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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湖南省娄底市的一座天桥，日前被挂上“反共横幅”。网上有人爆料说，挂横幅者是当地的一名22岁青年方艺融。方艺融在预录的视频中说，希望中国人早日摆脱专制，过上更好的生活说，做完这件事后，“我可能被精神病，也可能死在监狱里，但我不后悔”。 海外社群媒体X平台帐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7月30日爆料，湖南娄底新化县有人在天桥上挂起“北京四通桥”标语，并用音响大声播放“要自由，要民主，要选票！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 方艺融：我可能被精神病 死在监狱里 但不会后悔 8月2日，“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在X发文说，在湖南娄底天桥挂“反共横幅”的，是一名当地的22岁青年方艺融，并附上一段自称是方艺融的视频。 在湖南娄底新化县天桥悬挂四通桥标语横幅的，是当地22岁青年 方艺融。在视频中他表示，暴政必然可怕，但权威压不跨人心，习近平再怎么迫害我们，也阻止不了民主思想一次又一次的在中国人心中生根发芽。长江之水不会倒流，希望中国人能早日摆脱专制，过上更好的生活。 https://t.co/MnbvgIsziV pic.twitter.com/EsKESPYN60 —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whyyoutouzhele) August 2, 2024 方艺融说，他来自湖南娄底，今年22岁，去年大学毕业，曾参与“白纸革命”。去年在海外即时通信软件Telegram（简称“电报”）发表支持民主的言论，遭国安部盯上，受到惨无人道的脑控迫害。 “我现在发这个视频是为了证明——我已经不害怕他们了。”方艺融说，“暴政必然可怕，但权威压不垮人心。习近平再怎么迫害我们，也阻止不了民主的思想，一次又一次地在中国人的心中生根发芽。长江之水不会倒流，我希望中国人能早日摆脱专制，过上更好的生活。” 方艺融在视频的最后说，“做完这件事后，我可能会被精神病（被关入精神病院迫害），也可能会死在监狱里。但是我不会后悔。” 传方艺融已被捕 维权网8月3日援引消息说，湖南反习标语事件发生后，公安部派员进驻当地办案，各地加大维稳力度，防止类似事件在其他地区再现。有消息说，方艺融已被捕。 维权网在同一条报导中发布方艺融的公开状告信。方艺融说，“白纸革命”结束时，出于对中共独裁暴政的不满，他曾参与贴海报活动，多次在网上发布反对习近平独裁专政统治。最终，他在中共黑警钓鱼群“白纸矩阵”内因策划抗议而暴露。 方艺融的公开状告信。（网路图片） 他说，自己曾是一个温和的左翼，但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大火事件后，他对中共暴政的最后一丝幻想破灭了。在遭受中共长期监控、软禁与折磨的经历后，他曾想与中共妥协，但最终他意识到，与魔鬼没有任何妥协馀地。 出于希望百姓过上更好生活的愿望等原因，他贴了三张反共反习的海报。此后，他一直投身于研究中国的民主转型，以及在网上发表反对言论，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与进步。 2023年7月中旬，方艺融在策划反对习近平的独裁统治时，被网警发现，之后持续受到监视，最终被中共当局软禁与折磨，家人也受到施压。 方艺融希望外界公开他的事例，曝光魔鬼（中共）的暴行。他并坚信在推翻中共后，中国百姓将在真正的民主政府的带领下，过上平等自由的生活。 网民敬佩方艺融 对于方艺融公开发声反抗中共的壮举，网民表示：“视死如归易，英勇就义难！让我等苟且之辈汗颜无地，无论结局如何，将来史书之上定与彭先生齐名有一席之地！” “方艺融有惊人的勇气，是人类英雄特有的灵魂，令世人钦佩” “只有他站出来确实很危险，一旦人人都站出来的时候，共产党就该害怕了。” “年轻人的正义勇气再次证明，人的良知的确是来自于高维度，是神赐天予，即便是中共邪灵也构不著他！” “为勇敢的年轻人点赞，也为你的安全担忧，同时诅咒邪恶的政权早日灭亡。” “向参加白纸运动的年轻人致敬，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他们。他们追求自由、正义和民主的勇气值得敬重。” 北京四通桥事件引多米诺骨牌效应 2022年10月13日，被称为“四通桥勇士”的彭立发（网名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上展开两面横幅，横幅上写著“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谎言要尊严，不做奴才做公民”等口号。 北京四通桥事件发生一个月后，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场大火，引爆“白纸革命”，随后大规模反对中共“清零”政策的示威潮蔓延至全国。 数月后，山东济南万达广场建筑物的北墙上，也出现了反共条幅“打倒共产党 打倒习近平”，事件当事人名叫柴松。 走线到美国后，柴松告诉大纪元：“彭立发事件最主要体现的是一种精神，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情，他也知道自己面临的后果。他意舍己愿为人，为中国的改革甚至有可能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精神，是影响我最重要的。可能并不是这几个字，而是因为他那种不怕死的精神，不畏强权的精神！”
中国经济状况在2023年是每况愈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经济状况不但没有明显好转，而且面临增长放缓、人口减少、房地产行业挣扎、外国投资下降和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性新高等多重打击。而且由于大批企业相继倒闭及订单大幅下降，导致工人被克扣或拖欠工资的情况愈趋严重，各地工人无奈之下纷纷被迫走上维权之路。密切关注中国工人权益的人权团体报告指出，在2023年即将结束之时，今年发生在中国全国的工人运动和维权案例，已是去年全年的一倍。 从2023年一月开始，在中国发生的劳资冲突事件便没有间断。今年新年伊始的第八天（1月8日），去年才荣获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的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公司，已因订单被取消而无协调之下大规模裁员，最终引发据称有二万名工人的抗议游行和流血冲突。一天后，杭州奥泰生物公司数百名员工，也因工资和辞退问题而聚集在工厂门外抗议，后来演变为示威游行到地方政府大楼，最终在政府介入下，纠纷才获得解决。 