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澳索伦托海滩发生致命鲨鱼袭击 全澳今年已有5人丧生
2026 年 9 月 18 日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5日全国各级政府十万官员参加的电话视频会议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5·25讲话），从内容上来看，谈的是中国宏观经济面临的三大类难题，只要没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国际环境不能改善，中国经济将进入严重衰退。但国外（尤其是中文圈）现在一切都围绕权力斗争，离开权斗无法解析中国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所以硬是将这场谈话附会成高层习李两派势力斗争白热化，极端的说法更是将此附会比喻成刘少奇当年的七千人大会讲话，还将参加的十万官员说成是拥李且暗反习。 先看李克强讲话涉及什么。这个谈话比较散，内容有交叉，但三大层面的危机讲得很清楚，其中最令北京头痛的是财政危机： 第一点，“当前经济平稳运行面临严峻挑战，必须迎难而上，推动经济回归正常轨道” “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的经济体，一旦运行滑出合理区间，要想再拉回来，不付出巨大代价和更长时间是很难做到的”。这段谈到他“下去调研，很多中小微企业各级工贸干部说他们已经到了最困难的地步，企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实就是停业、破产企业多，报告说“企业注销数量也增长了23.1%”。企业是国家与地方政府的税收孵化器，近1/4的企业关门，其余经营困难，意味着政府税源枯竭，结果必然是“经济的影响已经开始冲击我们的财政收入”。列举的数字并非国家机密，5·25讲话说得琐碎，其实就是5月17日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2022年 1-4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下降4.8%，支出同比增长5.9%。 财政收入下降，支出增长幅度更大，这情况意味着政府财政压力山大。因此，“要确保今年的军费、国防开支、义务教育支出不能出问题”——这句话才是重点。今年俄乌战争的发生，全世界各国都意识到世界同属一个没有战争的地球村的美好梦想，例如德国就很不情愿地表示要重整军备。对于时刻想与美国一争雄长的中国来说，军费与国防开支自然是重中之重。中国的义务教育开支虽然连续9年“不低于4%”，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从主要发达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结构来看，主要欧美发达国家教育支出占比在11%左右，其中美国高达15.8%，日本仅8.2%，分别为高低两端。4%也就是普通发展中国家水平，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连这个比例的义务教育投入也不能保证，只能说这个政府严重失职。 用那么多话来掰扯中央财政困难，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强调：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别指望党爹央妈救急了，自行想法子解决。 第二点，采取有力措施，稳市场主体、保就业、保民生 市场主体是指企业，情况在第一点中已经谈过，这段主要谈失业问题： “4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环比上升0.3个百分点，已经达到6.1%，特别是31个大城市，调查失业率高达6.7%”，在16岁到24岁青年中，大学生失业者占18.2%，这是“再叠加到我们今年大学毕业生是历史最高1,000万人以上带来的后果”。这里谈的是城市，农村不在内，因为讲话中说到“坚持家庭承包责任制那块地还是能养的”，农村失业不在全国失业率统计范围内。 这也不是新问题，中国的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堪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糟糕的时候。中国当局现在除了掩盖失业真相之外，别无他法。掩盖手法我多年前讲过，一是使用世界独一无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自2018年始改为“城镇调查失业率”），作为官方失业数据。这个数据根本不可靠，因为所谓“城镇登记（调查）失业率，是城镇户口的人为了得到失业补助金去社部门登记的人数。但批准给予少量失业补助的政府规定极为苛刻，要有城镇户口，失业后要取得原就业机构给予的解雇证明，不能有任何小生意等等。加上很多中小企业为降低成本，不给员工购买失业保险，许多中小企业员工失业后无法领取微薄的失业救济，因此也不会出现在政府登记失业的名册上。 二是排除了农村人口当中的失业现象。前面已经说过，中国政府假定农村户口的人家里有几亩承包的土地，农村青年或进城短期工作，或进入中等专科学校或大专院校念书，只要未能在城市谋得相对稳定的职位，往往会因入不敷出而回乡居住，但国家统计局一律视其为农村已就业人口。5·25讲话中谈到的1000万大学生问题，详情如下：2021年1,020万名大学毕业生，其中212万人考公务员、462万人考研究所、900万人考教师资格证，加起来是1,574万人次。就是说，其中有人同时在考两种以上与求职相关的资格考试。今年又有1,076万大学生毕业，仍然会是如此分流。为什么大学毕业后不去企业求职？原因很简单，企业都在裁员（市场主体不稳），很少聘用新员工。 海外自媒体当中，不少属于每天都在强调中共高层权斗、国际社会四面楚歌，前者属于中南海听壁脚式发挥，后者则夸大表述。但却不少听众，闻危则喜。他们当中不少就是对中共严重不满的失业青年，其前辈就是当年抗战时期与国共内战时期投奔延安的革命青年。 第三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 于中国而言，能源与恢复并寻找新的产业链的重要性无需多说。关于粮食问题，我刚好写了一篇文章《国家安全新领域：美国农地与中国粮食需求分析》，这里简单概括一下。 5月25日，中国总理李克强召开十万人电视电话会议，谈到中国经济危机，第三条就是要“找粮食、能源和产业链供应链”。5月26日，美中经济安全委员会发布《中国在美国的农业利益：通过海外投资加强粮食安全》（China’s Interests in U.S. Agriculture: Augmenting Food Security through Investment Abroad），这个报告就是要限制中国在美国找粮食。