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戰直播多年 大陸男星賈乃亮坦言無戲可拍
2026 年 6 月 20 日
就在中国到处闹假药的时候，忽然间，出了一剂据说可以猛力拉抬经济的神药。药的配方不复杂，简单说就是习近平加马云，详细点儿说就是中共领导人和民营企业家坐到一起开了个座谈会。 2月17日上午，中国最有权力的几个人和最有钱的几个人在人民大会堂握手言欢，有钱人陈情，最最有权的人训话。然后，据懂钱又懂权的一些专家们分析，中国当局的“重大路线调整”出现了，“政策立场彻底逆转”了，企业和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增强了，中国经济马上又要大繁荣了！ 经济繁荣原来是这么容易取得的！如果习近平每月来这么一次座谈会，中国经济一年之内应该就能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了吧？如果马云当了习近平的副手，中国民众应该人人都能发大财了吧？这样的好事，专家们到底是存了什么私心或坏心，怎么早不说呢？ 最有权加最有钱，偏偏他俩搞不来 稍微有点记性的人知道，这副神药其实并非新近科技突破、人工智能大发展的产物。过去至少十年的时间里，这样的座谈会开过不止一次。2020年7月21日开过，当时习近平讲了话，信誓旦旦“要依法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2018年11月1日也开过，同样是习近平主持并讲话，参加和发言的也都是民营企业家。那一次，据官方报道，习近平在会前不到40天的时间里，从去东北考察到在北京开会，5次强调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给权益给政策，云云，据说是“干货满满”，对推动民企壮大和经济繁荣“释放出强烈信号”。 还有更早的，配方也更标准，那就是习近平加马云，甚至还加上了一大帮美国头部企业家作为强化剂。那是2015年9月在西雅图。马云那次不仅被恩赐发言的机会，而且习近平还在讲话中特意提及“阿里巴巴芝麻开门”。你看，还真不能责怪专家们不早说哈，原来这副神药早就在服用中了。 效果怎么样？这留给读者去判断，因为每个人对2015年以来中国经济状况的感受和记忆可能很不一样。不说别人，习近平和马云两个人的相关感受和记忆就可能很不一样。你或许认为，最有权的人加最有钱的人，这世界上还有什么事能搞不定？岂不知，这最有权的人和最有钱的人，两人之间先就搞不定、搞不来。为什么相互搞不来呢？你说是个人原因，但人家这不是好几次握手如仪了吗？你说是相互敌视相互有心结，这最有权的人不是再三说有钱人是自己人了吗？这有钱人不是也再四向有权人表忠心了吗？无奈，哪怕一百回说是“自己人”，一千回向党表忠心，只怕都是官样文章，相互糊弄。这样来看的话，就算习近平整天开民企座谈会，就算马云忽然荣升国家副主席，似乎也还不足以拉抬中国经济吧？ 靠政治权力拉抬的经济，必定是没有希望的经济 症结何在？我只说作为一个研究政治的人所知道的吧。首先，假设马云当上国家副主席，我看他的日子恐怕不会比现在好过。邓小平当年找了荣毅仁当国家副主席，那个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不错，但是，据坊间传闻，荣家如今还不是照样逃离中国？王岐山自称是习近平的“报幕员”，这意思是没有他王岐山开口宣布，习近平就不能上台说话；他确实也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立下了血汗功劳。王当了国家副主席之后呢？没有权力不说，似乎连个人自由也很少。还不要说更早的故事：刘少奇贵为国家主席，还不是在屈辱中暴死？这样说来，就是让马云当国家主席，那又能怎么样呢？ 其次，如果习近平整天召开民企座谈会，民营企业家们热衷的也都是到习近平面前握个手、发个言、照个相，我看那种状况更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中国实际上不再真正有民企，所谓民企不过都是政府的哈巴狗，而不是市场上的弄潮儿。要知道，民企创造财富的能力，是和自主、自由、竞争、法治等这些因素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在市场体制下才能展现的。扼杀了市场体制，不容许自主与自由，反而崇拜权力，特别崇拜专制权力，以为掌握政治权力的政府手里有繁荣经济的魔法，如果没有这个魔法那只是因为政府权力还不够大不够强不够专制而已，这就完全弄反了基本逻辑。不懂得这种结构因素，只会说什么做大做强，那么，请你想象一下，把所有民企都兼并成一家，让政治权力的最高掌握者当头头，弄成他的私人企业，难道就能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搞好吗？ 天下从来没有神药，治病不治病只看你是否吃对了药。习近平以为把马云召回来，在大众面前给个马的背影，中国的民企就能搞活，经济就会复苏了，这是拿马云当神拜呢？马云以为习近平给了个脸，自己也学会了一边听废话一边记笔记，中国的政治就会有利于民企发展了，市场的信心就高涨了，这是把习近平当神拜吗？不客气地说，你俩都不是神，你俩也都拜错了神！习近平和中国当局应该虔诚请回市场这尊神，还市场以自由与法治，还市场主体以自主与竞争；马云和中国的企业家们则应该认真拜拜民主这尊神，找到自主表达意愿的权力机制和制约权力滥用的法治道路。可以肯定，那样中国不需要什么当局的“重大路线调整”和“政策立场逆转”，人们的经济信心都是可以稳定预期的，企业家的日子绝不会是提心吊胆的，持续发展的前景也才是可能的。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习近平为了挽救衰败的经济，最近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座谈会。官方媒体说是要提振民营经济了，形势大好等等吹嘘拍马之词。开个会就可以提振的民营经济，再开个会不就可以压制了吗？这就叫做鼓舞人心了？这就可以解决当前的经济困境了？做梦呢。 习近平遭遇经济困境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房市、股市，让他的精英阶级能够抽逃资金，润出国去安全着陆，以便稳定统治集团。这一步走得差不多了，才想起做些功夫拯救经济，毕竟他们一帮官僚们还得继续混下去，暂时还润不了。 可是怎么拯救经济呢？大家都知道经济困境是消费不足引起的，可他就是不想便宜了老百姓。不便宜老百姓又能搞什么名堂呢？于是他想起了他最得意的军师提供的经济思想：新质生产力。搞点什么一招鲜的科技发明，就能一通百通了，纲举目张了。其实不奇怪，除了斗争什么都不懂的共产党高层，自执政以来都是这个思路，小农幻想型的思维方式。 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共的领导层走出了秦城监狱，痛定思痛，改弦更张，才使得经济模式正常化。这里边没有什么新质生产力，几乎全部都是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毛泽东时代搞的什么两弹一星，对经济起飞没有一丝一毫的帮助，只能消耗资金，制造发展的阻力。 小习同志的新质生产力，什么人工智能等等，刚一出笼就快成为负面词汇了。还有什么高铁和太阳能，越来越成为赔本的生意。靠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儿，就能提振经济了吗？真还不如邓小平那一代的共产党，好像是人员退化了，或者说大脑进水了。 弄几个私企老板开会，好像不够提振什么的。不改变无法无天，政策朝三暮四的形式，私企不可能放心经营。不改变一党专政，政策就是个面团随便捏。开这个会不就是个务虚会吗？没什么实质内容。说几句漂亮话不值钱，就是下决心给政策也不过是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像法治社会那样有稳定的信用。这就是中国所有企业的困境，也包括国有企业。只不过国有企业不在乎赔钱。 如果连邓小平的半吊子改革都不如了，回到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模式；如果想靠所谓的新质生产力走出困境，结果只能是水中捞月，望梅止渴，经济将快速地衰败。