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

（接上期） 三、公共食堂的几起几落 从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经历了一轰而起――大批散伙――强令恢复――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过程。 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后，大吃大喝了两个月，没有粮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当多的食堂是开开停停。以甘肃省榆中县金崖公社红柳沟大队为例，1958年8月，前后不到十天，全队54户、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办时每人每天口粮一斤，实际上还多一些，以后就放开肚皮吃饭，那时还能吃到蒸馍、面条、米饭等，节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卷。由于人人可以吃饱，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不显得突出，群众意见不大。1959年4月，粮食定量下降，先是7两半，后是半斤，干部和炊事员多吃多占显得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办了9个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级又动员办食堂，大家不愿意，就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十几户就勉强加入了食堂，其余户直到1960年4月份，将队里分给的、自留地的粮食吃完以后，也先后加入了食堂。当时的口粮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时断炊。群众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条”下来后，于1960年12月份又开始回家去吃饭，实际是散了伙。从此食堂再没恢复，这一段也是9个月时间。前后两阶段同共经历了一年半时间。 据本书作者在各地调查了解，全国多数地区的情况和榆中县差不多。 面对公共食堂开开停停的状况，毛泽东还是持乐观的态度。1958年11月底，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说： 食堂吃冷饭，有饭无菜，也会垮掉一批，认为一个不垮，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搞得不好而垮，这是很合理的，总的来说，垮掉是部分的，暂时的，不垮是永久的，总的趋势是发展和巩固。 我是到处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次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  1959年春夏之交，饥荒已经很严重，舆论上对食堂的批评也大胆一些。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宣教动态》上客观报道说：在陕西省商城县城关公社召开的党员和社员代表大会上，不少基层干部、代表对农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见。有人干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虽然未明显提出解散食堂，而却说出了一大堆缺点。  此时，面对严重的饥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农民作出一些退让。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条中提出，“认真地整顿公共食堂”，提出了“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的方针，规定了“口粮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使用。” ，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许恢复了社员的自留地，允许社员私养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进行了初步整顿。主要的措施是：实行了“粮食分配到户、自愿参加、口粮依人定量、节余全部归己”的原则；按照便于生产，便于社员的原则，调整食堂规模，一般以生产队为单位建立食堂；根据大集体、小自由的原则，采取各种灵活办法，尽量给社员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等。这些措施仅属应急性质，并不是解决食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使食堂初办时的混乱现象有所好转。 中央文件说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口粮分配到户”但到基层，农民的“自愿”被各级干部以种种办法剥夺。“口粮分配到户”变成了“口粮指标到户”，粮食还由生产队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为争取1960年粮油工作的继续大跃进而奋斗》的讲话稿时，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写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审稿人改为“以人定量，指标到户，凭票吃饭，节约归己”， .本书作者在12个省调查，指标到户，粮食由生产队掌，不仅仅浙江如此，也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情况。为什么各地干部不愿分粮到户呢？因为粮食一旦分到社员家中，他们就不到食堂吃饭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宁波地区停伙的396个食堂当中，有176个是分粮到户造成的。  在整顿中，有的地区的农村，从实际情况出发，取消了供给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泸州地委召开了县委书记会，同意暂时停办食堂。隆昌县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顺县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县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叙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泸县、古蔺解散了大部分。 安徽省书记处书记张恺帆在无为县蹲点，看到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也解散了四千多个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后有30多万个食堂，参加食堂的有3500万人，占全省农业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个，比原来减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户数只有164万户，占总农户数的19.65%，较原来减省了80%。  食堂纷纷垮台的情况，毛泽东是很不满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泽东赴庐山开会的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等人，毛泽东对他们说：“食堂要坚持下来，又可以坚持下来。我不是要你们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够坚持下来。”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上庐山的船上，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他要求在这个原则下把食堂办好，不要一轰而散。还说，食堂全国有两种办法，一为河南积极维持；一为湖北号召自愿，拟从少到多，30%-50%，将来80%。吃饭基本要钱，一部分不要钱。四川老小不要钱，湖北半供给制。供给制部分要少，三七开，四六开，可以灵活。供给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节，粮食上场了，饥饿短暂缓解，毛泽东开始反击了。1959年8月5日，毛泽东对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组的一个报告中批道： 印发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个大队的几十个食堂，一下子都散了；过一会，又都恢复了。教训是：不应当在困难面前低头。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这一类事情，是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的，一风吹是不应当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风吹掉，但是总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办起来。或者在几天之后，或者在几十天之后，或者在几个月之后，或者在更长时间之后，总之要吹回来的。孙中山先生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困难总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顿农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庐山会议上的反右倾斗争而被迫停止下来。七、八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谈到食堂问题时说：“过早地提出吃饭不要钱”，“提倡放开肚皮吃”，“都是一种左的倾向”。 周小舟认为食堂“不利于节粮、养猪、造林、积肥，而且浪费劳力，吃得不愉快”。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 这几位说真话的高级干部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这些正确的意见也被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 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强调“食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坚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毛泽东对解散食堂的批评不仅停留在“悲观主义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顶政治帽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泽东对安徽省么书记处书记张恺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愤怒，说他“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宣传机器紧跟毛泽东，密切配合，为公共食堂大唱赞歌，对批评公共食堂的意见大加鞭挞。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中国妇女》的专论《办得对，办得好，办得适时》，驳斥“食堂“办早了，办快了，办我了”的说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以《公共食堂前途无量》题发表社论。用论战式的风格、政治高压语言说：“当多数农民积极支持公共食堂的时候，不但远在天边的帝国主义者为此而大吵大闹，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习惯势力不放的人们，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暂时的缺点，指手划脚地议论起来。”接着，社论自己设问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驳了对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见，高调地歌颂了公共食堂的好处，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辉前景”。社论最后写道：“帝国主义者对我们公共食堂的造谣诬蔑，除了又一次暴露他们的无耻和无知之外，还能再有什么呢”？“他们担忧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国劳动人民所欢喜和热爱的吗”？“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他们坚持他们的脱离人民群众的观点，也学着帝国主义者的腔调，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钉，那么他们迟早就会发现，被人民抛弃的将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将是他们自己。”当时党报在批评把国内的不同意见时，总是把这些不同意见和被当作万恶不赦的“帝国主义”挂上钩。 各省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时，都找出了本省的“张恺帆”。四川最为激烈。四川省委在泸山会议之前就即时“纠正”了解散食堂的问题。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泸州解散食堂的情况以后，当即严肃指出，这是右倾，责令地委限期恢复。几天以后，李井泉又亲自打电话批评地委，限7天内将食堂恢复起来，并且严厉指出：富裕农民干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图搞垮人民公社，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抵制恢复食堂的干部要给以严厉批评。对搞垮食堂又带头抢购食品的坏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各县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复起来，由于没有粮食，还有些食堂无法恢复。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四川省委对泸州解散食堂的作法进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几位主工领导人都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过大辩论，使不巩固的公共食堂迅速巩固起来，被右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夸的食堂迅速恢复起来，。….同时整顿基层组织，撤换那些右倾分子，树立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公社化的积极分子的领导优势，把公社、管理区、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人手里。”  由于开展了反右倾斗争，用强大的政治高压坚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复了起来。据国家统计局1960年1月份统计，截至1959年年底，全国农村已办公共食堂3919000个，参加食堂吃饭人数约4亿人，占人民公社总人数的72.6%。分省统计如下： 90%以上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云南（96.5%），贵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广西（81%），广东（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陕西（60.8%），江苏（56%），宁夏（52.9%）； 50%以下人口参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肃（47.7%）、山东（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龙江（26.5%）、辽宁（23%）、内蒙（16.7%）。  另据中央办公厅整理资料，1960年2月底统计，在公共食堂吃饭人数占农村人口数的比例，河南为99%，河北为86.1%，山西为81%，甘肃为63.3%，山东为55.4%，黑龙江为40%，辽宁为33%，吉林为29.4%。  但是，因没有粮食，到了1960年新年刚过，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趋势。这时，中共中央加紧了对公共食堂的巩固和提高工作。 怎样巩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经常采用典型引路的办法，即通过总结介绍一个先进典型的经验，让全国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义的个案。