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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

中国地方过紧日子 规定公务车要换新能源车

近期中国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大,全国多地发出的党政机关“过紧日子”相关要求中,除了提高公务车的使用年限与里程,还明确提出公务车换新要选用更节能的新能源汽车,或者要求新能源汽车达到特定比例。 据澎湃新闻报导,近日浙江宁波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发布的相关措施中,其中一条针对公务车的规定指出,“公务用车使用年限未达到12年或行驶里程未达到15万公里原则上不予更新,一般公务用车更新原则上100%使用新能源汽车”。 江苏常熟市级机关事务管理中心推出的规定,也将公务车更新年限从8年提高到12年,同时要求行驶里程需达18万公里以上,并且车辆更新全部选用新能源汽车。 另外,河南省信阳市要求“强力推进公务用车新能源汽车替代工作,实现2024年底全市城市建成区内公务用车新能源比例达到50%以上的目标”;江苏连云港市政府也要求“公务用车使用年限超过10年、总里程数达到20万公里的,方可申请更新,新增及更新公务用车中新能源汽车配备比例不低于75%”。 报导又提到,根据中国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6月发布的消息的数据,四川绵阳积极推广纯电动汽车,从2024年起更新公务用车原则上全部采购纯电车,与同类型、同动能燃油车相比,2024年度更新的车辆每年可节约能耗费用约人民币130万元。

降低财政开支 中国地方政府将公车替换成新能源车

近期,中国各地政府在财政压力大增的背景下,纷纷出台要求“过紧日子”,旨在降低公共支出。其中引人关注的是“公务车的更新换代”。多地政府不仅延长公务车的使用年限和行驶里程,还明确规定未来公务车必须逐步替换为更加节能新能源车型,或设定新能源车的使用比例。

当一座城市决定“砸锅卖铁”

有个困扰我很多年的问题: 明明一口完整的锅比一堆废铁要值钱得多,为什么陷入困境的人不卖锅,却要砸锅卖铁呢? 直到今天看到好几座城市成立了“砸锅卖铁”工作专班,下发了“砸锅卖铁”红头文件,我终于是明白到这个词的精髓了。 网络图片 之所以要砸锅卖铁,很显然是有其他原因的。 第一,铁锅不是什么优质资产,很显然并不容易卖出去,砸成废铁反而能快速换到一些零钱。 地方政府困难是真的,债务多也是真的,但地方政府手上独家资产和优质资产多也是真的。再困难的地方政府,后院也总有几只下金蛋的鸡,例如采矿权、比如优质地段的国有物业,这些真正好卖且能卖出大价钱的优质资产,他们是舍不得卖给民企的。 所以,真正拿出来换钱的,就主要是那些本身也没多大市场吸引力,价值也不太高的政府资产,甚至是本身还需要往里贴钱抢救的“病危资产”。这些资产,作为完整的锅直接卖不容易脱手,砸成废铁,贱卖出去才有点机会。这个过程中经手的人还有机会沾点油水。 第二,砸锅卖铁最重要的不是卖出多少钱来,而是做个姿态给上面和下面看。 相对于动辄数百亿的债务缺口来说,砸锅卖铁出售一些国有的零碎资产,清退几个没背景的合同工,是几乎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能凑足利息就算不错了。 那,既然不顶用,既然于大局无补,为啥还要费劲折腾呢?其实还是扶贫攻坚阶段卖惨的思路,我都这么惨砸锅卖铁了,上面真的忍心不救吗?也是顺便做给公众看一下,表示我们有在努力化解债务了,但是的确家底有限能力有限,不能怪领导不上心。 从这个意思上来说,砸锅卖铁更像是破釜沉舟的含义,都是为了表决心,区别是砸锅卖铁的地方政府砸了锅之后还是会躺平等救的,不可能真去冲锋陷阵。 第三,砸锅卖铁听起来有点点文化,虽然不多,但架不住领导喜欢。 我们经常会见到政府文件里有一些类似“砸锅卖铁”这样看起来有点文化但实际含义比较模糊的词汇,它们特别适合用来安排那些虽然很重要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办法的事情,可以换个花样词汇装点一下,显得比较忙,也显得有水平。 比如……呃,发现并没有能够安全列举的例子,算了不写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债台高筑!地方政府变卖资产 重庆成立“砸锅卖铁”班

近年,大陆经济严重下滑,地方政府税收锐减,却又债台高筑,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出售资产筹集资金还债。重庆市璧山区更是成立了名为“砸锅卖铁”的专门工作小组,以应对日益严峻的财政危机。8月28日,相关话题在社交媒体引发广泛讨论,许多网友感叹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居然已经恶化到如此地步。