一个大队书记的水平，就以为比全世界的经济学家还高明，这种自负不适合领导一个出了问题的国家的经济。 但是，当了最高领导人就开始发飘，自以为十分伟大超过所有人。这样的的领导人我见过不止一个，但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别说是在困难时期了，就是在平稳的时期，这样的领导人必将毁灭他的国家或者政党。好像没看到例外。 现在中国经济遇到的问题，恰恰是多年来刻意压低老百姓消费所造成的。到国际市场上赚取超额的利润，刻意压低工薪阶层的收入，积累下来就是目前最大的经济问题。现在给老百姓增加收入，补齐多年来的欠账，是拯救经济的不二法门。可是一党专政的上层精英们愿意吗？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没办法了以后，还是不愿意提高老百姓收入。看来起码也要换掉习近平，才有可能阻止经济继续下降，才有可能拯救国家和共产党。确实，一个大队书记的水平不适合管理国家，哪怕是一党专政的国家。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1年10月，美国covid-19第四波持续，死亡眼看要超过70万例，那将是美国史上疫情殁最高数字，波士顿儿童医院流行病医师布朗斯坦当时曾慨叹，“若非政治因素、（初期）欠缺危机感及对科学的不信任，美国是有足够的知识、工具避免走到这一步。”如果说，2001年的911事件曾让美国的天空塌下来一次，20年后的covid-19，无疑是又一次对美国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冲击。 同一时期，民调机构盖洛普发表美国人信心指数调查，就如同20世纪初以来的趋势，美国人对政府、国会，乃至对两党的信任度都持续走跌，对公职人员的信任度，已从2000年超过65%的水准，降至2021年的44%。美国人的信任危机，有来自对联邦政府处理国内外事务的信心不足，有对政府和立法部门效率的批评，到2021年，美国整体对国家治理方式感到满意者的比例已不到三分之一，covid-19则是让一切雪上加霜。 至于让盖洛普民调特别一提的，还有根据20年趋势表，他们发现不只美国人对政治整体环境信心不足，就连美国人对自己都失去了过往那般强大的自信感。据民调显示，美国人对自己在民主制度下所做出的判断，20世纪70年代曾出现超过80%以上的信心水准，就连发生911事件，美国人对自身的信心水准也有78%，但自2014年后的七年内，有六年美国民众对自己的信任度是低于60%，到了2021年，美国人的自我信任度且掉到55%，虽然还是高过对政府（44%）、国会（37%）的信任度，但此一史上新低，却代表了另一种警讯。 长期以来，美国坚信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尤指民主、代议）虽非完美，但一个能反映人民集体（多数）意志的模式，绝对要比任何其他方式，诸如独裁、世袭统治都好。那么，当美国人自我信任下滑，便形同对“集体意志”的结果也失去信心。当时盖洛普提出的警讯即是“这一趋势（美国人自我信心下降）可能会引发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整体信心危机”。换言之， 过去二十年来，美国人民对民主制度下所做出的判断愈不具把握，对民主本身也将出现愈多否定。 过去，关于美国人民对政府、国会、政客信心下降的判读，解释之一或在民众不断察觉到“人民的智慧”，原来并没有透过民主程序完全体现在“政府管理者的智慧中”，也就是人民对政治的不信任，来自于人民的意愿无法充分反映在政府运作上，但那回盖洛普民调所示，却是从信任源头开始──“人民的智慧”恐怕就大有问题。支撑美国梦的信念之一就是：“只要努力工作，谁都能得到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而今，政治环节看似已让美国人感到颇为无力，且不光是公民影响力足不足够，连最基本的公民判断力都出现史上少见的自我怀疑。 川普“让美国再次伟（壮）大”口号如今人人琅琅上口，另一面，某种程度却也一并凸显了美国内部的集体自信不足。因为“再次伟（壮）大”，表示已不再伟（壮）大，又另一“美国优先”，不就意味著确实出现了“落后”，而一个既不伟（壮）大，又有所落后的美国，不正是过去美国人民集体意志下所产生的政治治理环境所致。于是，对政客愈发不信任的连带作用，就是也可能不相信自己。 至于美国人对自己失去信心，影响所及，确实可能将投射在美国政治（内外皆然）的面貌上，尤其，此刻或将比过去任何时间更倾向依赖强人政治，甚而寄望能有立竿见影的手段（例如关税战，乃至所谓“摧毁深层政府”），以尽快重拾往日光辉，同时不免还隐隐然冒出了“新美国帝国主义的渴望”（例如支持川普从丹麦手中拿到格陵兰岛，将巴拿马运河归还到美国手中）。此外，愈来愈多讯息被导向美国似乎打算卸下既有的全球领导角色，并且放手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面对他国（尤其是美国敌对国），则不再信奉美国必然要主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背后都有美国人似无暇他顾的味道。 不容否认，川普第二任确实要比第一任“狂”，我们当然可以从他欲实践“让美国再次伟（壮）大”字义正面解释，但回溯2021年那份呈现美国人信心下滑的数据，“让美国再次伟（壮）大”则也可从危机感，需要一针强心剂补充解释。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川普宣布暂停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运作，直接触动全球一系列非政府计画资金，尤其影响了联合国既有援助行动，“举世哗然”的同时，根据美国媒体CBS民调，川普支持率到二月中则持续上升至53%，并有超过半数美国人以“强硬”、“充满活力”、“专注”、“高效”和“兑现竞选承诺”评价川普。可以看到，美国人确实多数并未对川普暂停USAID之举抱持负评。 原因或可有两个解释。第一，当川普1月20日发布这项行政命令，所持理由之一是，他要对“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外援暂停90天，字面上和他竞选期间标举的“美国优先”口号相衬；其次，经政府效率部负责人马斯克率队清查，进而揭露多笔USAID不合情理的金援，形式上便被看作是在整顿黑箱政商金权，彷如“抽干沼泽”（DrainTheSwamp）。两者都相当程度满足了既有支持者的期待。 但问题就在，后者已有明显侵害隐私、人权问题，马斯克团队迳自下载特定人士个人讯息、纪录，包括社会安全码、纳税资料和付款细节（包括银行、信用卡），几乎已没在管现行官方机构的信赖保护，更何况包括马斯克本人和其查帐团队，无一是民选官员，也欠缺安全查核，却能恣意进入政府系统存取资料，和民主授权多所相违。 至于前者，虽然白宫另有但书，表示暂停“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援助90天，会以“救助生命”组织为例外，但现实情况是，多数人道援助团体都被划入暂止之列，例如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和苏丹部分地区妇女和儿童就受到不小冲击，他们长年主要受助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难民署，而美国则是联合国这一基金会和难民署的最大捐款者，刚果70%的捐助来源且皆是美国。另外，动荡不安的卢安达，也因川普暂停外援，导致当地医疗、粮食援助受到影响（经反映，美方才紧急研议复工）。 看到援助暂停新闻，最恐慌者应该莫过于刚果（刚果民主共和国）、卢安达。但不只刚果、卢安达，自川普暂停USAID，从海地、苏丹到叙利亚，乃至乌克兰，原本负责人道援助的非营利机构，都开始大量对外发送电子邮件，以向各界寻求捐款。足见美国暂停援助的世界性影响，又影响层面不光是人道援助，甚至多处战地（如索马利亚）的维和行动都有可能连带必须拟定备案。 川普一月底发布行政命令，一方面，因引发的恐慌造成全球哗然，二方面，川普到二月中的国内民调则不减反增。