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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8 月 4 日
中国外长王毅在3月7日在14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召开了“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记者会。除了对国际问题发表一堆空口白话，以及对俄乌战争喷发“口水和平”之外，对于美中与美台关系的胡言乱语，可谓提油救火、毫无助益。尤其对美国的尖酸指责和狂妄批判，只有将美中关系推向冰火不容的死角，毫无转圜馀地。 我过去说过，美国总统川普回任白宫之后，必将对中国采取“行刑战略”（strategy of execution），这个最终目标的实现，是采取“慢死－处决”的路径，并经历从“竞争－对抗－暖战”的过程。目前的情势证明，特别是这场名为记者会实为“斗美大会”，证明了这个过程正在加速。 王毅对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三窜”手法：窜加、窜词、篡夺 在记者会上，王毅再度脸不红、气不喘地窜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王毅宣称该决议“彻底解决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此语一出，美国国务院立即反驳，指责中国刻意滥用和扭曲联大2758决议，是中国施压行动的一环，意在将台湾孤立于国际社会。 王毅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上，故意“窜加”了“包括台湾在内的全中国”一个段落，也就是恶意涂抹和修改。实际上，2758号决议只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PRC）的代表权（representatives）”没有任何字语提到“主权”（sovereignty）问题，既没有“全中国”的字眼，也没有“包括台湾在内”这一词语。换言之，王毅就是用偷渡的小动作，使用“包括”这一“窜词”来“篡夺”－窜改和掠夺－台湾的主权地位。也就是用“文字偷渡”来实现“主权偷渡”。 至于所谓“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的说法，完全是瞎扯、胡扯和乱扯。联合国关于台湾的称谓就是“台湾”，没有所谓“中国台湾省”，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联合体”，不会去涉及“一个国家的省”的问题；至于所谓“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更是鬼扯，台湾是中华民国当今的所在地，中华民国是一个早已独立124年的国家，过去是，未来也是！ 最后，王毅还撂下狠话：“台湾是中国的，谁也别想插手，搞‘台独’就是死路一条”。这又是一次强词夺理的恫吓。实际上，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台湾人民，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没有人想插手台湾，只有中共想插手、染指、打压、并吞台湾！台湾没有“再宣布独立”的独立问题，只有中华民国独立在台湾的事实；如果有台独问题，那只是一个台湾内部的“言论问题”而不是宪法体制的“法理问题”；实际上，台独不是死路一条，恰恰是中国搞“抗美”才是死路一条！ 究竟是美国应该复盘？还是中国应该反思 王毅居然跳上“训导主任”的高度，要美国“复盘”五个错误，包括：你们（美国）从这些年的关税战、贸易战中得到了什么？贸易逆差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制造业的竞争力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通膨是好转了，还是恶化了？民众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糟了？ 关于王毅的“五个复盘”，我可以在这里真实的回答： 1，美国从关税战、贸易战中获得了对中国野心扩张的围堵。 2，美国贸易逆差虽然尚未缩小，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已经下降。 3，美国的制造业已经开始上升，这得力于对中国低价倾销、不公平贸易和资本与技术出口的反制。 4，截至目前为止，美国的通膨问题并未显现，至少没有恶化。 5，美国民众的生活有没有变好，不是中国可以说三道四；即使美国民众的生活变坏了，也远比中国人民的生活好得太多！ 实际上，“五个复盘”正是中国应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的“五个反思”！ 1，为什么美国坚持要对中国打关税战、贸易战？不就是中国课征美国2倍关税，并持续对美国进行不公平贸易？ 2，为什么中国低价倾销的对美出口，已经出现下降？为什么即使美国的贸易逆差尚未缩小，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已开始缩水？ 3，批评美国的制造业，那中国的制造业又如何？是欣欣向荣？还是关厂倒闭？ 4，美国固然有通货膨胀的风险，但中国的通货紧缩难道比较安稳平顺？ 5，在美国对中强硬政策之下，中国人民的生活难道是变好了，还是变得更糟了？ 美国对中政策：不再把中国当中国 王毅在记者会上警告美国：“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幻想一边对华打压遏制，一边与中国发展良好关系”。殊不知，美国已经无意于与中国发展良好的关系。换言之，美国对中国只剩下打压遏制，不再期望发展良好关系。 早在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官网的“国家简介”页面中，不再用“中华人民共和国（PRC）”来称指中国大陆，而是改以“中国”（China）为简称。在此之前，国务院才刚刚删除台湾页面中关于“不支持台独”的表述；目前的中国页面写道：“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与中国关系的框架”。对照于拜登政府时期，这段文字的原话是：“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与中华人民共和国（PRC）关系的框架”。此外，在“中国页面”中还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打击中国共产党（CCP）对美国政府的恶意网路攻击”等等。 另一方面，依据美国国务院一份内部文件，美国在“中国共产党（CCP）”与“中国人民”之间划出了明确区隔，美国把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广大民众，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换言之，美国已经改变了“中国”的定义：中共不代表中国，也不代表中国人民。 在这份涉及中国相关术语的指导文件中，国务卿卢比奥（Marco Rubio）指示美国大使馆和领事馆各单位，若在使用广义的形容词“Chinese”并涉及负面含意时，需要更为具体的描述并避免使用“Chinese”一词；另外，习近平应被称为共产党的“General Secretary”（总书记），而不是“President”（总统/国家主席）。 “战狼挽歌”将变成“战狼悲歌” 王毅在这场记者会中，除了像个深宫怨妇的抱怨与发牢骚之外，其对美国与台湾的强硬态度，丝毫无助于中国外交环境的改善，反而更加激怒川普，并将迎来美国更加严厉的报复。 我把王毅这场记者会，称之为“战狼外交的最后挽歌”。很快地，“战狼挽歌”必将变成“战狼悲歌”。 ※作者为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中国问题与国际战略学家，《宋国诚观点》YT频道主持人。全文转自上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藉中国人大会议记者会，再拿“‘中国版联大2758号决议’”重申“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并衍伸强调“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无可能”。时机点上，第一，近期台美间并没有特别触及任何“台独议题”；第二，距美国国务院官网删除“不支持台独”字句已过了一个月，且中方也早警告美国“不要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那么，王毅这时候突然在激动什么？ 