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2013年4月初，我在凤凰网开选题会，那次会议请来了原《新京报》的调查记者袁凌。离开《新京报》后，他辗转来到一家名为《LENS》（原名《LENS.视觉》或《财经.视觉》）杂志社工作，这本杂志属于“财讯传媒集团”，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财新》杂志社。 领导告诉我们袁凌是记者圈内的凤雏先生，尤其擅长新闻调查工作，所以见面后我们对这位凤雏先生推崇备至。一方面是他的行业地位，另一方面也想夹带点私货，从老司机的口中敲出点新闻源来。 说来也巧，当时他完成了一篇调查报导，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走出“马三家”》，谁想这一报导意外牵出了法轮功信奉者受迫害的线索，我自己总结就是捅了马蜂窝。 这篇报导写道，2013年2月初，一位女访民找到大连人王振，交给他一封用蝇头小字写在皱巴巴纸上的“呼吁书”，要求废除劳教制度。签名者中包括王振的妻子刘玉玲。刘玉玲2012年8月被判劳教，当时仍在辽宁马三家女子劳动教养所里羁押。“呼吁书”是她包在裹紧的小塑料卷内，藏在阴道里带出劳教所大门的。 后来在我的采访中得知，所谓的“呼吁书”是将圆珠笔芯抽出，将书信置于其中，然后放进阴道中带出来的，能这么带出一个在现在看了没有甚么意义的“呼吁书”，令人有点匪夷所思；能花这么大心思带出来个小纸条，足见问题的严重性。关于情节，我当时觉得电影都没有这么拍的，真的太过夸张，然后更令人难以置信的还在后面。 4月中旬，这几位女访民来到北京，我们约好了采访，因为女访民害怕再次受到威胁，我们特地约在了凤凰会馆中进行采访，当时著名的《锵锵三人行》也在那里录制，而这次采访绝对令我终身难忘。 下午2点左右，我们见面了，她们每人都佩戴了一个徽章。他们告诉我徽章是从台湾带回来的，虽然我记不清是他人赠予还是其他，但是徽章上有“民权、民主、民生”以及“天下为公”的字样。当时她们已经将个人得失置之于脑后，就是要推倒可恶的劳教制度。我下面通称她们为受害者。 受害者超过10人，最终到达北京的人数不到一半。我所见到的这些受害者均来自东北，其中以吉林和辽宁为主，她们的岁数基本为40岁左右，跟我母亲是同辈人，大多数人都有孩子。其中一位从法国回来处理自己的拆迁事宜，最后被关进马三家。 面对当时不利的处境，还能站出来，我认为她们的行为值得每一个中国人所尊敬，我们也应该记住她们，以下是她们的姓名：刘华、陆秀娟、朱桂芹、赵敏、王桂兰、梅秋玉、王玉萍、郝威、盖凤珍、李平、胡秀芬、曲华松，刘玉玲。 费如此大周章带出的呼吁书，牵出了一个个奇怪的名词“小号”、“大挂”、“包夹”、“卡齐”、“死人床”，这些词生动地描绘出了每个酷刑。 在我所受的教育中，只有国民党的渣滓洞才对中国人施以酷刑，没想到在2013年的中国，比之更甚的苦难依旧在我们的国土中上演。 那次采访让我听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其中一名受害者哭著说，我也是一名母亲，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们怎么就因为我正常维护自己的权益而这么对待我。说罢，房间内恸哭之声此起彼伏，采访一度无法进行。摄像师抹眼泪，我也止不住地泪流，搭档也在哭，我们三个可都是大老爷们儿，试问再刚强的汉子面对此情此景谁能不为之动容。 此后，受害者们又接受了卫视《社会能见度》的采访，现在采访可见于油管。我的采访标题为“马三家女子劳教所惊天内幕真相被藏于阴道带出”，当然采访随后被和谐。但是我从中得到了关于法轮功信徒的一些信息。 受害者告诉我们，与她们相比在马三家另一个区域中的“那些人”，也就是法轮功信徒，她们的遭遇要更甚于因为上访被劳教的我所采访的受害人。在马三家，一般上访人员与法轮功人员实行分开管理，即分监区，除了集体的活动或劳动之馀，二者互相有交集的机会不多。 但从施暴者的口中得知，原来“小号”、“大挂”、“包夹”、“卡齐”、“死人床”等酷刑都是先对法轮功的学员实施，而后再经推广到我所采访的受害人中。其中，对待男性的酷刑要比女性更为恐怖。 曾有受害人亲眼见到法轮功学员在劳动场所被打到丧失意识。也经常有法轮功学员无故失踪，对于活摘器官的传闻，这些受害者们深信不疑。 这些酷刑为： 老虎凳，这个就不用解释，脑补一下。 小号，惩戒室的俗称。最窄的面积不到4平方米，没有光线，日夜靠电灯照明。受害人吃喝拉撒都要在这个空间中完成。 包夹，一种劳教所内特有的监护制度，不乏各种虐待。 大挂，使用手铐将人固定在床、墙壁、门等物体上，拉伸四肢，或者将身体悬挂起来，使当事人承受超越其生理极限的重力或者张力。 电棍，以通电的警棍电击面部、太阳穴、身体甚至舌头，其中受害人被电过私处。 卡齐，在小板凳上坐齐，背诵劳教人员行为准则，直到身体无法支持。 死人床，赤身或者单衣绑在床上，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如有绝食会进行强灌，有用注射器从鼻孔注食的行为。 正如国内各类大小事件，没多久舆论就归于平静，我不知道这些受害人最后处境如何，我不知道她们的冤屈是否得以平反。我没见到施加酷刑的执法者受到惩处，即使劳动教养制度最终被废止。我更不知里面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是随著劳教制度的废止而被释放，还是又换了一种形式，继续关押继续受到迫害。 当然，我知道的是在同年5月，爆出马三家的《LENS》杂志被停刊，相关报导被清理一空，就连当时上映的一部名为《被解放的姜戈》，因为片中一些酷刑与马三家略同而紧急下映修改。 我还有三个问题想知道，是甚么让我们对自己人如此残酷，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们会天天讲时时提，对自己人的暴行为何如此遮掩。