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歷史

（接上期） 三、公共食堂的幾起幾落 從1958年夏秋到1961年夏秋，公共食堂經歷了一轟而起――大批散夥――強令恢復――中共中央批准解散的過程。 公共食堂一轟而起後，大吃大喝了兩個月，沒有糧食，不少食堂散了伙。相當多的食堂是開開停停。以甘肅省榆中縣金崖公社紅柳溝大隊為例，1958年8月，前後不到十天，全隊54戶、308人都加入了食堂。初辦時每人每天口糧一斤，實際上還多一些，以後就放開肚皮吃飯，那時還能吃到蒸饃、麵條、米飯等，節日也可以吃到包子、花捲。由於人人可以吃飽，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不顯得突出，群眾意見不大。1959年4月，糧食定量下降，先是7兩半，後是半斤，幹部和炊事員多吃多佔顯得突出，群眾意見很大，辦了9個月的食堂散了伙。1959年11月，上級又動員辦食堂，大家不願意，就開展兩條道路的鬥爭，有十幾戶就勉強加入了食堂，其餘戶直到1960年4月份，將隊里分給的、自留地的糧食吃完以後，也先後加入了食堂。當時的口糧每人每天半斤。吃糊糊，有時斷炊。群眾怨言很多。中央「十二條」下來後，於1960年12月份又開始回家去吃飯，實際是散了伙。從此食堂再沒恢復，這一段也是9個月時間。前後兩階段同共經歷了一年半時間。 據本書作者在各地調查了解，全國多數地區的情況和榆中縣差不多。 面對公共食堂開開停停的狀況，毛澤東還是持樂觀的態度。1958年11月底，毛澤東在八屆六中全會上說： 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一批，認為一個不垮，是不切合實際的。因搞得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 我是到處講倒霉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黨分裂……打游擊。我們有一條馬克思主義的規律管著，不管怎樣，這些倒霉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歷史上多次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  1959年春夏之交，饑荒已經很嚴重，輿論上對食堂的批評也大膽一些。中共中央宣傳部的《宣教動態》上客觀報道說：在陝西省商城縣城關公社召開的黨員和社員代表大會上，不少基層幹部、代表對農村食堂提出了不少意見。有人乾脆提出：要「掀倒食堂」，「解散食堂」。有的雖然未明顯提出解散食堂，而卻說出了一大堆缺點。  此時，面對嚴重的饑荒，中共中央不得不向農民作出一些退讓。1959年5月26，《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第6條中提出，「認真地整頓公共食堂」，提出了「積極辦好，自願參加」的方針，規定了「口糧分配到戶，分配到社員，在公共食堂吃飯的，糧食交給食堂，節約歸個人；不在食堂吃飯的，糧食全部分給個人保管使用。」 ，五六月分中共中央允許恢復了社員的自留地，允許社員私養家畜和家禽。按照中央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59年上半年進行了初步整頓。主要的措施是：實行了「糧食分配到戶、自願參加、口糧依人定量、節餘全部歸己」的原則；按照便於生產，便於社員的原則，調整食堂規模，一般以生產隊為單位建立食堂；根據大集體、小自由的原則，採取各種靈活辦法，盡量給社員以方便；建立必要的民主管理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等。這些措施僅屬應急性質，並不是解決食堂問題的根本辦法，但使食堂初辦時的混亂現象有所好轉。 中央文件說是「積極辦好，自願參加」，「口糧分配到戶」但到基層，農民的「自願」被各級幹部以種種辦法剝奪。「口糧分配到戶」變成了「口糧指標到戶」，糧食還由生產隊掌握。浙江省委在起草《為爭取1960年糧油工作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的講話稿時，起草者按照中央文件的意思寫的是「以人定量，分配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審稿人改為「以人定量，指標到戶，憑票吃飯，節約歸己」， .本書作者在12個省調查，指標到戶，糧食由生產隊掌，不僅僅浙江如此，也是全國各地的普遍情況。為什麼各地幹部不願分糧到戶呢？因為糧食一旦分到社員家中，他們就不到食堂吃飯了，食堂就要垮台。1960年冬，浙江寧波地區停伙的396個食堂當中，有176個是分糧到戶造成的。  在整頓中，有的地區的農村，從實際情況出發，取消了供給制，解散了公共食堂。1959年5月上旬，中共四川省瀘州地委召開了縣委書記會，同意暫時停辦食堂。隆昌縣解散了98.72%（包括以前垮的一部分），富順縣解散了75.5%（以前垮的在外），合江縣解散了63%（包括以前垮的），敘永解散了75%（包括以前解散的少部分），瀘縣、古藺解散了大部分。 安徽省書記處書記張愷帆在無為縣蹲點，看到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也解散了四千多個食堂。  河北省在1958年秋後有30多萬個食堂，參加食堂的有3500萬人，佔全省農業人口的99%以上。1959年6月底，河北省只有食堂49004個，比原來減少了83.6%，加入食堂的戶數只有164萬戶，佔總農戶數的19.65%，較原來減省了80%。  食堂紛紛垮台的情況，毛澤東是很不滿意的。 1959年6月22日，毛澤東赴廬山開會的專列上，接見了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和書記處書記史向生等人，毛澤東對他們說：「食堂要堅持下來，又可以堅持下來。我不是要你們的食堂垮，我是希望能夠堅持下來。」 1959年6月29日，毛澤東在上廬山的船上，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他在講話中重申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提出按人定量，分配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他要求在這個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還說，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積極維持；一為湖北號召自願，擬從少到多，30%-50%，將來80%。吃飯基本要錢，一部分不要錢。四川老小不要錢，湖北半供給制。供給制部分要少，三七開，四六開，可以靈活。供給制不能否定。  到了秋收季節，糧食上場了，飢餓短暫緩解，毛澤東開始反擊了。1959年8月5日，毛澤東對中共湖南湘潭地委工作組的一個報告中批道： 印發各同志。此件值得一看。一個大隊的幾十個食堂，一下子都散了；過一會，又都恢復了。教訓是：不應當在困難面前低頭。像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這一類事情，是有深厚的社會經濟根源的，一風吹是不應當的，也不可能的。某些食堂可以一風吹掉，但是總有一部分人，乃至大部分人，又要辦起來。或者在幾天之後，或者在幾十天之後，或者在幾個月之後，或者在更長時間之後，總之要吹回來的。孫中山先生說：「事有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為先知先覺者決志行之，則斷無不成者也。」這句話是正確的。我們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屬於這一類。困難總是有的，錯誤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觀主義的思潮，是腐蝕黨、腐蝕人民的一種極壞的思潮，是與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的意志相違反的，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相違反的。  1959年上半年整頓農村公共食堂的工作，因廬山會議上的反右傾鬥爭而被迫停止下來。七、八月間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談到食堂問題時說：「過早地提出吃飯不要錢」，「提倡放開肚皮吃」，「都是一種左的傾向」。 周小舟認為食堂「不利於節糧、養豬、造林、積肥，而且浪費勞力，吃得不愉快」。 張聞天在發言中指出：「現在有些人把供給制、公共食堂等同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怕取消供給制就不夠進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會主義。其實，這完全是兩回事，是兩個不同的範疇。社會主義並不一定要採取供給制、公共食堂這種辦法」。 這幾位說真話的高級幹部被打成右傾反黨集團，這些正確的意見也被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 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7月23日的長篇講話中，強調「食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堅持不解散食堂的「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毛澤東對解散食堂的批評不僅停留在「悲觀主義思潮」上，而是重重地扣上了一頂政治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毛澤東對安徽省么書記處書記張愷帆解散食堂的十分憤怒，說他「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宣傳機器緊跟毛澤東，密切配合，為公共食堂大唱讚歌，對批評公共食堂的意見大加鞭撻。1959年9月20日，《人民日報》轉發了《中國婦女》的專論《辦得對，辦得好，辦得適時》，駁斥「食堂「辦早了，辦快了，辦我了」的說法。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報》以《公共食堂前途無量》題發表社論。用論戰式的風格、政治高壓語言說：「當多數農民積極支持公共食堂的時候，不但遠在天邊的帝國主義者為此而大吵大鬧，就是近在眼前的一些死抱住習慣勢力不放的人們，也借口某些食堂局部的暫時的缺點，指手劃腳地議論起來。」接著，社論自己設問自己回答的方式批駁了對公共食堂的一些不同意見，高調地歌頌了公共食堂的好處，指出了公共食堂的「光輝前景」。社論最後寫道：「帝國主義者對我們公共食堂的造謠誣衊，除了又一次暴露他們的無恥和無知之外，還能再有什麼呢」？「他們擔憂和害怕的，不正是我國勞動人民所歡喜和熱愛的嗎」？