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引發大規模死亡事件 澳政府警告「僅僅是開始」
2026 年 8 月 4 日
中國外長王毅在3月7日在14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期間，召開了「中國外交政策和對外關係」記者會。除了對國際問題發表一堆空口白話，以及對俄烏戰爭噴發「口水和平」之外，對於美中與美台關係的胡言亂語，可謂提油救火、毫無助益。尤其對美國的尖酸指責和狂妄批判，只有將美中關係推向冰火不容的死角，毫無轉圜餘地。 我過去說過，美國總統川普回任白宮之後，必將對中國採取「行刑戰略」（strategy of execution），這個最終目標的實現，是採取「慢死－處決」的路徑，並經歷從「競爭－對抗－暖戰」的過程。目前的情勢證明，特別是這場名為記者會實為「斗美大會」，證明了這個過程正在加速。 王毅對聯合國2758號決議的「三竄」手法：竄加、竄詞、篡奪 在記者會上，王毅再度臉不紅、氣不喘地竄改「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王毅宣稱該決議「徹底解決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台灣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絕無可能」。此語一出，美國國務院立即反駁，指責中國刻意濫用和扭曲聯大2758決議，是中國施壓行動的一環，意在將台灣孤立於國際社會。 王毅在聯合國2758號決議上，故意「竄加」了「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一個段落，也就是惡意塗抹和修改。實際上，2758號決議只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代表權（representatives）」沒有任何字語提到「主權」（sovereignty）問題，既沒有「全中國」的字眼，也沒有「包括台灣在內」這一詞語。換言之，王毅就是用偷渡的小動作，使用「包括」這一「竄詞」來「篡奪」－竄改和掠奪－台灣的主權地位。也就是用「文字偷渡」來實現「主權偷渡」。 至於所謂「台灣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絕無可能」的說法，完全是瞎扯、胡扯和亂扯。聯合國關於台灣的稱謂就是「台灣」，沒有所謂「中國台灣省」，聯合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的聯合體」，不會去涉及「一個國家的省」的問題；至於所謂「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絕無可能」更是鬼扯，台灣是中華民國當今的所在地，中華民國是一個早已獨立124年的國家，過去是，未來也是！ 最後，王毅還撂下狠話：「台灣是中國的，誰也別想插手，搞『台獨』就是死路一條」。這又是一次強詞奪理的恫嚇。實際上，台灣是中華民國的，主權屬於全體台灣人民，從來就不是中國的，沒有人想插手台灣，只有中共想插手、染指、打壓、并吞台灣！台灣沒有「再宣布獨立」的獨立問題，只有中華民國獨立在台灣的事實；如果有台獨問題，那只是一個台灣內部的「言論問題」而不是憲法體制的「法理問題」；實際上，台獨不是死路一條，恰恰是中國搞「抗美」才是死路一條！ 究竟是美國應該復盤？還是中國應該反思 王毅居然跳上「訓導主任」的高度，要美國「復盤」五個錯誤，包括：你們（美國）從這些年的關稅戰、貿易戰中得到了什麼？貿易逆差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製造業的競爭力是上升了，還是下降了？通膨是好轉了，還是惡化了？民眾的生活是變好了，還是變糟了？ 關於王毅的「五個復盤」，我可以在這裡真實的回答： 1，美國從關稅戰、貿易戰中獲得了對中國野心擴張的圍堵。 2，美國貿易逆差雖然尚未縮小，但中國對美國的出口已經下降。 3，美國的製造業已經開始上升，這得力於對中國低價傾銷、不公平貿易和資本與技術出口的反制。 4，截至目前為止，美國的通膨問題並未顯現，至少沒有惡化。 5，美國民眾的生活有沒有變好，不是中國可以說三道四；即使美國民眾的生活變壞了，也遠比中國人民的生活好得太多！ 實際上，「五個復盤」正是中國應該「行有不得，反求諸己」的「五個反思」！ 1，為什麼美國堅持要對中國打關稅戰、貿易戰？不就是中國課徵美國2倍關稅，並持續對美國進行不公平貿易？ 2，為什麼中國低價傾銷的對美出口，已經出現下降？為什麼即使美國的貿易逆差尚未縮小，中國對美的貿易順差已開始縮水？ 3，批評美國的製造業，那中國的製造業又如何？是欣欣向榮？還是關廠倒閉？ 4，美國固然有通貨膨脹的風險，但中國的通貨緊縮難道比較安穩平順？ 5，在美國對中強硬政策之下，中國人民的生活難道是變好了，還是變得更糟了？ 美國對中政策：不再把中國當中國 王毅在記者會上警告美國：「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幻想一邊對華打壓遏制，一邊與中國發展良好關係」。殊不知，美國已經無意於與中國發展良好的關係。換言之，美國對中國只剩下打壓遏制，不再期望發展良好關係。 早在2月20日，美國國務院官網的「國家簡介」頁面中，不再用「中華人民共和國（PRC）」來稱指中國大陸，而是改以「中國」（China）為簡稱。在此之前，國務院才剛剛刪除台灣頁面中關於「不支持台獨」的表述；目前的中國頁面寫道：「戰略競爭是美國看待與中國關係的框架」。對照於拜登政府時期，這段文字的原話是：「戰略競爭是美國看待與中華人民共和國（PRC）關係的框架」。此外，在「中國頁面」中還明確表示：「美國致力於打擊中國共產黨（CCP）對美國政府的惡意網路攻擊」等等。 另一方面，依據美國國務院一份內部文件，美國在「中國共產黨（CCP）」與「中國人民」之間划出了明確區隔，美國把北京的政府而不是廣大民眾，視為戰略競爭對手。換言之，美國已經改變了「中國」的定義：中共不代表中國，也不代表中國人民。 在這份涉及中國相關術語的指導文件中，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指示美國大使館和領事館各單位，若在使用廣義的形容詞「Chinese」並涉及負面含意時，需要更為具體的描述並避免使用「Chinese」一詞；另外，習近平應被稱為共產黨的「General Secretary」（總書記），而不是「President」（總統/國家主席）。 「戰狼輓歌」將變成「戰狼悲歌」 王毅在這場記者會中，除了像個深宮怨婦的抱怨與發牢騷之外，其對美國與台灣的強硬態度，絲毫無助於中國外交環境的改善，反而更加激怒川普，並將迎來美國更加嚴厲的報復。 我把王毅這場記者會，稱之為「戰狼外交的最後輓歌」。很快地，「戰狼輓歌」必將變成「戰狼悲歌」。 ※作者為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中國問題與國際戰略學家，《宋國誠觀點》YT頻道主持人。全文轉自上報