法轮功的修炼人员多为年长者，一群半截身子已经埋入黄土的人，会对政权有多大危害，为甚么要杀之而后快。最后，可能也是最难回答的，为甚么让当权者承认错误说句对不起就这么难，我都没有奢望有谁对此事负责，仅仅道个歉也不行。 值得庆幸的是，后来马三家的故事传到了海外，法轮功的信徒更加壮大，神韵的名声越来越大。我不知道我们当时在国内的这一歪打正著对整个事件有多大帮助，但是请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能记住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苦难、其远没有看到的美好，记得即便不能阻止恶的发生，也请把枪口抬高一些。 作者简介： 张真瑜曾就职于凤凰卫视，负责中文台《全媒体全时空》节目的文稿撰写和内容把控；后负责大事件策划报导。负责原创节目《罗昌平对话》。
11月29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一场经济形势视讯座谈会，开场就提出3个问题，要求与会的地方政府负责人畅所欲言。他特别强调说：“你们讲真话，我们才能出实策”。这番话被认为是话中带话，实际上是说给习近平听的。因为新华社前一天刚刚报导说，贵州省政府表示，贵州省最后9个贫困县的综合贫困发生率，还有错退率、漏评率等3项指标皆为0%，而民众的认可度则是99.12%，已经符合退出贫困县的标准。也就是说，832个俗称“国家级贫困县”的“新时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自此全部脱贫。新华社的消息声称，习近平提出的“全面脱贫”的目标正式达成，还说“贫困县”的说法已正式走入历史。 在经历了疫情的重大冲击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即使有所回升，也无可避免地受到重创；疫情导致的经济萧条更是短期冲击很多人的生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全面脱贫”的任务居然能够正式达成，稍有常识的人都应当知道，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前不久，中国科技网站《36氪》以《别被洗脑了，这才是99%中国人的工资真相》为题报导表示，中国2020年劳动人口参与率为67.5%，也就是有大约9.45亿人投入工作，而这些人“月入不足5,000元人民币才是常态”，之所以经常会看到平均月薪报告远高于这个数字，大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等平均月薪甚至都超过万元人民币，那是因为贫富不均的缘故。如果说，连大城市的贫富不均的情况都如此严重，那么在相对更为贫穷的贵州山区，所有人都已经走出贫穷，就更难以让人相信。正因为如此，李克强才忍不住发出了“要讲实话”的暗讽。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过度解读，是夸大渲染中共内部的习李之争，那么另外一条消息或可作为旁证。就在贵州省宣布全部脱贫的两天之后，11月25日，中新社发了一条新闻，称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夏更生表示，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并不代表全国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全面完成。夏更生表示，省级宣布脱贫摘帽后，还要接受中国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抽查、国家脱贫攻坚普查、脱贫攻坚成效考核，检验退出程序的规范性、标准的准确性和结果的真实性。夏更生说，各地要对抽查、普查和考核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查缺补漏、动态清零。国务院扶贫办的这个声明，摆明了就是打贵州省政府和新华社的脸，声明是否达成全面脱贫，要由国务院审核之后才能算数。而进行审核，本身就是“讲实话”的落实手段。这样联系起来看围绕脱贫任务所进行的这一系列舆论上的不同声音，说李克强是曲折表达对于全面脱贫工作是否正式完成持怀疑态度，并不过分。 联想到前一段时间，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在要求地方政府提高资金效益的时候，意味深长地说的那句“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做甚么事一定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更可以看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国经济现实状况的描述上，习近平与李克强之间出现的分歧。我们知道，所谓的“脱贫攻坚”是习近平对全党定下的所谓“重大政治任务”，其实也是习近平自己争取第三任期的重要政绩。但显然，李克强并不想在这件事上搞“政治正确”，这是因为李克强已经快要退休而无所谓了，还是党内仍旧有对抗习近平的力量，还尚待观察。