「至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如果他們堅持他們的脫離人民群眾的觀點，也學著帝國主義者的腔調，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這些新生事物看作眼中釘，那麼他們遲早就會發現，被人民拋棄的將不是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將是他們自己。」當時黨報在批評把國內的不同意見時，總是把這些不同意見和被當作萬惡不赦的「帝國主義」掛上鉤。 各省在貫徹廬山會議精神時，都找出了本省的「張愷帆」。四川最為激烈。四川省委在瀘山會議之前就即時「糾正」了解散食堂的問題。1959年5月22日，中共四川省委得知瀘州解散食堂的情況以後，當即嚴肅指出，這是右傾，責令地委限期恢復。幾天以後，李井泉又親自打電話批評地委，限7天內將食堂恢復起來，並且嚴厲指出：富裕農民幹部搞垮食堂，其目的是企圖搞垮人民公社，反對社會主義，因此，對抵制恢復食堂的幹部要給以嚴厲批評。對搞垮食堂又帶頭搶購食品的壞分子，要立即逮捕。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各縣的公共食堂又大部分恢復起來，由於沒有糧食，還有些食堂無法恢復。廬山會議以後，中共四川省委對瀘州解散食堂的作法進行了政治清算，地委幾位主工領導人都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中共四川省委指示：「通過大辯論，使不鞏固的公共食堂迅速鞏固起來，被右傾分子所解散的或被拖誇的食堂迅速恢復起來，。….同時整頓基層組織，撤換那些右傾分子，樹立擁護總路線、大躍進、公社化的積極分子的領導優勢，把公社、管理區、生產隊的領導權掌握在這些人手裡。」  由於開展了反右傾鬥爭，用強大的政治高壓堅持公共食堂，垮了的食堂又被迫恢復了起來。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份統計，截至1959年年底，全國農村已辦公共食堂3919000個，參加食堂吃飯人數約4億人，占人民公社總人數的72.6%。分省統計如下： 90%以上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河南（97.8%），湖南（97.6%），四川（96.7%），雲南（96.5%），貴州（92.6%），上海（94.5%），安徽（90.5%）； 70%-9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北京（87.4%），新疆（85.1%），浙江（81.6%），廣西（81%），廣東（77.6%），河北（74.4%），山西（70.6%）； 50%-70%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湖北（68.2%），福建（67.2%），江西（61%），陝西（60.8%），江蘇（56%），寧夏（52.9%）； 50%以下人口參加食堂的省份有：甘肅（47.7%）、山東（35.5%）、青海（29.9%）、吉林（29.4%）、黑龍江（26.5%）、遼寧（23%）、內蒙（16.7%）。  另據中央辦公廳整理資料，1960年2月底統計，在公共食堂吃飯人數占農村人口數的比例，河南為99%，河北為86.1%，山西為81%，甘肅為63.3%，山東為55.4%，黑龍江為40%，遼寧為33%，吉林為29.4%。  但是，因沒有糧食，到了1960年新年剛過，公共食堂又有解散的趨勢。這時，中共中央加緊了對公共食堂的鞏固和提高工作。 怎樣鞏固食堂的？中共中央經常採用典型引路的辦法，即通過總結介紹一個先進典型的經驗，讓全國效法。典型，即具有普遍意義的個案。在極權制度下，任何個案都具有普遍意義。在這種制度下，相隔千里的兩個生產隊都實行同樣的制度和同樣的政策，生活方式也沒有多大差別。 貴州省是中共中央抓的第一個典型。1960年2月24日，中共貴州省委向中共中央報送了《關於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兩天後中共中央就向各省、市、縣黨委批轉了這個報告。按語中說：「富裕中農階層中反對人民公社的分子，為了破壞人民公社，首先是破壞公共食堂。我們為了鞏固人民公社必須辦好食堂。」3月4日，毛澤東又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3月6日，中共中央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名義再一次下發各省。毛澤東的批語是： 貴州省委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情況的報告，寫得很好，現轉發給你們，一律仿照執行，不應有例外。中央所以這樣下斷語，是因為貴州這一篇食堂報告，是一個科學總結，可以使我們在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事業中，在五年至十年時間內，躍進一大步。因此，應當全國仿行，不要例外。仿行時要有步驟，要有堅強領導，要提高幹部和群眾覺悟，要走群眾路線。在1960年一年內，全國食堂達到貴州現時水平，也就很好了。在領導不強的地方可能一年達不到，那就1961年達到也可以。即使更長一點時間達到也可以。總之一定要達到，並且還要提高。請你們在今年春季專為食堂問題開一次規模較大的會議，是為至要。此件及附件，可登黨刊，並可轉發公社黨委。  後來的事實證明，貴州省是餓死人比較多的省份之一，據官方公布的數字推算，從1958年到1961年，非正常死亡人數89.59萬，婦女閉經、子宮下垂而少生人口116.97萬。1960年是大饑荒最為嚴重的一年（見本書第23章表23-3）。農民在飢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時候，貴州省委的報告是怎樣「科學總結」的呢？ 報告說，全省農村公共食堂13萬多個，80%左右是鞏固的或基本鞏固的。報告說， 「要辦好食堂，社員自留地勢必轉交給食堂」。報告認為，「富裕中農同我們作鬥爭的主要矛頭是針對食堂。」他們「千方百計地搞垮食堂，這就是挖人民公社的牆腳。」「食堂是我們必須鞏固的社會主義陣地」 在落實貴州經驗中，中共中央還批轉了中共河北省委「關於幹部參加公共食堂的規定」，要求所有的農村支部書記和隊幹部，除因病等特殊情況以外，一律參加公共食堂，不得獨自立灶起伙；所有的參加公共食堂的幹部必須同社員群眾一樣，按照定額吃，不得單立小灶額外吃好的；所有到農村的各級幹部，必須到公共食堂去吃飯。 這幾條規定沒有監督和懲治辦法，實際很難落實。 196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發布文件，向全國各地推薦了《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河南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1959年底全國公共食堂情況》三個材料。 其中，《河南省公共食堂情況》中說，河南全省公共食堂近336000個，在食堂就餐的人數占農村總人口的99%，基本辦得好的一類食堂佔66%，二類食堂佔31.2%，三類食堂只佔2.8%。毛澤東對此深信不疑，說使人看了高興。毛澤東在這個文件的按語中寫道： 請你們對這個極端重要的公共食堂問題，在今年一年內，認真大抓兩次，上半年一次，下半年一次，學習貴州河南等省那樣作出科學的總結，普遍推行。從省到社四級，都應組織生活福利委員會，派一個懂得政治、熱心肯干、善於分析問題、勤於到食堂考察研究、而沒有一點官僚主義作風的書記去當領導。在每一個食堂內都組織一個食堂管理委員會。 中央辦公廳整理的《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是根據河南、河北、山西、山東、甘肅、遼寧、吉林、黑龍江八個省的電話彙報整理的。這時正值全國批判彭德懷、反右傾運動的高潮，各省的彙報當然不敢說公共食堂不好。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中說，「目前多數食堂是辦得好的」。文中說「辦得好」有五條標準：種了菜，養了豬；吃得飽，吃得好；建立了民主管理制度；進行了炊具改革；講究衛生。還說，「各地結合整社，純潔和調整了食堂工作人員隊伍……培訓了管理員、炊事員、保管員」。「許多食堂進行了炊具改革，河南省一半的食堂實現了炊具機械化」。「食堂管理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山東建立了生活福利委員會……河南建立了伙食管理委員會……不少地方建立了社員生活委員會」。 《八個省農村公共食堂情況》一文指出，辦好食堂需要注意幾個問題：第一，口糧分配實行「指標到戶，糧食分到食堂」，即社員只能得到指標，見不到糧食，糧食一律由食堂掌握，這比1959年廬山會議前的「糧食到戶」向左邁進了一步。中共中央在這一條下面批註：「中央認為，這個問題必須堅決逐步實行」。第二，隨著集體生活的發展，自留地的作用逐步縮小，要逐步限制和減少自留地。第三，堅持糧菜混吃，節約用糧。第四，除了食堂以外，還要全面安排群眾生活，如黑龍江省全省農村搞綜合性生活站。第五，關鍵在於領導，如甘肅通渭縣由於領導嚴重右傾，全縣2800多個食堂只剩下十幾個，至今還沒有恢復（此時，通渭縣由於斷糧，已是餓殍遍地，全縣人口1960年減少了三分之一，請看本書「甘肅不甘」一章――本書作者注）。 根據中共中央的上述精神，農村公共食堂在1960年春季再次進行整頓：一是調整食堂工作人員，堅決撤換所謂反社會主義的「富裕中農」。如河南的信陽、洛陽、許昌三個專區，清洗各類「不純分子」或調換不稱職的管理、炊事人員2萬8千多人。 這裡的所謂「不純分子」、「不稱職的」，主要是指富裕中農。二是重新沒收社員的自留地。三是普遍實行統一用糧、指標到戶、實物到堂、憑票吃飯節餘歸己的原則。糧食分到食堂，使社員不得不到食堂吃飯。這些措施，使得公共食堂大面積恢復。到1960年4月，據河北、山西、陝西、山東、江蘇、安徽、浙江、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的統計，參加食堂的戶數達到農村總戶數的88.9%，參加食堂的人數占農村總人數的88.6%，其中河南省達到99%。6月2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像抓生產一樣抓生活》，樂觀地認為：「我國各地農村的公共食堂，自從今年春季普遍整頓以來，越辦越好」，「我國農村公共食堂已經進入健全發展的新時期」。 實際上，食堂維持下去十分困難。中共中央堅持逆水行舟。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以食堂為中心安排好群眾生活的要求，並且發出了「書記下伙房，政治到食堂」的號召。12月，中共中央在批轉一個省的報告中更加強調指出，「食堂是當前農村中階級鬥爭的尖銳所在」，要求「把安排生活和辦好食堂提到階級鬥爭的地位上來」。在「政治到食堂」、「抓食堂就是抓階級鬥爭」的思想指導下。農村公共食堂又進行了整頓。如河北省從省到公社抽調14萬名脫產幹部下鄉，對18萬個食堂大力進行整頓，「清洗了壞分子」，「撤換了徇私舞弊的炊管人員」，打擊了不少農村基層幹部和富裕中農。