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近日藉中國人大會議記者會，再拿「『中國版聯大2758號決議』」重申「台灣在聯合國的唯一稱謂就是中國台灣省」，並衍伸強調「台灣從來不是一個國家，過去不是，今後更絕無可能」。時機點上，第一，近期台美間並沒有特別觸及任何「台獨議題」；第二，距美國國務院官網刪除「不支持台獨」字句已過了一個月，且中方也早警告美國「不要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那麼，王毅這時候突然在激動什麼？ 我們或可以所謂「川普2.0」的對台態度反推，又反推前，我們亦可再重看一遍美國大選前的民調，其中應該透露了些許端倪。 鑒於川普大選期間來勢洶洶，當時美國多個媒體、民調機構，無不關切川普第二任國家走向，尤其關注他的外交政策，「台灣」自然也是聚焦的一環，當時民調數字則普遍呈現雷同態勢。其中，就芝加哥委員會調查，美國人對台海議題幾個面向數據分別如下：首先，共和黨意見領袖（80%）／共和黨支持者（61%）皆比民主黨意見領袖（46%）／民主黨支持者（49%），有更大比例將中國的領土野心視為是對美國的重大威脅；其次，在中國領土野心所導致可能對台侵略問題上，相當一致地，支持美國向台灣運送醫療物資、軍事武器的民眾都超過七成，兩黨意見領袖對此的支持比例更都超過九成；唯獨在直接派美軍協防台灣上，共和黨意見領袖支持比例為45%，美國人支持比例為相對低的36%，很大程度，便也反映了近年美國在對外軍事上的「疲態」（對烏俄戰爭尤其如此）。 那麼，順著民調邏輯，川普上台後多可找到相對的動作。第一，任命具鮮明對華鷹派色彩的盧比歐為國務卿、瓦爾茲為國家安全顧問等，呼應的正是絕大多數美國人認為中國領土野心是美國重大威脅的意見；第二，川普迄今在「美國是否出兵協防台灣」一事不鬆口，呼應的即是不到半數共和黨意見領袖及約三成五比例共和黨支持者同意出兵。 此外，同一民調中另顯示，有半數美國人（51%）認為美國應該鼓勵（encourage）台灣維持現狀，但有近六成（59%）美國人支持台灣加入國際組織，以及，雖然美國人中支持台灣獨立的比例不到五成（36%），卻又遠遠高過支持台灣和中國統一的比例（4%）。於是，盧比歐上任國務卿，在2月13日公布新版美台關係事實清單時，「台灣在國際社會的角色」項下，以「美國將繼續支持台灣有意義地參與國際組織，包括在適當的情況下成為其成員」為開頭，且通篇刻意「刪除不支持台獨」字句，縱然引起話題議論，內容實則都不脫美國社會當下民意趨向。 只是，川普（個人）對台灣的認知和理解（又或者對他的意義），直到今天顯然更傾向他自選舉期間就念茲在茲的晶片和軍購環節。晶片部分，川普曾說「台灣偷走美國晶片產業」，軍購部分，川普曾說「台灣國防預算過低」。亦即，晶片和軍購更可能是現階段川普著重的台灣議題範疇，其態度，當然也可能影響著美國對台政策。 所以，台灣一方便不乏有「對症下藥」味道。如軍購部分，賴清德已於2月中國安會議上宣布將優先編列特別預算，讓國防預算達到GDP3%以上；晶片部分，台積電遂也宣布了要在美國增加1000億美元投資。兩方一陣來回，對川普來說，台灣議題等於都得到了初步答覆。 同一時間，「共和黨人大比例將中國的領土野心視為是對美國重大威脅」、「美國人支持台獨比例遠高過支持統一」等氣氛仍舊存在，中方所顧忌，便是順此，川普政府（包括川普個人）在之後關於保衛台灣一事，會否藉勢做出比預期更強硬的談話。王毅近日異常高調地去定位「中國台灣省」（甚而透過台灣藝人在微博跟進表態製造輿論氛圍），時機上儘管有點莫名，卻又有當初裴洛西訪台，其先一步警告美方一意孤行將導致災難性後果的既視感。而今，台灣僅以晶片、軍購對應了川普所出的牌，而川普對台灣的「一意孤行」八字都還沒一撇，王毅究竟在緊張什麼？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日前美國總統與烏克蘭總統會面時，話不投機，不歡而散，震驚世界，有人因此說，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是嗎？ 美國新國務卿盧比歐上月24日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通話時，強調美國對該區域盟友的承諾與國家利益，並嚴重關切中國對台灣及南海的脅迫行動。可見美國再蠢也不會放棄台灣與南海，因為台灣與南海的戰略與經濟地位並非烏克蘭所能比，而是攸關美國的國家利益。一旦台灣或南海被中國完全掌控，就等於扼住美國的咽喉，只有中國與台灣的統派人士才會天真的以為美國不再重視亞洲且可能會放棄台灣。 1950年8月20日，麥帥在致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年會時候的賀詞裡面，強調台灣在西太平洋，戰略地位的重要性，形容台灣就像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幾天以後，《紐約時報》刊載了麥帥的賀詞：「讓台灣成為美國平靜湖泊裡面，不可或缺的一環。假如失去了台灣，讓它成為敵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或是潛水艇基地的話，那夏威夷、中途島，從關島到菲律賓都將不保。」 所以，麥帥堅決主張，台灣絕不可落入敵人的手裡，沒有其它國家比台灣的戰略地位更重要。換言之，在麥帥等美國人的眼中，台灣就像是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倘若美國失去了台灣，就等於失去太平洋。 根據中國外交部聲明，王毅向盧比歐表示，華府需「謹慎」處理台灣問題。「我們絕不允許台灣自中國分裂出去」，華府絕不能背棄「一中政策」的承諾。但台灣雄立東海數萬年，從來非中國的一部分。 如果曾經殖民台灣，就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則荷蘭才是台灣的第一個祖國，因為荷蘭最先以和平方式殖民過台灣，之後明鄭自荷蘭手中搶過去，而滿清自明鄭手中搶過去，日本自滿清手中搶過去，民國只是受麥帥委託暫時管理台灣。 何況滿清與明鄭均非以中國為國名，且滿清只是外來異族，將關內中原與台灣當殖作民地，中國只是ROC的簡稱，PRC推翻前者後取而代之，ROC已經名存實亡，國民黨將ROC招牌強行加在台灣頭上，將自己的黨旗與黨歌當作台灣的國家圖騰，還強迫人祭拜獨裁者！ 中國之所以老是說台灣屬於中國，就是因為國民黨這麼說，目的就是維持該黨在台灣的萬年統治地位，所以兩蔣能如皇帝一樣做到死為止。這樣說也讓中國認為台灣屬於中國。 中國周圍一些國家以前是滿清與明朝的藩屬國，他們才是中原皇朝的一部分。如今，中國不敢說其周圍國家是他們的一部分，原因是這些國家沒有人要與中國爭取一中神主牌。 中國原始領土只有在河南、河北、山西、陝西、山東等所謂中原地區，其它領土是各皇朝逐漸并吞周圍國家而來，其原始領土不是目前這個樣子。如果中國那麼在乎領土與主權，俄國所奪走的領土遠比台灣大許多，為何中國不敢要回來？ 南海地區也是一樣，原本屬於南海周邊的國家的，只因為許多小島礁不適合人居住，所以他們沒有人住在那裡，中國之前也沒有人去開發，只因最近三十年，有地質調查發現南海有豐富礦產，中國才去佔領。 南海原本是國際公海，而中國企圖將它變成自己的內海，以後他國軍艦通過其島礁「領海」要先知會他們，甚至繳過路費，試問，有哪個國家可以忍受？南海周邊國家就更不用說了。 如今，台積電加碼投資美國，只會進一步加強美台合作關係，不會如一些統派人士所擔憂的，台積電會變成美積電，畢竟關鍵技術還是在台灣。台灣是下棋人，怎麼會是棋子？ 總之，美國再蠢也不會放棄亞洲與南海，尤其是台灣，所以今日烏克蘭不會是明日台灣。 ※作者為大學教授。全文轉自上報