这大抵又投射出几幕美国现况：美国此刻或许反建制仍情绪高涨，甚至默许富商马斯克结合高科技、高权力，去“整顿”政府内部效能，即使损及民主国家的权力制衡、责任、义务，似乎也能被解释为必要之恶。 约翰尼斯堡大学商学院教授希德利（Steven Boykey Sidley）曾经如此形容马斯克：“他进入川普的核心圈子一直是出于个人主观期望，因为他想按照自己的想像重塑世界。”那么，揭露“USAID金援内幕”自然只是他的第一步，就像马斯克支持者、南非作家马兰所说，“马斯克将用他的超能力心灵激光砍杀兽人和黑暗势力。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表演…他的梦想既是殖民火星，还有拯救西方文明…”马斯克确实认为自己是在拯救美国（西方文明），如今正是他重塑世界的大好机会，于是，他的动作只会更积极，未来四年川普执政下，他的最大任务或许就是把美国变成他想要的样子。 至于川普，他在暂停外援的同时，尽管以“90天”、“（直接）救助生命组织”例外为前提，但实则并未考虑首当其冲的既有人道援助损害，而是就数字论数字，且以“符合美国利益”为指导原则。川普曾说过，“他们（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永远不会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欧巴马曾得过）…这太糟糕了，我值得拥有它，但他们永远不会给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川普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认为自己不会得到这座奖，或许是明白以其行事风格，确实和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所表彰的内涵差异甚大，但他显然不会为了追逐诺贝尔和平奖改变作风。 短短数周的就任后施政，川普和马斯克都显露了积极重塑美国（世界）的企图，两人特色则都是意志坚强，手腕不走正规，更不讲温情。这样一个美国，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看到一段短影音，有大陆民众银行户口无端被存入一千五百元，正不知何事，不旋锺又被转走一千二百元。当事人即明白有人盗用他的户口，当作接受政府资助贫困户的支出，先给一千五，再转走一千二，留三百元作掩口费。 早前中央政府指示补助社会上贫困户，既不说拨款多少，又不交代钱从何来，本以为只是应付舆论，没想到地方政府真“干”了——钱从何来没有人知道，钱去了哪里却相当清楚。此事要政府和银行互相串通才能做到，经手人不少，证明国难当头官员抢钱更肆无忌惮。 政府穷得底朝天，按理官员应该急政府之所急，克己分忧量入为出维持运转，但政府越不稳，官员越贪心，越想“揾快钱”，这叫做墙倒众人推，反正政府会死，政府死了我还要活。 另外一段影片，拍的是一个种花生的农民，花生成熟了要挖出来卖钱，结果消息走漏，来了满山遍野的大妈。那些乡亲不是等他收割才去捡拾遗漏在地上的花生，而是不等他收成，先自行去“收成”。抢花生的人太多，种花生的人只好眼睁睁看自己一年辛苦泡汤。 这种事情只有在共产中国才会发生，共产嘛，你的就是我的，凭什么官员可以掏空国库，百姓不能抢花生？官府没有道德，民间没有道义，上行下效，自古皆然。 又看到一段影片，云南红河电视台接到群众举报，有一伙匪徒半夜在公路上拦路抢劫，警方接报前往处理，记者就跟在警车上作现场报导。 警车开到现场，果然前方有人拦车，警方人员下车，匪徒立即向警察开火。警员看来人数也不多，但匪徒作贼心虚，即时作岛兽散，跳入公路边大斜坡。警员追逐匪徒时，匪徒多次开枪，但前后有两名匪徒被警方当场捕获。 听声音记者很年轻，语气惊惶，抱怨警方没有提供防弹衣，又自称自己是战地记者，根本不明白何谓战地记者，毫无处理突发事件的经验，证明该影片是真实发生的事件。 大陆底层社会开始出现这种民间豪强铤而走险，私下组织武装为非作歹的现象了，证明民间犯罪已经有组织有武器，那跟先前普遍的躺平﹑自杀﹑“献忠”等社会现象比起来，又更进一步——人民有组织有枪支，胆敢向警察开火，事情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 社会大面积失业，底层生活面临绝境，一些不怕死的精壮男人走投无路，动歪念起贼心，趁月黑风高，政府鞭长莫及之时，做打家劫舍的营生，这也是被生活逼出来的。 不久前有报导，大陆某城巿发生住宅大厦大量破门盗窃现象，城巿治安也在恶化中。失业人口骤升，夜来满街露宿者，三餐不继的人聚众犯法谋生，这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事态发展下去，居住在城里的有钱人和官府人家便失去基本的生活安全感，他们只好加高围墙，安装通电铁丝网，雇用武装保安，到那个地步，就是社会失序的乱世。 这也表示基层政府的管制正在失能失控，地方官只顾贪腐，漠视百姓生活困难，反贼多于警察，警方疲于奔命，造成治安破口。政府越失能，民众越胆大，有人需要枪支，就有人供应，穷苦人组成游击队伍，画伏夜出，劫富济贫。 大陆幅员广阔，农村人口多，生活艰难，政府官员欺上瞒下，为生性叛逆不怕死的年轻人造就冒险犯难的机会。今日我们能看到的极个别现象，只是大量社会重大事件的缩影。古语说，窃钩者贼，窃国者侯，当官的贪赃枉法居庙堂之上，做贼的刀口舔血却有杀头风险，世道之不公莫此为甚。打家劫舍本没有天理，但官民武装对抗，民间也有替天行道的正当性。 民间豪强草莽崛起，这是社会崩解的不祥之兆，证明政府的功能正在快速流失，证明中共的基层正在瓦解。民间盗贼初时规模小，随著政府进一步失能，秘密结伙的规模会不断扩大，反抗从经济因素变质为政治因素，那就是中共解体的时候了。 早前传说，中国智囊团向习近平提出通缩警告，习近平却反问“通缩有什么不好？”这句话被人拿来与“何不食肉靡”的晋惠帝相提并论，嘲讽习近平的弱智。想像一下，能与习近平直接说话的，必然都是党政高层，可见传话的人“用心不良”。习近平的心腹都鄙视他，习近平的管治权威还剩多少，便可想而知了。 身边人尚且如此，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官，对党中央和习近平还有几分忠诚可言？官僚系统失去凝聚力，全社会普遍的恶质化，没有正气维系，满身肿瘤与病毒，这样的政权已失去基本生命力，还能维持多久，就不言而喻了。2025，还会有很多大事发生。（文章转载自作者脸书）
自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习近平进入党魁第三任期，一大帮号称习家军的亲信占据中共高层，外界视之为习权力稳固的标志。但习的第三任期未过半，这个亲信军团已大面积崩坏，显示内部不稳。而由于习只信“熟人”，体制上又没有民主法治保障，这种“熟人政治”注定烂尾（因故停摆）。 “亲信军团”崩塌 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有205名中央委员、171名中央候补委员。 据中共官媒报导，他们都是习亲自把关的，属于广义上的习家军。包括从原来江派、团派收编，还有一些派系背景不明的技术官僚。狭义的习家军，就是早年与习有直接交集的一批“熟人”。 二十届中央成员中，在过去两年间许多人纷纷落马或失势。 官方正式宣布落马的副国级官员有前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前外交部部长秦刚。秦刚曾是习近平身边的外交红人。 落马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是公认的习家军代表，福建帮成员。 正部级高官有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他曾以习近平特使身份出访。 中央候补委员中，正式被宣布落马的有上海市委常委朱芝松，火箭军参谋长孙金明，云南常委常委李石松，青海省委常委杨发森。 近年中共对高官处理手法隐秘，以所谓“四种形态”区分问题轻重，做不同的处理。表现在外面，就是有些高官突然被免后不知去向，有些人缺席重大会议原因不明，有些提前退居二线，有些非正常死亡等等，事实上都是落马的另类表现。 习近平进入第三任期之后，官员频频“被失踪”，这一方面体现了中国无法治，另一方面是权力傲慢，习在权力运用上更加肆无忌惮，不讲章法。 比如火箭军政委徐忠波在2023年7月被免职，没有讲原因，也没有新的任命。