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他们在等待一个生育高峰期

“想生龙宝宝的人这么多吗？”

春节刚结束，新手孕妈李旎去医院产检时，就被掐拥挤的人群“吓”到了。

产科候诊室的椅子上，坐满了不同孕阶段的女性。按照时间推算，这些孕妇都将在甲辰龙年内分娩，诞下“龙宝”。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龙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因此不少准父母掐好了预产期，倒推怀孕时间，期待能生下一个龙宝。

这种对生肖的偏好和生育的期望，有望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生育率的提升，也成为了幼儿园、中小学和母婴行业从业者的“新转机”。

本期显微故事就将聚焦一群等待龙年生育率提升的人，他们之中：

有人是母婴行业从业者，在生育率接年下降的大背景下，等待着龙年生育“小阳春”；

有人是幼儿园园长，将龙年当做是职场生涯的“风向标”；除此之外，工厂老板、产科医生，也在关注着龙年的生育情况。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PART1

母婴店主王成芳或许是江苏省腹地这座小县城里，最关注生育话题的女人了。

去年下半年，国家还没公布生当年“兔宝”的出生情况时，王成芳就开始四处找孕妇打听医院里龙宝的建档情况，还走访不少当地的月子中心了解订房情况。

当得知“2023年6月开始有很多人建档”、“月子中心立春后房间告急后”，王成芳押宝“龙年生育率会上升”，随后找亲戚筹措了一笔资金，赶在年末厂家订货时，咬牙增订了不少产品，扩增了商品数量。

实体店生意并不好做，许多人不理解王成芳的做法。

但王成芳却决定“赌”一把。“龙年是生育率最高峰的时候，有货就好办”，王成芳笃地的说。店铺中，那些印有“龙”图案的礼盒被摆成小山，红色光面材质衬托地她脸也红扑扑的。

同样在等待龙年生育高峰的，还有月子会所的工作人员付永莉。

2月4日，立春。付永莉带着员工将店里装饰全部换成了和“龙”相关的，还提前联系好了阿姨、长期合作的幼儿摄影师。

在确定对方春节也能提供服务后，付永莉马上将“龙年促销活动”发到了自己的客户群里，“中国人喜欢龙，龙宝肯定多”。

付永莉相信，龙年一定会给暗淡的母婴行业带来一些转机。

2020年开始，付永莉所在的月子会所生意年年下降，最严峻1个月仅2名客户。但从2023年开始，情况逐步发生变化，“2024年是龙年，不少宝妈怕订不上房，都提前半年找我预定。”

2023年12月，月子中心截止到2024年4月的房间都订满了，“颇有2017年当地月子中心供不应求的状况”，付永莉说道。

湖南某早教机构的从业者刘思也很看好2024年的变化——大年初一去寺庙上香的时候，她还特地去求了送子观音来保佑龙年事业顺利。

刘思的机构专为0-3岁的孩子提供早教服务，“这几年实体行业行业不好做，我们早教机构受到的冲击更大。”

她所在的城市新生儿数量不断下跌，2017年生育高峰期时能有4万新生儿，去年仅2万名。

受生育率下降影响，早教机构的生源也减少，到2023年底，刘思店铺在籍会员不及2017年刚开业时的一半。

因此，新闻里专家预测龙年生育率或许会反弹时候，刘思心里有了期待，在机构的年会上，她还特地公布了“二次创业计划”，向依旧坚守的店员们阐述了龙年的扩张计划。

“中国人对龙宝的执念”，像一道希望，照进了作为赚母婴行业从业者的生活里。

但无论是王成芳、付永莉还是刘思，还是暗自给给自己划了一条“红线”——“如果龙年生育率还是不能提升，那就真的没什么好做了。”

PART2

母婴行业一度被认为是最赚钱的行业。

经济日报报道称，中国母婴行业或在2024年达到7万亿的规模。可以说，母婴产业是一座丰富的矿产，可以供淘金者发掘。

因为涉及到“女人”和“孩子”两个消费品市场认为最容易买单的消费群体，母婴行业也曾被人认为是“最来钱的行业”。

“躺赚”曾是王成芳的写照。

10年前，王成芳所在的小城市还不普及网购的消费形式，线下店的生意一直还不错，“那时母婴行业不愁生意”。

王成芳回忆，当时妇幼保健院里一床难求，不少产妇用尽关系才能换得走道上一个床位。添丁是喜事，新手家长们冲进母婴店里，二话不说就直接付款买东西，进价几十元、标价200元的奶瓶，家长丝毫不还价，还挑着最贵的买。

