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樣出現的，就得了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官方一直稱農業集體化為農業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農業合作化和農業集體化混為一談。其實，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礎上的互惠互利，後者是用公有製取代私有制。有人用發達國家至今還有合作制的事實來為中國合作化辯護，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既然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殘酷剝奪，集體化過程勢必也是殘酷的、強制的。人民公社是集體化制度的發展，是對個人利益的進一步否定，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當然也是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一、毛澤東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產生於19世紀初的西歐。當時，資本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出現了經濟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弊病，當時一些知識分子激烈地批判這個制度，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19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沙利•傅立葉（1772-1837）發表了《論家務農業協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來社會應建立和諧的社會制度和「法郎吉」（來自希臘語「隊伍」一詞phalanx的英文phalange，意思為嚴整的步兵隊伍）的設想。 沙利•傅立葉認為，「法郎吉」是和諧的社會組織，有組織的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它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工業，是工農相結合的合作組織。他還設想，每個「法郎吉」佔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辦法募集股本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勞動、資本、知識進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勞動佔5/12；資本佔4/12；知識佔3/12。不同「法郎吉」之間存在商品貨幣關係，但商業由行政壟斷，不準私人經營。 繼沙利•傅立葉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後，由法國人畢薛（philippe Buchez, 1796-1865）倡導，極力鼓吹勞動者應從資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並應組織勞動者自己的合作社。他還親自指導了一個木工生產合作社。 英國醫生維廉•金（Dr Willian King, 1786-1865）認為合作組織是窮人自救的好辦法。土地是一切財富之母，勞動是一切財富之父，勞動者必須聯合，才能免受剝削。他於1828-1830年間，主辦發行了一個名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國人羅伯特•歐文（Ｒobert Owen, 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個實踐者。歐文設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生產和消費組織。其成員除了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全民從事農業生產，但農業和工業生產相結合，每個合作公社是一個由農、工、商、學結合起來的大家庭。全體成員都分配與其年齡、特點相適應的工作，各盡所能，「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合作公社設立公共倉庫，社內成員都可以從公共倉庫里領取民需要的東西，按需分配。 1842年，歐文傾其所有，帶領他的4個兒子和英國的信徒們，一同到美國的印第安那州進行「合作公社」試驗。他購買了3萬英畝土地，建立了一個合作示範區，取名為「新和諧公社」（NewHarmonig）。在《新和諧公社的組織法》里規定，「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別和地位，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財產公有。」 「社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社管理人員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並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定期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歐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敗。他為此付出了4萬英鎊，這幾乎是他的全部財產。  馬克思主義者對歐文的試驗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們認為不採取革命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歐文失敗的根本原因。 所謂沒有採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沒有掌握政權，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不能控制和調動全社會的資源來做這件事。毛澤東等就不同，他們掌握了政權，利用政權的力量可以強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可以動員，利用手中的物質資源，可以逼農民就範。先驅者的理想無可厚非，但是，用強權來推行一種理想，就會造成災難。為了推行某種理想而建立的強權制度，就會把更多的人置於這個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國實行土地改革以後，一些能力強的人買了大型農具，有的置了車馬，還有的僱工。比較弱的農戶開始出賣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農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提出，要使多數農民豐衣足食，必須讓農民由個體向集體發展。劉少奇認為，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沒有機器工具，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毛澤東很讚賞高崗的意見，對劉少奇的看法不滿。這是1954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一個原因。  土地改革以後，農戶出現富裕和貧困現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斷定兩極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階級變化不是向兩極分化，而是向中間集中的中農化趨勢。據1954年對21省14334戶農家的調查，中國農村階級構成的變化是：土地改革結束時，貧僱農佔總戶數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為29%，中農由35.8%上升到62.2%，富農由3.6%下降到2.1%。  為了解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依靠大多數的問題，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將中農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從中農中划出的下中農，加上貧農，占農村總人口的60%到70%，這個農村的大多數，就當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農，就被看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曾想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實行按勞分配為主，並把這個意思向華北局寫了報告。這個報告由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副書記劉瀾濤轉給劉少奇。劉少奇認為，現在搞集體化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合作社。  7月，毛澤東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澤東還讓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他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發展為合作社的觀點，批評了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基礎的觀點。 