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戰直播多年 大陸男星賈乃亮坦言無戲可拍
2026 年 6 月 20 日
就在中國到處鬧假藥的時候，忽然間，出了一劑據說可以猛力拉抬經濟的神葯。葯的配方不複雜，簡單說就是習近平加馬雲，詳細點兒說就是中共領導人和民營企業家坐到一起開了個座談會。 2月17日上午，中國最有權力的幾個人和最有錢的幾個人在人民大會堂握手言歡，有錢人陳情，最最有權的人訓話。然後，據懂錢又懂權的一些專家們分析，中國當局的「重大路線調整」出現了，「政策立場徹底逆轉」了，企業和投資者對中國的信心增強了，中國經濟馬上又要大繁榮了！ 經濟繁榮原來是這麼容易取得的！如果習近平每月來這麼一次座談會，中國經濟一年之內應該就能成長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了吧？如果馬雲當了習近平的副手，中國民眾應該人人都能發大財了吧？這樣的好事，專家們到底是存了什麼私心或壞心，怎麼早不說呢？ 最有權加最有錢，偏偏他倆搞不來 稍微有點記性的人知道，這副神葯其實並非新近科技突破、人工智慧大發展的產物。過去至少十年的時間裡，這樣的座談會開過不止一次。2020年7月21日開過，當時習近平講了話，信誓旦旦「要依法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2018年11月1日也開過，同樣是習近平主持並講話，參加和發言的也都是民營企業家。那一次，據官方報道，習近平在會前不到40天的時間裡，從去東北考察到在北京開會，5次強調要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給權益給政策，云云，據說是「乾貨滿滿」，對推動民企壯大和經濟繁榮「釋放出強烈信號」。 還有更早的，配方也更標準，那就是習近平加馬雲，甚至還加上了一大幫美國頭部企業家作為強化劑。那是2015年9月在西雅圖。馬雲那次不僅被恩賜發言的機會，而且習近平還在講話中特意提及「阿里巴巴芝麻開門」。你看，還真不能責怪專家們不早說哈，原來這副神葯早就在服用中了。 效果怎麼樣？這留給讀者去判斷，因為每個人對2015年以來中國經濟狀況的感受和記憶可能很不一樣。不說別人，習近平和馬雲兩個人的相關感受和記憶就可能很不一樣。你或許認為，最有權的人加最有錢的人，這世界上還有什麼事能搞不定？豈不知，這最有權的人和最有錢的人，兩人之間先就搞不定、搞不來。為什麼相互搞不來呢？你說是個人原因，但人家這不是好幾次握手如儀了嗎？你說是相互敵視相互有心結，這最有權的人不是再三說有錢人是自己人了嗎？這有錢人不是也再四向有權人表忠心了嗎？無奈，哪怕一百回說是「自己人」，一千迴向黨表忠心，只怕都是官樣文章，相互糊弄。這樣來看的話，就算習近平整天開民企座談會，就算馬雲忽然榮升國家副主席，似乎也還不足以拉抬中國經濟吧？ 靠政治權力拉抬的經濟，必定是沒有希望的經濟 癥結何在？我只說作為一個研究政治的人所知道的吧。首先，假設馬雲當上國家副主席，我看他的日子恐怕不會比現在好過。鄧小平當年找了榮毅仁當國家副主席，那個年代中國的經濟發展確實不錯，但是，據坊間傳聞，榮家如今還不是照樣逃離中國？王岐山自稱是習近平的「報幕員」，這意思是沒有他王岐山開口宣布，習近平就不能上台說話；他確實也為習近平「定於一尊」立下了血汗功勞。王當了國家副主席之後呢？沒有權力不說，似乎連個人自由也很少。還不要說更早的故事：劉少奇貴為國家主席，還不是在屈辱中暴死？這樣說來，就是讓馬雲當國家主席，那又能怎麼樣呢？ 其次，如果習近平整天召開民企座談會，民營企業家們熱衷的也都是到習近平面前握個手、發個言、照個相，我看那種狀況更可怕，因為這意味著中國實際上不再真正有民企，所謂民企不過都是政府的哈巴狗，而不是市場上的弄潮兒。要知道，民企創造財富的能力，是和自主、自由、競爭、法治等這些因素聯繫在一起的，也就是在市場體制下才能展現的。扼殺了市場體制，不容許自主與自由，反而崇拜權力，特別崇拜專制權力，以為掌握政治權力的政府手裡有繁榮經濟的魔法，如果沒有這個魔法那只是因為政府權力還不夠大不夠強不夠專制而已，這就完全弄反了基本邏輯。不懂得這種結構因素，只會說什麼做大做強，那麼，請你想像一下，把所有民企都兼并成一家，讓政治權力的最高掌握者當頭頭，弄成他的私人企業，難道就能把一個國家的經濟搞好嗎？ 天下從來沒有神葯，治病不治病只看你是否吃對了葯。習近平以為把馬雲召回來，在大眾面前給個馬的背影，中國的民企就能搞活，經濟就會復甦了，這是拿馬雲當神拜呢？馬雲以為習近平給了個臉，自己也學會了一邊聽廢話一邊記筆記，中國的政治就會有利於民企發展了，市場的信心就高漲了，這是把習近平當神拜嗎？不客氣地說，你倆都不是神，你倆也都拜錯了神！習近平和中國當局應該虔誠請回市場這尊神，還市場以自由與法治，還市場主體以自主與競爭；馬雲和中國的企業家們則應該認真拜拜民主這尊神，找到自主表達意願的權力機制和制約權力濫用的法治道路。可以肯定，那樣中國不需要什麼當局的「重大路線調整」和「政策立場逆轉」，人們的經濟信心都是可以穩定預期的，企業家的日子絕不會是提心弔膽的，持續發展的前景也才是可能的。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習近平為了挽救衰敗的經濟，最近召開了一個所謂的座談會。官方媒體說是要提振民營經濟了，形勢大好等等吹噓拍馬之詞。開個會就可以提振的民營經濟，再開個會不就可以壓制了嗎？這就叫做鼓舞人心了？這就可以解決當前的經濟困境了？做夢呢。 習近平遭遇經濟困境時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房市、股市，讓他的精英階級能夠抽逃資金，潤出國去安全著陸，以便穩定統治集團。這一步走得差不多了，才想起做些功夫拯救經濟，畢竟他們一幫官僚們還得繼續混下去，暫時還潤不了。 可是怎麼拯救經濟呢？大家都知道經濟困境是消費不足引起的，可他就是不想便宜了老百姓。不便宜老百姓又能搞什麼名堂呢？於是他想起了他最得意的軍師提供的經濟思想：新質生產力。搞點什麼一招鮮的科技發明，就能一通百通了，綱舉目張了。其實不奇怪，除了鬥爭什麼都不懂的共產黨高層，自執政以來都是這個思路，小農幻想型的思維方式。 從八十年代開始，中共的領導層走出了秦城監獄，痛定思痛，改弦更張，才使得經濟模式正常化。這裡邊沒有什麼新質生產力，幾乎全部都是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產力。毛澤東時代搞的什麼兩彈一星，對經濟起飛沒有一絲一毫的幫助，只能消耗資金，製造發展的阻力。 小習同志的新質生產力，什麼人工智慧等等，剛一出籠就快成為負面辭彙了。還有什麼高鐵和太陽能，越來越成為賠本的生意。靠這些虛頭八腦的玩意兒，就能提振經濟了嗎？真還不如鄧小平那一代的共產黨，好像是人員退化了，或者說大腦進水了。 弄幾個私企老闆開會，好像不夠提振什麼的。不改變無法無天，政策朝三暮四的形式，私企不可能放心經營。不改變一黨專政，政策就是個麵糰隨便捏。開這個會不就是個務虛會嗎？沒什麼實質內容。說幾句漂亮話不值錢，就是下決心給政策也不過是一時半會兒，不可能像法治社會那樣有穩定的信用。這就是中國所有企業的困境，也包括國有企業。只不過國有企業不在乎賠錢。 如果連鄧小平的半吊子改革都不如了，回到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模式；如果想靠所謂的新質生產力走出困境，結果只能是水中撈月，望梅止渴，經濟將快速地衰敗。一個大隊書記的水平，就以為比全世界的經濟學家還高明，這種自負不適合領導一個出了問題的國家的經濟。 