就这份报告涉及的六大关切话题而言，偷窃农业知识产权与购买农地早就引起美国关注：因偷窃玉米等种子被判刑的有莫海龙等；因购买农地被视为有害美国国家安全而被叫停的，前有2012年9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发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三一重工关闭项目；后有2021年，被称为“新疆首富”的孙广信在美国德州购买土地兴建风电场的投资案被叫停之事。近日，美国联邦众议员纽豪斯提出修正案，要求禁止中国企业购买美国农地。该修正案已被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纳入2022财年拨款法案，正待国会参众两院表决通过。这一切就是美国向中国表示“别碰我们的粮食”。 尽管中国宣布2021年粮食总产量1.37万亿斤，人均粮食占有量连续多年高于400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准线，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但是，作为油类与饲料来源的大豆、玉米等，中国需要从美国大量进口，因此才有了5·25讲话的第三条。 最后，回到李克强5·25讲话这个主题上来。李克强为什么要发表这个讲话？我认为是职司所在。与前任总理温家宝不同，胡锦涛这位总书记并不强势，与温更象是同僚而非君上，因此传说中有南北院之争，李也公开说过“相忍为国”。目前经济困难是明面上的事情，做为总理，藏着掖着不是事。但以李拥有的政治资源及其性格而言，我认为他宁可选择届满退休，也不会去冒险与习政治对抗。那么，中共是否有权力斗争？当然有，不满习近平的人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还有民间全有。但是，以中共如此监控能力，这些人在国内是无法形成组织性力量的，反习力量存在于海外各自媒体包括中文媒体的报道中。既然力量存在，总得找个代表人物，于是理论上的二号人物李克强成了海外反习势力选中的代表人物。反习的真实带头大哥当然会有，不过不是中国总理李克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共今年的北戴河会议似乎有些不寻常，因为各种政治耳语与传闻未曾间断，不论这些讯息的真伪，至少直接反应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一些实际与现象，如今离二十大只剩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习近平与党内势力的政治博弈已经提前上演。 北戴河会议实情的状况外界无从得知，因为随著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与领导者的政治需要，他在中共政治运作的功能也有所不同。多数中国研究专家同意，所谓“北戴河办公”虽不若毛泽东文革前的建制性质，或不具备改革开放后赵紫阳、江泽民时期的“异地决策”意义，但是在每年的中央委员会议以及两会中间，北戴河会议仍扮演政治排版定调、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执行状况的功能。 如果遇到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的当年，因为牵动权力布局与人事安排，中共党内各派系针对中央委员、政治委员甚至常委名单进行第一轮的交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就在北戴河会前，各派势力地盘争夺战正在展开，5月28日中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工空降天津市，代理于死在任上的市长廖国勋。而外界一再怀疑，廖国勋是“被自杀”。由于两人被归类不同派系，有观察家直称是江派夺下习派地盘。 廖曾经在贵州担任省常委，先后与栗战书、赵克志两位省委书记共事，在浙江任省常委与组织部长时，顶头上司就是夏宝龙，因此早期被视为“之江新军”的嫡系人马。另一方面，张工曾任北京市副市长，但在习派大将蔡奇任北京市委书记掌权后，被调至中国总工会副主席这个不重要的冷衙门坐板凳，直到2020年才任国家监管局长掌实权。原因很简单，张工背后就是江泽民系统。 在今年4月27日，廖国勋被官方宣布“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死亡，但各种死亡细节、时间及病因等则资讯都欠缺，因此引发各界疑虑，由于日前才传出检监调查他与医疗检测的利益输送关系，以致网上传言他是“畏罪自杀”或“被自杀”。 此外，根据港媒报导，北京的港澳事务高层官员的人事将陆续变动，包括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调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一职应该是第一波的异动。 讽刺的是，张晓明经历了从“正职变副职”，然后再从“副职变闲职”的过程。多数观察家认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职位是可有可无的“闲职”也是一个容易被“弹出去”的位子；但也有人认为将他挪出位子，除了要放夏宝龙人马进来，也可能意味他将更上一层楼。 因为张在香港问题的立场非常强硬，根本就是标准的“拥习路线”。最著名的就是 2014年9月11日，他在回答北京是否允许泛民主派人士担任香港行政长官时，他竟然表示：“让你活着就足以显示国家的文明和包容。”张晓明在香港问题上累积的政治资本，是否成为他在二十大更上层楼，犹待观察。 另一个观察的指标是上海解封。在6月1日零时民众可以自由外出，基本的大众交通运行也都在即日起开始运作，同时原本以浦东浦西为界对切、黄浦江两岸的陆桥隧道也都恢复畅通。不过虽然基本解封，但仍有许多场所未开放，如博物馆、电影院和健身房，同时因为物流短暂时间还没全面恢复，也还有许多餐厅无法立即正常营业。 外界好奇，在李克强近日频繁出手，尤其是近日其所召开的十万干部“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引发外界各种想像。上海等解封究竟意味习近平在压力下寻求妥协，或是仿效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套路，在未来北戴河会议上大致会有解答。 （※作者为台湾韬略策进学会副理事长，全文转自上报）