中国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锐减 财政压力迫公务员降薪

近期,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问题愈发显著。在北京政府倡导“紧日子”的背景下,多个地方政府采取降薪措施,以致于公务员和国企职员的薪资待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在公务支出和接待费用上也大幅缩减,反映出地方财政长期紧绷和中央与地方财政失衡的现状。

土地财政一熄火,水电气就齐刷刷都涨价了

地方政府没钱了,所以,水电气全面涨价的时代还是来了。 看几个新闻: 水价涨了: 上海时隔十年上调水价,最高阶梯涨价超50%,广州发布水价改革方案,新方案供水价格涨价幅度接近34%,咸阳、芜湖、南充、赣州、曲靖等地陆续上调用水价格,涨价幅度在10%-50%不等。 燃气价格涨了: 深圳、福州、镇江等125个市县发布管道天燃气涨价方案。 重庆居民投诉燃气表“跑速加快”,隐形燃气费翻倍,重庆政府回复:已调查,情况基本属实。 电费价格也要涨: 广东、湖南、安徽、江苏等多省公布电价调整方案,开始执行新一轮省级电网输配电价,最高涨幅高达30%。 公共服务的涨价大潮已经席卷而来,生活成本一步步通胀时代,近在咫尺。 今天看了某券商的一份研报,报告里说,中国城市的水电气等公共服务费价格仍偏低,至少还可以翻个三倍。 嗯,那就从提出来涨价的人家里开始翻三倍吧。 言归正传,深入一点去看这轮涨价大潮,既是被动涨价的无奈,也有主动涨价的需求。 核心就两个:财政吃紧(被动)和摆脱通缩(主动)。 1)“低价+亏损+财政补贴”的模式难以为继 在我国,水电气等产品被定义为“公共服务产品”,目的就不是为了赚钱,因此政府定价是主要方式。 为保障民生,政府往往会将公共服务产品的价格压得很低,再通过财政拨款来补贴水务公司、电力公司、燃气公司等主体。 前十年,土地财政搞得火热,地方政府有钱,补贴个水电气都是洒洒水不足挂齿,但现在土地的水龙头越来越小,各地政府财政也入不敷出了。 而水电气等公司的成本还在不断上升,一方面来自于大量水管、燃气管道、电力线路的维护和更新;另一方面也是劳动力成本在上涨。 因此,亏损越来越严重。很多地方的水电气企业连日常运营支出也要依赖财政拨款。 地方财政吃不消了,只能让水电气涨价,让社会来一起分担成本。 2)抬升社会运行成本来摆脱通缩 从去年开始,CPI就一直萎靡不振,代表了消费不足。 而今年两会提出,本年的CPI要达到3%的目标,被称为温和通胀,避免经济陷入通缩的惯性。 但是喊大家多消费多购物,大家都在说“没钱消费”。 因此,抬升基础生活消费,通过增加刚性支出促进整个社会经济体重新回归温和通胀。 这方面就不展开了,点到为止。 但无论如何,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公共服务的涨价已成趋势。 大家明白就好,还记得报告说的吗?未来至少三倍的空间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视知产研究院