但是，當了最高領導人就開始發飄，自以為十分偉大超過所有人。這樣的的領導人我見過不止一個，但沒有一個是成功的。別說是在困難時期了，就是在平穩的時期，這樣的領導人必將毀滅他的國家或者政黨。好像沒看到例外。 現在中國經濟遇到的問題，恰恰是多年來刻意壓低老百姓消費所造成的。到國際市場上賺取超額的利潤，刻意壓低工薪階層的收入，積累下來就是目前最大的經濟問題。現在給老百姓增加收入，補齊多年來的欠賬，是拯救經濟的不二法門。可是一黨專政的上層精英們願意嗎？這才是最大的問題。 沒辦法了以後，還是不願意提高老百姓收入。看來起碼也要換掉習近平，才有可能阻止經濟繼續下降，才有可能拯救國家和共產黨。確實，一個大隊書記的水平不適合管理國家，哪怕是一黨專政的國家。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021年10月，美國covid-19第四波持續，死亡眼看要超過70萬例，那將是美國史上疫情歿最高數字，波士頓兒童醫院流行病醫師布朗斯坦當時曾慨嘆，「若非政治因素、（初期）欠缺危機感及對科學的不信任，美國是有足夠的知識、工具避免走到這一步。」如果說，2001年的911事件曾讓美國的天空塌下來一次，20年後的covid-19，無疑是又一次對美國人造成了巨大心理衝擊。 同一時期，民調機構蓋洛普發表美國人信心指數調查，就如同20世紀初以來的趨勢，美國人對政府、國會，乃至對兩黨的信任度都持續走跌，對公職人員的信任度，已從2000年超過65%的水準，降至2021年的44%。美國人的信任危機，有來自對聯邦政府處理國內外事務的信心不足，有對政府和立法部門效率的批評，到2021年，美國整體對國家治理方式感到滿意者的比例已不到三分之一，covid-19則是讓一切雪上加霜。 至於讓蓋洛普民調特別一提的，還有根據20年趨勢表，他們發現不只美國人對政治整體環境信心不足，就連美國人對自己都失去了過往那般強大的自信感。據民調顯示，美國人對自己在民主制度下所做出的判斷，20世紀70年代曾出現超過80%以上的信心水準，就連發生911事件，美國人對自身的信心水準也有78%，但自2014年後的七年內，有六年美國民眾對自己的信任度是低於60%，到了2021年，美國人的自我信任度且掉到55%，雖然還是高過對政府（44%）、國會（37%）的信任度，但此一史上新低，卻代表了另一種警訊。 長期以來，美國堅信自己國家的民主制度（尤指民主、代議）雖非完美，但一個能反映人民集體（多數）意志的模式，絕對要比任何其他方式，諸如獨裁、世襲統治都好。那麼，當美國人自我信任下滑，便形同對「集體意志」的結果也失去信心。當時蓋洛普提出的警訊即是「這一趨勢（美國人自我信心下降）可能會引發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整體信心危機」。換言之， 過去二十年來，美國人民對民主制度下所做出的判斷愈不具把握，對民主本身也將出現愈多否定。 過去，關於美國人民對政府、國會、政客信心下降的判讀，解釋之一或在民眾不斷察覺到「人民的智慧」，原來並沒有透過民主程序完全體現在「政府管理者的智慧中」，也就是人民對政治的不信任，來自於人民的意願無法充分反映在政府運作上，但那回蓋洛普民調所示，卻是從信任源頭開始──「人民的智慧」恐怕就大有問題。支撐美國夢的信念之一就是：「只要努力工作，誰都能得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而今，政治環節看似已讓美國人感到頗為無力，且不光是公民影響力足不足夠，連最基本的公民判斷力都出現史上少見的自我懷疑。 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壯）大」口號如今人人琅琅上口，另一面，某種程度卻也一併凸顯了美國內部的集體自信不足。因為「再次偉（壯）大」，表示已不再偉（壯）大，又另一「美國優先」，不就意味著確實出現了「落後」，而一個既不偉（壯）大，又有所落後的美國，不正是過去美國人民集體意志下所產生的政治治理環境所致。於是，對政客愈發不信任的連帶作用，就是也可能不相信自己。 至於美國人對自己失去信心，影響所及，確實可能將投射在美國政治（內外皆然）的面貌上，尤其，此刻或將比過去任何時間更傾向依賴強人政治，甚而寄望能有立竿見影的手段（例如關稅戰，乃至所謂「摧毀深層政府」），以儘快重拾往日光輝，同時不免還隱隱然冒出了「新美國帝國主義的渴望」（例如支持川普從丹麥手中拿到格陵蘭島，將巴拿馬運河歸還到美國手中）。此外，愈來愈多訊息被導向美國似乎打算卸下既有的全球領導角色，並且放手一個多極化的世界，面對他國（尤其是美國敵對國），則不再信奉美國必然要主導「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背後都有美國人似無暇他顧的味道。 不容否認，川普第二任確實要比第一任「狂」，我們當然可以從他欲實踐「讓美國再次偉（壯）大」字義正面解釋，但回溯2021年那份呈現美國人信心下滑的數據，「讓美國再次偉（壯）大」則也可從危機感，需要一針強心劑補充解釋。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川普宣布暫停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運作，直接觸動全球一系列非政府計畫資金，尤其影響了聯合國既有援助行動，「舉世嘩然」的同時，根據美國媒體CBS民調，川普支持率到二月中則持續上升至53%，並有超過半數美國人以「強硬」、「充滿活力」、「專註」、「高效」和「兌現競選承諾」評價川普。可以看到，美國人確實多數並未對川普暫停USAID之舉抱持負評。 原因或可有兩個解釋。第一，當川普1月20日發布這項行政命令，所持理由之一是，他要對「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外援暫停90天，字面上和他競選期間標舉的「美國優先」口號相襯；其次，經政府效率部負責人馬斯克率隊清查，進而揭露多筆USAID不合情理的金援，形式上便被看作是在整頓黑箱政商金權，彷如「抽干沼澤」（DrainTheSwamp）。兩者都相當程度滿足了既有支持者的期待。 但問題就在，後者已有明顯侵害隱私、人權問題，馬斯克團隊逕自下載特定人士個人訊息、紀錄，包括社會安全碼、納稅資料和付款細節（包括銀行、信用卡），幾乎已沒在管現行官方機構的信賴保護，更何況包括馬斯克本人和其查帳團隊，無一是民選官員，也欠缺安全查核，卻能恣意進入政府系統存取資料，和民主授權多所相違。 至於前者，雖然白宮另有但書，表示暫停「不符合美國利益」的援助90天，會以「救助生命」組織為例外，但現實情況是，多數人道援助團體都被劃入暫止之列，例如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和蘇丹部分地區婦女和兒童就受到不小衝擊，他們長年主要受助於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和聯合國難民署，而美國則是聯合國這一基金會和難民署的最大捐款者，剛果70%的捐助來源且皆是美國。另外，動蕩不安的盧安達，也因川普暫停外援，導致當地醫療、糧食援助受到影響（經反映，美方才緊急研議復工）。 看到援助暫停新聞，最恐慌者應該莫過於剛果（剛果民主共和國）、盧安達。但不只剛果、盧安達，自川普暫停USAID，從海地、蘇丹到敘利亞，乃至烏克蘭，原本負責人道援助的非營利機構，都開始大量對外發送電子郵件，以向各界尋求捐款。足見美國暫停援助的世界性影響，又影響層面不光是人道援助，甚至多處戰地（如索馬利亞）的維和行動都有可能連帶必須擬定備案。 