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电子中国战略生变？官方公众号进入注销期
2026 年 6 月 24 日
日前，全国两会在北京召开，由于中共是独裁政权，所谓的代表并非人民选举，而是由当局指定。所以，这些代表只是摆设，因此被外界讥讽为“举手机器”。为了表达不满，有网友制作视频，选出多名社会“小人物”，他们以血的代价，甚至生命迫使当局做出某些改变。不少网友称，他们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 有网友发布视频指出，这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他称，近三十年来，这些人都是以各种血的代价推动社会进步的“小人物”。视频列举的部分案例如下： 网友总结的真正人民代表，近三十年来，各种以血的代价推动社会进步的“小人物” pic.twitter.com/WwsXHYYsxB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March 9, 2026 1991年，河南农妇王次妞的儿子被金矿主与警察刑讯逼供致死。在当地申诉无果后，王次妞割下儿子的头颅进京上访，引发社会震动，案件随后被列为重大冤案督办。 1994年，湖北农民佘祥林被刑讯逼供10天10夜，被迫承认杀害妻子，并被判刑15年。11年后，他的妻子突然“死而复生”归来，案件成为中国司法史上著名冤案，推动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 1998年，郑州火车站公厕收费3角钱。市民葛瑞自费50元起诉郑州铁路分局，历经三年诉讼最终胜诉，被认为推动了全国多地公厕免费。 1999年，江西农民周怀林带头质疑农业税超额征收，被带走两天后死亡。事件引发上万村民冲击乡政府的群体事件。乡长被活埋，派出所所长被打死示众。此后，农业税问题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最终在2006年被全面取消。 2003年，服装设计师孙志刚因未携带暂住证，在广州被警方收容拘留，因坚持理论，在收容站被护工等人轮番殴打致死。事件引发全国舆论震动，最终促使中国废除了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 2007年，深圳市民孙海洋的儿子被拐卖。他艰辛寻子14年，期间帮助许多被拐孩子找到亲人，最终也找到自己孩子，推动社会对打击拐卖儿童问题的关注。 2009年，湖北女服务员邓玉娇因反抗官员强制猥亵，在冲突中持刀致一死一伤。案件引发舆论争议，最终法院认定其防卫过当但免予刑事处罚，被视为弱势群体正当防卫讨论的重要案例。 2014年，慢粒白血病患者陆勇因帮助病友代购印度仿制抗癌药被控销售假药。案件引发社会对高价药问题的关注，最终陆勇免于刑事追责，也推动部分抗癌药进入医保体系。 2017年，陕西榆林产妇马茸茸因生产剧痛，两次跪求丈夫同意剖宫产被拒。医院因家属未签字拒绝手术，最终她从医院五楼跳下坠亡。事件引发社会对产妇自主权与医疗制度的广泛讨论。 2018年，江苏昆山发生一起交通纠纷。宝马车主刘海龙持刀攻击骑自行车的于海明，刀子掉落后被于海明夺取并反击致刘死亡。警方最终认定于海明属于正当防卫并不负刑责，该案成为中国正当防卫司法实践的重要案例。 对于这些事件，有网友评论说：“这些都是正式立案的！还有几万，几十万件更恶劣的案件，被官商勾结，司法腐败，恶意扣押，人民群众奔走呼号无门，生命财产被严重侵害，甚至被刻意扣留，没有进入立案程序！” 也有人直言：“那些坐在台上的‘人民代表’，很多都是踩着无数小人物的痛苦走上去的。社会每一次进步的代价，从来不是掌声，而是鲜血和牢笼。”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人大代表产生机制的讨论，再次受到广泛关注。 据美国之音报导，中国江苏观察人士昝爱宗表示，虽然当局称，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是由选民直选产生，但在事实上，选民投票选举的人大代表候选人的提名，完全掌握在中共各级领导手中。他说：“比如县乡级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基本上也都是上级政府事先安排好的。选民只能选举当局圈定的候选人中的人，独立候选人能当选人大代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职讲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滕彪指出，中国人大代表选举在制度设计和实际运作中均由中共主导，缺乏真正的竞争性选举。他表示，在中国不允许有反对党的存在，若公民以独立候选人参选，往往会被视为“捣乱”。他总结，在中国没有真选举，全是假的。 上海市民朱女士表示，在现实中，普通选民很难接触到人大代表，这些代表更多服务于权力体系本身，而非普通民众。 深圳的郭先生则说，他对现行制度已经没有期待。他说，中共虽然说是为人民服务的，但人民只是他们利用的一个工具。人民只是给他们抬轿的。所谓的党领导，是指党本身就是个皇帝，什么都由皇帝说了算。
因为大陆政府对新闻自由的持续打压，以及中文独立资讯来源不断减少。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RSF）于6月10日宣布，正式推出中文网站。该网站旨在为全球超过10亿中文使用者提供可靠、透明的新闻自由资讯，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施压大陆政府，终止对新闻自由的侵犯，释放被非法监禁的记者。 无国界记者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在法文、英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阿拉伯文与波斯文之后，推出中文网站。 公告中还称，中文网站记录政府侵犯新闻自由等行为，为受威胁的记者提供支援。该组织强调，中文网站将帮助14亿中文用户绕过审查机制，获取真实、独立的信息。 该组织的秘书长柏儒廷（Thibaut Bruttin）指出，近年来，因为政府封锁，中国的很多信息难以传递出来。