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想生龙宝宝的人这么多吗？” 春节刚结束，新手孕妈李旎去医院产检时，就被掐拥挤的人群“吓”到了。 产科候诊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不同孕阶段的女性。按照时间推算，这些孕妇都将在甲辰龙年内分娩，诞下“龙宝”。 网络图片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龙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因此不少准父母掐好了预产期，倒推怀孕时间，期待能生下一个龙宝。 这种对生肖的偏好和生育的期望，有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育率的提升，也成为了幼儿园、中小学和母婴行业从业者的“新转机”。 本期显微故事就将聚焦一群等待龙年生育率提升的人，他们之中： 有人是母婴行业从业者，在生育率接年下降的大背景下，等待着龙年生育“小阳春”； 有人是幼儿园园长，将龙年当做是职场生涯的“风向标”；除此之外，工厂老板、产科医生，也在关注着龙年的生育情况。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PART1 母婴店主王成芳或许是江苏省腹地这座小县城里，最关注生育话题的女人了。 去年下半年，国家还没公布生当年“兔宝”的出生情况时，王成芳就开始四处找孕妇打听医院里龙宝的建档情况，还走访不少当地的月子中心了解订房情况。 当得知“2023年6月开始有很多人建档”、“月子中心立春后房间告急后”，王成芳押宝“龙年生育率会上升”，随后找亲戚筹措了一笔资金，赶在年末厂家订货时，咬牙增订了不少产品，扩增了商品数量。 实体店生意并不好做，许多人不理解王成芳的做法。 但王成芳却决定“赌”一把。“龙年是生育率最高峰的时候，有货就好办”，王成芳笃地的说。店铺中，那些印有“龙”图案的礼盒被摆成小山，红色光面材质衬托地她脸也红扑扑的。 网络图片 同样在等待龙年生育高峰的，还有月子会所的工作人员付永莉。 2月4日，立春。付永莉带着员工将店里装饰全部换成了和“龙”相关的，还提前联系好了阿姨、长期合作的幼儿摄影师。 在确定对方春节也能提供服务后，付永莉马上将“龙年促销活动”发到了自己的客户群里，“中国人喜欢龙，龙宝肯定多”。 付永莉相信，龙年一定会给暗淡的母婴行业带来一些转机。 2020年开始，付永莉所在的月子会所生意年年下降，最严峻1个月仅2名客户。但从2023年开始，情况逐步发生变化，“2024年是龙年，不少宝妈怕订不上房，都提前半年找我预定。” 2023年12月，月子中心截止到2024年4月的房间都订满了，“颇有2017年当地月子中心供不应求的状况”，付永莉说道。 网络图片 湖南某早教机构的从业者刘思也很看好2024年的变化——大年初一去寺庙上香的时候，她还特地去求了送子观音来保佑龙年事业顺利。 刘思的机构专为0-3岁的孩子提供早教服务，“这几年实体行业行业不好做，我们早教机构受到的冲击更大。” 她所在的城市新生儿数量不断下跌，2017年生育高峰期时能有4万新生儿，去年仅2万名。 受生育率下降影响，早教机构的生源也减少，到2023年底，刘思店铺在籍会员不及2017年刚开业时的一半。 因此，新闻里专家预测龙年生育率或许会反弹时候，刘思心里有了期待，在机构的年会上，她还特地公布了“二次创业计划”，向依旧坚守的店员们阐述了龙年的扩张计划。 网络图片 “中国人对龙宝的执念”，像一道希望，照进了作为赚母婴行业从业者的生活里。 但无论是王成芳、付永莉还是刘思，还是暗自给给自己划了一条“红线”——“如果龙年生育率还是不能提升，那就真的没什么好做了。” PART2 母婴行业一度被认为是最赚钱的行业。 经济日报报道称，中国母婴行业或在2024年达到7万亿的规模。可以说，母婴产业是一座丰富的矿产，可以供淘金者发掘。 因为涉及到“女人”和“孩子”两个消费品市场认为最容易买单的消费群体，母婴行业也曾被人认为是“最来钱的行业”。 “躺赚”曾是王成芳的写照。 10年前，王成芳所在的小城市还不普及网购的消费形式，线下店的生意一直还不错，“那时母婴行业不愁生意”。 网络图片 王成芳回忆，当时妇幼保健院里一床难求，不少产妇用尽关系才能换得走道上一个床位。添丁是喜事，新手家长们冲进母婴店里，二话不说就直接付款买东西，进价几十元、标价200元的奶瓶，家长丝毫不还价，还挑着最贵的买。 由于生意好做，2015年王成芳在县城新落座的商场里开了分店。商场也嗅到了母婴商机，特地拿了一层楼来做母婴业态，母婴生活馆、儿童摄影、早教、儿童乐园等店铺如雨后春笋出现。 厂家们为争夺母婴店的渠道，也会极尽可能的给店主们回扣，并给予店主们一定的“定价权”，店主只要不低于售价，便可以任意加价销售。 “哪怕后来互联网冲击了实体店，许多平台开始专注母婴领域，母婴整体行业也是好做的。”到2017年，王成芳已有3家店铺了，她还特地将其中一家母婴店升级成了母婴馆，除了卖婴儿产品，提供婴儿洗澡、小儿推拿等服务，每月流水超过10万元。 “但是这几年新生儿减少，母婴行业不好做了。” 网络图片 从2019年开始，王成芳明显感到进店的孕妇减少，“最明显的变化是妇幼医院门口不堵车了”。到2021年时，网购的冲击和实体房租带来的压力就凸显了，“有时候一天的营收额还赶不上一天的房租”。 付永莉感受也十分明显。 2017年付永莉所在的地级市有好几家月子会所，2019年单独二胎政策放开以后，付永莉以为会迎来一波生育高峰期，“没想到迎接大家的却是年年下降的生育率”。 由于生育率逐年下滑，不少月子会所没能熬过实体寒冬选择了关门。短短4年时间，当地月子中心从2019年时10多家，锐减到如今3家，“存活下来的月子中心也常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付永莉说道。 新生儿下降，各大母婴商户们围绕客源拉响了保卫战，低价竞争、多样化业态、提升服务质量，以往多次被封为圭臬的成功经验开始失效。 为网上的低价竞争，王成芳调低了产品价格、推出“充值送幼儿游泳课”的营销手段，但都没有留住客人，“只有一些羊毛党过来消费，比价之后她们还是会回到网上购买。” 最终王成芳关掉了商场里的店铺，只有开在妇幼保健院旁边的店铺，因能销售特殊奶粉而被保留下来。 付永莉的月子中心也一度陷入没有任何成长机会的“内卷”。