川普一月底發布行政命令，一方面，因引發的恐慌造成全球嘩然，二方面，川普到二月中的國內民調則不減反增。這大抵又投射出幾幕美國現況：美國此刻或許反建制仍情緒高漲，甚至默許富商馬斯克結合高科技、高權力，去「整頓」政府內部效能，即使損及民主國家的權力制衡、責任、義務，似乎也能被解釋為必要之惡。 約翰尼斯堡大學商學院教授希德利（Steven Boykey Sidley）曾經如此形容馬斯克：「他進入川普的核心圈子一直是出於個人主觀期望，因為他想按照自己的想像重塑世界。」那麼，揭露「USAID金援內幕」自然只是他的第一步，就像馬斯克支持者、南非作家馬蘭所說，「馬斯克將用他的超能力心靈激光砍殺獸人和黑暗勢力。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表演…他的夢想既是殖民火星，還有拯救西方文明…」馬斯克確實認為自己是在拯救美國（西方文明），如今正是他重塑世界的大好機會，於是，他的動作只會更積極，未來四年川普執政下，他的最大任務或許就是把美國變成他想要的樣子。 至於川普，他在暫停外援的同時，儘管以「90天」、「（直接）救助生命組織」例外為前提，但實則並未考慮首當其衝的既有人道援助損害，而是就數字論數字，且以「符合美國利益」為指導原則。川普曾說過，「他們（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永遠不會授予我諾貝爾和平獎（歐巴馬曾得過）…這太糟糕了，我值得擁有它，但他們永遠不會給我。」說這句話的時候，川普並沒有解釋為什麼他認為自己不會得到這座獎，或許是明白以其行事風格，確實和諾貝爾和平獎近年所表彰的內涵差異甚大，但他顯然不會為了追逐諾貝爾和平獎改變作風。 短短數周的就任後施政，川普和馬斯克都顯露了積極重塑美國（世界）的企圖，兩人特色則都是意志堅強，手腕不走正規，更不講溫情。這樣一個美國，對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全新的課題。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看到一段短影音，有大陸民眾銀行戶口無端被存入一千五百元，正不知何事，不旋鍾又被轉走一千二百元。當事人即明白有人盜用他的戶口，當作接受政府資助貧困戶的支出，先給一千五，再轉走一千二，留三百元作掩口費。 早前中央政府指示補助社會上貧困戶，既不說撥款多少，又不交代錢從何來，本以為只是應付輿論，沒想到地方政府真「干」了——錢從何來沒有人知道，錢去了哪裡卻相當清楚。此事要政府和銀行互相串通才能做到，經手人不少，證明國難當頭官員搶錢更肆無忌憚。 政府窮得底朝天，按理官員應該急政府之所急，克己分憂量入為出維持運轉，但政府越不穩，官員越貪心，越想「搵快錢」，這叫做牆倒眾人推，反正政府會死，政府死了我還要活。 另外一段影片，拍的是一個種花生的農民，花生成熟了要挖出來賣錢，結果消息走漏，來了滿山遍野的大媽。那些鄉親不是等他收割才去撿拾遺漏在地上的花生，而是不等他收成，先自行去「收成」。搶花生的人太多，種花生的人只好眼睜睜看自己一年辛苦泡湯。 這種事情只有在共產中國才會發生，共產嘛，你的就是我的，憑什麼官員可以掏空國庫，百姓不能搶花生？官府沒有道德，民間沒有道義，上行下效，自古皆然。 又看到一段影片，雲南紅河電視台接到群眾舉報，有一夥匪徒半夜在公路上攔路搶劫，警方接報前往處理，記者就跟在警車上作現場報導。 警車開到現場，果然前方有人攔車，警方人員下車，匪徒立即向警察開火。警員看來人數也不多，但匪徒作賊心虛，即時作島獸散，跳入公路邊大斜坡。警員追逐匪徒時，匪徒多次開槍，但前後有兩名匪徒被警方當場捕獲。 聽聲音記者很年輕，語氣驚惶，抱怨警方沒有提供防彈衣，又自稱自己是戰地記者，根本不明白何謂戰地記者，毫無處理突發事件的經驗，證明該影片是真實發生的事件。 大陸底層社會開始出現這種民間豪強鋌而走險，私下組織武裝為非作歹的現象了，證明民間犯罪已經有組織有武器，那跟先前普遍的躺平﹑自殺﹑「獻忠」等社會現象比起來，又更進一步——人民有組織有槍支，膽敢向警察開火，事情的性質起了根本變化。 社會大面積失業，底層生活面臨絕境，一些不怕死的精壯男人走投無路，動歪念起賊心，趁月黑風高，政府鞭長莫及之時，做打家劫舍的營生，這也是被生活逼出來的。 不久前有報導，大陸某城巿發生住宅大廈大量破門盜竊現象，城巿治安也在惡化中。失業人口驟升，夜來滿街露宿者，三餐不繼的人聚眾犯法謀生，這是不可避免的發展趨勢。事態發展下去，居住在城裡的有錢人和官府人家便失去基本的生活安全感，他們只好加高圍牆，安裝通電鐵絲網，僱用武裝保安，到那個地步，就是社會失序的亂世。 這也表示基層政府的管制正在失能失控，地方官只顧貪腐，漠視百姓生活困難，反賊多於警察，警方疲於奔命，造成治安破口。政府越失能，民眾越膽大，有人需要槍支，就有人供應，窮苦人組成游擊隊伍，畫伏夜出，劫富濟貧。 大陸幅員廣闊，農村人口多，生活艱難，政府官員欺上瞞下，為生性叛逆不怕死的年輕人造就冒險犯難的機會。今日我們能看到的極個別現象，只是大量社會重大事件的縮影。古語說，竊鉤者賊，竊國者侯，當官的貪贓枉法居廟堂之上，做賊的刀口舔血卻有殺頭風險，世道之不公莫此為甚。打家劫舍本沒有天理，但官民武裝對抗，民間也有替天行道的正當性。 民間豪強草莽崛起，這是社會崩解的不祥之兆，證明政府的功能正在快速流失，證明中共的基層正在瓦解。民間盜賊初時規模小，隨著政府進一步失能，秘密結夥的規模會不斷擴大，反抗從經濟因素變質為政治因素，那就是中共解體的時候了。 早前傳說，中國智囊團向習近平提出通縮警告，習近平卻反問「通縮有什麼不好？」這句話被人拿來與「何不食肉靡」的晉惠帝相提並論，嘲諷習近平的弱智。想像一下，能與習近平直接說話的，必然都是黨政高層，可見傳話的人「用心不良」。習近平的心腹都鄙視他，習近平的管治權威還剩多少，便可想而知了。 身邊人尚且如此，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對黨中央和習近平還有幾分忠誠可言？官僚系統失去凝聚力，全社會普遍的惡質化，沒有正氣維繫，滿身腫瘤與病毒，這樣的政權已失去基本生命力，還能維持多久，就不言而喻了。2025，還會有很多大事發生。（文章轉載自作者臉書）
自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習近平進入黨魁第三任期，一大幫號稱習家軍的親信佔據中共高層，外界視之為習權力穩固的標誌。但習的第三任期未過半，這個親信軍團已大面積崩壞，顯示內部不穩。而由於習只信「熟人」，體制上又沒有民主法治保障，這種「熟人政治」註定爛尾（因故停擺）。 「親信軍團」崩塌 中共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有205名中央委員、171名中央候補委員。 據中共官媒報導，他們都是習親自把關的，屬於廣義上的習家軍。包括從原來江派、團派收編，還有一些派系背景不明的技術官僚。狹義的習家軍，就是早年與習有直接交集的一批「熟人」。 二十屆中央成員中，在過去兩年間許多人紛紛落馬或失勢。 官方正式宣布落馬的副國級官員有前國防部部長李尚福、前外交部部長秦剛。秦剛曾是習近平身邊的外交紅人。 落馬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是公認的習家軍代表，福建幫成員。 正部級高官有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他曾以習近平特使身份出訪。 