中文版网站的上线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缺口。他批评，自从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大陆政府持续加强审查机制。在2025年无国界记者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中国的排名几乎垫底，在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78。目前，中国至少关押123名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其监禁媒体专业人员的数量居全球之首。 除了推出中文版网站，无国界记者还协助恢复了33个，在中国境内被封锁的新闻网站的访问权限，以进一步反击信息封锁。 无国界记者呼吁国际社会加强施压北京政府，以其停止对新闻自由的侵袭，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新闻工作者。 据维基百科资料，无国界记者（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缩写：RSF）是致力于保护记者免受迫害，促进新闻自由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由罗伯特・梅纳德（Robert Ménard）于1985年在法国蒙彼利埃创立。总部设于巴黎，并在亚、欧、美、非设有14家办事处。 无国界记者是国际言论自由交流会（IFEX）的成员。IFEX由全球60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在世界范围内监察言论自由被侵犯的状况、促进并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力[3]。在无国界记者发表的的报刊、出版物中，指出：“无国界记者捍卫全世界被囚禁的记者的权利以及新闻自由，即《世界人权宣言》中第19条描述的提供信息及获取信息的权利。” 2005年，无国界记者获得欧洲议会授予自由精神萨哈罗夫奖。 无国界记者,中文网站,中共,新闻,审查
这些年来，人们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中共当局动不动以所谓侮辱、诽谤英烈的名义抓捕异议人员，将他们投入监狱。最新一起事例是旅美艺术家高兟，在回国探亲时遭到河北警方逮捕，而逮捕他的缘由是高兟和他的弟弟二人多年前制作的毛泽东下跪忏悔雕像等触及政治的艺术作品，触犯了当局的“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当局2018年5月施行的英烈保护法第26条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3月修订施行的刑法正式将第299条之一的罪名确立为“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此后，当局依据此罪名，至今少说也逮捕判刑了几十名异议人员。《人民法院报》2022年就列举了十大典型案例，其中引起舆论关注的有原财经杂志主编罗昌平案，罗因讥讽志愿军的“冰雕连”而被判7个月徒刑。 如果说，罗等遭逮捕判刑是在刑法的“侵害英烈罪”生效后，勉强算有所谓的法律依据，但此次高兟回国探亲遭拘捕，被警方取证的艺术作品都是高氏兄弟十多年前创作的以艺术反思文革的阶段性作品，而侵害英烈罪2021年才开始施行。法律的一般原则是不溯及既往，拿十几年前的作品来套今天的法律，这是公然的打击报复，说明当局对政治异议的容忍度越来越低。事实上，侵害英烈罪如今变得像寻衅滋事罪一样，成了当局追杀政治异议人员的“口袋罪”和法律工具。 对中国政治异议的狭义和广义理解 许多人或许要问，习近平政权何以如此害怕政治异议，以致要扼杀哪怕在旁人看来其实并没有太大社会危害性的异议声音，追杀政治异议人士？这就需要对政治异议在中国的现状有一个大体了解。异议通常指的是对政府及其政策或者其他社会规范的不同或反对意见，异议人士的目的是对社会现状提出批评，希望得到政府的回应并寻求改变。但在中国当下，可以对政治异议作狭义和广义的两种理解。 前者指的是现政权的反对者对政权表达的不满，后者指的是把异议看作一种政治利益的表达。对当局来说，政治反对派的异议或者反对意见——不管以什么形式，是温和还是激进，都可能被视为对政权的威胁。而如果从政治利益的表达角度看，当局官僚队伍内部不同政治意见的表达有时也包含着某种异议成分在内。 官僚队伍内部不是铁板一块，在政治和经济路线及其政策，以及人事等方面，都存在意见分歧，如果这种意见分歧不能弥合，对决策中心来说，不同的意见就构成了某种政治异议，如果它足够严重，就上升为政治斗争。过去，官僚系统内部的意见分歧曾广泛分布在政治系统的制度结构和实际运作过程中，也是在党章允许的范围内，但在习近平时代，此种党内不同意见的表达被作为妄议中央的行为而遭严格禁止。尽管如此，由于习的所作所为实在不得人心和官心，这些年还是有敢言党内人士对其统治公开表达不满，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有已被判重刑的任志强和被解除教职的许章润。 体制内部的政治异议，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并不亚于民间反对派的政治异议，有时甚至更大。比如任、许二人的言论不仅在党内也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和冲击力，由此他们也遭到当局的严惩，付出的代价巨大。这当然让当局感觉到害怕和危险。虽然任、许等人的“政治异议”在体制内部属于个案形态，然而，了解党内政治的人都清楚，体制内的不满以一种私下或半公开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不少见。即使在左派阵营或者原来理解和支持习政权的一些人士，他们在小范围的私人场合对习的抱怨和抨击，也很尖刻。 不过，在对待民间政治异议和官僚系统内部的政治异议上，当局还是有差异，并采用不同的手法来处理。民间异议人士常常面临当局的审查、恐吓、监禁甚至暴力等手段的打压，以寻衅滋事或侵害英烈的名义被治罪。