除了提供接送产妇到家、百日照、聚会活动课程的服务外，她还开始培养优秀月嫂，打算提升客单价。 但很快，她就发现这些月嫂被培训出来后马上就被其他机构挖走，留不住人。 刘思的早教机构也陷入低迷。生育率下滑后，刘思不得不裁员，动员剩下的老师背上销售指标，甚至在街边发传单、做地推，但依旧没挽回行业的颓势。 网络图片 付永莉总结，“没有人，一切服务都是白搭。” “生育率是母婴行业的命门，没有新生儿，不可能有希望”，王成芳更是直接说道。 PART3 除了“母婴”创业者，还有很多人也期待着龙年生育率回暖。 托儿所和民营幼儿园老师是如今仅次于“母婴”工作者的焦虑群体。 根据2023年7月5日，教育部发布《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其中幼儿园减少的重要原因，与近年来国内出生人口数量减少有关。 “出生少，招生就困难。如果去走访幼儿园，会发现不少毕业班人数远大于入学人数”，在民营幼儿园担任院长的曹雨描述道。 如何招到足够的生源，已成了园长们头顶上的“定时炸弹”。曹雨决定将今年的生育率当做职场风向标，“龙年生育率还不提升的话，未来这个行业只会越来越难”。 网络图片 “招生”这颗定时炸弹，也逐渐顺着小学、中学、大学的链条，传递到对应的老师身上。 “目前我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数，超过了新生儿数量，如果持续下去，我们一些大学也会面临民办幼儿园的困境。”在某民办大学里负责的裴磊担忧地说。 由于高校扩招，裴磊所在的学校已连续几年未完成招生任务，不得不采取“节流”的方式维持教学——学校里不少“冷门”专业取消， 并缩减了招聘计划、降低老师待遇同事，跨专业代课现象严重，日常教学受到严重影响。 “编制”也不再是护身符，起码对在北方某县城公立医院工作的产科医生李新如来说是如此。 2015年，李新如本科毕业回到老家时，县城正处于90年代三次婴儿潮的人群生育年龄段，加上是县城房价起飞的前夜，许多人回乡置业后顺势将结婚生子大事提上日程，以至当时各个医院产科爆满，就连走廊上都住着产妇。 医院产科人手不够，趁着扩招的关口，李新如进入了公里医院产科，端上了外人眼中的“铁饭饭”。 “产科医生的工资来源于基本工资和绩效，绩效和医疗收入强相关”，即科室中病患越多，医生的收入将越高。李新如入职时正值产科的最忙时，高峰时一天自己就要跟几台剖腹产手术，加上绩效一个月能有5000多元收入。 但从2019年开始，李新如感觉到自己不那么忙了。 “生育率断崖式下降，医疗资源不紧张后，产妇们去条件更好的市立医院和三甲了”，2022年，科室的月分娩量不到40例，由于科室效益不好，李新如到手工资仅4000元，“而且科室好几年没进新人了。” 网络图片 “医院还想开设产康等项目增加营收，但这些项目需要资金购买设备，要申请资金又需要看盈利和营收”，没有足够“前景”和“钱景”的产科，逐渐边缘化。 “不是有新闻传出，因为生育率低，许多地方地方的妇产医院已经关门吗？”李新如有些担心，自己所在的科室也走上“关门”的道路。 生育率下降，影响着每一个人。 PART4 “上海六院2023年接生1322个新生儿，但2024年到2月1日，就已接生了140个新生儿”。 “去年兔宝不用抢床位，今年龙宝，有些地方妇幼床位都满了”。 “11月就下了明年6月月嫂的订金” …… 网络上的信息，给了王成芳一些信心。 但她也不能确定，生育率是就此触底反弹还是“回光返照”，“毕竟生育下降是大趋势”。 不敢孤注一掷的王成芳开始寻找其他的机会，宠物是她认定的下一个风口行业。 付永莉则瞄准了家政和老年行业。 “产妇少了，但不代表没有，月嫂还是有市场的”，但口碑良好的月嫂有自己的客源，付永莉接触不到，“那些没经验的月嫂，需要培训，做得不好容易砸口碑”。 至于看上去“有市场”的养老行业，付永莉不知道在“养儿防老”思想浓厚的当地，是否有前景。 “月子中心分为28天和45天的套餐，收费3万元起步，有几个老人出得起这个钱呢？”她也疑惑，未来AI养老是否会是趋势。 在医院工作的李新如，则稍显迷茫。 如今产科式微，她面前有这么几条路：一是做老本行，去新生儿充足地区的医院产科工作；二是等待医院科室整合，自己去其他的科室。 第一条路很快就被李新如否决。 “以我的学历，很难进入更好的医院”，李新如解释，自己曾经是因为“人口红利”，遇上医院产科扩招而以本科学历进入医院工作的，“现在新生儿少了，没那么好的机会了。” 至于第二条路，李新如也有些担忧。 “万一以后人口减少，能去的科室也面临无病人呢？”或许那时她已经50岁，过了人生巅峰时期，没办法再像如今具有选择权了。 相反，在人工智能相关公司工作的赵然却感觉自己踩到了“红利”。 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产品为智能陪伴机器人，“就是看中新生儿不足，未来老龄化严重这个趋势在布局”，接下来或许还会针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推出智能机器人的替代品。 “技术可以解决发展的难题，人工智能会弥补生育率不足”，面对一些批评“人工智能”的声音，赵然坚定自己的判断。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与生育下降交织的混乱时代，谁都无法对未来的生活给出准确的答案。 “但不管未来如何，当下人口是最膨胀、竞争最大最艰难的时期”，赵然说。 过好当下，成了许多等待生育率回暖人群的心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