习近平又要出猫腻了。过去几年，他年年都说有多少多少贫困人口脱贫了。实际上就是评功摆好，自吹自擂，给共产党脸上贴金，顺便证明自己的伟大。这种证明实在太便宜，太简单了，伪造个数字，上下一起贪腐。反正老百姓有冤无处申，只好随他去了。所以李克强总理听说今年就要全部脱贫，只能提醒各级官员：一定要说实话呀。其实说了也是白说，共产党的官员什么时候说过实话？！ 虽然美国和西方的拥抱熊猫派一个劲地说：中国实现了脱贫，多么多么地伟大。可这里边的猫腻实在太多。不能说所有的官员都不关心脱贫，所以每年都有一千多亿的脱贫资金下拨。就算这笔钱平均分配给贫困户，也早就一下子脱贫了。为什么年年脱贫，几十年了还是那么多贫困户呢？这里边的猫腻，国人心中有数。 首先是贪官污吏们集体在吃贫困户。资金被层层剥皮，名目繁多，到了真正贫困户手里就剩了个渣渣了。因为这个原因，保留贫困户是官吏们的生财之道。一个小小的山区贫困县，可以几亿几十亿的大兴土木，再加上层层盘剥，养肥了官员们。还能给贫困户剩下多少渣渣呢？ 其次是为了制造政绩，共产党把贫困标准定得极低。中共说出口的贫困标准只有联合国最贫困标准的一半。按这个标准的绝大部分脱贫户，实际上仍然是极度贫困人口。再加上中国的物价不是第三世界的物价，很多消费品价格甚至高于美国和欧洲。特别是食品和住房价格，已经攀登了世界高峰。这让李克强总理所说的，收入不足一千元的六亿中国人民怎么生活呢？ 现在可好，那微不足道的一点渣渣也被取消了，正式宣布明年不再有贫困户了。从习近平的角度看，丰功伟绩不消说，还为捉襟见肘的财政节约了一千多亿的开支。正所谓一箭双雕，名利双收。可是在经济已经衰退的今明两年，因为大量失业而增加的贫困人口将如何度日，习近平和共产党考虑过吗？玩弄政治到了这个地步，难怪有人奉送给小习一个尊号，叫做崩溃的总加速师。 很多学者和朋友有点儿困惑：都号称世界第二发达经济体了，怎么还有那么多贫困人口呢？而且不是美国那种有生活保障的相对贫困，而是缺少基本生活保障的绝对贫困，和第三世界水平差不多。这让人觉得不合逻辑，流行话说叫做这不科学。 按照西方社会均衡分配经济成果的规律，这确实不合逻辑。但学者们忘了专制社会和民主社会的规律不同。民主社会的最大好处，就是通过民主程序不断调整，达到均衡分配国民收入。这保证穷人也能有过得去的，像样的生活；而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平均最低生存标准。 而专制社会则完全不同。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保证马克思的标准，人们被迫像牛马一样生存。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改成了资本主义，但不是民主的资本主义，而是专制的资本主义。没有循序调整国民收入的动机；只有敲骨吸髓发展资本的动机。利用专制的铁拳极端压榨劳动人民，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成了专制资本主义的基本政策。 其实对于西方的资本家也一样。没有这个中共专制政权，谁给他们提供廉价劳动力呢？维持这个专制的、压迫性的暴政，是全世界资产阶级的共同需要。这就是全世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维护中国共产修正主义的根本原因。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编者按：这次美国大选让很多人雾里看花。美国民主研究所所长Patrick Basham近日撰文，归纳了九项事实，或许能帮助您从纷繁的表象中拨云见日，这篇文章还被前联邦众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转推。下面是这篇文章的译文。 我是一名民意调查者，我发现这次选举令人深感困惑。我还认为，川普竞选团队有权利对计票提出挑战。11月4日凌晨以后，美国民主制度发生了非常奇怪的事情。美国人有理由知道究竟发生了甚么。 首先我们来看几项事实。 第一，川普总统获得了比历届寻求连任的总统都多得多的选票（7,300万）。与2016年相比，他多得了1,100万票，这是史上连任者支持率增长最多的第三次。相比之下，奥巴马在2012年以比2008年少350万票轻松连任。 第二，根据投票点出口民调（选举日当天在投票点出口进行），川普得票的大幅增加，是因为他在很多主要群体中的表现要好得多。95%的共和党人投了川普。他获得农村地区男性蓝领白人的力挺。 第三，自1960年以来，川普赢得了共和党所有少数族裔选票中的最高份额，他的黑人支持率比2016年增加了50%。就全国而言，拜登的黑人支持率远低于90%，比历届败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还低。 第四，川普在西裔选民的份额已提升至35%。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只有6成以下的西裔票，决不可能赢得佛州、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 佛罗里达州、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这些领头羊州以川普的巨大胜利粉粹了美国媒体的民调。 自1852年以来，只有尼克松（Richard Nixon）赢得这三州后失去了选举人团，而1960年肯尼迪的胜选仍然充满质疑。 第五，历届大选中，在中西部，密歇根州、宾州和威斯康星州总是与俄亥俄州和爱荷华州同向。而俄亥俄州总是和佛罗里达结果一致。当前的统计显示，除少数几个城市外，“铁锈带”向川普的方向摇摆。然而，由于在底特律、费城和密尔沃基出现了明显的黑人票，拜登在密歇根州、宾州和威斯康星州领先。拜登的“获胜”幅度几乎完全来自这几个城市的此类选民，巧合的是，他的黑人票仅在确保获胜的确切地点出现了峰值。在可比州的可比人口群体中，他没有得到可比的支持，这对于胜利者来说非比寻常。 第六，我们被告知，拜登在全国范围内赢得的选票超过历史上任何总统候选人。然而，他只赢得了创纪录低的17%的县-524个县，而奥巴马在2008年赢了873个县。但是，拜登在总票数上却超过了奥巴马。 第七，共和党人不但保住了参议院所有席位，还在众议院出现了红潮，夺取了所有27个紧张角逐的席位。在州一级的选举中，川普的共和党不仅没有失去一个州的立法机关，还取得了进展。