新州政府的建房承诺只能实现10%

新州工党提出的住房密度政策只能完成不到10%的建设,引发地方政府反弹。政府强调长期提供住房的改革,呼吁与议会合作解决住房危机。

中国地方政府深陷财政泥潭 各地爆发地铁高铁烂尾潮

近日,昆明市地铁集团公布了财务状况,明确表示没钱了,不仅拖欠员工工资,而且即将面临破产。昆明作为云南省的省会,拥有850万的人口,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型城市。对于普通人来讲,很难想像昆明地铁会破产。因此,这一消息发出后,舆论哗然。根据相关数据显示,昆明地铁的现金流在2021年底时还有31.14亿元,不过是两年多的光景,30亿元的资金就离奇地消失了,只剩下了1.01亿元。 不仅如此,也有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2016年开建的昆明地铁9号线,现在已经停工好几年了。 这个可能是昆明最荒凉的地铁站,9号线马金铺站点,9号线是昆明公里数最长的一条线路,总长度达到了50.4公里,规划是贯通长水机场和高铁南站,进而带动相关区域的发展,整个高架是已经建好了,16年开建,却已经停工好几年。但是现实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昆明债务问题,另一个是已经运营开通的地铁,现在运营强度不够,导致这个9号线,不能完成正常的审批。 另外,5月22日,也有消息称正在建设的东莞地铁1号线宣布解除相关项目合同。这条联通广州地铁和深圳地铁线网关键线路的建设,被东莞民众寄予厚望。本来预计2024年8月建成通车,现在却突然宣布停工,引发民众热烈讨论。并且会对附近的地产销售产生影响。 近年来,中国经济萧条危机重重,房地产崩盘,多家银行暴雷,出口大幅萎缩,外资企业纷纷逃离,裁员降薪潮一波接一波,失业率持续攀升,民众手里没钱,消费乏力。高物价、低保障、低人权让社会各阶层苦不堪言,愤懑暴戾之气无处不在。中央政府多次要求各级政府“勒紧腰带”准备“过苦日子”,一度获得政府大量补贴的各城市地铁、高铁项目,逐渐停止了扩张的步伐。 据《界面新闻》5月22日报导,2022年疫情反复,公众出行受到影响,不少地铁的营收出现下滑,与此同时净利润也下滑。 深圳地铁2021年的归母净利润将近30亿元人民币(约4.2亿美元),2022年只有10.42亿元(约1.47亿美元)。南昌轨道交通净利润下降也非常多,去年同比降低了14.9亿元(约2.1亿美元)。广州地铁去年的净利润下降9.5亿元(约1.3亿美元),兰州轨道交通下降5.14亿元(0.7亿美元),国有独资企业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简称:京投)下降了2.72亿元(约0.38亿美元)。 客流强度不足,加上票价相对较低,仅靠地铁公司自身难以维持地铁正常运营,大部分地铁对政府补助极度依赖。就统计范围中29家轨道交通公司中,2022年总共获得了约1,100亿元(约157亿美元)的政府补助。而2021年,这些公司获得的政府补助在650亿元(约93亿美元)左右,相比之下,2022年增加了400多亿元(约57亿美元)。 中国共有四十多座城市拥有地铁。近年来随着地铁建设推进,地铁公司的资产和负债都在增加。从资产角度来看,目前“京投”资产规模最大,但负债也高达5,338亿元(约763亿美元)。深圳地铁的总负债3,500亿元(约500亿美元)居第二。近期,深圳、成都、南京、杭州、南宁等城市地铁规划集体缩水,多条线路被砍。 据《中国经营报》报导,去年以来,多地地铁规划出现大幅缩水,更成为地铁进一步收紧的信号。日前,深圳地铁五期规划公示,线路从去年的13条缩减到9条,规划里程从226.8公里缩减至180公里。 去年国家发改委批复的杭州地铁四期规划,相比于最初公示的299.8公里,缩减了近半。 知名网易号财经“国民经略”5月24日刊文表示,地铁建设收紧,并非今年开始的。早在5年前,有关部门就开始收紧地铁建设门槛,提出了“三大硬性”指标:GDP3,000亿元以上、市区人口300万以上、地方一般预算收入300亿元以上。 文章认为,连深圳、杭州这些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财力充沛的城市,都没法随意大扩张,何况一般城市?不难预料,债务压力之下,地铁建设还会继续收紧,许多城市的地铁梦真的要碎了。 相较地铁,中国高铁问题更加严峻。中国高铁也一直是“十大最烧钱的基建工程”之一,平均下来每天都要亏损数亿。 中国高铁的客流量是远远比不过地铁的。高铁一年的客流量为7亿人次;而全国地铁每年的总客流量保守估计也要达到百亿以上。仅北京地铁日均客流量1千万人,一年30亿人次以上。 中国高铁号称是习近平提出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加速器”。2015年7月17日,习近平考察中国中车集团旗下的长客公司时表示:“高铁,中国国产的动车,这个是中国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之后中国高铁建设一路高歌猛进,铁路线越来越多。2016年7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中长期铁路网规划》,更是把到2020年的高铁运营里程指标大幅提升到3万公里,第一次提出“高速铁路网”的概念,又把“四纵四横”变成了“八纵八横”。 