对党内人士的“非议”，除非像任、许等人的言论一样被广泛传播，当局一般采用“家法”来处置，主要是纪律处分。中共纪律处分条例在第六章，专门列有几十条违反政治纪律的行为，囊括党内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非议中央。对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的行为，做出包括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罚，以威吓党员干部不得非议中央和习近平。此外，中共巡视工作条例也把加强政治监督，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巡视工作的重点。 政治异议，禁而不绝 在当局动用各种政治工具，包括党内纪律处分和司法审判等打压下，中国社会特别是官僚体系内部的政治异议，表面看起来大幅减少了，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人们也在用各种办法规避当局的政治惩罚，根据政权对政治自由的限制来调整他们的表达内容和方式，如将异议的重点从敏感的政治领域转移到经济和社会问题，针对具体议题和热点事件表达对当局的不满。这种情况近年来有强化趋势。 另外，党政官员队伍仍然存在大量的“两面人”，包括当局在公布腐败官员的“罪状”时，有很多官员有所谓的对党不老实不忠诚的表述，这其实在暗示官僚体系内部，某种政治异议是禁而不绝的。比如，最近体育系统连接有两名官员被扒出有大量反体制的所谓不当言论。事实上，即便在政治领域，虽然当局对政治异议严防死守，不满者也会借助某些特殊时刻，编排习的身体状况、高层权力斗争、敏感人事安排、政治路线、思想和意识形态等各种信息，并大肆传播，典型的就是每年的北戴河时间，有关习的各种政治传言，虚虚实实，这些都可以划作政治异议的范畴。 总之，不论当局怎么打压政治异议，人们总能找到一种办法，突破当局的防堵，发出各种异议之声，让当局防不胜防。当局对此除了强化言论管控，使用政治处置和严刑峻法两手策略，并未有其他有效的方法可用。习深知，在他采用集权乃至独裁方式试图解决中共面临的统治合法性危机这第一颗纽扣系错后，下面的纽扣就只能颗颗系错。在此情形下，要平息社会尤其党内不满，也只能强力压制各种非议和异议。 “倒查”异议历史，制造寒蝉效应 其中，当局使出的一招是用侵害英烈罪等名义，通过清算异议人士过往的异议历史，来恐吓民间和党内的政治反对派以及潜在的政治异议人士，警告他们要小心，也许下一个办的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此次当局抓捕回国探亲的高兟，好比在反腐上倒查官员腐败一样，用这种“倒查”异议人士的异议历史的办法，目的是要在社会和党内起到一种寒蝉效应，但实则也反映当局在打压政治异议上有点黔驴技穷。 当局心里明白得很，在不能也无法改变现状和现行体制下，社会特别是官僚队伍内部，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潜在的政治异议人士。在它自以为有强大的专政工具的情况下，对民间政治异议，它也许不特别担心，但对官僚内部的政治异议，一旦形成气候，要压制下去恐怕就没那样容易。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要让堡垒形成一个“战斗”集体，除了洗脑、奖赏、制造外部敌人，也要清除各种政治杂音。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去理解当局何以要不停追杀政治异议。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2018 年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一下子将中国由共和制倒退回100 多年前的帝制，这是对国家制度的颠覆性改变。当然，毕竟现在是21世纪，习近平不可能完全恢复皇权帝制，而是打着“党的领导”旗号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为此笔者称之为一党专政为基础的个人独裁“准帝制”。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皇朝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共党夺得政权后，制定的第一部国家宪法——“五四宪法”，搭起中共一党统治下的共和国制度架构。笔者以为，所谓共和国制，最基本的三点不能缺：选举制、任期制以及国家立法、行政、司法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的统治模式。尽管“五四”宪法只是一种政治包装，但为政权合法性所计，毛泽东在世时表面上一直维持着共和国的制度框架。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八二宪法中明确规定国家领导人的任期限制，都是为了延续中共党的统治而维护着共和制的表象。 “八二宪法”后来经历过四次修订。尽管有很多不足，但每一次修改都是为顺应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而修宪，每次修宪都注意遵循程序的合法性，每次修订都是使中国朝着现代文明方向往前走，尽管只是小步前行。回头看，在推动共和国走向现代化文明的努力中，值得称道的是邓小平/胡耀邦时期“八二宪法”产生过程和胡锦涛作党总书记时的2004年修宪。 请先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宪的有关规定： 宪法第二条、第五十七条、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二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权力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修宪的法定权力来自于人民；全国人大是受人民委托开展修宪工作的职权机关。 