中央候補委員中，正式被宣布落馬的有上海市委常委朱芝松，火箭軍參謀長孫金明，雲南常委常委李石松，青海省委常委楊發森。 近年中共對高官處理手法隱秘，以所謂「四種形態」區分問題輕重，做不同的處理。表現在外面，就是有些高官突然被免後不知去向，有些人缺席重大會議原因不明，有些提前退居二線，有些非正常死亡等等，事實上都是落馬的另類表現。 習近平進入第三任期之後，官員頻頻「被失蹤」，這一方面體現了中國無法治，另一方面是權力傲慢，習在權力運用上更加肆無忌憚，不講章法。 比如火箭軍政委徐忠波在2023年7月被免職，沒有講原因，也沒有新的任命。2023年7月31日起，時任戰略支援部隊巨干生缺席多個重要場合，同期傳出他接受調查，他後來又現身，但到2024年4月，戰支部隊被撤銷，巨干生變相被解職。 2024年底有四名上將缺席新任陸軍政委陳輝的晉陞上將儀式，包括陸軍司令員李橋銘、海軍政治委員袁華智、武警司令員王春寧，以及被陳輝替代的前任陸軍政委秦樹桐，他們都是現屆中央委員。 近期連續缺席重大場合的中央正部級高官，還有工信部部長金壯龍、中央軍委融合辦常務副主任雷凡培，兩人是中央委員，屬於習的軍工幫人馬。同是軍工幫的中船集團董事長溫剛最近被免職，去向不明，他是中央候補委員。 火箭軍副政委丁興農是中央候補委員，他在去年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遞補中央委員時被跳過，說明也已出事。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董事長袁潔是中央候補委員，有消息說他2023年9月在北京機場被中紀委人員帶走。2024年4月12日，航天科工集團新董事長陳錫明上任，但官方沒提袁潔去向。 2024年12月11日，中共海關總署在晚上發出十分簡單的訃告，稱署長俞建華因突發疾病搶救無效於10日離世，年63歲。但網傳俞被紀檢約談後於辦公室輕生身亡，而原來《吉林日報》在12月11日頭版左半邊刊出吉林省領導與俞建華舉行工作會談一文亦被撤下。這表明俞之死因或如傳言。俞是現屆中央委員。 還有一些明顯被貶職的中央委員，算是軟著陸。比如今年1月18日，中國社保基金會書記換人，64歲的丁學東被免職，由比他還大四歲的前財政部部長劉昆接任。丁學東是李克強時期的國務院常務副秘書長、韓正大秘。 2024年6月，未到退休年齡、63歲的景俊海被免去吉林省委書記職務，之後轉任全國人大副主任委員，提前退居二線。景俊海歷來被指是習近平的政治親信，曾在陝西為習父習仲勛擴墓建陵而被習視為有功。 這樣算一下，本屆中央委員會中至少已有20人屬於問題官員。 此外，2024年5月初被免職的中共衛健委主任馬曉偉，之前曾傳被從北京協和醫院高幹病房帶走。易會滿2024年2月7日突然被免去證監會前主席職務，他未滿60歲，被猜測要為股市「跌跌不休」背鍋。網上曾傳「A股退市公司康得新股東朱永國實名舉報前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涉嫌瀆職犯罪」。他們都只是被免去本職，進入人大或政協，屬於軟著陸。 習親自晉陞的上將逾十人出事 中共建政靠槍杆子，習近平穩固權力，威懾反習勢力，也靠軍隊。歷代黨魁掌軍靠的主要是以利益收攏軍心，首先是將心，首先就靠晉陞將領，派出官帽。以上將為例，比較江、胡、習各自掌軍時期：江升79上將；胡升45上將；習至2024年底已升79上將。 習近平在第一任期拿下的將領，都是江、胡晉陞的，用人責任不在他。但最近幾年習不斷拿下自己親自晉陞的上將，落馬已坐實的就有5人，可能受查的還有近十人。這種情況也是史上罕見的。 目前已坐實出事的5名上將，包括前國防部長魏鳳和，前國防部長李尚福，還有空軍前司令員丁來杭、火箭軍前司令員李玉超、火箭軍前司令員周亞寧、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 魏鳳和是習近平上台後晉陞的第一個上將。而丁來杭和苗華都是在福建服役時就和在同地任職的習近平交好。 近期缺席重大場合的上將，除了前邊提到的李橋銘、王春寧、秦樹桐、袁華智。被傳過出事的還有秦生祥、韓衛國、王家勝、徐粉林、魏亮等四名退役上將。 習近平剛上任時就重用秦生祥，將秦提拔為軍委辦公廳主任，掌管中共軍委的中樞系統，之後秦又操盤軍改。 韓衛國缺席了2024年12月31日在北京舉行的新年茶話會，而這一活動通常是退役上將公開露面的重要場合。韓衛國和苗華一樣，也出身前駐福建第31集團軍。 王家勝是火箭軍前政委，早前也被指受前年爆發的火箭軍窩案牽連。 更早在2018年8月，港媒《明報》報導，南部戰區政委魏亮和原廣州軍區司令徐粉林，遭降級退役。兩人均與自殺的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原主任張陽有某種關聯。 「熟人政治」註定短命 在習的第一任期，2015年，親北京港媒《東方日報》曾指出，「習近平愛用熟人。」這其實不是一名褒語，而是有貶意，暗指習心胸狹窄，用人視野不寬，疑心大，容易對身邊人猜忌。 當年習近平在浙江主持召開華東七省市黨委主要負責人座談會議，其隨行的五大貼身親信名單中，除了王滬寧、栗戰書、劉鶴和丁薛祥之外，還有時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何立峰。何立峰是習近平微時朋友，在廈門和習一起工作，參加過習和彭麗媛的婚禮。 現在眾所周知的是，號稱嚴禁搞「團團伙伙、拉幫結派」的習近平，其實最懂這一套，但他拉的必然是「熟人」。筆者稱之為習的」熟人政治「，是一種政治策略。 因為習有用人惟熟的特點，後來習家軍佔據中共政權關鍵位置，很多人是其微時的朋友、同學，或者跟隨多年的舊屬，或家族故交。故此，在中共二十大後，習家軍分出浙江幫、福建幫、陝西幫、清華幫、黨校幫等等，代表人物都是習的「熟人」。 福建幫的代表除何立峰之外，還有現任政治局常委蔡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公安部部長王小洪等。浙江幫有總理李強、天津市委書記陳敏爾、剛退休的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陝西省委書記趙一德、國安部部長陳一新、習的前軍中大秘鍾紹軍等等。習的清華大學同學陳希、舊時河北同僚栗戰書，都為習固權立下汗馬功勞。 習為了用「熟人」，還讓本已進入退居二線狀態的親信重返要職。比如宋濤67歲從中聯部部長轉入全國政協之後，又復出任國台辦主任至今。夏寶龍從浙江省委書記退下轉入人大，後來又復出晉陞副國級，並擔任港澳辦主任，今年他已72歲。應勇從湖北省委書記退下後，又復出任最高檢察院檢察長，這幾人都是習的早年「熟人」。 不過，習玩「熟人政治」，圈定的是熟人，暗藏一種危機就是：人情不是永恆的，古今中外多少熟人朋友最後反目？ 故此，習的親信現在走紅是一回事，將來能否實現安全著陸又是一回事，將來的下場可能會很悲慘。像何立峰雖貴為習的近臣，但他在廈門和天津，都留下貪腐醜聞，日後在習家軍內鬥中，就會有人用黑料整垮他。秦剛據說也是這樣下台的。 習的「熟人政治」，只相信熟人，還有一個對他而言最大的危機，就是即便他能再任一屆，他的「熟人」已經基本退休，官場上佔主流的都是習的「陌生人」。這些人和習沒有深的交情，只是為了政治利益媚習，更會是陽奉陰違的「兩面人」，這是習向來最顧忌的。但是時間也推到這一步了。 像新任國防部部長董軍，到今天還不是軍委成員和國務委員，就是因為他不獲習的信任。 如今在習家軍中，栗戰書、劉鶴已退，陳希勉強超齡留用，放在中央黨校校長這個位置。軍委副主席張又俠超齡留用，但盛傳他是元老派拉攏的實權派，關鍵時間會對習有威脅。