近來中國各地陸續傳出醫院欠薪、破產的消息。新冠疫情期間，中國政府展開大規模防疫措施，導致醫院開支激增；於此同時，患者為了避免感染，盡量少到擁擠的醫院候診室，導致醫院收入減少。而隨著房地產崩盤，經濟下滑，人們收入減少，推遲或減少就醫。地方政府因財政捉襟見肘，也無法為公立醫院提供急需的財政支持。此外，隨著中國人口減少，老齡化加劇，醫療費用增長超過醫保給付的能力，醫保減少醫院手術和藥物的報銷，致使醫院陷入財政困境。本期節目將深入探討中國醫院經營危機。發表評論的嘉賓是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衛生學院教授紀駿輝和美國馬里蘭州戰略與信息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青。 過去一段時間，中國醫院不論是公營還是私營，陸續傳來破產、欠薪和倒閉的新聞。 去年，江蘇省宿遷市的匯仁醫院大門上張貼法律警告，記錄它陷入財務困境的過程。這家私立醫院因拖欠員工工資而受到警告，4個月後，仍未履行義務，最終在去年九月宣告倒閉。 據紐約時報報道，去年底，廣東梅州一家公立醫院-嘉應學院附屬醫院被披露暫時停診，主要原因是醫務人員在10個月沒拿到工資後被要求辭職，該醫院隨即進入資產清算過程。 這家醫院為了被評定為最高等級的醫院，於是在2021年斥資1.2億元，蓋新樓和購買配套設備。但新冠疫情期間和疫情後，醫院收入大幅下降，2023年業務只有平時的一半，陷入財務困境。 美國馬里蘭州戰略與信息研究所經濟學者李恆青表示，主要因素有四點：民眾對於醫療系統的不信任，前些年房地產擴張導致醫院過度開發，醫保破產以及人口結構改變。 美國奧勒岡州立大學衛生學院教授紀駿輝表示，中國過去幾年，受到疫情衝擊，導致醫院開始出現嚴重財務問題。 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字，2023年末，中國有38，355間醫院，其中民營醫院26，583間，佔總數的69%；民營醫院的床位佔比30%。 據紐約時報的報道，儘管民營醫院數量是公立醫院的兩倍，但在2023年，民營醫院診療人次7億，占醫院總診療人次的16.5%，民營醫院入院人次4493萬，占醫院總入院人次的18%，就診和住院人數均不到全國的五分之一。 隨著中國房地產崩盤，許多醫院，尤其是民營醫院也跟著倒閉。 醫保入不敷出 加劇醫院財務問題 中國人口危機加劇醫院財務問題。老年人口增加導致醫療費用的負擔加大，但繳納醫保的年輕人口卻越來越少。 中國主要有兩個醫療保險計劃，覆蓋了14億人口的約三分之二，包括農村居民以及城市的個體經營者或失業者，包括兒童和老年人。雖然中國政府提供財政補貼，但參保者也需繳納醫保費。 紐約時報報道稱，中國繳納醫保費的人數已經連續四年下降，經濟困難導致越來越多人棄保。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劉軍強估計，醫保基金將在十年內耗盡。 紀駿輝表示，由於地方政府缺乏資金，降低醫保給付，加劇醫院破產。根據公開的數據，中國醫院破產的數量，呈連年增長趨勢。 根據健康界刊登的王明曉的署名文章，自從中國全面推廣DRG/DIP支付方式改革後，對費用的控制更為嚴格。民營醫院的醫生以及管理人員來自不同類型的醫院，對從項目付費轉變為按病種付費的支付方式改革，客觀上需要適應、學習，了解正確使用過程。目前多數民營醫院還無法適應DRG/DIP支付方式改革，不少病種超過了支付限額，導致醫保結餘為負。 李恆青表示，由於DRG/DIP對醫保系統帶來的負面影響，導致許多年輕人不願意繳納醫保。 醫院經營面臨轉型壓力 21世紀經濟報道引述中國醫藥教育協會醫療裝備發展促進工作委員會委員劉檢的話說，民營醫院的倒閉，是傳統被新周期和時代淘汰的結果，是很自然的現象。解決之道就是創新。它說，未來，小門診，大專家，連鎖化，是民營醫院應該選擇的一種輕資產運行模式，這樣可以大大減少風險。 劉檢表示，醫院倒閉首先是由人口流動引起的。最近今年倒閉的公立醫院，基本都是在人口外流比較嚴重的地級市，或三四線城市。大量人口湧入到經濟發達地區，導致城鎮人口空心化，自然帶來醫療需求減少，所以導致規模醫院的關門是正常現象。 他還說，為了解決看病難問題，中國實行分級診療，強力發展基層，社區醫院從數量到質量都有大幅提升，大醫院的吸虹能力就大大減弱。 李恆青肯定分級診療的發展，但他認為仍存在許多不足和弊病。 去年九月中國政府宣布開放外資到中國開設醫院，李恆青表示，這是政治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只會讓少數權貴和富豪階級的人群受益。 紀駿輝教授也同意，外資到中國辦醫院並不會惠及廣大民眾，因為普通民眾無法負擔起外資醫院的診療費。另外，就算中國推出商業健保，也同樣無法照顧到底層民眾的看病問題。 在紀駿輝看來，為了真正保障中國民眾的健康，仍在於確實執行中國政府在2009年提出的全民健保概念。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過去幾年，一個久違的名詞，「自己人」，經常不經意地出現在中共的內部講話中，如同一個長久的迷思，展現了中國政治的一個隱秘部分，也暴露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巨大矛盾和危機。 尤其刻下，譬如從不久前的「217」會議到春季前後各級地方政府面向民企的大小會議，在缺乏實質性利好政策的同時，中共官員們的字典里似乎只剩下「自己人」一詞，用來表明心跡和誠意，以拖待變。 只是，這種近乎黨內「黑話」的話術，不僅難以增進企業家們的信任感，反而更加劇了中國民營企業家們的認同焦慮。以「自己人」為標誌，一場圍繞民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認同衝突是何等激烈，而其代表的中共統治話語和治術的貧乏，也表明中國的政治衰敗進入到了新的階段。 中國企業家的薛定諤狀態 與一般人的印象可能不同，「自己人」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傳統統戰的範疇。歷史上，在作為中共自詡的三大法寶之一的統戰中，「自己人」並不算是其中一個常見的話語。通常只有在黨內的偶爾場合，處於需要分清敵我和幫派的兩種情形，即或者為了拯救可能被枉殺的同志，或者為了拉攏黨內團伙和幫派，才由關鍵人聲稱、擔保某某是自己人。 這是中共內部組織關係的屬人化和主體化，包含著承認、利益和組織等多重認同，既有關個人和團伙的組織承認，類似秘密會社成員對上「切口」、手勢後的釋然，更被引申作為整個統治集團甚或統治階級內部的相互認同，有著很強的「講政治」象徵。 至於民營企業家，對中共來說其地位和認同，在中共革命和建政期間經歷了反覆變動，從被統戰、可團結的民族資本家到被「三反五反」的專政對象，從與黨政官僚相互依賴、勾結的利益共同體到「國進民退」的犧牲品、從黨內團伙的「金主」到「顏色革命」的幕後黑手等等，可謂大起大落，可謂是見證著中共意識形態不斷劇變的一個關鍵指標群體。這也是直到今天這個群體仍心有餘悸的根源。 而最近一次也是最接近被看作「自己人」的表述，還是在江澤民時代。他在任的最後幾年提出了「三個代表」理論，第一次在意識形態的理論層面將民營企業家群體吸納為中共的自己人，承認他們具有先進生產力代表特性，承認他們的社會精英地位，也願意將他們吸收入黨。當然，相比此前在統戰層面的黨外地位，也就是承認其政治協商即中共執政和資政夥伴的有限性，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變動具有質的變化，一度引發中共黨內外的巨大爭論，被認為是中共可能籍此向社會民主或者民主化轉型的開端。 然而，2012年以來中共領導人的更迭終結了民營企業家與中共的蜜月，在國進民退的浪潮推動下，民營企業家的政治處境每況愈下，甚至淪為各地官僚「捕撈、漁獵」的目標、也是新一波義和拳民發泄仇恨的對象。直到新冠疫情結束兩年後經濟下滑、危機臨近，以杭州Deep Seek為代表的高科技民企在美中間的晶元戰爭和AI競賽中的突破性表現，代表了所謂新質生產力，突然間拯救了整個私營部門，也促使中國領導人在「2·17」會議上再次向民營企業家喊話，稱作「自己人」。 然而，因為其內生的隨意性和模糊性，在缺乏足夠法律解釋、意識形態理論支持和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自己人」一詞的定位是否意味著中共回歸了江澤民時代的路線、是否真正承認民營企業家作為統治集團成員都極不確定。