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共和党领头人的川普却失去了总统选举，是异乎寻常的。 第八，另外，在非民调的指标中也发现了异常现象，包括政党注册趋势；候选人的初选情况；候选人的热情；社交媒体关注者；广播和数字媒体评级；在线搜索；（特别是小的）捐款者人数；以及下注的人数。事实证明非民调指标百分百的准确。而这次大选，每一个指标都预测了川普的连任。这说明了甚么？如果川普输掉这次大选，那就意味著每一个指标第一次，也是同时出现预测错误，这是绝不可能的。 最后，大量选票的出现和计算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 1. 在选举夜深夜，正当川普稳步前进时，许多摇摆州突然停止计票。大部份地方的监票员被撤离，使计票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继续； 2. 统计上异常的票数是计数恢复后的新常态。频频出现大量的选票多达数十万，并且这些选票超过9成都投给了拜登； 3. 计算了迟到的选票。宾州有23,000张缺席选票上的回邮日期是不可能的，86,000张选票的回邮日期异常，引发严重质疑； 4. 没有验证邮寄选票的签名。销毁包含签名的邮寄选票的信封； 5. 缺席投票被拒率创历史新低。政治分析师巴恩斯（Robert Barnes）说，拜登领先票数并不多，“如果各州今年拒绝缺席选票率与近几次选举相同，川普将赢得大选”。 6. 丢失选票。宾州特拉华县就丢失了47张USB卡上的50,000张选票； 7. 非居民选民。布雷纳德（Matt Braynard）的选民诚信项目估计，有20,312名不符合居住要求者在乔治亚州投票。拜登在该州只领先了12,670票，足以推翻结果。 8. 无效居住地址，空前多的死人票，没有折痕的邮寄选票，即这些票没有依法被放入信封邮寄； 9. 统计异常。在乔治亚州，拜登以89%的选票取代了川普。在接下来的53批选票中，拜登在每批中以相同的准确率50.05%至49.95%领先川普。所有统计异常和制表异常都对拜登有利，这尤其令人困惑。不管原因是简单的人为错误还是邪恶活动，还是多种原因的结合，显然都发生了奇怪的事情。 如果您认为只有奇怪的人才会对以上事实产生合理的怀疑，那么或许您自己就很奇怪。
美国总统大选纠缠到今日，一切仍属未知之数。网上各种消息，有人说拜登稳赢，有人说川普一定连任，其实都是一面之词。 川普有权打官司，打到他自己服气为止，这是美国法律赋予他的权利。全国算下来，两人的差距只有数百万票，即使没有那么多证据在手，他也有权打官司，打到最后该认输才认输。 他手上有那么多证据，不论其中有多少站得住脚，至少在他的立场，他有权怀疑拜登阵营舞弊。如果他不打官司，那就是容忍选举舞弊继续存在下去，那就是对美国宪法的蔑视，也是对美国法治的戕害。 这是为什么自川普开始打官司以来，拜登阵营一句声都没有的原因。即使拜登认为自己赢了，他都想赢得理直气壮，赢得让对手服气，这是他日后有机会领导美国后，可以慢慢修补国民撕裂的唯一途径。 近日川普已对外公开表示，如果法庭最终判定他输了，他会离开白宫。这一表态推翻了早前有媒体报道他不会交出政权的说法。在美国传统的法治环境下，如果有人被法庭裁定输了选举，而居然还霸著位不交权，他不但会失去支持者，而且会成为历史罪人。 川普虽然目空一切，但他还是不敢目空美国法律。 没有人知道最终谁赢了官司，既然如此，大家都不用吵，就等结果好了。这是我一再主张的看法。 即使总统大选最终尘埃落定，不管谁上台，美国都未能安定下来。虽然疫苗很快推出市场，全世界所有国家中，最先从疫情中站起来的国家，一定是美国，美国经济民生也会很快恢复。美国的难题在深层次的民意撕裂。全国支持左派与支持保守派的人，各自占一半左右，媒体掌控在左派手上，华尔街和知识界也偏向民主党，但保守派的基础却在基层。 不管谁上台，修补民间对立一定是首要任务，没有一个总统可以长期在一半国民的反对声中执政。这也是即使拜登上台，都不可能与中共全面修好的底因。 拜登有与中共勾兑的嫌疑，即使他当选，他也要面对国会的调查，正如川普的“通俄门”一样，他也有“通中门”的麻烦。最后若搞到被弹劾，副总统接任，那又是另一场政治风波。 这场选举暴露出来的美国选举制度的弊端，日后也一定会成为全民检讨的主题。虽然美国有很复杂的制度来规管选举，但政出多门，程序繁复，就连最基本的计票都要取用外国的软件。美国自己那么多电脑专才，就不能自己设计一套经得起审计的软件出来？ 美国全国选举委员会有名无实，为什么不能把一场选举的权力，集中到一个法定的机构，而这个机构又一定要受到参众两院的监督？就连最简单的邮寄选票，各州限期都不一样，这也无端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美国的主流媒体，在政争中因立场鲜明，几乎放弃了传统的新闻伦理，这又是一个大问题。网络社交媒体的倾向性也过于霸道，删稿封号不受控制，这都削弱了国民应有的新闻自由权利，选举后这些涉及根本国家体制的问题，应该都会引起国会的激烈争论，最终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办法，全面检讨，重新立法。 至于中共，至今为止不敢对下任美国总统抱什么幻想。观乎今日世界大局，很多事情都回不去了。首先中共的对外扩张回不去了，其次中共的外交困境短时间内不能得到改善，再次国内面临经济民生的大难题，正不知如何刮骨疗毒。至于中美关系，也只有见步行步，尽力争取缓和，又要做最坏的打算。 对中共来说，国内经济民生才是要害，直接影响执政的合法性，影响社会稳定，短期内还是对外全面收缩，退回国内，专注处理内部危机。外交上静观其变，把注意力转移到东南亚，舍难取易，减少南海的压力。 当下先收拾好香港，不管西方国家如何制裁，都忍痛把香港的抗争镇压下去，以防止香港的民间抗争向大陆漫延。至于台湾，目前可做的不多，川普把美台关系都往临界点推，就是要激怒中共，中共除了放嘴炮，有效的手段不多，也只能边走边看。 