1959年生的原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去年底已退休。外交老將王毅過兩年也不可能陪跑了。 習當然也會用「熟人」的「熟人」，比如栗戰書、蔡奇、何立峰的自己的人馬，但這些人對習本身的忠誠會大打折扣。 到2027年，假如還有中共二十一大，到時留下的習的「熟人」就寥寥無幾。如果在這個時間點前後要做侵入台灣的「大事」，由於各大關鍵部位都是「生人」把控，中共內部更容易生變，出現針對習的倒戈。 反腐變奇恥大辱 前邊講到，中共官媒在二十大後曾公開宣稱，這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都是習親自把關、審定的，習當然一直擔心自己創建的中央人事大盤崩塌，所以會極力護短、護盤，比如對秦剛和苗華。估計這兩人都是被習家軍內部政敵舉報、爆黑料，習才不得不處理。但從客觀上看，習重用的是自己人，出事的肯定也是自己人，這無形中又使反腐進入了一種類似商場上的「殺熟」的模式。 習因為三年動態清零防疫政策，鬧得天怒人怨，最後又自打臉，放棄自己一直強硬堅持的動態清零，他其實已權威掃地。現在人事大盤又出事，習特別害怕將自己識人不明、用人不智的問題，公開攤在全體國民面前，這甚至是「自殺」作為，只是一時看不到後果。 今年1月6日，習近平在中共中紀委四次全會上大談「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須說到做到」。意思就是，陽奉陰違的「兩面人」太多了，要加大打擊力度。他變相承認了自己憶被「兩面人」包圍。 習近平還沿用過去的套話說，「反腐敗鬥爭形勢仍然嚴峻複雜」，「任何猶豫動搖、鬆懈手軟或半途而廢，都將犯顛覆性錯誤」。 對於號稱「偉光正」的習近平來說，這場因對被顛覆的恐懼而停不下來的反腐大戲，到了最近兩年捉自己人，已演變成他的奇恥大辱。他現在宣布繼續加大反腐，只是將反腐變成一個遮羞布。 由於習靠「熟人」幫助固權的特點，並無長期統治的體制保障，獨裁人治反而強化，習的「熟人」三年之內幾乎消失，他與「新人」無法取得互信，其垮台也進入倒計時。至於習倒台之日，是否就是中共政權崩塌之時，筆者之前就講過，那應該是同步的，因為共產主義已是破產的意識形態，中共靠強權維持穩定，在號稱「強人」的習近平之後，已無人能夠撐持這一爛局，必然會改朝換代。 ※作者為獨立評論人。全文轉自上報
「春晚」是春節文藝晚會的簡稱，具體地說，是央視春節文藝晚會的簡稱，雖然現在每個地方的衛視都會搞自己的春晚，但提起春晚，人們一般想到的是央視春節文藝晚會。 蛇年春晚是中國春節成為世界非遺之後的首個春晚。從1983年央視首次面向全民舉辦春節文藝晚會以來，它已經走過了42個年頭，成為所謂的「新民俗」。除夕看春晚，成了許多中國人的「年夜飯」。 春晚是國家打造的一場儀式 多數人或許只是把春晚看作大眾傳播時代央視提供給全民的消遣娛樂節目，表面看是這樣，遙控器掌握在每個人的手上，看與不看，愛看與否，由每個人來決定，然而，它實際是由國家直接操控的政治演出，是國家為實現某種特定政治目的而打造的一場儀式，背後體現的是國家意志，央視只是一個平台，通過央視來實現而已。這個特定政治目的，就是要借用春晚這場儀式，向全球華人首先是中國人，構建、傳播和增強認同民族歷史文化、家國一體的政治觀念。雖然隨著技術的迭代發展，今天的春晚在具體表現形式和技術手段上，同開辦初期有很大不同，但基本結構、其儀式感，以及所要體現出的國家意志從來就沒有變過，而且越來越加強。 1983年，當央視決定將此前在內部排演的屬於聯歡性質的晚會，改為面向全民時，春晚所承載的政治功能尚不明顯，或者有些模糊。那時的中國，剛從文革走出後不久，人們的精神生活還相當貧乏，娛樂活動也少，過年城市和農村，延續的是古代村社的娛樂活動，央視利用電視這種在當時最先進的傳播媒介，為全民舉辦一場別開生面的迎春文藝晚會，也許初衷是活躍民眾過年時的娛樂生活，讓民眾過過快樂之年。然而，在官方發現這種形式的娛樂活動被民眾認可和接受後，它開始有意識地強化春晚的政治功能，將之作為政治觀念的一種輸出工具，向大眾輸出國家觀念。尤其是在前10年左右，官方對春晚的政治宣教意圖可謂完全不加掩飾。 春晚的政治性首先出在春晚這種演出形式本身，即它是國家打造的一場文化和政治儀式。央視春晚早已不是央視的節目，而是由中宣部主抓的一項文化工程，央視只是承辦者而已。既然是當局最高宣傳主管部門主抓的項目，自然就要灌輸官方的意圖和價值觀念。這本身就讓春晚帶有強烈的政治性。但和官方舉辦的其他文化活動與項目不同，官方通過春晚要傳達的不是某種具體的政治目的，而是相對集中且抽象的政治觀念，即團結、樂觀、積極、向上、愛國、奉獻等官方倡導的主流價值。春晚幾乎所有節目，哪怕是諷刺小品，都要向觀眾傳達這種價值觀。 春晚儀式的「國家」性質可從兩個方面表現出來，一是春晚已經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式和內容，其所要表達的主題是人民聯歡，家國一體；二是春晚的時間段，從除夕晚上8點到午夜12點，正是中國人在一年的辭舊迎新中最看重的時間段，因而也是文化意義上最神聖的時間段。儘管如今人們的娛樂活動選擇多樣化，可以上網，可以玩牌打麻將、可以上影院觀影等，但在家看電視依然是多數人的鐘愛，而此時的電視頻道，基本上轉播央視春晚，人們對頻道的選擇空間其實有限。特別在互聯網未發展起來前，這種情況更嚴重，那時在家看電視幾乎是每個人的必選娛樂項目。想像一下，除夕夜，家家戶戶坐在電視機前，觀看春晚被官方嚴格篩查的節目，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不是不經意間就進入了春晚所設定的程式、場景和刻意要傳達的家國敘事結構，讓國家塑造的主流話語和意識形態佔據人們的頭腦？ 春晚節目內容的鮮明政治宣教色彩 上面說的是春晚作為由國家打造的一場文化政治儀式本身具有的政治功能。再從具體的節目內容看，每屆春晚都會反映當年重大的國家事件，包括廟堂之上的政治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熱點事件等，它們既通過歌曲、舞蹈、相聲、小品等藝術形式表現出來，更通過主持人的解說詞表達出來，還通過邀請的嘉賓或者演員透示出來。如果說春晚儀式本身呈現的國家性質尚有些隱晦和抽象，那麼，節目內容和解說詞中的國家事件和社會熱點問題，就把春晚的政治性完完全全展示出來了，因為這些國家事件或社會熱點問題，無非呈現的是某個重大政治事件，或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又或中國政府的治理成效和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等，它們都具有鮮明的政治宣教色彩，即便是對當下某類醜陋社會現象用一種藝術的形式來諷刺和鞭撻，也是寓有濃重的教化意義。這還不講某些節目或解說詞直接用政治性語言對當局歌功頌德。 中國春節是按照十二生肖來排序的。十二生肖在傳統文化里具有獨特的象徵意味，形成了中國的屬相文化，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精神符號，不僅影響著人們的日常生活，也傳遞著價值觀念，屬於當局說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春晚自然要挖掘和傳遞十二生肖的當下意義。今年是蛇年，蛇這種動物相信大多數人對它沒有好感，但在十二生肖文化里，蛇的靈動和靈敏性，象徵神秘靈性、隱蔽變化與強大生命力，因而也被看作長壽、生殖和財富的符號。春晚要把蛇的這層象徵意義表現出來，此所謂優秀文化的當代繼承和創新。