僅僅從「自己人」一詞，中國民營企業家看不到任何確定的保證或承諾，遑論如何作為中共的「自己人」參與權力分配和政策制定。 一言以蔽之，他們今天的處境或如薛定諤的貓一樣，無論個體還是集體，不可說，不可看，命運全在一念之間。這或許才是中國資本市場充滿不確定性的根源。 供給側的政治衰敗 更重要的，即使不少民營企業家已經是中共黨員身份，他們也不相信所謂「自己人」的歡迎辭。畢竟，連根正苗紅的企業家任志強，都因對「自己人」的大膽批評而入獄，何況從2013到2023年的十年間，中共以反腐名義清洗了四百萬幹部，加上2024年新增的八十萬，近五百萬幹部遭到清洗，做「自己人」的危險一點不小。相比之下，還是作為傳統的被統戰對象更安全一些。 如此糾結困境，凸顯「自己人」一詞背後的中國政治衰敗。在十年前弗朗西斯·福山出版了《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後，政治衰敗幾乎成為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如福山所說，當新興社會群體的政治參與在現行體制下無法得到滿足，政治體制便會因為適應不了環境的變化而走向政治衰敗，這正是21世紀初以來特別是「佔領華爾街」運動後美國政治展現的衰敗趨勢，包括高度的政治極化和極右翼民粹主義運動的出現。 在中國，這種政治衰敗也幾乎同時發生。茉莉花革命爆發後中國政治轉向封閉和集權，中共統治集團對外部和內部的新興力量均採取拒絕和鎮壓的敵視態度，踏上了新毛主義的政治衰敗進程中。爾後儘管福山到訪北京受到王岐山的親切接見，卻未能讓中國領導人相信太平洋兩岸的政治衰敗進程幾乎同時開始了，後者反而從中得出了「東升西降」的超級自信。 當然，其中一個插曲今天看起來更意味深長：新冠疫情期間，武漢的一位中產階級精英住進了隔離集中營還手握福山這本著作，日讀不綴，被全國人民看到，大受震撼。一時間，此書洛陽紙貴，中國社會精英們對政治衰敗到何等程度才會出台如動態清零一般的惡劣治理有了從未有過的深度認識。或許，這才有2022年底在白紙革命爆發前的中產階級反抗。 而動態清零猝然結束後至今的政策供給不足，無時不刻印證著中國政治衰敗後的情形：一方面是在普遍的社會恐慌氣氛中，北京當局只剩下「自己人」這樣曖昧糾結的文宣安撫，話語能力和意識形態生產極其貧困；另一方面，這種話語貧困和政策供給不足，正在暴露2012年以來北京供給側政策的最終失敗。這在北京政界和學界幾乎成為共識，甚至引發了一家最高級官方經濟學智庫的大清洗。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談中國政治衰敗的時候，不僅指福山的理論與中共信奉的馬克思主義教條的上層建築一定要適應經濟基礎相吻合，即中共對私營經濟的打壓，其削足適履的粗暴手法本身就與中共意識形態基礎相衝突，而且，這種衰敗具體表現在過去十數年的供給側路線上。這是迄今為止北京的統治集團們不願意正視的一個基本問題，也因此難以擺脫錯誤路線的桎梏從而為民企、為消費側改革、為提升公眾福祉重新尋找到合適的政策路線。 因為理論上，劉鶴主導的所謂供給側改革，是一種預防性的反危機政策，卻與歷史上大蕭條之後納粹德國的央行行長、經濟部長沙赫特博士(Hjalmar H.G. Schacht)推行的旨在實現自給自主的「新計劃」政策如出一轍，平行於政治上肅清公民社會和社會新興力量挑戰的鎮壓政策，性質上就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德國、日本、義大利和中共實行的統制經濟模式的翻版，在現實中則從宏觀和產業政策嚴格限制私營部門，為國有部門的壯大與控制開闢空間。 而且，表面上作為經濟路線的供給側改革，其後果如同經濟領域的清場，或曰動態清零的常態化，事實上加劇了中國政治的全面衰敗，激化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封閉集權與社會新興力量的矛盾和衝突，譬如最近中國航空、航天、軍工部門管理層腐敗窩案迭出，也將今天的中國私營經濟置於無比尷尬的政治夾縫中。如果不對供給側改革做根本檢討和改變，中國私營部門和私營企業家們的薛定諤狀態也不會發生有意義的變化。 當然，這一改變勢必將動搖劉鶴身後最高領導人的權威。只是，如果僅有「自己人」的修辭，無論怎麼巧言令色，恐怕都難以從政治迷思中走出，也難以收拾人心。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近來，由於川普政府強力介入調停俄烏衝突，俄烏之戰又成為熱門話題。 （一） 提起俄烏之戰，又有人提到北約東擴。日前，媒體人塔克·卡爾森採訪了著名學者傑佛瑞·薩克斯。薩克斯基本上又重複了他過去的觀點。去年10月30日，薩克斯在劍橋大學發表了一番講話。這番講話的視頻以「傑佛瑞·薩克斯解釋美國和北約如何在烏克蘭挑起戰爭」為標題在網上熱傳。 薩克斯說：「這並不是我們每天聽說的普京對烏克蘭的攻擊。一切始於1990年。我們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對戈爾巴喬夫說，如果你同意德國統一，北約就不會向東擴展一英寸。隨後，美國欺騙了戈爾巴喬夫，從1994年開始，柯林頓簽署了一項將北約一直擴展到烏克蘭的計畫。所謂的新保守派就是在這個時候掌權的。」 薩克斯第一句話就有問題。薩克斯說：一切始於1990年，我們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對戈爾巴喬夫說，北約不會向東擴展一英寸。別忘了，在1990年（準確地說，是1990年2月），蘇聯還存在（蘇聯是1991年12月26日解體的），華沙條約也還存在（華沙條約是1991年7月1日解散的）。既然蘇聯還存在，華沙條約還存在，怎麼可能談什麼北約東擴呢？戈巴契夫怎麼可能和美國人討論北約要不要進駐蘇聯領土、要不要進駐華沙條約國家呢？ 所謂北約東擴，就是指北約把一些在北約以東的、原來是華約的國家吸收進北約，就是指北約把一些在北約以東的、原來屬於蘇聯的加盟共和國吸收進北約，因而其前提必然是，華約已經解散了，那些國家已經不屬於華約了，蘇聯已經解體了，那些加盟共和國已經不屬於蘇聯了，已經是獨立國家了。所以，在蘇聯還存在，在華約還存在的1990年2月，當時身為蘇聯總統的戈巴契夫根本不可能和美國人談什麼北約東擴。 真實的情況是，在1990年2月，美國/西德和蘇聯/東德就兩德統一進行談判。貝克確實對戈巴契夫承諾北約不向東部擴展一英寸，但這裡所說的東部是說的德國東部即東德。美國人是承諾，兩德統一後，北約不向東德方面擴展一英寸。 此前，美國和北約在西德有駐軍，蘇聯在東德有駐軍。1990年，雙方就兩德統一談判。蘇聯表示要從東德撤軍，美國並沒有從西德撤軍，但承諾不在東德駐軍。結論是很清楚的：1、美國沒有承諾過北約不東擴。2、1990年貝克承諾北約不向東擴展一英寸，是指的不擴展到東德；美國人嚴格遵守了這一承諾。事實上，直到今天，北約也確實沒有在德國的東部駐軍。 2009年，一位名叫馬克·克拉默（Mark Kramer）的學者，發表了一篇長文「北約對俄承諾不擴大的神話」（The Myth of a No-NATO-Enlargement Pledge to Russia。），通過對各方檔案、回憶錄等的詳細研究比對，以非常充分的證據，說明北約沒有做出過不擴大的承諾。 對「北約承諾不東擴」這一神話的最有力反駁莫過於當事人戈爾巴喬夫自己的證詞。2014年，戈爾巴喬夫在紀念柏林牆倒塌25周年的一次採訪中指出，當時「根本沒有討論」北約東擴。 