9月，毛澤東倡議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10月17日，毛澤東轉發了高崗10月14日的關於東北互助合作的報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合作社。1954年春夏，農業合作社發展到9萬多個。到1955年底，有7000多萬農戶入社，組成了18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其中高級社2900多個）  其實，防止兩極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個理由，甚至只是作為動員群眾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要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必須掌握在國家手裡。當時農村自耕農有1億1千多戶，居住分散。任何一個政府都無力掌握這個分散而龐大的群體，都無法一家一戶地徵購糧食。沒有合作化，統購統銷也無法實施。一個政府不能面對千萬根頭髮，把它梳成辮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個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農民的生產、生活、思想全都納入政府控制之下，集體化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共產黨的專長。 在1953年那一段時間的初步集體化過程中，很多地方出現強迫農民入社的情況。河北省大名縣五區堤上村的兩個合作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就在桌子上簽名入社」，「咱村就這兩個社，不入這個入那個，反正得入一個」。文集村幹部在群眾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金南村葉洪善社共127戶，最少有半數不是自願入社的。社員張得榮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間掉淚。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縣，糾正了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後來毛澤東批評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浙江省吳興縣善連區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會上，縣委宣傳部長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一樣！」 由於強迫入社，農業社很不穩固，當時農村工作部和各省壓縮了一些條件很差的農業社。這就是毛澤東說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錯誤」。 1955年夏天，浙江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53000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問題。有的縣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說誰不入社就要像鬥爭富農一樣鬥爭誰。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糧食徵購任務，不入社多派。」全省徵購糧食51億斤，佔總產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減少57000多頭，豬減少三分之一，羊減少二分之一，賣傢具、吃種子糧、逃荒賣子女，老弱餓死的情況開始出現。 為了幫助浙江省做好農業社的整頓、鞏固工作，3月下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和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的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作了研究，並將研究意見寫成《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於3月25日，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用電報發給浙江省委。《意見》說：你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據此，特建議你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進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幹經營，能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據有關人士介紹，這份電報稿寫成後，鄧子恢曾讓陳伯達（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帶回去請毛主席審閱。  收到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電報以後，浙江省委一致同意，並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作了布置。經過壓縮，浙江省的農業合作社由5.3萬個退到3.8萬個。入社農戶由佔總農戶的28%退到18.6%。  毛澤東心愛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萬五千多個，他十分惱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頤年堂找鄧子恢談話，向鄧子恢發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區黨委書記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鄧子恢： 浙江省由於採取「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53000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個包括40萬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經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願意聽。  鄧子恢見情況不妙，急忙作檢查。9月26日，審查鄧子恢準備的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自我批評的發言稿時，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為什麼老是喜歡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你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你們腦子裡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你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麼可愛，忍心去挫折它。」「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影響了你們，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的積極性，你們卻熟視無睹，敢於抹殺，敢於『與此相反，不是去愛護，而是去挫折它』，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業合作社黨組織不僅是農村經濟的組織者，在鄉以下，合作社也是農村的政治組織者。農業合作社對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都進行著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實際是中央政權對鄉村控制的基層組織。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特別到了高級農業社，集體經濟組織已基本上掌握了農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農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他在《大社的優勢性》一文的按語中寫道： 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合作社，為了易於辦成，為了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小社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樣的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有些地方可以一鄉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個鄉一個社，當然很多地方一鄉有幾個社的。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在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有《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從仙居事件到社會主義教育 從1955年到1957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集體化高潮。