而當局倡導傳統文化的現代價值，不僅僅著眼於傳統文化不能丟，要發揚光大，也是服務於現實的需要，即用傳統文化的現代轉換，有利當局對社會的管治，維護政權的穩固。春晚對以十二生肖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頌揚，無疑要達此目的。 此外，近幾年的春晚，不再只是在央視的演播大廳同步播出，除了央視主會場，也在一些地方設了分會場。這算是一種形式的創新。但分會場的選擇，有嚴格的政治方面的講究，比如，今年的幾個分會場，選在拉薩、重慶、無錫、武漢。拉薩的政治含義就不用講了，代表民族團結，重慶和武漢是所謂新質生產力的代表，無錫是江南文化的代表。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春晚首要考量的是它的政治性。 總之，中國的春晚，其政治功能在多個環節都體現出來了，它要向14億中國人，乃至全球華人，通過一種所謂的藝術表現形式和大聯歡方式，來表達當下中國的「盛世昌明」和家國情懷。 儘管官方想在春晚上努力營造這種效果，然而，從收視率來看，民眾顯然是不買賬的。多年春晚的收視率，平均在30%左右，最高的是2004年，達到41.6%，最低的2022年，只有21.93%。今年春晚的收視率，央視公布的數據是33.64%，看起來比過去幾年回升，但也是回到以前的正常水平。春晚收視率總的趨勢還是下跌。固然這是由於社交媒體的崛起，看電視的人越來越少，然而，春晚節目本身的寡味，其政治說教意味太重，無法吸引和留住觀眾，尤其年輕觀眾，或許是更重要的原因。雖然央視也想用燈光音響效果，用技術手段進行某種形式創新，邀請知名藝人參與，來彌補這點，但是，只要官方把春晚作為一種體現國家意志的儀式的定位不變，春晚就必然會充斥陳舊的政治教化，從而讓更多的人遠離它，成為新時代的「古董」。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回頭檢視當年李登輝主導的6次修憲，過程結果雖然紛紛擾擾，但最關鍵的核心其實只有兩項：一是直接讓總統民選，二是拿掉國會對閣揆的同意權，讓閣揆的權力來源全來自於總統而非國會，這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憲政體制。 李登輝心心念念推動這兩項修憲工程有其正面積極的考量，包括：一、讓直接民選的總統承繼台灣的國民總意志，再造中華民國的第二共和，用以對抗強大的外患中國。二、總統擁有完整的閣揆任命權讓中華民國《憲法》徹底脫離原本的內閣制身軀，總統也成為行政權的最高且最後的負責人。 李登輝意志堅定，修憲未成絕不罷休，但他面對的是一個有敵意的黨內環境與民進黨的外在競爭，也因此做出若干必要的妥協。包括：將立法院的覆議否決權由原《憲法》第57條的「出席立法委員三分之二」下調為「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意味國會可以更輕易地否決行政院的不同主張。此外，容許立法院可以隨時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但行政院卻只有在國會進行倒閣時才能解散國會，這種明顯有利於立法院的設計是謂「被動解散權」。 李登輝的這兩項讓步都著眼於「彌補」立法院失去閣揆同意權的「損失」，但其實都不太符合一般憲政運作的常軌。其中，覆議權制度原本是用以對抗立法權過度膨脹、草率或濫用，立法部門否決覆議的門檻下調為「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已接近一般多數決，這幾乎使得覆議權形同具文。而倒閣與解散國會本為一種動態平衡的設計，讓行政與立法兩院都必須時時以民意為念，不敢恣意妄為；但是行政部門只擁有「被動解散權」，不但無法制衡立法權，也讓立法部門失去了透過倒閣來解決政治僵局的動機，使得這套憲政設計形同虛設。 當年修憲把「下調否決覆議門檻」與「被動解散權」當成拿掉國會閣揆同意權的「嫁妝」，果然在20多年後成為台灣政治動亂的遠因。因為總統無法透過覆議或主動解散國會對抗立法專擅，在政治僵局無解的情況下，罷免這種古老的工具竟成為如今方興未艾的唯一制衡手段，這肯定是當年修憲者未曾設想過的情境。 面對這樣的亂局，包括在野黨在內有許多人建議總統應該透過主動的拜會、路線的合作，甚至是釋出權力組成聯合政府來解決爭端。這些建議說得輕巧，但在現行這套憲政制度下卻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放眼解嚴後的台灣政黨史，除了小規模的利益交換與政治收編外，台灣未曾有任何聯合政府。不是台灣人貪戀權力不喜歡合作，而是台灣這套總統直選制度幾乎不允許台灣的藍綠政黨之間做出有意義的聯合。 總統直選是透過每4年一次的選舉來決定行政權的歸屬，具備「贏者全拿」的特性，這樣的憲政體制讓在野黨相信：「如果讓執政黨難以施政，我更有機會贏得下次總統大選。」這讓朝野雙方更傾向於以「對抗」而非「合作」來定位彼此關係。台灣的聯合政府說易行難，是因為聯合政府必定伴隨著「收編」、「摸頭」，以及「責任政治的混淆」，不利於下一次的大選，所以朝野雙方都欠缺真誠的動機從事權力的分享與責任的承擔。 也因此，未必是賴清德不願釋出權力或進行合作，而是就算他想釋出權力進行合作，都很難找到可以對話的對象。不管是朱立倫、傅崐萁，甚或是可能參選下屆總統的盧秀燕，他們的權力位置不同，政治利益也不盡相符，對朝野合作聯合政府的態度恐怕也南轅北轍，執政黨貿然釋出政黨合作的訊息，恐怕又被質疑是在離間分化在野黨。 台灣政治分裂的根源很複雜，除了國家認同的分歧以外，贏者全拿的總統選制也推波助瀾，加上憲政體制本身欠缺有效清晰的解決機制，使得每一場政治僵局都越滾越大、糾結難解。這是台灣人的共業與宿命，只能期待公民社會有足夠的智慧來化解這樣的危機。 全文轉自上報
川普政府在重塑國際關係的過程中，毫不含糊地發揮關稅這個戰略工具的作用，除了哥倫比亞在三小時內走完從抗拒到服軟這場勝利之外，正在凍結與歐盟的關係，代之以直接與歐盟成員國建立一對一的單邊聯繫，至少義大利、匈牙利等國樂從。據美國多家媒體報道，美國總統川普已經宣布，墨西哥和加拿大如果不採取行動阻止非法移民和致命的阿片類藥物芬太尼流入美國，2月1日是對進口的商品徵收25%關稅的最後期限。 中美關係之複雜遠甚於美國與盟友的關係 從美國與哥倫比亞、墨西哥與歐盟的關係來看，川普2.0對它們徵收的關稅其實是懲罰性的，這些國家確實多年來從美國獲利甚多，但挖美國牆角的事情做得不少。以與美國毗鄰的南美來說，世界三大毒品生產基地之一的南美洲的「金新月」地帶（哥倫比亞、秘魯和玻利維亞三國形成的毒品生產區域）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產地，佔全世界可卡因產量的90％以上，哥倫比亞和墨西哥還是全世界大麻和海洛因的主要產地，向美國輸送毒品與大量非移成為這些國家的主要謀生之道。據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NC）最新發布的報告，美國是全世界最大的毒品消費國，全球生產的毒品約60%輸入美國。去年，美國約有近 11萬人死於吸毒過量，這一數字不僅創下歷史紀錄，甚至比當年美國死於槍擊和車禍的總人數還要多。因此，特朗普要求這些拉美鄰國減少芬太尼等毒品與非法移民（其中不少是毒販）流入美國，目標簡單，而且對方是凈受損方，容易達成目標。 加拿大《環球郵報》近日發表《如果川普關稅無法談判怎麼辦？》