下面就是他和「Russia Beyond」記者對談的相關段落和翻譯： RBTH: One of the key issues that has arisen in connection with the events in Ukraine is NATO expansion into the East. Do you get the feeling that your Western partners lied to you when they were developing their future plans in Eastern Europe? Why didn』t you insist that the promises made to you – particularly U.S. Secretary of State James Baker』s promise that NATO would not expand into the East – be legally encoded? I will quote Baker: 「NATO will not move one inch further east.」 （記者：一個和烏克蘭有關的關鍵問題是北約東擴。你有沒有這種感覺：西方在形成他們在東歐的打算過程中對你撒了謊？你為什麼不堅持要求兌現承諾，尤其是堅持美國前國務卿詹姆斯貝克將有關不向東方擴張的承諾形成有法律效力的文本？我來引用一下貝克，他說：北約不會向東方移動一英寸。） M.G.: The topic of 「NATO expansion」 was not discussed at all, and it […]
川普上任一個多月，外交層面的重點是結束烏戰、征關稅，除了《美國優先投資備忘錄》之外，中國暫時還未成為特別針對的重點。中國方面的分析認為，現在中美之間主要剩下三大需要磋商並解決的問題：芬太尼、貿易逆差與關稅。禁毒方面北京已經答應合作；貿易逆差中國也已經表態，希望美國開列出「願望清單」（希望中國採購什麼），中國願意根據自身實際需要進行調整；關稅方面雙方進行談判，中方也做好了有限度加征的準備。這種觀點的背後，自然是希望解決這些問題之後，雙方關係正常化。這說明中方到現在為止，還不願意接受一點：美中關係改變，緣於兩國對彼此戰略定位的改變。 對華戰略定位變化始於川普1.0 美中關係自柯林頓時期開始，曾有一段黃金時期，奧巴馬第一任期內達到頂點，標誌是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共同決定舉行「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取代了原來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和「中美戰略對話」，每年兩次，從2009年到2016年，共舉辦了8輪；2017年1月川普1.0之後，這一對話終止。2019年3月，美國對華貿易戰開打，中美關係從此被定位為「全面競爭關係」，同時也不排除貿易等方面的經濟合作。 中國始終不接受這一定位。從川普1.0開始，中美關係面臨三大難題，首當其衝的一是戰略定位問題。美方對「競爭」涵義的闡述非常清楚：競爭就是對手，但競爭包括按照規則的公平競爭以及不按規則甚至是破壞規則的不公平競爭。川普的談話中多次表述，中美之間應努力實現公平有序的競爭。外界雖然多次炒作「中美脫鉤論」，但我多年觀察下來，川普1.0時期，他本人從未說過美國經濟要與中國脫鉤。即使進入川普2.0時期，儘管國務卿盧比奧在意識形態上堅決反對中共、古巴、委內瑞拉等社會主義國家，技術與國家安全顧問彼得·蒂爾（帕蘭提爾公司董事長）亦極度反共，認為美國科技公司與中國合作是叛國行為，並推動極端的脫鉤策略。但在對華外交上他們都遵循特朗普的意見：重要（甚至全面、危險）的競爭對手，美國可採取一切必要的方式限制中國獲得美國的先進技術，降低中國帶來的各種風險，但不會脫鉤且以兩國之間避戰為目標。 中國朝野（「野」指學術界的中美關係研究者）都拒絕將中美關係定義為競爭關係，尤其反對定位為戰略競爭關係，認為在競爭與對手之間只能二選一。理由是：美國把尋求相對收益而非絕對收益作為其追求的主要目標，這意味著即便合作能給雙方帶來收益，但若美方收益小於中方收益，在美國看來就是相對增強了中國的力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緊接著而來的就是對中國的限制與打壓。美國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者」，並提出「競而勝之」的目標，這實際上是將中美關係看作「零和博弈」，必須分出贏家與輸者。美國對中美關係的這種戰略定位，以及對中國國際地位的戰略認知，不利於構建雙邊的基本信任，因而不能對雙方關係的穩定發展起正面作用。 「戰略互信」何時開始變質？ 前述狀態實際上是一個戰略互信問題，這種戰略互信原來奠基於中美之間的默契與國力。在2008-2009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對自身的國力有絕對的自信，中國那時也在奉行「韜光養晦」階段——美國中國研究圈對這個中國成語的解釋很有趣：老虎在力量不夠強大的時候收起爪子，閉上嘴巴不露出牙齒。到了美國及西方世界發生金融危機之後，中國五萬億救市曾被歐洲媒體視為世界經濟的「挪亞方舟」之後，中國開始不再韜光養晦了。2011年APEC夏威夷峰會上，一向對北京友好的美國總統奧巴馬要求中國「停止玩弄國際體系」，「要象成年人那樣行事」， 並表示對中國這類行為「受夠了」。中國外交部官員龐森在回應奧巴馬這一批評時稱：「如果這些規則是通過協議共同制訂出來的而且中國是其中的一部分，那麼中國將會遵守這些規則。如果規則是由一個國家或是幾個國家決定的，中國沒有遵守它們的義務」。這段回應獲中國官媒高調應和，在此後幾年內都稱中國要從國際規則的被動遵守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 如果要找個時間點，這一次就是美中失去戰略互信的開始。自那以後，兩國都開始針對對方進行戰略定位重構。中國方面比較明確，要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服從者成為國際規則的制訂者；奧巴馬政府從未正式宣布放棄將中國定為「戰略合作夥伴」，但美國戰略界開始重新思考對華外交政策，新一代「中國通」就在此時開始嶄露頭角。這種輿論力量的積累，到特朗普1.0時期，將中美關係定位為「全面競爭關係」自然水到渠成。 川普2.0徹底拋棄拜登政府的對華戰略模糊 拜登政府終其任期（2021年-2024年），都沒找到與中國打交道的正確方式，採取的戰略模糊政策主要是兩條，一是表示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不以謀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為目標，承認中共政權維持其合法性；二是保持接觸，以防中美關係脫軌。 但中國並不領情，認為美國不斷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理由如下：中國將核心利益概括成三點：主權、安全與發展利益。這三者密切相關，主權包括主權完整，美國對台灣的干涉行為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表現。「發展利益」當中，當然包括區域霸權的發展，尤其是通過中美科技合作獲得短期技術進步的發展。 以上這些其實只是原則性概括。從奧巴馬以來，在關於「美國的核心利益」方面，不同的總統有不同的看法與政策。根據近幾份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描述，美國的核心利益可概括為兩個層面：在國內層面是維護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在國際層面是推廣美國價值觀和維持其主導下的國際秩序。