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從共產主義的理想出發，竭盡全力、動用各種政治手段、組織手段和專政手段，保護公共食堂，使它不致於解散，但是他們沒有想到，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某種理想，給群眾造成了巨大有災難。 四、把專政落實到每一個人的腸胃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來的危害就是浪費糧食。其中最集中的浪費是在1958年秋天。食堂初開辦的兩個多月，各地放開肚皮大吃大喝。如此放開肚皮，是因為當時有一股認為糧食已經過關的強大輿論，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擔心「糧食多了怎麼辦」。生產隊里的農民明明知道本地的糧食經不起這麼大吃大喝，但認為國家的糧食多，吃完了國家會供應。 「糧食供給食堂化，肚子再大也不怕」，不管勞動好壞，都一樣吃飽喝足。實行「放開肚子吃飽飯」，「開流水席」，來了就吃，吃了就走，寅年吃了卯年糧，造成糧食的大量浪費，致使有的公社到1958年底糧食就「吃緊」了，1959年春天便鬧春荒。 江西省豐城縣小港公社食堂辦起後，在「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飽飯」的口號下，既不顧生產生活條件，也不管社員覺悟，各村只管盯著吃飽吃好的目標辦。吃飯不限量，三菜一湯或四菜一湯開桌吃飯。一些社員怕吃虧上當，每餐都是死吃活撐。一些婦女吃飽後，還要再盛上一滿碗，邊走邊吃帶回家養豬餵雞。有的生產隊怕吃過了頭，實行定量供應，還被大隊幹部制止。一直到1959年春節前，才發現5個月吃了七八個月的口糧。  公共食堂建立初始，讓常年啃干饃喝稀飯的農民欣喜異常。遂平縣文化局文化股長梁永祥回憶說：「剛開始吃食堂，飯的花樣真多，光紅薯就能做出十幾樣的飯，有油炸，火炒，清蒸……成天價想著擺弄吃了。」一大隊劉庄和平隊食堂一個月改善20次生活，炸油條、糖糕、丸子、魚、肉等。社員沒有不高興的。  河北省懷來縣西榆林各隊都爭著製作大籠屜，指派炊事能手到食堂。到開飯時，一個個拿茶缸飯碗來打飯，真好像到了共產主義的樣子。作家協會下放的女編輯張希至擔任一個食堂小炒部的大師傅，炒出的肉片和北京飯館的差不多。頓頓是熱炒或煮的蔬菜。凈玉米麵餅子，還常有饅頭。這些都是過節和招待貴賓時才有的伙食，現在成了家常便飯。這一吃，就把中國農村吃垮了。  當時，社員和基層幹部都知道，敞開肚皮吃飯不會持續下去，但相信國家有糧食，吃完了可以靠國家。這樣吃了兩三個月，國家定量限內的口糧指標已經吃得差不多了。國家不但不給糧食，還要大搞反瞞產私分。苦果還是農民吃，不少地方到了1958年年底就出現了饑荒。食堂大面積停伙。在大饑荒年代餓死的幾千萬人當中，1958年就佔7.72%（見本書「大饑荒中的人口損失」一章），這些人主要是1958年最後一、兩個月餓死的。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危害是把「無產階級專政」貫徹到每一個人的肚子里。在農村，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實際是幹部專政，誰的官大，誰就可以對他所管轄的臣民進行「專政」。辦了公共食堂以後，生產隊長是一「堂」之長，誰不聽話，他就不讓誰吃飯。辦公共食堂，實際是讓農民把飯勺子交到了領導手裡，也就是把生存權交到了領導人手裡。農民失去了飯勺，就失去了生存權。本書在第一到第十四章中，介紹了大量的不讓農民吃飯、讓農民在食堂門前活活餓死的事實，這些事實是駭人聽聞的，但的確是在公共食堂這種制度製造出來的。例如，四川省敘永縣長江公社六一管理區第6生產隊全隊70戶人家，就有64戶被扣過飯。據四川省金堂縣竹篙公社初步統計，從1960年1月到12月，就有241個社員遭受幹部吊打和「洗毛芋子」，265人被扣飯，230戶被搜查，99人被罰苦工，68人被罰款，27人被送「土勞改隊」勞改或「留學」。其中被整死者達17人，致殘者3人。（詳見本書「天府飢魂」章） 劉少奇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一位副書記說：「為了建沒社會主義，就必須人人躍進，要躍進就得一天等於二十年。要實現這種高速度就要全民總動員，老弱病殘也不能白吃飯，要儘力出工。不能挑的就抬，肩也不能抬的就用手搬，就是一手端一碗土，爬著送到地里去，也比睡在床上貢獻大。」為了促使人人出工，凡是有勞不使，使而不儘力的都要扣飯、少吃，或者一餐幾餐不讓吃。由於口糧少，又實行扣飯、罰飯政策，有的社員餓得吃樹皮和草根。羅湖作業組有個楊十三老倌因糧食少了，又要勉強出工，實在支持不住跌倒在路上，再沒有起來。韶光大隊韶湖作業組有位70多歲的肖星階老人，民國16年曾是鄉農民協會骨幹，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飯餓肚子，終至卧床不起，臨死時對兒孫說：「以後每到我死的這天，你們盛一碗白米飯放在門檻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來飽吃一頓」。  公共食堂利用飯勺子來控制社員，通過對肚子專政來實行對人專政。這是公共食堂最大的危害。除此以外，食堂本身也有不少問題。 一是幹部多吃多佔，公共食堂成了幹部搞特殊化的基地。這不是個別現象有，是所有的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問題。本書有關各省的章節中對此有比較詳盡的介紹。在中國當時的制度下，在每一個權力等級上，都沒有對權力的制衡。任何一級官員，哪怕是生產隊的一個黨支部書記，只要取得了他頂頭上司的信任，就可以成為「土皇帝」，就可以毫無顧忌地為所欲為。在這種制度條件下的饑荒年代，幹部多吃多佔就成了十分自然的現象。幹部多吃多佔，貪污腐化，侵佔了本來定量很低的社員口糧，加劇了社員的飢餓。 二是把社員置於非常惡劣的飲食環境中。打飯要排長隊，過時吃不上。吃飯時從家裡到食堂遠的幾里路，近的也要走上幾分鐘，熱飯打回家成了涼飯。由於打飯時間長，孩子在家裡餓得哭。只要是山區，誰都得翻山越嶺去喝稀粥。1960年春，新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下農村搞調查。在瀾滄江山區，他看到一個老太婆挎著籃子，在風雨中爬坡上坎去食堂，渾身上下像在泥水裡滾過一般。農民們告訴閻：這位老人只爬兩座山樑，十五里，不算遠。最遠的有三十里，每天騎上毛驢上食堂，一天就忙著吃兩頓飯。閻紅彥向縣委提出，食堂「能辦就辦，不能辦就散」，可縣委書記不敢違抗中央指示，只好依舊讓農民翻山越嶺去喝粥。 食堂里做的飯菜質量很差。大鍋煮粥，粥里常有老鼠屎、羊糞蛋；大鍋炒菜，味道極差。斷糧以後，社員採的野菜得交給食堂做，做出來就更難吃了。社員吃飯不自由，糧菜難於調劑、機動。在這樣的飲食環境中，加重了饑荒對農民的殺傷力。 此外，公共食堂中毒事件不斷發生。據遼寧、甘肅、貴州和上海等19個省市的統計，1959年一、二月份共發生中毒785起，中毒的有8042人，其中死亡多人。三月份以來情況又有發展，僅據山西、河北、浙江、甘肅四地的不完全統計，中毒人數即達3843人，已死亡200人。  三是浪費了勞動力，降低了分值。湖南省長沙縣施家沖食堂，72人吃飯，做飯，整米、種菜、挑水、餵豬，一共佔了7男個勞動力、兩個女勞動力。總人口的12.5%的人專門為食堂做事，在家裡很多做飯的事順手就幹了。 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在臨夏調查的結果是，食堂所用的工日，佔全隊總用工日的13.16%。 胡喬木等在湖南韶山的調查結果是：「辦了食堂以後，砍柴、種菜、煮飯都佔用勞動力，生活用工往往占生產隊全部用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因而大大降低了農業勞動的工分值，直接影響了勞動積極性。」韶山大隊旺沖生產隊，在1957年，每個勞動日的工分值是0.94元，1961年，農業用工1466個，每個勞動日的工值應為0.69元，但由於加上食堂用工1812個，工值就降到0.32元。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五、城市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鄭州、哈爾濱等城市也成立了人民公社。1958年10月鄧小平視察了哈爾濱、長春、四平、瀋陽四個城市時，聽取了在城市試辦公社的彙報。鄧小平指出：「城市公社必須辦。全國農村正在逐步公社化了，城市不能落在後邊。」1959年12月10日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正式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問題。其中寫道：「人民公社……在城市也在開始進行一些試驗。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將來也會以適合城市特點的形式，成為改造舊城市和建設社會主義新城市的工具，成為生產、交換、分配和人民生活福利的統一組織者，成為工農商學兵相結合和政社合一的社會組織。」此時中共中央的態度比較謹慎，主張「繼續試點，一般不忙大量興辦，在大城市中更要從緩，只做醞釀工作」。  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指出：「中央認為對於城市人民公社的組織試驗和推廣，應當採取積極的態度」。與這個指示同時下發的還有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哈爾濱市香坊人民公社發展情況的報告》和河南省委《關於城市人民公社鞏固和發展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要求各省派一名書記率領幾個幹部到哈爾濱、天津、鄭州處參觀學習。3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天津會議）提出了「城市人民公社普遍化」的問題，毛澤東在會上談到這個問題時說：「不管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一律搞人民公社。」 加快了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速度。 196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上海市委關於里弄工作情況和建立城市人民公社打算的報告》，上海市委的報告說：「里弄居民工作還是城市中的一個薄弱環節：為數眾多的家庭婦女，和一部分閑散社會勞動力，還沒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組織起來參加社會勞動；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屬還有待於繼續加強改造；一部分個體經濟尚未完全走上集體化道路；一小部分居民委員會組織還不純；這和當前已經到來的大躍進形勢極不適應。