原來計劃1960年完成集體化的高級形式，毛澤東建議提前到1959年完成，後來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報紙對農業集體化的報道很多。從已有的報道中給人一個錯覺，好像集體化是農民的自願行動。其實不然。就農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別是就那些生產和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對他們利益的侵害。相當多的人是不願意集體化的。因此，在集體化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退社與反退社的鬥爭。一直伴隨著對農民的強制和迫害。 先說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國鬧退社最嚴重的省份之一。據當時趕往處置鬧退社潮的中央農工部二處處長霍泛回憶：「我們到蕭山縣和上虞縣的公路上，就遇到數百人的農民隊伍迎面而來。省里同志說，這就是去鬧退社的，我們的車躲開點，免生麻煩，可見農村確實不夠穩定。到了上虞縣委，得知不久前縣領導機關受農民隊伍衝擊……全縣農業社的生產多數暫時處於渙散狀態。」 仙居是鬧退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關於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堅決壓縮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發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縣只有4個高級社，入社農戶佔總農戶55.86%都是初級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級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88.15%，1957年春天達到91%。同時，社的規模過大。賬目混亂，生產上不聽群眾意見，盲目地將兩熟水稻改為三熟，造成減產，全縣全年減產22%。由於生產管理上問題很多，全縣1956年每個勞動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錢，平均為3角3分錢。與此同時，農村幹部作風惡劣，在生產和分配等重大問題上命令行事，不與群眾商量，動不動就對社員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脫衣服受冷等辦法。合作化以來，在251個鄉幹部中，有74人吊打過人；23具鄉鎮1117個黨員中，有貪污行為的48名，佔4.7%。幹部不參加勞動，而且多得工分。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退社的越來越多。此時，縣委不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卻大批「富裕農民思想」，從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後，這個縣個別地區就發生退社問題。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縣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入社農戶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幹部107人，社員幹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戶。 事件發生以後，縣政法部門、兵役局（他們有槍）、駐當地部隊、地區公安處組成聯合辦公室，對案件進行偵察。最後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對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對楊心培的報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為戒，要及時解決社員的意見和要求，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氣壯地批判錯誤言論，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要堅決給予反擊。 無獨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縣發生各種鬧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糧食問題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發生鬧事63起，涉及4具區，25個鄉，47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鬧事的人數共達1.3萬人。7月份，事態進一步發展，百官鎮和永徐鄉馬家村發生了大旗會（求菩薩的組織）鬧事，參加人數達2000多人。警察向天鳴槍警告，無濟於事，後來向鬧事者開槍射擊，當場打死2人，傷12人，才驅散人群。事後逮捕了鬧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幹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農民要求退社不僅發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情況。 1956年冬天以來，河南省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寧陵、柘城、淮陽、睢縣、杞縣、中牟等12個縣的部分地區部分農業社一度發生了鬧社退社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這次鬧社退社涉及到278個高、初級社，700多個生產隊。在鬧社退社中，有的社員到鄉、縣、專區、甚至到省告狀請願。有的社員私自拉走社內牲畜，有的社員私分了社內的糧食、種子、油料、農具和飼料。有的社員毆打幹部。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些鬧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毆打幹部66人，拉走牲畜4946頭，私分糧食12.5萬斤，種子2.4萬餘斤，油料390多斤，農具200多件，柴火5.2萬餘斤。鬧的方式先黑夜活動，後白天活動；先秘密醞釀，後公開開會；先婦女、老年鬧，後壯年參加；先幾個人、幾戶，後發展到一個生產隊、一個社或一個鄉。因為鬧社、退社，臨汝縣老連社，元月小麥才種40%，虞縣寓賢鄉，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權縣渾子鄉，因鬧社停產1個月。中牟縣劉庄社鄭油磨村，在鬧社過程中，牲畜沒好喂，7天死了11頭。  據不完全統計，到1957年8月，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7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2%弱。個別地區曾經發展為群眾性退社的風潮。如佛山專區的順德、南海、中山三縣經濟作物區，受退社風波影響的就有65個鄉，210多個社。僅中山縣永平、南興兩個區，10月下旬分別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個鄉，600多人。他們有的要回原來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鎖上，不給社用。有的到社的魚塘桑基去撈魚、摘桑葉，有的將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種。有的因鬧退社而包圍、毆打區鄉幹部、社主任的事件已發生多起。  遼寧省對昌圖、鳳城等9個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1萬多戶，已退社的有4000多戶。退社的社員把入社的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來，江蘇省各地農村發生了不少的群眾鬧事，泰縣鬧退社事件竟在幾個鄉的範圍內成片發生，有2000多人到縣裡請願。鬧退社員的社員中，中農佔60%-70%。他們絕大多數是因為收入減少，少數是因為耕牛、農具、果木折價不合理，或因為在社內不自由，受幹部歧視等。  1956年，農民退社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報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蕩想退社的戶，所佔的比例更大一些。」「鬧退社的戶主要是富裕中農，其次是勞動力少、人口多的戶和手工業者、小商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減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員戶減少了收入；二是對社員勞動時間控制過死。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氣受不了，」「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有一個禮拜天」；三是幹部作不民主，社員肚裡有氣；四是對社員入社的生產資料處理不當，將社員的零星樹木、果樹也入了社；五，農村自由市場放開以後，有些社員，特別是一些富裕農民，認為是單幹賺錢的門路了，不願留在合作社裡。  在這些退社事件發生以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組主持這種辯論，「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反對一切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實際是一場政治運動。