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在看美国总统大选，如此混乱局面，要等到法庭裁决后才明朗。此后至少用半年时间疗伤，然后再开新局。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台湾驻德大使谢志伟，在脸书贴了中国的台独黑名单，我名列其中。朋友叫我“顽固的台独份子”。我感觉不很自在。我支持台独，但我不顽固。 我一生相信、支持自由民主人权，反对种族国家主义，更反对专制独裁。我反对毛泽东的中国，也反对蒋介石的台湾。我支持独立的是自由民主的台湾，不是蒋家专制统治的台湾。 我曾天真地希望邓小平的复出和天安门的民主运动会导致中国的民主化，蒋经国1970年代的“革新保台”会走上台湾民主化的大道。结果，我大失所望。邓小平发动天安门大屠杀，蒋经国引爆高雄事件。 1970年蔡同荣在南加大邀请我参加他的台独组织，主张革命推翻蒋家政权。我没参加，除了个人学业没完成、没事业没钱外，认为台湾暴力革命条件不够、民主化还有希望，也是我迟疑的原因。 1983年和1985年，我被邓小平邀请参加“台湾之将来”会议，我就强调，我不是基本教义派（顽固）的台独，假如中国民主化，我不反对台湾和中国统一。 顽固的民主份子 同理，我不反对台湾和民主的美国或日本统一。 假如我有机会见到习近平，我想提出3个大哉问。1、80%以上的台湾人不愿意当中国人，为甚么你非要强迫，甚至武力统一台湾不可？2、为甚么中国和美国会有如是严峻（敌我矛盾）的冲突？3、为甚么文明大国、中国不能接受自由民主人权普世价值，发展成民主国度，与美国文明竞争，不是文明冲突？ 问题很大，其实答案很简单。因其2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文化和独裁政治，习近平继承秦始皇和毛泽东，为了维持他的专制政权，以复兴中华民族的光辉文化和历史为名，推展他的越来越独裁的专制政治。 习近平变成习皇帝。像秦始皇到毛泽东的中国皇帝，习皇帝蒙著眼睛说瞎话，欺骗、洗脑中国人，也想欺骗、洗脑世人，用他天罗地网、无孔不入的思想言论控制、宣传统战机构，抹黑美国、日本、台湾等国的民主，说它乱七八槽是假民主。他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才是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真民主。是非不分、黑白颠倒。 绝大多数民主国家的人民不受骗，不相信习皇帝的“真”民主。很多的中国人，在2千年的专制中国文化熏淘下，接受、服从、甚至相信他的欺世骗人说法。 专制中国和民主美国的东西文明冲突，在帝国主义权势政治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今日越烧越热的美中新冷战。 习皇帝绝对不承认他专制，他的独裁是美国领导的民主联盟围堵中国的主因。他越来越顽固专制。 我的根本思想、信仰是民主。我是顽固的民主，不是顽固的台独。
11 月，中国最大的经济事件就是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在国内谋划“史上最大IPO”前夕被叫停。接下来各种猜测都有，一致的看法是中国政府重手“压垮”蚂蚁上市计划，目的是示警。本人认为，马云的蚂蚁金服上市虽然范畴仍然是权力与市场的关系，但大背景却是中国政府对大数据时代监管资本的担忧，甚至有可能错失经济转向的时机。 P2P灾害仍在，政府余悸犹存 上交所给出的理由是，“所处金融科技监管环境发生变化等重大事项”导致“你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或者信息披露要求”。这一理由半实半虚，前一句是实，后一句是虚。但真正的担忧源于蚂蚁集团上市IPO的超巨规模：“蚂蚁集团总市值可能达到惊人的2.1万亿元人民币（约合3130亿美元），一度被称可能创下史上最大IPO新纪录”。 将这个IPO规模与两个数字比较，就明白中国政府的担心不为无由： 1、仅以近七年以来不断发生的民间信贷大规模违约事件为例： 2014年，全国倒闭、跑路、取不出钱的平台共有261家。2015年更是出现了“e租宝”的500亿元大案，累计也就是千余亿左右。 2、据国内研究者不完全统计，从2015年～2018年之间，中国出现八大知名爆雷平台，造成的损失资金就高达1337亿元，涉及投资人126.7万人（计重复投资者）。 这两大类事件，在中国产生了数百万金融难民，导致中国的群体性抗争多了一个抗争者类别。 如果对上述数据还无感，那么我再列举两个数据加以比较：2019年，中国的GDP规模为99.0865万亿元，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9.04万亿元（行话叫窄口径）——蚂蚁金服的筹资规模是中国GDP总量的2.1%，是中国财政收入的11%，是P2P网贷爆雷损失的16倍，这种巨大的IPO规模，让这些年将防范金融风险置于重中之重的中国政府怎能放心？ 中国政府力防的金融风险 蚂蚁金服占三条 马云在中国商海中遨游自如，是一条成功躲过习近平近年清洗金融大鳄行动的金融大鳄。在中国目前经济低迷、国际生存环境面临极大困境的时候，曾以退休求自保的马云突然于10月2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上发表演讲，称“我们必须改掉金融的当铺思想，在当下，我们必须用借助技术的能力，用大数据为基础的信用体系来取代当铺思想。这个信用体系不是建立在IT和熟人社会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大数据的基础上，如此才能真正让信用等于财富。”他所称的“当铺思想”是指传统金融业务需要抵押物才能发放贷款，而数字金融则用大数据来进行信用评级后直接发放贷款。不止于此，他还批评传统金融的“当铺思想”“害了很多企业家”。 