我们或可以所谓“川普2.0”的对台态度反推，又反推前，我们亦可再重看一遍美国大选前的民调，其中应该透露了些许端倪。 鉴于川普大选期间来势汹汹，当时美国多个媒体、民调机构，无不关切川普第二任国家走向，尤其关注他的外交政策，“台湾”自然也是聚焦的一环，当时民调数字则普遍呈现雷同态势。其中，就芝加哥委员会调查，美国人对台海议题几个面向数据分别如下：首先，共和党意见领袖（80%）／共和党支持者（61%）皆比民主党意见领袖（46%）／民主党支持者（49%），有更大比例将中国的领土野心视为是对美国的重大威胁；其次，在中国领土野心所导致可能对台侵略问题上，相当一致地，支持美国向台湾运送医疗物资、军事武器的民众都超过七成，两党意见领袖对此的支持比例更都超过九成；唯独在直接派美军协防台湾上，共和党意见领袖支持比例为45%，美国人支持比例为相对低的36%，很大程度，便也反映了近年美国在对外军事上的“疲态”（对乌俄战争尤其如此）。 那么，顺著民调逻辑，川普上台后多可找到相对的动作。第一，任命具鲜明对华鹰派色彩的卢比欧为国务卿、瓦尔兹为国家安全顾问等，呼应的正是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国领土野心是美国重大威胁的意见；第二，川普迄今在“美国是否出兵协防台湾”一事不松口，呼应的即是不到半数共和党意见领袖及约三成五比例共和党支持者同意出兵。 此外，同一民调中另显示，有半数美国人（51%）认为美国应该鼓励（encourage）台湾维持现状，但有近六成（59%）美国人支持台湾加入国际组织，以及，虽然美国人中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不到五成（36%），却又远远高过支持台湾和中国统一的比例（4%）。于是，卢比欧上任国务卿，在2月13日公布新版美台关系事实清单时，“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角色”项下，以“美国将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包括在适当的情况下成为其成员”为开头，且通篇刻意“删除不支持台独”字句，纵然引起话题议论，内容实则都不脱美国社会当下民意趋向。 只是，川普（个人）对台湾的认知和理解（又或者对他的意义），直到今天显然更倾向他自选举期间就念兹在兹的晶片和军购环节。晶片部分，川普曾说“台湾偷走美国晶片产业”，军购部分，川普曾说“台湾国防预算过低”。亦即，晶片和军购更可能是现阶段川普著重的台湾议题范畴，其态度，当然也可能影响著美国对台政策。 所以，台湾一方便不乏有“对症下药”味道。如军购部分，赖清德已于2月中国安会议上宣布将优先编列特别预算，让国防预算达到GDP3%以上；晶片部分，台积电遂也宣布了要在美国增加1000亿美元投资。两方一阵来回，对川普来说，台湾议题等于都得到了初步答复。 同一时间，“共和党人大比例将中国的领土野心视为是对美国重大威胁”、“美国人支持台独比例远高过支持统一”等气氛仍旧存在，中方所顾忌，便是顺此，川普政府（包括川普个人）在之后关于保卫台湾一事，会否藉势做出比预期更强硬的谈话。王毅近日异常高调地去定位“中国台湾省”（甚而透过台湾艺人在微博跟进表态制造舆论氛围），时机上尽管有点莫名，却又有当初裴洛西访台，其先一步警告美方一意孤行将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既视感。而今，台湾仅以晶片、军购对应了川普所出的牌，而川普对台湾的“一意孤行”八字都还没一撇，王毅究竟在紧张什么？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日前美国总统与乌克兰总统会面时，话不投机，不欢而散，震惊世界，有人因此说，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是吗？ 美国新国务卿卢比欧上月24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话时，强调美国对该区域盟友的承诺与国家利益，并严重关切中国对台湾及南海的胁迫行动。可见美国再蠢也不会放弃台湾与南海，因为台湾与南海的战略与经济地位并非乌克兰所能比，而是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一旦台湾或南海被中国完全掌控，就等于扼住美国的咽喉，只有中国与台湾的统派人士才会天真的以为美国不再重视亚洲且可能会放弃台湾。 1950年8月20日，麦帅在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年会时候的贺词里面，强调台湾在西太平洋，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形容台湾就像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几天以后，《纽约时报》刊载了麦帅的贺词：“让台湾成为美国平静湖泊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假如失去了台湾，让它成为敌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或是潜水艇基地的话，那夏威夷、中途岛，从关岛到菲律宾都将不保。” 所以，麦帅坚决主张，台湾绝不可落入敌人的手里，没有其它国家比台湾的战略地位更重要。换言之，在麦帅等美国人的眼中，台湾就像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倘若美国失去了台湾，就等于失去太平洋。 根据中国外交部声明，王毅向卢比欧表示，华府需“谨慎”处理台湾问题。“我们绝不允许台湾自中国分裂出去”，华府绝不能背弃“一中政策”的承诺。但台湾雄立东海数万年，从来非中国的一部分。 如果曾经殖民台湾，就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则荷兰才是台湾的第一个祖国，因为荷兰最先以和平方式殖民过台湾，之后明郑自荷兰手中抢过去，而满清自明郑手中抢过去，日本自满清手中抢过去，民国只是受麦帅委托暂时管理台湾。 何况满清与明郑均非以中国为国名，且满清只是外来异族，将关内中原与台湾当殖作民地，中国只是ROC的简称，PRC推翻前者后取而代之，ROC已经名存实亡，国民党将ROC招牌强行加在台湾头上，将自己的党旗与党歌当作台湾的国家图腾，还强迫人祭拜独裁者！ 中国之所以老是说台湾属于中国，就是因为国民党这么说，目的就是维持该党在台湾的万年统治地位，所以两蒋能如皇帝一样做到死为止。这样说也让中国认为台湾属于中国。 中国周围一些国家以前是满清与明朝的藩属国，他们才是中原皇朝的一部分。如今，中国不敢说其周围国家是他们的一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没有人要与中国争取一中神主牌。 中国原始领土只有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所谓中原地区，其它领土是各皇朝逐渐并吞周围国家而来，其原始领土不是目前这个样子。如果中国那么在乎领土与主权，俄国所夺走的领土远比台湾大许多，为何中国不敢要回来？ 南海地区也是一样，原本属于南海周边的国家的，只因为许多小岛礁不适合人居住，所以他们没有人住在那里，中国之前也没有人去开发，只因最近三十年，有地质调查发现南海有丰富矿产，中国才去占领。 南海原本是国际公海，而中国企图将它变成自己的内海，以后他国军舰通过其岛礁“领海”要先知会他们，甚至缴过路费，试问，有哪个国家可以忍受？南海周边国家就更不用说了。 如今，台积电加码投资美国，只会进一步加强美台合作关系，不会如一些统派人士所担忧的，台积电会变成美积电，毕竟关键技术还是在台湾。台湾是下棋人，怎么会是棋子？ 总之，美国再蠢也不会放弃亚洲与南海，尤其是台湾，所以今日乌克兰不会是明日台湾。 ※作者为大学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近来中国各地陆续传出医院欠薪、破产的消息。新冠疫情期间，中国政府展开大规模防疫措施，导致医院开支激增；于此同时，患者为了避免感染，尽量少到拥挤的医院候诊室，导致医院收入减少。而随着房地产崩盘，经济下滑，人们收入减少，推迟或减少就医。地方政府因财政捉襟见肘，也无法为公立医院提供急需的财政支持。此外，随着中国人口减少，老龄化加剧，医疗费用增长超过医保给付的能力，医保减少医院手术和药物的报销，致使医院陷入财政困境。本期节目将深入探讨中国医院经营危机。发表评论的嘉宾是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卫生学院教授纪骏辉和美国马里兰州战略与信息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 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医院不论是公营还是私营，陆续传来破产、欠薪和倒闭的新闻。 