谁也不能阻止中国人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 五月十一日，上海一名身穿印有“警察”字样白色防护服的“白卫军”，要拉一名青年男子去方舱隔离，遭到拒绝，恶狠狠地威胁说：“如果你拒绝被转运，将会受到治安处罚。处罚以后，要影响你的三代！”这位市民回说：“这是我们最后一代，谢谢！” “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摘录了部分中国网民转瞬即逝的评论： “‘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句极富悲剧意味的话，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刻的绝望。说话的人宣布了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决定：我们不会繁衍后代。这个决定的背后，是一个心理学和存在论意义上的判断：我们被剥夺了值得向往的未来。可以说，这句话是一位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做出的最强烈的控诉。他说话时的口气是平静自然的，但正因为说得平静自然，才让人听得惊心动魄。” “上联：这个世界不要俺了；下联：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过去常听人说，中国人是最爱生小孩的，就算是计划生育也挡不住，拼了命罚着款也要生孩子。如今一句‘这是我们最后一代’却激发了全网的共鸣。任何鼓励生育的政策，都不如你们自己加速来得直接。” “这句话，无意间随口说出的对白，可能是包括过去几年、甚至是未来很多年里，最能记录这个伟大时代的史诗级对白。” “民是最后一代，奈何以三代惧之？” “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在打击教培、限制游戏，想尽办法要让人生孩子。这些尚未见成效，一轮轮残酷的封城就将一切打回原形。‘我们将是最后一代’的呼声惊心动魄，也引起了许多共鸣。‘如果孩子生出来只是被他们奴役，如果我们的孩子也必须忍受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一位朋友写道，‘那我们一起绝育吧’。” “你的统治到我结束，你给的苦难到我为止。” “‘我们是最后一代’，这也是我的宣言。您自个儿万寿无疆去吧。” “不把小孩带到这个国家、这片土地，是我能做的最大的功德。” “想起曾经看到过，哪咤自刎是一种精神弑父。‘我们这是最后一代’也是一种同样的报复，无法开口的人用肉身作筹码向权力刺出一把剑。……命如蝼蚁的下位者也可以作出这样最后的反抗，如同纵身跃入一片大海般义无反顾。” 其实，古代的中国人更有血性，他们忍无可忍时会揭竿为旗、斩木为兵。《书·汤誓》载：“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孔传：“众下相率为怠情，不与上和合，比桀于日，曰：‘是日何时丧，我与汝俱亡！’欲杀身以丧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夏朝时，夏桀以天上的太阳自居，认为自己惠泽天下。百姓诅咒说：即使你是天上的太阳，我们宁愿与你同归于尽！明末清初，张岱在《石匮书后集·流寇死战诸臣列传·总论》中引用此典故：“城市村落，搜括无遗。遂使江东父老有时日曷丧之悲。”明朝灭亡，不是因为明朝军队被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或满人的八旗军打败，而是暴政自取灭亡、自我解体。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没有勇气像罗马尼亚人那样推翻齐奥塞斯库，也没有勇气像利比亚人那样推翻卡扎菲。所以，中国的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费在台上不可一世、耀武扬威、残民以逞。中国人没有能力杀死独裁者，就只能杀死自己的精子和卵子，或不让卵子与精子相遇。这种办法，能结束这个人类历史上最邪恶的帝国吗？ 今生不做中国人，做冰岛人？ 前两年，中国年轻人的网络流行语是“内卷”和“躺平”。如今，躺平终于发展到最高境界：断子绝孙。有年轻女子将“我们是最后一代”写在白衣上招摇过市，“断子绝孙”不再是他人的诅咒，而是一种自我标榜。人的觉醒很不容易，迟到的觉醒亦不再是觉醒。醒来迟了，已然发现身在地狱。 这就是岁月静好的代价。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中，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三勇士污染毛泽东像时，就写下“五千年专制到此可以告一段落”和“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标语。如果中共政权比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更早垮台，今天中国年轻一代就不必断子绝孙了。但是，那时的大多数人无法理解三勇士的行为和思想，就连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也都满足于公车上书，一群学运领袖居然通过投票表决，将三勇士扭送公安局。邓小平还未出兵镇压，他们就先跪下了。这场运动，刚刚开始就失败了，甚至邓小平不必杀人就能完胜，只是邓小平的本性既怯懦又凶残，他非杀人不可。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今生不做中国人》的书，是移民挪威的香港作家钟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一书的升级版。这本书在台湾出版后，根本没有机会读到它的国人不知从哪里听到一丝风声，居然个个义愤填膺，就连我的初中班主任都愤怒地在微信圈上辱骂我，说我数典忘祖，说我众叛亲离，哀叹怎么教育出这么一个坏学生来。其实，她的儿子早已是美国公民，还当过华为美国分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她的三个孙子也都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中国人最擅长这种义和团式的爱国，似乎个个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身，但枪声响起之际，人人都抱头鼠窜。 谁也没有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那些刚刚觉得被《今生不做中国》的书名冒犯的中国人，如今全都迷上了“润学”，争先恐后地实践“今生不做中国人”——所谓“润学”源自英文“run”（逃跑）之谐音，意即研究逃离中国、移民他国的方法与消息。小说家张爱玲被誉为“润学天后”、“润学女神”，被很多上海市民像妈祖一样拜——希望张爱玲的在天之灵能保佑他们逃出地狱般的中国。 当冰岛驻华大使馆发布一则宣传该国取消入境限制、欢迎外国游客前往观光的微博之后，一下子如潮水般涌入成百上千的中国人，表达他们浓浓的“思乡”之情——“什么时候接我回家？”、“我不会停止爱国，我永远爱我的国家，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仰，哪怕国家真的不要我，我被打落到国际上流浪，我也是冰岛人”、“乡愁是一张小小的机票，送我回冰岛”、“我素未谋面的故乡冰岛” 。