马云这番话显然是为他的蚂蚁金服上市做舆论铺垫，结果当然是碰壁而还。为什么我说是“当然”？只要梳理一下中国经济“六稳”策之后的金融风险监控政策重点何在，就明白了。 201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定下“六稳”政策——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经济增长目标），自此之后，时不时加以强调。原因也很清楚：自“中国制造2025”成了美国对华贸易战的重点打击目标之后，为了应对产业链外移、经济持续下滑、失业压力加重，中国只得重回扩张信贷、加大政府投资的老路。 一年之后，《中国金融监管报告（2019）》出版。该报告主要由“总报告”、“分报告”和“专题研究”三部分组成。“总报告”为两篇：第一篇为“中国金融控股公司的模式、风险与监管”；第二篇为“中国金融监管：2018年重大事件评述”，对2018年度中国金融监管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系统总结、分析和评论。“分报告”主要是分行业的监管年度报告，具体剖析了2018年度中国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以及外汇领域监管的年度进展，勾勒了一幅中国金融监管全景路线图。“专题研究”部分是对当前中国金融监管领域重大问题的深度分析，主要涉及地方金融监管、监管沙盒制度、私募基金托管制度、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方面。 马云从事的电商行业至少牵涉到消费者数据保护、互联网消费金融、金融科技监管等三方面，可以说是金融监管的重点对象。 一向身在滚滚红尘名利场中的马云，曾自号“风清扬”，以此标榜他内心向往这种身处红尘之中、心在红尘之外，却能在关键时刻力定乾坤的境界。他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去触碰金融监管这条红线？更何况他早在2018年9月就宣布退休，辞去阿里巴巴董事长一职。当时，外界是这样猜测马云壮年退休：随着金融和监管压力加剧，中国私营部门面临着多年来最具挑战性的环境。马云的退休更加重了外界的感觉：私营部门正在失去动力和信心。是什么促使他出来说话？ 挺身甘当“白手套”的复杂动因 有人猜测是他背后的政治靠山希望借机牟利，让他出面说话做事，推动蚂蚁集团上市。这点因素我相信存在，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是何方神圣？《纽约时报》曾于2014年7月21日发表《阿里巴巴上市背后的“红二代”赢家》指出，在投资阿里巴巴的四家中国企业的高管中，有2002年以后在20多位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子孙。例如，陈云之子陈元、王震之子王军、刘云山之子刘乐飞、江泽民孙子江志成、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贺国强之子贺锦雷。这种关系非同小可，有助于锁定交易，使企业在竞争激烈的中国商业环境中赢得优势。这种树大根深、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络，远远超过吴小晖、王健林，甚至比超级白手套肖建华的更广泛。加上他本人能屈能伸，在关键时期表态不错，因此在上述一干人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清算时，他能够安然度劫。 但我读了马云10月26日在上海外滩金融论坛的演讲全文之后认为，除了上述因素之外，他本人对如今世界经济大势也有独到的判断（也许还比较模糊）。今年以来，全世界都因疫情、中美交恶，以及美国大选前景难明而陷入不知怎么办的困顿之时——欧盟甚至指望拜登上台之后，美国回归《巴黎气候协议》。马云有一条判断异常清醒：“过去16年，蚂蚁金服一直围绕着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发展。如果绿色、可持续和普惠包容的金融是错误的话，我们（也）将会一错再错，一错到底。”——这实际上是否定了绿色经济这条欧洲与各国左派还死抱着的伪创新经济路线。 欧洲的绿色能源道路，已经成为德国与一些欧洲国家消费者的沉重负担。早就有不少研究指出，德国放弃核电和化石能源，掀起绿色电力浪潮，曾被世界奉为样板。但实行几年之后，其巨大的成本和附加费用已让消费者不堪重负，让德国的绿色能源政策深陷困境，不得不开始彻底重新思考自己的产业模式。各国都出现了以环保为名骗取政府资助、免税等各种优惠的绿能公司困境，与各种国际组织打过交道的马云其实深知“绿色经济”这种伪创新经济话题之弊——这应该是他希望构建新金融体系的动因之一。 目前在世界各国中，明确坚持国家主义立场并以本国利益优先还能得到其他国家认可（或者说不敢批评）的国家只有中国。从马云的演讲来看，他确实不缺眼光。但马云的困难却不可克服：中国虽然是一个政商（权力与资本）关系紧密的国家，但马云要说服的政府，尤其是习近平当家的政府对私人资本的信任极其有限，只在需要利用时稍示“信任”而已。也因此，中国政府在互联网时代能够成功地引进高科技并发展出了遥遥领先的监控技术与各种左道旁门的软件技术，但在这次世界经济大转型的历史关口，是否能够再度与资本联手利用时机，则是一个有待观察的问题。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威权管制内的“香港下半场” 自2019年中国涉外事务急遽转向以来，台湾面临由怀柔转向更粗暴的断交孤立与武力威吓，国民自然对站于抗中最前缘的香港，产生“命运共同”的关切之情。 