去年，江苏省宿迁市的汇仁医院大门上张贴法律警告，记录它陷入财务困境的过程。这家私立医院因拖欠员工工资而受到警告，4个月后，仍未履行义务，最终在去年九月宣告倒闭。 据纽约时报报道，去年底，广东梅州一家公立医院-嘉应学院附属医院被披露暂时停诊，主要原因是医务人员在10个月没拿到工资后被要求辞职，该医院随即进入资产清算过程。 这家医院为了被评定为最高等级的医院，于是在2021年斥资1.2亿元，盖新楼和购买配套设备。但新冠疫情期间和疫情后，医院收入大幅下降，2023年业务只有平时的一半，陷入财务困境。 美国马里兰州战略与信息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主要因素有四点：民众对于医疗系统的不信任，前些年房地产扩张导致医院过度开发，医保破产以及人口结构改变。 美国奥勒冈州立大学卫生学院教授纪骏辉表示，中国过去几年，受到疫情冲击，导致医院开始出现严重财务问题。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数字，2023年末，中国有38，355间医院，其中民营医院26，583间，占总数的69%；民营医院的床位占比30%。 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尽管民营医院数量是公立医院的两倍，但在2023年，民营医院诊疗人次7亿，占医院总诊疗人次的16.5%，民营医院入院人次4493万，占医院总入院人次的18%，就诊和住院人数均不到全国的五分之一。 随着中国房地产崩盘，许多医院，尤其是民营医院也跟着倒闭。 医保入不敷出 加剧医院财务问题 中国人口危机加剧医院财务问题。老年人口增加导致医疗费用的负担加大，但缴纳医保的年轻人口却越来越少。 中国主要有两个医疗保险计划，覆盖了14亿人口的约三分之二，包括农村居民以及城市的个体经营者或失业者，包括儿童和老年人。虽然中国政府提供财政补贴，但参保者也需缴纳医保费。 纽约时报报道称，中国缴纳医保费的人数已经连续四年下降，经济困难导致越来越多人弃保。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刘军强估计，医保基金将在十年内耗尽。 纪骏辉表示，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资金，降低医保给付，加剧医院破产。根据公开的数据，中国医院破产的数量，呈连年增长趋势。 根据健康界刊登的王明晓的署名文章，自从中国全面推广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后，对费用的控制更为严格。民营医院的医生以及管理人员来自不同类型的医院，对从项目付费转变为按病种付费的支付方式改革，客观上需要适应、学习，了解正确使用过程。目前多数民营医院还无法适应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不少病种超过了支付限额，导致医保结余为负。 李恒青表示，由于DRG/DIP对医保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导致许多年轻人不愿意缴纳医保。 医院经营面临转型压力 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医疗装备发展促进工作委员会委员刘检的话说，民营医院的倒闭，是传统被新周期和时代淘汰的结果，是很自然的现象。解决之道就是创新。它说，未来，小门诊，大专家，连锁化，是民营医院应该选择的一种轻资产运行模式，这样可以大大减少风险。 刘检表示，医院倒闭首先是由人口流动引起的。最近今年倒闭的公立医院，基本都是在人口外流比较严重的地级市，或三四线城市。大量人口涌入到经济发达地区，导致城镇人口空心化，自然带来医疗需求减少，所以导致规模医院的关门是正常现象。 他还说，为了解决看病难问题，中国实行分级诊疗，强力发展基层，社区医院从数量到质量都有大幅提升，大医院的吸虹能力就大大减弱。 李恒青肯定分级诊疗的发展，但他认为仍存在许多不足和弊病。 去年九月中国政府宣布开放外资到中国开设医院，李恒青表示，这是政治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只会让少数权贵和富豪阶级的人群受益。 纪骏辉教授也同意，外资到中国办医院并不会惠及广大民众，因为普通民众无法负担起外资医院的诊疗费。另外，就算中国推出商业健保，也同样无法照顾到底层民众的看病问题。 在纪骏辉看来，为了真正保障中国民众的健康，仍在于确实执行中国政府在2009年提出的全民健保概念。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过去几年，一个久违的名词，“自己人”，经常不经意地出现在中共的内部讲话中，如同一个长久的迷思，展现了中国政治的一个隐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国政治的一个巨大矛盾和危机。 尤其刻下，譬如从不久前的“217”会议到春季前后各级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会议，在缺乏实质性利好政策的同时，中共官员们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词，用来表明心迹和诚意，以拖待变。 只是，这种近乎党内“黑话”的话术，不仅难以增进企业家们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剧了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认同焦虑。以“自己人”为标志，一场围绕民营企业家政治地位的认同冲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统治话语和治术的贫乏，也表明中国的政治衰败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中国企业家的薛定谔状态 与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传统统战的范畴。历史上，在作为中共自诩的三大法宝之一的统战中，“自己人”并不算是其中一个常见的话语。通常只有在党内的偶尔场合，处于需要分清敌我和帮派的两种情形，即或者为了拯救可能被枉杀的同志，或者为了拉拢党内团伙和帮派，才由关键人声称、担保某某是自己人。 这是中共内部组织关系的属人化和主体化，包含着承认、利益和组织等多重认同，既有关个人和团伙的组织承认，类似秘密会社成员对上“切口”、手势后的释然，更被引申作为整个统治集团甚或统治阶级内部的相互认同，有着很强的“讲政治”象征。 至于民营企业家，对中共来说其地位和认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间经历了反复变动，从被统战、可团结的民族资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专政对象，从与党政官僚相互依赖、勾结的利益共同体到“国进民退”的牺牲品、从党内团伙的“金主”到“颜色革命”的幕后黑手等等，可谓大起大落，可谓是见证着中共意识形态不断剧变的一个关键指标群体。这也是直到今天这个群体仍心有余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还是在江泽民时代。他在任的最后几年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第一次在意识形态的理论层面将民营企业家群体吸纳为中共的自己人，承认他们具有先进生产力代表特性，承认他们的社会精英地位，也愿意将他们吸收入党。当然，相比此前在统战层面的党外地位，也就是承认其政治协商即中共执政和资政伙伴的有限性，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变动具有质的变化，一度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巨大争论，被认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会民主或者民主化转型的开端。 然而，2012年以来中共领导人的更迭终结了民营企业家与中共的蜜月，在国进民退的浪潮推动下，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处境每况愈下，甚至沦为各地官僚“捕捞、渔猎”的目标、也是新一波义和拳民发泄仇恨的对象。直到新冠疫情结束两年后经济下滑、危机临近，以杭州Deep Seek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间的芯片战争和AI竞赛中的突破性表现，代表了所谓新质生产力，突然间拯救了整个私营部门，也促使中国领导人在“2·17”会议上再次向民营企业家喊话，称作“自己人”。 