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美国两党三名参议员乘搭C-17军机抵台湾，宣布捐助75万剂疫苗；虽然在数字上或速度上，都比不起日前日本紧急把124万剂阿斯利康（AstraZeneca）疫苗运抵台湾；然而外界的重点，当然是美国派军机直接降落台北的松山机场，足证美国对台关系升级，或引致中国如何回应的忧虑。 去年8月31日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的社论，声称如果有美国军机在台湾境内直接降落，台海战争就此打响；然而中国外交部要事隔一日，才发表了“坚决反对”以及“严正交涉”，虽然指控美国“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以至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但仍要求美方“慎重处理台湾问题”，比起以往的战狼外交与直接叫阵，可谓非常温文尔雅。 相较起中国外交部的慎重反应，中国小粉红网民就激动得多了，不但质疑为何“践踏了底线”、要求“把飞机打下来”或“直接上弹打下来”、“难道底线又改了？”，甚至愤怒地指控“哪里还有底线？连底裤都被人撕了”；这正是中共以往透过“战狼外交”，以至官媒口头勇武的做法，鼓动自己人民的国族主义，最终造成了反效果；面对小国或者弱国，中共的“战狼外交”当然可以吓止别人，可是面对比中国更强大，在军事上完全不害怕中共的美国时，“军机外交”足以令“战狼外交”破局，反为令人质疑“战狼”只是“纸老虎”，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对比起美国与日本的雪中送炭，中共早前不断针对台湾落井下石，以至官媒的抹黑的唱衰言行，当然只会令两岸关系继续恶化下去；“战狼外交”除了硬，就只有更硬，其根本的最大问题，就是当不断持续的文攻武吓，只会令人习惯而麻木，而且失去任何以软手法解决问题的弹性。 由早前美日澳印四方联盟成形，日本与美国更先后表示，要把台海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的防务，显示中共的外交状况不断恶化，几乎每线都有敌人，而且敌人已经联手；即使“传统智慧”的远交近攻，其“远方友人”如欧盟各国，也因为新疆问题的互相制裁，甚至令已通过的《中欧投资协定》胎死腹中。中方在欧洲的友人，只馀下最坚定的匈牙利威权政府，成功帮助中共一再否决对中国有关的声明，例如对香港问题的声明。 亲中的匈牙利政府或者换取了资源，却动摇了自己的管治──例如最近上海复旦大学，在匈牙利首都建分校的计划，引来匈牙利人民的愤怒，以至卖国的指控。上周六（6月5日）数千市民上街抗议，其市政府更把校址附近的道路，改名为“达赖喇嘛道”、“光复香港道”、“维吾尔烈士径”、“谢仕光主教道”等抗议，令匈牙利政府似有软化迹象，其总理府部长古亚什.盖尔盖伊（Gergely Gulyás）更于周日晚接受访问表示，计划仍未纳入规划，将把建校交由首都市民公投决定，显示近年中共“进取”的外交攻势，往往带来反效果。 因此当各国联手，以美国与欧盟等“硬起来”，“战狼外交”一旦沦为“纸老虎外交”，则只会更严重破坏中国的外交部署，甚至令原本的计划，都纷纷流产破局，可谓因小失大。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年轻人开始重读《毛泽东选集》是近年趋势。清华大学图书馆借阅纪录中，毛选借阅次数自2017年来都在榜上名列前茅；2019年与去年，更是连续两年排名第一。自由亚洲电台进一步访问多名教授与学生，后者认为，真正对毛泽东思想感兴趣的学生很少，超过9成的人是为了学分。 我并不太认同超过9成的人是为了学分。有些学生是为了学分，应该还有其他原因。如果是为了政治考试，更多是考新时代的习近平理论。中共一向主张“厚今薄古”，从最近新编的《中共简史》习近平就占了四分之一篇幅可知。青年学生只要把毛选读一下，对照习近平的讲话，就会感觉明显的对比：第一，毛选里有许多他们过去不知道的东西，不像习近平翻来覆去讲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第二，毛选内容有更多的经典，文字也风趣许多，习近平的东西平不知趣，味如嚼蜡。 