一文，稱加拿大對川普25%關稅的反應，目前已經走過了拒絕、妥協、教育，以及即將採取的報復這前四個,如果特川普堅持從2月1日起徵收 25%的關稅，加拿大別無選擇，只能進入第五步，也是最痛苦的一步：適應。 在美國的盟友當中，英國與歐盟向來最重要。但現階段，川普對英國態度冷淡，斯塔默首相甚至沒收到出席就職典禮的邀請；據Politico分析，川普正在凍結與歐盟的關係，選擇直接與歐盟成員國建立聯繫，邀請義大利等國領導人出席就職典禮而將歐盟領導層拒之門外只是開始。接下來的關稅武器當然會用來對付德法兩國，讓丹麥在格陵蘭島問題上配合，武器當然不止關稅。 相比之下，川普對中國要溫柔得多。在競選時期，他曾多次揚言要加征至65%的關稅，但目前僅宣布對中國商品加征10%的關稅，2月1日是否成行還在未知之數。這一刀就算真砍下去，也遠比他對盟友與拉美幾國那一刀溫柔。原因無他，美中之間利益關係牽扯太多，完全不是懲罰性關稅能夠一招定乾坤。 對中國的關稅大棒高舉輕落 1月23日，美國總統川普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視頻演講中宣稱，隨著他的選舉勝利，「美國回來了，開門做生意了」，關稅作為其外交政策核心工具則是與世界做生意的槓桿。中國算是重點客戶，仍然是公交私誼一道來：稱美國與中國的關係「不公平」並提到美國與中國一直存在巨額貿易赤字，「我們只想要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國在幫助促成結束俄烏戰爭上可能發揮的作用為北京與華盛頓的貿易談判敞開大門。在演講之後這位美國總統與世界經濟論壇的主席博爾格·布倫德（Borge Brende）對話時的表示同樣引人注目：他與習近平「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期待「與中國相處融洽」。 面對川普的不確定，中國確定「兵來將擋」一招 與應對拜登時不時強調民主與獨裁的對立但實際軟和的戰略模糊相比，中國政府對川普2.0採取了非常靈活的應對方式，原則上，堅決不同意美國將中國定位為競爭對手， 希望只是合作夥伴；姿態上卻柔軟得多，對川普邀請習近平參加就職典禮的應對符合禮儀且反應得體；對其「不公平」與「良好關係」並舉的關稅威脅並未做出什麼強烈的反應。 1月21日，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年會上的講話中，反對美國即將徵收的關稅，並強調北京「不尋求貿易順差」，「貿易戰沒有贏家」。此次會議召開之時，正值美國剛宣布退出WHO與《巴黎氣候協定》，連對歐盟國家都主張單邊談判，不以歐盟為談判主體。作為中國副總理的丁薛祥不失時機地讚揚「中國在促進多邊主義和解決全球問題方面的領導作用」，並把中國定位為「全球化的捍衛者」——這個場景實在有點太諷刺了，30餘年前，美國柯林頓政府是全球化的第一推手 ，當時中國還在美國手把手地引導下學習如何「與國際接軌」。風水輪流轉，乾坤大挪移，如今全球化的第一推手美國要MAGA，在國際社會開始「退群」，尤其是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這一舉動，無異於氣候教創教始祖放棄自己手創的宗教，追隨者既缺銀子又無所適從。而昔日全球化的晚到者中國卻高舉全球化大旗，捍衛氣候教，成為綠色能源的最大推手。 美國智庫內部對關稅政策莫衷一是 在關注美中兩國互動時，海外中文媒體更關注中共的小調整細節，例如最近這次電話是習近平主動打給川普的（中方說是應約）；近日將其新任國務卿「盧比奧」更改為「魯比奧」，為模糊曾經宣布的制裁找台階下——所有這些，均解釋成中共暴露了面對強大川普的軟弱與無奈，試圖通過這一微小的變化緩解兩國緊張關係。許多人都期望美國通過關稅戰將中共打得落花流水，最後讓中國極權政府在失敗中衰敗瓦解。 英文媒體則更關注特朗普不斷的變化，對川普處理對華關稅戰的觀察持審慎態度，很少有人暢想川普總統將成為對抗共產主義極權的領軍人物。美國兩大思想庫之一的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縮寫AEI），號稱保守派智庫（近年來向中間靠攏），最近卻在同一時段發表了幾篇觀點相左的文章，評述川普的對華關稅政策。 戴斯蒙德·拉赫曼（Desmond Lachman）在《川普的中國貿易順差挑戰》（Trump』s China Trade Surplus Challenge，1月16日）中，認為2024年中國貿易順差近 1 萬億美元，其中三分之一來自美國。這一順差超過了美國、德國或日本作為貿易順差國鼎盛時期的任何貿易順差。這一狀態必將增強川普對中國正在搶走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信念，並增強他採取行動的決心，反過來可能給世界經濟帶來真正的麻煩，他的結論是「解決中美貿易問題的更好辦法是協調中美經濟政策，而不是徵收進口關稅」。 拉赫曼的同事史劍道（Derek Scissors）擔心的卻是川普總統對華手軟。在《川普目前的關稅計劃將有利於中國》（Trump』s Current Tariff Plan Will Help China，January 21, 2025）一文中，認為川普的關稅政策只狠狠打擊了盟友加拿大與墨西哥，最終卻會幫助中國經濟；在《川普是 「中國鴿派 」的 15 種表現》（15 Ways Trump Is a China Dove）上、下篇，他曆數了川普從第一個任期到此刻的鴿派表現，從新冠疫情、支持美國資本到中國投資、保持對華經濟依賴、重用馬斯克、讚揚習近平、關心Tiktok、對重要經濟閣員的任命（這些人只關注關稅並無政治考量）、挽救中國就業機會（證據是2018年5月取消對中興的制裁），直到2019-20 年間「第一階段」貿易協議毫無成效， 導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並未減少……，不管是否沾邊，全部貼上「鴿派」標籤一一列出。 從各種披露的川普經濟團隊的工作動態來看，目前對華關稅戰基本處於叫陣階段，如何開局、如何落子基本未定，正在等待預想的「川習會」定調。我的判斷仍然是：即使舉辦了川習會，中美談判內容仍將隨機調整：鑒於中美貿易現狀及如此龐大的對華貿易逆差，在各種與北京有關的問題當中，關稅主要是個討價還價的籌碼。很多人強調國務卿盧比奧打擊共產主義極權的多次表態，但畢竟美國總統才是當家人，國務卿與經濟團隊都只是執行者，智庫最多算是清議，海外中文圈指望川普通過關稅戰胖揍中國，主要是表達他們的願望。
