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笔名：肃生

第十六集

喊错口号贴错标语

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期，经常有各种被组织的“群众游行”活动。但凡县里组织召开各种群众大会，诸如什么声讨大会、动员大会、批判大会、庆祝大会之类，还有“迎接最新指示”等等，会后或会前都要让参会的人在县城里按单位列队，举着标语牌游行一圈。庆祝性的大会各单位还打着红旗和彩旗。好在县城就那么大，一次游行也就走上个把两个小时。既有游行活动，就要喊口号。每个单位都会有拿着铁筒喇叭，走在队伍一旁的领喊口号的人。那时的口号大多是各种“打倒”、“万岁”之类。

一次，我还在小学，走在横江小学的队伍中。刚走到小市口往东门去的路上，突然前面队伍有了不寻常的动静。只见几个人把一个领喊口号的人反剪双臂，揪着头发把头按着，还嚷着“送公安局！送公安局！”。整个长长的队伍顿时变得更加紧张严肃起来，人们并没因此停下脚步，更没有人跑上前围观。我们因走在稍后一点，也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游行结束后，一些人悄悄传开了事情的原委。原来这个倒霉鬼，喊口号喊多了，一时发懵，把原该喊的打倒某某某，喊成了打倒某主席。于是，立马成了“现行反革命”。这个人，我认识，是一个姓朱的小学老师，好像还是那个小学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

每次开这样的大会，除了搞游行，还要贴标语，城里主要道路上，只要显眼的位置，面积稍大一点的都贴满了标语。有红纸的，也有白纸的，有些地方贴了一层又一层，像裱骨子。一些白纸写的打倒之类的常常很快就被覆盖了，而用红纸写的有某主席内容的，就没人敢随便覆盖了，多数是自动脱落的。

一次，在六联商场（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前期和县最大的商场。其实也就是三层楼、共计三四百平方的样子，一楼卖百货，二楼买布，三楼是新华书店）门前，出了一个贴标语的乌龙事件。门的左边是分作两行贴的一条标语，上一行的末尾是“打倒”，门的右边也是一条两行的标语，起头就是某主席。不知哪个眼光特别的人，把门左右两边连起来看，发现这是别有用心的“反动标语”。据说，这个事立即报告了公安局，成了一件震动和城的“反革命事件”。

满墙满地大标语

说起当时的标语，盛况当是空前绝后。除了大街门面墙上贴满的红纸“万岁”、白纸“打倒”之类标语外。那个时期，特别是六七年到七一年期间还盛行在墙上、地上写标语。

墙上的标语有一些是长期保存的，多数是用石灰加碎麻丝、稻草浆在墙上糊上厚厚一层，干了再用石灰水粉白，然后用红漆写上规整的宋体、黑体字，内容多是“最高指示”、各种“万岁”之类。墙上最多的是临时性的标语，是用红土水或石灰水刷的。除了城里小市口一块的十字路，特别是从小市口到东门的一条街习惯性地留作贴标语的地方，城里城外各条街道的门面墙、屋山墙、院墙，只要是人们常走的路边，墙面平整一些的，都被刷上了标语。

这些标语都是随着运动中的不同形势而变化的。什么“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破四旧、立四新！”“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备战备荒为人民！”“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因为是红土水和石灰水写的，过不多长时间，雨水一打，很快就冲洗没了。于是，跟着运动的节奏，又被刷上新一轮的标语。

墙上刷满了，就在地上写。小市口的十字路各有一段是浇柏油的，地面比较平，黑白对比也很显眼，于是一些单位就在地上刷标语。我除了能写毛笔字，排笔字在中学同学中也是少有比肩的，所以，每当新的一波运动来的时候，排（我们那时，中学实行军事编制，年级编为一个连，班级编为排）里的学生干部就拉上我去大街的路上刷标语。他们把石灰水准备好，用一个小桶拎着，有时候也用脸盆捧着。刷标语用漆工和瓦工用的排刷，有时没有排刷也用小扫把头写。

刷标语通常都在晚上八九点之后，路上行人比较少的时候，刷的字常常是一平方大小。那时街上路灯很少，几个学生干部就打着手电照着我写。路上刷的标语只能保留很短几天，大街上走路的人多，很快就被磨掉了，更别说遇上一场雨。