毛泽东有中国文化底子，引经据典都是经过消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习近平小学程度，不懂古文，演讲与文章内容都是幕僚代写的，他事先连看都不看，所以才有把“宽农”读作“宽衣”的笑话。他把读讲稿当作是插队落户小组政治学习时读《人民日报》社论那样，拿起来就可以读。因为不是自己写的稿，就缺乏感情，无从风趣与幽默，只能照字读经，乃至读错或者读不出来。 去年9月，习近平在“抗击武汉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强调中国战胜武肺决心，却突然讲出“全国人民要为热干面加油”。在读到“热干面”时，一时停住。因为他没有防疫的亲身感受，不晓得为何要为热干面加油，幕僚想为习近平塑造“亲民”形象因此破功。同样类似情况出现在今年2月，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发表谈话，并称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他在讲话过程中，突然停顿3秒时间，才皱眉头脱口“撒胡椒面”，搞得人家摸不着头脑。 中共建党100年，毛泽东从开始到翘辫子历经55年，其中有41年他几乎可以掌控整个党。习近平才上台不到10年，就要表示他比毛泽东还伟大，霸占四分之一的篇幅，可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中共宣传100年，只会让年轻人更多去看毛选而不屑习近平。 然而，现在的毛选基本上只有四卷，也就是从1921年到1949年中共建国。毛泽东原始文章与讲话编入毛选时进行过美化，还好当年这些文章或讲话还有原始的版本，可以找到哪些动过手脚。例如，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的发言《论新阶段》，收进毛选时改了题目，内容也改了许多，包括删掉了歌颂“蒋委员长”的内容，借以证明王明是投降主义，他才是正确路线。 毛泽东去世后，继任的华国锋为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傻乎乎地出版了毛选第五卷，还扬言要出版第六卷。第五卷是1949年到1957年反右，里面有许多毛泽东的极左言论，例如对许多政治运动的指示，包括后来被平反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和按语。为了掩饰毛泽东的这些罪行，第五卷很快停止出版，现在在中国的图书馆里能否轻易借到我不知道。还好第六卷没有出版，否则那些大跃进与感谢日本皇军的荒唐言论都要出笼，让现在的年轻人见识一下。 纪念中共百年，不如出版毛泽东全集更加实际，让毛泽东从早年的建立湖南国到死前说邓小平“靠不住啊”，重见天日。至于忠诚的废物为习近平写的讲稿，且不说没有毛泽东的文采与国学底子，连习近平都懒得看，那不如丢进垃圾堆来回收，还环保一些。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六月，在北京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并且扩展到全国各大城市。粗略估算，达到了每天几百万人的规模，光是北京每天就有超过百万人的规模。游行抗议的群众秩序良好，没有打砸抢；在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也没有重大交通事故。这展现了中国人良好的素质，也展现了全民一致反腐败、要民主的决心。 中共内部也有大批官员同情学生和群众的诉求，反对镇压群众运动。最高层有胡耀邦、赵紫阳和一批高级将领，最基层包括大部分普通党员和干部。我在电视上粗略地统计，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会以外，几乎所有中共机关都打着横幅参加了游行的队伍。可以说，党心、民心都站在了发起运动的学生们一边，包括被港台媒体批判的所谓红二代，更是支持学生运动的急先锋。 事后，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笑话。在干部子弟云集的保利大厦内，有一位马屁精看时机来了，在楼道里大喊：镇压得好，镇压得好。几个愤怒的群众拿衣服把他的头一蒙，就说要把他从楼上窗户里扔下去。吓得他哭喊着说：我说着玩的，说着玩的，你们别当真。 还有一个笑话更传神。