2021年1月19日,习近平乘坐京张高铁赴张家口赛区考察北京冬奥会,他称,“我国自主创新的一个成功范例就是高铁,从无到有,从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到自主创新,现在已经领跑世界。” 中国高铁的经济代价很高,社会效益却远远没有达到预期。 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中国铁路系统应该相当赚钱,但近年的财报却显示中国国铁集团严重亏损,截至2022年上半年,债额已经高达6万亿元人民币。 中国高铁实际上每年的运营亏损达到了上千亿。中国一共有18个铁路局,其中12个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其余的也就能保本,想盈利难有指望。如果这种亏损一直持续,“中国骄傲”是否会演变成“世界笑话”? 高铁正式营运之后,所消耗的电力,平时的维修费用,设备的更换,以及工作人员的薪资等等加在一起都是一笔天文数字。目前地方债已经暴雷,地方政府不可能有钱再去填高铁这个大窟窿。有的建成后未曾使用直接成烂尾站,有的则因使用率与运量不高而关闭,最广为人知的雄安新区传出站前广场一度杂草丛生,与中共官方公布的“千年大计”形象似乎相距甚远。 除了雄安高铁站,位于江苏省南京市的紫金山东站从2010年建成至今就没有开通过。该站规模不大,几乎就是南京南站的缩小版,一道铁栅栏门把该站与地铁站隔开,但门虚掩着,轻轻一推就进去了,这是一幢二层楼建筑,与二楼平台相接除了楼梯外,还安装有电扶梯,然而候车大厅内乱七八糟,建筑垃圾随处可见;往前走,最左侧一扇玻璃门开着,售票窗、开水室、洗手机、闸机等设施也一应俱全。有网友直言,紫金山东站就像朵奇葩,中看不中用,建成就废。 还有同样位于南京市但地处荒凉的江浦站,2011年完工后,因成本、运量低等考量始终没有正式营运;甚至在《南京城市总体规划》修编草案中,紫金山东站与江浦站文件已被删除,因此被中国网友称为“南京2大落魄车站”。 此外,在疫情期间,2020年4月10日,沪宁高铁关停昆山花桥站和句容宝华山站2座“僵尸站”,铁路部门的解释关停的原因是“之前客流就不多,疫情期间就更少。”  像这样被关停的“小站”,全国还有不少。位于中国云南省的阳宗镇因交通建设不发达、发展受限,为活络当地经济活动与旅游业决定兴建高铁站,不料这站与昆明南站、石林西站太近,阳宗高铁站2016年完工至今都没有启用,若开通营运的话,反而会因系统管理、运营人力等费用而倒赔。 有专家认为,高铁建设过于追求规模和速度,而忽视了市场需求的实际情况,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财政的浪费。 为什么坐拥14亿人口的中国高铁会亏钱呢?除了疫情因素外,还可归咎于五大因素: 第一,中共地方主政官员为求政绩,都倾向于尽量加大负债搞大项目,大基建,往往忽视了地方的偿债能力。前期投入建设高铁的成本高昂,导致收回成本遥遥无期,且国铁的建设资金多半来自政府财政补贴和债务融资,因此建成后需承担较重的债务压力与利息。 第二,高铁的建造建基于人口增长的预期而不是人口不断萎缩。 第三,高铁的营运成本也相对较高,1个月的电费就需要耗费上百万人民币,还有高昂的维护费用等。 第四,由于受到北京当局政策与市场制约,中国高铁的票价往往低于成本价,种种因素导致国铁收支难以平衡。 第五,中国高铁更同腐败紧密相连,高铁是中国最为腐败的领域之一。甚至有“高铁之父”称号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以及“中国高铁第一人”称号的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均因腐败被判处死缓。 中国高铁的线路与规模经过持续扩大后,如今萎缩迹象明显。 2021年中共铁路建设有关部门,面对经营压力较大、债务负担较重等问题,下发相关文件,除了叫停高铁的修建以外,文件还决定对部分高铁实施降速。 按照规定,高铁如果想要按照350公里/小时的标准修建,年客流量必须达到2500万人次。而除了京沪线、京广线等线路之外,中国绝大多数高铁线路的年客流量,都无法达到这一标准。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未来或将不会新建,甚至部分高铁将面临“降速”。 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坚曾连发三篇文章,专门来指出高铁运营所带来的巨大亏损,会造成地方财政的严重紧张,更是将高铁比喻成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黑犀牛”。 赵坚表示,高铁项目的运能大量闲置,存在严重亏损,即使不考虑高铁的运营成本,高铁的全部运输收入尚不够支付建设高铁的贷款利息。 赵坚表示,中国高铁债务和运营亏损是世界第一,不能对建设高铁产生的债务视而不见。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恐已沦为“白日梦”。美国布朗大学高级研究员徐文立指出,一个靠抄袭、靠弯道超车的国家,不可能成为世界第一。中共想取巧,打小抄、偷技术,但是以这种弯道超车的方式,是一定要摔得粉身碎骨的,中共永远赶不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种科技发展和技术创新。 因为这种经济的发展和民间不满,一定会动摇中共的统治,甚至颠覆中共的统治。

