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A股滬深兩市成交額下滑 創年內新低
2026 年 9 月 19 日
网路上流传一篇分析反俄罗斯挺乌克兰的都是些甚么人? 那我也试着来分析挺俄反乌的人又是哪些人： 1). 不认同民主,人权价值的人。所以俄罗斯”侵略”,”不守约”,”不诚信”,”撒谎放假讯息”…他们也不认为这样的事有甚么严重。 2). 受假讯息洗脑的人。亲共小粉红当然如此，但也有些反共人士，只是这批人和之前接受阴谋论的狂热川粉高度重叠。他们仇视拜登，和主流媒体仇视川普一样，还更没水平，判断力低落到惨不忍睹。说什么现在出现的教宗是假的，现在出现的拜登也是假的，是有人冒充的，还说他们都是撒旦教云云。真是智商不在线! 他们也反疫苗，散播假讯息，夸大疫苗的缺点，漠视疫苗的优点。川普要大家去打疫苗，他们却不接受。 3). 反美成习惯的人。长期接受中共外宣的人多半反美。反共的教会人士也有些做如是观，好像美国已经被上帝丢弃了一样。美国教会是在没落没错，但根深蒂固的文化仍根植于基督信仰: 民主,自由,人权已经成了多数美国人最重要的DNA, 这才是美国最大的政治正确，而不是白左。白左若违反自由民主人权，一样会被轰、被嘘。 有一则笑话，反美是口号，赴美是生活。有人对挺俄反美的人做调查，把你家孩子送去俄罗斯留学，如何? 大家都不愿意。赴美留学仍是首选。 4).没有民主自由人权制度的经验，所以很难信任别人，也不信任专业，自然也不信任政府。医生说去打疫苗，他们不信任; 政府说去打疫苗，他们也反抗，自己没有判断力也不信任专业。 因此也不信任乌克兰总统愿意冒死捍卫自己的家乡，也不信任那些把妻儿送出去，自己留守乌克兰的男人。认为人人都想保命逃亡才是正常。不能理解人生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 (这点从台湾人对俄乌战争的反应可以看出，万一两岸开打，愿意留在台湾保家卫国的人不断升高，从六成上升到最近九成了。) 大多数到西方国家移民的中国人不信任中共政府，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们的民主观念的确还有待加强。民主，就是信任专业，不然你投票选人出来做什么? 不信任医生，那还上医院做什么? (当然不是毫不质疑全信，那是盲信。) 不信任主流媒体，那还谈什么新闻? (我是主流媒体出身的新闻人，受过严谨的训练与考核。我虽不满美国主流媒体对川普的打压，但一竿子打翻全部是不对的，我以前那些同事还是有很多认真诚实的新闻人，他们的报导还是很可信的。) 5). 习惯二分法思考的人。非黑即白，容不下灰色的中间思考。其实二分法是最大的愚民工具，攻击对方就是把对方抹黑斗臭，真相就自然看不见了。例如挺川的人认为拜登做不出一件好事，挺拜登的就认为挺川都是落后保守人士。 最近和一位台湾朋友吵起来，因为他认为所有中国人在共产政权下长大，根深蒂固就是民族主义的”统派”，对台湾来说，通通不值得信任。这真是太偏激。 6). 不看国际新闻，不知道时代在变的人。例如上述瞧不起中国人的少数过去的台湾极绿的台独份子，就还停留在这样的认知里。都不晓得时代已经变了，到处可遇到反共的中国人，非常尊重台湾的自决。他们还处在台独份子不到台湾人一成的时代，因被打压而恐惧感疑心病甚重，所以不信任任何中国人。殊不知现在连台湾人都已经八成以上主张台独了。 再以俄乌来论。有朋友对乌克兰的印象就是亲中，所以下意识反乌挺俄。而且认定俄罗斯要打乌克兰，如秋风扫落叶，乌克兰几天就会沦陷。这些都是不看国际新闻，不晓得时代在变，还一味守着自己过去的印象的现象。 如果我们不能时时更新自己的思维跟上时代的改变，是很容易判断错误的。 7).民族主义至上的人。认为国土一吋都不能让，认为乌克兰以前就是苏俄的领土，应该亲俄才对，怎么可以和欧洲国家眉来眼去? 对台湾，这些人也主张”一点都不能少”。如果台湾要独立，那他们支持武统台湾。这种人最好别去台湾，以前还不一定会被嘘，俄乌战争之后，肯定被嘘出来。 其实，民族主义只是统治者的光环，对平民老百姓根本没啥影响。我是台湾人，和中国人语言相通，但那就可以统一吗? 当然不! 我才不要被这样撒谎不诚信的政权统治。 挺俄反乌的朋友，你属于哪一类?
台湾有民意调查机构最新数据显示：认为美国会协防台湾的人数剧烈下滑，认为日本会协防台湾的人数大幅度上升，认为台湾可以单独抵抗共军的人数也大幅度下降。这和战前判断乌克兰局势犯了同等的错误：重科技数据，而不看民心士气。俄乌战争的意外，正是古代军事思想里民心士气胜于武器装备的结果。 习近平为什么近年来武统的态势在上升呢？首先并不是武器装备迅速压倒了台湾，而是在控制舆论带来的民心士气上，颠倒了被动局面。控制宣传，是中国共产党历来使用的主要工具。但是过去为什么武统论遭到了嘲笑呢？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信用在下降，反共的情绪在上升。就连高层内的舆论也有不少公开反对武统，或者不支持武统。这是制约邓小平、江泽民时代的政策，推出和统论的主要原因。 习近平是怎样颠倒了舆论呢？以他善于内斗而不善于治国的特点，他没这个能力。是台湾两党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陆人民和统的耐心下降，武统的舆论增强。国民党的亲共政策，消磨了大陆人民和统的耐心：既然他们都要投降了，何必再等呢？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特别是一些深绿人士和媒体对大陆人民的侮辱和刺激性言论，被共产党媒体放大传播，推动了大陆人民中武统情绪的高涨。 很多过去不支持武统的人，被深绿人士说成低等支那人之后，也会愤怒地说：既然这样，就打没商量。这就是舆论颠倒的重要原因。依靠外人内斗的特征，也是中国文化的劣根性之一。深绿们表演得淋漓尽致，怎么能让人看得起？真是有病乱投医。 台湾要想像乌克兰那样能抵抗大国的侵略，就不能像现在这样躺在外国的保护之下。说难听点儿，别人从很早就怕被台湾人给赖上，我在美国私下里和公开都听见过这种议论。这也是很多美国人坚持政策模糊论的原因。美国人相信：上帝只帮助那些敢于帮助自己的人。 好在蔡英文政府已经意识到，必须自助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正在加强军备和训练预备役军人。但进展好像不怎么顺利。原因就是台湾大众还是依赖心理太重，反抗心理缺失。这是第一大问题，亟待解决。蔡政府如果真对台湾人民负责，首先就要全力以赴，动员对抗大陆侵略的舆论，减少内斗的舆论，减少大陆的虚假宣传。 俄罗斯为什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讳，军事侵略乌克兰？就是因为大部分俄罗斯人支持。现在习近平早就看到了更多的大陆人民支持，而且早就消灭了高层反对武统的军人，例如刘亚洲将军等人。这就是在为武统做准备。他倒是比台湾人聪明，知道人心向背是政治军事胜败的基本条件。甚至他的五毛网军，都伪装成台独分子来挑拨两岸人民的仇视情绪。 习近平以普京为榜样，能学到什么呢？不知道。很多人习惯以己度人，以为习近平会按正常人的思维做决定，这就进入了误区。至少他现在还没看到普京失败，至少他已经看到了西方只会制裁，而且没伤筋动骨。他和他的那帮参谋们会如何选择，不是能够预测的。祝愿台湾能尽快转变策略，自助、天助，保住中国人的一片民主的榜样。