在1958年里弄整風運動勝利的基礎上，為了徹底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準備組織城市人民公社。」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肯定了上海的積極態度，但對於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的家屬加入公社作出了一些政策性規定：第一，除對一些小業主在自願原則下可以吸收他們參加公社外，對於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家屬，不要急於讓他們入社；第二，不要動員他們拿出房屋、傢具。即使是自己送來，也應加以勸阻。第三，也不要動員他們進食堂吃飯，有些高級知識分子和知名資產階級代表人物要求加入食堂吃飯時，應當說服他們等到食堂辦好了再說。第四，不要動員他們對公社工業或其它方面投資。  1960年6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全國總工會黨組《關於當前城市人民公社發展情況和幾個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提出了以下幾個方面的經驗：一、關於整頓和純潔幹部隊伍，保證黨對公社各項工作的絕對領導問題；二、關於政社合一和對資產階級分子的政策問題；三、關於生產和生活方面的幾個問題；四、關於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的人民公社大搞生產協作、大搞經濟綜合利用問題；五、關於在城市人民公社運動新形勢下的工會工作問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參照執行。  1960年是大饑荒最嚴重的一年。既要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又要反擊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既要抓生產建設，又要安排生活（即將有限的糧食配給城市人口）。正如《關於城市人民公社問題的指示》中說的，是希望達到組織生產和生活、振奮人心的效果。城市人民公社被寄予了政治與經濟的雙重期望。1960年春天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繼續肯定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還樂觀地認為城市人民公社將把城市人民更加廣泛地組織起來，解放成千上萬的家庭婦女，這不僅有利於生產建設，也有利於城市社會生活的徹底改造。 1960年4月1日到8日，新華社連續發了系列報道，分別介紹了鄭州、哈爾濱、北京、重慶等地的城市人民公社的典型事迹。4月8日，新華社發了綜合報道《我國城市人民公社的發展》，報道說，全國加入人民公社的城市人口已達2000萬人，辦起了工業生產單位56000多個。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屆二次會議的北京、上海、天津、武漢、廣州五大城市的市委書記作了題為《建立城市人民公社具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聯合發言，盛讚城市人民公社不僅能促進生產高速發展，而且能徹底改造舊城市，使之適合於現階段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未來共產主義理想的工具，表示大城市也要逐步實現人民公社化。  在1960年4月至8月這一時期，城市人民公社運動加速，到8月底，全國城市人民公社已達到1077個，公社人口5693萬人，達到了城市人口的76%。1960年底，全國共有城市人民公社（不包括縣城鎮人民公社）1032個，其中以國營廠礦為中心組織的417個，以機關學校為中心組織的97個，以街道居民為主體組織的484個。參加公社人口6065萬人，占城市人口（不包括城市人口中近郊區的參加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口）的81%。  和農村人民公社相比，城市人民公社有幾點不同：其一，農村人民公社工農兵學商五位一體，政社合一，城市人民公社不完全是這樣。有些城市人民公社是以原有的區街政權為依託辦的，也仍然保留原有政權的牌子，相當多的城市人民公社是依託大企業、機關、學校組建的，主要是組織生產和生活的單位，而不承擔政權機關的職能。其二，農村人民公社以集體所有製為主（雖然一度急於向全民所有制過渡，但還是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雖然城市人民公社也是集體所有制，但全民所有制處於支配地位。這是因為城市人民公社生產的產品，大多是為國營工廠加工的零部件，或是國營工廠下放的部分產品。其三，從分配製度上看，農村人民公社以工分制、實物供給和少量的工資制，而城市人民公社則基本是實行工資制。 城市人民公社是在農村人民公社的帶動下建立起來的，其目標是增加城市的共產主義因素，削弱或者消滅「資產階級」對城市的影響。但是，由於與大饑荒同時發生的國民經濟困難，城市人民公社在六十年代就名存實亡，無疾而終。 城市人民公社雖然消失，它留下了三個結果，一是留下了區街工業，一些不能到大工業就業的人，在這裡就業；二是「對舊城市進行了改造」，即對舊城市的文化、生活方式、社會關係進行了較深入的掃蕩。三是消滅了在城市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中遺留下來的城市個體工商者，他們有的進入了街道工廠，有的在城市人口精簡中，被下放到農村。   第十八章 公共食堂 公共食堂起於1958年夏秋之間，停於1961年夏，有的地方停得更早一些。公共食堂在中國大地保持了不到兩年時間，但它帶來的災難和影響卻遠遠超過了兩年。公共食堂本來是人民公社的一個組成部分，應當放在人民公社一章里介紹。但對於大饑荒來說，它具有直接意義，所以單辟一章。 一、消滅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這個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細胞，既是生產單位，又是生活單位，還是生育和教育下一代的單位。然而，在某些理想主義者看來，家庭是私有制最基本的社會基礎，是實現共產主義或世界大同的障礙。所以，一些社會改革家主張消滅家庭。毛澤東等一批新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年青時就深受這種理想的影響，接受了消滅家庭的思想。 1958年3月22日，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第四次講話中說：「在社會主義中，個人私有財產還存在，小集團還存在，家庭還存在。家庭是原始共產主義後期產生的，將來要消滅，有始有終。康有為的《大同書》就看到了這一點。家庭在歷史上是個生產單位、消費單位、生下一代勞動力的單位，教育兒童的單位。現在工人不以家庭為生產單位，合作社中的農民也大都轉變了，農民家庭一般為非生產單位，只有部分副業。至於機關、部隊的家庭，更不生產什麼東西，變成消費單位、生育勞動力後備並撫養成人的單位。….總之，將來家庭可能變成不利於生產力發展的東西。….我們許多同志對於這許多問題不敢去想，思想狹窄得很。」 毛澤東此言一出，他的臣下們，不僅敢去想，也敢去做了。 當時的報紙說公共食堂是農村幹部「自發」辦起來的，實際上是當時那種政治形勢上下互動，「轟」起來的。開始，個別地方辦了不大的農忙食堂，上面立即總結，宣傳，表揚，把它提到共產主義的高度，其它地方也就跟著一轟而起。 公共食堂這一「新生事物」的出現，使毛澤東等領導人無限欣喜，他們似乎找到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途徑。恩格斯早在1845年就提出了公共食堂的設想。他說：「我們拿做飯來說，在現在這種分散經濟的情況下，每一個家庭都單獨準備一份自己所必需的、分量又不多的飯菜，單獨備有餐具，單獨僱用廚師，單獨在市場上、菜場里向肉商和麵包商購買食品，這白白佔據了多少地方、浪費了多少物品和勞動力！可以大膽設想，有了公共食堂和公共服務所，從事這工作的三分之二的人就會很容易地解放出來，而其餘的三分之一也能夠比現在更好、更專心完成自己的工作。」 1958年夏秋以來，毛澤東多次讚揚公共食堂。他不僅有恩格斯的根據，還有中國古代的根據。12月10日，在武昌會議上，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志》中的張魯傳，供參加會議的人閱讀。他對漢末張魯所行的「五斗米道」中的「置義舍（免費住宅）、「置義米肉」（吃飯不要錢）、「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勞武結合）等等作法十分欣賞。，他在批語中寫道：「道路上的飯鋪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食堂的先河。」「張魯傳值得一看。」  1958年7月19日和8月6日，周恩來兩次參觀河南省的「小麥豐收展覽會」除了肯定河南的高產衛星以外，還大力稱讚河南的公共食堂。他聽說河南的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後說：「上海的公共食堂只是賣飯，比起這裡還不行。」他說，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才算徹底解放。他對公共食堂、託兒所等組織評價很高，稱之為共產主義萌芽。周恩來參觀結束時，工作人員請他題字留念，他毫不猶豫地寫下了19個大字：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  劉少奇鼓吹公共食堂的一些言論，比較完整地表達了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思想。他在人民公社出現以前的1958年6月14日，在同全國婦聯黨組的談話中說： 毛主席講三無，無政府，無國家，無家族，這將來會統統實行。毛主席講過兩次，家庭要消滅的。不知道你們對消滅家庭怎樣理解？你們要座談一下。當然家庭消滅不是現在的事情，而是將來的事情。在中國，康有為最早提出消滅家庭，他主張男女結婚不得超過一年，他說這樣一來，六十年後就沒有家族了，他是從消滅私有財產想的，他認為家庭佔有私有財產，消滅了家庭就可以消滅私有財產。他說如果把妻子兒女作為私有就不能天下為公。因此，他主張消滅家庭。 毛主席講，家庭是歷史上產生的現象，也會消滅的……家庭在歷史上的作用是生產單位、教育單位、消費單位，它的社會職能有這麼多，現在家庭已不能成為物質生產單位了，物質生產的作用很小了，只剩下些家庭副業，但家庭還是消費單位。 現在社會上的勞動力有很大浪費。