宪法第六十四条明确了修宪的法定程序：一，明确规定提出修宪议案的法定权力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明确规定审查议案的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三，明确规定议案通过的法定表决程序：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同意，议案才算通过。 让我们回看一下“八二宪法”的产生过程： 据十届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景宇回忆，1980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向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提出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建议。1980 年 9 月 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同意中共提出的修宪建议和宪法修改委员会建议名单（有 103 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提出修改草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交付全民讨论，再由宪法修改委员会根据讨论意见修改后，提交本届全国人大审议。 负责主持宪法修改具体工作的，前半段是胡乔木，后半段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彭真负责，历时两年三个月。 《八二宪法》修订颁布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宪法修改草案 （1980 年 8 月——1982 年 4 月）；第二阶段全民讨论（1982 年 5 月——8 月）；第三阶 段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4 日）。 “八二宪法”从修订到颁布的整个过程，有两个亮点：一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修宪的法定权力机关主持修宪工作；二是全民参与讨论修宪历时 4 个月。 让我们回顾一下胡锦涛时期的2004年修宪。 2004年修宪不仅把“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写进宪法，不仅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而且遵循程序合法性要求，公开透明地完成整个修宪过程。 1，2002 年中共十六大会议后，中国的学术界、民主党派等多方面人士提出修宪建议。 2，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有必要修改现行宪法。 3，用时7个月形成修宪建议文本。2003 年 3 月 27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形成提交全国人大的修宪建议案，决定成立修宪小组进行研究和咨询工作。当时由各地提出修宪具体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修宪建议文本”。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文本发给各地征求各界意见建议，此为“自下而上、两下两上”，前后约 7 个月时间。 4，2003 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将《修宪建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5，2003年12月22日将《修宪建议》全文公开，向全社会征求意见。 6，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宪法修正案（草案）》，决定提交全国人大全体代表审议。7，2004 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批准通过修宪草案。 回顾 2004 年修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的亮点是： 一是中共修宪小组收集社会各界意见，“两下两上”形成中共向全国人大提交的修宪建议文本； 二是提前 3 个月将《修宪建议》全文向全社会公开； 三是2004 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全体代表审议通过。整个修宪过程前后历时 1 年。 让我们来看看习近平是如何“隐秘、迅速而狡诈地修宪”的： 从根本上说，2018年的修宪是为习近平个人连任铺平路子而修，这是自1954年中共制定宪法以来的第一回。从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所做的中共修宪建议过程说明可以看到，宪法修改全过程都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中。 2018年修宪过程，有几个值得关注的违宪违法点： 1，按照宪法规定，主持修宪工作的法定机关应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然而2018年修宪的全部工作都在党中央领导之下进行。 王晨说：2017 年 9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启动宪法修改工作……为此，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小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 作，由张德江同志任组长，栗战书、王沪宁同志任副组长，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有关单位、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 请注意：全国人大只是其中参与单位之一，而不是主持修宪的权力机关。 