为缓解财政压力 中国地方政府停车场大拍卖

为缓解财政压力,近年中西部地方政府将停车位特许经营权作为重点推出的“产品”进行拍卖,引发国内外关注。

只有死人免做!中国被核酸试剂绑架

中国拼清零 核酸检测1年花6.4兆 COVID-19疫情迈入第3年,相较其他国家陆续开放边境、松绑社交限制,中国仍坚守清零政策,其中,核酸检测试剂更是防疫不可或缺的标配之一。 为了达到当局要求的常态化核酸检测,据中媒《中新经纬》计算,以北京2188.6万人口、按照10:1混采、每周测1次,北京每天需要至少32万管的核酸检测试剂,再按照10个样本混合检测,每样本单价最高3.4元人民币,换算下来,北京1个月大约需要2.98亿元人民币的防疫成本,费用相当可观。 若未来中国所有一、二线城市都实施常态化核酸检测,人口数以5.05亿计算,每个月常态化核酸检测费用高达1212亿人民币,1年下来将耗费1兆4500亿人民币,恐怕需要编列额外的财政预算才能负担庞大的防疫支出。 核酸厂大发疫情财 九安医疗上半年净利增277倍 病毒诡谲多变,从Alpha、Delta一路变异,如今转变成传播力更高的Omicron,使得中国想要维持零确诊更加困难,反复封城已重创中国经济,4800家上市公司中,过半数企业的获利出现明显衰退,包括航空、旅游、餐饮与房地产业;反观核酸检测产业则受惠于市场的高需求,获利节节攀升。 上半年中国多家武肺病毒检测公司业绩皆创下多年新高,10家相关上市公司的营收总和约为485.18亿人民币。其中,九安医疗(Andon Health)除了供应内需市场,快筛试剂也大量外销美国,上半年净利暴增277倍;安旭生物(Assure Tech)净利也成长了13倍,其他像是明德生物、凯普生物、达安基因等核酸试剂公司的获利同样翻倍成长。 大规模检测已成为中国民众的日常。 地方财政现赤字 要求民众自费作检测 对核酸检测的高需求也催生疫情产业链,早期不论是疫苗还是核酸检测,北京当局都会大举补贴,因此也不乏有官商勾结与贪污腐败,直到资金完全被掏空,中央摊手要求地方自行负担额外的防疫支出。 然而,在当局动辄大规模封控的清零防疫之下,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地方财政也频频告急,上半年中国31省的公共财政全部出现赤字,若地方财政没办法支付费用,首当其冲的便是这些核酸检测企业,甚至有地方要求民众为个人的核酸检测自掏腰包,可见不论封城,抑或是没完没了的检测,都早已打乱一般人的生活步调,如今还得为中央政策买单,最苦的无疑是老百姓。 一剂从200元变28元 核酸检测试剂崩跌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国内对疫苗加强剂的需求放缓,再加上施打后防护效果不佳,内需疲软加上外销不易,今年上半年科兴获利仅4.69亿人民币,与去年全年净利润达1023亿人民币的盛况相距甚远,跟核酸试剂厂呈明显对比。 好景不常,看似商机无限的核酸检测试剂产业,采购价也悄悄出现变化,2020年疫情初期,单剂定价为200元人民币,随后价格一路下探,4月北京大规模实施核酸检测时,一剂售价已降至28元人民币,近期更跌到仅剩3.2元人民币,价格下降虽然不是坏事,且核酸检测试剂的生产成本也不算太高,但对于靠试剂大赚的企业来说,利润已无法与先前相比,规模较小的公司也更难在削价竞争中赢过大公司。 清零、封城拖垮中国经济 中共在二十大前夕更极尽所能的防疫,几乎可说是走火入魔的境界,日前中国贵州隔离巴士翻车事故造成27人死亡,引发民众对过度追求清零的质疑,单靠不断的隔离、核酸检测,却将外国的有效疫苗拒之门外,种种不符合成本效益的举动,恐怕正是中国的防疫盲点。 反复而长时间的封控、停工、供应链中断,拖累中国经济成长动能,随著核酸检测常态化持续在中国各城市推行,防疫支出只会不减反增,最终成为中国财政的一大负担。 中国矫枉过正的清零举动引发的负面效应逐渐发酵,外资撤离、经济放缓、人民币贬值接续,种种下行因素持续打击中国经济,若仍坚守清零,在不久的将来,不止中国,恐怕全球经济与供应链都会跟著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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