……現在家務是各個家庭操作的，家家做飯，家家洗衣，家家帶小孩，家家補衣服、做鞋子……進入共產主義社會，應該使婦女從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因此，我有這麼一個設想：要建立很多託兒所、公共食堂，辦很多服務性行業。河南一個農業社，有500多戶人家，其中200多戶搞公共食堂，家庭不再做飯了，組織起來以後，出工人數增加了三分之一。從前200多人做飯，現在只要40人做飯，而且還吃得飽些，好些，還節省了糧食。最大的好處是200人做飯變成了40人做飯，把煮飯變成了集體的事業，變成為大生產，大經濟。  後來，由於西方報紙批評中國共產黨消滅家庭，中國的報刊上不再提消滅家庭，是為了「不給反動派留下口實」，但消滅私有制的口號一直沒有停。新中國成立以來，所有的宣傳機器，所有的教科書，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種會議，無不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在幹部考察和任用中，還把共產主義信仰是否堅定，當作一個重要條件。既然公共食堂和共產主義關係這麼密切，不積極響應的幹部是很少的。所以，公共食堂一轟而起，發展速度驚人。很多地方不到10天時間內，所有農民都加入了食堂。 到1958年底，全國共辦農村公共食堂340多萬個，在食堂吃飯的人口佔全國農村總人口的90%。 連青海、寧夏這些西部邊遠省份，公共食堂也迅猛發展。據1958年11月20日《青海日報》報道：據不完全統計，全省已辦起公共食堂9800多個，在公共食堂里就餐的有150多萬人，佔全省農業總人口的90%左右。《寧夏日報》1958年12月6日報道，全自治區152個人民公社建立了9748個公共食堂，在食堂吃飯的農戶已有23.4852萬戶，占農戶總數的75.15%。建立在人口稀少、居住分散的山區的公共食堂，總數在5000個左右。青海和寧夏是少數民族聚居的西部地區尚且如此，中原大地公共食堂發展更加迅猛。1958年10月公共食堂發展到頂峰。 實際上，消滅家庭以後，更有便於各級官員更加強對農民的控制，使極權社會達到極致。1959年7月，對四川省新繁縣人民公社食堂的一份調查 稱，「人們在食堂一起吃飯，出工時間一致，保證了勞動時間。吃食堂以前，社員一天只能幹七八小時的活，現在，平均每人每天勞動10小時」，「以生產隊為單位的食堂，把生產和生活的組織合而為一了，過去開會排活浪費時間，現在隊長吃早飯時一宣布排工，碗盞一推，組長就帶人出工。」「公共食堂成為對社員進行教育的陣地。飯前飯後給社員讀報、組織收聽廣播，加強了對社員的共產主義教育」。這個調查報告，按照當時的主體輿論，列出了辦食堂的多種好處，如節約勞動力；社員吃得飽，吃得好；等等，後來的事實證明都是假話，而這裡摘引的加強了對社員的生活、行動和思想控制的內容，卻是事實。給幹部控制農民造成了方便，也是事實。 消滅了家庭的經濟單位功能以後，使家庭失去了生產自救的能力，他們不能依靠自己的勞動向大自然索取食物，只能完全仰仗國家，吃喝完全依賴食堂。消滅了家庭的基本生活單位以後，就降低了家庭抗禦饑荒的能力。家裡沒有鍋灶，連燒一壺開水的條件也沒有，更不用說弄點代食品充饑了。 二、大辦食堂過使農民家徒四壁 興辦公共食堂的過程是消滅家庭的過程，也是對農民掠奪的過程。農民家庭的灶拆了，鍋、盆、碗、盞等炊具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徵用。糧食集中到食堂，柴草集中到食堂集，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飼養。連社員挖的野菜也要交給食堂。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煙囪不再冒煙。有些地方，農村幹部手下留情，沒有搞得這麼徹底，社員家裡還保留簡單的鍋灶，從食堂打回飯菜以後，再熱一下。 在大辦公共食堂同時，還大辦幼兒園、託兒所、養老院。辦這些公益機構的物資都是從農民家庭里無償徵集的。房子是農民騰出來的。毛澤東的家鄉湖南韶山公社「由於辦食堂，集中住，房屋住亂了，變動面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原主不能回原屋，就是住在原屋的人也不能保障自己的所有權，家家戶戶不安心。」 有些地方把分散的居民點拆除，集中建設「共產主義新村」。房子拆了，「新村」建不起來，只好打散家庭，男女分開居住。這是真正消滅了家庭。1961年劉少奇回家鄉調查，跟隨劉少奇的蹲點工作組寫了一份材料中反映，寧鄉縣當時有84萬人口，有住房70多萬間。大躍進中了三次拆房高潮，只剩下45萬間，其中又有31000間被國家、集體無償佔用，社員可以居住的房子只有42萬間。 拆房不僅是為了建設共產主義新村，還有一個目的是拆下陳磚當肥料。大搞「積肥運動」，主意打到農民的住房上。 當時的報紙宣傳說，農民交出這些財產是自願的，實際情況是，在收繳這些財產時，幹部、民兵同時出動，挨家搜查，鬧得雞飛狗跳，有些地方還打人、捆人。即使有些地方農民自己交出來，也是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的被迫行為。當時全國各地已經形成了一種消滅私有制、向共產主義進軍的強大政治聲勢。 正是辦了公共食堂，才使得農民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被拆了房子的農民連「四壁」也沒有。 四川省簡陽解放公社解放管區的民主大隊，是省委書記李井泉「蹲點」的地方。全大隊有383戶、1537人，耕地面積1864畝，共轄八個生產隊。一個生產隊一個食堂。其中，「萬樂食堂」和「萬年食堂」是這些食堂中的佼佼者，不僅其規模大，設施好，而且聲譽高，遠近馳名。 這兩個食堂都是1959年四五月份利用社員原有的老屋改建的。據知情人員講，建立萬年食堂單是油漆房子的柱子、粉刷牆壁、做門窗等，就花去了一千多元（一個壯勞動力一天的勞動才兩角多錢）。萬樂食堂花的錢也是一千多元。萬樂食堂的餐廳可容七、八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萬年食堂的餐廳也可容下五六百人坐在飯桌邊吃飯。兩個食堂除了有用紅綠油漆漆好的大餐廳以外，還有很多閑置的房間，它們都被掛上耀眼名目的牌子：「俱樂部」、「圖書室」、「保管室」、「男來賓室」、「女來賓室」、「縫紉室」，以及「理髮室」、「醫療室」、「託兒所」等等。房屋四周的牆壁上，繪上各種各樣的花卉，設有各種各樣的欄台，諸如「批評與自我批評台」、「詩歌台」、「社員五好評比台」、「團員評比台」、「毛主席著作學習台」，以及「創作台」、「來賓詩話、留言台」等等。客廳正中放置一張鋪著花毯的長桌，上面擺著花瓶、熱水瓶、書刊。客廳前的天池裡，修建了一個五角形的花壇，種著美人蕉、鳳仙花、蘭草等花卉。大門上壁房頂列豎一排五彩旗竿十餘根，中間最高一根是國旗竿，兩翼分列的是彩旗竿。如果滿插旗幟，從遠處望去，煞像一個展覽館或大機關，絕不會想到它是一個集體食堂。 建這兩個食堂所花的錢，都是由社員出的，每家每戶4～5元；房子則是採取強迫與「說服」相結合的辦法，把原有的幾十家社員逼走後得來的。餐廳內的一百多張方桌、四百多根雙人條凳，全是從各戶社員家中強行搜來的。為了不讓方桌和條凳的主人認出來，就用油漆刷上統一的顏色，掩下了它們的原來面目。食堂建成後，前來參觀的人絡繹不絕：有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有地方機關的、省級機關的，有學校的、工廠的、農村的，熱鬧了好長一段時間。食堂的招待員、炊事員，都穿統一製作的白色工作服，圍鑲嵌荷葉邊的圍腰。遇有參觀者，他們便顯示其最高的「本領」：主食做大米白飯、花捲、包子、饅頭，菜肴則是各式各樣的，讓參觀者盡吃，吃好吃飽。另一方面，廣大社員這時連稀湯都喝不飽。  收走了炊具，收走了桌椅，收走了糧食，收了牲畜和家禽，接著就收走自留地。農業集體化以後，土地收歸集體所有。但是，留有很少的土地歸社員家庭種植。1955年11月9日通過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草案》，在第3章第17條明確規定，「為了照顧社員種植蔬菜或別的園藝作物的需要，應該允許社員有小塊的自留地」。自留地每人擁有的數量「至多不超過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平均數的5%」。 在1956年6月30日公布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與初級社規定的基本相同。 1958年8月29日公布的《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規定：「一般說，自留地可能在並社中變為集體經營」。 辦了公共食堂以後，家裡不做飯，種菜就沒有必要；沒有牲畜和家禽，也不需要種飼料。要辦好食堂，必須建立蔬菜基地，大辦養豬場，這就要佔有社員的自留地。中共中央向全國推廣的貴州省辦食堂的經驗中，明確提出「要辦好食堂，社員的自留地勢必要轉交給食堂」。因此，凡是辦公共食堂積極的地方，大都收回了農民的自留地。四川省最早收走了自留地，李井泉對他這一招十分得意。1960年2月14日晚，他召集涪陵、內江、瀘州、溫江綿陽、南充地委書記座談會上說：「去年我們在瀘州地區下決心收回自留地是搞對頭了，不然今年搞食堂還會要進行激烈的鬥爭。」  收走了牲畜和家禽，收走了自留地，除了集體生產以外，家庭副業完全被消滅。在大饑荒面前，農民家庭毫無自救能力，只好坐以待斃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1960年11月。11月3日，全國處於大饑荒最嚴重的時刻，中共中央才明確規定：「應該允許社員經營少量自留地。凡是已經把自留地全部收回的，應當撥出適當土地分給社員，做為自留地。今後不得將自留地收歸公有，也不得任意調換社員的自留地。」這個規定還是堅持自留地不得超過人均土地的5%。 但此時已到冬天，農民得到的自留地不能很快解決飢餓問題。 （未完待續）