春节前后，随着泰国、新加坡和中国互免签证，各方看好中国出境游的复苏。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春节假期的出入境流量将与2019年相当，而飞猪节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出境游搜索热度已经达到了近四年的峰值。 开放的这一年，世界或许不再是我们熟悉的样子，几年过去，重新“连接”后，什么变了，又有哪些没变？我们在以怎样的姿态面对世界？在碰撞中，又如何重新定位自己和世界的关系？我们邀请几位疫情后走出国门的朋友，分享了他们的旅行故事和思考，以下是他们的讲述： 阿猫 前泰国旅游从业者 “中国游客怎么不来了？” 去年，在芭提雅打的Grab（注：当地某打车平台）车上，司机问我，“中国（的游客）怎么（不来）了？”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以前做夜场生意，后来出来兼职开专车，十几年，算是老从业者了。 “是你们这里不‘安全’。”我这样说。他回应，“可能也有点道理。”我们说的“安全”重点不完全一样——在他们看来，泰国的北部和南部地区一直有武装冲突，二十几年了，就没太平过，虽然游客也不会去那边；（国人比较恐慌的）“噶腰子”传闻，他们并不知道。 去年9月，是疫情结束之后我第一次去泰国，再上一次是2019年。很明显感到游客在变少，不管是海边（旅游城市）还是大城市，一辆旅游大巴车都没看到，（疫情之前）真的是不可能的。大巴车带去的客户基本是报团低价游，三千块游泰国那种，大批量五十几个人，拉去景点大皇宫转一圈，免税店转一圈，再买买特产青草膏什么的。 大皇宫门口举旗子，跟着一队游客的导游没有了。这种传统的旅游方式，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中国这波中产以上游客的需要——不再是纯粹猎奇，度假、购物、看演唱会，大家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去泰国。 我去泰国也是想度个假、看看海。我很喜欢Citywalk，和朋友在泰国到处打卡咖啡店，十天光喝咖啡就花了两千多块，泰国这些年物价没上涨很多，但网红咖啡店真的不便宜。以前没有这么多，这次去我发现多了很多Ins风的店，工业风、森系、地中海风，有的人满为患。当地朋友推荐了一家很有名的，“好可爱，都是女孩子吃的，你一定要吃”，一看要排几个小时队，我们就走了。 网络图片 你能想象这是在泰国吗？你可以认为我在上海、东京或者首尔，那种地域性的东西消失了，也是我去年去泰国很强烈的感受。曼谷跟每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变得相似，咖啡店跟着首尔走，新开的商场里都是日系的品牌，慢慢开始“去泰国化”了。 我第一次去泰国是在2005年前后，还没智能手机，信息不是很畅通的年代，泰国是大家出国的第一站。我是被那里神秘的异域风情吸引的，海很漂亮，人也很淳朴。后来就经常去，一年五六次，两本护照上全是泰国出入境印章。那时候的旅游业还没有很多大公司介入，我就开始接一些定制游的需求。 去年在芭提雅，见了以前认识的好朋友，一个年轻男孩子，现在在夜场工作。他换了好几家店，日子不太好过，虽然他在的店是针对本土顾客的，但他说，只有中国游客多了，本地人才会去他店里消费，这是一个循环。疫情最严重的那两年，（旅游业受影响）几乎没有顾客，他一度回到清迈老家。 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才17岁，刚出来工作，高中都没读。在泰国像他这样的年轻男孩太多了，尤其东北地区，单亲家庭，家境不好，赚了钱回去养妈妈。他现在是个彻头彻尾的哈韩族，收入和小费赚到个几千块，就去韩国逛一圈。 这是他们一贯的生活态度，赚到今天的钱，就不工作了。他们早十年就比我们“发疯“了。经济下行是全世界的问题，年轻一代看不到未来。跟我的精神状态比较契合，不会去想十年后的样子，只会想我十天后的样子。 来芭提雅的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欲望，对生存、对赚钱，信仰和地狱在这里共存，这是我喜欢这个国家的地方。生活的乐观无时无刻不在体现，它的文化里带有很多细小的幽默，比如街上的广告招牌，雪人是融化的样子，因为他们没有冬天。这样的幽默，上次去就很少看到了。 出发之前，我带了很多吊带、抹胸，说实话在上海穿着满大街走，以我（不那么苗条）的身材，会觉得有一点羞耻。在泰国，无所谓你怎么打扮都无所谓，它太包容了，让我感觉可以做我自己。 海盐 从香港到英国 紧张到松弛，当我重新与世界连接 大概是去年过年时，疫情刚放开没太久，我和几个朋友就商量要不五一赶紧去个（国外的）地儿？在英国读书的朋友4月要过生日。 当时觉得有点儿疯，二三月朋友圈很多人去泰国，英国太遥远了，不敢想象。很久没接触中国之外的世界了，不太确定是不是真的能成行，会不会路上有什么事儿把我扣住？或者是醒来的一场梦？不敢相信拿着我这本护照能畅通无阻地走出去。 英国的签证材料其实很简单，填个表预约一下，对存款要求不算高。我以为大家会去积极地办，但发现没有，交材料非常顺遂，一点儿队不用排。我把记忆中的预定机酒的软件全部下回来，那时候境外旅游还没有完全恢复，从北京直飞伦敦的航班很贵，往返要八九千。因为俄乌战争，很多航班不能直接经过俄罗斯，要绕一大圈，飞行时间更长了。 最后还是选择了更漫长的旅程，先去香港，再中转到英国。除了相对便宜，香港对我来说是更熟悉的地方，2019年之前我在那里读书、工作，后来才去北京。 准备的过程夹杂着快乐和紧张。心里有了盼头儿，工作都不那么痛苦了。紧张是因为那会儿没有太多途径，非常依赖社交媒体，有的信息我特别当回事儿，比如说他们老罢工，很久没了解过国外的事儿，没办法预判它的严重程度。同行有个朋友听说英国没什么好吃的，还在香港买了好多零食泡面。 直到落地伦敦的希思罗机场，乱哄哄的，入境排队三个小时，队伍里全是欧美面孔，才有了世界大门为我敞开的实感。 网络图片 一开始特别紧张，第一天我们还戴口罩了。第一次赶火车按照国内的习惯，提前30分钟到，结果太早不让进；坐火车遇到卧轨的，我说这又赶上大事儿了，在英国那俩朋友特别淡定，没觉得很稀奇。然后我大概就明白了，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也就不着急了。 后来证明很多担心是多余的，全程十天，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在希思罗机场T3航站楼，罢工在T5。物价没有想象中那么贵，早午餐也就一百元上下，最贵的是朋友们非要去罗琳写下《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咖啡馆，现在变成了铁锅炖，还是吃了，人均花了300元，是有点儿过分了。 一到英国就遇上伦敦塔桥打开，赶上了大日子，查尔斯王子加冕典礼——攻略里没人提到这个，咱之前也没关心国外的正事儿。英国张灯结彩的，挂了一排排的米字旗，国王十字车站有超大幅查尔斯王子和他妻子的广告，那会儿特别好买纪念品。 精心准备的不是都好，反而意外的发现会引起你注意：某天在爱丁堡，临时看到卡尔顿山有特别多人，打扮得跟《哈利波特》系列里面的巫师一样，我们就跟着去了。