看来，连冰岛这个冰天雪地的遥远国度都成为中国人梦想中的祖国，他们不都是倡议“今生不做中国人”的我的徒子徒孙吗？ 走不掉的人，还得好死不如赖活着，但这个恶毒的诅咒和循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中国人总算找到了代价最小的消灭中国人的方式，既然不能让中国没有共产党，干脆让世界没有中国，没有中国的世界一定更美好。署名谢健健的网友写下一首名为《致我不再出生的孩子》的诗：“孩子，爸爸决定不要你了/你还没有出生，就已被遗弃/这是我的错，也是环境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错/爸爸太软弱，当了半辈子良民/年年岁岁，被生活抽打成了陀螺/疲倦地盘旋在原地，眼看着/远方那个叫梦想的雪人融化/你要是个男孩，我怕你被世界阉割/在房价、工作、权力的阴影下驯化/你要是个女孩，我怕你被逼良为娼/怕你被一条毒蛇般的铁链，捆住了一生/国是他们二代的国/家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家/爸爸没有能力让你成为二代/爸爸想作最后一代人。”就诗歌技巧或艺术而言，诗不是好诗，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梦想幻灭的整个过程。短短十年间，习近平的中国梦就成了烟花的灰烬，白茫茫的大地上，只剩下刺鼻的硝烟味道。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二） 本文不打算讨论个人品德。但是李鹏日记，关于5月13日下午，有几句非常别致而又无人能懂的话：小平要国家主席杨尚昆紧急赶来转告我李鹏：他邓小平今天耳朵聋，赵当天下午对邓说的，他邓小平什么也没有听见。这是什么玄妙口信，有谁能破解这个谜？ 但我碰巧知道5月13日下午赵紫阳对邓小平讲的是什么事，也碰巧知道邓小平“都同意”的是什么。 那天下午，邓小平在杨尚昆面前亲口向赵紫阳宣布，对赵紫阳处理学运的整套方案“都同意”！赵前脚走，邓立即差遣传令兵国家主席杨尚昆，十万火急密告李鹏：我邓小平耳朵聋，赵的方案我刚才完全没有听见，因此我的“都同意”就是都不算数！ 我何以知道这个“都同意”的故事？因为赵自4月30日回京之后，天天要求见邓小平谈学潮，邓天天拒绝，一直拖到5月13日上午，才电话通知，说下午可以见。那天赵紫阳特别高兴。此前13天，赵作了大量工作，找各方面人士磋商，提出了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各界协商对话的总体设想和在高级干部中进行廉政和整改的一些初步措施，并在5月8日和5月10日分别在常委会和政治局会上基本上取得共识。赵急于想听到邓本人的意见。我那天下午也特别兴奋，几乎整个下午我就呆在空无一人的赵紫阳本人的办公室里。快到晚饭时，紫阳回来了。我问：“小平同志什么意见？”紫阳照例不紧不慢悠悠然回答我：“嗷，都同意！”我当即回到研究室向研究人员宣布：小平都同意。 邓小平有点聋，不太聋。更何况赵的一举一动天天都有各种人通过各种渠道向邓即时汇报。正因为太清楚赵紫阳的方案，邓小平才必须赖账，怕赵紫阳开会传达。然而，邓小平为什么要搞这一套阴谋？我不敢妄议。但肯定不是为了纠错。如果纠错，应该派杨向赵本人更正啊，为什么十万火急派杨尚昆这样一个大传令兵去向毫不相干的李鹏传达密旨呢？ 赵紫阳的整套方案里有一个启动点——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正式撤回《人民日报》的“426社论”。我估计，这正是他5月13日下午向邓汇报的重点。我这样估计的根据是：在赵要求见邓而不得的13天中，赵本人曾多次向杨尚昆提出这个建议，并先后转请阎明复许家屯也同样向杨建议。赵非常坦率地认为，正是这篇社论发出了错误的声音，伤害了爱国的学生。解铃还须系铃人。这是回避不了的。既然要跟学生对话，就必须承认“426社论”的错误。没有这一点诚意，对话就是空的。公开表达诚意，才能把学生和市民团结起来，成为谈判和改革的挚友和动力。对赵紫阳的这一主张，杨尚昆一直不表态，翻来覆去老是说，不要急，慢慢来。所以我估计，5月13日赵终于有了机会见邓，最紧要的话是这个。邓小平答复“都同意”中的“都”，我估计也不可能把这个最重要的意见排除在外。——郑重说明，这是我的估计，我有根据，但不敢武断肯定，只希望1989年5月13日邓赵谈话的录音尚在人间，没有被毁。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一） 这篇文章是献给自由的媒体人和研究者们的。让我们先记下几个“六四”事件的关键时刻： 1989年4月15日， 胡耀邦去世。他因倡导“解放思想”不遗余力，组织平反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成为最受爱戴的中共领导人；又因在1987年初被邓小平废黜，成为最受同情的中共前领导人。 4月16日 ，李鹏问赵紫阳：学生悼念耀邦，我们什么态度？紫阳答：允许！耀邦是我们的领导人，我们自己就在悼念，怎么能禁止学生悼念？当时，全体常委在场，邓小平的秘书也在场。 4月19日，邓小平亲自告诉赵紫阳：朝鲜，你还是去。 4月19日，官方胡耀邦追悼会结束时，赵紫阳说：我明天去朝鲜。学生的事，我的意见是三条：1，丧事已结束，应该劝学生回校；2，不可动用军警，除非出现打砸抢；3，对学生的诉求，要认真研究，通过各界协商对话解决。全体常委都说，同意；邓也说，同意，这三句话因此实际上成了常委的决议。 赵还对我说：政治体制改革，现在应该集中力量研究协商对话，——这就是改革。 以上是我亲历的，真实性我负责。 下面的事，如果《李鹏“六四”日记》不泄露，我完全被蒙在鼓里。 4月23日，这一天，李鹏在日记中把自己一分为二，描写成两个人。 请先看下午。他到火车站送赵，问赵还有什么交代；赵答，没有别的，还是那三句话，要落实。李鹏一回中南海 ，立即找乔石，共同起草文件发出。这是下午的李鹏。 再看晚上。李鹏日记里是这样记的：国家主席杨尚昆要他找小平，他要杨一起去，杨同意。 当天晚上杨李到底去找了邓没有，谈了什么？到底出了什么事，赵前脚走，邓杨李三人就必须赶紧碰头商议？李鹏日记没有说去，也没有说两人当天说说而已，根本没有去。《邓小平年谱》既没有邓在当天夜里约过杨李的记载，更没有邓接见杨李的内容。年谱只说，直到4月25日上午，邓小平才见李鹏杨尚昆，听汇报。这完全可以理解：邓的年谱本来就是中共文件，必须为党为邓保密。 要探究真相，我们只能回到李鹏日记，仔细看看李鹏经过4月23日晚上，具体想了和干了些什么。我认为可以百分之百肯定，李鹏在4月23日晚间直接地或间接地摸清了邓小平要求镇压学运的底牌。 这决不是无稽之谈，因为一夜之间李鹏完全彻底的转变必有原因。李鹏不再是4月23日下午抓紧时间发出文件传达赵紫阳的三点意见的李鹏。这意味着李鹏一人否决了常委都同意的党总书记赵紫阳的重要意见。根据日记所述的理由，是李鹏心中忧虑，担心学生们像文革那样搞乱中国。于是他决定，立即吩咐北京市委马上来向常委汇报学生的动乱。 李鹏还异乎寻常，无比细心，关照温家宝，不可让鲍彤知道这次汇报；尽管他完全清楚：作为中央常委唯一的政治秘书，参加常委的一切例会和非例会，是鲍向常委集体必须担负的责任。 