在极权制度下，任何个案都具有普遍意义。在这种制度下，相隔千里的两个生产队都实行同样的制度和同样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没有多大差别。 贵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个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贵州省委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报告》，两天后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县党委批转了这个报告。按语中说：“富裕中农阶层中反对人民公社的分子，为了破坏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坏公共食堂。我们为了巩固人民公社必须办好食堂。”3月4日，毛泽东又对这个报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义再一次下发各省。毛泽东的批语是： 贵州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的报告，写得很好，现转发给你们，一律仿照执行，不应有例外。中央所以这样下断语，是因为贵州这一篇食堂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五年至十年时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全国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时要有步骤，要有坚强领导，要提高干部和群众觉悟，要走群众路线。在1960年一年内，全国食堂达到贵州现时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领导不强的地方可能一年达不到，那就1961年达到也可以。即使更长一点时间达到也可以。总之一定要达到，并且还要提高。请你们在今年春季专为食堂问题开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是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并可转发公社党委。  后来的事实证明，贵州省是饿死人比较多的省份之一，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推算，从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数89.59万，妇女闭经、子宫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万。1960年是大饥荒最为严重的一年（见本书第23章表23-3）。农民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贵州省委的报告是怎样“科学总结”的呢？ 报告说，全省农村公共食堂13万多个，80%左右是巩固的或基本巩固的。报告说， “要办好食堂，社员自留地势必转交给食堂”。报告认为，“富裕中农同我们作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针对食堂。”他们“千方百计地搞垮食堂，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脚。”“食堂是我们必须巩固的社会主义阵地” 在落实贵州经验中，中共中央还批转了中共河北省委“关于干部参加公共食堂的规定”，要求所有的农村支部书记和队干部，除因病等特殊情况以外，一律参加公共食堂，不得独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参加公共食堂的干部必须同社员群众一样，按照定额吃，不得单立小灶额外吃好的；所有到农村的各级干部，必须到公共食堂去吃饭。 这几条规定没有监督和惩治办法，实际很难落实。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布文件，向全国各地推荐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公共食堂情况》三个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况》中说，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个，在食堂就餐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基本办得好的一类食堂占66%，二类食堂占31.2%，三类食堂只占2.8%。毛泽东对此深信不疑，说使人看了高兴。毛泽东在这个文件的按语中写道： 请你们对这个极端重要的公共食堂问题，在今年一年内，认真大抓两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学习贵州河南等省那样作出科学的总结，普遍推行。从省到社四级，都应组织生活福利委员会，派一个懂得政治、热心肯干、善于分析问题、勤于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没有一点官僚主义作风的书记去当领导。在每一个食堂内都组织一个食堂管理委员会。 中央办公厅整理的《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是根据河南、河北、山西、山东、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八个省的电话汇报整理的。这时正值全国批判彭德怀、反右倾运动的高潮，各省的汇报当然不敢说公共食堂不好。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中说，“目前多数食堂是办得好的”。文中说“办得好”有五条标准：种了菜，养了猪；吃得饱，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进行了炊具改革；讲究卫生。还说，“各地结合整社，纯洁和调整了食堂工作人员队伍……培训了管理员、炊事员、保管员”。“许多食堂进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实现了炊具机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东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员会……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员会……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员生活委员会”。 《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一文指出，办好食堂需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口粮分配实行“指标到户，粮食分到食堂”，即社员只能得到指标，见不到粮食，粮食一律由食堂掌握，这比1959年庐山会议前的“粮食到户”向左迈进了一步。中共中央在这一条下面批注：“中央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坚决逐步实行”。第二，随着集体生活的发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缩小，要逐步限制和减少自留地。第三，坚持粮菜混吃，节约用粮。第四，除了食堂以外，还要全面安排群众生活，如黑龙江省全省农村搞综合性生活站。第五，关键在于领导，如甘肃通渭县由于领导严重右倾，全县2800多个食堂只剩下十几个，至今还没有恢复（此时，通渭县由于断粮，已是饿殍遍地，全县人口1960年减少了三分之一，请看本书“甘肃不甘”一章――本书作者注）。 根据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农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进行整顿：一是调整食堂工作人员，坚决撤换所谓反社会主义的“富裕中农”。如河南的信阳、洛阳、许昌三个专区，清洗各类“不纯分子”或调换不称职的管理、炊事人员2万8千多人。 这里的所谓“不纯分子”、“不称职的”，主要是指富裕中农。二是重新没收社员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吃饭节余归己的原则。粮食分到食堂，使社员不得不到食堂吃饭。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积恢复。到1960年4月，据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等十四个省的统计，参加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数的88.6%，其中河南省达到99%。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像抓生产一样抓生活》，乐观地认为：“我国各地农村的公共食堂，自从今年春季普遍整顿以来，越办越好”，“我国农村公共食堂已经进入健全发展的新时期”。 实际上，食堂维持下去十分困难。中共中央坚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为中心安排好群众生活的要求，并且发出了“书记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号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转一个省的报告中更加强调指出，“食堂是当前农村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办好食堂提到阶级斗争的地位上来”。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阶级斗争”的思想指导下。农村公共食堂又进行了整顿。如河北省从省到公社抽调14万名脱产干部下乡，对18万个食堂大力进行整顿，“清洗了坏分子”，“撤换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员”，打击了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和富裕中农。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从共产主义的理想出发，竭尽全力、动用各种政治手段、组织手段和专政手段，保护公共食堂，使它不致于解散，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某种理想，给群众造成了巨大有灾难。 四、把专政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肠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费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开办的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开肚皮，是因为当时有一股认为粮食已经过关的强大舆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生产队里的农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粮食经不起这么大吃大喝，但认为国家的粮食多，吃完了国家会供应。 “粮食供给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实行“放开肚子吃饱饭”，“开流水席”，来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粮，造成粮食的大量浪费，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粮食就“吃紧”了，1959年春天便闹春荒。 江西省丰城县小港公社食堂办起后，在“鼓足干劲搞生产，敞开肚皮吃饱饭”的口号下，既不顾生产生活条件，也不管社员觉悟，各村只管盯着吃饱吃好的目标办。吃饭不限量，三菜一汤或四菜一汤开桌吃饭。一些社员怕吃亏上当，每餐都是死吃活撑。一些妇女吃饱后，还要再盛上一满碗，边走边吃带回家养猪喂鸡。有的生产队怕吃过了头，实行定量供应，还被大队干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节前，才发现5个月吃了七八个月的口粮。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让常年啃干馍喝稀饭的农民欣喜异常。遂平县文化局文化股长梁永祥回忆说：“刚开始吃食堂，饭的花样真多，光红薯就能做出十几样的饭，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价想着摆弄吃了。”一大队刘庄和平队食堂一个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条、糖糕、丸子、鱼、肉等。社员没有不高兴的。  河北省怀来县西榆林各队都争着制作大笼屉，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开饭时，一个个拿茶缸饭碗来打饭，真好像到了共产主义的样子。作家协会下放的女编辑张希至担任一个食堂小炒部的大师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饭馆的差不多。顿顿是热炒或煮的蔬菜。净玉米面饼子，还常有馒头。这些都是过节和招待贵宾时才有的伙食，现在成了家常便饭。这一吃，就把中国农村吃垮了。  当时，社员和基层干部都知道，敞开肚皮吃饭不会持续下去，但相信国家有粮食，吃完了可以靠国家。这样吃了两三个月，国家定量限内的口粮指标已经吃得差不多了。国家不但不给粮食，还要大搞反瞒产私分。苦果还是农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现了饥荒。食堂大面积停伙。在大饥荒年代饿死的几千万人当中，1958年就占7.72%（见本书“大饥荒中的人口损失”一章），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后一、两个月饿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进行“专政”。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本书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绍了大量的不让农民吃饭、让农民在食堂门前活活饿死的事实，这些事实是骇人听闻的，但的确是在公共食堂这种制度制造出来的。例如，四川省叙永县长江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据四川省金堂县竹篙公社初步统计，从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个社员遭受干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饭，230户被搜查，99人被罚苦工，68人被罚款，27人被送“土劳改队”劳改或“留学”。其中被整死者达17人，致残者3人。（详见本书“天府饥魂”章） 刘少奇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公社一位副书记说：“为了建没社会主义，就必须人人跃进，要跃进就得一天等于二十年。要实现这种高速度就要全民总动员，老弱病残也不能白吃饭，要尽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着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贡献大。”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劳不使，使而不尽力的都要扣饭、少吃，或者一餐几餐不让吃。由于口粮少，又实行扣饭、罚饭政策，有的社员饿得吃树皮和草根。罗湖作业组有个杨十三老倌因粮食少了，又要勉强出工，实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没有起来。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有位70多岁的肖星阶老人，民国16年曾是乡农民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后每到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吃一顿”。  公共食堂利用饭勺子来控制社员，通过对肚子专政来实行对人专政。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问题。 一是干部多吃多占，公共食堂成了干部搞特殊化的基地。这不是个别现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本书有关各省的章节中对此有比较详尽的介绍。在中国当时的制度下，在每一个权力等级上，都没有对权力的制衡。任何一级官员，哪怕是生产队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只要取得了他顶头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为“土皇帝”，就可以毫无顾忌地为所欲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的饥荒年代，干部多吃多占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现象。