到了一个像魁地奇世界杯赛场的地方，做黑魔法标记似的，正在举行盛大的点火仪式，那是当地凯尔特人的朔火节，为了迎接夏天到来。我左右两边都是直播的外国人，还有举着自拍杆的，我想，外国人也爱直播呢。 感受到重新和世界连接，还是和人在一起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英语变“差”了，以前没有这么胆怯，那次没看到外国人冲我微笑，我就不敢说话。重新见到在伦敦读书的一对朋友，才发现，他们的关系其实到了挺紧张的状态，即使每天都在线上聊天，也完全没有感知到他们生活中面临的困境。 旅途的尾声，在诺丁山的艺术街区，路过一个当地女艺术家的画，特别好玩儿，我终于决定去搭个话。她问，“你们是日本来的吗？”听到我们是中国人，她非常震惊，说很久没有见过中国来的人了。 英国看不到太多疫情留下的痕迹，在香港的感受更强烈一些。和疫情之前比，物价上涨，大陆游客变少。疫情期间出现的卖彩色口罩的店，现在在大商场里开成了连锁店。有一些餐厅莫名多了很多打卡的人，跟本地的朋友去吃饭，他们会特地嘱咐，千万不要把这个发在社交网站上。 旅行一度是我缓解工作焦虑的方式，疫情之前在香港，工作不是很开心，我常常趁着周末去“特种兵旅游”。香港飞四面八方的飞机很多，可能去吃点东西，做个“马杀鸡”，看看风景。去英国那趟，我每天晚上都要打开电脑工作一会儿，我挺享受在旅途中上班的感觉，一点儿都不痛苦。 去年，我抓住每一次能出去的机会，去了英国、老挝、韩国、泰国，还有国内的一些城市，到后来就变得特别疲惫。如果说去年的目标是拥抱世界，今年我觉得自己不能再逃避（工作压力和未来规划）了。旅行不是生活的解药，只是一个镇痛剂。 网络图片 乌冬 裸辞之后，在韩国待了两周 “我没有兴趣成为他们，我很enjoy不属于这里的状态” 裸辞的念头去年年初就有了，刚好卡在三十岁的节点上。之前我是做综艺节目的，干得越来越不开心，综艺制造的一些浅薄笑点对我来说没有意义、又很累，就决定离开了。辞职之后租的房子刚好到期，我就想找个熟悉的地方待一阵子。我会韩语，喜欢韩国的娱乐也蛮久的，9月就去了首尔。 我不是一个很有计划性的人，这次买了四场演出票算是提前计划，有爵士音乐会、Blackpink的演唱会等等。一开始还很担心买不到票，后来越临近出发，不断有新的演出消息出现，才意识到韩国的演出其实挺多的。准备过程挺顺畅，唯一有生疏感的是落地要填入境卡的时候。 上次去还是2019年，当时印象很深的是天气已经很冷了，长大衣很流行，夸张的是大街上大家都这么穿，太一致了。我可能看着不像本地人，我没有兴趣成为他们，我很enjoy不属于这里的状态。 旅行对我来说是一个脱离了原有生活、真空的状态，可以对国内的事情毫不关心，也没人会来找。关于辞职的后续，我没考虑太多。那两周，我住在东大门附近一家民宿里，每晚140元，一间房有四个床位，舍友几乎都是做代购的中国人，几乎天天都在换。 有些姐姐真的非常厉害，丝毫不会韩语也能来做生意。她们说，现在挣的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过去生意好的时候，免税店会直接派车接送你的，现在就没有这种情况。也要时常过来，发带韩国地址的朋友圈，不然怕买家觉得不真实。 （以前中国人常去的热门景点）明洞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游客明显稀疏了很多。在路上，也可能是去年赶上韩美结盟七十周年的原因，看到了更多欧美人，以前会觉得中国人更多一些。 网络图片 我不会主动选择热门景点，更喜欢Citywalk。韩国政府有很多城市徒步观光的路线，我2019年去了三条线，这次预约了五条，有专门会中文的讲解人带着。这群人蛮神奇的，有的年轻时念的中文学校，有的大学学中文专业，有人在中国生活居住过，有一个大妈在中国去过的地方比我还多——像我对韩剧如数家珍一样，反过来，他们也有人看《芈月传》、《甄嬛传》学中文。 我跟她们说我是内地来的，她们觉得很神奇，接到（会中文的）更多是港澳台地区的游客，她们告诉我，不同地区的客人会介绍不同的地点，比如她们会向我介绍中国驻韩大使馆，在明洞附近，袁世凯在那里办公过。 两次旅行，我都去了韩国几大电视台集中的地方，那边有两个蓝色巨型雕像，是韩国电视的圣地。电视台那边活动还挺多的，可以体验到节目制作的流程，也有常设展，告诉你电视剧怎么进行水下拍摄，还有很多周边店，我在那里给朋友买了电视剧《请回答1988》的小礼物。 还有一个小插曲，在KBS电视台楼下，那段时间因为电视台报道的公正性引起争议，放了很多表达抗议的白色花圈，还挺壮观的。 韩国电视台的综艺可以申请免费录制，我没申请到，是个小遗憾。坐在电视台一楼休息的时候，正好看到外面有很多男团的粉丝，很激动地等待排队入场录制打歌节目，真的挺羡慕她们的。 电视台大楼的楼下有一些抽烟角，路过看到很多媒体从业者，聚集在那里抽烟。原来自己每天看的节目，是这群人做出来的。（看得出）他们肯定压力挺大，但是看到挂着的工牌，我还是很羡慕。原来我向往的、没有达到的职场是这个样子的。 辞职的时候我就准备好离开综艺行业了。回国以后，我向别的岗位投了一些简历，都不太顺利，最近在家准备公务员考试。以前我会觉得生活的每一天都需要很热烈，综艺行业是能满足这件事的，我们常常见到很多新奇的东西；现在我会觉得在平淡的生活中有一些点缀，就挺开心的。 旅行的时刻就是这样的点缀，哪怕未来偶然想起，也会开心。前几天我和朋友说起那样一个瞬间：在新加坡拍节目的时候，有一个很自由的晚上，我和她坐在海边，那是亚洲大陆最靠南的海，也没玩什么，就坐在那里，还挺美好的。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搜狐