诚如前文提及，愈挫愈勇的台湾人决心以行动捍卫国家主权，望洋兴叹的中共祇能卸下“一国两制”的虚伪垂范，以操作武汉肺炎防疫政策及订立《国安法》，在“非常时期”实行铁腕手段，塑造威权下的“管治新常态”，从而直接染指香港内政。 仅在本周初，港警罗织罪名构陷民选区议员，前自决派领袖遭法院定罪，为议会人大化的民主前路再添阴霾，尤以后者引起国际关注。中央社亦以《香港下半场》专题报道概述香港现况(一、二、三、四)，但隔岸观察政情，毕竟心有馀而力不足。 台湾如何误解港情 举例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决定、特区政府刊宪取消四名泛民主派议员资格，终引发反对派共同进退撤出议会阵地，被描绘成可歌可泣的“总辞”，集体杯葛不义政权。 必须澄清的关键细节，2020年立法会选举遭政府藉武肺疫情蛮横取消，现役议员全数经人大委任，而非重新获得民意认受的“延任”。故当前特殊的“议会”(委任机构)，其法理依据既在北京，而非由地区选民或功能界别授权，那么即使取消委任，严格来说属“合理合法”的“解雇”。 争取民主遇上好行权宜的特区政府，向来被动的反对派不幸深陷“反应型政治”。2019年区议会选举翻转，2020年立法会从反对派初选、大选因《紧急法》延期、泛民违背民调结果接受人大委任到无奈全面撤出，议会路线变得无关政治理念与实践，仅由民代或群众视乎反应与舆论声量决定行动准则，本质甚是民粹。 对放弃议席的泛民议员而言，他们大多为另兼本业的代议士，“退出政坛”仅意味放弃政治影响力，回归专业界别延续个人事业，或在波谲云诡的政局中明哲保身，既未尽如专职民代般丧失席次等同生计断绝、地区事务及政策倡议无以为续，相比起社运领袖或抗争参与者面临动辄数以年计的刑期，或在滥捕及起诉的漫长司法角力中耗尽资源，代价殊少。 其中一名遭褫夺公权的功能组别议员梁继昌，正是个中显例。他卸任后接受传媒专访，不但否定外国游说其间得到民意支持的“揽炒”(美国援引《香港民主与人权法案》制裁香港)，更坦言过去因维持表面团结，未有透露真实想法。 由此可见，从议事抗争之敷衍到寻求境外奥援的违心，他们根本无意肩负选民托付的政治责任，著力推动社会变革，从政对其而言，不过是在生涯履历添上一笔罢了。 议会之路中绝以后 假如要扣问温和民主派的未来，还有中共棋局之进路，难免悲观。多年来反复探讨香港议会反对派的种种缺失，以及议会外开拓政治想像，在此不赘；往后会著力设想并描绘大厦倾覆的崩坏蓝图，故谨此作结。 去年反送中演变成激烈的民主运动，为北京带来迎头痛击。为阻挡反对派凝聚民气力争立法会过半议席、将香港民主议程置于全球视野，中共不惜全力收紧对港政策，并透过一系列政治过程确认，务求各环节做到滴水不漏。 于是乎，“选举”可以粗暴取消，泛民低头妥协又遭无情踢走，前有北京假借《基本法》宪政霸凌，后有特区政府逞国安罪行司法报复，更准备研究“大湾区境外投票”公然规避本地监察，威权自此再无顾忌可言。 然而是否有以上铺垫，中共就会放心推行以《831决定》为框架的“假普选”？恕我无法苟同。这是基于泛民“以物易物”的一厢情愿，设想中共进行相反操作“有双普选方可23条本地立法”的条件交换。问题在于，那是在对方未能彻底控制局面之际，无异与虎谋皮。 泛民“寸土必争”的一时妥协，自此在中共眼里已丧失统战价值。如今中共实际构筑了无竞争议会，生杀予夺，还需要给你虚假的民主粉饰橱窗？ “乌坎事件”的侧面参考 近日获得金马奖的纪录片《迷航》，试图连贯乌坎的过去与现在 ，可惜仍是语焉不详。 回顾乌坎的悲剧 — 起初奋起抗争并试办民主选举的村委，其后不是在参与过程中遭恐吓、劝退，不肯屈服的就被加诸莫须有的罪行，身陷囹圄，更有人迫不得已流亡异国寻求政治庇护。这场轰烈且短促的“民主实验”，在公众关注热情减退、逐渐退出镁光灯以后，早就在徒具虚形的制度下烟消云散。 新生民主之所以无法萌芽，看似缘于中共官僚作风、村委力弱无法颉颃威权，加上过程中的构陷抹黑、村民的忿懑与不成熟所致。可是究其真相，很可能与汶川地震灾后处置雷同：中共如水银泻地般的地方党委，积极发挥“思想教育”之作用，针对村民以至村委本身极尽分化煽动之能事，先令事件本质止于“维权”，而非往上提升到“争取民主自治”，再往复地威迫利诱，致使因为各方利害矛盾导致一时的团结分化瓦解。 最终，既孤立并逐一击破“反动势力”，成功将村民引诱至改革者的对立面，倒过来同情甚至拥抱起政府领导。 村民不敢持续抵抗，反而选择继续隐忍贪渎的中共爪牙；当一切恢复旧观，未必错在对手太强，而是自身觉悟太浅，而已。这与香港境况，何其相似？ （※作者为香港人／网媒记者兼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近期中国企业频繁爆雷，其中不乏以国家或是地方政府为后盾的央企或是地方国企，其中最引台湾人注目的当属清华紫光（UNIS, 紫光股份, 000938.SZ）了。这家在13-5（中国第13个五年计画）时期，挟中国国家资源出海并购半导体上下游的国家级投资公司，却在短短五年间迅速陨落，吸引了世人对中国国家补助成效的目光。乍看之下，从天而降海量资源，对于产业的发展该是如虎添翼才是，却何以不成气候？另外以中芯国际（SMIC, 0981.HK/ 688981.SS）这家被中国扶植了20年，但扣除中国官方补助，本业居然仍无法获利的公司来看，也令人纳闷这种情况究竟是个案还是通案？ 关于这个问题，英文有个片语是“bless or curse”（祝福或诅咒），是个类似于中文的福祸相倚的概念。曾听过有人以此语来解释这个中国的特殊产业现象，我以为相当贴切，毕竟对这些中国公司来说，国家补助使其不必倚赖市场生存，管理好政治关系比发展本业还更有前景，使其失去专注于主营业务的诱因，是中国这类型计画式经济政策的弊病。 然而这种中国式的产业发展，已在许多产业上发生，其实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从煤铁等原物料产业开始，太阳能及面板产业都因为中国厂商大举加入而成一片红海，也从而建立了中国对此模式的发展信心，也令台湾人闻红潮色变。