王晨在说明中，特别强调”这次宪法修改要遵循以下原则：一、坚持党对宪法修改的领导……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贯穿于宪法修改全过程，确保宪法修改的正确政治方向。”王晨在说明修宪过程中使用的词语是“根据党中央对宪法修改的部署”、“受党中央委 托，中央统战部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根据党中央决定，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 “习近平主持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当面听取……意见建议”、“根据党中央安排，张 德江同志主持召开 4 场座谈会”、“对每一条意见和建议，党中央都责成宪法修改小组 作了认真研究和考虑”、“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决策部署……”。 2、修宪过程违反“民主、公开”立法的基本原则。 2000 年全国人大通过了《立法法》。 《立法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坚持立法公 开，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 “八二宪法”草案提交全民讨论长达四个月；2004 年修宪提前三个月向全社会公布修宪草案全文。2018年的修宪，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都不向全社会提前公开中共修宪建议全文， 不给公众有讨论修宪建议的时间。 3，全国人大自我矮化在国家制度架构中的法定地位。 宪法第57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中共党的修宪建议进行讨论，准确地说应是审议。而王晨在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中央修宪建议”的情况时，连续用了三个“一致”来陈述：“一致表示坚决拥护”、“一致赞同党中央”、“一致认为中央修宪建议是成熟的”。王晨的用词表明，全国人大违宪矮化自己的法定地位，公开臣服于党权高于国家权力。 4、中共突然诡异发布2018年修宪建议草案全文。 2018年2月25日下午3点55分，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英文急电，透露中共修宪的建议之一是：删除宪法第79条中的“国家主席、副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条规定。这条消息瞬间引发世界和中国舆论汹涌。迫于突发的舆论情势， 2小时后中共突然诡异公布修宪建议草案全文。那时，离全国人大开会仅仅只剩8天。更出格的是，中共有关部门口头指示国内媒体不得突出报道“取消国家主席任期”，中共党组织禁止党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前中国青年杂志社《冰点》栏目主编紧急呼吁人大代表否决这一修宪建议；中国一位女企业家写了一封公开信致全国人大代表，公开抗议这一倒行逆施的修宪建议。从此以后，前冰点栏目主编与那位女企业家，都被各自居住所在地的警方派专人长期驻守在他们家门外监视他们的行动。 5、恐怖高压阴影笼罩2018年全国人大会议。 2018 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人大代表们始终被恐怖高压阴影笼罩着，不少人大代表面对记者采访，或是快步逃离或是官话套话，或是敷衍搪塞。最明显的暴力威吓是军人押送宪法进入全国人大会场，令全世界惊愕不止。当时所有人大代表在座位上如僵尸般丝毫不动，全场鸦雀无声，只有军人马靴“砰，砰”的正步撞踏声在大会堂里回响。这一幕100年前曾经发生在前苏俄克里姆林宫立宪会议会场上，1918年1月初列宁党的军队兵士们用枪尖刺刀把俄国多党立宪会议代表驱赶出会场。 2964 名全国人大代表，在恐怖高压下的人大会议上充当提线木偶，表演高票通过的丑剧：赞成票 2958，反对票 2，弃权票 3，无效票 1。 敢于表明真实投票意愿的人大代表寥寥无几。这与文革时期中共中央全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出党，只有中央委员陈少敏一人没举手的情况高度相似。 习近平2018年修宪删除国家主席、副主席任期限制，实质上是从共和国制向帝制倒退，因而这一消息一经透露，犹如平地炸雷，立即引起全球舆论海啸。历史已经证明，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结束皇权帝制走向现代共和国制，早已在100多年前就深入人心，而被全中国民众普遍接受，任何希图将修宪作为实现个人权欲的工具，将中国倒退回形形色色的帝制国家的人必定臭名昭著，譬如袁世凯。尽管后世史学界对袁世凯评价渐趋多元，但都对袁世凯称帝持负面评论。 习近平 2018 年修宪，2023年连任国家主席且退位无期，在中共党内与国内外尽失人心。习近平步张勋、袁世凯后尘，其政治信誉早已经破产，也必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中国传统文化很讲究平等。不认字的老太太都能和你争论为什么不平等。他们接受的是戏曲和民间艺术的教化。现在很多人崇拜西方的平等观，殊不知西方现代法学的鼻祖孟德斯鸠，正是用中国古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和实践，摧毁了欧洲封建等级制的法律体系。 当中国共产党从西方引进了共产主义之后，平等就消失不见了，假装忘记了。中共还引进了苏维埃农奴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被降低为最下等的农村户口。他们不但不享受任何福利，而且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 就算进城打工，也是最受剥削的农民工，和城市工人职员们明显不是一个阶级。