四天后，4月28日的常委会前，温家宝当着中办一位徐副主任的面向我解释，4月24日晚不让我参加常委会是李鹏的决定。我感谢温家宝的诚恳，但我有理由怀疑，如此权威而又周密的设计，更有可能出自邓小平和杨尚昆对李鹏的叮嘱。 根据李鹏日记，邓的秘书在4月24日深晚，就主动打电话要李杨二人于次日（4月25日）上午去向邓汇报常委会的内容。邓小平随即一锤定音，发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力的定性——“北京学生在动乱！”接着，4月26日，《人民日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了声讨学生动乱的宏大社论，透过全国一切媒体，以大革命的声势横扫全国。4月27日，全国的学生和民众被激怒了，举行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抗议游行。 以上种种反证：赵紫阳离京的当天晚上，邓李杨三人绝对不可能没有直接或间接通过气，只是因为内容不可告人，所以《李鹏“六四”日记》和《邓小平年谱》都小心翼翼回避了4月23日这个历史性的夜晚的实质性内容。 党媒异口同声恭维邓“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可是，当时真正压在邓李心上的最最沉重的第一位的问题，难道是学生问题吗？请看李鹏日记5月21日载：李鹏急于请求邓的，是快快开会“解决赵紫阳问题”。邓的秘书则根据邓的老辣经验，明确答复李鹏：必须等解放军进城以后，开会才更有把握。是啊，不在刺刀底下开会，靠得住吗！ 由此可证：不是“解决学生问题”，而是“解决赵紫阳问题”，才是邓李心中性命交关的共同的重中之重。 至此，我们有充分理由进而探讨一个全新的问题：邓小平高呼“动乱”的动机，到底是想制止学生上街，还是意在激怒学生，唯恐学生不上街？ 设想一下（当然只是设想）：万一学生人人躺平，一切照常，后来的结果又将如何？邓李还有能力提请中央开非常会议“解决赵紫阳”吗？还有什么借口“挽救国家挽救党”？ 我想顺便指出，赵紫阳也许被当时的李鹏认为是对头，可历来不是邓小平的天敌。李鹏日记5月28日载，邓的牌友，非常熟悉邓内心活动的丁关根，亲口告诉李鹏：李先念早在1988年就向邓提出要搞掉赵紫阳了；当时邓对李的答复是，时机不成熟；如今1989年5月，经过慎重考虑，邓才下了决心。前一句是邓小平拒绝李先念的婉辞——当时的赵紫阳是我邓小平所倚重的长城，你李先念休做白日梦！后一句才是邓的肺腑之言：既然赵紫阳业已明白无误支持学生悼念胡耀邦，等我邓小平百年之后，赵不可能不做批邓秘密报告，不可能不替胡耀邦翻案，不可能不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居然这样小肚鸡肠吗？胡耀邦最有经验。毛泽东制造的冤案，邓都可以允许胡耀邦平反；唯独经过邓小平手的，高饶案，刘伯承案，粟裕案，要平反难如登天。百分之99点999右派分子的个案都已经具体平反了的“反右派运动”仍被邓小平认定为“必要”的。原因无非就是邓小平本人当时荣任著全国“反右”领导小组的总组长。 （作者为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各位八九民运的参加者，六四镇压的幸存者；各位当年在中国国内和海外声援学生运动的支持者，包括为此不能回国只能留在美国的留学生们；各位没有忘记“八九六四”，仍然期待中国民主化的朋友们： 一九八九年，在中国，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和平的民主运动。不幸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被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强硬派残暴镇压了，至今已经三十三年。三十三年过去了，我们目睹了整个世界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极其罕见的惊人逆转，专制中国的崛起构成了迄今为止对普世价值的最严重的挑战。在三十三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说，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而且也改变了世界。 在这里，我更要呼吁大家一起来努力维护历史记忆。我要呼吁：人血不是水，不能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被墨写的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那些青年学子，那些热血国人，他们的热情，他们的付出，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永不忘记，永不放弃，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当具备的道德底线。 几个月前，我和其他一些朋友共同向外界提出了倡议：在美国的纽约，建立一个实体的六四纪念馆。我认为，这样一个实体性的纪念馆，不仅可以收集和保存有关“六四”的历史文物，更可以通过展示这些文物，让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这样一个纪念馆，是我们这些人，尤其是八九一代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对自己当年经过的那段历史，对那些死去的同学和民众的一个交代。 我要对当年的参与者，对八九一代的朋友说：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在当年为争取一个美好的中国倾城一战，希望你们如今虽然步入中年但仍然拥有理想。让“六四纪念馆”的建立成为我们延续理想的具体方式； 我要对当年的支持者，尤其是当年海外的留学生说：谢谢你们曾经为我们奔走呼吁，在美国和国际社会传达声援的力量；我希望“六四纪念馆”能够继续得到你们的支持，如同当年一样； 我要对所有支持中国民主的朋友说：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不是八九民运，而是“六四”镇压，把中国引入邪路，沿着这条邪路走下去，中国只会离自由民主越来越远。我们必须看到，一个立足于如此伤天害理、不公不义的政权，它的存在就是对人类良知与正义的嘲讽；它的崛起必然是对世界和平与自由的威胁。我们也要看到，仅仅坐等历史来改变一个专制政权，只是一种推迟抗争和回避风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抗争很可能更困难，风险很可能更巨大。因此，我们在这里呼吁大家，重新光大八九精神，积极对抗共产专制政权；警惕中共政权对自由民主社会的挑战，支持中国的民主化发展。协助建立这座纪念馆，本身就是抵抗的一部分。 我个人期待，最晚在“六四”三十五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聚会在一起，为这个纪念馆举行盛大的开馆仪式。