复兴门外有几座高干楼，其中有一位马列主义老太太抱着孙子在窗户口，大声对着正在开枪镇压人民的军队喊道：打得好，打得好。结果听不清楚的军人以为她在喊反动口号，顺手一枪打在了小孩的身上，留下了终生残疾。这之后，全楼的老干部包括看门大爷，碰到她都会认真地说：打得好，打得好。 您以为是笑话吧？但这都是真实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绝大多数人，不管什么身份，都是站在学生和支持学生的群众一边，少数神经不正常的人就是群众的一个笑话。有人会说，你那都是听来的，不算数，要证据知道吗？那我就说说，我直接遇到的。 当时，我所在的劳改队的电视只转播新闻联播，之后就是一段枪毙造反的劳改犯的镜头，以便震慑所有劳改犯。但六四那段时间，大家都关心广场上的形势。就有几个年轻的警察拿着麻袋和木棍，找到管理转播器的家伙问他：今天还关转播器吗？吓得他说：那是领导的规定，不关我的事，现在我把门锁上，钥匙扔到房顶上了。大家才放过他。这以后一直到七月份，我们可以整天看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了。 和我一起整天看电视的老警察，看到广场喇叭大声宣布说：请大家放心，人民的军队不会对人民开枪的。老警察和我一起跺着脚说：太傻了，共产党一定会开枪，怎么没人告诉这帮毛都没长齐的傻学生呢？说这话的前提是：学生们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是合理合法的，但是按照共产党的规律是一定会开枪镇压。说明连这些挑选看管我这个反革命的老党员们，内心也是站在学生和市民的一边。 1989年这场运动的影响之所以这么广泛，赢得了绝大多数人民的认同，是因为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的两届中国共产党倒行逆施，已经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包括共产党内的大多数人也认同要民主、反腐败的诉求。这场运动就是中国社会走向何方的一个转折点，就是一个选择继续专制独裁，还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关头。 邓小平集团靠残酷屠杀镇压了运动，导致独裁专制又延续了几十年。现在人民已经越来越难以忍受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新的选择即将来临。八九六四的民主运动，给新的选择打下了深厚的人心和舆论的基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新冠疫情正在冲击全球经济运行规律，生产消费秩序大乱，中共中央拟订的双循环还来不及调动起来，转眼又到了毕业旺季，中国今年有九百万高校毕业生将投入就业市场，更使得失业率雪上加霜，都令站在第一线的总理李克强头疼异常。 去年此时，李克强号召用“地摊经济”来应急，因为拂了习近平面子，短短十天便被扼杀，而更早之前，习主席仿毛主席，号召知青下乡光荣创业的指示也已束之高阁，不了了之，于是李克强最近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再造新词鼓励自行创业，喜称全国有两亿人从事“灵活就业”，这些人当然就不纳入失业统计了。 所谓灵活就业，指的应该是没有固定工作的打零工状态，也可以理解为朝不保夕，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这和中共坚持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非常违和，遗憾的是，尽管伟大如习主席，一时片刻似乎也支不出什么高招。 就在这个尴尬时刻，不知打哪里冒出来一个鬼才，居然在《知乎论坛》上倡议“躺平主义”，它的论述宣言很简单，就是号召九零或零零的后青年，以“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的“六不主义”，实行“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拒绝成为他人赚钱的机器和被剥削的奴隶。”基本上就是和马云对呛，拒绝当一个996制（朝九晚九，周休一日）下的“蚁族”。 躺平主义瞬间获得了高度共鸣，至于如何具体实践呢？