大辯論一到農村就成了大批判，大鬥爭。這一場政治運動和城市的反右派鬥爭互相呼應，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兩個方面，有的地方乾脆稱為農村反右派鬥爭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城鄉的同一主題。在這場運動中，一些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有抵觸情緒的人受到了懲治。據河北省保定地委報告，清苑縣自開展政治宣傳運動以來，有11個鄉6個人被打，7人被拉，2人遊街，7人被鬥爭。徐水小東張鄉在遊行時，遊行隊伍走到生產不積極的社員門前喊「不生產是右派」，走到瞞產者門前喊「瞞產是右派」，有的單幹農民不願交公糧，遊行隊伍就喊「不交公糧是右派」，看到婦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時右派帽子滿天飛。  不知道有多少「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僅廣東省「全省已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達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陝西咸陽縣鬥爭了158人，有79人捆綁吊打。雲南宜良縣鬥爭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逃跑8人。廣東惠來縣鬥爭對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東打死、嚇死約10多人。河北省邢台縣王快村400多戶，摸出65戶右派。有的合作社把鬥爭對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僅富裕中農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一些在土改時分得土地的貧農也有人反對。如河北省清苑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整的230多人當中，有18人是貧農。對待貧農的反對意見，通常是教育。全國樹了「劉介梅忘本回頭」這個樣板，教育翻身農民不要忘本，要緊跟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劉介梅是湖北省黃岡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要過飯，生活在最底層。1950年當了鄉農會主席，入了黨，當了工作組長。土改時分了田，分了「果實」（沒收的地主財產分給貧農）。他想好好種田、經商、發家。但是，統購統銷，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種田經商發家夢，他就開始反對。經過社會主義教育，劉介梅承認錯誤，作了深刻檢討，認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頭搞社會主義。 當時，報紙上大力宣傳劉介梅這個典型人物，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舉辦「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後來這個展覽到全國各地巡迴展出。 中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在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的背後，有著廣泛的抵制和強制、反抗與鎮壓。但是，和當年蘇聯集體化比起來，中國農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鎮壓都要緩和得多。當年蘇聯為了迫使農民接受集體化，曾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他們也是「穿軍裝的農民」）的嘩變。僅在1930年初，捲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70萬人。蘇聯「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4年，而在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 中國的農業集體化過程沒有蘇聯那麼慘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是一個原因；中國文化傳統不同於俄國是深層次的原因。 既然農業集體化過程是反抗和鎮壓的過程，那麼，加入了農業社的農民，退出農業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誰要退出，誰就要受到批判和鬥爭。但是，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認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運動中，農民退社自由的權利還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後，退社自由的權利才被剝奪。還說，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退出權」是產生六十年代大饑荒的重要原因。 顯然，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悖的論斷。

「我們是國際主義者，我們有權威，有代表人物，中心思想，但並不是個人崇拜。（毛澤東插話：怎麼不是個人崇拜？你沒有個人崇拜怎麼行？你又承認恩格思，你又反對個人崇拜。我是主張個人崇拜的。就是說，正確的主張贊成，錯誤的主張反對。」 陶鑄說：「對主席就是要迷信」。柯慶施說：「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目的程度。」 其他中央領導人也紛紛對毛澤東大加讚揚。有的說：我們的水平比主席差一截，應當相信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要力求在自覺的基礎上跟上…….主席的作用不是當不當主席的問題，不是法律上名譽上的問題，而是實際上的領袖。有的說：要宣傳毛主席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有的說：毛主席的思想具有國際普遍真理的意義。  毛澤東對反冒進的攻擊還沒有停止。4月上旬，毛澤東在武漢主持了一個彙報會，田家英後來說，武漢會議是成都會議的補充。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繼續批評反冒進。4月5日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發言時，毛澤東插話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來了個反冒進，搞得人不舒服。這個挫折有益處，教育了幹部和群眾，是反面教育。因為受了損失，是個馬鞍形。反冒進是兩個高潮中的低潮。4月8日，福建省委第一書記葉飛彙報時，毛澤東插話說，我們這樣大的國家，老是穩、慢，就會出大禍，快一點就好些。對「穩妥派」的辦法就是到了一定時候提出新的口號，使他們無法穩。「冒進」是穩妥派反對「躍進」的口號，我們要用「躍進」代「冒進」，使他們不好反對。毛澤東還說，還有些人可能是「觀潮派」、「秋後算帳派」，如果今年得不到豐收，還會有人出來說「我早就有先見之明，還是我的對」。到那時又要刮颱風的。黨內中間偏右的人是「觀潮派」，他們是「樓觀滄海月，門對浙江潮」。在大躍進期間，「觀潮派」、「秋後算賬派」的帽子滿天飛，都是從這裡「批發」出去的。 毛澤東並不是偏執狂，看到大躍進潮頭已起，他還是講了一些冷靜的話。在武漢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報紙不要動不動就宣傳什麼「化」，如「綠化」，「水利化」，還講到「做事要留有餘地」。 但是，由於整個制度沒有制衡力量，沒有負反饋，毛澤東這些冷靜的話，被人理解為這是方法問題、策略問題，他的思想實質還是要「化」，還是要把勁鼓「足」，「充分」調動一切力量。 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和政策形成過程中有這樣一種現象：黨的領袖提出一個指導思想以後，全黨緊跟，並且通過輿論工具在全社會造成一種巨大的聲勢。在幹部隊伍中難免有偏激者或好走極端的人，而這種人常常得到重用。「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專制制度下必然現象。領袖的思想常被下面的人推向了極端。這時，領袖又出來說話，成為糾偏者，他顯得比別人更英明，更清醒。但下面的人又「從本質上」理解他的這些「清醒」、「英明」的話，還是沿著原來的傾向走下去。在領導人眼中，走極端的人和不緊跟他的人相比，前者還是可愛一些。「右是立場問題，左是方法問題」，還說走極端的人有「樸素的階級感情」。下面的人深知這一點，所以，領袖這些糾偏的話通常是不起作用的。 六、八大二次會議：總路線終於形成 在一個黨單獨執政的情況下，這個黨必須團結一致，必須統一思想。當然，思想只能統一在領袖的思想上去，團結只能團結在領袖周圍。凡是與領袖不一致的，只能放棄自己的看法，服從領袖。如果個別領導人和領袖公開對抗，那就是「分裂黨」。「分裂黨」是十惡不赦的罪名。劉少奇、周恩來之所以對毛澤東百依百順，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經過八屆三中全會、南寧會議、成都會議，大躍進的勢頭已定。毛澤東高速度發展戰略已被全黨所接受。在成都會議上總路線的提法已初步形成，現在需要開一次黨代會，把總路線確立起來。這就是八大二次會議。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半年前開了一個八屆三中全會，現在又要開八大二次會議。這兩個會有什麼不同呢？八屆三中全會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八大二次會議的全稱是「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前者是中央委員會，後者是全國代表大會。