3月14日，李进进律师不幸遇害身亡。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震惊，悲痛之情久久不能平息。下午，我和我太太以及老友徐友渔夫妇赶到法拉盛的李进进律师楼，在进进办公室门前献上一束白花，谨表哀悼。连日来，进进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于脑海。我很难想象，进进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我们。 我和李进进结识于1993年。那时，他以访问学者的名义来到美国，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宪政与中国”项目，我也参加了这个项目。由于在此前，我们彼此对对方就有相当的了解，故而一见如故。在那时，《北京之春》的记者亚衣对李进进做了一次深度访谈。在访谈中，李进进讲述了他自己的经历，讲到他在1989年4月18日人民大会堂前主持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讲到他在5月19日起草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成立宣言》，帮助建立了自49年中共建政以来第一个真正独立的工人组织，并成为其法律顾问。在八九民运诸多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领袖中，李进进是最早把注意力转向工人和市民，并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的。 在访谈中，记者亚衣问：“从研究生期间的活动到天安门运动，你在政治上似乎一向主张和解与妥协，但是你又说过我们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残暴不讲道理的政权。在这个政权面前，你为什么还要坚持这样的主张？” 李进进答：我现在仍然坚持这种政治主张。这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策略，非这样不可；第二，另一个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念上。从理念上来讲，和平、理性、和解、妥协是一个社会走向民主过程的必然的方法和手段；将来在民主自由的条件下，也要用和平的、合法的手段去维护自己的利益和社会公正；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过程当中，首先就应当学会这种方法和手段。 李进进这段话讲得很深刻、很精彩。即便在30年后的今天，李进进这段话仍然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结束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李进进随即去了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攻读法律学位。一次，我去麦迪逊参加会议，顺道去李进进的住所看望，见到他的妻子和儿子。进进拖家带口，在40岁攻读洋学位，课业繁重，自不待言，还要在餐馆打工维持生计，压力之大，可以想见。然而李进进却处之泰然，不叫苦，不感伤，不消沉。那份恒心与定力，令人赞叹。 进进得到博士学位后又回到纽约，办起了律师事务所。我们见面的机会就更多了。我们同时在一些民运组织中任职，一起参加过大大小小很多次活动和会议。我介绍过几个朋友申办杰出人才移民或政治庇护，进进都认真办理，那几个朋友都对进进十分感谢。我有法律问题向进进请教，进进总是有问必答，不厌其烦。 自2011年起，李进进接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会长，组织和主持了多次活动和会议。尤其是在2012年秋，胡赵基金会在纽约长岛举办了“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研讨会，会议的正式发言人和评议人多达40几位，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9位独立学人；会后出版了一部厚达400多页的《僵局、“破局”与中国民主转型——胡赵精神与宪政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辑要及现场辩论实录》，可谓硕果累累。 在2009年“六四”二十周年之际，李进进执笔提交了一份《“六四”事件民间白皮书》。白皮书指出，1989年民主运动是人民和平请愿活动；1989年春夏期间，北京没有动乱；6月也没有发生所谓的暴乱；“六四”事件的屠杀性质不容质疑。这份白皮书从法理上，对共产党当年的诬陷、不实之辞进行了既全面又深入的分析和反驳，是海外民运不可多得的一份文献。 和不少“六四”流亡者一样，李进进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从广场到秦城》。和其他“六四”流亡者的回忆录不一样的是，李进进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法律博士生的狱中探法》。在这本书里，李进进不但讲述了自己从八九到“六四”的个人经历，而且还从法学家的角度，从法学理论上认真地探究了中国司法公正的若干重大问题。 在得到法学博士的学位后，李进进没有选择教学与学术研究，而是选择了当律师。在律师的实践中，李进进获得了很多在书斋里不容易获得的经验与感受。他又把这些来自实践的经验、感受放进他的理论学术的思考，由此引出了对美国三权分立、对美国司法体系的深刻领悟，以及对中国制度的深刻批判，并进而引出了对未来民主宪政中国如何实行法治的深入思考。这对于未来中国宪政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进进热爱文学，喜欢写作。进进属羊，他以“杨非羊”的笔名办了一个博客网页，上面收录了他写的短论、随笔、书评和诗歌。 进进远行不归，给我们留下深深的哀伤和思念。我想，我们对李进进最好的纪念方式之一，就是整理和接过他的思想遗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汪洋到新疆调研，说出一句“要完整准确理解和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似乎暗示，中南海有意调整新疆政策，要从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上往回拉一些。其实，这在去年底由广东省长马兴瑞接替政治局委员陈全国、出任新疆党委书记之时就显露端倪：在国际谴责、压力和制裁下，北京或被迫调整其极端民族政策。 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中共高层一系列政策调整中的一环。其他方面还包括：防疫抗疫政策，在“动态清零”造成大规模灾难之后，被迫提出“最小代价”的说法。而习近平个人拍板的所谓“动态清零”实为极端清零，重伤中国经济和社会，到处制造封死之城、饥饿之城、绝望之城，乃至于抗议之城，如深圳。 对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态度，中共高层也在战争开始不久后转向，从习近平“中俄合作上不封顶”的极端政策，转向“中立”，至少呈现表面上的中立和平衡。虽然，由习家军把持的党媒基调，仍然是反美、亲俄、冷乌，但亲俄反美却在实质上受到党内反习派抵制。