干部多吃多占，贪污腐化，侵占了本来定量很低的社员口粮，加剧了社员的饥饿。 二是把社员置于非常恶劣的饮食环境中。打饭要排长队，过时吃不上。吃饭时从家里到食堂远的几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几分钟，热饭打回家成了凉饭。由于打饭时间长，孩子在家里饿得哭。只要是山区，谁都得翻山越岭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下农村搞调查。在澜沧江山区，他看到一个老太婆挎着篮子，在风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浑身上下像在泥水里滚过一般。农民们告诉阎：这位老人只爬两座山梁，十五里，不算远。最远的有三十里，每天骑上毛驴上食堂，一天就忙着吃两顿饭。阎红彦向县委提出，食堂“能办就办，不能办就散”，可县委书记不敢违抗中央指示，只好依旧让农民翻山越岭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饭菜质量很差。大锅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粪蛋；大锅炒菜，味道极差。断粮以后，社员采的野菜得交给食堂做，做出来就更难吃了。社员吃饭不自由，粮菜难于调剂、机动。在这样的饮食环境中，加重了饥荒对农民的杀伤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断发生。据辽宁、甘肃、贵州和上海等19个省市的统计，1959年一、二月份共发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来情况又有发展，仅据山西、河北、浙江、甘肃四地的不完全统计，中毒人数即达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费了劳动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长沙县施家冲食堂，72人吃饭，做饭，整米、种菜、挑水、喂猪，一共占了7男个劳动力、两个女劳动力。总人口的12.5%的人专门为食堂做事，在家里很多做饭的事顺手就干了。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在临夏调查的结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占全队总用工日的13.16%。 胡乔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调查结果是：“办了食堂以后，砍柴、种菜、煮饭都占用劳动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产队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农业劳动的工分值，直接影响了劳动积极性。”韶山大队旺冲生产队，在1957年，每个劳动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农业用工1466个，每个劳动日的工值应为0.69元，但由于加上食堂用工1812个，工值就降到0.32元。  （未完待续）

（接上期）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郑州、哈尔滨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邓小平视察了哈尔滨、长春、四平、沈阳四个城市时，听取了在城市试办公社的汇报。邓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须办。全国农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后边。”1959年12月10日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问题。其中写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开始进行一些试验。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此时中共中央的态度比较谨慎，主张“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认为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的组织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与这个指示同时下发的还有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哈尔滨市香坊人民公社发展情况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城市人民公社巩固和发展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书记率领几个干部到哈尔滨、天津、郑州处参观学习。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天津会议）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上海市委关于里弄工作情况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报告》，上海市委的报告说：“里弄居民工作还是城市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为数众多的家庭妇女，和一部分闲散社会劳动力，还没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参加社会劳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家属还有待于继续加强改造；一部分个体经济尚未完全走上集体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员会组织还不纯；这和当前已经到来的大跃进形势极不适应。在1958年里弄整风运动胜利的基础上，为了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准备组织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积极态度，但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家属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规定：第一，除对一些小业主在自愿原则下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公社外，对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家属，不要急于让他们入社；第二，不要动员他们拿出房屋、家具。即使是自己送来，也应加以劝阻。第三，也不要动员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饭时，应当说服他们等到食堂办好了再说。第四，不要动员他们对公社工业或其它方面投资。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城市人民公社发展情况和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一、关于整顿和纯洁干部队伍，保证党对公社各项工作的绝对领导问题；二、关于政社合一和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问题；三、关于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几个问题；四、关于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产协作、大搞经济综合利用问题；五、关于在城市人民公社运动新形势下的工会工作问题。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照执行。  1960年是大饥荒最严重的一年。既要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又要反击所谓右倾机会主义；既要抓生产建设，又要安排生活（即将有限的粮食配给城市人口）。正如《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指示》中说的，是希望达到组织生产和生活、振奋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与经济的双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继续肯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还乐观地认为城市人民公社将把城市人民更加广泛地组织起来，解放成千上万的家庭妇女，这不仅有利于生产建设，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生活的彻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华社连续发了系列报道，分别介绍了郑州、哈尔滨、北京、重庆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华社发了综合报道《我国城市人民公社的发展》，报道说，全国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达2000万人，办起了工业生产单位56000多个。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二次会议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的市委书记作了题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联合发言，盛赞城市人民公社不仅能促进生产高速发展，而且能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实现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这一时期，城市人民公社运动加速，到8月底，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已达到1077个，公社人口5693万人，达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县城镇人民公社）1032个，其中以国营厂矿为中心组织的417个，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组织的97个，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组织的484个。参加公社人口6065万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农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几点不同：其一，农村人民公社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区街政权为依托办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权的牌子，相当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托大企业、机关、学校组建的，主要是组织生产和生活的单位，而不承担政权机关的职能。其二，农村人民公社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虽然一度急于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但还是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虽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体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这是因为城市人民公社生产的产品，大多是为国营工厂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国营工厂下放的部分产品。其三，从分配制度上看，农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实物供给和少量的工资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则基本是实行工资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带动下建立起来的，其目标是增加城市的共产主义因素，削弱或者消灭“资产阶级”对城市的影响。但是，由于与大饥荒同时发生的国民经济困难，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实亡，无疾而终。 城市人民公社虽然消失，它留下了三个结果，一是留下了区街工业，一些不能到大工业就业的人，在这里就业；二是“对旧城市进行了改造”，即对旧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会关系进行了较深入的扫荡。三是消灭了在城市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遗留下来的城市个体工商者，他们有的进入了街道工厂，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简中，被下放到农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于1958年夏秋之间，停于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国大地保持了不到两年时间，但它带来的灾难和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两年。公共食堂本来是人民公社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绍。但对于大饥荒来说，它具有直接意义，所以单辟一章。 一、消灭家庭 几千年来，家庭，这个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细胞，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还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单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义者看来，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会基础，是实现共产主义或世界大同的障碍。所以，一些社会改革家主张消灭家庭。毛泽东等一批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年青时就深受这种理想的影响，接受了消灭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第四次讲话中说：“在社会主义中，个人私有财产还存在，小集团还存在，家庭还存在。家庭是原始共产主义后期产生的，将来要消灭，有始有终。康有为的《大同书》就看到了这一点。家庭在历史上是个生产单位、消费单位、生下一代劳动力的单位，教育儿童的单位。现在工人不以家庭为生产单位，合作社中的农民也大都转变了，农民家庭一般为非生产单位，只有部分副业。至于机关、部队的家庭，更不生产什么东西，变成消费单位、生育劳动力后备并抚养成人的单位。….总之，将来家庭可能变成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我们许多同志对于这许多问题不敢去想，思想狭窄得很。” 毛泽东此言一出，他的臣下们，不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当时的报纸说公共食堂是农村干部“自发”办起来的，实际上是当时那种政治形势上下互动，“轰”起来的。开始，个别地方办了不大的农忙食堂，上面立即总结，宣传，表扬，把它提到共产主义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着一轰而起。 公共食堂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使毛泽东等领导人无限欣喜，他们似乎找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途径。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设想。他说：“我们拿做饭来说，在现在这种分散经济的情况下，每一个家庭都单独准备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饭菜，单独备有餐具，单独雇用厨师，单独在市场上、菜场里向肉商和面包商购买食品，这白白占据了多少地方、浪费了多少物品和劳动力！可以大胆设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务所，从事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会很容易地解放出来，而其余的三分之一也能够比现在更好、更专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来，毛泽东多次赞扬公共食堂。