2023年7月31日起，时任战略支援部队巨干生缺席多个重要场合，同期传出他接受调查，他后来又现身，但到2024年4月，战支部队被撤销，巨干生变相被解职。 2024年底有四名上将缺席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晋升上将仪式，包括陆军司令员李桥铭、海军政治委员袁华智、武警司令员王春宁，以及被陈辉替代的前任陆军政委秦树桐，他们都是现届中央委员。 近期连续缺席重大场合的中央正部级高官，还有工信部部长金壮龙、中央军委融合办常务副主任雷凡培，两人是中央委员，属于习的军工帮人马。同是军工帮的中船集团董事长温刚最近被免职，去向不明，他是中央候补委员。 火箭军副政委丁兴农是中央候补委员，他在去年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递补中央委员时被跳过，说明也已出事。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董事长袁洁是中央候补委员，有消息说他2023年9月在北京机场被中纪委人员带走。2024年4月12日，航天科工集团新董事长陈锡明上任，但官方没提袁洁去向。 2024年12月11日，中共海关总署在晚上发出十分简单的讣告，称署长俞建华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于10日离世，年63岁。但网传俞被纪检约谈后于办公室轻生身亡，而原来《吉林日报》在12月11日头版左半边刊出吉林省领导与俞建华举行工作会谈一文亦被撤下。这表明俞之死因或如传言。俞是现届中央委员。 还有一些明显被贬职的中央委员，算是软著陆。比如今年1月18日，中国社保基金会书记换人，64岁的丁学东被免职，由比他还大四岁的前财政部部长刘昆接任。丁学东是李克强时期的国务院常务副秘书长、韩正大秘。 2024年6月，未到退休年龄、63岁的景俊海被免去吉林省委书记职务，之后转任全国人大副主任委员，提前退居二线。景俊海历来被指是习近平的政治亲信，曾在陕西为习父习仲勋扩墓建陵而被习视为有功。 这样算一下，本届中央委员会中至少已有20人属于问题官员。 此外，2024年5月初被免职的中共卫健委主任马晓伟，之前曾传被从北京协和医院高干病房带走。易会满2024年2月7日突然被免去证监会前主席职务，他未满60岁，被猜测要为股市“跌跌不休”背锅。网上曾传“A股退市公司康得新股东朱永国实名举报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涉嫌渎职犯罪”。他们都只是被免去本职，进入人大或政协，属于软著陆。 习亲自晋升的上将逾十人出事 中共建政靠枪杆子，习近平稳固权力，威慑反习势力，也靠军队。历代党魁掌军靠的主要是以利益收拢军心，首先是将心，首先就靠晋升将领，派出官帽。以上将为例，比较江、胡、习各自掌军时期：江升79上将；胡升45上将；习至2024年底已升79上将。 习近平在第一任期拿下的将领，都是江、胡晋升的，用人责任不在他。但最近几年习不断拿下自己亲自晋升的上将，落马已坐实的就有5人，可能受查的还有近十人。这种情况也是史上罕见的。 目前已坐实出事的5名上将，包括前国防部长魏凤和，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还有空军前司令员丁来杭、火箭军前司令员李玉超、火箭军前司令员周亚宁、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 魏凤和是习近平上台后晋升的第一个上将。而丁来杭和苗华都是在福建服役时就和在同地任职的习近平交好。 近期缺席重大场合的上将，除了前边提到的李桥铭、王春宁、秦树桐、袁华智。被传过出事的还有秦生祥、韩卫国、王家胜、徐粉林、魏亮等四名退役上将。 习近平刚上任时就重用秦生祥，将秦提拔为军委办公厅主任，掌管中共军委的中枢系统，之后秦又操盘军改。 韩卫国缺席了2024年12月31日在北京举行的新年茶话会，而这一活动通常是退役上将公开露面的重要场合。韩卫国和苗华一样，也出身前驻福建第31集团军。 王家胜是火箭军前政委，早前也被指受前年爆发的火箭军窝案牵连。 更早在2018年8月，港媒《明报》报导，南部战区政委魏亮和原广州军区司令徐粉林，遭降级退役。两人均与自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张阳有某种关联。 “熟人政治”注定短命 在习的第一任期，2015年，亲北京港媒《东方日报》曾指出，“习近平爱用熟人。”这其实不是一名褒语，而是有贬意，暗指习心胸狭窄，用人视野不宽，疑心大，容易对身边人猜忌。 当年习近平在浙江主持召开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人座谈会议，其随行的五大贴身亲信名单中，除了王沪宁、栗战书、刘鹤和丁薛祥之外，还有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何立峰。何立峰是习近平微时朋友，在厦门和习一起工作，参加过习和彭丽媛的婚礼。 现在众所周知的是，号称严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的习近平，其实最懂这一套，但他拉的必然是“熟人”。笔者称之为习的”熟人政治“，是一种政治策略。 因为习有用人惟熟的特点，后来习家军占据中共政权关键位置，很多人是其微时的朋友、同学，或者跟随多年的旧属，或家族故交。故此，在中共二十大后，习家军分出浙江帮、福建帮、陕西帮、清华帮、党校帮等等，代表人物都是习的“熟人”。 福建帮的代表除何立峰之外，还有现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公安部部长王小洪等。浙江帮有总理李强、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刚退休的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国安部部长陈一新、习的前军中大秘钟绍军等等。习的清华大学同学陈希、旧时河北同僚栗战书，都为习固权立下汗马功劳。 习为了用“熟人”，还让本已进入退居二线状态的亲信重返要职。比如宋涛67岁从中联部部长转入全国政协之后，又复出任国台办主任至今。夏宝龙从浙江省委书记退下转入人大，后来又复出晋升副国级，并担任港澳办主任，今年他已72岁。应勇从湖北省委书记退下后，又复出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这几人都是习的早年“熟人”。 不过，习玩“熟人政治”，圈定的是熟人，暗藏一种危机就是：人情不是永恒的，古今中外多少熟人朋友最后反目？ 故此，习的亲信现在走红是一回事，将来能否实现安全著陆又是一回事，将来的下场可能会很悲惨。像何立峰虽贵为习的近臣，但他在厦门和天津，都留下贪腐丑闻，日后在习家军内斗中，就会有人用黑料整垮他。秦刚据说也是这样下台的。 习的“熟人政治”，只相信熟人，还有一个对他而言最大的危机，就是即便他能再任一届，他的“熟人”已经基本退休，官场上占主流的都是习的“陌生人”。这些人和习没有深的交情，只是为了政治利益媚习，更会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这是习向来最顾忌的。但是时间也推到这一步了。 像新任国防部部长董军，到今天还不是军委成员和国务委员，就是因为他不获习的信任。 如今在习家军中，栗战书、刘鹤已退，陈希勉强超龄留用，放在中央党校校长这个位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超龄留用，但盛传他是元老派拉拢的实权派，关键时间会对习有威胁。1959年生的原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去年底已退休。外交老将王毅过两年也不可能陪跑了。 习当然也会用“熟人”的“熟人”，比如栗战书、蔡奇、何立峰的自己的人马，但这些人对习本身的忠诚会大打折扣。 到2027年，假如还有中共二十一大，到时留下的习的“熟人”就寥寥无几。如果在这个时间点前后要做侵入台湾的“大事”，由于各大关键部位都是“生人”把控，中共内部更容易生变，出现针对习的倒戈。 