网上因而出现许多现身说法，有人计算出最低生存成本是人民币810元／月，而你如果投入到城市工作，房租800、吃饭900、交通150、手机100，再加上衣服化妆品社交等，一个月得有3050元才能打平，所以他宁可一年只工作三个月，剩下来的时间宅在家，保持躺平，活著就行，这对月收入不足1000元的6亿人来说，具有高度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更深层的说，这是对阶级固化和贫富悬殊发出最深沉绝望的抗议。 这个论调获得的回响和返馈出奇的热烈，一时之间惊动了中南海高层，他们一生从事于维护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若任由这些崽仔们破坏红色江山，如何对得起终身致力调动工农阶级积极性的毛主席？于是中央宣传部委出手了，刚开始还鼓励这些人当个“蹲族”就好，表示尊重他们对生活态度的选择，但见躺平主义者冥顽不灵，《光明日报》及《新华社》等党喉舌纷纷发表批判文章示警，说“认命可以，躺平不行”，严厉谴责这是有害的“毒鸡汤”。 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这种思想根源，从老庄的无为到竹林七贤的放诞，印度从释迦牟尼到甘地，西方从中古修道院修士到马丁路德，这种不合作主义思潮一以贯之，虽然不是什么真知卓见，但却是极权帝王最害怕的毒草。 基于维稳需要，中共理当乐见消极无为的蚁族繁荣昌盛，但如果危害到社会主义割韭菜需求时，就又另当别论了。习近平高调唱大国复兴，岂容愤青废柴坏了大计？至于躺平主义会否成为压垮社会主义的稻草，一时还看不明白。 （※作者为自由评论者，全文转自上报）
为了台北市医院的空床数，柯文哲发飙怒批卫福部说：“如果我今天还在台大当柯Ｐ，石崇良（卫福部次长）还在急诊处，你敢讲这种干话，我早就病历就砸过去了，鬼扯。”他抨击中央官员不要在办公室吹冷气、看报纸、下政策，这根本是乱来。 这不是柯文哲第一次发飙，日前谈到疫苗，他说“15万剂怎么会够，你给我说清楚……”谈到病床调配，他说“阿搭马孔固力（头壳坏掉）！怎么可能啊，什么几百床空床？”柯文哲语不惊人死不休，柯粉以及居家避疫怨声载道的人看得很爽；不过，骂人家笨蛋，不代表自己英明神武，这绝不是一个首都疫情指挥官该说出口的话。 病床数成为中央地方的口水战，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两个礼拜六千个病例，暴增的确诊数一定让双北的医疗体系暂时乱了手脚，一人一室改成两人一室需要人员整备，轻症移出医院到隔离检疫所也需要时间调挪，空床数本来就每分每秒在变动；更何况卫福部的数字一定是双北医院往上报的，也一定有时间差，数字没有统整，何须如此气急败坏、口出恶言？ 同一天的记者会，柯文哲在回答北市病床数时是这样讲的：“在5月17日时，北市收治新冠肺炎的病床数有660床，我们医界已经相当合作了，在短短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病床数已经增加到1292张床。”（这不就是石崇良说病床仍有馀裕的意思）。“我去‘视察’台大、荣总、三总的时候，荣总三总的院长都当场每个人画押军令状，说几月几号开出多少病房，而且都说到做到，我很感谢他们………” 台大医院是台湾大学的附设医院，主管机关是台湾大学与卫福部；荣总、三总更是由国防部业管，如果这些医学中心有所谓“军令状”，也是画给他们的顶头上司，这干台北市长什么事？台北市能在短时间内调挪出六、七百张病床，不就是中央的协助吗？退一万步言，首都有事，联系请求医学中心支援市立联合医院本就是市长的本分，他拜托医学中心支援都来不及了，是在耍威风“视察”什么？ 疫情大起，每天都有生离死别，谈这些官僚科层、职权划分实在微不足道。但正因为病毒已经进入台湾社区，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中央与地方通力合作、互相补位。身处双北重灾区，市长很辛苦，负责后方支援调度的指挥中心同样辛苦，你底下的医疗与防疫人员更是人马倥偬，天天与病毒短兵相接。身为首都市长，责任是串起各地方的断链，稳定首都医疗量能；但有话不好好讲，却言语粗鄙，宣称拿病历要砸一个高阶文官，实在毫无格局可言。 当年的SARS因为中央的扁政府与台北市的马政府各怀鬼胎、暗中抗衡，多害死了好几条人命。这次COVID19病毒的渗透力与伤杀力较SARS更强，台湾更没有分裂的本钱。