类似这样的劳资冲突事件，并没有因为中国政府宣布疫情结束而减少。总部位于香港、致力于促进和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在今年上半年就已录得741宗中国劳资冲突和维权个案，数量直逼2022年全年的830宗。当时中国劳工通讯的分析指，导致工人抗议个案大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而衰退，尤其来自海外的订单大幅减少，引致沿海省份的制造业陷入倒闭潮，激发了工人的抗议活动。 不过到了下半年，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国劳工通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十一月，全国的工人维权事件已达1,604宗，已超过以往三年的全年数字，光是十月就发生了225宗工人维权事件，创下该机构2017年开始录取相关数据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维权事件在每个省市都有个案，不过劳资纠纷最多的还是工厂最多的广东省，占294宗。而且在今年的1,604宗维权事件之中，光是跟建筑业有关的事件已达836宗，比去年全年的总数还要多。 企业为逃避欠薪问题而提早放春假 由于情况愈趋严重，故此不少企业早于十月左右，便开始让员工提前放假，假期时间长达三个月以上。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大沥川通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亦于十二月四日向员工发出放假通知，明确表示“由于经济低迷，市场需求持续下滑”，所以决定从十二月十一日起让员工放假，直至明年三月十一日才复工。 这些企业在假期开始前能否发放应有薪金予工人，以及在“悠长假期”后是否可以如期复工都是疑问。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剑表示，中国工人普遍收入很低，导致难以有多余的钱储蓄，所以必须每个月拿到足够维持开支，包括养得起老家亲人的钱才行，否则一拿不到钱就会抗议。王剑认为这些“放长假”的员工很可能会因为薪金和失业问题而跟其他工人一样走上维权之路。 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周艾丹分析指出，过去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工人维权个案屡创新低，是因为当时纵然因封城等防疫政策导致失业，工人们也会体谅这不是企业和老板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改为从事快递或到方仓医院上临时班，暂时解决失业问题。可是当疫情结束后，就算工人可以复工，也因为订单大幅减少导致欠薪情况愈来愈严重，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他告诉美国之音： “工会跟政府部门没有恒常代表工人，厂内的工会也没运作，工人不能恒常监察工厂运作，所以一旦爆发问题，便已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那时老板也许已经拖欠了五至六个月薪金，他们已经无法如数发给工人。因此工会和政府难以介入，只能要求工人返回岗位，承诺每人只加月薪一二百元，并要求公司交待何时能清还欠薪而已。” 工人愤怒之下发起维权运动 由于企业拖欠工人的薪金愈来愈多，往往达致无法偿还，而引发工人群起参与维权运动，因此企业索性选择倒闭的情况也不罕见。 位于广东省惠东县的港资企业港惠针织有限公司，在今年四月复工，却在六月宣布解散，在复工工资和遣散费安排引起员工不满。员工张女士在网上发布信息指，在四月一日复工后的薪资只有2019年八月时的一半，而且以往的所有补贴都被取消。工人们因不满而集体去信工厂管理层要求补回薪金差额，但管理层无动于衷，反而在六月末发出解释信指此举没违反合同。而且管理层在六月三十日发公告指工人消极怠工，令客户对公司失去信心，因此即日解散公司，赔偿金却只得总额六成。于是纵然没有工会介入和组织，工人们也发起行动要求公司负责。用户名称为“笑对人生”的员工在抖音留言表达不满说：“单方面降低员工底薪，想逼员工自己走人，一分钱不想赔，严重违法，还出个说明好像自己多有道理似的，厚颜无耻这四个字都不足以形容此时员工们对它的愤慨!” 居于云南省大理市的饶召云，在2022年与妻子为高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大理未来城项目担任油漆工，可是到了承诺发薪的年底遭拖欠三千元人民币尾款，到现在还没收到钱。他向美国之音告诉苦况： “从去年底他们已经没叫我们回去开工了，我们在今年三月找劳动局帮忙，他们承诺四月付清，但一直没有支付。于是我们只有继续找他们追讨尾款，虽然他们答应会付，却没有说是什么时候付。这段时间我只能够打零工维生，赚到的都不够用。” 饶召云表示，无奈之下只能透过在Twitter发表留言，希望引起外界关注和伸出援手。 在今年的1,604宗工人维权个案之中，跟建筑业和制造业有关的占了超过四分之三。相比之下，跟服务业有关的案例少很多，原因是欠薪问题没那么严重和普遍。可是服务业的工人们却面临着另外一些问题。 在山东省担任外卖快递员的孙富贵说，他任职的公司是大型连锁企业，所以暂时没遇上欠薪，不过职安问题和薪金过低也令他和同行感到忧虑。他告诉美国之音： “外送就是赶时间的行业，所以很容易因此遇上交通事故，也容易犯上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法例。而且工资实在太低，我们普遍一单外送只赚三元，而且根本没有涨薪机会，所以常常跑很多却赚很少。”孙富贵补充说，由于外送入行门坎低，所以愈来愈多人加入，订单却因经济不景而不断减少，导致生活愈来愈困难。他不讳言如果出现连外送行业也出现欠薪问题，外送员也会参与维权运动。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惜代价极力维持社会稳定，对于群众运动和维权运动一向采取打压态度，但是今年的维权个案报道却愈来愈多。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剑认为，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对工人维权运动进行打压。他告诉美国之音： “维权事件实在太多，所以政府不敢太用力镇压，因为工人们一旦翻脸，他们也很难办。而且现在地方政府的地卖不出去，收入减少加上过去十年借了很多钱，财政收入一半要用来还利息，甚至连警察的工资都发不了，派出所五个合并为两个，现在的气焰也不没有过去那么嚣张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也开始在全国出现公务员的维权运动，王剑直言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严重的管治危机。 