然而，因为其内生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够法律解释、意识形态理论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词的定位是否意味着中共回归了江泽民时代的路线、是否真正承认民营企业家作为统治集团成员都极不确定。仅仅从“自己人”一词，中国民营企业家看不到任何确定的保证或承诺，遑论如何作为中共的“自己人”参与权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们今天的处境或如薛定谔的猫一样，无论个体还是集体，不可说，不可看，命运全在一念之间。这或许才是中国资本市场充满不确定性的根源。 供给侧的政治衰败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营企业家已经是中共党员身份，他们也不相信所谓“自己人”的欢迎辞。毕竟，连根正苗红的企业家任志强，都因对“自己人”的大胆批评而入狱，何况从2013到2023年的十年间，中共以反腐名义清洗了四百万干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万，近五百万干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险一点不小。相比之下，还是作为传统的被统战对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纠结困境，凸显“自己人”一词背后的中国政治衰败。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后，政治衰败几乎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如福山所说，当新兴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在现行体制下无法得到满足，政治体制便会因为适应不了环境的变化而走向政治衰败，这正是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占领华尔街”运动后美国政治展现的衰败趋势，包括高度的政治极化和极右翼民粹主义运动的出现。 在中国，这种政治衰败也几乎同时发生。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国政治转向封闭和集权，中共统治集团对外部和内部的新兴力量均采取拒绝和镇压的敌视态度，踏上了新毛主义的政治衰败进程中。尔后尽管福山到访北京受到王岐山的亲切接见，却未能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太平洋两岸的政治衰败进程几乎同时开始了，后者反而从中得出了“东升西降”的超级自信。 当然，其中一个插曲今天看起来更意味深长：新冠疫情期间，武汉的一位中产阶级精英住进了隔离集中营还手握福山这本著作，日读不缀，被全国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时间，此书洛阳纸贵，中国社会精英们对政治衰败到何等程度才会出台如动态清零一般的恶劣治理有了从未有过的深度认识。或许，这才有2022年底在白纸革命爆发前的中产阶级反抗。 而动态清零猝然结束后至今的政策供给不足，无时不刻印证着中国政治衰败后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会恐慌气氛中，北京当局只剩下“自己人”这样暧昧纠结的文宣安抚，话语能力和意识形态生产极其贫困；另一方面，这种话语贫困和政策供给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来北京供给侧政策的最终失败。这在北京政界和学界几乎成为共识，甚至引发了一家最高级官方经济学智库的大清洗。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谈中国政治衰败的时候，不仅指福山的理论与中共信奉的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相吻合，即中共对私营经济的打压，其削足适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与中共意识形态基础相冲突，而且，这种衰败具体表现在过去十数年的供给侧路线上。这是迄今为止北京的统治集团们不愿意正视的一个基本问题，也因此难以摆脱错误路线的桎梏从而为民企、为消费侧改革、为提升公众福祉重新寻找到合适的政策路线。 因为理论上，刘鹤主导的所谓供给侧改革，是一种预防性的反危机政策，却与历史上大萧条之后纳粹德国的央行行长、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实现自给自主的“新计划”政策如出一辙，平行于政治上肃清公民社会和社会新兴力量挑战的镇压政策，性质上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德国、日本、意大利和中共实行的统制经济模式的翻版，在现实中则从宏观和产业政策严格限制私营部门，为国有部门的壮大与控制开辟空间。 而且，表面上作为经济路线的供给侧改革，其后果如同经济领域的清场，或曰动态清零的常态化，事实上加剧了中国政治的全面衰败，激化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封闭集权与社会新兴力量的矛盾和冲突，譬如最近中国航空、航天、军工部门管理层腐败窝案迭出，也将今天的中国私营经济置于无比尴尬的政治夹缝中。如果不对供给侧改革做根本检讨和改变，中国私营部门和私营企业家们的薛定谔状态也不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当然，这一改变势必将动摇刘鹤身后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只是，如果仅有“自己人”的修辞，无论怎么巧言令色，恐怕都难以从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难以收拾人心。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近来，由于川普政府强力介入调停俄乌冲突，俄乌之战又成为热门话题。 （一） 提起俄乌之战，又有人提到北约东扩。日前，媒体人塔克·卡尔森采访了著名学者杰佛瑞·萨克斯。萨克斯基本上又重复了他过去的观点。去年10月30日，萨克斯在剑桥大学发表了一番讲话。这番讲话的视频以“杰佛瑞·萨克斯解释美国和北约如何在乌克兰挑起战争”为标题在网上热传。 萨克斯说：“这并不是我们每天听说的普京对乌克兰的攻击。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你同意德国统一，北约就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随后，美国欺骗了戈尔巴乔夫，从1994年开始，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将北约一直扩展到乌克兰的计画。所谓的新保守派就是在这个时候掌权的。” 萨克斯第一句话就有问题。萨克斯说：一切始于1990年，我们的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对戈尔巴乔夫说，北约不会向东扩展一英寸。别忘了，在1990年（准确地说，是1990年2月），苏联还存在（苏联是1991年12月26日解体的），华沙条约也还存在（华沙条约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苏联还存在，华沙条约还存在，怎么可能谈什么北约东扩呢？戈巴契夫怎么可能和美国人讨论北约要不要进驻苏联领土、要不要进驻华沙条约国家呢？ 所谓北约东扩，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是华约的国家吸收进北约，就是指北约把一些在北约以东的、原来属于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吸收进北约，因而其前提必然是，华约已经解散了，那些国家已经不属于华约了，苏联已经解体了，那些加盟共和国已经不属于苏联了，已经是独立国家了。所以，在苏联还存在，在华约还存在的1990年2月，当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巴契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国人谈什么北约东扩。 真实的情况是，在1990年2月，美国/西德和苏联/东德就两德统一进行谈判。