欢迎大家点击“六四纪念馆筹备网”（jinian64.org ），欢迎大家关注筹建进度，更期待大家踊跃捐款，让纪念馆早日建立起来。 最后，作为当年那场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我，并代表一些八九同学，在这里面宣誓：不管我们面临多少困难，我们会继续坚持反对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的理想。我们没有忘记，我们不会放弃，当年那些死难者的亡灵，就是我们继续前进的动力。 我也期待并恳请，今年六月四日这一天，请你用你的方式为纪念馆的建立出一份力。 谢谢大家！ 王丹 2022.5.31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期，在中共党内，作为一、二把手的总书记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路线斗争公开化，从防疫、经济、到外交等各领域，双方各说各话、各行其是。习李二人、以及他们各自代表的党内不同势力之间，分歧和矛盾日显，从路线斗争到权力斗争，都日趋激烈，已然成为公开的秘密。 首要的一条，习近平强调不惜一切代价搞“动态清零”，李克强主张以超常手段挽救经济。李克强召集的十万人大会（5月25日），成为一个摊牌的信号。会上，李克强列举中国经济的种种危机，亮出拯救手段，而对所谓病毒清零，则只字不提；但会后，由习家军把持的党媒党报，低调或压缩报道这次大会和李克强讲话，并在社交媒体上跟踪删除李克强讲话全文，显示习派对李克强讲话的恐惧。 此时此刻，有关习近平连任受阻、习下李上的消息，风传海内外。然而，习近平和习家军不甘心失败，或是顾面子，仍时不时在他们暂时掌控的宣传口搞小动作，发出似是而非的信息；而网上的少数挺习者，因不谙中共政治结构，仍相信习近平大权在握、盲目认定他连任已是铁板钉钉。 习家军通过他们操控的党媒，发表文章，以历史上毛泽东与张国焘和王明斗争为例，反对“另立中央”，等于承认遭李克强和反习派逼宫。然而，盘点中共党史，除了对张国焘和王明两役，毛泽东获取最高权力，过程漫长，乃是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由边沿向中心夺权。实质是下级向上级夺权、地方向中央夺权。 且不说毛泽东割据江西，只是一支地方武装，当时的中共中央设在上海，先后由陈独秀、周恩来等人领导。即便1935年的遵义会议，也没有确立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而是重新确立了周恩来的最高领导权，只是让毛泽东参与军事上的谋划。所谓毛泽东的最高领导权，是在到了延安时期，才逐渐确立，至中共七大正式成型（1945年）。 由下而上、由外而内、由边沿向中心的权力斗争，也完全符合邓小平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模式。彼时，华国锋身兼中共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三职，而邓小平仅为副主席、副总理，但经过党内运作、逐渐争取到高层多数人支持，邓小平硬是以下级身份，夺取了最高领导人华国锋的权力（1981年）。 如何解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夺权过程？中共党史有一个说法，曰：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对于毛泽东早期，中共定义，他与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甚至周恩来等领导人作斗争，用讲究战略战术的正确路线战胜了“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路线；对于邓小平，中共定义，他与华国锋为首的保守派和教条主义作斗争，用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战胜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路线。 从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例来看今日中共，没有谁是铁打不动的最高领导人，只有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较量。由路线斗争的胜负而决出权力斗争的胜负。况且，今天的习近平，犯下天条：违背时代且违反党章，大搞个人崇拜，复辟个人独裁，妄图跨越两届任期，满足长期执政、乃至终身执政的权欲野心，引起党内外普遍不满、海内外普遍反感。而习近平在威信和实权两方面都远不及毛邓，堪称胆大妄为、肆意僭越和不知敬畏。 习近平以极左路线、极端独裁和极端封城手段，先后砸毁香港、砸毁上海，搞垮中国经济，搞乱中国社会。此时此刻，中共内部，惊鸿一片，路线之争必然浮出水面。 按照党内定性，李克强坚持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和国际合作，就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习近平倒行逆施，大开历史倒车，经济上搞国进民退、外交上搞闭关锁国、政治上图谋复辟毛时代或文革旧制，就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由此可见，且不说改革开放以来党内形成对任期制的共识，即便从中共的历史逻辑出发，李克强与习近平斗争，甚至取而代之，习下李上，都据有其党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上海封城，吓坏很多上海有钱人，为了防止大家“润”（run逃），高层下令海关剪断护照，宣布党官不准在海外置产，为了挽救经济，上海当局虽然下达逐步复市命令，但是，外商有40%的人表示无法逗留，农民工赶紧快逃，眼看习近平企图锁国的氛围，越来越强烈。 上海还是有不少地区，仍处于封控中，不满韭菜，却只能望着铁门兴叹，前日有一个视频显示，上海静安区某一个高级住宅区，一堆住户在大门前面向外面挡门的大白叫嚣抗议，要求解封，门外大白也不回应，突然一位洋人走向前，径自把大门打开，住户鱼贯而出，大白眼看洋人开门，也不敢阻挡，这时候，里面的人才说：“还是洋人厉害”。 上海封城期间，族群不公平待遇，当然不止这一椿。某小区居委下令严禁出门溜狗，洋大人置之不理，照样溜狗，没人敢阻挡，前日，一位义大利人闯出封锁的大门，大白公安企图抓人，看到义大利领事馆的公务车开来，立即放人。今天，这几椿事件，如果是中国人干下的，下场就不同了。 实际上，无产阶级社会，是老共欺骗人民，从毛泽东时代开始，红色中国就是一个阶级森严的社会，真要评比，与清朝没两样。 城乡户籍二分法之下，毛泽东口中伟大的工农兵是最低等级，比商人还低，下城市的读书人，商人地位较高，排行起来就是文，商，士，工，农。毛泽东眼中的臭老九有两种，反对者臭，支持共产党就是香的。中共嘴巴很嚣张，喜欢骂美帝，但是，内心里最怕美帝，其实，恐惧洋人是有历史原因的。 