他不仅有恩格斯的根据，还有中国古代的根据。12月10日，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印《三国志•魏志》中的张鲁传，供参加会议的人阅读。他对汉末张鲁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义舍（免费住宅）、“置义米肉”（吃饭不要钱）、“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赏。，他在批语中写道：“道路上的饭铺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张鲁传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来两次参观河南省的“小麦丰收展览会”除了肯定河南的高产卫星以外，还大力称赞河南的公共食堂。他听说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后说：“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卖饭，比起这里还不行。”他说，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才算彻底解放。他对公共食堂、托儿所等组织评价很高，称之为共产主义萌芽。周恩来参观结束时，工作人员请他题字留念，他毫不犹豫地写下了19个大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刘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论，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中央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现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 毛主席讲三无，无政府，无国家，无家族，这将来会统统实行。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要消灭的。不知道你们对消灭家庭怎样理解？你们要座谈一下。当然家庭消灭不是现在的事情，而是将来的事情。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他主张男女结婚不得超过一年，他说这样一来，六十年后就没有家族了，他是从消灭私有财产想的，他认为家庭占有私有财产，消灭了家庭就可以消灭私有财产。他说如果把妻子儿女作为私有就不能天下为公。因此，他主张消灭家庭。 毛主席讲，家庭是历史上产生的现象，也会消灭的……家庭在历史上的作用是生产单位、教育单位、消费单位，它的社会职能有这么多，现在家庭已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单位了，物质生产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业，但家庭还是消费单位。 现在社会上的劳动力有很大浪费。……现在家务是各个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饭，家家洗衣，家家带小孩，家家补衣服、做鞋子……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应该使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我有这么一个设想：要建立很多托儿所、公共食堂，办很多服务性行业。河南一个农业社，有500多户人家，其中200多户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饭了，组织起来以后，出工人数增加了三分之一。从前200多人做饭，现在只要40人做饭，而且还吃得饱些，好些，还节省了粮食。最大的好处是200人做饭变成了40人做饭，把煮饭变成了集体的事业，变成为大生产，大经济。  后来，由于西方报纸批评中国共产党消灭家庭，中国的报刊上不再提消灭家庭，是为了“不给反动派留下口实”，但消灭私有制的口号一直没有停。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的宣传机器，所有的教科书，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会议，无不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干部考察和任用中，还把共产主义信仰是否坚定，当作一个重要条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产主义关系这么密切，不积极响应的干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轰而起，发展速度惊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时间内，所有农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国共办农村公共食堂340多万个，在食堂吃饭的人口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90%。 连青海、宁夏这些西部边远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发展。据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报》报道：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已办起公共食堂9800多个，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万人，占全省农业总人口的90%左右。《宁夏日报》1958年12月6日报道，全自治区152个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个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饭的农户已有23.4852万户，占农户总数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区的公共食堂，总数在5000个左右。青海和宁夏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区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发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发展到顶峰。 实际上，消灭家庭以后，更有便于各级官员更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使极权社会达到极致。1959年7月，对四川省新繁县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调查 称，“人们在食堂一起吃饭，出工时间一致，保证了劳动时间。吃食堂以前，社员一天只能干七八小时的活，现在，平均每人每天劳动10小时”，“以生产队为单位的食堂，把生产和生活的组织合而为一了，过去开会排活浪费时间，现在队长吃早饭时一宣布排工，碗盏一推，组长就带人出工。”“公共食堂成为对社员进行教育的阵地。饭前饭后给社员读报、组织收听广播，加强了对社员的共产主义教育”。这个调查报告，按照当时的主体舆论，列出了办食堂的多种好处，如节约劳动力；社员吃得饱，吃得好；等等，后来的事实证明都是假话，而这里摘引的加强了对社员的生活、行动和思想控制的内容，却是事实。给干部控制农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实。 消灭了家庭的经济单位功能以后，使家庭失去了生产自救的能力，他们不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国家，吃喝完全依赖食堂。消灭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单位以后，就降低了家庭抗御饥荒的能力。家里没有锅灶，连烧一壶开水的条件也没有，更不用说弄点代食品充饥了。 二、大办食堂过使农民家徒四壁 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连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再冒烟。有些地方，农村干部手下留情，没有搞得这么彻底，社员家里还保留简单的锅灶，从食堂打回饭菜以后，再热一下。 在大办公共食堂同时，还大办幼儿园、托儿所、养老院。办这些公益机构的物资都是从农民家庭里无偿征集的。房子是农民腾出来的。毛泽东的家乡湖南韶山公社“由于办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乱了，变动面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权，家家户户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点拆除，集中建设“共产主义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来，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开居住。这是真正消灭了家庭。1961年刘少奇回家乡调查，跟随刘少奇的蹲点工作组写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宁乡县当时有84万人口，有住房70多万间。大跃进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万间，其中又有31000间被国家、集体无偿占用，社员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万间。 拆房不仅是为了建设共产主义新村，还有一个目的是拆下陈砖当肥料。大搞“积肥运动”，主意打到农民的住房上。 当时的报纸宣传说，农民交出这些财产是自愿的，实际情况是，在收缴这些财产时，干部、民兵同时出动，挨家搜查，闹得鸡飞狗跳，有些地方还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农民自己交出来，也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的被迫行为。当时全国各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消灭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进军的强大政治声势。 正是办了公共食堂，才使得农民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被拆了房子的农民连“四壁”也没有。 四川省简阳解放公社解放管区的民主大队，是省委书记李井泉“蹲点”的地方。全大队有383户、1537人，耕地面积1864亩，共辖八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一个食堂。其中，“万乐食堂”和“万年食堂”是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仅其规模大，设施好，而且声誉高，远近驰名。 这两个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员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据知情人员讲，建立万年食堂单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墙壁、做门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个壮劳动力一天的劳动才两角多钱）。万乐食堂花的钱也是一千多元。万乐食堂的餐厅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万年食堂的餐厅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饭桌边吃饭。两个食堂除了有用红绿油漆漆好的大餐厅以外，还有很多闲置的房间，它们都被挂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乐部”、“图书室”、“保管室”、“男来宾室”、“女来宾室”、“缝纫室”，以及“理发室”、“医疗室”、“托儿所”等等。房屋四周的墙壁上，绘上各种各样的花卉，设有各种各样的栏台，诸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台”、“诗歌台”、“社员五好评比台”、“团员评比台”、“毛主席著作学习台”，以及“创作台”、“来宾诗话、留言台”等等。客厅正中放置一张铺着花毯的长桌，上面摆着花瓶、热水瓶、书刊。客厅前的天池里，修建了一个五角形的花坛，种着美人蕉、凤仙花、兰草等花卉。大门上壁房顶列竖一排五彩旗竿十余根，中间最高一根是国旗竿，两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满插旗帜，从远处望去，煞像一个展览馆或大机关，绝不会想到它是一个集体食堂。 建这两个食堂所花的钱，都是由社员出的，每家每户4～5元；房子则是采取强迫与“说服”相结合的办法，把原有的几十家社员逼走后得来的。餐厅内的一百多张方桌、四百多根双人条凳，全是从各户社员家中强行搜来的。为了不让方桌和条凳的主人认出来，就用油漆刷上统一的颜色，掩下了它们的原来面目。食堂建成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有汉族的、少数民族的，有地方机关的、省级机关的，有学校的、工厂的、农村的，热闹了好长一段时间。食堂的招待员、炊事员，都穿统一制作的白色工作服，围镶嵌荷叶边的围腰。遇有参观者，他们便显示其最高的“本领”：主食做大米白饭、花卷、包子、馒头，菜肴则是各式各样的，让参观者尽吃，吃好吃饱。另一方面，广大社员这时连稀汤都喝不饱。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粮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着就收走自留地。农业集体化以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归社员家庭种植。1955年11月9日通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条明确规定，“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拥有的数量“至多不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数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与初级社规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规定：“一般说，自留地可能在并社中变为集体经营”。 办了公共食堂以后，家里不做饭，种菜就没有必要；没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种饲料。要办好食堂，必须建立蔬菜基地，大办养猪场，这就要占有社员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国推广的贵州省办食堂的经验中，明确提出“要办好食堂，社员的自留地势必要转交给食堂”。因此，凡是办公共食堂积极的地方，大都收回了农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对他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内江、泸州、温江绵阳、南充地委书记座谈会上说：“去年我们在泸州地区下决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对头了，不然今年搞食堂还会要进行激烈的斗争。”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体生产以外，家庭副业完全被消灭。在大饥荒面前，农民家庭毫无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毙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国处于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刻，中共中央才明确规定：“应该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经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应当拨出适当土地分给社员，做为自留地。今后不得将自留地收归公有，也不得任意调换社员的自留地。”这个规定还是坚持自留地不得超过人均土地的5%。 但此时已到冬天，农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决饥饿问题。 （未完待续）