不论中央或地方，作为一个动见观瞻的疫情指挥官，你的任何一句话，无论是谩骂、恐慌、支持或同理，都会牵动你的支持者，也连带挑起对立阵营的反应。我们身边的社群媒体，无论是LINE或是脸书，已经到处都是撕裂对立的言论了，政治人物还到处揶揄寻衅，正是在火上加油。 声量是一时的，政治要看长远。追逐声量的政客永远在虚幻的掌声里恶性循环，最终，也将摔下自己构筑的假象神坛。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日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就2019冠状病毒病的疫苗接种率低，两手准备不断“谷针”。政府称这个“谷针大行动”，为“全城起动，快打疫苗”。一方面为打针者提供奖励，另一方面则为不打针者提供惩罚，以求令更多人打针。 特区政府的所谓“奖励”，即包括豁免前线公务员两周一检，为打针者提供奖品、大抽奖、机管局送机票、政府雇员包括非公务员合约者也有“每针一假”的安排等等；而所谓的“惩罚”，则恐吓如爆发第五波感染，将会罚未打针者禁入食肆、学校、戏院、地盘、宿舍等等，以至预告接种疫苗将会成为外游“必不可少”的要求云云。 特区政府一直以来的问题，就是长期死不认错，而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传媒“唱衰”，以至市民不信任，却完全不反省究竟自己做了甚么，而令市民不愿信任；由2020年1月政府反对封（大陆）关，声称封关会造成“歧视”，到如今专门针对个别国家长期封关，又完全不怕“歧视”；对来自中国以外者，就要求强制隔离21日，对来自中国大陆者，就不需要强制隔离，还要“回港易”以至“来港易”；一方面要求香港人打疫苗，一方面不要求来港旅游者打疫苗，那么为何政府一直都双重标准呢？ 当政府一面恐吓没有疫苗，就很易再造成大爆发；这一切却和以前的说法相反；记得上年六月，政府开放全球海员来港换船员，结果造成第三波疫情大爆发；上年九月就声称只要“全民检疫”，疫情就很快结束，结果一个月后就变第四波疫情大爆发，持续了大半年；当初不是说只要检疫，就可以很快去旅游吗？为何如今却认为检测又不够，要全民疫苗呢？这些不断变化的政策，都令市民质疑究竟政府有何诚信，再令市民相信其说法。 而事实上，即使接种了疫苗，也不代表绝对安全，特别是疫苗的效率不一，如灭活疫苗的有效率可低至五成左右，甚至能有足够有效率，去应付变种病毒都未知；平日政府常常叫人减少政治，要讲科学，那么为何不去追求接种高有效率的疫苗呢？那么为何又要让金融界有特权，令部份来港者免隔离呢？ 更荒谬的是，市民最关心的疫苗安全问题，政府一方面坚称疫苗安全，然后就声称大手笔“包底”，会为疫苗造成的医疗问题提供赔偿云云；可是当有市民在针后出现副作用，政府却一改“包底”的态度，每次都推卸责任，例如把所有副作用推到病人的“三高”──即高血压、高胆固醇，高血糖，以至不良生活习惯──例如吸烟。 问题来了，香港的工作环境，就是繁重以至大压力，不少市民都有“三高”或者其他健康的问题；当出问题，就推说市民应该“先谘询”医生的意见；问医生，医生也不敢包底，叫市民自己注意健康以至衡量风险；于是市民“谨慎”而决定延迟打针，则反过来又被政府责怪，为何接种率低？甚至恐吓市民，如要“避免”打针，则必须出示“医学证明”。 更可笑的是，政府一方面指“复必泰”疫苗只能保存两至三个月，然后就说九月前会到期，必须尽快打完政府这批次的疫苗；然而当初是谁在3月24日至4月4日，足足有12日停打复必泰的疫苗呢？只为了个别疫苗的包装问题，为何政府要暂停12日，造成的信心危害，令市民质疑“复必泰”的安全，如今又推到市民身上？ 更何况新闻日日报道的，就是这个政府剥夺市民的选举权利，就说成是“完善选举机制”；减少人权，就说成是改善；这就有如“狼来了”，当政府的公信“日益完善”，结果就是大家都“躺平主义”了，怪谁呢？ （以上评论纯属作者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看传媒新闻网立场。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白罗斯（Belarus）以“炸弹威胁”为名义，强行派米格-29战机，把一架由希腊首都雅典（Athens），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的瑞安航空（Ryanair）的客机FR 4978，在途经白罗斯领空时强行迫降，而当客机降落白罗斯首都明斯克的机场时，当局随即拘捕26岁流亡波兰的反对派人士普罗塔塞维奇（Roman Protasevich）。 