但界定雖然清楚，解釋卻完全因人而異。拜登政府將推廣DEI等覺醒政策、開放邊境放進1020多萬非移（這只是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署的登記數字，附註說明實際進入的遠高於此數）視為維護美國本土的安全與繁榮，並視在國際社會推行LGBTQI+價值觀為美國的核心利益，認同美國價值觀的就是盟友與可團結的對象，可以坐上餐桌。對拜登的國內國際政策，除對華政策之外，中國當然不會有什麼意見，甚至從未進行官方評價。 川普2.0將MAGA當作美國的核心利益，在國內要驅逐非法移民，廢除DEI；在國外則以關稅作為戰略工具，無論是盟友還是關係複雜的鄰國，以及被宣布為「戰略競爭關係」的中國，一律加征關稅，誰也別想因認同Woke價值觀就坐上美國的餐台享用免費午餐。對中國，川普2.0還通過《美國優先投資政策備忘錄》加了特別限制，在所有中國亟需獲得的先進生產領域，既堵絕了中資以任何形式來美投資，還堵絕了美資以任何形式到中國投資。 我曾經總結過，自美中建交以來，兩國之間經常經歷晴天版與陰天版的莫測變幻。自川普1.0以來，美中關係進入陰天版，進入川普2.0時代，暫時看不到陰轉晴的可能。因為兩國的戰略互信瓦解始於兩國對對方的戰略定位，只要雙方針對彼此的定位不改變，自然不可能恢復兩國戰略互信。但有些事情，則不管目前美中關係如何，中國都應該做，那就是兩國禁毒合作，因為這至少表明中國還具有起碼的國際道德與責任感。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這幾年中國地緣政治惡化，世界變局難測，中共卻陷於內鬥。在習近平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台，一直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前，鮮有「反習」一說。然而十九大之後，特別是2018年3月習修憲破除國家主席連任限制之後，一切都變了，國內反習一波接一波。 筆者在此希望盤點一下，其中至少有四位政治老人，他們輪番「反習」令人印象深刻。最新一位傳出消息的老人，和前總理李克強有關。 公開吁調查李克強死因的顧萬明 顧萬明是新華社的老記者，年齡不詳，他是1978年考入上海復旦新聞系，1982年到新華社工作。曾經擔任過新華社廣東分社的社長，2011年退休。 2025年2月9日，獨立時評人蔡慎坤在自己的X帳號披露，顧萬明公開質疑李克強死因付出慘重代價，不僅被判刑，還失去了退休待遇。 一張新華社人事局發於2024年12月10日的通知圖片，顯示在2024年11月，顧萬明因「尋釁滋事罪」被判刑一年。官方取消顧萬明退休待遇，指其不再是新華社退休人員。 按官方說法，2023年10月27日李克強「在上海休息」期間，因突發心臟病死亡，終年68歲。他是中共建政以來離任年紀最輕、離世最早的總理。有人質疑他是直接或間接死於中共內鬥。 2023年10月30日，顧萬明在網上發出公開信《查清李克強死因，給全國人民一個交代》。信中提出調查李克強死亡事件的五個要求。包括：1.停止安排遺體火化，以待調查；2.徹查救治全過程並公開全部情況，給黨內、給全國民眾一個交代；3.對所有相關人員進行調查鑒定，並相應追究責任；4.遺體解剖；5.成立治喪委員會，給予李克強以應當的禮葬規格。 公開信把矛頭指向了中共中央：其一，認為李克強到上海「休息」，顯然是經過中央批准、安排的。其二，李克強10月25日到達上海「休息」，26日就突然去世，實際情況是他在下午或者晚上就去世了，搶救時間延宕到27日0時10分。由於死亡太突然，很多事實沒有說清，很可能存在嚴重的問題。其三，匆忙火化李克強遺體，將在國內外產生不利影響。 公開信要求解剖李克強遺體，讓組織權威專家、名醫進行分析。信中還特別提到，中共「黨內的野心家、陰謀家、腐敗分子」針對李克強，想要除之而後快，「篡黨奪權」。信中呼籲要查明李克強死因真相，應該挖出這些人懲辦。 從顧萬明被判刑看，有關李克強的真實死因顯然是官方的忌諱。 從中共體制的常識看，顧萬明的信即便不是指向習近平，也是指向習身邊的紅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辦公廳主任蔡奇。 據中共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在中辦內部有對於退休政治局常委外出活動相關事務的具體規定，涵蓋警衛、交通、接待等多方面事務。 所以，無論有意加害還是無意過失，蔡奇以及他控制的中央警衛局，無法對李克強之死免責，但官方並無找人背鍋。 難怪在李克強遺體告別式上，蔡奇單手與李妻程虹握手時，程虹全程不正眼看蔡奇。而李克強之女，則被拍到一張不看現場悼唁者，且眼神凜然的照片。 近日從北京官場傳出來的消息說，正是同時分管宣傳系統的蔡奇，下令對顧萬明案要嚴辦。 蔡奇假如真的要意要搞掉李克強，可能是因為習近平。 要知道習近平一直在追求獨攬朝綱、定於一尊，最大的阻礙就是團派，特別是李克強。當年「習李配」本來就是中共各派元老妥協的結果，不是習的意願，這也使李克強當總理時，還能相對有點許可權，與今天的李強的跟班角色不同。 李克強任內，不時傳出「習李不和」、「習下李上」，這些傳聞會加劇習李的衝突。 李克強與習衝突的最明顯表現，就是他在2020年的兩會記者會說出中國6億人月收入不過千元的實情，讓習近平後來宣布中國全面脫貧顯得缺乏說服力。 2023年2月底，即將退休的李克強在發展改革委講話，喊出「人在干，天在看，看來是蒼天有眼啊」。這句話似乎在抒發被習壓制的不少冤屈氣。 2023年3月人大會議上李克強作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會議散場時，習李十年合作換來無情的一兩秒握手和目不對視。 李克強卸任這年的8月31日，還在敦煌現身，圍觀民眾高呼「總理好」。這讓人感覺，儘管他任內窩囊、無所作為，但可能是中共最後一個還能收穫民心的領導人。而這種民眾真心擁戴，恰恰是靠地方官組織「群眾演員」來迎送的習近平所忌恨的。 這些情況，蔡奇看在眼內，即便習不說什麼，下邊有人就會行動。所以李克強早晚會出事。 大家可以將這段敘述當「故事」，但這就是紅朝政治的險惡，也是作為李克強支持者的顧萬明被狠狠懲治的根本原因。 李克強雖死，但陰魂不散，習近平會不會在夢中也不時驚醒，看到李克強飄來，大叫「還我命來」？ 冷傑甫吁中共退場、爆習病重 第二個值得關注的政治老人是冷傑甫。 中共七常委去年隱身北戴河「休假」期間，有關中共政權不穩及習近平本人健康不妙的傳言四起。這年8月15日，黨媒發習的署名文章強調得到黨內政治老人支持，同一天有消息說政治老人向習提30條意見，包括撤銷公安部特勤局。 人民大學退休教授冷傑甫也在這期間發出公開信，吁中共主動退場，成立民主憲政立國的中華聯邦共和國。冷傑甫還說從微信得知習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黨政軍的全盤工作落在兩名軍委副主席張又俠和何衛東身上，所以希望獲得兩人支持。 在外界看來，這算是一種曲線的「反習」。 和顧萬明一樣，冷傑甫同樣是中共黨內人士，但冷傑甫能吁中共退場，境界更高。 按公開資料，冷傑甫曾是中國人民大學分校政治系主任、教授，華北電力大學經濟系中共總支書記，是退役軍人、離休老幹部。 這次是冷傑甫十二年來第三次做類似呼籲。他2012年9月就曾致信當時在位的胡錦濤以及即將上位的習近平，指出如果要解決日漸紛起的民族矛盾、台灣問題和「六四事件」等，「聯邦制」是最明智的選擇。2020年9月他又寫信給政協主席汪洋，建議習近平辭去黨政軍一切職務，實行「聯邦制」解決台灣「統一」問題、少數民族問題、香港問題。 