在美国一再打招呼之后，中共是否还会援助俄罗斯？似乎要采取军事不援助、仅有限经济援助的方式？反映在外交官口里，就是所谓“中方提供食品和药品，不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或者，缩小实际援助，但保持政治和外交援助。 而在经济上，习近平所主张的监管高科技行业、打击民企、国进民退、共同富裕等“大跃进”式的运动，也因经济急剧滑坡而遭党内反对派抵制、阻止、叫停。 按理说，习近平的极左和极端政策，不断给中国带来灾难和失败，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党内、尤其高层的反对。然而，他的权力、权位和连任之路，似乎仍然显得“稳稳”的样子？这到底是假象还是没人奈何得了他？或者干脆就是中共制度的完全失败？ 习近平刚刚报复了一个政敌：沈德咏，全国政协社会与法制委员会主任、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上海市纪委书记。沈德咏被投入大牢，表面上的原因，无外乎“贪腐”之类，但真正的原因却是，他反对习近平连任。据传：早在2018年习近平操纵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的时候，沈德咏就是明确的反对者之一。随即遭到习近平报复：免去他的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职务，仅任全国政协的虚职。 鉴于沈德咏是当年主办陈良宇大案的高官，深受胡锦涛和温家宝信任，习近平拿下沈德咏，隐约就是对政治老人胡温的叫板，而广泛的信息是：胡温并不认同习近平的极左路线、且不赞成他连任。前不久更传出，前总理朱镕基反对习近平连任、捍卫党内任期制。这预示着，即将于今年夏天召开的、由中共高层和政治老人云集的北戴河会议上，习近平与政治老人之间、习家军与团派和党内其他派系之间，将有一番激烈的交锋和较量。 其实，普京的超期连任、无限期连任和长期执政，已经向各国昭示沉痛教训：对内带给俄国倒退和失败，对外带给世界危险和战争。但凡恋栈权位、图谋长期执政或终生执政的领导人，无论以任何名义或者借口，无一例外地，都会给国家与民族带来危害和灾难，甚至给全人类带来威胁和灾难。 道理很简单，无论口号多么光鲜和高调，独裁者的内心深处，只在乎他自己的权位和名利，根本不在乎国家安危和人民福祉，更不在乎人类利益；他的所作所为，以权力为中心，任何人、任何民族或国家妨碍了他的权力和私利，他就可能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作恶行凶，使用强制和压迫手段，厉行国家恐怖主义，强求人民或他国臣服于他。 俄罗斯的普京如此，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朝鲜的金正恩又何尝不是如此？超期连任、无限期连任、长期执政或终身执政，几乎就是对内镇压和对外威胁的同义词。作为世界最大党、曾历经数十年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岂能不自思、自省、自警？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10日，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接受法国TF1频道采访时承认，欧盟犯了错，但他的认错却走歪了，他说：“我愿意承认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错过了与俄罗斯走得更近的机会。”欧盟的最大错误就是与俄国走得太近，如果走得“更近”，其错更大。德国和欧盟的大多数西欧成员国的错误是西方左派政府积年累月所犯错误的集中爆发，最后引爆了乌克兰战争，也导致欧盟步入难以解脱的困境。这组系列文章的上篇和中篇谈了德国和欧盟的两个错误，反战的和平主义泛滥而放弃军备，盲目追求绿色能源而导致依赖俄国的天然气供应；下篇则进一步分析，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的欧洲大一统理念如何导致欧洲陷入混乱。 一、欧洲大一统的乌托邦梦想 欧盟的领导国德国和法国都醉心于实现欧洲大一统，这种理念的意识形态根源其实来自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念。由于西欧以德国为首，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在慢慢地向“新马克思主义”这个方向左转弯，北约和欧盟都被欧洲“左祸”所支配，他们相信世界大同的美妙，钟情于欧洲大一统政府的力量，从欧盟成立开始，一步一步把欧盟引导到欧洲大一统的轨道上。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取消国界、取消关税，到人口自由流动，再到用欧盟的资金补贴经济实力不足的成员国，甚至一度想实现欧盟财政的大一统。一句话，就是用欧盟的大政府来领导各成员国，而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实力最大的欧盟成员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欧盟的“当家人”。 这种构想其实早就有一个模板，那就是苏联。实行极权主义的苏联最终解体了，苏联人不满极权主义只是原因之一；而苏联解体的更重要原因其实是，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当中的“当家人”俄罗斯再也难以承受苏联这个大一统联盟所带来的沉重负担，要寻求解脱，于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白俄罗斯率先扔掉了苏联这个大一统包袱，其他小加盟共和国便别无选择，既然无人照应了，就只能自立。 热爱大一统欧洲的德国和法国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浸染中，看不到苏联大一统必然终结这个历史规律，却对大一统欧洲“当家人”的国际地位和权力垂延欲滴。德国和法国自以为，建立并掌控了欧盟，自己就把握了欧洲未来的命运；而为了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美梦，就要不断扩大欧盟的范围，然后希望以欧洲之主的身份，与美国平起平坐。 相关阅读：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上篇） 程晓农：俄乌战争的德国因素（中篇） 由于西欧各国基本上都已成为欧盟成员国了，德国和法国要实现统一欧洲的乌托邦梦想，就只能在欧洲的东部寻找新成员国，而这些新成员国多半都是前苏联集团的成员。这样，欧盟东扩就导致欧盟的边界不断向东延伸，越来越接近俄国的边界。被这个乌托邦冲昏头脑的德国和法国领导人完全忘记了，欧盟东扩会警醒俄国，从而加重欧盟对东部成员国的防务义务，而德国自己裁军和缩减军备的战略又取消了欧盟国家的实际国防能力。这种狂妄而昏庸的欧盟国际战略种下了大祸，事实上为普京的霸权主义敞开了大门，创造了乌克兰战争的条件。 二、失败的民主化使俄国恢复霸权主义 如果俄国是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尊重邻国的领土主权，没有霸权主义野心，那欧盟东扩并不至于引起欧盟和俄国的冲突。