平安是福，也是对人性最好的滋养与教化。 各位好，今天是大年三十，写篇请假条，跟大家道一声平安，就要开始陪家人准备年夜饭了。 昨天写了《关于梅西：违约就说违约，扯“辱华”就太扯了》一文，文章很快就十万加，引发的反响也不小，但我心情却有点复杂，因为在这篇文章的下方，我同时看到了两种攻击我的声音，骂我给“给梅西洗地”的声音当然并不足惧，这样不看文章、不论分析、只凭着一腔不知从哪儿来的戾气与情绪，直接开喷的人，我这些年见过太多了。他们不是我的目标读者，他们看不懂我的文章，我不在意他们到底说些什么。 真正让我觉得有些伤心的，是我同时也得不到另一些读者的理解，有读者在文章下方反对我说的，梅西和迈阿密国际可能涉嫌违约的提法，认为梅西就是无辜的，甚至做的没错。 其实，这次梅西香港行的是是非非，很多问题聊深了多少有些敏感，大过年，我确实不太想聊这个问题，但我想重申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截至目前为止，无论迈阿密国际、赛事的主办方还是港府，其实都还没有公布他们当初达成的合同的详细条文。在这个合同公布前，谁也不能铁口直断说他就违反了，同样谁也不能铁口直断说他就没有违反。 昨天的文章，我只是基于常理给出的判断，觉得这样的赛事，既然主办方已经预判到整个中国香港和大陆的球迷都基本是冲着梅西来的，那么应该签署的是有刚性要求梅西上场参赛的合同。如果合同的条款居然不是这样的，那么确实主办方应该“花钱买个教训”，表演赛的本质是商业活动，约束球员的唯一刚性条件就是合同。合同里如果不写明相应条款，却指望“卖面子”给你，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习惯了商业逻辑的中国香港的主办方应该犯的错误。 所以我觉得此事中的是非曲直，确实有待澄清。唯一要不得的是过于激愤的情绪。就像我昨天文章说的，剪队服、烧球衣、在直播里声嘶力竭的喊抵制梅西，这除了靠煽动情绪吸引一点流量之外，伤不到人家半根毫毛，梅西是世界级球星，中国球迷的这份钱，他能挣当然乐意，但他确实也可以不挣。可是如果给世界造成一个球员来咱这儿一不留神就碰受众情绪点的印象，这对于我们的足球、乃至整个文化事业与世界的交流，是很不利的。比如，我猜梅西以后若不来了，下一步C罗来华的表演赛出场费可能就会水涨船高。因为没了竞价对手了么。 当然你可是说，这些国际球星以后咱都不请，足球么，一项游戏而已，咱就不提了又有什么呢？ 可是国计民生这个东西，就是千千万万个足球这样看似算不得什么，可以舍弃掉的“游戏”撑起来的。每一个“算不得什么”的行业的背后，都关乎着无数同胞的饭碗与生活。所以保持理性、保持开放、保持交流、稳定好每一项看起来“算不得什么”的行业，就是响应国家的号召，在稳经济、稳预期、稳定我们每个人未来的生活。那些打着爱国旗号，遇上这种事就以煽动情绪为务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一定不是爱国，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关心每个他们的同胞真实的生活。 当然，同样的，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反对另一种偏激，说实话，我自己确实是梅西的球迷，我很欣赏他坚韧不拔的足球生涯，但我同样不赞同很多人这一次给梅西喊好的行为，我觉得这些人是在暴风雨中拆一艘船，而我自己是那条船上的人，他们可能早已备好了自己的救生筏，但我和我的大多数读者没有，我们的出身，我们的财产状况，让我们无力去抵抗那些风雨。可预见的此生中，我们必须在同一条船上风雨同舟。所以我不喜欢那些拆船的人，哪怕他们似乎有自己言之成理的道理。 是的，2023兔年马上要过去了，若说这一年中我和这个世界有什么变化，我觉得那可能是我自己变得更加温和、更加中庸了，不信请读我文章久了的朋友看看我这一年写的稿子，你会发现我今年写的稿子不再那么锋芒毕露，很多观点都很“温吞”。温吞到有的时候自己都会反思自己是否在“胡锡进化”。 究其原因，这是因为我毕竟“老了”，过了这个年，我36了，我要考虑自己生活，在哪里，和谁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站在这个由青春向中年的时间节点上，我希望我未来的人生是平安、平和、理性而又少折腾的。所以我力求用我的笔，去为自己，也为那些支持我的读者，去营造这样一个社会。 但与我的这份努力相反的是，我觉得我们社会的观点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极化，几乎每一个新闻，似乎都只有狂热拥护与恨之入骨这两种旗帜鲜明的态度，而为了迎合这两种声音（也可能是因为时兴的短视频，就是这样一个表达鲜明情绪的载体），自媒体的论述，也会旗帜鲜明的分为两派，不存在任何中间可调和的余地。 在这种极化当中，作为一个自认为的自由保守主义者，我的写作是艰难的，不仅要面对看不见的言论边界，也要一天比一天更艰辛的去说服我的读者。所以2023年，我迎来的朋友比往年少，但告别的读者却比之前多。我并不为此感到挫败，但有一丝丝的伤感，我初入媒体写作这一行时，前辈师长教我以温和中正去引导这个社会，如今我自己离这份心态越来越近，但却眼见着越来越多曾经的受众离它越来越远。新的一年，我会为守卫我心中的这份正道去继续努力，却不知道还能获得多少人的支持与跟从，甚至不知道自己还能继续这样写多久…… 或许“十里搭长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或许明年，或者更远的某个时候，我也将离开这份工作，去尝试另一种生活…… 或许有一天，人们会不再认为中正、平和、理性的生活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或许有一天，浓烈的嘶吼会重新涌入我们的鼓膜，生活的逼仄会让我们自己也失去理性，我们会激动地呐喊那些自己也未经思考的语句。 或许有一天，人与人之间终于忘记彼此的宽容，尘世间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我从不否认，人性中，有这种健忘与盲动， 但，我不希望那一天是今天！ 为了我们与我们所爱的人的幸福，它绝不能是今天！ 今天，让我们升起烟灶，我们点燃炉火。 今天，让我们包饺子，我们蒸饽饽，我们为春节守岁。 今天，让我们阖家团圆，我们举杯欢庆。 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有一种与全人类一道有一种共同的根性——我们渴望平和，我们渴望理性，我们渴望安宁的、不折腾的过我们自己平和的日子。为此我们不愿仇恨任何人，并期望这份克制、理性与良善，能换得任何人并不仇视我们。 或许我还是太年轻，但我对我们深植于我们文化中的这份根性，依然满怀着希望与信心。 我想，这些，就是我为之坚守、为之写作的原因——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今日安宁的生活，来源于社会整体的平和、宽容与理性，为了守卫叫这些，有一日，我当写一日，有一人懂，我就争取一人。力尽方竭，至死不渝。 我也感谢所有懂我的朋友，我是一个脆弱的凡人，当我危难时，感谢你们将我扶起。 