從法律地位上看，後者高於前者。 八大二次會議是在1958年5月5日到5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會上聽取並討論了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委員會作的工作報告，聽取並討論了鄧小平的關於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莫斯科會議的報告；聽取了譚震林作的關於《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第二次修正案）》的說明；增選了中央委員。 劉少奇的報告接受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對國內主要矛盾的估計，正式否定了八大的決議。報告嚴厲批評了「反冒進」，指摘反冒進造成了生產建設上的「馬鞍形」（即1957年低於1956年和1958年）。全面闡述了「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在闡述中，劉少奇特彆強調速度，要求「儘可能地加快建設」，以以論戰的語氣尖銳地批評了「有些人說，提高建設速度會使人們過度緊張。」、「有些人懷疑多快好省的方針會造成浪費。」、「有些人擔心執行多快好省的方針，會在經濟上造成不平衡。」、「有些人懷疑農業生產究竟能不能高速增長。」等對高速度懷疑態度。劉少奇完全按照毛澤東的調子說： 有人批評我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說得正對！難道我們能夠不好6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嗎？難道我們應當好小喜過，絕功棄利，安於落後，無為而治嗎？  劉少奇在報告中要求各級領導「真正地能夠站在群眾的前面，運動的前面」，對群眾的熱情「應當十分愛護，絕不允許向群眾潑冷水。」 在這次會上，毛澤東講話四次，在5月8日的第一次講話中，他廣徵博引，用古今中外成功者的故事，講解放思想，無所畏懼，講年輕人勝過老年人，講學問少的勝過學問多的，講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講這些的目的還是超英趕美。會議期間，他在一份報告的批示 中寫道：「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幹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對於我國7年趕上英國，再加8年或者10年趕上美國的任務，必然會有重大的幫助。」毛澤東當時可能沒有想到，他提倡的「破除迷信」最後變成了全民破除科學；他提倡的「敢想敢幹」變成了全民的蠻幹，胡干；他提倡的「解放思想」最後變成「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狂想；他說的「高貴者最愚蠢」成了打擊專家、學者的根據。 在5月8日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倡「厚今薄古」。他表揚歷史學家范文瀾的文章《歷史研究必須厚今薄古》，毛澤東這時站了起來，說：「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這時林彪插話說，秦始皇焚書坑儒，毛澤東反駁林彪說：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知識分子？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毛澤東在5月17日的講話主要是講國內外形勢。在講到農村有人叫沒有糧、油、布時，毛澤東說： 這些你要加以分析，真的糧油布都沒有了？柯慶施同志給我講過，在江蘇做過一次統計，1955年縣、區、鄉三級幹部中。30%鬧得最凶，替農民叫「苦」，說統購統銷「統」多了，他們是哪些成份呢？這些幹部的成份都是富裕中農，或者先是貧農、下中農，後來上升為富裕中農的。所謂喊農民苦，就是富裕中農苦。富裕中農想存糧，不想拿出糧來，想搞資本主義，就大叫農民苦。下邊這樣叫，地、省、市、中央沒有人叫嗎？沒有人多多少少受家庭、農村的影響嗎？問題是你站在哪個立場上看問題。是站在工人階級、貧、下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還是站在富裕中農的立場上看問題。 毛澤東這段話堵住了幹部的嘴，誰要說農民沒有糧食吃，誰就是站錯了立場。如果一個幹部犯了立場問題的錯誤，他的政治前程也就完了。1958年冬天以後的三年大饑荒中，明明農村沒有糧食，很多幹部不僅不為民請命，反而還說農村有糧，原因就在這裡。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不止一次講過這樣的話。 講到「準備對付災難」這個問題時，毛澤東出人意料地講到： 假如黨分裂，要亂一陣子。假如有人不顧大局，如高崗、饒漱石那樣不顧大局，黨就要分裂，他就要走到自己的反面，就會出現不平衡。當然最後還是可以平衡。不平衡走向反面就平衡。黨代會代表，特別是中央委員更要注意，要顧大局，誰不顧大局，誰就會栽跟頭。凡不顧大局搞分裂的，有什麼好結果？……高崗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不顧大局鬧分裂有什麼好處？不應當鬧分裂，鬧分裂是不對的。  毛澤東在這裡警告對總路線持懷疑態度的人要小心，如果和他不一致就沒有好下場。周恩來徹底投降了，沒想到一年以後又跳出個彭德懷出來「搞分裂」。這段話為廬山會議整彭德懷埋下了伏筆。 對於反冒進的批評，在南寧會議和成都會議上已經很徹底了，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批評火力不減。周恩來、陳雲再一次作檢查。陳雲在檢討中說「反冒進的錯誤是看不見和低估了當時群眾生產高潮的偉大成績，是誇大估計了當時財政和市場的緊張情況。」「如果不是得到毛澤東的及時糾正，聽任這個錯誤發展下去，必將使命我們的事業受到很嚴重的損失。」 周恩來在5月17日的大會發言中說： 這次會議是一個思想解放的大會，也是一個充滿共產主義風格的大會。大會的發言豐富多采，生動地反映了人民在生產大躍進、思想大解放中的建設奇蹟和革命氣概。真是一天等於20年，半年超過幾千年。處在這個偉大的時代，只要是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不為這種共產主義的豪情壯舉所激動，也就不能不衷心地承認黨中央和毛主席建設路線的正確。同時，也更加認識反冒進錯誤的嚴重。我是反冒進的主要負責人，應該從這件事中得到更多的教訓。  接著，周恩來再一次對反冒進作深刻的檢查，還把反冒進的錯誤同右派進攻聯繫起來。他又以現身說法的方式，把話題轉到對毛澤東的歌頌上： 中國幾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離開或違背他的領導和指示，就常常迷失方向，發生錯誤，損害黨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多次錯誤就足以證明這一點。反過來，做對了的時候和做對了的事情，又都是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領導思想分不開的。  周恩來說毛澤東是「真理的代表」，在其它人的發言中也高度肯定毛澤東，整個會上對澤東的歌頌聲不絕於耳。陶鑄在發言中不僅歌頌，還要求全黨學習毛主席著作。他說： 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須在全黨廣泛地深入地學習毛主席著作。這幾年來，我們的學習有教條主義偏向，過分強調學習外國的經典著作，而忽視了學習主席著作，這是不對的。毛主席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主席的著作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光輝典範，在一系列的根本原理上，捍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對於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好的教科書。……毛心席的著作不僅是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偉大武器，而且是取得建設勝利的偉大武器。  人們普遍認為，提倡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是林彪。實際上，陶鑄比林彪早了好幾年！讀者可以對照一下，林彪幾年以後說的話和陶鑄的話何等相似，是不是林彪偷了陶鑄的專利權？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值得奇怪的。在專制制度下，爭相向皇帝獻媚、爭相邀功取寵，本來是正常現象。這是在專制制度下的必然現象。 王任重發言的題目是《如何領導大規模的群眾運動》，他從六個方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其中頗有新意的是「大辯論，大字報，大檢查」：「幹什麼，辯什麼，哪裡不通哪裡辯，方式靈活，田邊地頭，床頭灶頭，會內會外，父子、兄弟，夫妻、母女、婆媳之間，都可以辯。一場辯論之後，是非分明，工作好做了，落後保守容易克服，先進經驗好推廣了。」王任重這個「發明」很快在全國推廣，辯論會實際是批判鬥爭會。這次會上毛澤東提倡的「插紅旗」「拔白旗」風行全國，不知多少說真話的人被摧殘在「大辯論」和「拔白旗」之中！ 柯慶施的發言內容是文化革命。他描繪了15年以後的美好情景：人人知書識理，大家都能讀《資本論》，大家都懂得高等數學。蒼蠅、蚊子、臭蟲、老鼠、麻雀等等早已斷子絕孫，每個生產隊都有自己的李白、魯迅和聶耳，共產主義的最後建成，也就離我們不遠了。 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是驚人的一致。從5月8日開始大會發言，口頭髮言117人，書面發言140人，都表示完全擁護這條總路線。國務院有關部委的發言不僅完全支持總路線，還把已經很高的指標，再進一步調高。 