和過去不一樣，這次冷傑甫說從微信得知習近平病得很重、不能工作。 去年北戴河會議後，8月19日，習首次露面是因為越共總書記蘇林訪華，但當天上午的歡迎儀式和會談視頻，都沒有習的近距鏡頭。官媒新華社下午約4時、央視直到傍晚6時才發布他的近距影像。但越方則如常發布合照，引發猜測。有關指習做過手術的後腦照片也在網上熱傳。 冷傑甫發公開信後，不清楚有沒有受到當局嚴懲。筆者嘗試了解一下他的事，但北京官場似乎無人傳說。初步判斷，這種事，很可能也是蔡奇在處理。 雲南黨校教師吁「習下胡上」 第三個政治老人是子肅，他生於1955年，成都人，1983年從雲南大學政治系畢業後到雲南省委黨校任經濟學教師，期間有二年掛職任副縣長，2014年退休。子肅是中共黨內公開支持民主憲政的黨員之一，主張政治民主化。 2023年8月15日，中共國安部在微信公眾號發布一起舊案，稱在2016年，雲南某個學校的退休幹部「肅某」，「長期在網路上發表反動言論」，還「主動聯絡境外敵對組織骨幹成員，策劃從境外購買武器，在境內招募所謂的敢死隊」，「通過暴力行動推翻國家政權」「妄圖改變中國政治制度」。這個肅某就是子肅。他2019年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四年，後於2021年4月獲釋。 子肅被指策劃「敢死隊」武裝暴動，是否有裁贓陷害不清楚，但他發公開信建議直選中共總書記，呼籲習近平下台，推舉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為新的總書記，這是明明白白的。 胡德平今年已82歲，現在也比較低調，習近平不會將胡放在眼內。但子肅此前的大膽舉動，肯定令習非常惱怒，與胡之間只能維持表面和好。 鄧朴方死黨貼大字報斥習「膽大包天」 第四位老人，是鄧小平長子鄧朴方在文革時的死黨——《我和鄧朴方暨中國政爭》一書作者樊立勤。他今年應該年近八十了。 文革時樊立勤在北京大學反對聶元梓及中央文革小組顧問康生，被打成了「鄧小平操縱的反動集團」成員。他被抓起來日夜拷打致雙腿終身殘廢；其間聶要綁架鄧朴方要脅鄧小平，鄧朴方跳樓求生，致腰椎骨折終身殘廢。樊立勤和鄧朴方因共患難而結交，北大甚至盛傳「樊立勤代表鄧朴方」。 2018年3月習近平修憲破除連任限制之後，5月4日下午1時許，當時已年逾七十的樊立勤，在北大三角地附近的告示牆貼出這份多達24張紙的大字報。知情人描述，事發10多分鐘後，警察、便衣、學校保衛人員等把樊圍住，撕下大字報要他離去。但樊拒絕並怒斥「你們把我銬走我就走」，又指北大是思想自由之地，搞成這樣「中國還有什麼前途」。官方不敢硬來，只是勸他走。 樊貼的大字報痛斥習近平搞個人崇拜，是毛澤東後第一人，又引用鄧小平的話「一個國家的命運寄托在一兩人的威望上是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大字報斥習膽大包天，「一口吃月亮，亦一口吞個太陽，然後成為世界領袖」，倒行逆施，是歷史倒退，要求習懸崖勒馬。大字報還指習推崇馬克思是反改革開放，等等。 當然，樊立勤所講，還是站在體制內的立場、中共黨內的立場，尤其是站在維護鄧小平路線的立場。 樊立勤事件，背後是中共紅二代及知識界對習搞終身制不滿。儘管有人為鄧家開脫，但由於樊被視為是鄧朴方的心腹頭馬，樊的大字報很難說和鄧家無關。 結語： 寫這篇文章，記錄幾位能夠沖在前邊反對獨裁和中共極權的義士、老先生，贊他們的膽氣難能可貴。也以此證實，中華大地並非像習引用的古人亡國詩所說的「竟無一人是男兒」。而習引用亡國詩，恰是即將丟掉紅色江山的預兆。我們相信後續中國有更多反共義士，在清除赤禍、復興中華的歷史關頭起作用！ 備註：五代後蜀廣政三十年（965年）孟昶投降趙宋，其妃子花蕊夫人在亡國之後，悲憤地寫下《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國詩》：「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哪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今年2月24日，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三周年。當天，世界展示了兩個迥然不同的場景。在基輔，十幾位歐洲領導人（還包括加拿大領導人）齊聚，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並肩站立，表達對烏克蘭的堅定支持。在北京，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話，強調中俄是「患難與共、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真朋友。」 對這兩個不同場景的直白解讀就是：歐洲領導人支持遭侵略和霸凌的烏克蘭，中共領導人支持侵略者俄羅斯。各自站隊，涇渭分明。 按理說，習近平選擇此時與普京通話，顯得很不明智。如果他當天分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話，那又另當別論，但他選擇的通話對象只是普京，且選擇在敏感的入侵日 – 侵略戰爭三周年之際，這就再次把他自己和侵略戰爭掛鉤，明確自證他是侵略戰爭的慫恿者、普京的幫閑。 其實，習近平選擇此時與普京通話，另有所圖。川普二度上任美國總統以來，分頭與俄烏兩國會談、全力促成停火；尤其，特朗普向普京伸出橄欖枝，力圖根本翻轉美俄關係，不僅著眼結束戰爭，促成聯俄抗中的意圖也十分明顯。而俄羅斯方面也積極回應，普京深知，只有特朗普在任，才是他擺脫戰爭泥潭的唯一機會，也是他找到下台階的天賜良機。 儘管習近平和中共也努力想同美國緩和關係，但共產中國已經被美國視為頭號大敵，美國兩黨，從拜登到川普，都有此共識，而川普對付中共的手段更為明確和迅速。舉凡川普要在中東和烏克蘭實現和平、以及對各國實施對等關稅，其終極目標，都是瞄準和包抄北京。 其中的邏輯是，只有在中東和烏克蘭停火止戰、達成和平，美國才能騰出手來，集中力量對付中共；只有與各國實現對等關稅，才能逼各國對中國實行對等關稅或加征關稅，由此，依靠低價傾銷的中國商品將無路可逃，既不能像從前那樣長驅直入美國，也不能像從前那樣長驅直入各國。中國商品的成本將由此大增，假以時日，佔有全球市場的份額必逐漸減縮，進而，中共藉由世界工廠來主宰全球的野心必然受挫。 特朗普顛覆性處理美俄關係，引發國內外巨大爭議。但，美俄越是走近，中共越是著慌。習近平選擇入侵日與普京通話，既有與西方分庭抗禮的意思，更有跟特朗普爭奪普京的意味。好一句「患難與共、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真朋友。」說得太直白：咱們可是鐵哥們兒，你可不能棄我而去啊！從「好朋友」、「老朋友」的稱呼，變成「真朋友」的呼喊，習近平的焦慮和慌亂可謂呼之欲出。 筆者曾在上月發表的文章里提到，《對付川普，習近平有一手特技，他必故技重施》，果然不出筆者所料，習近平要拉住普京的後腿，就像當年他要拉住金正恩的後腿一樣；不願美俄走近，就像當年他不願美朝走近一樣。當年（川普第一個任期），習近平攪局、攪黃了美朝談判；如今，習近平能再次攪局、攪黃美俄談判嗎？筆者認為，這一回，習近平雖有心攪局，但實際層面卻難了。理由有三： 其一，俄羅斯不是朝鮮。俄羅斯並非小國，而是大國，戰爭期間，或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國，以圖從後者獲得大量軍需和民生物質，但這是暫時的。長遠而言，俄羅斯具有高度的獨立性和主導性。俄羅斯從來不是一個被動的或從屬的角色，在國際地緣政治上舉足輕重。 其二，普京不是金正恩，不會是金正恩那種年輕稚嫩，而是老辣油滑。俄羅斯沒有閉關鎖國，普京曾長期活躍於國際舞台，精通國際政治里的合縱連橫之術，絕非習近平幾句奉勸就能攔住他。 