三、「人民公社好」 通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那些公開反對集體化的人受到打擊，農民順從了。農村中的青年人，多數是願意集體化的。一群年輕人熱熱鬧鬧地一起勞動，比獨自在父親的嚴厲的指導下勞動愉快得多。他們太年輕，喜歡新鮮事，對改變現狀的事情都擁護。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改變對自己的利害關係。他們在家裡雖然沒有多大的發言權，但可以在社會上造輿論。與此同時，從上到下對合作社進行了整頓，改變了一些明顯不合理的東西，這也減少了農民的抵觸情緒。多數人入社以後，不願入社的人就顯得很孤立，不得不參加了合作社。 但是，人民公社還不是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而是按中央的意願，自上而下發動起來的。它起源於中央領導集團的共產主義情結，也起源於極權制度的需要。不過，它的興起卻藉助了全民大辦水利的契機。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在中央政府的號召和推動下，上千萬到上億的勞動大軍，從南到北都在大搞農田水利建設。這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要求在大面積的土地上統一規劃，修建長達十幾公里甚至更長的灌溉渠系。這種較大工程需要大量勞力和資金，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沒有力量辦這種事，只能通過調整農業合作社的規模甚至調整行政區劃來解決問題。中央有些領導人就產生了改變農村基層結構的思想。毛澤東曾一再強調「大社的優勢性」。 1958年的成都會議上，毛澤東認為，生產關係上的越大、越公，就能促進生產力的高速發展。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會議通過了《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 4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編者按的形式將毛澤東關於小社並成大社、小鄉並成大鄉、幾鄉並為一社的觀點發表。 成都會議傳出的信息啟發了河南省遂平縣的領導人，這個縣在水利建設、山地開發、發展多種經營方面，在山區與平原互相協助、共同發展方面，鄉與鄉之間發生過一些磨擦。如何解決這一矛盾呢？遂平縣委書記婁本耀、縣委農工部副部長陳丙寅認為，可以根據成都會議的精神，把在實際利益上難以協調的鮑庄、揚店、槐樹、土山這四個鄉合在一起。他們請示了到這裡檢查工作的信陽地區專員張樹藩，要他在聯合成大社的問題上表態，張樹藩說這是大事，要經過地委討論才能決定。 但他們等不及地委的討論，說干就干，立即召集4個鄉的黨委書記、鄉長開會。會上各自表態，他們都同意合併。後過經過信陽地委書記路憲文同意，1958年4月20日，嵖岈山大社正式成立。陳丙寅任書記，全國勞動模範、縣委委員鍾德清任社長。大社內分為八個部：農業部、工業部、水利部、林業部、畜牧部、文化衛生部、交通部。共有5566戶，30113人。 縣委向省委上報時，受到蘇聯集體農莊的啟發，改名為「嵖岈山衛星集體農莊」。1958年5月5日，專門到省委彙報的婁本耀，受到了當時正在河南的中共中央書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的接見。譚震林說：為什麼要叫集體農莊呢？你這個農莊實行的管理和分配形式實際上比蘇聯的集體農莊的層次要高，我看和巴黎公社的情況差不多，還是叫公社好。婁本耀一聽，很受鼓舞，連夜給縣委辦公室打電話，經反覆商量，最後名稱定為：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  其實，「公社」這個名字也不是譚震林的發明，而是當時不少中央領導人的集體創作。劉少奇在第一次鄭州會議上講話中回憶：「公社這個名字，我記得在這裡跟芝圃同志談過。去廣州開會，在火車上，有我，恩來，定一，鄧力群，我們四個人吹半工半讀，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是吹公社，吹烏托邦，吹過渡到共產主義，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 他們四人去廣州的火車上應是1958年4月25日或26日，在譚震林見婁本耀之前。 《陸定一傳》中是這樣記載他們四人的火車上是怎樣「吹」的。1958年4月底，劉少奇、周恩來、陸定一、鄧力群到廣州向毛澤彙報八大二次會議的準備情況，他們在火車上放開思想海闊天空地議論許多重大問題，包括半工半讀、教育如何普及、公社、烏托邦、過渡到共產主義，等等。劉少奇說：「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時候就為共產主義準備條件，要使前一階段為後一階段準備條件，我們搞革命就是這樣的，開始搞前一步的時候，就想到下一步，為下一步創造條件。我們現在建設社會主義，就要為共產主義創造一些順利條件。」他們還吹了空想社會主義，還吹了託兒所、集體化，生活集體化，還吹工廠辦學校，學校辦工廠……劉少奇要鄧力群去編空想社會主義，要陸定一編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到了鄭州，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到車站來看他們。劉少奇對吳芝圃談了他們議論的東西，要吳芝圃試驗一下。吳芝圃熱情很高，採取的辦法也很快。不久，河南農村就出現了託兒所、食堂，工農商學也有了，鄉社合併是老早就有了，只是不叫公社。八大二次會議，劉少奇講了半工半讀和生活集體化問題，後來要北京和天津試驗，公社就是這樣來的。事實上已經有了，他們叫大社。 5月間，中共中央八大二次會議召開。19日陸定一作了題為《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的發言。他在這個發言的最後說：「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談到幾十年以後我國的情景時，曾經這樣說：那時我們的鄉村中將是許多共產主義的公社，每個公社有自己的農業、工業，有大學、中學、小學，有醫院，有科學研究機關，有商店和服務行業，有交通事業，有託兒所和公共食堂，有俱樂部，也有維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鄉鎮公社圍繞著城市，又成為更大的共產主義公社。前人的烏托邦的夢想，將被實現，並將被超過。我們的教育事業和其他文教事業，也將朝著這個目標去發展。」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談到這件事時說，陸定一發言中的這段話，是在發言的頭天晚上，陸定一自己大會秘書處已經鉛印好的發言稿加上去的。這段話包括同少奇在火車上『吹』的那些內容，但主要是轉述毛主席在廣州向他們四位談的內容。 陸定一這段話雖然不長，但已經反映了公社的輪廓，勾畫出毛澤東對公社的構想和憧憬。 陸定一在火車上接受了劉少奇交給的編書任務，從廣州回到北京立即組織中央宣傳部的人全力突擊，6月間初稿編成。 收入初稿的第一條語錄，就是恩格斯1845年2月8日《在愛北菲特的演說》中描繪共產主義概況的幾段話。這條語錄就有兩個地方提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基層組織叫做公社。這部書的編出，對毛澤東最後決定把新合併起來的大社叫做人民公社起了不小的促進作用。因此，在後來的北戴河會議上，毛主席向與會同志一再推薦這本書，即《馬恩列斯論共產主義》。 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舉行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人民公社問題是議題之一。從此人民公社化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陳伯達得知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的情況後，立即派《紅旗》雜誌社編輯李友九到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幫助工作。李友九在這裡工作了一個月，和河南省委的幹部合作，寫出了《嵖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陳伯達將《楂岈山衛星人民公社章程》初稿轉給毛澤東，毛澤東如獲至寶，當即對章程初稿進行了修改，批示：請各同志討論，似可發各省、縣參考。這個文件於1958年9月24日在《人民日報》上全文發表，題為《嵖岈山人民公社試行草案》，成了全國各地辦公社的藍本。 1958年7月1日，陳伯達在《紅旗》雜誌第3期上發表了《全新的社會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向全國正式提出了「人民公社」的概念。7月16日，他又在《紅旗》第4期上發表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一文，公開傳達了毛澤東關於辦人民公社的思想。文章講到：「毛澤東同志說，我們的方向，應當逐步地、有序地把工（工業）、農（農業）、商（交換）、學（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裝），組成一個大公社，從而構成我國社會的基本單位。」 河南省在公社化運動中走在前面。8月22日河南省委向中央的報告說，截到目前為止，全省已建立人民公社1172個，正在建立的有300個。估計運動的結果，將並成1500個人民公社，平均每社7000戶左右，平原地區1萬戶左右。修武縣全縣13萬人口試辦一個以縣為單位的人民公社。  1958年8月6日，毛澤東視察河南省七里營人民公社，在與吳芝圃等當地領導人談話時說：「看來人民公社是一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群眾喜歡的名字。」8月9日，毛澤東視察山東省時，對譚啟龍等當地領導人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它的好處是，可以把工、農、商、學、兵合在一起，便於領導。」 從毛澤東這次兩次談話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最看重的是人民公社「便於領導」，可以把老百姓的生產、生活全面管起來。的確如此，後來的實踐證明，人民公社這個全能組織是實現極權主義最為有效的工具。而在極權制度下，老百姓可以隨意被統治者魚肉。 1958年8月29日，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強調人民公社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趨勢，是指導農民提前建成社會主義並逐步過渡到共產主義所必須採取的基本方針；決議指出：「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更長一些時間。」決議最後豪邁地宣布：「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麼遙遠將來的事情了，我們應當積極地運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條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具體途徑。」 從此，全國掀起了大辦人民公社的高潮。到1958年9月29日止，全國農村實現了公社化。除西藏等以外27個省市自治區，共建起人民公社23384個，加入的農戶112174651戶，佔總農戶的90.4%，其中有12個省達100%。 11月27日農村工作部報告，到10月底，農村共有人民公社26576個，參加的農戶占農戶部數的99.1%。 由於規模過大帶來很大問題，後又由26576個分解為52781個。 「一大二公」是人民公社的特點。 「大」是指規模大。按經濟學理論，「大」可以實現規模經濟（Economies of scale），毛澤東當時不會知道這個理論，但有直觀的感覺。不過，要通過「大」來實現規模經濟，必須以有效的管理為前提。