贝克确实对戈巴契夫承诺北约不向东部扩展一英寸，但这里所说的东部是说的德国东部即东德。美国人是承诺，两德统一后，北约不向东德方面扩展一英寸。 此前，美国和北约在西德有驻军，苏联在东德有驻军。1990年，双方就两德统一谈判。苏联表示要从东德撤军，美国并没有从西德撤军，但承诺不在东德驻军。结论是很清楚的：1、美国没有承诺过北约不东扩。2、1990年贝克承诺北约不向东扩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扩展到东德；美国人严格遵守了这一承诺。事实上，直到今天，北约也确实没有在德国的东部驻军。 2009年，一位名叫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学者，发表了一篇长文“北约对俄承诺不扩大的神话”（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通过对各方档案、回忆录等的详细研究比对，以非常充分的证据，说明北约没有做出过不扩大的承诺。 对“北约承诺不东扩”这一神话的最有力反驳莫过于当事人戈尔巴乔夫自己的证词。2014年，戈尔巴乔夫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当时“根本没有讨论”北约东扩。 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记者对谈的相关段落和翻译：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 （记者：一个和乌克兰有关的关键问题是北约东扩。你有没有这种感觉：西方在形成他们在东欧的打算过程中对你撒了谎？你为什么不坚持要求兑现承诺，尤其是坚持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将有关不向东方扩张的承诺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来引用一下贝克，他说：北约不会向东方移动一英寸。） 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
川普上任一个多月，外交层面的重点是结束乌战、征关税，除了《美国优先投资备忘录》之外，中国暂时还未成为特别针对的重点。中国方面的分析认为，现在中美之间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并解决的问题：芬太尼、贸易逆差与关税。禁毒方面北京已经答应合作；贸易逆差中国也已经表态，希望美国开列出“愿望清单”（希望中国采购什么），中国愿意根据自身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关税方面双方进行谈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准备。这种观点的背后，自然是希望解决这些问题之后，双方关系正常化。这说明中方到现在为止，还不愿意接受一点：美中关系改变，缘于两国对彼此战略定位的改变。 对华战略定位变化始于川普1.0 美中关系自克林顿时期开始，曾有一段黄金时期，奥巴马第一任期内达到顶点，标志是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决定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取代了原来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战略对话”，每年两次，从2009年到2016年，共举办了8轮；2017年1月川普1.0之后，这一对话终止。2019年3月，美国对华贸易战开打，中美关系从此被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同时也不排除贸易等方面的经济合作。 中国始终不接受这一定位。从川普1.0开始，中美关系面临三大难题，首当其冲的一是战略定位问题。美方对“竞争”涵义的阐述非常清楚：竞争就是对手，但竞争包括按照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不按规则甚至是破坏规则的不公平竞争。川普的谈话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间应努力实现公平有序的竞争。外界虽然多次炒作“中美脱钩论”，但我多年观察下来，川普1.0时期，他本人从未说过美国经济要与中国脱钩。即使进入川普2.0时期，尽管国务卿卢比奥在意识形态上坚决反对中共、古巴、委内瑞拉等社会主义国家，技术与国家安全顾问彼得·蒂尔（帕兰提尔公司董事长）亦极度反共，认为美国科技公司与中国合作是叛国行为，并推动极端的脱钩策略。但在对华外交上他们都遵循特朗普的意见：重要（甚至全面、危险）的竞争对手，美国可采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国获得美国的先进技术，降低中国带来的各种风险，但不会脱钩且以两国之间避战为目标。 中国朝野（“野”指学术界的中美关系研究者）都拒绝将中美关系定义为竞争关系，尤其反对定位为战略竞争关系，认为在竞争与对手之间只能二选一。理由是：美国把寻求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作为其追求的主要目标，这意味着即便合作能给双方带来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于中方收益，在美国看来就是相对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对中国的限制与打压。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并提出“竞而胜之”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中美关系看作“零和博弈”，必须分出赢家与输者。美国对中美关系的这种战略定位，以及对中国国际地位的战略认知，不利于构建双边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对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起正面作用。 “战略互信”何时开始变质？ 前述状态实际上是一个战略互信问题，这种战略互信原来奠基于中美之间的默契与国力。在2008-2009金融危机之前，美国对自身的国力有绝对的自信，中国那时也在奉行“韬光养晦”阶段——美国中国研究圈对这个中国成语的解释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够强大的时候收起爪子，闭上嘴巴不露出牙齿。到了美国及西方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五万亿救市曾被欧洲媒体视为世界经济的“挪亚方舟”之后，中国开始不再韬光养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会上，一向对北京友好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要求中国“停止玩弄国际体系”，“要象成年人那样行事”， 并表示对中国这类行为“受够了”。中国外交部官员庞森在回应奥巴马这一批评时称：“如果这些规则是通过协议共同制订出来的而且中国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中国将会遵守这些规则。如果规则是由一个国家或是几个国家决定的，中国没有遵守它们的义务”。这段回应获中国官媒高调应和，在此后几年内都称中国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遵守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如果要找个时间点，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战略互信的开始。自那以后，两国都开始针对对方进行战略定位重构。中国方面比较明确，要从国际规则的被动服从者成为国际规则的制订者；奥巴马政府从未正式宣布放弃将中国定为“战略合作伙伴”，但美国战略界开始重新思考对华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国通”就在此时开始崭露头角。