反腐变奇耻大辱 前边讲到，中共官媒在二十大后曾公开宣称，这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都是习亲自把关、审定的，习当然一直担心自己创建的中央人事大盘崩塌，所以会极力护短、护盘，比如对秦刚和苗华。估计这两人都是被习家军内部政敌举报、爆黑料，习才不得不处理。但从客观上看，习重用的是自己人，出事的肯定也是自己人，这无形中又使反腐进入了一种类似商场上的“杀熟”的模式。 习因为三年动态清零防疫政策，闹得天怒人怨，最后又自打脸，放弃自己一直强硬坚持的动态清零，他其实已权威扫地。现在人事大盘又出事，习特别害怕将自己识人不明、用人不智的问题，公开摊在全体国民面前，这甚至是“自杀”作为，只是一时看不到后果。 今年1月6日，习近平在中共中纪委四次全会上大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说到做到”。意思就是，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太多了，要加大打击力度。他变相承认了自己忆被“两面人”包围。 习近平还沿用过去的套话说，“反腐败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复杂”，“任何犹豫动摇、松懈手软或半途而废，都将犯颠覆性错误”。 对于号称“伟光正”的习近平来说，这场因对被颠覆的恐惧而停不下来的反腐大戏，到了最近两年捉自己人，已演变成他的奇耻大辱。他现在宣布继续加大反腐，只是将反腐变成一个遮羞布。 由于习靠“熟人”帮助固权的特点，并无长期统治的体制保障，独裁人治反而强化，习的“熟人”三年之内几乎消失，他与“新人”无法取得互信，其垮台也进入倒计时。至于习倒台之日，是否就是中共政权崩塌之时，笔者之前就讲过，那应该是同步的，因为共产主义已是破产的意识形态，中共靠强权维持稳定，在号称“强人”的习近平之后，已无人能够撑持这一烂局，必然会改朝换代。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春晚”是春节文艺晚会的简称，具体地说，是央视春节文艺晚会的简称，虽然现在每个地方的卫视都会搞自己的春晚，但提起春晚，人们一般想到的是央视春节文艺晚会。 蛇年春晚是中国春节成为世界非遗之后的首个春晚。从1983年央视首次面向全民举办春节文艺晚会以来，它已经走过了42个年头，成为所谓的“新民俗”。除夕看春晚，成了许多中国人的“年夜饭”。 春晚是国家打造的一场仪式 多数人或许只是把春晚看作大众传播时代央视提供给全民的消遣娱乐节目，表面看是这样，遥控器掌握在每个人的手上，看与不看，爱看与否，由每个人来决定，然而，它实际是由国家直接操控的政治演出，是国家为实现某种特定政治目的而打造的一场仪式，背后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央视只是一个平台，通过央视来实现而已。这个特定政治目的，就是要借用春晚这场仪式，向全球华人首先是中国人，构建、传播和增强认同民族历史文化、家国一体的政治观念。虽然随着技术的迭代发展，今天的春晚在具体表现形式和技术手段上，同开办初期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结构、其仪式感，以及所要体现出的国家意志从来就没有变过，而且越来越加强。 1983年，当央视决定将此前在内部排演的属于联欢性质的晚会，改为面向全民时，春晚所承载的政治功能尚不明显，或者有些模糊。那时的中国，刚从文革走出后不久，人们的精神生活还相当贫乏，娱乐活动也少，过年城市和农村，延续的是古代村社的娱乐活动，央视利用电视这种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媒介，为全民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迎春文艺晚会，也许初衷是活跃民众过年时的娱乐生活，让民众过过快乐之年。然而，在官方发现这种形式的娱乐活动被民众认可和接受后，它开始有意识地强化春晚的政治功能，将之作为政治观念的一种输出工具，向大众输出国家观念。尤其是在前10年左右，官方对春晚的政治宣教意图可谓完全不加掩饰。 春晚的政治性首先出在春晚这种演出形式本身，即它是国家打造的一场文化和政治仪式。央视春晚早已不是央视的节目，而是由中宣部主抓的一项文化工程，央视只是承办者而已。既然是当局最高宣传主管部门主抓的项目，自然就要灌输官方的意图和价值观念。这本身就让春晚带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和官方举办的其他文化活动与项目不同，官方通过春晚要传达的不是某种具体的政治目的，而是相对集中且抽象的政治观念，即团结、乐观、积极、向上、爱国、奉献等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春晚几乎所有节目，哪怕是讽刺小品，都要向观众传达这种价值观。 春晚仪式的“国家”性质可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春晚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和内容，其所要表达的主题是人民联欢，家国一体；二是春晚的时间段，从除夕晚上8点到午夜12点，正是中国人在一年的辞旧迎新中最看重的时间段，因而也是文化意义上最神圣的时间段。尽管如今人们的娱乐活动选择多样化，可以上网，可以玩牌打麻将、可以上影院观影等，但在家看电视依然是多数人的钟爱，而此时的电视频道，基本上转播央视春晚，人们对频道的选择空间其实有限。特别在互联网未发展起来前，这种情况更严重，那时在家看电视几乎是每个人的必选娱乐项目。想象一下，除夕夜，家家户户坐在电视机前，观看春晚被官方严格筛查的节目，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不是不经意间就进入了春晚所设定的程式、场景和刻意要传达的家国叙事结构，让国家塑造的主流话语和意识形态占据人们的头脑？ 春晚节目内容的鲜明政治宣教色彩 上面说的是春晚作为由国家打造的一场文化政治仪式本身具有的政治功能。再从具体的节目内容看，每届春晚都会反映当年重大的国家事件，包括庙堂之上的政治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热点事件等，它们既通过歌曲、舞蹈、相声、小品等艺术形式表现出来，更通过主持人的解说词表达出来，还通过邀请的嘉宾或者演员透示出来。如果说春晚仪式本身呈现的国家性质尚有些隐晦和抽象，那么，节目内容和解说词中的国家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就把春晚的政治性完完全全展示出来了，因为这些国家事件或社会热点问题，无非呈现的是某个重大政治事件，或中国经济发展成就，又或中国政府的治理成效和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等，它们都具有鲜明的政治宣教色彩，即便是对当下某类丑陋社会现象用一种艺术的形式来讽刺和鞭挞，也是寓有浓重的教化意义。这还不讲某些节目或解说词直接用政治性语言对当局歌功颂德。 中国春节是按照十二生肖来排序的。十二生肖在传统文化里具有独特的象征意味，形成了中国的属相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精神符号，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也传递着价值观念，属于当局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春晚自然要挖掘和传递十二生肖的当下意义。今年是蛇年，蛇这种动物相信大多数人对它没有好感，但在十二生肖文化里，蛇的灵动和灵敏性，象征神秘灵性、隐蔽变化与强大生命力，因而也被看作长寿、生殖和财富的符号。春晚要把蛇的这层象征意义表现出来，此所谓优秀文化的当代继承和创新。而当局倡导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仅着眼于传统文化不能丢，要发扬光大，也是服务于现实的需要，即用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有利当局对社会的管治，维护政权的稳固。