但西方国家、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一直对俄罗斯的民主化走向作出错误判断，误以为俄国不会走向霸权主义道路。他们缺乏对俄罗斯的深入了解，以为俄罗斯可以变成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像西欧国家一样值得信任。这种自以为是的幼稚错误之根源是，他们根本不懂，俄罗斯在制度转型中走的是民主化必然失败的道路，而民主化失败就必然复活俄国的霸权主义。 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有两个明显的制度建构层面，即民主化和市场化；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通常被忽略的社会层面，那就是，要顺利完成一个共产党国家的制度转型，社会转型必不可少。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指的是全社会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个人日常行为的转变。洗脑是“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基本手段，目的是改变人们在共产党建政之前自然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把老百姓改造成按照共产党意识形态教条来思考、行动的人。如果共产党国家走上了转型道路，人们在共产党时代形成的道德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都必须相应地调整、改变，如果社会转型不顺利，政治转型和经济转型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 在所有走过转型道路的共产党国家当中，只有中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实现了社会转型，清理了共产党的价值观，也从中上层排除了大批共产党时代的官僚。而俄罗斯只是在民主化过程中设立了议会，实行了选举，但民众的价值观仍然是共产党时代的，因此叶利钦时代的民主化成果到了普京时代就倒退了。虽然普京时代的选举常被操纵，但俄国民众反复多次地选择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根源就在于，多数民众的心目中，苏联时代的自豪感、对强权国家的信任和经济依赖，仍然是左右他们投票行为的内心尺度。所以俄国的民主化是明显失败的，而一个失败了的民主化国家出现民主倒退，就很容易恢复共产党统治时代的对外霸权政策；这种恢复对外霸权的政策，常常还得到社会上许多人的喝彩。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懂得，为什么普京敢于发动乌克兰战争。 此外，失败的民主化产生了俄国的制度劣势，又进一步深化了俄国精英和民众的自卑感。普京的倒行逆施毕竟在社会上遇到少部分人的反对，因此普京始终清楚地知道，俄国在他的统治下，与那些成功民主化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的制度相比，俄国的制度劣势是非常明显的，经济上落后而毫无希望，政治上只能靠压制，对外则只能展示强权。因此，普京始终有非常强烈的制度自卑感。他对内用不断增强的政治高压来打击反对他的声音，对外对那些试图靠近西欧国家的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充满了妒忌、敌意，总想找机会威胁它们，至少把他们的制度优势削弱。俄国之所以恢复霸权主义，是俄国转型失败后出现的制度自卑之下的反应；它非常害怕周边国家的成功让俄罗斯昔日的辉煌沦为彻底的败落，因此就发动了乌克兰战争，而且想进一步威胁其他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 三、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德国之所以坚持亲俄、裁军，不是理性思维的产物，而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德国算是民主国家，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热爱马克思主义的“左祸”发源地。因此，德国对共产党制度从来缺乏深刻批判，更不愿面对俄国民主化倒退所造成的霸权主义复活。而北约的西欧成员国则长期以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以为放弃军备就能换来普京的信任与合作，本篇开头引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的话，就是一个注脚。 而另一方面，欧盟和北约的新成员国当中，有一部分是前苏联集团国家，它们在冷战时期曾经纷纷要求民族自主，发生了反对苏联压迫的抗争，却遭到苏军坦克的残酷镇压，比如1953年在东德，1956年在波兰和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都与这些国家结下了血仇。这些经历过苏联军队血腥镇压的欧盟和北约新成员国并不相信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亲俄政策会带来和平，所以不断寻求美军给以象征性保护。 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普京一直谎称，北约东扩对俄国是巨大的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要发动乌克兰战争。但是，所谓的“北约东扩”其实是个虚假命题，因为今天的北约与昔日的北约大相径庭。当西欧国家日益左倾化、逐步走上亲俄道路时，东欧和中欧新加入欧盟的那些国家却很难接受西欧国家的立场，这造成北约内部对俄罗斯的两种立场。 昔日的北约没有价值观上的严重分歧，这里讲的价值观不是民主和专制的区别，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塑造的左派价值观和自由民主国家传统价值观的差异。昔日的北约成员国也尊重美国的领导作用，大家要团结一致维持冷战中的优势，不会多头争夺领导权。而今日的北约内部，西欧国家的左派要反战亲俄，其战力急剧萎缩，实际上放弃了与俄国霸权主义对抗的能力；而苏联解体之后加入北约的原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战略野心保持高度警惕，于是两种价值观一直在打架。 今日北约内部，德国、法国率领西欧左派政府，要按照自己的左派价值观把北约改造成“无牙老虎”，为此试图争夺北约的领导权。而欧盟那些前苏联集团成员国很清楚地知道，自己从前苏联集团附庸国的状态加入欧盟，必然会有国家安全方面的担忧，在德国无国防的情况下，向美军求援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所谓的“北约东扩”论，其实只不过是美军在前苏联阵营成员国、现在的欧盟新成员国的小规模进驻，其规模根本不构成对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只是一种美军应这些国家的要求做出的象征性姿态。 