终于要过年了，我们中国人在过春节的时候，喜欢说吉利话，什么恭喜发财，步步高升之类的。然而此刻，我却不想祝愿大家这些，此刻我只想祝愿所有人，那些理解我或不理解我，关注我或取关我，与我为善或与我为敌的人——祝所有人新年平安。 读到这篇文字的人，无论你是谁，无论明年年景的好坏，我都祝您平安。但愿平安顺遂可以成为一种教化，能把更多的人拉回平和与理性。而平和与理性，关乎所有人的幸福。 我的读者们，新春快乐，过去一年，大家都不容易，感谢您一年来的不离不弃，祝您新年平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2月3日凌晨，伴随华中地区最大的一场雨雪，各地连发道路结冰橙色预警、暴雪黄色预警。 在临近年关的忙碌中，少有人会在意这样一条信息。即便看到，好不容易抢到的票，也没法再作更改。就像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每个被困住的人，都低估了它的力量”。 对许多人来说，这是并不轻松的一年。但没想到，春节回家路上，他们又再度“不轻松”了一次。不少人都被困在公路上、火车站、机场里。有人终于感受到了南方冬天的威力，有人彻夜难眠，有酒店和网约车坐地起价，也有人施以免费援手…… 每日人物约访了多位被困在春节路上的人，他们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对他们来说，这场突如其来的风雪所导致的围困终究是短暂的，但身处其中，体验却相当难熬和漫长。 被困之人 蒋云柏想顺利从武汉回到上海的希望只维持了20分钟。 2月3日深夜，在天河机场登机不久之后，他就被告知航班取消，直接被“赶了下去”。空乘告诉他，受到冻雨、暴雪的双重影响，整个机场的跑道关闭，恢复运行的时间没人知道。 过去几天，很多人也和蒋云柏一样，渴望回家的心情在希望和失望中不停摆荡。这样的心情常会引发争吵。短短一两个小时里，他就目睹了两次争吵。隔壁检票口的航司地勤人员被乘客围住，喊着“领导出来”，还有人在飞机上干坐了五六个小时，然后被通知航班取消、回家无望。 春节近在眼前，而阻碍他们回家之路的，正是连续的雨雪。 2月3日凌晨，伴随华中地区第一场雨雪，武汉市气象台连发道路结冰橙色预警信号。短短一天之后，2月4日，武汉市气象台发布暴雪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武汉大部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但在临近年关的忙碌中，少有人会在意这样一条信息，即便看到，好不容易抢到的票，也没法再改。就像一位受访者所说的那样，“每个被困住的人，都低估了它的力量”。 网络图片 武汉一直有“九省通衢”之称，是中部地区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中心，也是受这次暴雪影响严重的城市之一。受其影响，包括机场、火车站在内，京港澳、京武、大广等多条重要高速公路也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最长的拥堵路段，堵车长龙超过了50公里。 几乎从不晚点的高铁，这一次也没能准时到达。彭梦久千挑万选，把换乘站选在了武汉，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武汉车多、方便。但没想到，这里雨雪交加。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列车晚点时间不断延长，直到广播传来停运通知。 而如她所料，现在想改签其他地方也“一样没票”。那一瞬间，她自嘲说：“想死的心都有”。 交通是一个环环相扣的系统。不只是武汉，许多中部城市都被困在了这场暴雪里。 南希做了多年空乘，她熟知气候对交通的影响。但她也一样被困住了。这次，她从北京回老家河南周口，为了稳妥，她把郑州当作换乘站。如果顺利的话，五六个小时之后，她就能吃上回家后的第一顿午餐。 暴雪也打碎了她的希望。因为轨道积雪，高铁被迫降速。从300公里的时速突然降到了50公里每小时，甚至“中途来来回回停了三四次”。到达郑州，已经比预计时间延误了一个半小时。 由于担心错过换乘，南希临时把下一趟高铁改签到了12点。结果，到了郑州，她才发现自己多虑了——上一班高铁也被困住，甚至都还没有出发。 像南希这样滞留的旅客，挤满了受暴雪影响城市的候车大厅。别说座位，就连缝隙都被行李箱和蛇皮袋填满。没有人敢走开，延误车次太多，没法由高铁站统一广播，只能靠工作人员在检票口拿着扩音器，扯着嗓子喊。很多人害怕错过通知，连厕所都不敢上，“只能站在原地等”。 网络图片 这种谨慎不是没有道理。李萌就因为去了离检票口较远的座位休息，错过了年前回家的最后一个机会。等她反应过来，“车早已经开走了俩小时”。 更令她感到无力的是，就连改签也没有机会，因为直到大年初一之前，就连候补票都卖完了。 难熬之夜 但被困住只是个开头，当太阳落山之后，难熬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冷，几乎是每个人对武汉夜晚的第一感觉。 蒋云柏出差之前就收到了当地朋友的“警告”——武汉正经历一轮降温，特别冷。他看着“最低温度零下二度”，丝毫没往心里去，连秋衣秋裤都没带。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后悔这个决定。 3日开始，武汉这座城市仿佛被冰冻。路边到处都是被积雪、冰凌压断的树木，装了防滑链的汽车在结冰的路面上也只能缓慢行驶。湖北的朋友们自嘲，“广东还在回南天，武汉已经率先回南极了”。 由于飞机停飞，蒋云柏改签了第二天下午的火车，决定去武汉高铁站碰碰运气。但等待他的依然是没有尽头的延误。太阳下山之后，没有暖气的车站显得四处漏风，“已经冻麻了”。 而想要离开拥挤的高铁站、机场，去酒店休息同样困难。打车是要过的第一关。蒋云柏把滴滴、高德所有的车型都选中，同时加价200块，等了一个小时，依然没有司机接单。 直到走出机场，他的朋友才告诉他原因。附近的司机们都在等待更赚钱的机会：最好一次拉4个人，每个人加价200块。 “根本看不上我这仨瓜俩枣”。蒋云柏说。而车站、机场附近所有的经济型酒店全部爆满，其余的也以翻倍的速度涨价——“昨天还只要300元，今天就涨到600元，连早餐都不含”。 