这种下等阶级受歧视的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二，也就是绝大多数，是货真价实的农奴制贱民。 城里人对这些没感觉吗？没感觉。当人们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时候，他们会很享受这种不平等。当文革时他们被下放到农村的时候，他们感到委屈和受苦了。可是那进城打工还被歧视和剥削的农民工们，他们是什么感觉呢？对他们来说，平等只存在于古代的戏曲之中。 可是对统治者们来说，把人民分而治之是一种手段。挑拨阶级和民族之间的歧视和斗争，有利于转移人们怨恨的对象，减轻各级土皇帝们承受的社会压力。并且用一部分人来压制另一部分人，也是维稳措施的基础。 当资本家的财产获得退赔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似乎承认了财产权。可是农民的土地财产呢？仅仅是承包，财产权还在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手里。但是中国人几千年的市场经济，私有财产观念仍然很强，没有被中共的邪教所消灭。于是出外打工的农民宁可将土地荒废了，也不能无偿交给别人耕种，否则可能会失去他们仅有的财产。 这种土地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荒废土地导致粮食减产，无法合理合法兼并土地，阻止了大规模现代化生产的推广，粮食产量上不去。虽然有很多的农业科技进步，仍然无法养活人民。靠习近平的今天退耕还林，明天退林还耕的拉抽屉式的瞎指挥，解决了问题吗？ 不要说全球农业的经验，就是中国自己自古以来的经验，土地私有化是解决农业问题的基础。只有用心负责的农民拥有了这块土地，土地的耕种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如果在领主的遥控下集体耕作也有效，封建制也就不会被取代了。 所以农民的私有土地权利，不仅仅是个财产问题。对全社会来说是农业效率的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不二法门。特别是现代化大农业与合作农业，权属不清造成的混乱，是各种低效率和不稳定纠纷的原因。 所以对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人权确实是个基本问题。不仅仅是言论等等自由的问题，财产也是关系到社会生存的大问题。财产权要得到保障，必须依靠法律和执法公平。而法律和执法机构，要依靠政治的支持。靠皇帝把国家当作自己的财产，是一种经常不可靠的保障。只有依靠人民选择的自己的政府，才有动力为了选民的利益保障法治的公平和公正。 特别是在共产党的无法无天维持了七十多年的局面下，恢复法制及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只能依靠推倒重来，建立由人民选择的民主政治，才能改变专制体制无法无天的惯性，给全国人民一个满意的结果。否则每天成千上万人上访，也改变不了无法无天专制的本质。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总爱出些个奇葩警句，这可能是当党支部书记喊口号喊出的毛病。前些日子的奇葩警句是“全过程民主”。民主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成体系的规矩，和过程有什么关系呢？不全的过程又和您老有什么关系呢？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不仅人类社会，就是群居的动物也有一定的规矩。没有规矩就无法维护群体的秩序等等，就会被自然界淘汰。老猴子惩罚调皮捣蛋的小猴子，不是为了好玩儿，而是群体生存的需要。人类从原始社会以来，群体越来越大，规矩也就越来越复杂。同样需要用强制力来维持，于是就产生了国家和法律。 两三个世纪以来流行的一套理想，就是公仆和服务论。可是没有一个实践中的国家是服务行业，也没有一个掌权者是什么公仆。这一套理想往往是被政治野心家们用来忽悠人民的甜言蜜语，用来掩盖他们背后的不可告人的阴谋诡计。 既然国家和法律是用来强制维护秩序的机构，那它维护的是什么呢？像老猴子一样，是维护集体生存的保障和个体生存的权利。这里存在两个标准。你危害了集体生存的保障就要受到惩罚。你危害了个体生存的权利就失去了合法性，应该被推翻。所以，秩序和人权是两个最主要的基本原则，没有必须服从某个势力的四项基本原则。衡量制度好坏的标准，就是在最大限度保障人权的前提下，维护了良好的秩序。 而民主制度的设计，第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障人权，包括人们的财产权。以此来衡量那个维护秩序的政府是否合法。而且每隔几年合法地推翻一次，使人民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以此制约政府走在正确合法的道路上。 而历史上和今天存在的暴政之所以被认定为暴政，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以集体安全的名义压制和减少人权保障，甚至剥夺人民的财产。本来是为了维护人民权利和安全的政府，用其一原则取消了另一个原则，而且基本上都是以国家的权力取消了人民的权利。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暴政，都是在这个借口下产生的。人民已经对此产生了麻木。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从西方引进了极端专制的共产主义体制。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权的保障一扫而光，实行苏俄式的农奴制，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基本人权。所以在中国进行民主改革或者革命，首先一条的原则，就是建立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包括对财产权的保障。 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已经不是渔猎采集时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就是个人的财产。