三、“人民公社好” 通过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些公开反对集体化的人受到打击，农民顺从了。农村中的青年人，多数是愿意集体化的。一群年轻人热热闹闹地一起劳动，比独自在父亲的严厉的指导下劳动愉快得多。他们太年轻，喜欢新鲜事，对改变现状的事情都拥护。但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改变对自己的利害关系。他们在家里虽然没有多大的发言权，但可以在社会上造舆论。与此同时，从上到下对合作社进行了整顿，改变了一些明显不合理的东西，这也减少了农民的抵触情绪。多数人入社以后，不愿入社的人就显得很孤立，不得不参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还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觉行动，而是按中央的意愿，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它起源于中央领导集团的共产主义情结，也起源于极权制度的需要。不过，它的兴起却借助了全民大办水利的契机。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号召和推动下，上千万到上亿的劳动大军，从南到北都在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这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求在大面积的土地上统一规划，修建长达十几公里甚至更长的灌溉渠系。这种较大工程需要大量劳力和资金，规模较小的农业合作社没有力量办这种事，只能通过调整农业合作社的规模甚至调整行政区划来解决问题。中央有些领导人就产生了改变农村基层结构的思想。毛泽东曾一再强调“大社的优势性”。 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生产关系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进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4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以编者按的形式将毛泽东关于小社并成大社、小乡并成大乡、几乡并为一社的观点发表。 成都会议传出的信息启发了河南省遂平县的领导人，这个县在水利建设、山地开发、发展多种经营方面，在山区与平原互相协助、共同发展方面，乡与乡之间发生过一些磨擦。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遂平县委书记娄本耀、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认为，可以根据成都会议的精神，把在实际利益上难以协调的鲍庄、扬店、槐树、土山这四个乡合在一起。他们请示了到这里检查工作的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要他在联合成大社的问题上表态，张树藩说这是大事，要经过地委讨论才能决定。 但他们等不及地委的讨论，说干就干，立即召集4个乡的党委书记、乡长开会。会上各自表态，他们都同意合并。后过经过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同意，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陈丙寅任书记，全国劳动模范、县委委员钟德清任社长。大社内分为八个部：农业部、工业部、水利部、林业部、畜牧部、文化卫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户，30113人。 县委向省委上报时，受到苏联集体农庄的启发，改名为“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1958年5月5日，专门到省委汇报的娄本耀，受到了当时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书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接见。谭震林说：为什么要叫集体农庄呢？你这个农庄实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实际上比苏联的集体农庄的层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况差不多，还是叫公社好。娄本耀一听，很受鼓舞，连夜给县委办公室打电话，经反复商量，最后名称定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其实，“公社”这个名字也不是谭震林的发明，而是当时不少中央领导人的集体创作。刘少奇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中回忆：“公社这个名字，我记得在这里跟芝圃同志谈过。去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他们四人去广州的火车上应是1958年4月25日或26日，在谭震林见娄本耀之前。 《陆定一传》中是这样记载他们四人的火车上是怎样“吹”的。1958年4月底，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到广州向毛泽汇报八大二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他们在火车上放开思想海阔天空地议论许多重大问题，包括半工半读、教育如何普及、公社、乌托邦、过渡到共产主义，等等。刘少奇说：“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使前一阶段为后一阶段准备条件，我们搞革命就是这样的，开始搞前一步的时候，就想到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我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就要为共产主义创造一些顺利条件。”他们还吹了空想社会主义，还吹了托儿所、集体化，生活集体化，还吹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刘少奇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陆定一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到了郑州，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到车站来看他们。刘少奇对吴芝圃谈了他们议论的东西，要吴芝圃试验一下。吴芝圃热情很高，采取的办法也很快。不久，河南农村就出现了托儿所、食堂，工农商学也有了，乡社合并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会议，刘少奇讲了半工半读和生活集体化问题，后来要北京和天津试验，公社就是这样来的。事实上已经有了，他们叫大社。 5月间，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召开。19日陆定一作了题为《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的发言。他在这个发言的最后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们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镇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我们的教育事业和其他文教事业，也将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陆定一发言中的这段话，是在发言的头天晚上，陆定一自己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加上去的。这段话包括同少奇在火车上‘吹’的那些内容，但主要是转述毛主席在广州向他们四位谈的内容。 陆定一这段话虽然不长，但已经反映了公社的轮廓，勾画出毛泽东对公社的构想和憧憬。 陆定一在火车上接受了刘少奇交给的编书任务，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组织中央宣传部的人全力突击，6月间初稿编成。 收入初稿的第一条语录，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爱北菲特的演说》中描绘共产主义概况的几段话。这条语录就有两个地方提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叫做公社。这部书的编出，对毛泽东最后决定把新合并起来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后来的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向与会同志一再推荐这本书，即《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民公社问题是议题之一。从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得知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的情况后，立即派《红旗》杂志社编辑李友九到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帮助工作。李友九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和河南省委的干部合作，写出了《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陈伯达将《楂岈山卫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转给毛泽东，毛泽东如获至宝，当即对章程初稿进行了修改，批示：请各同志讨论，似可发各省、县参考。这个文件于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题为《嵖岈山人民公社试行草案》，成了全国各地办公社的蓝本。 1958年7月1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了《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国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红旗》第4期上发表了《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一文，公开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讲到：“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当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运动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报告说，截到目前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个，正在建立的有300个。估计运动的结果，将并成1500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户左右，平原地区1万户左右。修武县全县13万人口试办一个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泽东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在与吴芝圃等当地领导人谈话时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8月9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时，对谭启龙等当地领导人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从毛泽东这次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于领导”，可以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全面管起来。的确如此，后来的实践证明，人民公社这个全能组织是实现极权主义最为有效的工具。而在极权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随意被统治者鱼肉。 195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指导农民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指出：“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长一些时间。”决议最后豪迈地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从此，全国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个省市自治区，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个，加入的农户112174651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100%。 11月27日农村工作部报告，到10月底，农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个，参加的农户占农户部数的99.1%。 由于规模过大带来很大问题，后又由26576个分解为52781个。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点。 “大”是指规模大。按经济学理论，“大”可以实现规模经济（Economies of scale），毛泽东当时不会知道这个理论，但有直观的感觉。不过，要通过“大”来实现规模经济，必须以有效的管理为前提。农业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乡数社；人民公社是一乡一社，数乡一社，还有一县一社。全国平均每社5000户，每一个公社的规模比原来的农业合作社扩大了十倍至几十倍。这么大的规模，又是经济、政治、教育、文化、军事统一指挥，生产、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远远超过了公社领导机构的管理能力。且不说中国素质低下的农村干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难以胜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现了管理混乱和强迫命令的情况。在一些山区，规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问题。例如，云南省普洱县和平公社，仅其中一个大队（雅路生产大队）的552户人家、2696人，就有7个民族，从东到西80里，从南到北60里。除了不少单家独户以外，有3户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个，从大队到最远的生产队60里，生产队之间相距一二十里。一个生产队之内的村寨之间相距最远的有35里。这个大队原来是五个高级社，1958年合并为一个大队以后，实行统一分配，贫富拉平，结果连年减产。这样的社队规模，在普洱县占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农业合作社的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以及其它公共财产全部转归人民公社所有，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其次，由于社员原来经营的自留地以及个人拥有的林木、牲畜等财产，被收归人民公社经营和转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彻底消除。再次，由于国家把粮食、商业、财政、银行等全民经济部门在农村的基层机构，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体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这种所有制的变革，把经济条件不同的农业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统一核算，就是让穷社“共”富社的产；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残余”，就是让集体“共”个人的产；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业下放给公社，就是公社“共”国家的产。总的来说，只有国家“共”农民的产，没有农民“共”国家的产；只有上级“共”下级的产，没有下级“共”上级的产。“共产风”就是这样刮起来的。刮“共产风”使生产力大受破坏，以后不得不将所有制退回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出现大饥荒以后，对社员的私有财产也不得不作一些让步。这是后话。 “一大二公”，规模那么大，能够维系，公有化程度那么高，却无人反对，就得依靠权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实际是极权制度的具体模式和基层组织。极权制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政权机关。它不但组织全社的经济活动，又对全社的工农兵学商进行统一管理。从经济组织方面来说，生产计划、劳力调配、物资调拨，产品分配，甚至哪块地种什么，按什么样的标准种，都由公社决定，生产队只是一个具体组织劳动力完成上级指令的生产单位。