中国政府无力打压维权运动 中国地方政府欠债问题严重，去年总债务已达15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6%。但另一方面，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只有11.9万亿元人民币。 居于广东省的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分析指，中国政府债台高筑的主因是各级政府设立太多机关。巩胜利说： “各级政府都设立各种机构，这些全都要中央政府拨款。在架构层次过多之下，花的钱自然很多，算起来比西方法治国家要多花很多钱。” 巩胜利补充说除了政府架构臃肿，生活成本过高也令政府营运成本增加。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则认为，外界太高估中国政府的能力： “始终维权事件实在太多，每个礼拜在每个区都有两至三宗，大部分都是只有不足一百人参与，也无法在社会上引起关注，所以政府也无法逐一处理。除非事件发展为大规模堵路，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又影响到其他民众，政府才会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打压。”
将近年底，上海滩的气氛有些过分正常了：万圣节的热闹刚过去，年轻人又认真地过着美国的感恩节。相比几年前还到处封杀“洋节”的气氛，这一点儿变化或许算是疫情后最有意思的社会心态反映。 就那么突然之间，在经历了疫情后一年充满戏剧性的动荡之后，人民意识到了生活的珍贵，或许是1970年代改开以来最后的平静，犹如不久前李克强在沪猝逝的微澜，中国大都会的人们在感恩一个镀金时代和它的结束。 不过，对那些上海和北京市民来说，他们还在感恩一年前那些勇敢的年轻人。是他们走上街头，用无声的呐喊，结束了三年动态清零，重启了社会。而且，经过了一年疫情后的时局纷乱，也许全世界都还欠他们一个感谢：可能正是凭借这些勇敢年轻人的行动，不仅让中国回复到了最低限度的正常轨道，而且可能暂时阻止了一场战争。 甚至，在长久的未来，只要这代“白纸”青年还在，那么西太地区的和平继续就有希望。这或许才是刚刚结束的旧金山峰会背后推动美中缓和的关键力量，也是台湾人民最终将为之感恩的。因为，北京政权未来任何可能面向美国、日本、台湾的军事行动，哪怕未来极可能发生如同1930年代类似日本的大规模失业、经济萧条和军国主义冒险，渴望自由、爱与和平的白纸青年一代才是让中国统治者保持清醒、不敢盲动的唯一内部因素，也就是和平的力量，而非党内可能的主和派。 1. 白纸革命 如果再回首，对很多人来说疫情三年的记忆几乎就是模糊、错乱的，但是对中国几个大都市的人民来说，一年前发生的事情却是历历在目，仿佛疫情并未结束，每隔一段时间都在重现。例如，最近半个月北京大流行的支原体肺炎，重点袭击在新冠病毒流行中侥幸避开的儿童，让无数父母痛苦于儿童医院的匮乏、也对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再次感到怀疑和愤怒。 中国人民的这种怀疑和愤怒，在“动态清零”的三年间逐渐积累，最终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爆发出来。从去年11月初广州海珠区康乐鹭江也是服装厂密集区的“清理”开始，11月22日郑州富士康工厂工人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正式拉开了全民对“动态清零”的抗议序幕。随后11月24日发生在乌鲁木齐吉祥苑的火灾则让内地人民破防，有关维吾尔族的不能说的故事瞬间演变为巨大的悲痛和共情，第二天夜里上海青年就走上街头，在上海的乌鲁木齐街点起了蜡烛、放上白花。当天白天，北京各中产社区居民开始冲破关卡、封锁，与保安和基层政府人员发生冲突，人们喊着要自由的口号走上大街，呼吸自由的空气，也带动了武汉、重庆、广州等多地居民的共振。 到11月26日白天，上海青年继续聚集在乌鲁木齐路，举着空白的A4纸抗议。到晚间，北京的青年人开始聚集在昔日热闹商区也是使馆区的新源里并转向亮马桥，同样举着白纸和手机，还有人大声演讲，斥责动态清零，要求中国领导人为此负责。 这一抗议也迅速出现在南京、北京的大学校园。这些抗议行动最初往往只有一个人，在初冬的冷风里孤独地站立着、举着白纸，逐渐变成大规模的围观和抗议，迅速蔓延至全国近百所大专院校。一场由工人率先抗议、青年和学生先后和平示威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就这么形成了，根本改变了中国政治，也改变了青年一代。因此，虽然这场抗议仅仅持续几天，在镇压之下迅速结束，却堪称一场未遂的革命，所谓白纸革命。 2. 社会觉醒 从2011茉莉花革命以来，防止颜色革命、防范青年人的反抗成为中共政权的中心任务，中共也因此愈益个人集权化，在过去十年剿杀了几乎所有公民社会和独立青年团体，连“团派”最终也在“二十大”后被彻底清除。 而对这场革命的主角——大都市的青年来说，动态清零的三年可谓他们的“三年再教育”，感同身受地体验了新疆“再教育营”的社会集中营模式。或许，这对其他年龄段的公民来说，只是生活不便的问题，但对青年却意味着宝贵的青春的流失和生命的虚无，这种心理创伤才是永久和根本的，也将伴随着一整代“疫情青年”或者“白纸青年”的终生。 或许因为清零模式对自由和生命价值的否定，根本上暴露了青年一代与政权的矛盾，尤其当他们意识到未来面对的是中共领导人可能终身执政的政治悲剧，他们付出的巨大代价永远得不到补偿、甚至无法像文革受害者那样被平反，那么，选择决裂几乎就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在那些有勇气走上街头抗议的少数之外，更多沉默的青年人越来越多地正在选择“无车无房无后代”的“三无青年”模式，选择了集体躺平；还有更多普通青年人如新近案例郑州青年夫妇亮亮和丽君，在遭遇融创地产拖房之后选择了离开。 亮亮和丽君这一代青年，他们正在背叛、反抗、离开他们的领袖和梦想。这是一场社会大觉醒，其深刻和广度或许不亚于黑死病之后欧洲出现的觉醒。 3. 财富清零 对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他们生活和嵌入的社会结构也在分裂。所有的改变都发生在一年前那几天的大规模抗议之后。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言犹在耳的政策迅速被放弃，中国各地政府陷入了口头“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实际上什么都不做的躺平状态，人为制造了随后一个月的大规模死亡悲剧。 这最后一波死亡规模，据估计可能高达500万之多，不仅摧毁了广大中产阶级对政权治理能力的信心，在中国政治社会内部也造成了结构性分裂，也就是内部脱钩的开始，以所谓走线潮、资本外流等形式表现。