人权的各种自由选项，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之上。所以保障个人自由必须包括保障个人财产权。中国共产党剥夺人们的自由，也是从剥夺人们的财产权开始的。虽然他们的共产主义实验失败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了，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剥夺人民的财产权，拒绝保障包括农民土地权利在内的个人财产。这是他们维护专制统治的最后挣扎。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共产党创造的极端专制政体的现实，中国将来改革或者革命创造的民主体制，必须是从特别注重个人权利和财产开始。纠正共产党给中国社会和人民造成的创伤，树立人权保障的观念和习惯，并把这个人权观落实在法律实践中。这就是最适合现代中国的民主。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有网民统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任内9年以来，已经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将近“250个方向”。这一消息引发民间舆论热议。 有网友从中国官媒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初略统计习近平这些年一共指明多少方向，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清单。其中，最早的是“2015年11月12日，为股票市场未来发展指明方向”；最近一次是“2024年3月11日，为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堵点指明方向”。习近平对内对外指明的方向可谓包罗万象。 统计显示，习近平为中国国内指明的方向部分包括：攀登航天科技、互联网发展、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科学精准防疫、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交通运输、国企、民企、金融法治、科技人才、为共青团、党的儿童工作，对解决卡脖子、解决就业问题、三农发展、教育改革、文艺工作、中国特色考古、中华民族现代化文明、经济、防范金融风险、人民警察队伍、建军一百年、湿地保护工作，为蒙古、治疆、治藏、香港、澳门、推动长江经济，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为武夷山茶叶等指明方向。 习近平为国外和世界指明的方向包括：为非洲抗疫、上合组织、一带一路、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中美关系、两岸关系发展，以及中索、中马、中印尼、中乌、中俄关系、为维护世界和平、气候变迁、团结抗疫、亚太未来发展、世界多极化发展、世界经济全球生物多样性、破解全球安全难题、重塑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构建人类共同体理念等指明方向。 网民：习近平指的方向全错 有网民说，光看完清单就花了十几分钟、真够忙的，经常是一天之内两次指明方向。 网民们在留言板还表示：“小学博士为全世界指明方向”、“很快就要360度无死角了”、“名副其实的指南精”、“他是路牌嘛，还全部指错了”、“什么是真懂王”、“千手观音也没这功力，指头都不够用了吧”、“基本上指什么，那样东西就完了”、“声东击西，指南打北”、“看似丰功伟绩，实则罄竹难书”、“手酸了吗”、“什么时候他能给自己指明方向”、“他上辈子一定是个导航”、“给全体中国人的后路指明方向”、“给这个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海外的中国评论人士蔡慎坤也在X引述说，习近平过去8年为中国和世界指明了244个方向，过去10年出版了140本书。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如果再干10年，至少要为中国和世界指明500个方向，至少出版300本书。只是方向多了谁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连他自己也会掉进深坑。 中国文革史专家、旅美学者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这显示中国进入了极端政治笑话的时代：“现代的习近平，以前我们会唱东方红，他又搞出了一个东方又红，全中国都没有人会唱了，这是对他多大的讽刺。” 学者：四个伟大毛只要一个 习全要 宋永毅比喻：“以前文化大革命有句话，毛主席挥手，我们前进。现在是习近平挥手，全中国人民前进。习主席这个手一定会断掉的，因为245个领域啊，他每一个挥他十分钟，他的手就要吃不消，就要断掉了。不仅中国进入一个垃圾世界，中国政治还经历了一个极端愚蠢、极端给人看政治笑话的时代。” 宋永毅提到，林彪曾在文革时期说，毛主席有四个伟大，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虽然说共产党是打下了中国的天下，但他还有点自知之明：“ 毛说这四个伟大我只要一个，就伟大的导师。为什么呢？我是做老师出身，他并没有四个全要，他只要一个。现在习近平人家给他245个领域指出方向，他根本就不懂那些领域，他竟然全要。你就可以看到，习近平的愚蠢、假大空远远超过毛泽东。” 评论人士：凡习指明方向没有不烂尾 旅美时事评论人士、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陈破空表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到中国访问时说，为指导邻国发展指明方向，习近平完全是效法金正恩的宣传模式。