纵观世界各国,历史往往呈现钟摆效应。在正常国家如民主国家,这一钟摆效应体现为政党轮替,如美国、韩国和台湾等国。在专制国家,这一钟摆效应则体现为开明专制和黑暗专制的循环,如历朝历代的明君和暴君。 共产中国,这一钟摆效应依然存在。1976年10月,怀仁堂政变,华国锋抓捕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奠基了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这是开明派战胜顽固派的重要回合。随后的邓时代就是对毛时代的颠覆。 四十六年后,2022年10月,中共二十大,习近平凭籍权力斗争获取超期连任,并把团派人物全数排挤出局。惊人的是,仍然是一场政变。只是这种政变相对无形,属柔性政变。团派始祖、前最高领导人胡锦涛遭强行架离出场,就是政变的明证。这一回合,开明派失败而顽固派胜出。习王等人以这种粗暴方式回归文革和毛时代,是对改革开放的颠覆。其历史意义,则是为江青、“四人帮”、党内极左派报了一箭之仇。 近代和当代史上,在摆脱专制、建立民主之后,大多数国家都能够在宪政的框架下稳定下来,但若干国家则呈现民主初生而专制复辟的悲剧,尤其在专制刚刚瓦解而民主建立之初的脆弱和不稳定时期。甚至呈现民主进步与专制复辟的反复较量和几番轮回。最典型的是近代法国,在一百五十年间,先后建立五个共和国,至二战结束后建立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终于尘埃落定,成为稳定的民主与宪政国家。 而在当代,缅甸和埃及曾先后实现民主化,稍后却遭军人政变推翻、复辟军事独裁。俄罗斯原本已经实现民主,但当克格勃出身的普京上台之后,因恋栈权位、图谋长期执政和终生执政,又实质性地复辟了专制,让俄罗斯倒退,仅剩一件名不副实的民主外衣。 回头来看中国,改革开放在一党专政的框架内进行,于是,未待走向民主,就发生了另一种钟摆效应:由开明专制转向黑暗专制,从改革开放退回文革时代。明了历史的钟摆效应,对习王当道、大开历史倒车,就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这是一股逆流!历史见得多了。习王等人变着花样地回归文革、复辟毛时代,但万变不离其宗。逆时代潮流而动,谓之反动。既是逆流,就是暂时现象,不可能长久。数年也好、数十年也好,都是历史的暂时。 习派宣称:“两个确立”(确立习核心和习思想)是(中国政治)“最大的确定性”。其实,只要稍具政治学和历史常识者都知道,这恰恰是最大的不确定性。拒绝法治而迷信人治,一党专政叠加一人独裁,是远离必然性而浮于偶然性,就是失去确定性的依托而埋下不确定性的暗礁。历史反复证明,这是取败之道。习王若不改弦易辙,其祸不远。 (全文转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