降落后的客机当然没有“发现炸弹”，而绝大部份乘客之后都被获释继续航程离开；事发后所有涉事国家，如波兰、立陶宛、希腊等国的领袖，都表示震惊与不可接受；立陶宛总统更指白罗斯政权，已对国际民航构成威胁，将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峰会上，讨论要求北约与欧盟介入；而英、法两国外长亦同时声明，欧盟与相关各国，应作出强烈而一致的回应。 白罗斯作为内陆国家，其领土受到几个国家的包围；除了东面的俄罗斯，与南面的乌克兰之外，其馀都受到欧盟国家的包围，包括西面的波兰、西北面的立陶宛，以及北面的拉脱维亚；由于目前乌克兰因与俄国就东部领土交战问题，几乎与欧盟各国同调，因此如果欧盟各国决定封锁领空报复的话，白罗斯的所有对外交通，则只馀下俄国的航道，甚至要绕飞北极航线或地中海，才可以向西飞行；因此对欧盟而言，问题不是有没有方法制裁，而是能够做到甚么程度。 对欧盟而言，制裁白罗斯之后，会否引来支持白罗斯的国家报复──例如俄国呢？这或许是牵制欧盟的理由；然而欧盟的反制如果太弱，却可能引起另一个麻烦的问题──其他国家会否仿效白罗斯的做法，以后纷纷派战机，去劫持有自己政府讨厌对象的民航机？白罗斯领土相对小，要避开其航道相对不难；然而如果做出这种行为的国家，是有大幅国土如俄国或中国的话，则肯定会严重影响国际航空，更打击目前受疫情影响的经济了。 例如二月份在微博发表质疑中国政府就中印边境阵亡士兵的死亡人数，以及官方说法，而被中共通缉的19岁重庆青年王靖渝，4月6日在杜拜转机前往纽约时，被阿联酋的警方拘捕，而要把他引渡到中国受审。而根据当事人的说法，指阿联酋当局先是指控他几年前“侮辱了其宗教文化”，然后又突然指投诉人“撤回了指控”，却就是要把他引渡回中国受审；如果质疑死伤者人数也可以大费周章去捉拿，他日更严重的，会否真的又派战机去迫降载有异见份子的民航机？ 因此“白罗斯模式”如果可以只受少许制裁的话，他日各国都效法白罗斯，动辄派战机去拦截民航机，迫降再捉拿其政府的眼中钉或异见份子，那么国际航空秩序就必然大乱，甚至可能因为沟通出错或误会，令民航机失事或被击落；一如欧洲各国领导人所讲，这是“国家级恐怖主义”，必须小心提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深圳赛格大厦摇晃，引起海内外关注。视频镜头上看满街市民惊慌狂奔，十足灾难影片镜头。事件发生后，政府公布检查后没有大问题，大厦晃动是上下震动，周边没有地裂，如此等等。 但只不过两天时间，赛格大厦已宣布全面封闭，所有用户全部撤离，直至调查完毕。 事件发生后，网上出现种种说法，有说大厦施工时，没有图纸已先动工，事后一再改图纸，又一再做补救工程。又说建筑期间为赶时间，每盖一层楼只用七天，而正常混凝土需要用二十八天来凝结，才能保证与钢筋咬合符合标准。又说建筑时为降低成本，大量使用海沙，而海沙中的微量元素，容易导致钢筋锈蚀，破坏建筑结构。 什么原因没有人知道，只知道不解决摇晃问题，没有人敢进去。没有人敢进去上班，那些公司怎么办？业主正在供楼，有没有租金收入，能不能维持？即使本身是租客，原有的租金要不要交？公司搬迁到另外的写字楼，新租金又是另一笔付出，如何挨下去？ 如果检测完专家说没有问题，大家又都回去上班，万一哪一天来一次小地震，或最终撑不住倒下来，那找谁算帐?这么高的楼房倒下来，压垮周边的建筑，到时死人无数，又是谁要负责? 事情可大可小，谁敢打包票？当初建筑时抢时间，被誉为“深圳速度”，现在倒好，深圳速度变成深圳麻烦，老百姓以命相搏，当官的如何善后？ 美国领事馆已劝喻国民不要到深圳华强北路，美国人反应倒很及时。 赛格大厦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问题，在中国，豆腐渣工程是普遍现象。我们时不时都会看到某地桥梁垮塌的新闻，又有房屋盖了一半莫名其妙倒了。 赛格大厦的问题，暴露了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中国盛产豆腐渣工程，与中国人的民族性大有关系。 中国人的愚昧有悠久传统，百年来缺乏现代文明教育，对客观规律不求甚解，普遍存在农民式的异想天开，想当然自以为是。毛泽东当年搞大跃进大炼钢铁，搞水稻密植亩产万斤，都是无视客观规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人定胜天。