其中，尤以历经改开三十年积累形成的中产阶级为主体，在疫情后的一念间逐渐破产、陷入贫困和绝望。 三年的动态清零不仅展现了一个可怕的未来统治模式，所谓2035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而且，随着恒大等地产公司的破产，过去三十年改开时代的中国模式特别是中国的财富模式被否定，中国社会和中产阶级积累三十余年的财富正在渐渐清零。 如果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如果过去十年中国政治的所有迹象都指向消灭财富、消灭中产阶级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一个统治体制的末路。即使在政治上他们可能无力反抗，但是，过去一年间，他们已经窥破了“帝政成功、君政废坠”的混乱，才有当下中国政情虽然无人挑战，但是清议四起、人心思变。他们固然相信“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的保守主义宿命，却不妨碍寄希望于他们的下一代，也就是“白纸一代”。 4. 青年力量 换言之，当改开时代的社会契约彻底瓦解、当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发生着脱钩、当中共的“二十大”试图建立一个永久的极权体制，中国青年就成为这个可能是全世界最虚伪体制的掘墓人，也反向被这个表面强大实则脆弱的体制赋予了无与伦比的力量。 一方面，白纸革命之所以成为革命，哪怕未遂，全赖中国统治术的极端虚伪、以及这种虚伪特性的极端脆弱，然后青年人不过如喊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般，轻易地就能让这个虚伪体制穿帮，让过去十年强化的防范颜色革命的控制体制破功。 这种体制的虚伪在动态清零的闭关锁国和疫后一年的政策反复中已经反复展现、教育了人民：从鼓吹自主研发大跃进到病毒实验室泄漏、从自制疫苗的虚假副作用到从莲花清瘟和整个中医药的反科学，从拒绝西方现代科技到假模假式的高质量开放、从把私营企业家当作自己人到滥捕企业家等等不一而足。在每天的铁拳和荒诞之后，普通人如亮亮和丽君夫妇尚且从小粉红变成被驱逐者，何况整个社会中产和青年一代？ 另一方面，当年轻人在一个月前万圣节的狂欢中体验到了自由，没有什么再能摧毁或者剥夺他们对自由的感受。当他们意识到国家将渐渐老去，而他们将是仅存的劳动者，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通过劳动（甚至不劳动）成为权力的主体。这就是一个老年社会、老人政体内部最强大的反结构、和反结构的力量，也是白纸革命之后尽管当局大肆追捕却不敢声张的关键。他们不担心老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民主异议人士、访民群体，他们只害怕这些nobody的普通青年。 在这个意义上，白纸革命不过是一代中国青年人终身革命的序幕，却是中国统治者的终身噩梦。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2022年11月24日，一场乌鲁木齐大火葬送了10条生命，也点燃了蔓延全国的“白纸运动”。大批海外中国青年也纷纷起来声援，甚至发展成各种“反贼组织”。一年过去，“白纸运动”随着封控结束而落幕，然而反抗力量却在海外生根发芽。自由亚洲电台驻伦敦记者吕熙过去一年一直追踪英国华人组织“中国反贼”（China Deviants），这个在“白纸运动”期间诞生的组织，如何承接上一代“老民运人士”，成为海外反抗运动的新势力？ “我是‘中国反贼’的Apple，让我们一起续写白纸，发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声音。”—Apple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政治异见者，我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 —陈亮时 “我叫Kyle，我是一位追求自由的人。我为我的家乡所放逐，但正是因为这种放逐，让我可以在这个迷惘的年代变成一为先锋。” —马有为 拿起白纸，说出你心里的一句话，三位中国青年给出这样的答案。 Apple、陈亮时和马有为三位，都是在英华人组织“China Deviants”的成员。这个组织，中名译名为“中国反贼”，顾名思义，就是明确反对中共独裁。 “中国反贼”组织的萌芽，始于去年的“彭立发事件”，当时他在北京四通桥上的挂起的横幅，震动了在伦敦留学的中国学生Apple。于是她在校园里发起“海报运动”、“厕所革命”，去年10月底，她更和友人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发起集会声援彭立发，是近二、三十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在英中国青年抗议集会。 “白纸运动”中诞生的“反贼组织” 不到一个月，一场乌鲁木齐大火燃点“白纸运动”，中国各地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反封控、反独裁。他们的呐喊，也牵动着Apple的心。身在伦敦的她通过Telegram建立了一个名为“上海马拉松”的群组，希望能帮助在国内抗争的小伙伴。 Apple 说：“在一个语音通话中，有一个女孩就在通话期间直接被抓了。群组里的人在喊’那个女生被抓了！’，而我却在电话另一头的伦敦。我在想，天啊！我真的希望能帮她一把，把她拉回来。” 虽然迫切想要回国，和其他年轻人站在一起，但理智告诉Apple，留在海外声援或许更有效。于是在去年11月底一个细雨纷飞的寒夜，她再次在伦敦发起集会。这一次，过千名在英华人和她一道，包围中国驻英大使馆，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死者，同时遥遥声援国内的抗争青年。 然而随着中国政府解除封控措施，并大规模抓捕抗争年轻人，国内的“白纸运动”迅速沉寂。在“白纸运动”一周年之际，墙内几乎一片死寂。 不过“白纸运动”在海外撒下的火种，却催生了像“中国反贼”一样的海外“反贼组织”。 “中国反贼”在“白纸运动”期间正式成立后，过去一年间，从世界人权日的抗议活动，到“新冠吹哨人”李文亮逝世3周年的纪念，以至六四集会游行，和“彭立发事件”一周年的活动，他们从不缺席，成为了海外反抗青年中，最积极行动的一群。 让被抹去的声音重现 让“孤勇者”不再孤单 Apple 说：“我们希望在中国被审查掉的声音，得以在海外重现，因为中国已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公民社会了。我们想，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声音带到海外，这些声音至少能被听到和存在。无论这是怎样的声音，我们都希望包含在内，这也是’中国反贼’的理念。” 愈来愈多海外中国青年，开始认识“中国反贼”这个组织。