農業合作社基本是一村一社，一鄉數社；人民公社是一鄉一社，數鄉一社，還有一縣一社。全國平均每社5000戶，每一個公社的規模比原來的農業合作社擴大了十倍至幾十倍。這麼大的規模，又是經濟、政治、教育、文化、軍事統一指揮，生產、生活全面管理，管理幅度和深度遠遠超過了公社領導機構的管理能力。且不說中國素質低下的農村幹部，就是水平再高也難以勝任。所以，人民公社一成立，就出現了管理混亂和強迫命令的情況。在一些山區，規模大，就造成了更多的問題。例如，雲南省普洱縣和平公社，僅其中一個大隊（雅路生產大隊）的552戶人家、2696人，就有7個民族，從東到西80里，從南到北60里。除了不少單家獨戶以外，有3戶以上的大小自然村39個，從大隊到最遠的生產隊60里，生產隊之間相距一二十里。一個生產隊之內的村寨之間相距最遠的有35里。這個大隊原來是五個高級社，1958年合併為一個大隊以後，實行統一分配，貧富拉平，結果連年減產。這樣的社隊規模，在普洱縣佔一半以上。  「公」是指所有制方面。首先，農業合作社的土地、耕畜、農具等生產資料以及其它公共財產全部轉歸人民公社所有，實行全社統一核算。其次，由於社員原來經營的自留地以及個人擁有的林木、牲畜等財產，被收歸人民公社經營和轉為人民公社所有，使所謂「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餘」徹底消除。再次，由於國家把糧食、商業、財政、銀行等全民經濟部門在農村的基層機構，下放給人民公社管理，使公社集體所有制中增加了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人民公社這種所有制的變革，把經濟條件不同的農業社用行政力量拉在一起統一核算，就是讓窮社「共」富社的產；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殘餘」，就是讓集體「共」個人的產；把全民所有制的部分企業下放給公社，就是公社「共」國家的產。總的來說，只有國家「共」農民的產，沒有農民「共」國家的產；只有上級「共」下級的產，沒有下級「共」上級的產。「共產風」就是這樣刮起來的。刮「共產風」使生產力大受破壞，以後不得不將所有制退回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出現大饑荒以後，對社員的私有財產也不得不作一些讓步。這是後話。 「一大二公」，規模那麼大，能夠維繫，公有化程度那麼高，卻無人反對，就得依靠權力高度集中。人民公社實際是極權制度的具體模式和基層組織。極權制度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既是經濟組織，又是政權機關。它不但組織全社的經濟活動，又對全社的工農兵學商進行統一管理。從經濟組織方面來說，生產計劃、勞力調配、物資調撥，產品分配，甚至哪塊地種什麼，按什麼樣的標準種，都由公社決定，生產隊只是一個具體組織勞動力完成上級指令的生產單位。作為政權機關，人民公社管理了本轄區的建設、財政、貿易、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武裝等一切事宜。在公社早期，它不僅是勞動組織，而且是軍事組織。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體制，不僅政企不分，而且把一切經濟活動統統納入政治目標之中，把一切財富納入政府官員控制之中，用政權的組織代替了家族、宗教以及一切社會組織。 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是以黨政合一為基礎的，公社黨委是全公社的領導核心。每個大隊有黨支部，大隊黨支部書記是公社黨委任命的。大隊黨支部貫徹公社黨委的決定，黨支部書記決定大隊的一切事務。由於大隊黨支部書記通常是連任多屆，他的權力資源不斷積累，有些人成了凌駕於農民頭上的土皇帝。 「政社合一」使得人民公社官員隊伍急劇擴大。依照當年人民公社的建制，每個公社有幹部30人以上，生產大隊大約10人，生產隊則5人。這樣，在52781個人民公社，69萬個生產大隊和481萬個生產隊當中，大小官員共達6000萬以上，大體佔全部農村人口的7%。這7%的公社官員佔有大約10%-30%的農村收入。農民說，「過去幾個村養一個保長，現在一個村養一堆保長」。 這些官員把中央政府的政令和原則奉為金科玉律，深入貫徹到每一人農戶的家庭生活之中，箝制著每一個農民的生活和思想。貫徹和箝制是不擇手段的，手持刀槍棍棒隨意闖入民宅是家常便飯。公社幹部是極權制度的末梢，是極權制度的直接執行者。廣大農民幾乎完全被束縛在行政體系之下，行政關係取代了血緣、地緣關係，只有政府，沒有社會。 二是企圖用「供給制」代替按勞分配，把戰爭年代的「軍事共產主義」引入日常經濟生活之中。人民公社剛成立時，普遍實行供給制和工資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根據人民公社不同的經濟條件，供給制主要有糧食供給制、伙食供給制和基本生活需要供給制三種形式。實行最為普遍的是吃飯不要錢的糧食供給制。除此之外，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民公社實行「七包」、「十包」的供給制。七包是指包吃飯、包穿衣、包生育、包居住、包教育、包看病、包婚喪；十包是除了七包之外，再加上烤火、理髮、看電影。由於政府不具備「包」的供給能力，這些供給制只是曇花一現。供給制雖然只持續了很短時間，卻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特別是糧食的浪費。供給制，實際上是各級官員對老百姓的生活必需品進行「供給」，這不僅為人民公社的各級官員控制公社財富創造了條件，也為從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員提供了物質基礎。例如，在糧食供給制的公共食堂里，幹部可以隨意用不準吃飯的辦法懲罰不聽話的社員。 三是把軍事組織引入群眾的日常生活之中，實行所謂「組織軍事化、行動戰鬥化，生活集體化」。人民公社的男女勞動力全部編為軍事建制。在大辦鋼鐵、大辦水利、大辦農業中，幹部像指揮軍隊那樣統一指揮，統一調度。還通過公共食堂、幼兒園等，把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方式改變為以生產隊為單位的生活方式。最後達到消滅家庭的目的。 河南省嵖岈山人民公社共建立27個生產兵團和一個鋼鐵兵團。一個生產隊為一個團，一個中隊為一個營，營下按村莊和作業組成立連、排、班。制定了五項制度：服從領導，聽從調動；積極生產，不遲到早退；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經常對資本主義思想作鬥爭；愛護公物，團結互助。每月保證出勤28天以上，有事請假，半天內排長批准，一天以內連長批准，一天以上營長批准。統一起床，統一吃飯，統一出工，統一收工，統一睡覺，這些行動聽軍號指揮。全村的房子按營房統一分配，男人住東頭的「營房」，女人住西頭的「營房」，老人帶著小孩住「留守營房」。個別年輕夫婦偷偷相約到野外重溫舊課，被巡邏隊抓住了的就開全團辯論會，被辯論的一對，男人低頭認錯，女人哭成淚人。  第四，對農村進行強權整合，使行政權力的擴張深入到中國版圖上的每一個邊遠的角落，使無產階級專政深入到每一個家庭，深入到每一個人的頭腦和腸胃。 人民公社既管政治，又管經濟，既管生產，又管生活，還強化了對農民思想的控制。這使得中央政權的末梢，不僅深入到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還深入了每一個家庭。 中共中央在發出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的同時，還發出了《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普遍開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的指示》。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是對非共產主義思想的大掃蕩。在政治高壓之下，鄉村社會表面上顯得有序，但這種秩序是強權整合的結果，這種收效使得掌權者更加迷信權力，也更離不開權力的強制。 權力至上和領袖崇拜，暫時減小了剝奪農民的阻力。但這種阻力隨著農民貧困的加深和奴役加重而逐漸加大，農民用各種不同方式進行反抗。於是，掌權者一方面依靠不斷的政治運動來維持，通過意識形態的力量消除農民偏離社會運行的軌道。另一方面則採取政治高壓，將階級鬥爭擴大化，把反對意見上升到階級鬥爭的高度進行打壓。 極權制度能夠深入到鄉村每一個角落，深入到每一個家庭，除了政社合一之外，還有賴於成千上萬的鄉村幹部。中國鄉村幹部是從土地改革中逐漸成長起來的。農業集體化的主要推動者是土地改革中出現的積極分子。但是，不是每一個土地改革幹部都能成為農村幹部。江蘇一位農村幹部說：在建國初期，「鄉村幹部就像被攤在篩子上，篩子不停地在動，平時小動，運動來時大動，不合格的幹部就被篩掉了，一直到高級社時，鄉村幹部隊伍才穩定下來。」當然，這把「篩子」的操作者是各級黨的領導，篩選的標準是能不能「聽黨的話」。所以，能留下來的，大多是「聽黨的話」的。在皇權時代，雖然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但是，皇帝鞭長莫及，在廣大鄉村，總是「天高皇帝遠」。有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又有了這一批「聽黨的話」的幹部，使得鄉村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到黨的聲音，每一個村民都受到黨的控制。 四、從共產主義退回社會主義 人民公社化運動是和向共產主義過渡連在一起的。當時的口號是：「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橋。」據說這兩句話是政治陰謀家康生最先提出來的。 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情有獨鍾，是與他青年時代的「新村主義」情結有關。早在1919年12月，毛澤東在《學生之工作》中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以新家庭新學校及旁的新社會連成一塊為根本理想。 新學校中學生之各個，為創造新家庭之各員。新學校之學生漸多，新家庭之創造漸多。 合若干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敬老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醫院、公園、博物館、自治區。」  青年毛澤東受康有為的《大同書》和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的影響，曾與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計劃在嶽麓山建設一個實行共同勞動、共同學習、財產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獨立的「新村」。