像蒋云柏一样，堵在回家路上的夜里，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没有暖气的南方冬天的威力。 带着孩子回家的潘小禾，同样要面对这个冰冷的夜晚。她穿上自己最厚的棉袄还是冷得坐不住。她最担心的还是孩子，一边给他加衣服，一边催着他在大厅里“尽量跑起来”。 而对在上海读研的胡静来说，对远在河南信阳老家父母的盼望，中和了被困在高铁一夜的痛苦——毕竟，每一分钟都离家更近。在上海虹桥火车站等待近6个小时，傍晚6点，她才顺利登上前往汉口的火车。 网络图片 这堪称她坐过的最慢的高铁——全程行驶缓慢，直到凌晨12点，才以20公里的时速抵达黄冈麻城站附近。 在这个冰冷的夜里，这辆列车彻底停了下来。广播里一直在安抚旅客，称是“天气和列车协调”的原因，但收效甚微。每个旅客背后，都有同样在焦急等待的家人，父母每隔两三小时就要和胡静打一通电话，实时沟通回家的进展。 为了抵抗夜晚寒冷，食物是获得热量最有效的方法。然而，餐车里能够加热的食物很快被一扫而光，只剩一些面包和饮用水。 而睡眠是第二种方法。在一辆空间有限、到处是人的车上，就算想要短暂休息也不容易。胡静前排的一家三口，因为座位空间狭小，只能两个人轮流抱着孩子打个盹儿。乘务员、旅客在车厢间来回穿梭，胡静只缩在座位上断断续续地睡了一个半小时。 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高铁才到达汉口。原本5小时的车程，胡静这一次足足花了12个小时。而原本买好的换乘车票，也“早就赶不上了”。 网络图片 即便这样，胡静也比很多人幸运。更早之前，同样是在晚上，前往汉口的动车在抵达天门南站之后，突然停电。很快，车内的温度降至零下一度，人满为患的车厢里空气污浊。挨着饿又回不了家的乘客只能在寒冷里“瑟瑟发抖地等待救援”。 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半，这辆列车才终于重新开动。 而不光是火车，选择开车回家的人，面对这场暴雪和冻雨，也不得不想办法在路上过夜。 这是王亚楠30年来，第一次“在马路上睡了一宿”。车开到湖南常德附近就堵得一动不动。一家三口卡在高速路上，既没法前进也不能后退，唯一的选择就只能睡觉。 进退维谷的远不只是这一件事。冬天的汽车里，暖风不能一直开，“否则容易一氧化碳中毒”，但不开，车外温度太低，孩子又会冻感冒。王亚楠只能每隔一小时定一个闹钟，把暖气开一会儿，再关上。 这一夜，她们一家三口就这么“暖一会儿，冻一会儿”地挨过来。 自救之法 每一个人加入这场春运战争的最高目标只有一个——尽快回家。为此，他们不得不尽快寻找办法。 等待是难熬的，在春节前的回家路上，这种难熬被放大了。 每一个车站显示列车时刻表的屏幕，都是火红的一片，每趟列车都在延误。而时间还在不断滚动增加，“这会儿看是延误半个小时，再过一会就变成两小时、三小时”。 网络图片 这种回家难的慌乱，也体现在社交平台上。很多人晒出自己车次的晚点时间，记录也在不断打破——从200分钟，到598分钟，而最高纪录则是合肥南站的D4832列车，晚点长达744分钟(超过12小时)。 被困的彭梦久，想了很久，最后决定拼车回家。上海距离河南邓州车程一千多公里，路途遥远，即便天气好的时候，开车也要花费十三四个小时。但眼下，铁路大面积延误、取消车次，她不能忍受自己只是等待。 所幸，社交平台上有很多人在寻找车友。她一个个私聊，终于在4日的清晨找到了合适的车主，对方计划第二天出发，车费只需要300元，是高铁票的一半。而更吸引她的是，如果顺利的话，一天之后就能到家。 她即将踏上一条未知的路。有可能堵在高速上一动不能动，也可能因为积雪冰冻而遇上未知的事故。但对彭梦久来说，眼下出发才是最重要的——“只要出发，总能回到家”。 她迅速把微信状态改成了“飞奔回家”。 买上一兜子吃的之后，彭梦久一行3人从上海出发了。一开始路上的车辆不多，进入安徽省之后，雪又如期而至。车主为了安全，只能“照着三四十码的速度开”。到了晚上八点，回家的路，“已经走完了一半”。虽然她自称是风雪夜归人，但心情倒是渐渐晴朗起来。彭梦久甚至在一点点计算自己和家的距离，“只剩465公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被困在上海2天之后，她终于要到家了。 和彭梦久相反，也有些人决定退出这场战争，蒋云柏就是其中之一。他没有在高铁站停留太久，就决定尽快回市区的酒店续住。过年回家的计划被彻底打乱。但他很快宽慰自己，大不了“就留在武汉过年了”。 春运是一年一度地球上规模最大的人口迁移，而春运也用道路作为纽带，把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很多时候，每个人都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 困在冰冷的春运路上，吃喝很快成了大问题。成千上万人只能坐在大大小小的车辆中，缺衣少吃，瑟瑟发抖。截至4日8时，全国公路共封闭路段210个，涉及91条高速公路、7条普通国道、20条普通省道，累计里程1.4万公里。 晓末困在湖北仙桃的G318高速路上也超过了16小时，不得不睡在车上。一切物资都在快速消耗，油箱里的柴油只够三四天了；蔬菜和矿泉水也只够两三天。如果继续拥堵，车子不能充电，电热毯也不能开了。 但毫无疑问，晓末依然是这些人中更幸运的一个——她拥有一辆房车。 这就意味着她能喝到热水，吃上热饭，拥有温暖的睡眠。对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并且堵在路上的人们来说，她所拥有的每一件都是奢侈品。 善意之手 风雪的影响正在扩大。 2月4日早上6点，中央气象台甚至四预警齐发——暴雪橙色预警、冰冻橙色预警、大雾黄色预警、大风蓝色预警。而继武汉之后，贵州、湖南、湖北、安徽一带，成为冻雨、降雪最集中的区域。在此情况下，沪渝、沪陕、福银、京港澳等高速还将有很长的路段受到暴雪、冻雨天气影响。 网络图片 拥有房车的晓末也清楚，回家的路依然遥远。昨天，她用无人机拍摄高速路上堵车的路段，她试图让无人机飞到堵车的源头，看看自己还要堵多久。 但无人机飞了很久，“车流却根本看不到尽头”。 高速上没吃没喝，晓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一动不动的高速路上，她选择支起了一个临时的免费“烤肠摊”——附近车里的人只要饿了，都可以免费来领一支热烤肠。热水也是稀缺资源，她也时不时烧上一壶送给附近的老人和小孩。 