四、“北约脑死”为哪般？ 北约每年会例行地举行峰会，2017年之前北约峰会的主调是讨论乌克兰东部的分裂问题和欧盟东扩问题。在德国和法国的主导下，欧盟不断向东扩容，而防务却越来越松弛。于是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随着欧盟不断东扩，欧盟的边界越来越接近俄国，俄国的反弹理应唤起欧盟的防务意识；但偏偏在这个时候，德国和法国却致力于靠拢俄罗斯，德国等一批西欧国家只剩下了象征性的“吃干饭”军队。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和欧盟在防务战略上的判断开始背道而驰。一方面，德国和法国希望在国防开支上不要让俄国有威胁感，因此不断压低军费，但同时又不断采取欧盟东扩的措施，事实上不断制造新的对俄国的压力；另一方面，美国认为，俄国仍然是潜在的威胁。这样，德国和法国就想主导欧盟乃至欧洲的走向，反对美国对俄国保持警戒姿态，又要美军继续为欧盟免费提供军事防卫。 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德国和法国的极度自私和狂妄。一方面，德国认为，欧盟东扩提升了德国的国际领导地位，所以欧盟的亲俄政策不能受美国的干扰；另一方面，德国不愿花必要的军费来维持军力，却要求美国长期为欧盟的国防买单。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曾明确表达，德国不能增加军事开支，钱必须用在经济上。而站在美国纳税人的立场来看，既然德国认为，亲俄政策可以保证欧洲的安全，德国的军力不过是摆个“花架子”，没有军队不像话，真有军力不应该，那美国人为什么还得用自己的税款为欧盟的安全买单？ 正因为如此，川普总统上任后，在2017年和2018年的北约峰会上对德国的上述自私而矛盾的立场提出了批评。川普总统指出，德国已经被俄罗斯控制了，成了俄罗斯的俘虏；德国总理默克尔有钱买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却不肯为北约支付足够的军费。川普总统认为，北约的欧盟成员国应该老老实实地按照北约的规定，各国的防务开支必须立即达到其GDP的2%。2017年5月在北约峰会上川普总统说：“目前28个成员国中，有23个国家未能支付其应该支付的份额。这对美国人民及其纳税人是不公平的。” 当北约内部德国和美国杠上后，2019年10月底，支持默克尔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接受英国《经济学人》专访时说了一番话：北约已经脑死亡，美国独自做战略决策、不与盟友协调……他的意思是，北约内部在战略和政治维度存在着根本分歧，已经不能在认识上就假想敌而统一思想了。马克龙的“北约脑死”论表达了法国、德国不能完全主导北约防务战略的牢骚；但“北约脑死”可以在字面上用到德国和法国领导人身上，他们的亲俄战略确实导致了“北约欧盟成员国脑死”问题。这种“脑死”状态的后果显而易见，乌克兰战争充分证明，川普总统说对了，德国的亲俄、裁军两大战略都造成了这场战争爆发。所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过，德国对乌克兰遭受的战争苦难是有罪的。 五、欧洲从此陷入困境 以乌克兰战争为转折点，本世纪东西方两个阵营的对抗比上个世纪欧洲大陆两个阵营的冷战有过之而无不及。 首先，乌克兰战争是二战后欧洲大陆上爆发的第一次战争，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互对抗40年，始终处于冷战状态，而乌克兰战争却打破了欧洲二战之后70多年的和平，以致于欧洲国家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战争难民。几百万乌克兰难民不得不流亡到欧盟国家，大部分在波兰；就在这困难时刻，欧盟议会却在3月10日通过决议，制裁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波兰和匈牙利，卡住欧盟本应给这两个国家的经费。这表明，左派占大多数的欧洲议会反对欧盟成员国帮助乌克兰难民，西欧国家害怕乌克兰难民进入自己的领土，增加本国的财政负担。这等于是帮普京逼乌克兰投降，欧洲左派议员们撕碎了自己假装的“高大上”面目。 其次，上个世纪欧洲的东西方阵营相对稳定，界限分明，斗志坚定，而这次欧洲的东西方对抗，西方阵营中有的国家要求旗帜鲜明地顶住，而另一些国家则全无斗志，甚至与敌方眉来眼去，使得双方的对抗变得格外复杂。 不管俄乌战争的结局如何，只要德国不放弃绿色能源方针，它改用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为主要能源，将进一步推高德国的能源成本，造成全面通货膨胀；然后德国的制造业成本大幅度上升，让德国在欧洲的“经济皇冠”摇摇欲坠。德国不可能在坚持高成本能源的同时，还有效遏制高通胀、维持高增长和高福利，又保证高军费，它必定要放弃其中的某些选项；很可能，德国将不得不忍受长期的因能源价格持续上涨带来的经济萧条和社会福利缩水。德国经济一旦进入自己制造的困境，欧盟对经济落后的成员国实行补贴的方针就难以为继，因为出钱的主要是德国，那时德国对这些成员国的号召力也就荡然无存。德国如此，欧盟的西欧各国无不如此。就这样，乌克兰战争将从此撼动欧洲的稳定；这也同时预示着“政治正确”派衰败的开始。 （评论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章原出处）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全球震荡。但欧洲之外最为关注此次战争的地方非台湾莫属。个中因缘，不言自明。但乌克兰事变教训深刻，世界人民，尤其是台湾人民，必当认真考量和参照。不揣冒昧，略述如下。 国际地缘战略 绝不能寄希望于中共 首先，乌克兰事变告诉我们，在国际地缘战略中绝对不能走中间道路，不能立场不坚定，更不能寄希望于中共，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完全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绝对不可靠。乌克兰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是造成目前乌克兰大难当头的一个重要因缘。 自从苏联解体以来，不少乌克兰的政治精英总是在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犹豫不决，立场不坚定，不能定夺之际，就寄希望于一种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也就是摆脱与布鲁塞尔和莫斯科的纠缠，和中共发展一种战略伙伴关系，希望以此来脱离乌克兰的战略困境。这种思维正中中共下怀，因为中共一直寄希望于将乌克兰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中间来，以便孤立与自己争夺全球战略资源或地缘影响的俄罗斯。