由于生意好做，2015年王成芳在县城新落座的商场里开了分店。商场也嗅到了母婴商机，特地拿了一层楼来做母婴业态，母婴生活馆、儿童摄影、早教、儿童乐园等店铺如雨后春笋出现。

厂家们为争夺母婴店的渠道，也会极尽可能的给店主们回扣，并给予店主们一定的“定价权”，店主只要不低于售价，便可以任意加价销售。

“哪怕后来互联网冲击了实体店，许多平台开始专注母婴领域，母婴整体行业也是好做的。”到2017年，王成芳已有3家店铺了，她还特地将其中一家母婴店升级成了母婴馆，除了卖婴儿产品，提供婴儿洗澡、小儿推拿等服务，每月流水超过10万元。

“但是这几年新生儿减少，母婴行业不好做了。”

从2019年开始，王成芳明显感到进店的孕妇减少，“最明显的变化是妇幼医院门口不堵车了”。到2021年时，网购的冲击和实体房租带来的压力就凸显了，“有时候一天的营收额还赶不上一天的房租”。

付永莉感受也十分明显。

2017年付永莉所在的地级市有好几家月子会所，2019年单独二胎政策放开以后，付永莉以为会迎来一波生育高峰期，“没想到迎接大家的却是年年下降的生育率”。

由于生育率逐年下滑，不少月子会所没能熬过实体寒冬选择了关门。短短4年时间，当地月子中心从2019年时10多家，锐减到如今3家，“存活下来的月子中心也常年处于半死不活的状态”，付永莉说道。

新生儿下降，各大母婴商户们围绕客源拉响了保卫战，低价竞争、多样化业态、提升服务质量，以往多次被封为圭臬的成功经验开始失效。

为网上的低价竞争，王成芳调低了产品价格、推出“充值送幼儿游泳课”的营销手段，但都没有留住客人，“只有一些羊毛党过来消费，比价之后她们还是会回到网上购买。”

最终王成芳关掉了商场里的店铺，只有开在妇幼保健院旁边的店铺，因能销售特殊奶粉而被保留下来。

付永莉的月子中心也一度陷入没有任何成长机会的“内卷”。除了提供接送产妇到家、百日照、聚会活动课程的服务外，她还开始培养优秀月嫂，打算提升客单价。

但很快，她就发现这些月嫂被培训出来后马上就被其他机构挖走，留不住人。

刘思的早教机构也陷入低迷。生育率下滑后，刘思不得不裁员，动员剩下的老师背上销售指标，甚至在街边发传单、做地推，但依旧没挽回行业的颓势。

付永莉总结，“没有人，一切服务都是白搭。”

“生育率是母婴行业的命门，没有新生儿，不可能有希望”，王成芳更是直接说道。

PART3

除了“母婴”创业者，还有很多人也期待着龙年生育率回暖。

托儿所和民营幼儿园老师是如今仅次于“母婴”工作者的焦虑群体。

根据2023年7月5日，教育部发布《2022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全国共有幼儿园28.92万所，比上年减少5610所。其中幼儿园减少的重要原因，与近年来国内出生人口数量减少有关。

“出生少，招生就困难。如果去走访幼儿园，会发现不少毕业班人数远大于入学人数”，在民营幼儿园担任院长的曹雨描述道。

如何招到足够的生源，已成了园长们头顶上的“定时炸弹”。曹雨决定将今年的生育率当做职场风向标，“龙年生育率还不提升的话，未来这个行业只会越来越难”。

“招生”这颗定时炸弹，也逐渐顺着小学、中学、大学的链条，传递到对应的老师身上。

“目前我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数，超过了新生儿数量，如果持续下去，我们一些大学也会面临民办幼儿园的困境。”在某民办大学里负责的裴磊担忧地说。