除此之外，被困在高速上，上厕所也是大问题。距离服务区十几公里的路成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少人忍不住，也实在找不到卫生间，只能就地解决。另一位也被困在高速上的王亚楠提起这个，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逼急了也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打开前后两个车门，在中间赶紧解决”。 而晓末的房车，也解了附近很多人的燃眉之急。早晨7点，一个女生敲了她的车门，希望能上车“借个厕所”。她立刻就让几个女生都上来了，“我原来走川藏线自驾也是一个人，有时候也需要人帮忙”。 善意在风雪中流动。由于接连烧热水、用空调，晓末的房车里遭遇了柴油告急。附近的卡车司机知道了，立刻就把自己的油卖了一点给她。虽然，这点柴油只让“油表针微弱地移动”，但晓末已经相当满足。 在这场风雪中，人们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份——被困在回家路上的人。也正因为这个共同的渴望，人们或许才更能互相理解和支撑。 被困在车站，买不到改签车票的李萌，也遇到了火车站里一个好心的值班站长。值班站长给她想办法，帮她改签到了第二天同一时间的车票。虽然只是站票，但她终于有回家的希望了。 她说，看着站长这几天熬出来的黑眼圈，上车之前，“一定得买杯咖啡感谢他”。 为了从冰雪中脱困，各地也都在付出努力。以武汉为例，当地组织了数千人昼夜清扫道岔的积雪，同时安排专业设备除冰。天河机场也一样，铲雪车、撒盐车出动，截至目前，已经恢复了单跑道运行。除此之外，各地面对被困住的旅客，也有相应的比如开设滞留旅客区、发放爱心包之类的举措。只不过，相比极端天气，人力常常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2月5日这一天，也是王亚楠一家三口，从深圳开往湖北恩施老家的第三天。他们从3日出发，原计划三天怎么也到了，但现在，路上耗费了几十个小时，家离他们依然遥远。 进了湖南，雪越下越大，落到地上积成雪泥。而车速只要超过20公里就会打滑，无数辆车陷进雪泥里动弹不得。 王亚楠看到，几乎附近所有人都下来互相帮忙推车，十个人喊了很多次“一二三”，车子才挪了一点点。她说，从这些“又艰难又笨拙”的动作里，她体会出一点久违的年味儿—— 所有人冒着风雪，互相帮助，只为奔向自己的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时运高，又给我看到屈颖妍（香港激进亲共人士）一篇“潮文”，她指“黄丝手足”（泛指香港抗中人士）移居英国，仍搞年宵市集，卖中式传统美食、港式小吃、贺年装饰、挥春、利是封等等，于是大发议论： “一群弃国者、叛国者，以身为中国人为耻，口口声声‘我不是中国人’，但到头来，一个农历年，已令他们在自己的基因面前跪低，不认不认还须认，如果不是中国人，贴什么挥春？过什么兔年？” 凭常识也知道，庆祝农历新年的决不止中国人，光是亚洲，就有台湾人、越南人、韩国人、新加坡华人、马来西亚华人等。当然，我们不会期望一条长期散播假资讯、近乎文盲的中共文棍会讲常识，但有一点我觉得还是值得探讨的，就是“中国人”身份问题。 坦白说，从前我也习惯自称中国人，因为我素来喜欢中国语言文学（但不代表我喜欢所有中国文化），但近年考虑到一个问题，就决定不再随便以“中国人”自居了，必要时，也只会用“华人”两字。什么问题呢？我担心自称中国人，有人会误以为我自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本栏读者应该留意到，我行文时写“中国”，时写“中国”，这绝非笔误，而是刻意为之。“中国”两字源远流长，历来有多重含义，包括指中原地区、中国人、京师、朝廷，也是“神州”、“中土”的同义词。尽管大清国人偶尔也用“中国”称其国家，但“中国”作为官方国号，是近百年才有的事。要证据吗？可看看大清皇帝写给美国总统的信。 例如光绪皇帝在1896年3月2日致函美国总统卡夫兰（Grover Cleveland），开首写： 大清国 大皇帝问 大美国 大伯理玺天德好 “伯理玺天德”即President的音译。在此信的满文版，“大清国”是“Daicing Gurun”——这才是官方国号。前人用“中国”两字，如上所说，具多重含义，实际意思视文理而定。以我观察，民国前“中国”用法，大致等同“中土”、“神州”，表示区域，而非国号。 可知从前你自称“中国人”，不过表示你是在中国这片土地出生、居住的人，或比较宽松地代表“华人”、“唐人”。所以，明末遗民和同时代的大清国人，理论上均可自称“中国人”（尽管他们一般不这样讲），跟他们是否支持某个政权无关——假如大清国尚未灭亡，香港“黄丝手足”即使反对大清政权，相信也不介意自认是“中国人”的。 然而上世纪一个黄俄政权占领中国后，情况就大不相同。以马、列为师的黄俄党，在中国立国后，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混水摸鱼简称“中国”，并声称世上凡自认中国人的，必然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为祖国。这样的“逻辑”等于说，你爸爸若叫陈大明，那么只要我改名陈大明，你就得叫我爸爸。荒谬吗？但这样荒谬的大话，却有人讲足七十多年，还骗了很多笨蛋。 更不幸的，是英文“Chinese people”跟“中国人”同样含混，一时表示华裔人士，一时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黄俄政权觑准这种日常语言的含糊性，巧加利用，以便统战，结果“中国人”和“Chinese”的意思都被严重扭曲了，成为别有用心的政治宣传用语。 明乎此，就知道我写“中国”是逼不得已——为了区分传统意义的“中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只好把后者写成“中国”，而前者意义既受“污染”，则尽可能避而不用。一言以蔽之，“中国”和“中国”之别，就是“Hong Kong”和“Xianggang”之别。若要在本质上正名，今日“中国”的真正名字，该为“黄俄移民共和国”才对。 （全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