5月23日，會議作出決議：一致同意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創議而提出的「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 在這次會上，大躍進已經開始。思想一旦統一，經濟官員們急忙把總路線落實到具體建設指標之中。 國家計委負責人李富春的發言題目是《趕上英國，再趕上美國，第二個五年計劃是關鍵》，他把超英趕美的設想一一落實到令人振奮的指標數字上。這些指標得到了大會批准。他說：「1958年的形勢完全說明，第二個五年是可以大大地躍進的。」 中央各部門唯恐說自己落後，他們的躍進指標又遠遠高於國家計委的指標。冶金部長王鶴壽的發言題目是《十五年趕上美國》他說，明年鋼產量達到1200萬噸，1962年達到3000萬噸以上，1967年達到7000萬噸以上，1972年達到1.2億噸以上，是完全有把握的。鐵道部長滕代遠在發言中提出了15年內修建12萬公里鐵路的安排。農墾部長王震發言提出10年內開荒3億畝。沒有大會發言的部長們也向大會提交了本部門大躍進的報告。交通部黨組的報告是：《全黨全民辦交通，水陸空運大躍進》；紡織部黨組的報告是《在五年內紡織工業主要產品超過英國趕上美國》；林業部的報告提出5年內把15億畝荒山全部綠化……。  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們，又把中央部門的指標分解到各自的省。為表示自己緊跟中央，定出了比中央各部委更高的指標。省委書記們競相向毛澤東表示效忠，你的指標高，我比你還要高；你的速度快，我比你還要快。這些指標，能不能完成，是不是符合實際，除了毛澤東以外，是沒人有敢提出質疑的。 中國有句古話：「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這是在專制制度下，下級官員迎合上級的情形。1958年的情況也是如此。處在一層一層的權力階梯上的官員們，總是把最高層的意志一步一步地推向極端。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中，除了進一步鼓吹大躍進以外，又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有些中央領導人說：黨的這條總路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本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又一光輝範例，同時也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學說的新發展。」「擁護和相信毛主席就是擁護和相信真理」。「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 「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這句話聽起來有點肉麻，但是，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這恰恰是殘酷的現實！ 八大二次會議後，毛澤東意猶未盡。他對「躍進」這個詞兒不停地玩味和欣賞。這中間還有一個插曲。5月25日，在八屆五中全會上，彭真送來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報》社論，說「躍進」一詞是這篇社論最早使用。毛澤東立即揮筆寫了一段話，稱讚最早提這個詞兒的人「其功不在禹下」。 政治局、書記處各同志、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 重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覺得有味，主題明確，氣度從容，分析正確，任務清楚。以「躍進」一詞代替「冒進」一詞從此篇起。兩詞對立的。自從「躍進」這個詞提出以後，反冒進論者閉口無言了。「冒進」可反（冒進即左傾機會主義代名詞），當然可以振振有詞。躍進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把自己拋到一個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此文發表時，我們一些人在莫斯科。是國內同志主持的，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頒發博士頭銜的話，我建議第一號博士贈與發明這個偉大口號（即「躍進」）的那一位（或幾位）科學家。 毛澤東 5月26日上午7時  其實，周恩來使用「躍進」一詞比這篇社論早140天。在1957年6月26日，周恩來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就兩處使用「躍進」這個詞。周恩來看了毛澤東表揚《人民日報》社論，好像自己的專利權被別人侵犯了一樣，連夜把他作的「政府工作報告」送給毛澤東，並標明「躍進」這個詞在第9頁和第14頁上。同時為自己反冒進的錯誤辯解，但辯解是小心的，有度的，謙恭的，對自己首先發明「躍進」一詞的估價也是很有分寸的： 主席： 現將政府工作報告單行本送上。在第9頁和第14頁上提到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 我又將這個報告讀了一次。覺得我當時的中心思想是維護社會主義，反擊右派，從建設的實績上肯定了1956年的建設是躍進的發展，拋棄了對1956年建設是「冒進」的估計。但是，我當時還沒有意識到反「冒進」是方針性的錯誤。因而也就沒有認識到多快好省的方針和農業綱要40條可以促進社會主義建設，使其成為從量到質的躍進。我在這次黨代會上發言，說那是「開始覺醒」，經過三中全會，杭州、南寧、成都、三次會議的整風，和接觸了一些群眾的實際活動，才真正認識到這條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正確和力量。這是合乎實際情況的，因為我在這半年多的整風中思想並無抵觸，只是深刻感到自己思想認識的落後。  這也足以說明為什麼我在政府工作報告發表後只能起批判右派的作用。而對1956年建設是躍進的發展的估計並不能起促進社會主義建設的作用。必須在《人民日報》去年11月13日和12月12日兩篇社論根據三中全會主席宣告的精神進行號召，才能起動員輿論、促進運動的作用。從這裡可以看出一個真理，單單選詞相同，這是形式問題，主要看立的什麼旗，破的什麼邪。《人民日報》兩篇社論立的是多快好省和農業發展綱要40條的大旗，破的是反「冒進」而「促退」的邪氣，所以能夠提綱挈領、勢如破竹地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因此，我認為，《人民日報》這兩篇文章有同樣的價值和功勞。           周恩來1958年5月26日夜  看來，「功不在禹下」應是周恩來，而不是人民日報社論的作者。為了不埋沒周恩來最早使用「躍進」這個詞的功勞，毛澤東把周恩來送給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和信件發給到會的人。 小平同志：此件即付印，即刻發給到會各同志           毛澤東 1958年5月27日上午11時 功過已經分明，思想已經統一，總路線已經確定。全國很快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宣傳總路線的熱潮。5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把總路線的旗幟插遍全國》，其中強調「速度是總路線的靈魂」，要「用最高的速度來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全國所有的報紙按同一口徑發表文章。文藝界也開足了馬力，全國每一個角落，頌揚總路線的歌聲如潮：躍進，躍進，再躍進！ 鄧小平當時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周恩來因「反冒進」挨批，陳雲那時也不受重用，國務院很多工作就轉到書記處。1958年中共中央書記處是當時的權力樞紐。在「三面紅旗」方面，鄧小平是毛澤東的積極支持者。大躍進時期許多決策，都出處鄧小平主持的書記處。不過，「大躍進」的問題暴露以後，鄧小平能夠比較實事求是地對待，但他還堅持對「三面紅旗」的支持。改革開放以後的出版物對鄧小平大躍進這一段時間的情況極力迴避。 從1956年9月的八大一次會議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在一年半的時間內，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對國內基本矛盾的估計上，對經濟建設的指導方針，都從比較實際向錯誤的方向轉變：強調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矛盾，不顧實際條件強調高速度發展。在這個向錯誤的方向轉變中，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性作用。但是，從制度層面看，中國共產黨內不僅缺乏一種對主要領導人的糾錯機制，還有一種把領導人的認識推向更加錯誤的機制。當時毛澤東的確有點頭腦發熱，主持經濟工作的領導人，在實際工作中已經發現了毛澤東的思想偏差，並在實際中進行了糾正（反冒進）。但是一旦毛澤東堅持己見，糾偏的人放棄了糾偏，反而附和毛澤東。其他的人不僅不支持糾偏的人，反而站在毛澤東一邊，把毛澤東的錯誤認識更推向極端。為什麼沒有糾錯機制？這是專制制度固有的缺陷。1958年指導思想的錯誤，不僅僅是領袖和領導集團的錯誤，而是制度性錯誤。