这种舆论力量的积累，到特朗普1.0时期，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全面竞争关系”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彻底抛弃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模糊 拜登政府终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没找到与中国打交道的正确方式，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主要是两条，一是表示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不以谋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为目标，承认中共政权维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触，以防中美关系脱轨。 但中国并不领情，认为美国不断挑战中国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国将核心利益概括成三点：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这三者密切相关，主权包括主权完整，美国对台湾的干涉行为是赤裸裸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表现。“发展利益”当中，当然包括区域霸权的发展，尤其是通过中美科技合作获得短期技术进步的发展。 以上这些其实只是原则性概括。从奥巴马以来，在关于“美国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总统有不同的看法与政策。根据近几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描述，美国的核心利益可概括为两个层面：在国内层面是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在国际层面是推广美国价值观和维持其主导下的国际秩序。但界定虽然清楚，解释却完全因人而异。拜登政府将推广DEI等觉醒政策、开放边境放进1020多万非移（这只是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署的登记数字，附注说明实际进入的远高于此数）视为维护美国本土的安全与繁荣，并视在国际社会推行LGBTQI+价值观为美国的核心利益，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就是盟友与可团结的对象，可以坐上餐桌。对拜登的国内国际政策，除对华政策之外，中国当然不会有什么意见，甚至从未进行官方评价。 川普2.0将MAGA当作美国的核心利益，在国内要驱逐非法移民，废除DEI；在国外则以关税作为战略工具，无论是盟友还是关系复杂的邻国，以及被宣布为“战略竞争关系”的中国，一律加征关税，谁也别想因认同Woke价值观就坐上美国的餐台享用免费午餐。对中国，川普2.0还通过《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加了特别限制，在所有中国亟需获得的先进生产领域，既堵绝了中资以任何形式来美投资，还堵绝了美资以任何形式到中国投资。 我曾经总结过，自美中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常经历晴天版与阴天版的莫测变幻。自川普1.0以来，美中关系进入阴天版，进入川普2.0时代，暂时看不到阴转晴的可能。因为两国的战略互信瓦解始于两国对对方的战略定位，只要双方针对彼此的定位不改变，自然不可能恢复两国战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则不管目前美中关系如何，中国都应该做，那就是两国禁毒合作，因为这至少表明中国还具有起码的国际道德与责任感。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这几年中国地缘政治恶化，世界变局难测，中共却陷于内斗。在习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一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鲜有“反习”一说。然而十九大之后，特别是2018年3月习修宪破除国家主席连任限制之后，一切都变了，国内反习一波接一波。 笔者在此希望盘点一下，其中至少有四位政治老人，他们轮番“反习”令人印象深刻。最新一位传出消息的老人，和前总理李克强有关。 公开吁调查李克强死因的顾万明 顾万明是新华社的老记者，年龄不详，他是1978年考入上海复旦新闻系，1982年到新华社工作。曾经担任过新华社广东分社的社长，2011年退休。 2025年2月9日，独立时评人蔡慎坤在自己的X帐号披露，顾万明公开质疑李克强死因付出惨重代价，不仅被判刑，还失去了退休待遇。 一张新华社人事局发于2024年12月10日的通知图片，显示在2024年11月，顾万明因“寻衅滋事罪”被判刑一年。官方取消顾万明退休待遇，指其不再是新华社退休人员。 按官方说法，2023年10月27日李克强“在上海休息”期间，因突发心脏病死亡，终年68岁。他是中共建政以来离任年纪最轻、离世最早的总理。有人质疑他是直接或间接死于中共内斗。 2023年10月30日，顾万明在网上发出公开信《查清李克强死因，给全国人民一个交代》。信中提出调查李克强死亡事件的五个要求。包括：1.停止安排遗体火化，以待调查；2.彻查救治全过程并公开全部情况，给党内、给全国民众一个交代；3.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调查鉴定，并相应追究责任；4.遗体解剖；5.成立治丧委员会，给予李克强以应当的礼葬规格。 公开信把矛头指向了中共中央：其一，认为李克强到上海“休息”，显然是经过中央批准、安排的。其二，李克强10月25日到达上海“休息”，26日就突然去世，实际情况是他在下午或者晚上就去世了，抢救时间延宕到27日0时10分。由于死亡太突然，很多事实没有说清，很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其三，匆忙火化李克强遗体，将在国内外产生不利影响。 公开信要求解剖李克强遗体，让组织权威专家、名医进行分析。信中还特别提到，中共“党内的野心家、阴谋家、腐败分子”针对李克强，想要除之而后快，“篡党夺权”。信中呼吁要查明李克强死因真相，应该挖出这些人惩办。 从顾万明被判刑看，有关李克强的真实死因显然是官方的忌讳。 从中共体制的常识看，顾万明的信即便不是指向习近平，也是指向习身边的红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据中共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说，在中办内部有对于退休政治局常委外出活动相关事务的具体规定，涵盖警卫、交通、接待等多方面事务。 所以，无论有意加害还是无意过失，蔡奇以及他控制的中央警卫局，无法对李克强之死免责，但官方并无找人背锅。 难怪在李克强遗体告别式上，蔡奇单手与李妻程虹握手时，程虹全程不正眼看蔡奇。而李克强之女，则被拍到一张不看现场悼唁者，且眼神凛然的照片。 近日从北京官场传出来的消息说，正是同时分管宣传系统的蔡奇，下令对顾万明案要严办。 蔡奇假如真的要意要搞掉李克强，可能是因为习近平。 要知道习近平一直在追求独揽朝纲、定于一尊，最大的阻碍就是团派，特别是李克强。当年“习李配”本来就是中共各派元老妥协的结果，不是习的意愿，这也使李克强当总理时，还能相对有点许可权，与今天的李强的跟班角色不同。 李克强任内，不时传出“习李不和”、“习下李上”，这些传闻会加剧习李的冲突。 李克强与习冲突的最明显表现，就是他在2020年的两会记者会说出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过千元的实情，让习近平后来宣布中国全面脱贫显得缺乏说服力。 2023年2月底，即将退休的李克强在发展改革委讲话，喊出“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这句话似乎在抒发被习压制的不少冤屈气。 2023年3月人大会议上李克强作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会议散场时，习李十年合作换来无情的一两秒握手和目不对视。 李克强卸任这年的8月31日，还在敦煌现身，围观民众高呼“总理好”。这让人感觉，尽管他任内窝囊、无所作为，但可能是中共最后一个还能收获民心的领导人。而这种民众真心拥戴，恰恰是靠地方官组织“群众演员”来迎送的习近平所忌恨的。 这些情况，蔡奇看在眼内，即便习不说什么，下边有人就会行动。所以李克强早晚会出事。 大家可以将这段叙述当“故事”，但这就是红朝政治的险恶，也是作为李克强支持者的顾万明被狠狠惩治的根本原因。 李克强虽死，但阴魂不散，习近平会不会在梦中也不时惊醒，看到李克强飘来，大叫“还我命来”？ 冷杰甫吁中共退场、爆习病重 第二个值得关注的政治老人是冷杰甫。 