在伦敦工作的广东人陈亮时，就是在今年年中加入“中国反贼”，让他不再感到孤单。 陈亮时说：“在这个组织里，我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们真的很真诚、很有热情，也很有行动力。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为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而走出来，出来以后又会害怕，因为海外也有很多小粉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和我们志同道合，所以一直会有身份认同的危机。但加入’中国反贼’后，发觉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共事，从事反共和中国民主化的事业，我觉得很兴奋，也找到一种归属感。” 而刚在英国完成研究生课程的马有为也发现，一旦行动起来，就不再有昔日的无力感。 马有为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普遍的一种感受，就是在中国社会的那种无力感，那种不断被孤立、被原子化的情况下的失望与愤怒。我也是想摆脱这样的情绪。如何摆脱呢？那就是通过行动，既然是要通过行动，我就找到了很多我可以为之并肩作战的人。” 陈亮时和马有为表示，他们以及家人暂时未有受到中共的直接威胁，但他们仍无法完全免于恐惧。虽然如此，他们仍然选择以真实身份接受采访。 陈亮时：“这就是中共打压海外民主运动的方式，它的目的就是想用恐惧使我们不要发声、不要抗议，以继续维持它的极权统治。我觉得中共这个非人道的政权是一定要终结的。有恐惧是正常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恐惧的存在而停止，违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政治理念。即使恐惧，我们仍然要站出来。” 海外反抗新势力承先启后 接力“老民运” 除了英国，在欧洲、美国以至日本，都有像他们一样的海外中国青年，起来成为“反贼”，形成一股海外反抗运动新势力。 前八九学运领袖周锋锁一直和这些海外中国年轻人保持密切联系。过去一年，他多次从美国飞到伦敦，亲身支持“中国反贼”组织的活动。看着“白纸一代”海外青年组织逐步成熟发展，并以行动驱除内心的恐惧、孤独和怀疑，他感到欣慰。 周锋锁说：“其实我一直在期待更多年轻人能够加入进来。对我个人而言，不管做什么，我是义不容辞，我绝对会尽心尽力，但是毕竟我们能力有限，所以去年以后，在各地都有比以前非常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行动起来，其实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担子轻了很多。” 他表示，即使社会运动暂时归于平静，这些海外组织仍可通过读书会等门槛较低的活动继续宣扬理念；而各地组织之间“去中心化”，但同时互相连结、互相呼应，可让社会运动变得更深更广。 上一代的海外反抗势力，以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为主力。作为“白纸一代”的海外反抗青年新势力，“中国反贼”的成员认为，他们可以从前辈的经验中学习，同时保留他们新一代的独特性。 Apple说：“我认为我们新一代和所谓的老一代主要的不同是，我们关注的议题比他们更多元，比如我们更关注女权问题，也更关注国际议题，比如俄乌问题。我想也是因为我们新一代生活在一个讯息时代，我们接收的资讯更多。” 热情退后 海外运动尚有可为 有质疑声音认为，国内“白纸运动”的根源，在于对“清零”政策的不满。而随着中国解封，运动迅速退潮，国内年青人回归“躺平”状态，而海外反抗运动也只能在平行时空进行，对国内状况影响有限。 然而“中国反贼”的成员并不认同，对于国内青年和海外反抗运动，他们仍然抱有希望。 陈亮时说：“这个’白纸革命’是明确喊出一个政治口号，比如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我认为这就是’白纸革命’成为一个’革命’的基本点，因为它不是单纯情绪的表达，而是有一个政治目的的。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年轻人是有希望的，因为在政治高压下，他们都有勇气走出来。” Apple说：“社会运动走下坡是正常的，社会运动的周期可以潮起潮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它甚至会死掉。但我们在尽力保存运动的势头，继续建立我们在伦敦的社区，其他在巴黎、柏林、美国的朋友都在努力。这必然撒下公民运动的种子，这种成为公民的感觉，让你知道有权为自己发声的滋味。即使运动好像在退潮，这也不能被抹去，因为当你开始走上街头，你就不会想退回去躲起来、一声不响了。” 同一代人 海内外互相守望 在“白纸运动”周年之际，他们在网络征集艺术品，本周五（24日）到周六（25日）在伦敦展出，并将由小货车带到欧洲各国串联各大城市。 Apple说，本来有一半艺术品来自中国国内，却碍于安全问题而必须撤掉。国内有人在微信转发艺术展的消息，也被带到公安局谈话。即使如此，仍有无数国内年轻人向他们表达支持。她认为，这也显示出海外活动如何感染和影响国内青年，鼓舞她继续前行。 他们都有心理准备，短期内或许难以回国，但他们仍然盼着这一天。 “我会继续前进，直到有一天，把我所争取的自由，带回我的家乡。” —马有为
“白纸革命”像一场突然而至的飓风。 2022年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一幢高层公寓发生火灾，至少10人丧生，9人受伤。许多目击者直指严厉的封控防疫措施阻碍了消防队及时救火。次日，这座全中国维稳最严厉的维吾尔自治区省会，爆发了全城抗议。 严厉的封控防疫措施有一个官方名称：坚决清零不动摇! 这是习近平党中央的防疫政策，尽管当时流行的奥米克戎变异病毒已被专家公认传播迅猛，病毒很轻，许多国家先后采取开放防疫，中国却变本加厉。 各地的官僚仍在严格地执行最高指示：坚决清零不动摇。西安封城、郑州封城、上海封城，东北封省，经济凋敝，人民受到广泛地压制。渐渐有人明白，清零不动摇已经不是医学意义上的防疫举措，而是习近平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所有人之上，谁不坚决执行，谁就可能被指不够忠诚，不仅升官无望，且有丢掉乌纱帽的风险。而去年更是中共二十大召开之年，习近平为了绝对保证党内没有人对他废除党规开启第三任异议，层层压制，处处封锁的动态清零形同于“异议清零”、“反对派清零”。 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的这场火灾惨案，终于挑动了中国人愤怒的神经，悲伤中悼念死难者的人们立即把愤怒的矛头指向“清零”政策。