赛格大厦为创造“深圳速度”，没有图纸就施工，又能七天造一层楼，这都是蔑视科学的恶果。 改革开放造成的全民浮躁，致使求快不求稳，求量不求质。因为穷得太久，一旦有机会发围，只想急起直追，扬眉吐气。稍微发了一点财，又虚火上升，以为自己无所不能，面对快速发展自我陶醉， 中国那么大，基建投资全面上马，为赶收成，贪平求快。地方官员把基建当政绩工程，拿了GDP数据向上邀功，然后升官而去，离开是非地，后果不负责。如此挖下不知多少没有人知道的“坑”，等后面的官员去收拾。 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建筑设计施工的有关法规，以赛格大厦为例，令人怀疑有关法规不存在，或者虽然存在一个文本，但没有监管，或者虽有监管，但监管虚设，或有监管，但没有对监管的监管，监管便可以收买。按理施工前要审批，核准机构怎么可以容忍图纸不全？按理七天盖一层楼违背常识，为何又容许施工单位胡搞?在大陆，什么都可以“编”，什么都可以“骗”，问题只在你能不能过关而已，因此做什么事都志在“过关”，想要过关，当然“有钱能使鬼推磨”。 中国落后多年，以科技和建设成就论，长期被甩在世界水平后面，中国人的集体情意结便是要扬眉吐气，要平衡民族自卑感。为此，唯有多做出格的事，敢于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乐于创造“奇迹”。为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为替国家增光，不惜违背客观规律，不顾后果强出头，而结果便是一路狂奔，一路丢盔弃甲。 赛格大厦事件会如何收场?想起来让人头晕。大厦不能用，那只有两种前途，一是拆毁，二是丢空。拆毁是大工程，在市中心人口密集之处做这种事，要圈起多大一块地，才能保证安全？从上而下拆，要花多少时间?要是用炸的，万一计算不准确，倒下来压垮旁边更多建筑，那如何是好? 不拆毁，把它丢空，那便是一座死城，在市中心宝贵地段，也是不可想像的浪费。 更大的可能是，政府会宣布检测后大厦建筑在安全范围之内，所有公司恢复上班，至于会不会倒，那就留给上帝去操心了。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原文标题赛格大厦摇晃暴露的民族劣根性）
5月17日，本土疫情大爆发的两日后，新北市官员在一篇报导里抨击，中央防疫作为严重落后，还不断摆烂、甩锅给地方政府，侯友宜提出兴建方舱医院的想法，某种程度就是地方已在寻求“自力救济”，“万一中央两手一摊、束手无策，我们总有要些备案啊。”“基本上，我们就是拉著中央走！” 隔天，民进党籍的新北市立委罗致政随即强烈回击表示，这次双北爆发疫情，台北市政府可以马上在重灾区万华设了4、5个筛检站，新北市至今（5月18日），只在灾区板桥设了一个筛检站；他抨击，去年初疫情发生，中央努力将疫情阻绝境外，努力帮地方争取了一年时间，“过去一年，新北市超前部署了什么？” 这只是疫情期间朝野政党勾心斗角的片段，谁先起这个头其实也不重要；因为就是有满腹的委屈与恐惧，才会死盯著对手政党拿著自己的资料向媒体放话打针。既然对手这样做了，我方的回击也绝不客气；搞到最后，暗箭变明枪，放话变叫阵，侧翼变主流，朝野网军大举出动，以“勤王”为己任。防疫？管它的，先争功诿过再说；在台湾本土疫情仍在延烧之际，政治成为一个恶的循环。 这两天发生的“校正回归”其实也是同一件事。只要稍稍了解初等统计，清楚行政程序，知道目前检验室爆量拥塞状况的人，都不难理解，这其实就是原本设定的公务系统难以负荷突然爆量的个案所导致。只要不是刻意欺骗，没有严重延误到该收治的病患，没有导致指挥中心误判疫情趋势，补登并立即改正（包括修正系统）本就理所当然。 不过，这样一件在国外已经司空见惯的“校正回归”，却引来满天的嘲讽：“我的年纪也可以校正回归吗？”“我的考试也能校正回归吗？”更恶劣者，甚至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开始散布“指挥中心盖牌”、“疫情已经控制不住了”的谣言。这样的批评嘲讽没有任何建设性，意在削弱指挥中心的领导威信；而所有公卫学者与传染病学家都曾经提醒：在大传染时期，一个有效的领导举足轻重，当领导人的“威信”遭破坏不被信任，伴随的将是更大的悲剧。 