作为政权机关，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辖区的建设、财政、贸易、民政、文教、卫生、治安、武装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仅是劳动组织，而且是军事组织。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体制，不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经济活动统统纳入政治目标之中，把一切财富纳入政府官员控制之中，用政权的组织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会组织。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党政合一为基础的，公社党委是全公社的领导核心。每个大队有党支部，大队党支部书记是公社党委任命的。大队党支部贯彻公社党委的决定，党支部书记决定大队的一切事务。由于大队党支部书记通常是连任多届，他的权力资源不断积累，有些人成了凌驾于农民头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员队伍急剧扩大。依照当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个公社有干部30人以上，生产大队大约10人，生产队则5人。这样，在52781个人民公社，69万个生产大队和481万个生产队当中，大小官员共达6000万以上，大体占全部农村人口的7%。这7%的公社官员占有大约10%-30%的农村收入。农民说，“过去几个村养一个保长，现在一个村养一堆保长”。 这些官员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则奉为金科玉律，深入贯彻到每一人农户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着每一个农民的生活和思想。贯彻和箝制是不择手段的，手持刀枪棍棒随意闯入民宅是家常便饭。公社干部是极权制度的末梢，是极权制度的直接执行者。广大农民几乎完全被束缚在行政体系之下，行政关系取代了血缘、地缘关系，只有政府，没有社会。 二是企图用“供给制”代替按劳分配，把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引入日常经济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根据人民公社不同的经济条件，供给制主要有粮食供给制、伙食供给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给制三种形式。实行最为普遍的是吃饭不要钱的粮食供给制。除此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公社实行“七包”、“十包”的供给制。七包是指包吃饭、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丧；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发、看电影。由于政府不具备“包”的供给能力，这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供给制，实际上是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人民公社的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为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提供了物质基础。例如，在粮食供给制的公共食堂里，干部可以随意用不准吃饭的办法惩罚不听话的社员。 三是把军事组织引入群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实行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劳动力全部编为军事建制。在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农业中，干部像指挥军队那样统一指挥，统一调度。还通过公共食堂、幼儿园等，把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改变为以生产队为单位的生活方式。最后达到消灭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个生产兵团和一个钢铁兵团。一个生产队为一个团，一个中队为一个营，营下按村庄和作业组成立连、排、班。制定了五项制度：服从领导，听从调动；积极生产，不迟到早退；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经常对资本主义思想作斗争；爱护公物，团结互助。每月保证出勤28天以上，有事请假，半天内排长批准，一天以内连长批准，一天以上营长批准。统一起床，统一吃饭，统一出工，统一收工，统一睡觉，这些行动听军号指挥。全村的房子按营房统一分配，男人住东头的“营房”，女人住西头的“营房”，老人带着小孩住“留守营房”。个别年轻夫妇偷偷相约到野外重温旧课，被巡逻队抓住了的就开全团辩论会，被辩论的一对，男人低头认错，女人哭成泪人。  第四，对农村进行强权整合，使行政权力的扩张深入到中国版图上的每一个边远的角落，使无产阶级专政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头脑和肠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经济，既管生产，又管生活，还强化了对农民思想的控制。这使得中央政权的末梢，不仅深入到中国的每一寸土地，还深入了每一个家庭。 中共中央在发出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的同时，还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对非共产主义思想的大扫荡。在政治高压之下，乡村社会表面上显得有序，但这种秩序是强权整合的结果，这种收效使得掌权者更加迷信权力，也更离不开权力的强制。 权力至上和领袖崇拜，暂时减小了剥夺农民的阻力。但这种阻力随着农民贫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渐加大，农民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反抗。于是，掌权者一方面依靠不断的政治运动来维持，通过意识形态的力量消除农民偏离社会运行的轨道。另一方面则采取政治高压，将阶级斗争扩大化，把反对意见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进行打压。 极权制度能够深入到乡村每一个角落，深入到每一个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还有赖于成千上万的乡村干部。中国乡村干部是从土地改革中逐渐成长起来的。农业集体化的主要推动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现的积极分子。但是，不是每一个土地改革干部都能成为农村干部。江苏一位农村干部说：在建国初期，“乡村干部就像被摊在筛子上，筛子不停地在动，平时小动，运动来时大动，不合格的干部就被筛掉了，一直到高级社时，乡村干部队伍才稳定下来。”当然，这把“筛子”的操作者是各级党的领导，筛选的标准是能不能“听党的话”。所以，能留下来的，大多是“听党的话”的。在皇权时代，虽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长莫及，在广大乡村，总是“天高皇帝远”。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这一批“听党的话”的干部，使得乡村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听到党的声音，每一个村民都受到党的控制。 四、从共产主义退回社会主义 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和向共产主义过渡连在一起的。当时的口号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据说这两句话是政治阴谋家康生最先提出来的。 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情有独钟，是与他青年时代的“新村主义”情结有关。早在1919年12月，毛泽东在《学生之工作》中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渐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区。”  青年毛泽东受康有为的《大同书》和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的影响，曾与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计划在岳麓山建设一个实行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但是，毛泽东一直没有得到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 1958年，毛泽东认为条件具备了。他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达到大同之路。” 现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认为这条路算是找到了。 这种共产主义情结不仅毛泽东有，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有。这些领导人到处演讲，大力鼓吹共产主义。 有了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上的共识，就有了北戴河会议决议上“短则三五年、多则五六年”实现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提法。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毛泽东还说：大概十年左右，可能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我们可以从吃饭到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还说：“河北省刘子厚同志，找来十来个人吹共产主义思想作风，很有劲，你们回去也这样吹一下。”  但是，使人们始料不及的是，两三个月内，人民公社刮起的“共产风”扫荡着全国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农民开始抱怨，各种反对意见从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泽东等不得不暂时收回共产主义的幻梦，对人民公社制度也进行调整。他想尽力纠正，但他的纠正，却跳不出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局限：具体的错误可以改正，但“三面红旗”不能动摇，对人民公社只是进行漏洞的修补和在现有基础上的完善。 10月13日，毛泽东再度出京南巡，直到这年12月最后一天才回到中南海。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离京出巡。且不说前几次，就是9月间他就视察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还是意气风发。10月的出巡和他的态度和前几次有所不同，调子有所降低。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会议（通称第一次郑州会议），紧接着，同月21日至28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28日至12月10日，就地召开八届六中全会；两次通称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一方面对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把人们从狂热的共产主义畅想中拉回，从共产主义退回到社会主义。八届六中全会澄清了几个理论问题：第一，现阶段仍然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体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产还得大力发展；第四，按劳分配原则还要继续保持。但是，并没有从理论上否定前几个月的作法，例如，认为工资制和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是“在社会主义分配方式上的一个创举”，“具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在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时，毛泽东还将《张鲁传》亲自作注，印发与会者。对吃饭不要钱十分赞赏。毛泽东一方面不得不强调不能超越社会主义阶段，一方面鼓吹吃饭不要钱。这说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通称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十四句话，作为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方针：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确定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以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肯定小队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把几个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着，三四月间，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以《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作为纪要公布。其内容主要是：基本队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况不能很快改变；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即以相当于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小队部分所有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公社管理委员会的工作；“旧账”的清算和处理；等。接着，毛泽东又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六十条），又把上海会议确定的“基本队有制”（即大队所有制）进一步退到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核算制。 然而，这种倒退是形势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庐山会议，不仅使这种倒退刹车，还使得在这次执行倒退政策的干部受到打击。反右倾以后，又急于向公社所有制过渡。 1960年大饥荒更加严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泽东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间的北戴河会议上，说他3月4日对贵州公共食堂报告的批示有毛病，应当改过来。二是11月28日转发甘肃省委的报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 这种认识的改变在实践上指向两个方向：一是继续执行庐山会议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阶级斗争的办法打击“五风”干部。前一种作法是以不伤及“三面红旗”为限，后一种作法更强化了中央的权威，强化了非法制的行为。 1962年9月27日，八届十中全会《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改为生产队；社员收益劳分配，以公益金照顾困难户；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各自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在组织上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组织，生产大队、生产队是公社下级。 经过多次调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级农业社的状况。所有制的退让是以三年大饥荒为代价的，是这种制度酿成了灾难性后果之后。由于政社合一的情况没有改变，农民还是生活在极权制度之下。  (未完待续)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样出现的，就得了解中国的农业集体化。中国官方一直称农业集体化为农业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农业合作化和农业集体化混为一谈。