于是中共顺水推舟，慷慨大方地与乌克兰签署了一系列信誓旦旦的友好条约，包括二○一一年与乌克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条约，和二○一三年底中乌有关“中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核安全保证”的保证书。这是中国直接向俄罗斯挑战，向乌克兰保证，在其受到第三国核威胁的时候，中共向乌克兰提供核保护伞。除了俄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对乌克兰有核威胁的可能。由此种种，导致乌克兰的相当一部分政治精英，受到这种中共战略保证的误导。 中共也因此获利甚丰。乌克兰长期以来向中共廉价甚至非法提供俄罗斯设计的各种尖端武器，从航空母舰，到重型轰炸机引擎，再到两栖作战气垫登陆艇，以及各种各样的飞弹技术等等，无一不有。多年来，甚至还有好几千名原来苏联训练的乌克兰武器专家受雇于中共的国防工厂和研究机构，为中共的武器现代化服务。不少乌克兰的领袖人物误以为有了中共这个第三条路线的安全保证，有GDP大于俄罗斯近十倍的中国这个战略伙伴，俄罗斯就不敢轻举妄动，中乌友谊合作万古长青。云云。 但是乌克兰现在痛苦地认识到，中共在权衡其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时，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信誓旦旦要支持保护的乌克兰，反而与侵略者沆瀣一气，毫无道德和信义。在乌克兰遭到俄罗斯明目张胆入侵的时候，中共这个战略伙伴总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不仅如此，中共还公开助长俄罗斯的侵略野心，完全听命于莫斯科。在二○一四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中共就抛弃乌克兰，唯命是从于俄罗斯，拒绝向为其制造尖端武器的乌克兰政府付款，而按照莫斯科的命令乖乖地把欠乌克兰的武器钜款付给了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军工厂。这一次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中共更是毫不犹豫抛弃乌克兰这个战略伙伴，与俄罗斯狼狈为奸，还为其鼓吹打气。台湾人民应该吸取乌克兰这个深刻的教训，不要再相信什么一国两制和九二共识之类花里胡哨的统战宣传。这只能是自欺欺人。 国防自我独立 绝不能全部仰赖友邦 乌克兰向我们提供的另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就是，一个国家的防务一定要立足于自身而绝对不能百分之百地仰赖于友邦。要向以色列学习，在争取友邦支援的同时，立足于国防独立，推动全民国防动员，为自己的国家独立做出贡献。乌克兰在这次战争中没有得到美国和北约直接的军事参与，美国总统拜登从战争一开始就明确地表明美军不会卷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人民全民觉醒，全民抗战，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反抗。虽然代价惨重，但是这种自我防务，免于亡国的经验和国民意识受到举世瞩目。我想这次战争之后，乌克兰一定会更加立足于国防的自我独立。 实际上只有在一个国家能够同仇敌忾，献身于自我防务之时，国际军事支援才有意义，才有源源不断地到来。不管这个国家是大还是小，它最终都会获取无穷的国民力量，也会因此而得到国际友邦的支持。如果自己都对自己的防务缺乏全面的自主投入和全民动员，那么国际社会就难于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如果乌克兰这一次没有展现出如此坚强的全民抵抗决心，美国和北约也不会在防御条约范畴之外提供如此实质性的协助，来挫败俄罗斯的军事侵略计划。对于俄罗斯来讲，也不至于在乌克兰的战事如此地停滞不前，陷入战略胶著。 失败主义、投降主义 绝对没有前途 乌克兰事变也深刻地启示我们，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绝对没有前途。乌克兰之所以成为世界抵御侵略的模范和榜样，而振奋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与民众，是因为面对有绝对军事政治和经济优势的侵略者，没有表示丝毫投降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情绪。因为他们认识到国际国内道义和勇气的力量，也认识到侵略者内部的巨大矛盾和弱点。 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大国也有大国的矛盾和困境。而大国的矛盾与困境，往往比受侵略小国的矛盾和困境成比例地庞大。历史上发动侵略战争的强国大国，像沙皇帝国，像纳粹德国，往往都是因为自己在尖锐的内部矛盾下发动战争而垮台。所以有强大武器的侵略国家一旦发动战争，往往会导致侵略者内部问题激化和国际反侵略力量的迅速集聚。对于像中共这样万分恐惧其人民造反，防民之口之行胜于国防和国际观瞻，满处是饱藏戒心和饱受凌辱的邻国与多个伸张正义的世界强国，且无为之肝胆相照，出兵出力配合侵略的狼狈之辈，完全没有道理无端散布失败主义和投降主义。乌克兰人告诉世界，战前言败言和，必败无疑。 侵略者理论偏激危害 必须坚决抵制 最后，乌克兰事变也揭示侵略者理论认知的偏激和危害，必须坚决抵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不仅其打法残酷，更重要的是其推动这种侵略行为的理论非常荒唐和无理。按照中共话语来讲，就是普京搞的是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对历史公然的窜改和捏造。普京总统一直认为在原苏联统治下的加盟共和国统统没有所谓独立的民族性和国家意识，也就是Nationhood。他不仅认为乌克兰这个国家独立的民族意识是莫须有的，是苏联帝国统治时造成一种幻觉，在两、三年以前他也对哈萨克说过同样的话，认为在苏联垮台之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哈萨克独立的民族性。这是他入侵乌克兰一个最大的理论基础，和中共彻底否定两千三百万台湾人民几十年来独立发展起来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我想中共侵犯台湾一个最大的理论基础，就是完全否认台湾人民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早已是独立于中国大陆专制独裁生活方式的这个基本事实。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不去掉，世界上的未来战争是会连绵不断的。 （作者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为哈德逊研究所及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以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中共二十大前，有关中南海高层换届，谁进谁退的话题正热。