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出，在较低进入障碍的产业，比如说半导体产业炼中的封装测试，透过撒币并购或是进行技术的盗窃，看起来是有其效果的，而记忆体产业，也的确有可能是下一个此类模式案例。 中国半导体自给的正向因素 平实来看，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仍有些正向的发展要素。从政治体制来看，不可否认中国有其优势，由于是人治的专制政体，在独裁者的一声令下，行政效率是相对民主政体高的。而这点就反应在此次半导体产业发展资金的筹集上，在上一轮的失败与泡沫后，14-5时期的中国依然在全国筹集310亿美金的资源，来投入半导体自主化的议题，对比13-5时期的210亿美金，还有了50%左右的增幅，这虽然不符合市场经济逻辑，却也令人为其产出感到诧异。 另一个正向发展要素是中国在AI领域的领先。从下个世代的关键发展是AI应用来看，中国在这个半导体自主的出海口上，有了领先的储备，真的值得其战略对手感到戒慎恐惧。而这个AI领域的先驰得点，还是要归功于这个专制独裁政权对人民掌控的需求，也因此对其人民资讯的收集较为深入及全面，因而在大数据这个AI的沃土的面向上，取得了相对的优势。具体的反映便是在金融科技及数位医疗等领域上，举例而言，蚂蚁金服的资损率等数据，相对于PayPal（PYPL.US）便是较为优胜的；另外在武汉肺炎期间，中国也开始使用了健康码等方式，管控人民的行踪，可视为中国数位医疗的滥觞。值得一提的是，产业界有认为数位医疗将是下一个半导体产业的大应用，将在2030-2040成为世界上最蓬勃的产业。 中国半导体自主的负向因素很难克服 但就产业特性来说，以目前中国“卡脖子”卡最紧的晶圆制造领域来看，由于具有赢者全拿的特性，会造成领先者会把差距越拉越大。举例而言，本次14-5预定的投资额310亿美金，规模为目前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TSMC, 2330.TW/ TSM.US）2020年度资本支出（160-170亿美元）的约莫两倍，然而中国的晶圆代工龙头－中芯国际与台积电的差距来到了五年以上，更遑论这310亿美金并非全部集中注资于中芯国际了。而台积电用其全球过半市占所产生的现金流，持续不断地投资先进制程，就连中国倾全国之力也无法弥补此鸿沟，成为了中国脖子越卡越紧的最大主因。 除此之外，晶圆代工的制程太过精密且复杂，彼此间又环环相扣，中国自主化的难度会相较于做终端产品高非常多。晶圆制造的流程多达400-500个步骤，改换一个生产工具或是化学品，从而引起的连锁反应，的确相当难以掌握。而且在这个行业，影响选择供应商的关键因素仍然是价格、效能等实质因素，而非国籍。其实不只是在晶圆代工，整个半导体乃至于终端设备，仍少有民族情绪发挥的空间，否则华为就会效法旅游业让陆客不来，而非加价且派专机也一定要取得台积电代工的晶片了，从而以民族情绪进行半导体的自主化，看起来也是行不通的。 另外一点可能是我们前文所提到的“诅咒”的部分：中国加大资源进行半导体的投入，吹大整个产业的泡沫之馀，对整个行业的发展反而有其负面的影响。举例而言，由于资金取得容易，组建一个小团队便可以很轻易地获得200-300万美元的初始资金，让公司留人非常困难，更加剧了中国早已存在的半导体人才荒。另外就是面对各级政府的投入，从而公司经营者的主要精力便投注在经营与各级单位的关系，很难分心于其主营业务上。 最后一点就是中国内需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内循环”，有著消费力不足的问题。中国晶片的进口量虽占全世界的60%，但只有25%的终端消费是在中国国内市场，这与其身为“世界工厂”的角色有关，而这也就造成中国虽然经济体量大，但缺乏产业话语权。这概念就如同鸿海（2317.TW）的营收规模是台积电的好几倍，但获利数字完全不成比例，便很难说鸿海相对于台积电是更有价值的公司。中国人均收入低，尚未全面“脱贫”所造成的消费力不足，即是中国产业无法升级的关键。而人均收入低落也同时成为中国发展AI产业的阻碍，比如智慧制造这么个AI应用若全面普及，将取代大量的劳工，与中方保就业的目标会有很大的扞格。 台湾需专注于技术领先 面对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挑战，看到这种倾国家资源的大撒币，我认为台湾人民是应该提高警觉，但只要专注于维持技术的持续领先，就没必要过度地恐慌。毕竟若能维持住技术领先，展业发展的活水便会源源不绝地以营收的形式注入，相对于国家补助，我认为此方式对产业发展将更为健康且正向，而这部分须关注于台美半导体合作MOU所带来的后续效益。 除此之外，由于目前半导体产业已是台湾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严防中资渗透及技术窃取，更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Credit Suisse（瑞士信贷）曾出具报告指出，中国相关半导体公司的本益比高达60-80倍，对比台湾普遍在20倍上下来看，台厂有高度被渗透及并购的诱因，值得有关单位多加留意。从而我也认为台湾半导体厂商本益比的提升，在全世界竞逐半导体资源的大环境下，可能也是个大概率事件。 （※作者为前美系外资投信研究背景，涉略台股、陆股及多重资产等领域，现职为金融科技新创副投资长，并管理“若伊时评”粉丝专页，以投研的角度跟大家分享对于时事的想法。作者及所属之公司在撰文当下，已持有本文所提及的台积电（2330.TW）之多方标的及衍生性金融商品，其利益冲突议题请本文读者知悉。唯本文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读者请勿单纯以本文为依据，请多方涉略后审慎地进行投资决策。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