（接上期） 毛澤東那時認為北京空氣沉悶，華東空氣活躍，想用地方促中央。他1957年12月8日離京，到華東住了一個月。在此期間，他通過浙江省委第一書記江華的文章和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文章，把他在中共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對國內主要矛盾的看法，在《人民日報》上公佈於世。這兩位省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思想跟得緊，跟得快。緊接著是杭州會議。1958年1月3日和1月4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發表了兩次講話。他用安徽一個冬季就挖了16億方土，超過7年的土方數量的事例（這是一個假數字，本書「安徽不安一章有介紹），說明原來的計劃太低了，太保守了，應該批評右傾保守。他還說，批評右傾保守就很舒服，愈批評愈高興。第二個五年計劃第三、四、五年就要修改，愉快地批判右傾。1956年工業增長了31%，沒有1956年的突飛猛進，就不能完成五年計劃。他要求各地開展比賽。今年三月比一次，夏季比一次，到十月開黨代會再比一次。省與省比，縣與縣比，社與社比。比輸了活該。他說，上海提要有幹勁，很好。《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人民日報》要轉載。他還說，趁熱打鐵，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斷氣，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義新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花力氣去破壞。    四、南寧會議： 毛澤東說周恩來離右派衹有50米 1958年1月6日，毛澤東到了廣西的首府南寧。11日到22日召開南寧會議，由毛澤東親自主持。會議是在一座高大的平房式別墅里召開的。這座別墅是越南領導人胡志明常住的地方。這個會把批評反冒進推向了高潮。 為了批評反冒進，會上把周恩來、李先念1956年有關反冒進的講話，1956年6月20日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人民日報》社論，作為參考材料印發給與會者，作為批評反冒進的「靶子」。在印發到會上的《人民日報》社論前面，毛澤東在文章上划了很多橫線、波線、豎線、三角，加了很多批語： 「庸俗的辯證法」、「尖銳地針對我」、「既然幹部走至了極端，不是方針錯了嗎？」、「批了右沒有？」、「庸俗的馬克思主義」等 。他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這裡一篇反冒進的社論，既要反右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進，好像『有理三扁擔，無理扁擔三』，實際重點是反冒進的。這篇社論，我批了不看二字，罵我的，為甚麼要看？社論針對誰？是針對我的『序言』提出的批評。」 他說的序言是毛澤東為《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寫的序言。作為南寧會議批判材料的還有周恩來1956年11月10日在八屆二次會議上《關於1957年計劃的報告》的節錄。  1月11日晚，毛澤東先從「紅」與「專」講起。他強調「又紅又專」，「紅」是指政治好，「專」指業務好。他說，我們是搞「虛業」的，你們是搞「實業」的，「實業」和「虛業」要結合起來。搞「實業」的，要搞點政治，搞「虛業」的，要研究點「實業」……管「實業」的人當了大官、中官、小官，自己早以為自己紅了，鑽到那裡面去出不來，義理之學也不講了。如反冒進。 他說：不要提反冒進這個詞，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6億人一泄氣就不得了。「庫空如洗」、「市場緊張」，多用了人，多花了錢，要不要反？這些東西要反。如果當時不提反冒進，只講十個指頭中有一個指頭生了瘡，就不會形成一股風。這股風吹掉了三個東西：一是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條綱要，三是促進委員會。這些屬於政治問題，而不是屬於業務。 十個指頭問題要搞清楚，這是關係6億人口的問題。究竟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是保護熱情，鼓勵幹勁，乘風破浪，還是潑冷水、泄氣？這一點被右派抓住了，來了一個全面的反冒進。 「十全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是毛澤東常用的說法。在以後的幾年中，這個說法成了各級領導人掩蓋工作中缺點錯誤的借口，誰揭露工作中的問題，就說誰沒有分清十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就說誰「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講到這裡，他回答「右派」對他的指摘： 陳銘樞批評我「好大喜功，偏聽偏信，喜怒無常，不愛古董」。張奚若批評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輕視過去，迷信未來」。過去北方畝產一百多斤，南方畝產二三百斤，蔣委員長積二十年經驗，只給我們留下四萬噸鋼。我們不輕視過去，迷信將來，還有甚麼希望？偏聽偏信，不偏聽不可能，問題是偏聽資產階級還是偏聽無產階級。有些同志偏得不夠，還要偏。不愛古董，這是比先進還是比落後的問題。古董總是落後一點嘛！一般是後來居上，不是今不如古。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樓，城牆打洞，張奚若也哭鼻子，這是政治問題。對陳銘樞和張奚若等的這種不同看法，毛澤東在各種場合反駁過多次。對「好大喜功」的回答是：「好六億人民之大，喜社會主義之功，有甚麼不好？」 在1月12日的講話中，毛澤東說他在1955年12月發表了《農業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序言，成了冒進的罪魁禍首。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說：「為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進攻，把一些同志拋到和右派差不多的邊緣，只剩下50米。」 這是說周恩來的。這一天周恩來在北京接見三批外賓。13日，周恩來一到南寧，就嗅到會議不同尋常的氣氛。他作好了挨批的思想準備。 1月13日晚上，毛澤東約周恩來、劉少奇談話，直到深夜。16日會上，毛澤東拿出柯慶施的文章《乘風破浪，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大加稱讚。這是柯慶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黨代會上作的報告，毛澤東曾作過修改，並要《人民日報》全文刊登。毛澤東說：「這一篇文章把我們都壓下去了。上海的工業總產值佔全國的五分之一，有一百萬無產階級，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首先在上海產生，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的文章。」他問周恩來：「恩來同志，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寫不出來？」看到毛澤東的目光，周恩來說：「我寫不出來。」毛澤東又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聽了毛澤東的話，周恩來和幾位副總理坐卧不安。  在南寧會議上，柯慶施、康生、李井泉也附和毛澤東，批評反冒進。王任重在會上受到毛澤東的表揚，陶鑄表示「要趕上柯老」。對反冒進的批評，使會上氣氛很緊張。李先念緊張得睡不著覺，吃安眠藥。大家心裡納悶：這到底批評誰？劉少奇說，主席是批評管經濟工作的幾個人的。1月17日晚上，毛澤東約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談話，明確講批評主要是指陳雲的（陳雲沒有參加南寧會議）。1月19日，毛澤東單獨與周恩來談了一次話，接著開全體大會，次日凌晨一時結束。不知周恩來是顧全大局還是以退自保，在這次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說：反冒進是一個問題、一段時間（1956年夏季到冬季）帶有方針性的動搖和錯誤……這是一種右傾保守主義思想。是與主席的促進方針相反的促退方針。這一反冒進的錯誤，我要負主要責任。  在1935年以前，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在毛澤東之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周恩來和毛澤東的關係，成了君臣關係。周恩來主動把自己放在宰相的位置，經常放棄自己的看法順從毛澤東。周恩來的順從，更使毛澤東的認識沿著錯誤的思路繼續發展。南寧會議及以後的一段時間，周恩來被毛澤東壓得非常痛苦，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結束以後，他決定辭職。到目前為止，研究者還沒有看到周恩來寫的辭職報告，也沒有看到別人記錄下他的口頭辭職報告。但在檔案中卻留下了中共中央討論他辭職問題的簡要記錄。1958年6月9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就周恩來提出「繼續擔任國務院總理是否適當」等問題進行討論，同時討論還討論彭德懷的「不擔任國防部長」的辭職要求。 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林彪、鄧小平、彭真、彭德懷、賀龍、羅榮桓、陳毅、李先念、陳伯達、葉劍英、黃克誠。與會者一致認為：周恩來「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任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 。 1月21日，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作總結報告，主要講要作方法六十條。形成正式文件時，題名為《工作方法六十條》，在這個文件中，要求各級領導對經濟指標實行「兩本賬」制度：「中央兩本賬，一本是必成的計劃，這一本公布；第二本是期望完成的計劃，這一本不公布。地方也有兩本賬。地方的第一本就是中央的第二本，這在地方是必須完成的；第二本在地方是期望完成的。評比以中央的第二本賬為標準。」這樣，從中央到省、地、縣、鄉，上級的期望完成賬變成下級的必須完成賬，各級計劃層層加碼便成了正常制度！在這樣的制度下，即使中央指標不高，層層加碼到了基層，也變得極為沉重而難以實現了，何況中央還不斷提出高指標？由此而給基層幹部帶來的巨大壓力，成為「高指標」、「浮誇風」也就難免了。   