但鲜有人关注：谁将接替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王岐山本来在习近平第一任期担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和中纪委书记，掌管反腐，为习清洗政敌，拿下大批以江派为主的高官，甚至直逼坊间认为最腐败的江泽民和曾庆红。 当时外界传说习、王二人早年当知青时曾同盖一床被，以致后来结成政治盟友，王岐山对习的重要性甚至高于中共二号人物、总理李克强，一时号称“习王体制”。 不过，留任呼声颇高的王岐山，在中共十九大上退任常委和中纪委书记。在2018年3月，王岐山接替比他还要年少两岁的李源潮出任国家副主席，成为1998年以来首个没有任何中共党内职务的国家副主席，官方排名在七常委之后，被称为“第八常委”。 王岐山的特殊任职模式 王岐山就任国家副主席打破了职务惯例。 根据现行中共宪法规定，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使主席的部分职权；在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副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全国人大开会补选。 中共国家副主席职务主要负责的是礼仪性外交工作，至于拥有实权与否则要取决于担任者在党内的地位和职务。 1954年起，首任中共国家副主席是朱德。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失势下台，当时两位副主席宋庆龄和董必武没有按宪法规定继任主席，只是名义上代行权力。1975年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1982年重新恢复。2018年中共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废除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限制，但没有增加任何权力。 一般认为，中共的国家副主席职务惯例成形，是从1998年开始，历届有5名国家副主席，分别为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李源潮和王岐山。 其中，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三任国家副主席因兼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党校校长三职而握有实权。另外，胡锦涛、习近平作为“储君”，在其国家副主席任期后半段兼任军委副主席，随后接任党魁。 2013年李源潮任国家副主席，他只是政治局委员，且中央党校校长一职另由刘云山出任。 无党职的王岐山任国家副主席，则彻底打破过去20年来的人事惯例。 王岐山接班人的四种可能 中共国家副主席是名义上的习近平副手，下届会由谁担任？也就是说，谁会接替王岐山？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如果今年68岁的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获三连任，中共所谓的“七上八下”的高层任职潜规则（67岁可上，68岁要下），等同变成废纸。但1948年7月生的王岐山，毕竟到明年3月已超过74岁，他又并非习近平，不太可能续任。 第一种可能，就是如果中共二十大有习近平接班人出现，此人可能走胡锦涛和习近平当年的模式，担任政治局常委兼国家副主席，并备位二十一大接班。 换句话说，习近平是否真的规划终身执政，就看中共二十大是否有接班人浮出。观察重点就是，若下一任国家副主席能够同时担任政治局常委，且年龄在60岁左右，外界便可大胆想像了。 第二种可能，再度由握有实权的政治局常委担任，就是曾庆红模式。这种情况可能由刘鹤升任，或是栗战书担任。但栗战书明年已72岁，有点老，而且据说他喝酒较多，身体不好。 这种模式可能性不大，因为习近平还会继续强化集权，不可能容忍副手是握有实权的政治局常委。 第三种可能就是李源潮模式，再次由一名政治局委员担任国家副主席，刘鹤、陈希这两名习的亲信都有可能。至于传闻不获习近平喜欢的胡春华，如果无法入常，也有可能走李源潮模式，接替王岐山。 第四种可能是继续走王岐山模式，将现在其中一名政治局常委和委员，解除党务后成为习的副手，失去实权后，自然对习毫无威胁，这种情况，李克强、汪洋、韩正、刘鹤都有些可能，但韩正的江派背景可能是障碍，李克强和习近平不和已久，可能自己选择全退。 王岐山口服心不服 王岐山在2017年十九大和次年的两会之间，出现诡异的一去一回的仕途安排，其内情早被认为涉及中南海一场政治交易。据信，习近平为在十九大上确保定于一尊地位，以及为在次年修宪破除连任限制，下令王歧山收兵，解除“兵权”。本来王岐山可以抓捕大小“虎王”江泽民和曾庆红，结果功亏一篑。 王岐山在过去五年实际上已逐步被边缘化。与美国政商界密切，对中国政治经济治理还颇有一套的他，在中美大打贸易战期间，并未起什么作用。只是不时在国内国外走走看看，放放空话。 王岐山疑似因心理落差大，曾数度公开抱怨。 2019年1月23日，在世界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上，王岐山致辞时按中共惯例照著演讲稿念，并调侃称，“读稿子的人就是低头念完就算了。” 2019年7月1日在中南海会见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时，王岐山再声称，自己的工作性质是“做一点礼仪性外交”。 2021年4月20日，王岐山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称自己是“临时主持人”，只是为习近平的致辞“报幕”。 不仅如此，这两年习近平和王岐山关系破裂的迹象显现。 2020年，与王岐山密切的红二代任志强因批习被捕、判重刑，其中纪委旧部董宏也落马。2021年初，与王岐山渊源甚深的海航集团宣布破产，被政府接管，意味著这一原属王岐山家族的利益地盘被习近平接手。 特别是中共巡视组原副组长董宏今年1月28日被判死缓，官方指其贪近5亿，涉贪的轨迹则紧随王岐山在海南、北京以及中纪委任上，不难想像对王岐山有所敲打。 经历了这么多，王岐山表面上还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三呼万岁。 据中共官媒报导，今年3月5日下午，王岐山参加他所在的中共全国人大会议湖南代表团审议，由副总理胡春华陪同。 王岐山在这次会上吹捧确立习近平核心地位和习思想“指导地位”的所谓“两个确立”，称这是中共的“最大底气”，云云。 2021中共全国两会，当时就传与习近平不和的王岐山，也在参加湖南代表团会议发言中至少八次提到习近平，称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等。 中共既有内斗传统，也有两面派传统。那些出位表忠者，未必出于本心忠诚，或是口服心不服，或是口蜜腹剑。从党鞭地位跌落还被习敲打的王岐山，应该也一样。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全文转自上报）
