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穷

近期，习近平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借口很多。借口之一，是“共同富裕”或“第三次分配”。 

如果说，在当前中国的国情下，商人致富难免涉及程度不同的官商勾结和权钱交易，但商人经商必然也有他们自己的才干、能力和贡献。经商致富，乃平常之理。同理，艺人致富，其中有些人或有偷税漏税或权钱交易之嫌，但艺人通过自己的知名度、高人气、明星效应获得高片酬、不菲的票房收入，以及为商家代言等广告收入也属平常之事。 

换言之，中国商人和艺人的收入比起中共官场和官员贪污、受贿等不法所得，相对而言要光明得多、阳光得多。习近平扫荡演艺界和企业界，何不扫荡官场？当然，选择性反腐不算，那是权力斗争。有人以为，习当局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是“杀富济贫”，是中国历史上杀富济贫的又一次重演。其实，连这个都不是。不是杀富济贫，而是杀富济富、杀富济官、杀富济官府。 

所谓共同富裕，就是共同贫穷。因为，从演艺界和企业界收刮的钱财绝不会分给老百姓，而直接进入共产党的国库、党库，甚至直接进入权力者的腰包。在这一过程中，削平的是商人和艺人的财富，让他们与普通老百姓趋同，唯独肥了官府。换言之，所谓共同富裕乃是又一次强迫的财富转移，并非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老百姓头上，而是从商人、艺人头上转移到官府。 

破解这个所谓“共同富裕”的真伪太简单，就请习近平和共产党公布领导人及各级官员的财产，就像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习当局断然不会这么做。于是，司马昭之心昭然若揭：只准我们富裕，不准你们富裕；只准我们特殊，你们必须平均。 

所谓“三次分配”，是同样的道理。第三次分配，就是第三次抢劫。臂如，企业家或企业的慈善捐款如果是捐给政府，那是直接抢劫，官府对企业的抢劫；如果是捐给社会，谁来接受？人民如何直接得到好处？多半情况，仍然是政府“代表”人民，中途劫夺，据为己有。 

在扫荡企业界和演艺界的同时，习当局宣称，收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这是中共第四次打农民的歪主意，第四次对农民土地的抢夺，巧取豪夺。 

第一次，土改（1949年之前）。“打土豪、分田地”，从地主、富农手中抢夺土地，假装分给农民，进而裹挟农民支持共产党，加入中共军队；第二次，公社化（1950年开始）。中共夺取政权后，以实施公有制为名，从农民手中夺走土地，收归党有；第三次，联产承包责任制（1978年之后）。为挽救崩溃的中国经济，即中共政权赖以维系的经济命脉，“松绑“农民，赐给他们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但土地所有权仍属于中共；第四次，收回联产承包责任制（2021年）。即再次收回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 

古代中国，耕者有其田。如今的共产中国，农民既丧失土地所有权，也丧失土地使用权，实为亘古未有之奇观。 

面对习当局的扫荡、任性而为，中国社会鲜少抵抗之心，更无反抗之力，仿如阿富汗社会遭遇塔利班。在中国，历经大半个世纪的国家恐怖主义，人民被吓破了胆，胆颤心惊。共产党则膨胀到极点，为所欲为。正所谓：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习近平有信心，中国人民的奴性会任其蹂躏，足以让他的抢夺计划安全实施；不仅不会遭遇反抗，相反，还有喝彩之声。仇富心态，愿人穷恨人富，原本就是中国文化的负面特质，共产党早已把它发挥、利用到极致。此时，借民粹主义巩固自己的权位，对习近平而言，又是一桩顺手牵羊的快事。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