由于高校扩招，裴磊所在的学校已连续几年未完成招生任务，不得不采取“节流”的方式维持教学——学校里不少“冷门”专业取消， 并缩减了招聘计划、降低老师待遇同事，跨专业代课现象严重，日常教学受到严重影响。

“编制”也不再是护身符，起码对在北方某县城公立医院工作的产科医生李新如来说是如此。

2015年，李新如本科毕业回到老家时，县城正处于90年代三次婴儿潮的人群生育年龄段，加上是县城房价起飞的前夜，许多人回乡置业后顺势将结婚生子大事提上日程，以至当时各个医院产科爆满，就连走廊上都住着产妇。

医院产科人手不够，趁着扩招的关口，李新如进入了公里医院产科，端上了外人眼中的“铁饭饭”。

“产科医生的工资来源于基本工资和绩效，绩效和医疗收入强相关”，即科室中病患越多，医生的收入将越高。李新如入职时正值产科的最忙时，高峰时一天自己就要跟几台剖腹产手术，加上绩效一个月能有5000多元收入。

但从2019年开始，李新如感觉到自己不那么忙了。

“生育率断崖式下降，医疗资源不紧张后，产妇们去条件更好的市立医院和三甲了”，2022年，科室的月分娩量不到40例，由于科室效益不好，李新如到手工资仅4000元，“而且科室好几年没进新人了。”

“医院还想开设产康等项目增加营收，但这些项目需要资金购买设备，要申请资金又需要看盈利和营收”，没有足够“前景”和“钱景”的产科，逐渐边缘化。

“不是有新闻传出，因为生育率低，许多地方地方的妇产医院已经关门吗？”李新如有些担心，自己所在的科室也走上“关门”的道路。

生育率下降，影响着每一个人。

PART4

“上海六院2023年接生1322个新生儿，但2024年到2月1日，就已接生了140个新生儿”。

“去年兔宝不用抢床位，今年龙宝，有些地方妇幼床位都满了”。

“11月就下了明年6月月嫂的订金”

……

网络上的信息，给了王成芳一些信心。

但她也不能确定，生育率是就此触底反弹还是“回光返照”，“毕竟生育下降是大趋势”。

不敢孤注一掷的王成芳开始寻找其他的机会，宠物是她认定的下一个风口行业。

付永莉则瞄准了家政和老年行业。

“产妇少了，但不代表没有，月嫂还是有市场的”，但口碑良好的月嫂有自己的客源，付永莉接触不到，“那些没经验的月嫂，需要培训，做得不好容易砸口碑”。

至于看上去“有市场”的养老行业，付永莉不知道在“养儿防老”思想浓厚的当地，是否有前景。

“月子中心分为28天和45天的套餐，收费3万元起步，有几个老人出得起这个钱呢？”她也疑惑，未来AI养老是否会是趋势。

在医院工作的李新如，则稍显迷茫。

如今产科式微，她面前有这么几条路：一是做老本行，去新生儿充足地区的医院产科工作；二是等待医院科室整合，自己去其他的科室。

第一条路很快就被李新如否决。

“以我的学历，很难进入更好的医院”，李新如解释，自己曾经是因为“人口红利”，遇上医院产科扩招而以本科学历进入医院工作的，“现在新生儿少了，没那么好的机会了。”

至于第二条路，李新如也有些担忧。

“万一以后人口减少，能去的科室也面临无病人呢？”或许那时她已经50岁，过了人生巅峰时期，没办法再像如今具有选择权了。

相反，在人工智能相关公司工作的赵然却感觉自己踩到了“红利”。

他所在的公司主要产品为智能陪伴机器人，“就是看中新生儿不足，未来老龄化严重这个趋势在布局”，接下来或许还会针对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推出智能机器人的替代品。

“技术可以解决发展的难题，人工智能会弥补生育率不足”，面对一些批评“人工智能”的声音，赵然坚定自己的判断。

在人工智能蓬勃发展与生育下降交织的混乱时代，谁都无法对未来的生活给出准确的答案。

“但不管未来如何，当下人口是最膨胀、竞争最大最艰难的时期”，赵然说。

过好当下，成了许多等待生育率回暖人群的心愿。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显微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