3月1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发表了任内第一次国情咨文，时机点适逢基辅被战火摧残的画面传布全球，拜登于是用了相当篇幅，斥责俄罗斯破坏后冷战时代以来的和平。尽管他当时尚未具体提出将如何遏制普丁暴行，但关于“自由将永远战胜暴政”等慷慨陈词，就足以获得民主、共和两党议员同时起立鼓掌。美国国会久违的同仇敌忾，对民调表现持续低靡的拜登来说，其实也有反向鼓舞作用。 国情咨文之前，根据民调机构“RealClearPolitics”调查，只有四成美国人对拜登的施政感到满意，主要几个原因，包括疫情控制不利、通膨创下40年新高、物价继续飙升，犯罪率还居高不下，民生不顺，当然会让人怀疑总统的能力。直到乌克兰战事爆发，拜登才看似有机会借此均衡一下个人评价。根据路透社调查，过去六个月以来，美国人关切战争冲突仅次于经济，也唯有这两个议题能得到两位数百分比的个人主要关注度。（拜登国情咨文后／经济23%、战争16%、健康9%、移民7%、环境6%、犯罪6%、公卫6%、能源4%、道德4%、社会公平3%、教育3%、恐怖主义3%） 因此，拜登很清楚他国情咨文重点不只在内政，更在于他对乌克兰遭俄罗斯侵略的回应。因为不只两党议员都很同情乌克兰，另有七成民众除知道乌克兰正爆发战争外，其中四分之三且尤其关心最后谁会取得胜利。这也是为什么拜登的演说能吸引近5成选民收看（至少观看部分），创任内个人演说收视最高的原因。那天之后，美国很多媒体都提到选民对拜登的支持终于有了些微提升。 只不过，根据追踪总统民意的“FiveThirtyEight”统计，国情咨文后两周，拜登整体支持度也不过从41.1%上升到42.9%，不满意度也仅从53.6%下降到52.3%，对照先前民调节节败退，持平虽然已堪安慰，但在举国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如此义愤之下，拜登的民调表现恐怕仍属于“未见起色”。明明拜登当初在国会获得满堂彩，但怎么会这样？ 美国人对乌克兰遭俄罗斯入侵“有感”，其实不只来自国家立场层次的美俄关系竞合，或担忧俄罗斯将进一步冲击国际秩序，最后直接威胁美国，民间层次的论述则更直接单纯，就是“都什么时代了，怎么还会有一个国家竟用武力去吞并另一个国家？”尽管在是否支持美国军援乌克兰问题上，美国社会基于军事行动的复杂性而有分歧，但侵略就是不对，应该是连小学生都很清楚的基本道理。 回到美国本身，这个国家可说历经疫情风暴后尚待恢复元气，偏偏后遗症层出不穷，物价、通膨压力缠身，谁都很难预料此刻军事远征的反作用力会是什么，更别提疯狂的普京似乎已无惧掀起世界大战。那么，拜登终究采取的经济制裁和武器支援，就不可谓带了点折衷性质；只是历经数周，当乌克兰惨况一幕幕在电视机前上演，无疑再深化了美国人油然而生的道德同情，同一时间，拜登又被批评犯了软弱的毛病。正如同媒体上出现过的一段话：“美国人再没那个心情透过安抚俄罗斯去结束战争”。 以人类历史来说，独裁政权其实占去了绝大多数时间，“民主”原来直到近代才取得些许成就，两者之间却已是天差地别。美国总统被称为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但看看拜登，又即使是他的前任川普，面对强势的国会、独立的司法、自由的媒体和难搞的选民，即可知这样的总统，必然和普京之流处于截然不同的权力情境。 还记得2014年普京并吞克里米亚，就算当时全世界大力谴责，亦借由制裁造成卢布贬值，俄国民众生活成本大幅上升，但在俄罗斯民调机构“Levada Center”的调查中，普京的支持率仍激增到82%。此回入侵乌克兰，西方国家比起前次更团结一致，却不管发动侵略如何不义，还连带殃及俄罗斯人民，普京在国内依旧享有高达七成的支持。另方面，拜登则为了国内棘手的经济问题焦头烂额，且不得不在制裁俄罗斯一事上处处纠结（也必须考虑制裁自己人民要付出的经济代价），搞得自己民调不上不下好像就要偷笑。但此刻不上不下的民调，不正反映了民主对权力者的有效制衡，不令掌握权力的人恣意走向疯狂。 “我爱国，所以我必须爱领袖”，这是俄罗斯。“我因为颇赞同总统的决策，而稍微喜欢一点总统”，这是美国。光就这点不同，以美国全球经济、军武实力，就足够让普京额手称庆，拜登要和他一样，美国要和俄罗斯一样，这世界大战恐怕就轮不到俄罗斯来掀了。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乌克兰战争，俄罗斯已经输定了。乌克兰人民的坚决抵抗，出乎俄罗斯的预料，使得普京的军队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潭。西方不断加重的制裁使得普京无力支撑一场持久战。僵持之下是乌克兰得到体面的胜利，还是普京得到比较体面的撤军，是目前双方争执的焦点。但乌克兰在得到国际持续加大的支持下，显然处于优势地位。头疼的是普京和他的领导集团。 媒体都在疯传习近平要趁普京搅乱欧洲局势的时机，在今年秋季一举拿下台湾，为他的连任创造条件。尤其是看到美国不愿意出兵解救乌克兰，对野心勃勃的习近平来说是大大的利好。他以为没有美国出兵，以台湾人的软弱性格，一举拿下台湾还是很有把握的。 其实这次小习书记又错了。美国两党都派出重量级政治家前往台湾，安抚鼓励台湾人民的士气，也一再声明不会因为欧洲的战局放松亚太战略这根弦。确实，在现在的地理形势下，分别打一场陆战和海战，美国的能力绰绰有余。特别是现在不需要美国参战，乌克兰自己就能解决普京的侵略。习近平支持俄罗斯的战略又受到西方制裁的约束，无力帮助俄罗斯取胜。打台湾的计划几乎没有胜算。 乌克兰战争戳穿了俄罗斯这个纸老虎。俄军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它的腐败。社会腐败，军队也腐败，使得俄国整体实力大大下降，最终败给了小国乌克兰。中国也已经不是国共战争和朝鲜战争的情况了。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其腐败水平超过了七十年前的国民党。面对台湾，就像俄罗斯面对乌克兰一样，一开战就会把纸老虎暴露无遗。即使美国不参战，小习书记也没多少胜算。 乌克兰在战前没有多少准备，心理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准备，武器装备既少又差，看上去根本就不是俄罗斯的对手；又是同文同种，具备了被吞并的最好条件。可是同文同种早就不是侵略的理由了，所以遭到乌克兰人民的强烈反抗，也遭到全世界各国的反对和批评。乌克兰人民就是在这种支持和帮助下，战胜了貌似强大的侵略者。习近平要打台湾，面临的是完全相同的局面。看来结果也会相同。 台湾和乌克兰的最大不同，就是从两蒋时代就有很好的军事准备，其武器装备的质量高于共军，对共军的苏俄式装备具有很大的优势，数量也还算充足，不会像乌克兰那样初战大大失利，倒是有可能像以色列对抗强大的阿拉伯军队那样立于不败之地，很快就把战场推向敌人的土地上。 但是目前没有这种可能，因为台湾最大的软肋，就是没有以色列那样的心理准备和乌克兰那样的斗志。二十多年前我就批评台湾像南宋一样，二十年来情况更加恶化了。自以为美国会帮助他们打仗对付共产党，依赖心理使得社会和军队都比南宋还南宋，甚至学西方的时髦，连兵役制都快要取消了。全社会都没有保卫自己的意识，台湾就等着选一位特首后投降吧。 台湾人民通过乌克兰战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弱点了。恢复兵役制还在讨论的阶段，增强预备役训练的工作正在开展，向国外寻求更多武器装备也在进行中。但是如果习近平为了他的连任，突然发动战争，你们那个应付选民的，按部就班的工作还来得及吗？这是习近平唯一的胜算。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