其实，合作化和集体化是两个本质不同的东西。前者是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合作，后者是剥夺个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础上的互惠互利，后者是用公有制取代私有制。有人用发达国家至今还有合作制的事实来为中国合作化辩护，实际是风马牛不相及。 中国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体化。否定私有制，否定个人利益，是实行极权制度的经济基础。没有农业集体化，就没有中国的极权制度。既然农业集体化是对农民的残酷剥夺，集体化过程势必也是残酷的、强制的。人民公社是集体化制度的发展，是对个人利益的进一步否定，是极权制度的基层组织，当然也是大饥荒的组织基础。 一、毛泽东掀起农业集体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产生于19世纪初的西欧。当时，资本主义制度还很不完善，出现了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社会弊病，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激烈地批判这个制度，认为这些问题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19世纪初，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沙利•傅立叶（1772-1837）发表了《论家务农业协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来社会应建立和谐的社会制度和“法郎吉”（来自希腊语“队伍”一词phalanx的英文phalange，意思为严整的步兵队伍）的设想。 沙利•傅立叶认为，“法郎吉”是和谐的社会组织，有组织的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它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业，是工农相结合的合作组织。他还设想，每个“法郎吉”占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办法募集股本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劳动、资本、知识进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劳动占5/12；资本占4/12；知识占3/12。不同“法郎吉”之间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商业由行政垄断，不准私人经营。 继沙利•傅立叶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后，由法国人毕薛（philippe Buchez, 1796-1865）倡导，极力鼓吹劳动者应从资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并应组织劳动者自己的合作社。他还亲自指导了一个木工生产合作社。 英国医生维廉•金（Dr Willian King, 1786-1865）认为合作组织是穷人自救的好办法。土地是一切财富之母，劳动是一切财富之父，劳动者必须联合，才能免受剥削。他于1828-1830年间，主办发行了一个名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国人罗伯特•欧文（Ｒobert Owen, 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个实践者。欧文设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集体劳动生产和消费组织。其成员除了个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全民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和工业生产相结合，每个合作公社是一个由农、工、商、学结合起来的大家庭。全体成员都分配与其年龄、特点相适应的工作，各尽所能，“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合作公社设立公共仓库，社内成员都可以从公共仓库里领取民需要的东西，按需分配。 1842年，欧文倾其所有，带领他的4个儿子和英国的信徒们，一同到美国的印第安那州进行“合作公社”试验。他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建立了一个合作示范区，取名为“新和谐公社”（NewHarmonig）。在《新和谐公社的组织法》里规定，“我们的原则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别和地位，权利和义务一律平等……财产公有。” “社员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公社管理人员由社员大会选举产生，并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定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情况。”欧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败。他为此付出了4万英镑，这几乎是他的全部财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欧文的试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认为不采取革命手段，使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是欧文失败的根本原因。 所谓没有采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没有掌握政权，不能用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不能控制和调动全社会的资源来做这件事。毛泽东等就不同，他们掌握了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可以强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可以动员，利用手中的物质资源，可以逼农民就范。先驱者的理想无可厚非，但是，用强权来推行一种理想，就会造成灾难。为了推行某种理想而建立的强权制度，就会把更多的人置于这个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国实行土地改革以后，一些能力强的人买了大型农具，有的置了车马，还有的雇工。比较弱的农户开始出卖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东北局负责人高岗提出，要使多数农民丰衣足食，必须让农民由个体向集体发展。刘少奇认为，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没有机器工具，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毛泽东很赞赏高岗的意见，对刘少奇的看法不满。这是1954年高岗反对刘少奇的一个原因。  土地改革以后，农户出现富裕和贫困现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断定两极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阶级变化不是向两极分化，而是向中间集中的中农化趋势。据1954年对21省14334户农家的调查，中国农村阶级构成的变化是：土地改革结束时，贫雇农占总户数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为29%，中农由35.8%上升到62.2%，富农由3.6%下降到2.1%。  为了解决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依靠大多数的问题，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将中农划分为上、中、下三等。从中农中划出的下中农，加上贫农，占农村总人口的60%到70%，这个农村的大多数，就当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农，就被看作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异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为了防止两极分化，曾想试办土地入股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并把这个意思向华北局写了报告。这个报告由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副书记刘澜涛转给刘少奇。刘少奇认为，现在搞集体化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合作社。  7月，毛泽东找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明确表示不支持他们，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泽东还让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议。他批评了互助组不能发展为合作社的观点，批评了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基础的观点。 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10月17日，毛泽东转发了高岗10月14日的关于东北互助合作的报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展农业合作社。1954年春夏，农业合作社发展到9万多个。到1955年底，有7000多万农户入社，组成了18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其中高级社2900多个）  其实，防止两极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个理由，甚至只是作为动员群众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要实行计划经济，粮食必须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农村自耕农有1亿1千多户，居住分散。任何一个政府都无力掌握这个分散而庞大的群体，都无法一家一户地征购粮食。没有合作化，统购统销也无法实施。一个政府不能面对千万根头发，把它梳成辫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个极权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农民的生产、生活、思想全都纳入政府控制之下，集体化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党的专长。 在1953年那一段时间的初步集体化过程中，很多地方出现强迫农民入社的情况。河北省大名县五区堤上村的两个合作社，发展社员时，在街上摆了两张桌子，村干部向群众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看你走哪条，要走社会主义的就在桌子上签名入社”，“咱村就这两个社，不入这个入那个，反正得入一个”。文集村干部在群众大会上讲“谁要不参加，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金南村叶洪善社共127户，最少有半数不是自愿入社的。社员张得荣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间掉泪。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县，纠正了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后来毛泽东批评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进”的错误。浙江省吴兴县善连区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会上，县委宣传部长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们一样！” 由于强迫入社，农业社很不稳固，当时农村工作部和各省压缩了一些条件很差的农业社。这就是毛泽东说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错误”。 1955年夏天，浙江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53000个，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的问题。有的县召开全区斗争富农大会，说谁不入社就要像斗争富农一样斗争谁。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粮食征购任务，不入社多派。”全省征购粮食51亿斤，占总产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减少57000多头，猪减少三分之一，羊减少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子粮、逃荒卖子女，老弱饿死的情况开始出现。 为了帮助浙江省做好农业社的整顿、巩固工作，3月下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和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副主任的谭震林，邀请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开会作了研究，并将研究意见写成《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于3月25日，以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名义，用电报发给浙江省委。《意见》说：你省“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过猛，步子迈得过大过急（由千分之六发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据此，特建议你们对合作社数量分别地区进行压缩，有条件巩固的必须加以巩固，无条件巩固的，应主动有领导地转回互助组或单干经营，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强维持虚假成绩。”据有关人士介绍，这份电报稿写成后，邓子恢曾让陈伯达（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请毛主席审阅。  收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电报以后，浙江省委一致同意，并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作了布置。经过压缩，浙江省的农业合作社由5.3万个退到3.8万个。入社农户由占总农户的28%退到18.6%。  毛泽东心爱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万五千多个，他十分恼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颐年堂找邓子恢谈话，向邓子恢发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区党委书记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邓子恢： 浙江省由于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个包括40万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经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邓子恢见情况不妙，急忙作检查。9月26日，审查邓子恢准备的在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自我批评的发言稿时，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为什么老是喜欢挫折社会主义因素，而老是不喜欢去挫折资本主义因素？你们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回答应是：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所以你们觉得社会主义因素没有什么可爱，忍心去挫折它。”“占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影响了你们，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贫农和下中农的积极性，你们却熟视无睹，敢于抹杀，敢于‘与此相反，不是去爱护，而是去挫折它’，难道这是偶然的吗？” 