春晚对以十二生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颂扬，无疑要达此目的。 此外，近几年的春晚，不再只是在央视的演播大厅同步播出，除了央视主会场，也在一些地方设了分会场。这算是一种形式的创新。但分会场的选择，有严格的政治方面的讲究，比如，今年的几个分会场，选在拉萨、重庆、无锡、武汉。拉萨的政治含义就不用讲了，代表民族团结，重庆和武汉是所谓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无锡是江南文化的代表。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春晚首要考量的是它的政治性。 总之，中国的春晚，其政治功能在多个环节都体现出来了，它要向14亿中国人，乃至全球华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大联欢方式，来表达当下中国的“盛世昌明”和家国情怀。 尽管官方想在春晚上努力营造这种效果，然而，从收视率来看，民众显然是不买账的。多年春晚的收视率，平均在30%左右，最高的是2004年，达到41.6%，最低的2022年，只有21.93%。今年春晚的收视率，央视公布的数据是33.64%，看起来比过去几年回升，但也是回到以前的正常水平。春晚收视率总的趋势还是下跌。固然这是由于社交媒体的崛起，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然而，春晚节目本身的寡味，其政治说教意味太重，无法吸引和留住观众，尤其年轻观众，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虽然央视也想用灯光音响效果，用技术手段进行某种形式创新，邀请知名艺人参与，来弥补这点，但是，只要官方把春晚作为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仪式的定位不变，春晚就必然会充斥陈旧的政治教化，从而让更多的人远离它，成为新时代的“古董”。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头检视当年李登辉主导的6次修宪，过程结果虽然纷纷扰扰，但最关键的核心其实只有两项：一是直接让总统民选，二是拿掉国会对阁揆的同意权，让阁揆的权力来源全来自于总统而非国会，这彻底改变了台湾的宪政体制。 李登辉心心念念推动这两项修宪工程有其正面积极的考量，包括：一、让直接民选的总统承继台湾的国民总意志，再造中华民国的第二共和，用以对抗强大的外患中国。二、总统拥有完整的阁揆任命权让中华民国《宪法》彻底脱离原本的内阁制身躯，总统也成为行政权的最高且最后的负责人。 李登辉意志坚定，修宪未成绝不罢休，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有敌意的党内环境与民进党的外在竞争，也因此做出若干必要的妥协。包括：将立法院的覆议否决权由原《宪法》第57条的“出席立法委员三分之二”下调为“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意味国会可以更轻易地否决行政院的不同主张。此外，容许立法院可以随时对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但行政院却只有在国会进行倒阁时才能解散国会，这种明显有利于立法院的设计是谓“被动解散权”。 李登辉的这两项让步都著眼于“弥补”立法院失去阁揆同意权的“损失”，但其实都不太符合一般宪政运作的常轨。其中，覆议权制度原本是用以对抗立法权过度膨胀、草率或滥用，立法部门否决覆议的门槛下调为“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已接近一般多数决，这几乎使得覆议权形同具文。而倒阁与解散国会本为一种动态平衡的设计，让行政与立法两院都必须时时以民意为念，不敢恣意妄为；但是行政部门只拥有“被动解散权”，不但无法制衡立法权，也让立法部门失去了透过倒阁来解决政治僵局的动机，使得这套宪政设计形同虚设。 当年修宪把“下调否决覆议门槛”与“被动解散权”当成拿掉国会阁揆同意权的“嫁妆”，果然在20多年后成为台湾政治动乱的远因。因为总统无法透过覆议或主动解散国会对抗立法专擅，在政治僵局无解的情况下，罢免这种古老的工具竟成为如今方兴未艾的唯一制衡手段，这肯定是当年修宪者未曾设想过的情境。 面对这样的乱局，包括在野党在内有许多人建议总统应该透过主动的拜会、路线的合作，甚至是释出权力组成联合政府来解决争端。这些建议说得轻巧，但在现行这套宪政制度下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放眼解严后的台湾政党史，除了小规模的利益交换与政治收编外，台湾未曾有任何联合政府。不是台湾人贪恋权力不喜欢合作，而是台湾这套总统直选制度几乎不允许台湾的蓝绿政党之间做出有意义的联合。 总统直选是透过每4年一次的选举来决定行政权的归属，具备“赢者全拿”的特性，这样的宪政体制让在野党相信：“如果让执政党难以施政，我更有机会赢得下次总统大选。”这让朝野双方更倾向于以“对抗”而非“合作”来定位彼此关系。台湾的联合政府说易行难，是因为联合政府必定伴随著“收编”、“摸头”，以及“责任政治的混淆”，不利于下一次的大选，所以朝野双方都欠缺真诚的动机从事权力的分享与责任的承担。 也因此，未必是赖清德不愿释出权力或进行合作，而是就算他想释出权力进行合作，都很难找到可以对话的对象。不管是朱立伦、傅崐萁，甚或是可能参选下届总统的卢秀燕，他们的权力位置不同，政治利益也不尽相符，对朝野合作联合政府的态度恐怕也南辕北辙，执政党贸然释出政党合作的讯息，恐怕又被质疑是在离间分化在野党。 台湾政治分裂的根源很复杂，除了国家认同的分歧以外，赢者全拿的总统选制也推波助澜，加上宪政体制本身欠缺有效清晰的解决机制，使得每一场政治僵局都越滚越大、纠结难解。这是台湾人的共业与宿命，只能期待公民社会有足够的智慧来化解这样的危机。 全文转自上报
川普政府在重塑国际关系的过程中，毫不含糊地发挥关税这个战略工具的作用，除了哥伦比亚在三小时内走完从抗拒到服软这场胜利之外，正在冻结与欧盟的关系，代之以直接与欧盟成员国建立一对一的单边联系，至少意大利、匈牙利等国乐从。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已经宣布，墨西哥和加拿大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非法移民和致命的阿片类药物芬太尼流入美国，2月1日是对进口的商品征收25%关税的最后期限。 中美关系之复杂远甚于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从美国与哥伦比亚、墨西哥与欧盟的关系来看，川普2.0对它们征收的关税其实是惩罚性的，这些国家确实多年来从美国获利甚多，但挖美国墙角的事情做得不少。以与美国毗邻的南美来说，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南美洲的“金新月”地带（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三国形成的毒品生产区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占全世界可卡因产量的90％以上，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还是全世界大麻和海洛因的主要产地，向美国输送毒品与大量非移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谋生之道。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NC）最新发布的报告，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费国，全球生产的毒品约60%输入美国。去年，美国约有近 11万人死于吸毒过量，这一数字不仅创下历史纪录，甚至比当年美国死于枪击和车祸的总人数还要多。因此，特朗普要求这些拉美邻国减少芬太尼等毒品与非法移民（其中不少是毒贩）流入美国，目标简单，而且对方是净受损方，容易达成目标。 