很多人都说自己“爱台湾”，不过，我们可以确信，那些无视指挥中心与防疫人员宵衣旰食、夜不成眠地工作，却不分青红皂白讥讽他们“盖牌”、“说谎”的人，不是在“爱台湾”；同理，那些看到侯友宜“打赢这场选战”的口误，就嘲讽他一天到晚都在想选举的人，也不是在“爱台湾”。在这群人的眼中，还有比“爱台湾”更重要的党派利益与个人私欲。 疫情蔓延，许多人因为被恐慌与忧惧压得喘不过气，忘记了过去一年半来如何共构了一个成功的防疫共同体，走向恶的循环，陷入互相指责与对立的情境。 据称，双北确诊爆量，民进党执政的桃园市府腾出自己的检疫所，大量收治来自双北，特别是新北市的轻症与隔离病患。而桃园市府大量驰援新北的原因，除了因为双方地缘接近以外，也是因为今年一月初的部桃事件里，新北市接手部桃清空以后的医疗需求，郑文灿在此次新北有难之际得以投桃报李。相较于“校正回归”里的剑拔弩张、口水挞伐，这代表的是一个“善的循环”。 疫情大起，初时的脚步凌乱是必然。但是当这么多人殚心竭虑地在第一线与病毒作战之际，用鼓励代替谩骂，以合作取代对立，在发文批评嘲讽之前，多用点同理心设想一下对方的处境，只是对自己最低的要求。相信你的政敌也会做好事，讲刻薄话之前为别人与自己留馀地，这场抗疫才有可能成功。 (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是文革爆发55周年，民间的毛左派和极左派异常活跃，搞出一系列闹剧：“李进（江青）党史地位座谈会”，文革纪念会；各地小粉红和老粉红到处着红装、唱红歌、跳红舞（忠字舞）…… 。其中，由十来个毛左组织联合筹备的“文革纪念会”，最后一刻被公安叫停。但，他们并没有被公安约谈或盘问。 对比之下，凡是自由派或公知有群体活动必遭到公安约谈或盘问。前不久，在广州，仅仅因为七、八位民间企业家聚餐，竟然就遭到公安冲击，带走问话，刁难到半夜才勉强放人。此事发生在习当局大搞国进民退、蓄意打压民间企业家的大背景下。 文革55周年，民间有动静，官方也有动静。习当局修改了教科书和中共简史，重新对文革定调，不再提“十年动乱”、“十年浩劫”、“毛泽东晚年的严重错误”等，而成了“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江青墓地早就开放，供毛左派蜂拥朝拜，狂呼乱叫“江青妈妈”；由江青亲自指导制作的红色样板戏，在“四人帮”的权力发祥地上海大举公演……。 由此可见，毛左派和极左派的嚣张实际上仗势官方，有相当的官方背景。那就是说，“上头有人”。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行动上，上头有人认同、默认、支持、乃至怂恿。这些毛左派或极左派名为民间组织、民间人士，实际上他们与官方配合默契，一唱一和。他们为极左当局出头，但若形势不妙，上头一声招呼下来也就乖乖听命，说叫停就叫停，“一切行动听指挥。” 这恰恰就是文革中人们熟悉的套路，那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看似起自草根，喊打喊杀，胡作非为，其实早期就受毛泽东、江青等派人暗中鼓动、煽动；待运动形成高潮后，更看毛、江眼色行事；到后期，毛、江打倒刘少奇等党内政敌的图谋已经得逞，需要鸣金收兵，不听招呼者或听不懂招呼者，毛泽东大手一挥，统统打入大牢。红卫兵领袖的结局大都如此。 有一种论点认为，当前习近平利用民间的左右互博，左右逢源，火中取栗，从中渔利，从而巩固权力。这种论点之一厢情愿、大错特错就在于，其一，习近平打压右、而怂恿左，多年如此，行迹昭然，何来左右逢源？其二，习近平不可能从民间的左右互博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招致双方的怨恨：毛左派嫌他藏藏掖掖，自由派怨他倒行逆施。 习近平、王沪宁这些人，从那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时代走过来，自有他们个人的文革情结；而从党内到社会上，也有部分人具有这种类似的文革情结。当习、王等人找到党内和民间的共通情结之后，就误以为这是某种主流情结，或故意培植其为主流情结。习、王等人或许无法客观认识到，其实文革情结属于少数人，不仅与中国主流民意不符，而且与中共主流党意不符。 习近平有意为文革翻案，能走多远？笔者断言，他走不了多远。除非他不在乎政治自杀，或者由此带来的政治他杀，祸起萧墙的党内反攻、群起讨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