中共七常委去年隐身北戴河“休假”期间，有关中共政权不稳及习近平本人健康不妙的传言四起。这年8月15日，党媒发习的署名文章强调得到党内政治老人支持，同一天有消息说政治老人向习提30条意见，包括撤销公安部特勤局。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杰甫也在这期间发出公开信，吁中共主动退场，成立民主宪政立国的中华联邦共和国。冷杰甫还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党政军的全盘工作落在两名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身上，所以希望获得两人支持。 在外界看来，这算是一种曲线的“反习”。 和顾万明一样，冷杰甫同样是中共党内人士，但冷杰甫能吁中共退场，境界更高。 按公开资料，冷杰甫曾是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政治系主任、教授，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系中共总支书记，是退役军人、离休老干部。 这次是冷杰甫十二年来第三次做类似呼吁。他2012年9月就曾致信当时在位的胡锦涛以及即将上位的习近平，指出如果要解决日渐纷起的民族矛盾、台湾问题和“六四事件”等，“联邦制”是最明智的选择。2020年9月他又写信给政协主席汪洋，建议习近平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实行“联邦制”解决台湾“统一”问题、少数民族问题、香港问题。 和过去不一样，这次冷杰甫说从微信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 去年北戴河会议后，8月19日，习首次露面是因为越共总书记苏林访华，但当天上午的欢迎仪式和会谈视频，都没有习的近距镜头。官媒新华社下午约4时、央视直到傍晚6时才发布他的近距影像。但越方则如常发布合照，引发猜测。有关指习做过手术的后脑照片也在网上热传。 冷杰甫发公开信后，不清楚有没有受到当局严惩。笔者尝试了解一下他的事，但北京官场似乎无人传说。初步判断，这种事，很可能也是蔡奇在处理。 云南党校教师吁“习下胡上” 第三个政治老人是子肃，他生于1955年，成都人，1983年从云南大学政治系毕业后到云南省委党校任经济学教师，期间有二年挂职任副县长，2014年退休。子肃是中共党内公开支持民主宪政的党员之一，主张政治民主化。 2023年8月15日，中共国安部在微信公众号发布一起旧案，称在2016年，云南某个学校的退休干部“肃某”，“长期在网路上发表反动言论”，还“主动联络境外敌对组织骨干成员，策划从境外购买武器，在境内招募所谓的敢死队”，“通过暴力行动推翻国家政权”“妄图改变中国政治制度”。这个肃某就是子肃。他2019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四年，后于2021年4月获释。 子肃被指策划“敢死队”武装暴动，是否有裁赃陷害不清楚，但他发公开信建议直选中共总书记，呼吁习近平下台，推举胡耀邦之子胡德平为新的总书记，这是明明白白的。 胡德平今年已82岁，现在也比较低调，习近平不会将胡放在眼内。但子肃此前的大胆举动，肯定令习非常恼怒，与胡之间只能维持表面和好。 邓朴方死党贴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 第四位老人，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文革时的死党——《我和邓朴方暨中国政争》一书作者樊立勤。他今年应该年近八十了。 文革时樊立勤在北京大学反对聂元梓及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被打成了“邓小平操纵的反动集团”成员。他被抓起来日夜拷打致双腿终身残废；其间聂要绑架邓朴方要胁邓小平，邓朴方跳楼求生，致腰椎骨折终身残废。樊立勤和邓朴方因共患难而结交，北大甚至盛传“樊立勤代表邓朴方”。 2018年3月习近平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之后，5月4日下午1时许，当时已年逾七十的樊立勤，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的告示墙贴出这份多达24张纸的大字报。知情人描述，事发10多分钟后，警察、便衣、学校保卫人员等把樊围住，撕下大字报要他离去。但樊拒绝并怒斥“你们把我铐走我就走”，又指北大是思想自由之地，搞成这样“中国还有什么前途”。官方不敢硬来，只是劝他走。 樊贴的大字报痛斥习近平搞个人崇拜，是毛泽东后第一人，又引用邓小平的话“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危险的”，大字报斥习胆大包天，“一口吃月亮，亦一口吞个太阳，然后成为世界领袖”，倒行逆施，是历史倒退，要求习悬崖勒马。大字报还指习推崇马克思是反改革开放，等等。 当然，樊立勤所讲，还是站在体制内的立场、中共党内的立场，尤其是站在维护邓小平路线的立场。 樊立勤事件，背后是中共红二代及知识界对习搞终身制不满。尽管有人为邓家开脱，但由于樊被视为是邓朴方的心腹头马，樊的大字报很难说和邓家无关。 结语： 写这篇文章，记录几位能够冲在前边反对独裁和中共极权的义士、老先生，赞他们的胆气难能可贵。也以此证实，中华大地并非像习引用的古人亡国诗所说的“竟无一人是男儿”。而习引用亡国诗，恰是即将丢掉红色江山的预兆。我们相信后续中国有更多反共义士，在清除赤祸、复兴中华的历史关头起作用！ 备注：五代后蜀广政三十年（965年）孟昶投降赵宋，其妃子花蕊夫人在亡国之后，悲愤地写下《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作者为独立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2月24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三周年。当天，世界展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场景。在基辅，十几位欧洲领导人（还包括加拿大领导人）齐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肩站立，表达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在北京，习近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强调中俄是“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 对这两个不同场景的直白解读就是：欧洲领导人支持遭侵略和霸凌的乌克兰，中共领导人支持侵略者俄罗斯。各自站队，泾渭分明。 按理说，习近平选择此时与普京通话，显得很不明智。如果他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那又另当别论，但他选择的通话对象只是普京，且选择在敏感的入侵日 – 侵略战争三周年之际，这就再次把他自己和侵略战争挂钩，明确自证他是侵略战争的怂恿者、普京的帮闲。 其实，习近平选择此时与普京通话，另有所图。川普二度上任美国总统以来，分头与俄乌两国会谈、全力促成停火；尤其，特朗普向普京伸出橄榄枝，力图根本翻转美俄关系，不仅着眼结束战争，促成联俄抗中的意图也十分明显。而俄罗斯方面也积极回应，普京深知，只有特朗普在任，才是他摆脱战争泥潭的唯一机会，也是他找到下台阶的天赐良机。 尽管习近平和中共也努力想同美国缓和关系，但共产中国已经被美国视为头号大敌，美国两党，从拜登到川普，都有此共识，而川普对付中共的手段更为明确和迅速。举凡川普要在中东和乌克兰实现和平、以及对各国实施对等关税，其终极目标，都是瞄准和包抄北京。 其中的逻辑是，只有在中东和乌克兰停火止战、达成和平，美国才能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中共；只有与各国实现对等关税，才能逼各国对中国实行对等关税或加征关税，由此，依靠低价倾销的中国商品将无路可逃，既不能像从前那样长驱直入美国，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长驱直入各国。中国商品的成本将由此大增，假以时日，占有全球市场的份额必逐渐减缩，进而，中共借由世界工厂来主宰全球的野心必然受挫。 特朗普颠覆性处理美俄关系，引发国内外巨大争议。但，美俄越是走近，中共越是着慌。习近平选择入侵日与普京通话，既有与西方分庭抗礼的意思，更有跟特朗普争夺普京的意味。好一句“患难与共、相互支持、共同发展的真朋友。”说得太直白：咱们可是铁哥们儿，你可不能弃我而去啊！从“好朋友”、“老朋友”的称呼，变成“真朋友”的呼喊，习近平的焦虑和慌乱可谓呼之欲出。 