1832年，清帝国把英国垄断的贸易执照撤销了，长期来，两国已经为了公平贸易吵翻天，英国大量从中国进口茶叶，茶具，纺织，但是，清帝国却不向英国买东西，迫使英国弄出鸦片贩卖，但是，清帝国又到处设限，贸易执照撤销，经过几年谈判没下文，英国东印度公司决定宣战了。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舰队从长江口打到镇江，清军海军迎战，一张当年的战争照片显示，每当清军水手落水，炮艇被击沉，周围河岸上，看热闹的老百姓就替英军叫好。看这些老百姓，只穿一条短裤，没穿上衣，很显然就是底层人民，宁愿为洋人鼓掌，不给清帝国鼓励，这样的国家是否善待人民，从这里就看出来了。 鸦片战争以后的屈辱，成为中共洗脑人民民族主义的理由，从另一方面来看，这场战争是打开封锁中国大门的开始，人民看到世界了。 照理说，强国既然伟大了，应该抛弃屈辱历史，那么人民也应该受到国际尊重才对，事实却相反，今天的中共让人民走出国门，蒙受的屈辱更大，100多年来，耻辱还是挥之不去，为何会这样？答案就在上海那栋豪宅里，被红色铁拳整治，不敢推门外出的小韭菜，相对于勇敢推门，解放自己的洋人。 老共最喜欢谈解放，70年前，就高喊要解放台湾，把台湾描述为吃香蕉皮的社会，一直到现在，被洗脑的小粉红，还是自认中国最伟大，生活最高端，可惜，如此伟大的民族，被封锁到无饭可吃，没自由可言，最后，只剩敲锅咆哮，连推门外出的勇气也消失了，100多年前，靠洋人大炮推开国门，百年后，仍然要靠洋人推开自家的大门，丢脸啊，中国人。
八十年代以后出生的年轻人，对六四大屠杀可能没什么认识。由于共产党的信息封锁，大家对那场大屠杀的背景和原因也不是很清楚。我在外国讲演时还碰到中国年轻人提问说：是不是暴徒杀害解放军？可见不是年轻人不动脑子，而是共产党的虚假信息造成了很多人的误解。想一想就知道，学生和市民们手无寸铁，怎么可能去屠杀全副武装的军人呢？ 很多经历过那场事件的人也认为事件起因是纪念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同时为现任总书记赵紫阳鸣冤叫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为前任和现任总书记叫屈，是导致那场运动的导火索。造成成千上万人民上街示威的，是邓小平学习早期资本主义制造出的不公平和日益严重的官场腐败。贪官污吏与奸商合作，是那场运动指向的目标。屠杀人民的军队，正是代表着贪官和奸商阶级，也就是中国特色的富裕阶层。 人民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自古以来，中国社会的动乱都起源于官方制造出来的不正常的生活环境。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暴富，对比人民困苦的生活，是导致激烈反抗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九八九年的情况正是如此。为共产党总书记伸冤，只是导致运动爆发的导火索。虽然当时运动的口号和诉求不是反对共产党，而是幻想共产党自己清除贪官污吏，但也已经让邓小平集团认为是难以调和的敌我矛盾，只有使用暴力镇压才能解决。 现在的贫富差距比三十年前小吗？现在的贪官污吏比三十年前收敛了吗？现在的共产党比三十年前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帮助吗？都不是。三十年来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除了在美国的帮助下快速发展经济，缓和了社会矛盾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江泽民时代对社会做了一些妥协，扩大了统治阶级的范围，用经济利益收买了知识精英；因而扩大了中产和小资产阶级，抑制了导火索的出现，使得不断出现的反抗不会有大的规模，维持了中共的专制政体。 如今的形势，靠欺骗和美国大资本的配合所制造的快速发展，明显不能持续了。贫富差距和官商结合导致社会矛盾快速升级，被收买的精英们的丑恶嘴脸，已经很难起到欺骗人民的作用了。习近平不但要割老百姓的韭菜，而且要割共产党官商阶级的韭菜，这一波操作超过了邓小平，直接朝着独裁专制的皇帝去了，因此必然遭到上下一致的反对。 反抗的目的不同，但反抗的目标一致，其严重的程度超过了一九八九年。只需要一个导火索就是一场真正的天下大乱，不但习近平的独裁地位不保，共产党的一党专制体系也将随之而垮台。这就是为什么，官商结合的有权有势阶级至今还不对习近平动手的原因。 但是习近平不想收手，他需要加强自己的权威，摆脱死无葬身之地的后果。加强权威的两个手段：一是借口病毒对各个城市的封锁。显示权威之外，提前消灭胆大包天之徒，消灭造反的种子，是他的真正目的；第二就是发动一场他认为必胜的战争，解决靠选举延长任期的难题，成为真正的皇帝。 不过，很可能没有他的第二个动作了。这场清零的野蛮政策已经导致民怨鼎沸、民不聊生，各种形式的反抗此起彼伏，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这个不顾人民死活的清零政策不仅仅导致经济下滑，而且导致人民的生活环境快速恶化，正所谓官逼民反。清零政策恰恰是现在官逼民反的导火索，导致中国政权变化的导火索，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垮台的导火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022年澳洲联邦大选尘埃落定，长达九年的保守主义联盟党（自由党／国家党）执政至此中断，由左翼的安东尼．艾巴尼斯（Anthony Norman Albanese）领导的工党结束在野，再主澳洲政坛。 5月21日选举日当晚，澳广中文节目在选情尚未明朗之际电话采访，笔者认为联盟党继续执政能确保澳洲在全球局势变幻莫测之际仍能维持经济平稳和国家稳定，而且在外交上能够抗拒来自专制中国对澳洲的渗透和威胁。对于未来政府，外交上的难题还是坎培拉与北京的关系，认为联盟党继续执政，他们有足具的意识形态理念对专制产生自然免疫力，有政治智慧按部就班，一如既往。如果工党上台，则希望工党能够切实调整与北京的关系，坚持澳洲的价值原则，澳洲利益高于与北京意识形态的亲近关系。 记者问有无对选举中的舞弊现象产生疑问，也有一些强力支持右翼新政党联合国家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 UAP）的选民对这次选举使用可以涂改的铅笔产生疑问。笔者却坚定认为澳洲选举基本是干净的，不存在选票作弊现象。各政党对选举结果都接受，没有产生美国民主选举弊端的巨大疑问。澳洲不同政党在选举中采取隐蔽低下的手段和策略在过去时有所闻，这也是愿赌服输，由觉悟的选民自己决定是否责罚隐蔽低下竞选策略使用者。 多名落选的自由党议员公开表示对莫里森（Scott John Morrison）的怨气，认为他们的落选是莫里森的“巨大的拖累”。传统自由党选区温特沃斯（Wentworth）的再度失手，落选议员本人没有犯错，他已经很尽力了，亲力亲为上门推广，但是对手是一位青色（teal）精明美丽的女性，实在无法抵抗这一波的冲击。