加拿大《环球邮报》近日发表《如果川普关税无法谈判怎么办？》一文，称加拿大对川普25%关税的反应，目前已经走过了拒绝、妥协、教育，以及即将采取的报复这前四个,如果特川普坚持从2月1日起征收 25%的关税，加拿大别无选择，只能进入第五步，也是最痛苦的一步：适应。 在美国的盟友当中，英国与欧盟向来最重要。但现阶段，川普对英国态度冷淡，斯塔默首相甚至没收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邀请；据Politico分析，川普正在冻结与欧盟的关系，选择直接与欧盟成员国建立联系，邀请意大利等国领导人出席就职典礼而将欧盟领导层拒之门外只是开始。接下来的关税武器当然会用来对付德法两国，让丹麦在格陵兰岛问题上配合，武器当然不止关税。 相比之下，川普对中国要温柔得多。在竞选时期，他曾多次扬言要加征至65%的关税，但目前仅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2月1日是否成行还在未知之数。这一刀就算真砍下去，也远比他对盟友与拉美几国那一刀温柔。原因无他，美中之间利益关系牵扯太多，完全不是惩罚性关税能够一招定乾坤。 对中国的关税大棒高举轻落 1月23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的视频演讲中宣称，随着他的选举胜利，“美国回来了，开门做生意了”，关税作为其外交政策核心工具则是与世界做生意的杠杆。中国算是重点客户，仍然是公交私谊一道来：称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不公平”并提到美国与中国一直存在巨额贸易赤字，“我们只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在帮助促成结束俄乌战争上可能发挥的作用为北京与华盛顿的贸易谈判敞开大门。在演讲之后这位美国总统与世界经济论坛的主席博尔格·布伦德（Borge Brende）对话时的表示同样引人注目：他与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期待“与中国相处融洽”。 面对川普的不确定，中国确定“兵来将挡”一招 与应对拜登时不时强调民主与独裁的对立但实际软和的战略模糊相比，中国政府对川普2.0采取了非常灵活的应对方式，原则上，坚决不同意美国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 希望只是合作伙伴；姿态上却柔软得多，对川普邀请习近平参加就职典礼的应对符合礼仪且反应得体；对其“不公平”与“良好关系”并举的关税威胁并未做出什么强烈的反应。 1月21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年会上的讲话中，反对美国即将征收的关税，并强调北京“不寻求贸易顺差”，“贸易战没有赢家”。此次会议召开之时，正值美国刚宣布退出WHO与《巴黎气候协定》，连对欧盟国家都主张单边谈判，不以欧盟为谈判主体。作为中国副总理的丁薛祥不失时机地赞扬“中国在促进多边主义和解决全球问题方面的领导作用”，并把中国定位为“全球化的捍卫者”——这个场景实在有点太讽刺了，30余年前，美国克林顿政府是全球化的第一推手 ，当时中国还在美国手把手地引导下学习如何“与国际接轨”。风水轮流转，乾坤大挪移，如今全球化的第一推手美国要MAGA，在国际社会开始“退群”，尤其是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这一举动，无异于气候教创教始祖放弃自己手创的宗教，追随者既缺银子又无所适从。而昔日全球化的晚到者中国却高举全球化大旗，捍卫气候教，成为绿色能源的最大推手。 美国智库内部对关税政策莫衷一是 在关注美中两国互动时，海外中文媒体更关注中共的小调整细节，例如最近这次电话是习近平主动打给川普的（中方说是应约）；近日将其新任国务卿“卢比奥”更改为“鲁比奥”，为模糊曾经宣布的制裁找台阶下——所有这些，均解释成中共暴露了面对强大川普的软弱与无奈，试图通过这一微小的变化缓解两国紧张关系。许多人都期望美国通过关税战将中共打得落花流水，最后让中国极权政府在失败中衰败瓦解。 英文媒体则更关注特朗普不断的变化，对川普处理对华关税战的观察持审慎态度，很少有人畅想川普总统将成为对抗共产主义极权的领军人物。美国两大思想库之一的美国企业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缩写AEI），号称保守派智库（近年来向中间靠拢），最近却在同一时段发表了几篇观点相左的文章，评述川普的对华关税政策。 戴斯蒙德·拉赫曼（Desmond Lachman）在《川普的中国贸易顺差挑战》（Trump’s China Trade Surplus Challenge，1月16日）中，认为2024年中国贸易顺差近 1 万亿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来自美国。这一顺差超过了美国、德国或日本作为贸易顺差国鼎盛时期的任何贸易顺差。这一状态必将增强川普对中国正在抢走美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信念，并增强他采取行动的决心，反过来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真正的麻烦，他的结论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更好办法是协调中美经济政策，而不是征收进口关税”。 拉赫曼的同事史剑道（Derek Scissors）担心的却是川普总统对华手软。在《川普目前的关税计划将有利于中国》（Trump’s Current Tariff Plan Will Help China，January 21, 2025）一文中，认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只狠狠打击了盟友加拿大与墨西哥，最终却会帮助中国经济；在《川普是 “中国鸽派 ”的 15 种表现》（15 Ways Trump Is a China Dove）上、下篇，他历数了川普从第一个任期到此刻的鸽派表现，从新冠疫情、支持美国资本到中国投资、保持对华经济依赖、重用马斯克、赞扬习近平、关心Tiktok、对重要经济阁员的任命（这些人只关注关税并无政治考量）、挽救中国就业机会（证据是2018年5月取消对中兴的制裁），直到2019-20 年间“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毫无成效， 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并未减少……，不管是否沾边，全部贴上“鸽派”标签一一列出。 从各种披露的川普经济团队的工作动态来看，目前对华关税战基本处于叫阵阶段，如何开局、如何落子基本未定，正在等待预想的“川习会”定调。我的判断仍然是：即使举办了川习会，中美谈判内容仍将随机调整：鉴于中美贸易现状及如此庞大的对华贸易逆差，在各种与北京有关的问题当中，关税主要是个讨价还价的筹码。很多人强调国务卿卢比奥打击共产主义极权的多次表态，但毕竟美国总统才是当家人，国务卿与经济团队都只是执行者，智库最多算是清议，海外中文圈指望川普通过关税战胖揍中国，主要是表达他们的愿望。