从乌鲁木齐到上海，从北京到南京，在全国数十座城市罕见地爆发了自1989年六四运动以来绝无仅有的全国性抗议风潮。 清零残酷，中国的政治环境更残酷，因言犯罪轻而易举，以青年人为主的反抗者发明了白纸抗议，于无声中，于死一般的沉寂中，在街角，在路口，在校园，举起手中一张白纸抗议， 简洁、明了，一切都在不言中。 上海民众选择在乌鲁木齐中路悼念，11月26日深夜，消息灵通，理念趋同的人们巧妙地选择了这个与新疆乌鲁木齐同名的繁华大道。深夜，人越聚越多，从无声变有声，人们齐声高喊口号，表达政治诉求。 那个晚上中国人在乌鲁木齐中路喊出的口号让世界震惊，因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几乎没有听到过这样众口一声要求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下台的口号：“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白纸运动虽然迅速从场面上消失，但它留下了巨大的震撼力。在一些观察家看来，首先，它公开揭露了三年“动态清零”的荒唐荒诞；其次，它挑战了坚持这一政策的在二十大登上权力顶峰、独断专行的习近平；第三，上海深夜的激烈抗议凸显了这座中国的经济首都如何沦为动态清零的牺牲品：上海主政的李强百分之百遵从习近平的旨意，采取了比其他任何城市还要残酷的清零措施，几万乃至十几万追赶人们强制其隔离的“大白”成了这座城市耻辱的记号……而这一切都未影响李强担任政治局常委并在几个月后担任总理。 11月27日晚上，数百名北京青年人聚集在亮马河畔点烛追思乌鲁木齐死者，守夜的人越聚越多，超过千人，人们开始集体念诵几周前彭立发在北京四通桥贴出横幅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 根据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从26日起至28日晚，共有至少22个中国城市爆发了至少43起抗议活动。 白纸运动发生十余日后，中共于12月7日左右悄悄取消了清零，11月29日还发表评论要求“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的人民日报，突然得了健忘症。抗议者们没有给当局一个“体面”的按照自己的日程表宣布“清零取得全面胜利”的机会，习近平从此再也没有在任何一次会议上提到“清零”二字，好像清零已成为一个耻辱的记号。 清零在抗议声中突然终结了，当局没有为此做好任何准备，疫情雪崩式席卷，一时药物奇缺，医疗资源远不够用，年老体衰者得不到及时治疗，死人无数，殡仪馆尸满为患，火葬场外排着长队……官方只承认八万多人死亡，但包括西雅图的福瑞德哈金森肿瘤研究中心及其他海外研究机构保守评估，仅在突然取消清零后的两个月内就有将近两百万人超额死亡。 清零带来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后遗症是深重的，“白纸革命”带来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立秋之后，华北大水终于消退，灾民们开始返家。不过，这不是终点，随着卡努台风的到来，风灾和水灾还在中国东北继续，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满目苍夷，人们在问，谁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季节台风还是气候变化，水利机构还是应急部门，或者是“消失的他”？ 从7月底杜苏芮台风登陆到8月立秋洪水退去，华北水灾持续了整整两周，大半个河北都陷入汪洋。然而，在灾害来临后的一周时间里，《人民日报》对这场灾难也几乎只字不提；在受灾最重的涿州，人民见不到党政负责人出面指挥救灾或者安抚人心；中国的领导高层则躲在北戴河度假，一副哪管身边洪水滔天的超然姿态。 与32年前华东水灾成天壤之别 这和32年前的华东水灾形成天壤之别。1991年的初夏，一场洪水席卷华东18个省，时任总书记江泽民乘坐简陋的冲锋舟亲自视察灾情，港台人民争相捐款捐物，国际NGO第一次进入封闭的中国社会。这一切都发生在1989后三年的“治理整顿”期间的凋敝气氛中，中国领导人还算明白治水政治关系政权的根基，把一场洪水救灾变成了冷战后中国引入公民社会组织的起点，也让中共看到了港台民心可用，在社会心理意义上对中国全面开放的推动意义甚至超过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 然而，与华东水灾令人振奋的救灾动员和不期然的政治巨变截然相反。在华北腹地的这场大水过后，没有民众自发捐款，没有国际社会支援，也没有广大公民社会组织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进入灾区救援，仅存一些地方公益性专业救援队到达灾区后长时间不得而入、被要求出示所谓“救灾邀请”和“救灾批准”文件。少量在京的国际媒体也彻底放弃了灾区采访，他们或许没有得到采访许可，或许不愿意重复去年采访郑州大水时遭受的无端排斥。 当然，在广大灾区，人们更难得看到大规模的政府救援。对灾区内外的中国人民来说，看到更多的是“动态清零”的影子。仿佛在三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动态清零”的准戒严体制并未放弃，至少在各级党政治理手段和他们对待民众的态度方面丝毫没有改变。这种不对人民生命财产负责的僵化体制或许正是华北洪灾的真正根源，在未来还将继续制造类似的人为灾难。 救灾过程再现疫情管理的僵化体制 也就是说，从这次华北水灾的灾难发生和救灾过程来看，几乎重复着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模式，中国无论地方政府还是高层，相比三年的新冠疫情，毫无纠错，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反思和改进，反而充分地再现体制僵化和治理失灵。似乎，“动态清零”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和治理的核心密码，每遇灾难即自我强化并且放大灾难的危害，再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灾难发生机制，恍若新旧历史悲剧——“三年饥荒”和“三年疫情”——的叠加。 因为，在华北，有一头大象在那里，就是雄安，那是华北平原的最低点，雄安三县的白洋淀是传统也是法定的蓄洪洼地，但是从它变成雄安新区的所谓“千年大计”的那一刻起，华北水灾就注定要发生，已经城市化的华北平原就将变成分洪区、泄洪区。 这种对自然与人的关系的人为颠倒，根本改变了华北平原的地貌，也要比1958年“大跃进”人定胜天的狂热更持久，就是人祸吧。而当气候变化，太平洋的台风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容易影响中高纬度地区，这头大象便成了所谓大局、所谓“江山”的象征，改变了雄安和河北其他城市的关系、也颠倒了中共意识形态里面人民和江山的关系。