笔者曾在上月发表的文章里提到，《对付川普，习近平有一手特技，他必故技重施》，果然不出笔者所料，习近平要拉住普京的后腿，就像当年他要拉住金正恩的后腿一样；不愿美俄走近，就像当年他不愿美朝走近一样。当年（川普第一个任期），习近平搅局、搅黄了美朝谈判；如今，习近平能再次搅局、搅黄美俄谈判吗？笔者认为，这一回，习近平虽有心搅局，但实际层面却难了。理由有三： 其一，俄罗斯不是朝鲜。俄罗斯并非小国，而是大国，战争期间，或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国，以图从后者获得大量军需和民生物质，但这是暂时的。长远而言，俄罗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主导性。俄罗斯从来不是一个被动的或从属的角色，在国际地缘政治上举足轻重。 其二，普京不是金正恩，不会是金正恩那种年轻稚嫩，而是老辣油滑。俄罗斯没有闭关锁国，普京曾长期活跃于国际舞台，精通国际政治里的合纵连横之术，绝非习近平几句奉劝就能拦住他。 其三，今日之川普也非昔日之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内，川普低空当选，很快受困于“通俄们”案件（后被证实为党派斗争、子虚乌有），投鼠忌器，有联俄抗中的意图，却缺乏联俄抗中的时机。至于当年的美朝谈判，他的确未能提防习近平的巨大破坏性，但他不可能不从中汲取教训。 如今，川普赢得第二个任期，且高票当选，共和党还横扫参众两院，获得完全执政。无论内政外交，川普几乎无所顾忌，正是我行我素、大展身手的时候。只要他能汲取美朝谈判中遭习近平搅局的教训，在美俄谈判中就不至于任由习近平再次搅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5年2月17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在一次空前高规格的专门会议上与一批民营企业家代表见面。此种情形，要说像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就职典礼上亿万富翁们的观礼，其实更像中国“文革”后被“平反”的老干部们的“第二次握手”。 与马斯克、贝佐斯等簇拥观礼、左顾右盼的情形不同，这次在人民大会堂就坐的中国企业家代表却像一群小学生，聆听领导的训话，然后汇报公司的发展。 尤其是，在这些“头部”企业家的“汇报”中，只有信誓旦旦的表决心，完全不见有关民企困境、产业政策、法律和政治问题的建议，连过去四年一直惊魂未定的马云在这次座谈会上也没有得到发言机会，似乎叼陪末座就已经算是恩宠了。以致于，17日会议结束后的几天，中国资本市场反应平淡，连大红的DeepSeek相关概念股票也没有因此再涨一波。 会谈无助民营企业困境 对处于困境边缘的整个私营部门的企业主、投资人和劳动者来说，会场上的花瓶企业家们和讲话代表不了他们。如这两天在微博上的署名评论所说，他们希望的是看到政府“从最基本的做起，别说什么高大上”。而七年过去了，这些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让几乎整个民营经济已经形同枯木。他们不仅得不到与会企业家被赐的黄马褂，恐怕也没有多少时间庆幸劫后余生了。 因为，如果回顾过去十余年中国民营经济经历的艰辛，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桌面上的问题之外，在2018和2025两次企业家座谈会和预期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之外，在新冠疫情结束等待了两年多以后，一个本可以重新塑造团结和信任的座谈会再一次令几乎所有人失望了。从中国领导人仍然倨傲的讲话和会场坐席中看到的，中国民营经济面对的基本面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首先，就中国民营企业家们过去十几年所受的巨大“委屈”来看，这个群体亟需一次集体性的“政治平反”，包括恢复他们的集体名誉、归还他们被官僚权贵侵吞的财产、从宪法高度肯定他们的政治地位，从刑法层面保障他们的人权。然而，对比中国领导人在会议上的姿态，甚至不如2018年上一次座谈会的具体承诺，如保障企业家人身安全等等，仿佛他对越演越烈的针对企业家的“远洋捕捞”毫无责任。 主政者不愿承认路线错误 而“2·17”会议上，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当中最重要的信号，或许不在于他如何重述民营经济的贡献，而是通篇强调责不在他：主政者顾左右而言他，不肯承认错误，不肯承认民营经济或者民营企业的困境根源在于他的领导责任、路线错误、左倾冒进。如此前提下，企业家群体毫无被“平反”可言，远不能跟四十多年前中共对“蹲牛棚”老干部的平反相提并论。毕竟，在“第二次握手”的背后是一整个阶级群体重新得到体制内的尊重和待遇，而今天企业家们走进人民大会堂坐在一起充其量就是统战，或者多一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工具作用。 虽然，在中共历史上类似的遭遇并不新鲜。企业家们与老干部们两个群体的唯一共同点，就是这种被反复折腾的经历，表明中共从未放弃革命时期的恐怖手段或者专政手段，并且以这种手段来管理社会和经济，也用来驯服某些强势群体，无论是旧资本家还是党内干部，抑或知识分子、今天的私营企业主。 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私营企业主和私营经济就被无数次地当作靶标和替罪羊：最先被当作“扫黄”和“净网”对象，然后被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再被呼吁“历史使命终结”，直到“房住不炒”、废止教培行业等具体产业政策。这些对私营经济的污名化贯穿修正主义意识形态十余年，配合着“国进民退”的政治趋势，在中共领导人周围集结起一批来自航空航天和军工部门的技术官僚，对冲那些改开时代的金融官僚和经济干部。 而在这些明线的另一边，则是中共对民营企业家和私营经济的极度不信任，作为一条暗线支配着中共超越法律的具体政策，形成针对以企业家为中心、打压整个中产阶级、公共空间和自由知识分子的系统性迫害运动。在香港，这一暗线的显露尤为明显，从黎智英到邹幸彤等，被中共看作颜色革命的发动者。整个新兴资产阶级和公民社会都被视作党国的最大威胁，而欲分步、分阶段、分群体逐渐消灭、控制之。 民营企业家背后的隐形力量 所以，人们看到，中共对私营企业家群体尤为忌惮，担心他们的政治觉醒并且寻求结社、组党或者分化党内力量，因而不惜重手清洗这一群体，包括清洗党内代理人如孙政才等。至于那些为民企呼喊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任志强、孙大午、李怀庆等和以高智晟为代表的一批为企业家辩护而被迫害的人权律师群体等，都成为被“猎巫”、被“捕捞”的对象。而同期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和对媒体、大学的清洗更是手法娴熟，旨在消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言群体和舆论空间。 类似的，中共“房住不炒”的政策则在于消减整个中产阶级的财富存量，借此防止他们在海量财富基础上的政治诉求；对教培行业和国际学校的打击、在教科书和公共文字的净化等同样初心如此，试图切断最后一点自由主义纽带。 换言之，过去十几年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被迫害和民营经济的衰落，完全不是中国领导人在“2·17”讲话中推脱的暂时性、局部性问题，完完全全属于中国领导人的政权不安全感的牺牲品，也是他2012年依靠夸大“茉莉花革命”危机而在上台之初对党内的既定承诺、放弃改革开放而选择闭关锁国的所谓初心。或许在这个意义上，他确实无法承认错误，难以向民营企业家群体道歉，否则就意味着承认根本的路线错误，也是整个中共统治集团的颠覆性错误。 当然，当中共内部已经失去了依靠“七千人大会”的党内民主或者“抓捕四人帮”的政变来纠错的机制之后，避免这一错误最终酿成巨大灾难的唯一办法就是暂时让步，以策略性的政策调整避免全盘失控。这与毛泽东执政晚期被迫重新起用邓小平开展治理整顿十分相似，也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三中全会”以来所发生的。 只是，所有迹象都表明，历史经验也表明，基本面的根本问题终究是绕不开的，如同满大人那样一味诈是无用的，如同革命时代那样依靠专政也是行不通的。在那些企业家身后，还有看不见的财富、听不见的声音和触摸不到的自由意志，这或许是过去三十年市场经济和国际接轨为今天中国留下的最大的也是隐形的力量，无法被忽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