也像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说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本来是个农夫，上学后突然什么都懂了，农业、工业、科技什么都懂。这就怪了，显然违背客观规律。现在这荒诞的事都在中国上演，学成了西朝鲜又倒退100年到斯大林时代。 陈破空认为，愈有高高在上、大权在握的独裁者指明方向，国家愈掉到坑里，这是习时代中国政治的荒诞：“凡是他指明的方向，没有不烂尾、不炸锅的；凡是他拥抱的国家，不是独裁就是腐败的。就像习近平为中国股票发展指明方向，结果股票都是一片哀鸿，不断地下跌重挫。 所以习近平指明的方向，网民的说法，把这个国家都指到了沟里。” 人不是神 陈破空说：“人家都知道，人不是神嘛，都需要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什么有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不只要来自人民的授权、权力的监督。像美国、日本、台湾，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造句出来，谁对谁指明方向，不可能。如果说一个医师给病人指明方向、老师给学生指明方向还可以，那是专业对专业。但是突然出现一个万能、全能的人要给这个国家、民族指明方向，这个国家和民族必然走在失败的路上。”
龙年新春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月8日召开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出席。这本是多年的惯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中国官媒释放出的一张大合照，却颇为令人玩味。 在照片中，习近平和众常委在最前面的一张大圆桌就座，后面是几十桌宾客，每桌大约十人左右。照片中可以看出，受邀参加的宾客，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他们应当是省部级离退休老干部，而显得极为突出的是，靠近习近平的四张圆桌上，在满桌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中间，各坐着一位小平头，精壮干练，面无表情的年轻人。那当然不可能是离退休老干部，也不可能是现任省部级领导，很显然，每桌各自列席的年轻人，应当是中央警卫局或其他单位的警卫部队士兵，而突兀地与满座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起，毫无疑问，就是为了确保现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官的安全。 这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从外人眼里，其实哪里会有什么安全问题？第一，能够邀请参加春节团拜会的，都是中共前后任高级干部，这些人是中共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现在担心被习近平清洗都来不及，谁会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刺习近平？！第二，即使是这些中共的高级干部，能够进入团拜会的场合，也都是经过包括中央办公厅和安全部门在内的各级组织反复考察推敲，才能被列入确定的名单，有任何安全疑虑的人，是不可能被放进来坐在习近平附近的；第三，也是最可笑的一点是，满堂与会者中，年龄层相当大，就算这些人中有人对习近平不满，以他们的体力能够做什么呢？难道习近平担心会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冲过来徒手掐死他吗？总之，这样高级别的警戒状态，不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看起来荒唐可笑。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习近平如此惊弓之鸟一般，也不怕外界的议论，在纯粹自己人的场合，都这样如临大敌。他，到底在怕什么？ 这有两个推测：第一，纯属个人原因。那就是习近平已经有了类似妄想症的多疑病，他对哪怕是年迈体弱的老人都不放心，都要防备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地方对他动手。坦率讲，这样的心理已经有些病态了。第二，那就是习近平根据情报系统的评估，判断即使是在这样的内部公开场合，也的确还存在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做最高级别的警卫安排。 这张照片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讯号，那就是：不管习近平如何十几年如一日地清洗党内军内他认为不忠诚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内心，对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满了担心，充满了恐惧。不管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多疑心理，还是的确有不安全的担忧，说明的都是同一个事实：这个政权并不稳定。 因为，如果政权的独裁者每天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就会不断清洗，不断在自己的周围抓坏人，这样的政权能稳定吗？而如果习近平真的手握情报，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那就 更能说明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性。 新春之际，按理说应当喜气洋洋，但这张照片中每一桌上坐着的那个警卫士兵，却不经意间暴露了在祥和的表面之下，中共高层内部的刀光剑影。还有什么比这幅画面，更能暴露出中共内部的紧张气氛的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