三分天灾合并七分人祸，就成为中国自然灾害、甚至所有意外灾害的放大机制，轻易地将灾害转为灾难，而不是相反。 这也是刚刚结束的“动态清零”的灾难机制：为了防范新冠病毒如看不见的洪水一般扩散，所有城市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雄安，画地为牢、与邻为壑，人民被分隔在城市、乡村、方舱、住家、汽车、工厂、办公室、甚至电话亭里，处在饥饿贫困、无医无药的无助境地长达三年。两周的华北水灾不过是重现了三年“动态清零”的“全过程”：从河北领导宣布为雄安筑起“护城河”，不让一滴洪水流入雄安，河北人民就陷入了水深火热的人为灾难。 官员躺平，不顾民生疾苦 例如，从水灾一开始，人们就看到惊人相似的一幕：面对突如其来、也是1963年以来最大的河北大雨，河北地方官员普遍躺平，在大水高涨中似乎都在等待来自最高领袖的指令。而不巧的是，如同新冠病毒爆发与2020年初的高层外访和会议冲突，今年华北大水也遭遇中央的暑期休假，铁桶一般的北戴河自然毫无反应，河北主政官员也只能继续新冠疫情期间的“守土有责”，把河北大地当作北京和雄安的“护城河”，只会严防死守，哪里在乎民生疾苦。 如此“护城河”政策，无视人的尊严、无视人的平等，甚至也无视过去三十年华北地区的城市化，今天的华北虽然不及江南富庶，却也普遍小康，已非几十年前一穷二白的农村，却在一夕之间被任意淹没，不能不说是对中国倡导之“中国式现代化”的自我否定。这种否定已经通过“动态清零”发生了，尤其在2022年上半年以三个月“封城”粉碎了上海人民所有的现代化幻觉，其悲剧性后果才刚刚开始显现，也就是人民的“润出”和经济的通缩。 在“动态清零”体制被白纸革命暂时推翻后，年轻人转向革命后的”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子”的“四不青年”模式，中国人民则以不投资、不消费的集体选择抵抗官僚集团促进私企的“31条”和促进消费的“20条”。那么，在华北水灾过后，“动态清零”体制向何处去？是彻底永久化，迎接未来更多的天灾人祸和“艰辛探索”，还是改弦易辙向人民让步？便成为一个考验中南海，也是所有中国人民的紧迫问题。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备受国际瞩目的成都世界大运会即将于28日揭幕。近日，中国网络上流传着一篇名为《成都大运会白纸革命活动召集帖》的帖子，呼吁民众在比赛期间进行快闪抗议，向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独裁腐败表达不满情绪。 据光传媒创办人王安娜在个人推特账号上转发的召集帖，这是为了抗议习近平的倒行逆施和独裁腐败而发起的快闪行动。 【重磅·成都人民呼吁书】 成都白纸革命即将开始 pic.twitter.com/onxbVVIUtu — 光传媒官推 官网 https://www.ipkmedia.com (@Ipkmedia) July 11, 2023 这篇召集帖列举了五点须知，提醒参与者务必注意个人安全，不要泄露任何个人信息。 在参与快闪活动之前，要清除电脑和手机中的敏感内容，防止黑皮（指警方便衣）进行搜查。 不要与线上结识的人合作参与行动，即使在线上商讨共同行动，也不要透露具体时间和地点，因为对方很可能是黑皮。 携带大量白纸到现场，而不仅仅是一张，如果被警察问起，可以说这些白纸有用途，理由可以自行编造，其他方面保持一致。还可以与他人共享一些白纸。 在现场自己不要拍照，除非只进行拍照而不参与快闪活动，参与拍照和参与活动的人要分开行动，以防警察跟踪。 白纸运动起源于去年11月下旬，最初由中国各大学发起，旨在反对清零政策，随后成为中国当局解封的关键因素。 今年年初，美国《华尔街日报》（WSJ）报道称，中国防疫政策发生重大转变，放松了限制措施，原因是习近平在二十大之后收到了许多令他震惊的信号，包括出口数字下降和白纸运动，这让他认识到“动态清零”已成为社会经济动荡的根源。 光传媒是一家由香港新闻工作者创立的网络媒体，由于对香港媒体机构相继被迫关闭以及同行遭受囚禁，新闻业界备受打压，白色恐怖笼罩，他们选择在台湾立足，继续为香港人提供属于大家的新闻。
34年前的6月4日，中国政府以机枪、坦克终结了近两个月席卷全国各地，波及社会各个阶层的和平表达民主诉求的运动。34年来，中国政府也以其强大宣传机器和言论审查机器，让那一场运动以及6月4日成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禁区，试图让对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以及对无数无辜的死难者的记忆消弭于无声。但是，在海外的六四纪念活动中，近年来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年轻人的面孔。他们是如何了解六四的呢？在中国经济快速起飞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又如何看待那场运动呢？今年初刚刚抵达德国的上海青年黄意诚先生曾在2022年底，在上海参加白纸运动，反抗政府持续三年的封城防疫措施。他接受法广电话采访，介绍了他的个人经历与认知。 问：八九六四发生的时候您还没有出生。而八九六四后的年代，那场运动也一直是言论禁区，中国的教科书也鲜有提及。您是怎么知道六四的呢？ 黄意诚：关于八九六四，其实中国教科书里是有提及的， 问：这其实也是中国政府试图让民间接受的一种观点。的确，一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任之前，中国经济的确仍然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趋势。您自己为什么并不认同父母的这种观点呢？ 黄意诚：但是六四事件这个词儿是没有的，只是会说“1989年春夏之交的一场政治风波“。这个在历史教材里是会有的。但是老师会不会讲呢？这就看老师的个人意愿了，因为这个话题肯定不会出现在考纲里面。但是，八九六四是群众参与的社会面非常广泛的一个社会运动，我们的老师那一辈人，很多人都参与过六四运动，所以他们就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然后他们就会告诉学生说，课本上所说的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指的就是六四事件一般是这样的，也就是几句话带过。就是大概在高二最后一个学期的历史课，老师会说一下…… 问：但老师在说的时候，他会说到什么程度呢？因为这是一个敏感事件，而且好像中国近年不断发生学生揭发老师的状况。老师是不是有可能会在课堂上谈论这样的敏感话题呢？ 黄意诚：那是现在的情况。我2018年就从北大毕业了。很多中国的问题，我觉得2018是一个恶化的时间节点吧， 也就是习近平修宪那一年。岳昕也是在那一年被捕。2018年起，很多东西恶化了。