其三，今日之川普也非昔日之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內，川普低空當選，很快受困於「通俄們」案件（後被證實為黨派鬥爭、子虛烏有），投鼠忌器，有聯俄抗中的意圖，卻缺乏聯俄抗中的時機。至於當年的美朝談判，他的確未能提防習近平的巨大破壞性，但他不可能不從中汲取教訓。 如今，川普贏得第二個任期，且高票當選，共和黨還橫掃參眾兩院，獲得完全執政。無論內政外交，川普幾乎無所顧忌，正是我行我素、大展身手的時候。只要他能汲取美朝談判中遭習近平攪局的教訓，在美俄談判中就不至於任由習近平再次攪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5年2月17日，中國最高領導人在一次空前高規格的專門會議上與一批民營企業家代表見面。此種情形，要說像上個月美國總統川普就職典禮上億萬富翁們的觀禮，其實更像中國「文革」後被「平反」的老幹部們的「第二次握手」。 與馬斯克、貝佐斯等簇擁觀禮、左顧右盼的情形不同，這次在人民大會堂就坐的中國企業家代表卻像一群小學生，聆聽領導的訓話，然後彙報公司的發展。 尤其是，在這些「頭部」企業家的「彙報」中，只有信誓旦旦的表決心，完全不見有關民企困境、產業政策、法律和政治問題的建議，連過去四年一直驚魂未定的馬雲在這次座談會上也沒有得到發言機會，似乎叼陪末座就已經算是恩寵了。以致於，17日會議結束後的幾天，中國資本市場反應平淡，連大紅的DeepSeek相關概念股票也沒有因此再漲一波。 會談無助民營企業困境 對處於困境邊緣的整個私營部門的企業主、投資人和勞動者來說，會場上的花瓶企業家們和講話代表不了他們。如這兩天在微博上的署名評論所說，他們希望的是看到政府「從最基本的做起，別說什麼高大上」。而七年過去了，這些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讓幾乎整個民營經濟已經形同枯木。他們不僅得不到與會企業家被賜的黃馬褂，恐怕也沒有多少時間慶幸劫後餘生了。 因為，如果回顧過去十餘年中國民營經濟經歷的艱辛，就不難發現，在所有桌面上的問題之外，在2018和2025兩次企業家座談會和預期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之外，在新冠疫情結束等待了兩年多以後，一個本可以重新塑造團結和信任的座談會再一次令幾乎所有人失望了。從中國領導人仍然倨傲的講話和會場坐席中看到的，中國民營經濟面對的基本面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首先，就中國民營企業家們過去十幾年所受的巨大「委屈」來看，這個群體亟需一次集體性的「政治平反」，包括恢復他們的集體名譽、歸還他們被官僚權貴侵吞的財產、從憲法高度肯定他們的政治地位，從刑法層面保障他們的人權。然而，對比中國領導人在會議上的姿態，甚至不如2018年上一次座談會的具體承諾，如保障企業家人身安全等等，彷彿他對越演越烈的針對企業家的「遠洋捕撈」毫無責任。 主政者不願承認路線錯誤 而「2·17」會議上，中國領導人的講話當中最重要的信號，或許不在於他如何重述民營經濟的貢獻，而是通篇強調責不在他：主政者顧左右而言他，不肯承認錯誤，不肯承認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的困境根源在於他的領導責任、路線錯誤、左傾冒進。如此前提下，企業家群體毫無被「平反」可言，遠不能跟四十多年前中共對「蹲牛棚」老幹部的平反相提並論。畢竟，在「第二次握手」的背後是一整個階級群體重新得到體制內的尊重和待遇，而今天企業家們走進人民大會堂坐在一起充其量就是統戰，或者多一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工具作用。 雖然，在中共歷史上類似的遭遇並不新鮮。企業家們與老幹部們兩個群體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這種被反覆折騰的經歷，表明中共從未放棄革命時期的恐怖手段或者專政手段，並且以這種手段來管理社會和經濟，也用來馴服某些強勢群體，無論是舊資本家還是黨內幹部，抑或知識分子、今天的私營企業主。 事實上，從2012年開始，私營企業主和私營經濟就被無數次地當作靶標和替罪羊：最先被當作「掃黃」和「凈網」對象，然後被限制「資本無序擴張」，再被呼籲「歷史使命終結」，直到「房住不炒」、廢止教培行業等具體產業政策。這些對私營經濟的污名化貫穿修正主義意識形態十餘年，配合著「國進民退」的政治趨勢，在中共領導人周圍集結起一批來自航空航天和軍工部門的技術官僚，對沖那些改開時代的金融官僚和經濟幹部。 而在這些明線的另一邊，則是中共對民營企業家和私營經濟的極度不信任，作為一條暗線支配著中共超越法律的具體政策，形成針對以企業家為中心、打壓整個中產階級、公共空間和自由知識分子的系統性迫害運動。在香港，這一暗線的顯露尤為明顯，從黎智英到鄒幸彤等，被中共看作顏色革命的發動者。整個新興資產階級和公民社會都被視作黨國的最大威脅，而欲分步、分階段、分群體逐漸消滅、控制之。 民營企業家背後的隱形力量 所以，人們看到，中共對私營企業家群體尤為忌憚，擔心他們的政治覺醒並且尋求結社、組黨或者分化黨內力量，因而不惜重手清洗這一群體，包括清洗黨內代理人如孫政才等。至於那些為民企呼喊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任志強、孫大午、李懷慶等和以高智晟為代表的一批為企業家辯護而被迫害的人權律師群體等，都成為被「獵巫」、被「捕撈」的對象。而同期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污名化和對媒體、大學的清洗更是手法嫻熟，旨在消滅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言群體和輿論空間。 類似的，中共「房住不炒」的政策則在於消減整個中產階級的財富存量，藉此防止他們在海量財富基礎上的政治訴求；對教培行業和國際學校的打擊、在教科書和公共文字的凈化等同樣初心如此，試圖切斷最後一點自由主義紐帶。 換言之，過去十幾年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被迫害和民營經濟的衰落，完全不是中國領導人在「2·17」講話中推脫的暫時性、局部性問題，完完全全屬於中國領導人的政權不安全感的犧牲品，也是他2012年依靠誇大「茉莉花革命」危機而在上台之初對黨內的既定承諾、放棄改革開放而選擇閉關鎖國的所謂初心。或許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無法承認錯誤，難以向民營企業家群體道歉，否則就意味著承認根本的路線錯誤，也是整個中共統治集團的顛覆性錯誤。 當然，當中共內部已經失去了依靠「七千人大會」的黨內民主或者「抓捕四人幫」的政變來糾錯的機制之後，避免這一錯誤最終釀成巨大災難的唯一辦法就是暫時讓步，以策略性的政策調整避免全盤失控。這與毛澤東執政晚期被迫重新起用鄧小平開展治理整頓十分相似，也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以來所發生的。 只是，所有跡象都表明，歷史經驗也表明，基本面的根本問題終究是繞不開的，如同滿大人那樣一味詐是無用的，如同革命時代那樣依靠專政也是行不通的。在那些企業家身後，還有看不見的財富、聽不見的聲音和觸摸不到的自由意志，這或許是過去三十年市場經濟和國際接軌為今天中國留下的最大的也是隱形的力量，無法被忽視。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