中國在人工智慧領域的飛速躍進，正重新定義全球科技競爭和地緣政治格局。外界曾以「人民戰爭」的理論探討中國依靠大量人口與集體動員的舉國模式，但今日的現實已遠不止於此。作為一款可與 ChatGPT 類比的生成式 AI，新創產品 DeepSeek不僅體現了中國前沿技術的實力，更折射出「人民戰爭」理論如何在數位時代煥發新生。 儘管「人民戰爭」原本是一種軍事戰略思維，強調「全社會動員」與「農村包圍城市」，如今已被靈活運用在軍民融合、科技攻關與政策協調上，形成能與西方大模型企業分庭抗禮的獨特發展模式，並且在抖音之後成為對國際關係與地緣政治發生影響的新一波敘事。 源自毛澤東 從大規模動員到「舉國體制」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等著作中闡述的「人民戰爭」理論，強調最大限度動員群眾資源，在艱苦條件下以靈活戰術和政治組織奪取勝利。雖然此種思維起源於傳統軍事戰略，卻在中共的「科技興國」的目標下實現轉化到各個科技前沿領域，從半導體產業、數位金融、社交軟體，到近年發展迅速的人工數據與大數據都能看到「人民戰爭」的深刻影響。 中共早年透過類似的「全民動員」模式完成了「兩彈一星」等關鍵技術突破；今日，DeepSeek 等 AI 新創同樣能在短期內獲得政策補貼、大量數據和算力支援。這正是承襲毛澤東主義發展的「人民戰爭」全社會動員理念，在新技術領域的體現，運用龐大組織能力及國家權威，迅速聚合資源形成「舉國體制」。 如同歷史上中共在面對逆境突圍的經驗，中共特彆強調 AI 的「自主可控」與科技的敘事，帶著對內凝聚黨國的政治目的，以及強調不再如同半導體產業受制於他國晶片制裁或技術封鎖。這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模式，承襲自毛澤東時期的「自力更生」精神，更顯示當前中共以政治科技和社會。 「人民戰爭」結合「新質生產力」 西方軍事史家在韓戰、越戰等衝突中，常以「人海戰術」形容中國（及其盟友）在裝備與技術不及對手的情形下，以人數或游擊戰取勝。這種歷史敘事長期塑造了「以人補技」的刻板印象，卻忽略「人民戰爭」的本質與整體作用。DeepSeek 顛覆一部分人海戰術的迷思，但是在其推出的背後仍不免用上他國難以比擬的高端人力，以及相對便宜的勞動成本。 DeepSeek 的崛起正好是這種系統性動員的絕佳案例。 DeepSeek 不僅仰賴大型語言模型與深度學習演演算法，更能利用中國本土龐大的語料庫與市場需求做快速訓練與迭代。透過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扶持、國有資本或民間風險投資的支援，DeepSeek和中國其他同類新創企業能在短期內獲得充沛資源，順利完成從概念到產品的跨越。 然而，與 ChatGPT 類似的生成式 AI 技術證明，中國正在擺脫量大於質的標籤，並且在演演算法研發、自然語言理解、大數據處理上展現出相當的實力。只花需要約600萬美元的原始計算能力就訓練新模型，還不到科技巨頭Meta訓練其最新人工智慧模型所耗資金的十分之一。這一轉變凸顯中國在半導體產業與供應鏈遭受封鎖的環境下，仍能在高科技領域取得有別於西方的話語權，而不再只是一個「人力密集」或「大量製造」的國度。 伴隨近年「新質生產力」政策的推動，高科技產業獲得更多的資源，卻也使得傳統的製造業面臨發展失衡的問題，過去作為就業大軍的主要勞動提供者，如今卻在智慧製造與新興科技產業發展的多重影響下，大幅減少提供勞動崗位，過往打螺絲的工廠大軍不可能在一夕之間成為「新質生產力」所需的人力，失業與就業困難造成一波流動於農村與都市之間的不穩定群體，也成為去年底以來社會上各種突發攻擊事故的來源之一。 軍民融合 2.0 與 AI 「智」動員 在經歷 1978 年後的改革開放與 21 世紀初的資訊革命，中國軍隊與科研機構的現代化進程已進入「智能化」作戰階段。隨著《新一代人工智慧發展規劃》和《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法規陸續出台，數位治理與內容監控機制漸趨完善，亦使得國家層級力量能更加有效地整合民企的研發能力。換言之，DeepSeek 等產品在商業化之餘，亦可隨時與國防或安全機構對接，形成新世代「人民戰爭」的數位化版本。 解放軍不再止於傳統火炮與裝甲力量，而是積極擁抱大數據、深度學習與網路戰等高端技術。若與國防系統對接，DeepSeek 能加速語言情報分析、輿情監測、輔助決策。這既符合解放軍的「軍民融合」戰略，也為「人民戰爭」在「智能化」時代的新變革服務。 中國軍隊一向強調「人民就是力量的源泉」，這種全民皆兵的數位化升級將使得未來出現更多高端版的「山東藍翔」，以網路產業為中心的長江三角和浙江等地正在成為AI軍事化的發韌。一旦 DeepSeek 與 AI 工具與中國的全國數位基礎設施結合，全民「數位民兵」或「網路民兵」有可能成為未來衝突中的關鍵力量，使得中國各地都能夠運用更先進的AI作為工具，在大量的人力動員與機器學習的海量訓練下，產出足以影響全球話語的能力，使得「全球南方」成為AI時代鄉村包圍城市的動員體系。 話語權與「數位極權」隱憂 批判地緣政治理論提醒人們，權力的競逐往往體現在敘事和認知的建構上，近年西方對於中國 AI 科技的關注，夾雜著「監控技術輸出」與「全球威脅」的論調，特別擔心中國的 AI 可能被運用於高效的輿論控制與隱形宣傳，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或「數位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拓展市場之際。 DeepSeek 這類生成式 AI 若深入海外市場，將面臨嚴峻的政治考驗。各國可能擔憂其產品背後的監控能力或數據回傳風險，從而對華為、抖音等先前的安全爭議再度聚焦或升級。若中美競爭持續升溫，人工智慧或將成為全球新一輪科技冷戰的核心戰場。 西方敘事的背後不免體現發展程度落差的現實，沒有能力取得算力資源的「全球南方」，有可能加入DeepSeek的陣營，而其中不乏英語與法與的使用者，群體的建構能力有可能讓ChatGPT在內的西方產品面臨競爭的挑戰，甚至反過來影響西方的AI敘事與脈絡。 經由AI版的「人民戰爭」的符號再現，DeepSeek 將成為中國結合「全球南方」發動「人民戰爭」的「全球智能動員體系」，政府、社會與群眾三方協同，利用各種制度與技術手段，去管理、控制甚至生產「可管理的人口」，成為國家之間進行「生命政治」的重要工具。西方國家也對「數位威權主義」輸出的憂慮，恐將面臨海量數據與敘事的現實挑戰，輕易滲透國家與社群。 數據治理與生命政治的統合 DeepSeek 之所以引發國際輿論的高度關注，恰在於它結合規模驚人的中國式數據資源與強大的生成式 AI 能力；這些數據並非僅指海量人口資訊，也涵蓋了人們的意識形態、社交行為與政治態度，形成中國模式的「身體—數據」統合，滲透到個體的身體與日常生活。 DeepSeek 與類似平台若成為生命政治工具，將使國家不僅可收集意見，更能藉生成式 AI 反向塑造民意、干預社會對話。在「人民戰爭」理論的驅動下，國家得以更有效率地對「人口」進行動員，並透過技術手段將群眾和數據無縫銜接，在「全球南方」建立起有別與西方的治理秩序。 DeepSeek 與中國生成式 AI 的興起，為中共「人民戰爭」理念在 21 世紀提供嶄新的演繹；而數據與身體的「生命政治」統合，則進一步揭示了數位時代中，如何透過演演算法精密運作、影響乃至塑造民眾的思想和行為。這兩者的結合不再只是一種戰略層面的「軍民融合」，而是面對西方封鎖下的自力更生。 過往西方對於認知的中國「高科技威脅」，也將重塑中國軍事事務革新的面貌，並且對國際社會示警中國式「舉國體制」對外輸出的可能性，重塑「身體—數據」關係的治理秩序，將「人民戰爭」的延伸至更為細緻、個人化的層面，但是核心仍掌握在中共手上。 全球秩序面對AI領域的「人民戰爭」挑戰 當中國將「人民戰爭」推至生成式 AI 乃至「智能化戰爭」的新高度，世界各國無可避免要面對這一結構性挑戰。DeepSeek 的誕生凸顯了中國在演演算法、語言模型以及市場化應用上的強勁能力，並預示著一場關於數據與話語權的新型競賽。然而，國際社會對此既抱持警惕，也不得不承認中國日趨成熟的 AI 生態已難以忽視。縱使西方以技術出口管制或法律審查加以回應，亦未必能真正阻斷中國透過「人民戰爭」式的體制動員持續突圍。 AI 時代的「人民戰爭」更不僅是軍隊與民眾的結合，也涉及數據、演演算法乃至身體與行為的深層管理。這或許更能說明：未來的美中科技競賽已遠超過武器與硬體的較量，而是一場關於數位治理、生命政治與全球敘事的新前線。 ※作者為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