这个席位的基本盘松动，应该源于2018年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退出政坛进行的补选。更要命的是副领袖兼财长乔希．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的落选，破纪录地使自1944年近八十年为自由党拥有的席位易手。他的落选使得昆士兰省的前国防部长达顿（Peter Dutton）可以无悬念地成为自由党新领袖。 对于澳洲这次政府更迭，事后诸葛亮的评论各异，莫衷一是。维多利亚省自由党议员阿兰．塔吉（Alan Tudge）认为自由党在墨尔本失去如此多选票的原因，是那里的澳籍华人因为自由党对中共使用的严厉语言反应不佳。根据他的说法，这导致澳洲华人社区中16%的人脱离了自由党。他相信自由党采取了正确的立场来捍卫澳洲的主权，但是自由党应该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 既然认识到“自由党在捍卫澳洲主权问题所持立场是正确的”，那就无需在正确之处做改动，修正了本来就是正确的，得到的只能是谬误。“但是联盟党应该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为了选票迎合取悦思想错误的选民只会造成伤害而得不偿失。造成华裔选民投工党的根本原因是澳洲本身安全问题的漏洞，长期允许北京政权长驱直入对澳洲华人社区影响和控制，这个安全隐患长期存在，早在20年前笔者就向澳洲政府提出过警告，自由党政府不在乎，工党政府就更不在乎了。 这次自由党败选，华人选民是一个因素，丢失三个席位。维省的奇泽姆（Chisholm）选区，廖婵娥上届就是险胜，命悬一线，这次丢失是必然的。纽省（新南威尔斯）的里德（Reid）选区和贝尼龙（Bennelong）选区易手都可视为2007年联邦大选的再现。但这三个席位的丢失还不是最根本的，更大的灾难是青色独立议员在自由党心脏地区成功翻盘，这个猛烈的攻击是更致命的。 选前就对华裔选民心态做了分析，请见如下： 大陆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来澳洲，到1993年工党一揽子计划让四万五千人获得了永久居留。这批人应该对中国国情和中共本质有一定的认识，不然不会冒险脚投票出洋。估计这个群体中的不到半数的人应该因为对中共的认识而票投自由党，超过半数的人还会懵懵懂懂地不关心时政对工党1993年的居留政策感恩戴德而继续票投工党，或者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拥抱中共政权，习惯于接受《微信》的大量信息，深度中毒而不自知。八九这批大陆人居留澳洲以后又有大量的大陆人通过不同方式移民澳洲，这些人应该对中共本质的认识是几乎没有的，他们从中国这三十年经济发展中获利，因而不会质疑中共的残暴和邪恶。 所以根本点不是“重新考虑语言的使用来与那个社区重建信任”，而是坚持正确的坚持联盟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承认这一次失利，卧薪尝胆，秣马厉兵，重新集结，若干年后卷土重来。 还有一点必须注意到，民主政治的钟摆效应。自由党已经执政九年，选民有一种厌倦了这么长时间的美味佳肴，长时间的品尝已经感觉平淡乏味。民众就想要改变口味，即使改变的新菜肴不见得鲜美可口，选民也觉耳目一新品尝一下。 这次大选也如潮汐的潮涨潮落，整个澳洲的民心大幅度向左倾斜，绿党得票率大幅度提升，尤其在昆省可能夺得两个下院席位，那是非凡的成就。而右翼势力咋一看好像左右著澳洲，实际上远不能抵御这一波左倾潮流，右翼的宝琳．韩森（Pauline Hanson）还在艰苦的计票之中，还不能确保再次胜出。联合国家党的帕莫（Clive Palmer）铩羽而归，耗费重金却战绩全无。这是政治钟摆作用，这是无法抵御无力回天的左倾巨澜，整个澳洲保守主义力量遭受沉重打击。不怨天不尤人，澳洲保守主义右翼势力只能等这一波左倾巨澜过去以后再战将来。 澳洲在艾巴尼斯工党政府主导下，澳中之间紧张关系会得到缓和。工党的胜选，自由党下台无疑是北京所期盼的。工党胜选让北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北京很快地主动地摇起了橄榄枝，以期中共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来自美、日、印、澳四国的军事压力得到一些缓解，但是工党政府难以改变印太战略和整个西方国家对中共的警醒侧目，以及对中共军事防范的国际格局。 中澳关系本质上不是“两国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是“澳洲跟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扩展开来。所有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关系，都是与中共统治阶层权贵的关系。这一点西方国家的政客是不明确的不清楚的，西方国家的民众基本也懵懵懂懂的。中国民众无论在中国境内的还是移居海外的，甚至已经取得西方国家身份的，大多数人还是自认为与中共统治阶层权贵是一体的。这个认知的迷失，对于中国人来说，完全可以与鲁迅笔下的阿贵相媲美。 在对待中共问题上，联盟党对专制主义具有天然的免疫力，而工党的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相近，共产主义的来源其中一个部分就是社会主义。 20年前，澳洲曾参与美国推出的重返亚洲的印太战略，但工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2007年上台后，就从印太战略中退出，一直到2013年自由党前总理艾伯特（Tony Abbot）击败工党陆克文，澳洲重新加入印太战略框架。 不过，在民主国家开始防范中共的大趋势和框架影响下，中共与澳洲的互动不会给澳中关系带来改变格局的重大影响。整个民主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共是否暗中帮助俄罗斯，侧目是否在所罗门群岛搞军事扩张，因此，澳洲工党政府也不能够明火执仗地直接去跟中共恢复密切关系，否则，澳洲无法在世界民主阵营中自洽。 这次大选最让华人感到眼前一亮的是这一届澳洲政府中出现了一位具有一半华人血统女性外交部长，她叫黄英贤。她很出色，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所看到具有华人血统的西方民主国家政治人物中最具政治才华的一位。她更强调她是澳洲人，就像欧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 II）更强调自己是黑人一样。相信她会坚守澳洲的价值原则，以守护澳洲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 （全文转自独家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