中国在人工智慧领域的飞速跃进，正重新定义全球科技竞争和地缘政治格局。外界曾以“人民战争”的理论探讨中国依靠大量人口与集体动员的举国模式，但今日的现实已远不止于此。作为一款可与 ChatGPT 类比的生成式 AI，新创产品 DeepSeek不仅体现了中国前沿技术的实力，更折射出“人民战争”理论如何在数位时代焕发新生。 尽管“人民战争”原本是一种军事战略思维，强调“全社会动员”与“农村包围城市”，如今已被灵活运用在军民融合、科技攻关与政策协调上，形成能与西方大模型企业分庭抗礼的独特发展模式，并且在抖音之后成为对国际关系与地缘政治发生影响的新一波叙事。 源自毛泽东 从大规模动员到“举国体制”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著作中阐述的“人民战争”理论，强调最大限度动员群众资源，在艰苦条件下以灵活战术和政治组织夺取胜利。虽然此种思维起源于传统军事战略，却在中共的“科技兴国”的目标下实现转化到各个科技前沿领域，从半导体产业、数位金融、社交软体，到近年发展迅速的人工数据与大数据都能看到“人民战争”的深刻影响。 中共早年透过类似的“全民动员”模式完成了“两弹一星”等关键技术突破；今日，DeepSeek 等 AI 新创同样能在短期内获得政策补贴、大量数据和算力支援。这正是承袭毛泽东主义发展的“人民战争”全社会动员理念，在新技术领域的体现，运用庞大组织能力及国家权威，迅速聚合资源形成“举国体制”。 如同历史上中共在面对逆境突围的经验，中共特别强调 AI 的“自主可控”与科技的叙事，带著对内凝聚党国的政治目的，以及强调不再如同半导体产业受制于他国晶片制裁或技术封锁。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模式，承袭自毛泽东时期的“自力更生”精神，更显示当前中共以政治科技和社会。 “人民战争”结合“新质生产力” 西方军事史家在韩战、越战等冲突中，常以“人海战术”形容中国（及其盟友）在装备与技术不及对手的情形下，以人数或游击战取胜。这种历史叙事长期塑造了“以人补技”的刻板印象，却忽略“人民战争”的本质与整体作用。DeepSeek 颠覆一部分人海战术的迷思，但是在其推出的背后仍不免用上他国难以比拟的高端人力，以及相对便宜的劳动成本。 DeepSeek 的崛起正好是这种系统性动员的绝佳案例。 DeepSeek 不仅仰赖大型语言模型与深度学习演算法，更能利用中国本土庞大的语料库与市场需求做快速训练与迭代。透过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国有资本或民间风险投资的支援，DeepSeek和中国其他同类新创企业能在短期内获得充沛资源，顺利完成从概念到产品的跨越。 然而，与 ChatGPT 类似的生成式 AI 技术证明，中国正在摆脱量大于质的标签，并且在演算法研发、自然语言理解、大数据处理上展现出相当的实力。只花需要约600万美元的原始计算能力就训练新模型，还不到科技巨头Meta训练其最新人工智慧模型所耗资金的十分之一。这一转变凸显中国在半导体产业与供应链遭受封锁的环境下，仍能在高科技领域取得有别于西方的话语权，而不再只是一个“人力密集”或“大量制造”的国度。 伴随近年“新质生产力”政策的推动，高科技产业获得更多的资源，却也使得传统的制造业面临发展失衡的问题，过去作为就业大军的主要劳动提供者，如今却在智慧制造与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多重影响下，大幅减少提供劳动岗位，过往打螺丝的工厂大军不可能在一夕之间成为“新质生产力”所需的人力，失业与就业困难造成一波流动于农村与都市之间的不稳定群体，也成为去年底以来社会上各种突发攻击事故的来源之一。 军民融合 2.0 与 AI “智”动员 在经历 1978 年后的改革开放与 21 世纪初的资讯革命，中国军队与科研机构的现代化进程已进入“智能化”作战阶段。随著《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法规陆续出台，数位治理与内容监控机制渐趋完善，亦使得国家层级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整合民企的研发能力。换言之，DeepSeek 等产品在商业化之馀，亦可随时与国防或安全机构对接，形成新世代“人民战争”的数位化版本。 解放军不再止于传统火炮与装甲力量，而是积极拥抱大数据、深度学习与网络战等高端技术。若与国防系统对接，DeepSeek 能加速语言情报分析、舆情监测、辅助决策。这既符合解放军的“军民融合”战略，也为“人民战争”在“智能化”时代的新变革服务。 中国军队一向强调“人民就是力量的源泉”，这种全民皆兵的数位化升级将使得未来出现更多高端版的“山东蓝翔”，以网路产业为中心的长江三角和浙江等地正在成为AI军事化的发韧。一旦 DeepSeek 与 AI 工具与中国的全国数位基础设施结合，全民“数位民兵”或“网络民兵”有可能成为未来冲突中的关键力量，使得中国各地都能够运用更先进的AI作为工具，在大量的人力动员与机器学习的海量训练下，产出足以影响全球话语的能力，使得“全球南方”成为AI时代乡村包围城市的动员体系。 话语权与“数位极权”隐忧 批判地缘政治理论提醒人们，权力的竞逐往往体现在叙事和认知的建构上，近年西方对于中国 AI 科技的关注，夹杂著“监控技术输出”与“全球威胁”的论调，特别担心中国的 AI 可能被运用于高效的舆论控制与隐形宣传，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或“数位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拓展市场之际。 DeepSeek 这类生成式 AI 若深入海外市场，将面临严峻的政治考验。各国可能担忧其产品背后的监控能力或数据回传风险，从而对华为、抖音等先前的安全争议再度聚焦或升级。若中美竞争持续升温，人工智慧或将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冷战的核心战场。 西方叙事的背后不免体现发展程度落差的现实，没有能力取得算力资源的“全球南方”，有可能加入DeepSeek的阵营，而其中不乏英语与法与的使用者，群体的建构能力有可能让ChatGPT在内的西方产品面临竞争的挑战，甚至反过来影响西方的AI叙事与脉络。 经由AI版的“人民战争”的符号再现，DeepSeek 将成为中国结合“全球南方”发动“人民战争”的“全球智能动员体系”，政府、社会与群众三方协同，利用各种制度与技术手段，去管理、控制甚至生产“可管理的人口”，成为国家之间进行“生命政治”的重要工具。西方国家也对“数位威权主义”输出的忧虑，恐将面临海量数据与叙事的现实挑战，轻易渗透国家与社群。 数据治理与生命政治的统合 DeepSeek 之所以引发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恰在于它结合规模惊人的中国式数据资源与强大的生成式 AI 能力；这些数据并非仅指海量人口资讯，也涵盖了人们的意识形态、社交行为与政治态度，形成中国模式的“身体—数据”统合，渗透到个体的身体与日常生活。 DeepSeek 与类似平台若成为生命政治工具，将使国家不仅可收集意见，更能藉生成式 AI 反向塑造民意、干预社会对话。在“人民战争”理论的驱动下，国家得以更有效率地对“人口”进行动员，并透过技术手段将群众和数据无缝衔接，在“全球南方”建立起有别与西方的治理秩序。 DeepSeek 与中国生成式 AI 的兴起，为中共“人民战争”理念在 21 世纪提供崭新的演绎；而数据与身体的“生命政治”统合，则进一步揭示了数位时代中，如何透过演算法精密运作、影响乃至塑造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这两者的结合不再只是一种战略层面的“军民融合”，而是面对西方封锁下的自力更生。 过往西方对于认知的中国“高科技威胁”，也将重塑中国军事事务革新的面貌，并且对国际社会示警中国式“举国体制”对外输出的可能性，重塑“身体—数据”关系的治理秩序，将“人民战争”的延伸至更为细致、个人化的层面，但是核心仍掌握在中共手上。 全球秩序面对AI领域的“人民战争”挑战 当中国将“人民战争”推至生成式 AI 乃至“智能化战争”的新高度，世界各国无可避免要面对这一结构性挑战。DeepSeek 的诞生凸显了中国在演算法、语言模型以及市场化应用上的强劲能力，并预示著一场关于数据与话语权的新型竞赛。然而，国际社会对此既抱持警惕，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日趋成熟的 AI 生态已难以忽视。纵使西方以技术出口管制或法律审查加以回应，亦未必能真正阻断中国透过“人民战争”式的体制动员持续突围。 AI 时代的“人民战争”更不仅是军队与民众的结合，也涉及数据、演算法乃至身体与行为的深层管理。这或许更能说明：未来的美中科技竞赛已远超过武器与硬体的较量，而是一场关于数位治理、生命政治与全球叙事的新前线。 ※作者为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博士候选人 东协经济贸易文化发展协会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