五、成都會議：總路線已有雛形 1958年3月9日召開的成都會議，是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只請部份省委書記到會。會址是成都金牛壩賓館。會議3月26日結束。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始終處於興奮狀態。在18天的會議中，除了在聽各省彙報時不斷插話外，一連發表了六次長篇講話。參加會議的吳冷西回憶說，當時毛澤東「真可謂思如泉湧，氣若長虹，高屋建瓴，勢如破竹。」  成都會議是在南寧會議一個月以後，由於南寧會議的貫徹，全國各地已經出現了「批右傾，爭躍進」的潮頭，各省和中央各部重新修訂計劃，再次提高原來的指標，並紛紛上書毛澤東表態。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的報告說： 毛主席不斷革命的指示，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能不能躍進、敢不敢躍進的問題，打破了庸俗的「平衡論」，粉碎了「反冒進」（就是反躍進）的觀點，以最鋒利的馬克思主義武器把我們武裝起來，乘風破浪，躍進再躍進。  成都會議和南寧會議的基調一樣，批評反冒進，鼓勁，為形成「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的總路線」繼續統一思想。看到大躍進的潮頭已起，在成都會議上，毛澤東也不是完全講一面話，他大講辯證法，也講了不要指標太高，要留有餘地的話。但他總的精神是鼓勁，他的另一面的話就被人們理解為策略性的。 他說，兩種方法比較，一個是馬克思主義的「冒進」，一個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究竟採取哪一種？我看還是採取冒進。他強調「做工作要轟轟烈烈，高高興興，不要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搞社會主義有兩條路線：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還是轟轟烈烈好？」很明顯，冒進是轟轟烈烈，反冒進是冷冷清清。 在成都會上，毛澤東反覆講要解放思想，敢想敢幹。他特別鼓勵年輕人敢想敢幹。他舉了古今中外很多名人的例子，說明「自古以來，創新思想、學派的都是學問不足的年輕人。」「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他還號召人們要敢於突破原有的條條框框，大膽地創新。「一切正義的、有生命的東西開始都是違法的」。 毛澤東這種說法不能說沒有道理，但是，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這些話傳達到基層以後，一大批無知的年輕人，在大躍進中為所欲為，為了完成某一政治任務而不顧其它，成了一支巨大的破壞力量。 毛澤東在會議上講到要躍進，但不要空喊，要有辦法，有措施。否則，指標很高，實現不了。他說，有的高指標沒有實現，是主觀主義，但無大害處，屁股不要打得那樣重。現在不是去潑冷水，而是提倡實報實說。他還說，建設速度，是個客觀存在的東西，凡是主觀、客觀能辦到的，就要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但辦不到的不要勉強。現在有股風，是十級颱風，不要公開去擋，要在內部講清楚，把空氣壓縮一下。要去掉虛報、浮誇，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毛澤東要求，要宣傳豐收的例子，搞幾十個、百把個例子，來說明對立統一如何轉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認識。 毛澤東沒有料到，他要求宣傳「豐收例子」，引發了各地大放「衛星」，都變成了浮誇的典型。對這些浮誇典型，人們又不敢「潑冷水」，不敢「打屁股」，所以愈演愈烈，終於成了危害極大的「浮誇風」。 在「氣若長虹，勢如破竹」的毛澤東面前，劉少奇唯恐緊跟不及，他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當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當然，主席有些地方，我們是難以趕上的，像他那樣豐富的歷史知識，那樣豐富的理論知識，那樣豐富的革命經驗，記憶力那樣強，這一切不是誰都可以學到的。  他附合毛澤東的想法說：「急性病是超過實際可能性的問題，慢性病是落後於運動的問題，人們往往看到急性病，而忽視慢性病的危害，應當認識慢性病所造成的損失，絕不亞於急性病。」「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速度到底應當多快呢？現在還難以預料，從當前來看，右傾保守還是主要的。」 3月25日，周恩來又一次對反冒進的「錯誤」作檢查。他說： 我負主要責任提出的反冒進報告，就是對群眾生產高潮這個主流潑了冷水，因而不是促進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費，四十條也被打入了冷宮，這就是問題的本質。 反冒進的錯誤在於將一個指頭當作多個指頭，沒有給群眾高潮撐腰、想辦法，而是重重限制、層層束縛。但是，我當時卻沒有這樣認識，以後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毛澤東的兩位重臣如此低三下四，他的任何意見也就完全可以暢通無阻了。在劉、周之下的官員們也都作了檢查。3月21日，陳雲在會上作了較長的發言，檢討了反冒進中的錯誤。陳伯達作了長篇發言，用理論的語言把毛澤東的想法「科學化」，還提出「一天等於20年」的口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 陶鑄在3月18日的發言中提出解決「搞社會主義的立場問題」，他舉例說，合浦專區縣以下幹部大概有80%的幹部搞社會主義是有困難的。毛澤東插話說，這個問題全國也沒有解決。陶鑄表白說「前兩年反冒進，我沒有反，我是被反的」。3月19日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在會上受命與沒有到會的河南、湖南兩省聯繫，顯得不同於一般省委書記。他的發言，不僅講湖北，還講河南。他說：「速度到底有多快？我的看法，農業也好，工業也好，發展速度是非常迅速的，其快的速度，不是我們在平常情況下能估計到的。」「不管河南也好，湖北也好，增產確實不是平常的速度。湖北今年麥收要比去年增產50%-70%。」「一個禮拜一個縣就車子化了，群眾性的工具改革成果很大。」王任重表白說：「我們沒有反冒進，我們查了報紙、會議文件、紀錄，從全年看，省委總的方向上是反保守的。」  在成都會議上，所有反冒進的人都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全都向毛澤東臣服；沒有反冒進的或被反的紛紛表功。與會者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討好毛澤東，並且把他的想法向更為極端發展。 成都會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次會上毛澤東多次提到「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將它與「多快好省」連在一起，稱之為「總路線」。在3月25日，中共中央將提交給八大二次會議的《報告草稿》提交給與會者討論。《報告草稿》中，毛澤東將一段話修改為「今後我們的任務，是要貫徹執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為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奮鬥。」並批示：「此件可用。略有修改。或者還需作某些修改，可由少奇同志及小平同志斟酌處理。」  成都會議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之一是《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這個文件對人民公社的出現，起了重要作用。 成都會議把個人崇拜提到了新的高度。在這次會議上，3月10日，毛澤東講到「個人崇拜」問題。他先若有所指地說：「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然後說：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甚麼不崇拜呢？我們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觀存在的反映。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種是不正確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這就不對了。反對個人崇拜的目的也有兩種，一種是反對不正確的崇拜，一種是反對崇拜別人，要求崇拜自己。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權力中心就是真理中心。毛澤東時代的制度就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下，誰的權力最大，誰就代表真理，最高領導人就是真理的化身。毛澤東說要崇拜真理，實際就是要別人崇拜他自己。他在這次講話中還借用列寧的話說「與其讓你獨裁，不如讓我獨裁。」按照他的邏輯，獨裁是合理的。 毛澤東提倡個人崇拜，其它人積極表態效忠。3月18日，陳伯達在發言中把個人崇拜提到理論高度，他：「應當把必要的權威同個人崇拜區別開來，這是兩種不同的事，沒有權威是不行的。」陳伯達引用恩格斯的《論權威》以後說，「權威問題，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常識，沒有權威，革命就不能前進；正如沒有舵手，輪船不能前進一樣。任何階級在每個歷史時期，都有代表群眾的中心人物和中心思想。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也是如此。他是我們中國無產階級思想的中心人物。」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