那时，父亲也时常为生产队写标语，生产队的公房、社员家的山墙，很多地方都是父亲写的标语。父亲魏碑写得非常好，是郑文公碑一路的，写标语很大气。父亲写的那些标语都是长期保留的，什么“农业学大寨！”“深挖洞、广积粮！”“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等。父亲写的这些标语几乎都是用红土水，也不用毛笔，其实是没那么大的毛笔。他每逢队里安排写标语的时候，就找一截麻绳头打散了绑在一小段细竹竿上做笔，有时候也用束成一把的破布，还有几次是直接用玉米秸编扎的刷锅子把做笔，真可谓书不择笔。

“迎接最新指示”

记忆中，从六七年到七零年那一段时期，过上一段时间就会从县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所谓的“最新指示”。那时把《某主席语录》里的一段段文字叫做“最高指示”，把他近期说的话或文章摘录叫做了“最新指示”。

这些“最新指示”不断地改变着“文化大革命”的运动走向，一些则改变着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命运，甚而有一些改变了国家外交和某些国家几百万人的生死。而今尚能记得的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则是千万知青大下放的动员令。一九七零年的“五二〇声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决定了几年后几百万柬埔寨人的生死存亡。

根据这个声明改编的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历史规律不可抗拒，不可抗拒！美帝国主义必定灭亡，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成了以后各种大会必唱的歌子。

这些“最新指示”大多是晚上八点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地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当中播出的，有几次好像是半夜里一级一级传达下来的。当时一些积极表忠心的人搞出了一个什么“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于是乎，夜里面城里的机关、工厂、学校、医院、街道纷纷立即通知到一个个“革命群众”，分单位集体迎接最新指示，庆祝“最新指示”的发表。

各个单位领头的人要么双手把抄着“最新指示”的大红纸举在胸前，要么高举着用红漆写着“最新指示”的白木板，他的后面是不停敲击的锣鼓，接着是打着几面彩旗的人，再后面则是排成纵队拿着“红宝书”、捧着某主席像的“革命群众”（“黑五类”和被打倒的人是不准参加的）。

队伍的一侧有领喊口号的，不断地领喊着“万岁”之类的口号。他振臂高喊一句，队伍中的人就学舌般地举起手臂也喊上一声。还有专门放鞭炮的，出发的时候和在一些重要路口哔哩啪啦地放上一挂小鞭炮。现在想起来，在当时什么东西都紧缺，很多东西都买不到，而大红纸、鞭炮似乎随时随地都能买到，哪怕半夜里敲开杂货店的门也没遇到缺过货，这大概是革命运动的需要吧？这是题外话了。

我那时没被录取，不准上中学，就属于了横江街道的人。“最新指示”一出来，街道上的干部就挨家挨户一路喊着“迎接最新指示喽”。各家只要能走得动的“革命群众”就纷纷穿衣、带上“红宝书”，急急忙忙地赶到居委会门口。谁都怕迟到了，更不敢不去，因为这是忠不忠的大问题。街道上的这些人先到历阳镇集中，再排队走到小市口，转到县委大门前，有人把“最新指示”高声念上一遍，喊一阵口号，放一挂鞭炮表示庆祝。这番仪式结束后，我们就从鼓楼、水关洞下来，快到小南门就各回各家了。至于这些“最新指示”到底是什么内容，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革命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茫然的。

印象中，过了七零年就不再有这样的游行庆祝行动了。

可怜的叛徒

六六年的冬天多阴雨，每当这样的天气，早晨我们上学的时候，都能看到河阳桥北的面粉厂大门前有一个佝偻的老头，在抖抖瑟瑟地给二三十个煤炉生火。面粉厂是和城唯一的国营面粉加工厂，附属有一个面条加工车间。

天气好的时候，机器加工出来的一挂挂潮面条都挂在门前的空场上晒，到晚晒干了就有人搭一块案板把成挂的面条取下来切成一段段的，旁边还有人用称称成一把一斤的，由小工用纸卷成一筒筒糊起来，成了我们叫的“筒子面”，再拨到粮站卖给居民。阴雨天，外面没法子晒，潮面条就挂在仓库里的一排排架子上，生起煤炉来烘干。大清早在寒风或雨雪中扇煤炉是一个苦活，这活落在这老头身上自然是一种惩罚。

我们这些十岁多一点的小学生脱不了好玩火的天性，每当这些煤炉一排排地摆出来，上学经过的时候就嘻嘻哈哈地跑过去，要么帮着点火、加柴、扇风，要么就是拎着煤炉把进风口转着迎着风向，要么把铁皮圆筒罩在炉膛口上吸风，总要混上一阵等到快上课了才跑向学校里。一天天时间下来，和这老头也混得越来越熟，和我们也就偶尔说上几句。