农业集体化以后，农业合作社党组织不仅是农村经济的组织者，在乡以下，合作社也是农村的政治组织者。农业合作社对农村的经济、政治、社会都进行着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实际是中央政权对乡村控制的基层组织。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始，特别到了高级农业社，集体经济组织已基本上掌握了农村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对农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泽东亲自主编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他在《大社的优势性》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现在办的半社会主义合作社，为了易于办成，为了干部和群众迅速取得经验，二三十户小社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资金少，不能进行大规模经营，不能使用机器。这样的小社仍然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停留太久，应当逐步合并。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个乡一个社，当然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在通过的37个文件中，其中有《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从仙居事件到社会主义教育 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农村出现了农业集体化高潮。原来计划1960年完成集体化的高级形式，毛泽东建议提前到1959年完成，后来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报纸对农业集体化的报道很多。从已有的报道中给人一个错觉，好像集体化是农民的自愿行动。其实不然。就农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别是就那些生产和经营能力较强的农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对他们利益的侵害。相当多的人是不愿意集体化的。因此，在集体化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退社与反退社的斗争。一直伴随着对农民的强制和迫害。 先说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国闹退社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据当时赶往处置闹退社潮的中央农工部二处处长霍泛回忆：“我们到萧山县和上虞县的公路上，就遇到数百人的农民队伍迎面而来。省里同志说，这就是去闹退社的，我们的车躲开点，免生麻烦，可见农村确实不够稳定。到了上虞县委，得知不久前县领导机关受农民队伍冲击……全县农业社的生产多数暂时处于涣散状态。” 仙居是闹退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评了坚决压缩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发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县只有4个高级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55.86%都是初级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88.15%，1957年春天达到91%。同时，社的规模过大。账目混乱，生产上不听群众意见，盲目地将两熟水稻改为三熟，造成减产，全县全年减产22%。由于生产管理上问题很多，全县1956年每个劳动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钱，平均为3角3分钱。与此同时，农村干部作风恶劣，在生产和分配等重大问题上命令行事，不与群众商量，动不动就对社员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脱衣服受冷等办法。合作化以来，在251个乡干部中，有74人吊打过人；23具乡镇1117个党员中，有贪污行为的48名，占4.7%。干部不参加劳动，而且多得工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退社的越来越多。此时，县委不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却大批“富裕农民思想”，从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后，这个县个别地区就发生退社问题。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县33个镇中有29个乡镇先后发生了闹事事件。闹退社、分社，干部不许，就殴打干部，哄闹政府。闹事后，在全县302个合作社中，完全解体的有116个，部分垮台的有55个。入社农户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干部107人，社员干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户。 事件发生以后，县政法部门、兵役局（他们有枪）、驻当地部队、地区公安处组成联合办公室，对案件进行侦察。最后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对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对杨心培的报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为戒，要及时解决社员的意见和要求，要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气壮地批判错误言论，对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要坚决给予反击。 无独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县发生各种闹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粮食问题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发生闹事63起，涉及4具区，25个乡，4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闹事的人数共达1.3万人。7月份，事态进一步发展，百官镇和永徐乡马家村发生了大旗会（求菩萨的组织）闹事，参加人数达2000多人。警察向天鸣枪警告，无济于事，后来向闹事者开枪射击，当场打死2人，伤12人，才驱散人群。事后逮捕了闹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干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农民要求退社不仅发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发生了类似情况。 1956年冬天以来，河南省临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权、商丘、宁陵、柘城、淮阳、睢县、杞县、中牟等12个县的部分地区部分农业社一度发生了闹社退社现象。据不完全统计，这次闹社退社涉及到278个高、初级社，700多个生产队。在闹社退社中，有的社员到乡、县、专区、甚至到省告状请愿。有的社员私自拉走社内牲畜，有的社员私分了社内的粮食、种子、油料、农具和饲料。有的社员殴打干部。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些闹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殴打干部66人，拉走牲畜4946头，私分粮食12.5万斤，种子2.4万余斤，油料390多斤，农具200多件，柴火5.2万余斤。闹的方式先黑夜活动，后白天活动；先秘密酝酿，后公开开会；先妇女、老年闹，后壮年参加；先几个人、几户，后发展到一个生产队、一个社或一个乡。因为闹社、退社，临汝县老连社，元月小麦才种40%，虞县寓贤乡，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权县浑子乡，因闹社停产1个月。中牟县刘庄社郑油磨村，在闹社过程中，牲畜没好喂，7天死了11头。  据不完全统计，到1957年8月，广东省退社农户已达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个，正在闹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万户，约占入社总农户的2%弱。个别地区曾经发展为群众性退社的风潮。如佛山专区的顺德、南海、中山三县经济作物区，受退社风波影响的就有65个乡，210多个社。仅中山县永平、南兴两个区，10月下旬分别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个乡，600多人。他们有的要回原来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锁上，不给社用。有的到社的鱼塘桑基去捞鱼、摘桑叶，有的将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种。有的因闹退社而包围、殴打区乡干部、社主任的事件已发生多起。  辽宁省对昌图、凤城等9个县的不完全统计，闹退社的有1万多户，已退社的有4000多户。退社的社员把入社的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来，江苏省各地农村发生了不少的群众闹事，泰县闹退社事件竟在几个乡的范围内成片发生，有2000多人到县里请愿。闹退社员的社员中，中农占60%-70%。他们绝大多数是因为收入减少，少数是因为耕牛、农具、果木折价不合理，或因为在社内不自由，受干部歧视等。  1956年，农民退社的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生。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报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后，在一部分农业合作社内，出现社员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况。退社户一般占社员户数的1%，多的达5%；思想动荡想退社的户，所占的比例更大一些。”“闹退社的户主要是富裕中农，其次是劳动力少、人口多的户和手工业者、小商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减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员户减少了收入；二是对社员劳动时间控制过死。辽宁农民普遍反映：“农业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气受不了，”“入了社，还不如劳改队，劳改队还有一个礼拜天”；三是干部作不民主，社员肚里有气；四是对社员入社的生产资料处理不当，将社员的零星树木、果树也入了社；五，农村自由市场放开以后，有些社员，特别是一些富裕农民，认为是单干赚钱的门路了，不愿留在合作社里。  在这些退社事件发生以后，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的优越性问题；第二，农产品统购统销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就上述问题开展大辩论，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组主持这种辩论，“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反对一切不顾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  这次社会主义教育实际是一场政治运动。大辩论一到农村就成了大批判，大斗争。这一场政治运动和城市的反右派斗争互相呼应，是这场政治斗争的两个方面，有的地方干脆称为农村反右派斗争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统购统销搞糟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城乡的同一主题。在这场运动中，一些对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有抵触情绪的人受到了惩治。据河北省保定地委报告，清苑县自开展政治宣传运动以来，有11个乡6个人被打，7人被拉，2人游街，7人被斗争。徐水小东张乡在游行时，游行队伍走到生产不积极的社员门前喊“不生产是右派”，走到瞒产者门前喊“瞒产是右派”，有的单干农民不愿交公粮，游行队伍就喊“不交公粮是右派”，看到妇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时右派帽子满天飞。  不知道有多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农民遭受打击。仅广东省“全省已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达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陕西咸阳县斗争了158人，有79人捆绑吊打。云南宜良县斗争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杀15人，逃跑8人。广东惠来县斗争对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东打死、吓死约10多人。河北省邢台县王快村400多户，摸出65户右派。有的合作社把斗争对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仅富裕中农反对合作化，反对统购统销。一些在土改时分得土地的贫农也有人反对。如河北省清苑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整的230多人当中，有18人是贫农。对待贫农的反对意见，通常是教育。全国树了“刘介梅忘本回头”这个样板，教育翻身农民不要忘本，要紧跟共产党搞社会主义。刘介梅是湖北省黄冈县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要过饭，生活在最底层。1950年当了乡农会主席，入了党，当了工作组长。土改时分了田，分了“果实”（没收的地主财产分给贫农）。他想好好种田、经商、发家。但是，统购统销，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种田经商发家梦，他就开始反对。经过社会主义教育，刘介梅承认错误，作了深刻检讨，认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头搞社会主义。 当时，报纸上大力宣传刘介梅这个典型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还举办“刘介梅忘本回头”展览会。后来这个展览到全国各地巡回展出。 中国农业集体化过程中，在敲锣打鼓、红旗招展的背后，有着广泛的抵制和强制、反抗与镇压。但是，和当年苏联集体化比起来，中国农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镇压都要缓和得多。当年苏联为了迫使农民接受集体化，曾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逮捕、流放了上百万“富农”；出动正规红军和飞机大炮镇压农民反抗；在一些地区的镇压，其惨烈程度甚至导致某些红军部队（他们也是“穿军装的农民”）的哗变。仅在1930年初，卷入反抗的暴动农民就达70万人。苏联“全盘集体化运动”费时4年，而在农民被迫进入集体农社时，他们杀掉了半数以上的牲畜。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过程没有苏联那么惨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深入到每一个村庄是一个原因；中国文化传统不同于俄国是深层次的原因。 既然农业集体化过程是反抗和镇压的过程，那么，加入了农业社的农民，退出农业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谁要退出，谁就要受到批判和斗争。但是，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认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运动中，农民退社自由的权利还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运动后，退社自由的权利才被剥夺。还说，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退出权”是产生六十年代大饥荒的重要原因。 显然，这种与历史事实完全相悖的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