我的经验基本是在2018年以前，那个时候几乎没有听说过老师被举报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在大学里面，政治讨论还是挺多的，不管你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老师还是敢于在课堂上，发表跟政治有关的一些言论，有的时候，学生甚至在课堂上跟老师对骂，也会有的。然后现在可能就没有了。 我在高中的时候，我想我是比较关心政治的那种学生。我当时应该是从网上下载了卡玛的那个纪录片“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天安门»)。 然后我们就在学生宿舍里，大家互相copy。我出国后跟很多人聊这个问题，发现好像大家经验都差不多，都是在高中的时候，有的人是在大学的时候（转抄卡玛的这部纪录片）。但在大学的时候，已经可以直接到YouTube上看了。那我们在中学上还没有YouTube，就是用这个U盘来分享«天安门»这个纪录片的文件，然后大家就互相传阅。当时是觉得这很刺激吧，因为政府不允许我们看这样的内容。后来就会针对这个事情去问父母，因为我们父母那一代人基本他们都有参加过那场运动，不一定是在北京参加，可以是在各个城市，在福建，在上海……各个城市都有参与过1989年的这个民主运动，所以他们会跟我们讲很多他们的当时是怎么去参加这些活动的。而且我妈还保留了很多六四那个时候的传单，是那种用油墨来印刷传单，内容有比如批评李鹏，或者揭露贪腐或者官倒等等，就是很有历史感的纸张。应该是很多家庭里头都会谈论这件事。 我的父母，他们其实不是很支持这个六四，觉得六四是颜色革命，觉得六四当时失败了是一件好事，六四失败了以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得这么好，如果当时六四这样闹下去的话，可能就不会有今天这些经济的成果……他们是这样的一种观点。 问：这其实也是中国政府试图让民间接受的一种观点。的确，一直到2012年习近平上任之前，中国经济的确仍然处于一种快速发展的趋势。您自己为什么并不认同父母的这种观点呢？ 黄意诚：当然，那个时候整个中国社会也不像现在这么糟糕，各个方面还是相当大的空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看到卡玛的这部纪录片（«天安门»），我当时应该是还在念中学吧，那种很血腥的场面，确实是对心灵的冲击是很大的。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电脑前面看这个片子， 就是一直在哭，非常这个感动。 后来给很多高中同学看了，他们也都是觉得这个片子非常感动他们。所以我们跟我们父母的观念还是不一样。 还有一个现在想起来对我影响很大的事情，就是我当时看“编程随想“的博客。大概是2011年，那时候还只能用法轮功推荐的 ”自由门“软件翻墙上网。当时主要看两个博客，一个是新浪博客上的韩寒的博客，还有一个就是”编程随想“的博客。一个在墙内，一个在墙外。 当时在”编程随想“的博客上看了很多他写的关于茉莉花革命的文章。我来到国外后这两个月以来，曾跟很多人交流，他们都提到”编程随想“的博客是他们的政治启蒙者。 问：那对您来说八九六四，它意味着什么呢？您觉得纪念六四有什么意义？ 黄意诚：首先，我们对历史的记忆都是会变化的，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所看待历史的方式，永远都是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处境作为一个标尺，我们总是以现在的这种眼光来看待历史。那对于现在来说，我记得在成都白纸运动的望平街游行中，有一个女生喊的口号，就是要记住历史，白纸运动也是强调要记住历史，就是说我们要记住这个三年（新冠）清零（政策）的人权灾难的历史。中国政府一直只想要把它所有的黑历史都抹掉，所以他有一个“七不讲“，其中一条，就是不要讲历史的错误。 但我们就是要记住历史，就是记住六四的历史，记住清零的历史，记住贵阳大巴，记住乌鲁木齐火灾，记住上海的乌鲁木齐中路……这其实都是记住历史的一部分。 第二点就是中国的社会运动的历史和传统，中共最怕的就是社会运动。中国国内如今很多人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也不知道许志永、余文生、丁家喜他们是谁。很多中国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些名字。但是，中国，尤其是中国年轻一代人，基本上都知道白纸运动。可能在共产党的心目当中，在习近平的心目当中，人权律师、记者等，他觉得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但是他很怕再次爆发一次像白纸运动这样的全国性的示威浪潮，这是他最最畏惧的…… “不管个人的力量多么微小，我们都要挺身而出” 问：六四三十四周年，在您看来，六四最应该纪念、记住的是什么？ 黄意诚：六四最应该被记住的就是因为共产党的这些黑历史。当然绝不仅仅是六四，还有土改、大饥荒、文革……每一件事都比六四更加血腥，死的人更加多。但是六四的时候，全世界的媒体的摄像机全部架在那个地方，彻底的让我们通过媒介，亲眼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对待这些他的人民的。六四在众目睽睽之下，彻底地取消了共产党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纪念的重点。 第二个记重点是，它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公民不不服从或者公民抗命的传统，这种传统可能在白纸运动当中有一个延续的，也就是中国人站出来，去要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这样精神是非常伟大的，包括六四的时候的坦克人：他在长安街上一一一个人只身抵挡坦克！央视当时说：这是一个螳臂挡车的歹徒。 但是这样的螳臂挡车，就是：我们不管个人的力量有多么微小，我们都要挺身而出，因为我们去做了以后，很多事情就会变化，因为你行动了才会有希望。白纸运动地这些女生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出来为他们活动了，最后她们就取保候审了。这种行动主义，activisme，就是六四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 2022年底，一场以手举没有任何书写印记的白纸为标记的集会抗争活动，几乎毫无预警地在中国十几座城市爆发，打破政府坚持三年的封城防疫措施下的沉寂，也令政府不久前还声言要坚持不动摇的清零政策瞬间不复存在。黄意诚相信，这次无预警的大规模社会抗争运动令当局惧怕，他也因此认为，政府在放弃清零政策后，最终以取保候审方式释放了曹芷馨等白纸运动参与者是再次对民间压力做出让步。不过，曹芷馨等人只因手持无字白纸参加一场无组织的集会而被捕，取保候审也并不意味着当局撤销了这种莫须有的指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