一天早晨，我去的比较早，只有我和老头两个人在生火，他低声问我，你是老蒯的儿子吧？我说是的，随口就问他：“你认得我爸爸？”他说：“我和你爸一样，都是挨批的，都是倒霉鬼。”我说：“你好像是直属库的某站长吧？我过去到直属库玩好几次都看到过你。”他低低地长叹了一声然后说：“都过去了，都是我自己倒霉啊！”随后，就絮絮叨叨地说起了自己的事。

四几年的时候，他家住在南义山边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天晚上，他家里突然闯进来几个人，说是饿了，要他家里给弄些吃的，说着还晃着手上的刀。他家里的人赶忙做了些吃食，因为家里穷，又是大晚上的，也没能上多少荤菜，只是烀了点咸鹅。这些人边吃着边说，他们是游击队。那时，南义那边有好几支不同的队伍，有共产党的游击队，有政府的县大队，还有乡里的保安队，多一些的是不同的一股股土匪。

老头接着说：“吃饭的时候，他们看到我，就说，跟着我们干有吃的，也有家伙（指刀枪），你家这么穷，你蹲在家里干活也没出息。我那时十七八岁，听他们一说，也想出去混混，不听家里劝，他们吃完饭就跟着他们跑了。后来跟着他们到过南义、陶厂（属含山县）几户人家打过土豪。有一次到一家人家要钱，我们走的时候，有保安队的追了上来，我们跑散了，我被抓住了。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吊起来打，说我是土匪，我说我不是，最后要用烧红的火钳烫我，我怕了，就说出了我是哪个村的人，是被人家哄走的，自己没干什么事。他们在我身上没搜到什么东西，也没带着从那户人家要来的钱，就把我放了。我回到村子里，待了几天，村里的人都指指点点地说我是土匪，家里人也气我，我就又跑进山里找到自己的那帮人。1949年之后，我就到县里当了干部，过了几年说我历史不干净就被调到了直属库负责。前些日子揪叛徒，我就是因为被抓过，就把我当做了叛徒。我也没供出过我们队里的哪个人，他们也没人出过事，我怎么就是叛徒了。过去被打过，现在也被捆、被挂牌子，真是倒霉啊！”说着，老头还时不时地用破棉袄的袖子擦一擦眼角和流下来的鼻涕。不一会，有其他学生过来了，我也就赶忙走了。冬天过去了，面粉厂早晨也很少生炉子了，我就看到他经常在案板上卷着筒子面。

一张报纸的惊涛

大约在67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好像是“七一”，各大报头版以整版的篇幅登了一张某人穿着中山装坐在藤椅上的黑白照片，以示歌颂吧。那天因为日子特殊，我们都到了学校，班上也发了这份报纸，很多人都看了。不想，第二天各单位接到通知，登着这张照片的各份报纸要紧急收回。很快人们私下就传着这张报纸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原因是照片中的领子和领子在阳光下的阴影合在一起酷似一个马蹄。

给某人的颈子戴上了马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无疑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我们班上的这份报纸那天散学后被一个姓撒的同学带回了家给他爷爷看，当然不是为了看这张照片，照片有问题的说法这时还没有传出来。他爷爷是一个工商业兼地主，也是读过书的人，既没有工作也不在农村劳动，是一个无业居民，年纪也有六十上下了，在家闲着无事可做，他孙子就时常带点报纸给他看了打发时间。无巧不巧，不知怎地这个老人把这张报纸弄湿了，当然也泡到了照片，惶恐之下他就把报纸塞进锅膛里烧了。

第二天，要收回报纸，这个同学就回家向爷爷要，他爷爷一听说顿觉天塌地陷，把照片弄湿了就是一个大事，更何况在锅膛里烧掉了。他家只有爷孙三代三个人，一时间全都陷入了绝境。他父亲就找街坊中信得过的人商量怎么办，这个同学就到城里这里那里的想方设法找寻这份报纸，若能找到就可以抵数了，他父亲也到了我家问我母亲有没有什么办法。就在这父子俩在外寻求办法的时候，他爷爷在家上吊了，幸好他父亲没走远，偷偷去了几家后就回了家，推开门看到吊在梁上的父亲，急忙把他放了下来，揉揉心口、掐掐人中，总算让他缓过了气。

这事他也不敢声张，只是后来告诉了我母亲。后来的几天，这个同学一直没到学校，大概是悄悄躲了出去。好在那时小学也在停课闹革命，同学们没通知也不到学校去。估计老师们找不到学生查问报纸的下落，过了几天，这事也就过去了。也好在那时候学校里比较乱，社会上也还没到“一打”（指后来的“一打三反”运动）的时候，否则，严查下去，这个姓撒的老人就必死无疑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