但是，毛澤東一直沒有得到實現這個理想的條件。 1958年，毛澤東認為條件具備了。他說：「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達到大同之路。」 現在有了人民公社，他認為這條路算是找到了。 這種共產主義情結不僅毛澤東有，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有。這些領導人到處演講，大力鼓吹共產主義。 有了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上的共識，就有了北戴河會議決議上「短則三五年、多則五六年」實現向全民所有制過渡的提法。在北戴河會議討論人民公社問題時，毛澤東還說：大概十年左右，可能產品非常豐富，道德非常高尚，我們可以從吃飯到穿衣、住房子上實行共產主義。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是共產主義。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說：「河北省劉子厚同志，找來十來個人吹共產主義思想作風，很有勁，你們回去也這樣吹一下。」  但是，使人們始料不及的是，兩三個月內，人民公社颳起的「共產風」掃蕩著全國各地，造成了很大的破壞。農民開始抱怨，各種反對意見從四面八方送到北京。毛澤東等不得不暫時收回共產主義的幻夢，對人民公社制度也進行調整。他想儘力糾正，但他的糾正，卻跳不出意識形態和制度的局限：具體的錯誤可以改正，但「三面紅旗」不能動搖，對人民公社只是進行漏洞的修補和在現有基礎上的完善。 10月13日，毛澤東再度出京南巡，直到這年12月最後一天才回到中南海。這是他1958年的第四次離京出巡。且不說前幾次，就是9月間他就視察了長江流域的幾個省，還是意氣風發。10月的出巡和他的態度和前幾次有所不同，調子有所降低。 1958年11月2日到10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會議（通稱第一次鄭州會議），緊接著，同月21日至28日，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28日至12月10日，就地召開八屆六中全會；兩次通稱武昌會議。八屆六中全會作出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一方面對人民公社作出了高度評價，同時把人們從狂熱的共產主義暢想中拉回，從共產主義退回到社會主義。八屆六中全會澄清了幾個理論問題：第一，現階段仍然是社會主義，不是共產主義；第二，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制，不是全民所有制；第三，商品生產還得大力發展；第四，按勞分配原則還要繼續保持。但是，並沒有從理論上否定前幾個月的作法，例如，認為工資制和供給制相結合的分配製度是「在社會主義分配方式上的一個創舉」，「具有共產主義的萌芽」。在通過《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時，毛澤東還將《張魯傳》親自作注，印發與會者。對吃飯不要錢十分讚賞。毛澤東一方面不得不強調不能超越社會主義階段，一方面鼓吹吃飯不要錢。這說明他的倒退是不得已而為之。 1959年2月27日到3月5日，中共中央在鄭州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稱第二次鄭州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了十四句話，作為建設和整頓人民公社的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這次會議根據毛澤東的上述意見，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制的若干規定（草案）》，確定人民公社實行三級所有，以原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肯定小隊的部分所有制。這就把幾個月以前的公社所有制倒退了一步。接著，三四月間，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以《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作為紀要公布。其內容主要是：基本隊有制、部分社有制的情況不能很快改變；確定基本核算單位，即以相當於原來高級社為基本核算單位；生產小隊部分所有制，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生產隊下面的生產小隊是包產單位；公社管理委員會的工作；「舊賬」的清算和處理；等。接著，毛澤東又親自主持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即六十條），又把上海會議確定的「基本隊有制」（即大隊所有制）進一步退到以「生產小隊為基礎」的三級核算制。 然而，這種倒退是形勢所迫，1959年7月2日到8月16日的廬山會議，不僅使這種倒退剎車，還使得在這次執行倒退政策的幹部受到打擊。反右傾以後，又急於向公社所有制過渡。 1960年大饑荒更加嚴重，死人更多。到了下半年，毛澤東對自己的認識開始修正，一是在七、八月間的北戴河會議上，說他3月4日對貴州公共食堂報告的批示有毛病，應當改過來。二是11月28日轉發甘肅省委的報告中毛表示：「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 這種認識的改變在實踐上指向兩個方向：一是繼續執行廬山會議以前的政策，二是用階級鬥爭的辦法打擊「五風」幹部。前一種作法是以不傷及「三面紅旗」為限，後一種作法更強化了中央的權威，強化了非法制的行為。 1962年9月27日，八屆十中全會《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確定，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由大隊改為生產隊；社員收益勞分配，以公益金照顧困難戶；公社內部三級所有，各自獨立核算、自負盈虧。在組織上人民公社還是一個完整的政社合一的組織，生產大隊、生產隊是公社下級。 經過多次調整，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本退回到高級農業社的狀況。所有制的退讓是以三年大饑荒為代價的，是這種制度釀成了災難性後果之後。由於政社合一的情況沒有改變，農民還是生活在極權制度之下。  (未完待續)

第十七章 人民公社–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要了解人民公社是怎樣出現的，就得了解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中國官方一直稱農業集體化為農業合作化。因此，很多出版物上把農業合作化和農業集體化混為一談。其實，合作化和集體化是兩個本質不同的東西。前者是在個人利益的基礎上合作，後者是剝奪個人利益。前者是私有制基礎上的互惠互利，後者是用公有製取代私有制。有人用發達國家至今還有合作制的事實來為中國合作化辯護，實際是風馬牛不相及。 中國搞的不是合作化，而是集體化。否定私有制，否定個人利益，是實行極權制度的經濟基礎。沒有農業集體化，就沒有中國的極權制度。既然農業集體化是對農民的殘酷剝奪，集體化過程勢必也是殘酷的、強制的。人民公社是集體化制度的發展，是對個人利益的進一步否定，是極權制度的基層組織，當然也是大饑荒的組織基礎。 一、毛澤東掀起農業集體化高潮 合作社最早產生於19世紀初的西歐。當時，資本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出現了經濟危機等一系列社會弊病，當時一些知識分子激烈地批判這個制度，認為這些問題的原因是資本主義的私有制。19世紀初，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沙利•傅立葉（1772-1837）發表了《論家務農業協作社》和《新世界》等著作，提出了未來社會應建立和諧的社會制度和「法郎吉」（來自希臘語「隊伍」一詞phalanx的英文phalange，意思為嚴整的步兵隊伍）的設想。 沙利•傅立葉認為，「法郎吉」是和諧的社會組織，有組織的生產和消費合作社。它以農業生產為主，兼營工業，是工農相結合的合作組織。他還設想，每個「法郎吉」佔地1平方英里，用招股的辦法募集股本組成。 「法郎吉」用股本的形式保存私有制。其收益按勞動、資本、知識進行分配。其分配比例：勞動佔5/12；資本佔4/12；知識佔3/12。不同「法郎吉」之間存在商品貨幣關係，但商業由行政壟斷，不準私人經營。 繼沙利•傅立葉提出合作社思想之後，由法國人畢薛（philippe Buchez, 1796-1865）倡導，極力鼓吹勞動者應從資本家的支配中求解放，並應組織勞動者自己的合作社。他還親自指導了一個木工生產合作社。 英國醫生維廉•金（Dr Willian King, 1786-1865）認為合作組織是窮人自救的好辦法。土地是一切財富之母，勞動是一切財富之父，勞動者必須聯合，才能免受剝削。他於1828-1830年間，主辦發行了一個名為《合作社》（The Cooperator）的刊物，一共出了28期。 英國人羅伯特•歐文（Ｒobert Owen, 1771-1858）是合作社的第一個實踐者。歐文設想的合作社，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集體勞動生產和消費組織。其成員除了個人日用品以外的一切東西都是公有財產。全民從事農業生產，但農業和工業生產相結合，每個合作公社是一個由農、工、商、學結合起來的大家庭。全體成員都分配與其年齡、特點相適應的工作，各盡所能，「我為人人，人人為我」。合作公社設立公共倉庫，社內成員都可以從公共倉庫里領取民需要的東西，按需分配。 1842年，歐文傾其所有，帶領他的4個兒子和英國的信徒們，一同到美國的印第安那州進行「合作公社」試驗。他購買了3萬英畝土地，建立了一個合作示範區，取名為「新和諧公社」（NewHarmonig）。在《新和諧公社的組織法》里規定，「我們的原則是，所有的成年人不分性別和地位，權利和義務一律平等……財產公有。」 「社員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公社管理人員由社員大會選舉產生，並組成理事會。理事會定期向社員大會報告工作情況。」歐文的搞了4年宣告失敗。他為此付出了4萬英鎊，這幾乎是他的全部財產。  馬克思主義者對歐文的試驗給予很高的評價，但他們認為不採取革命手段，使資本主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是歐文失敗的根本原因。 所謂沒有採取革命的手段，就是沒有掌握政權，不能用政權的力量來推行，不能控制和調動全社會的資源來做這件事。毛澤東等就不同，他們掌握了政權，利用政權的力量可以強制，利用手中控制的輿論工具可以動員，利用手中的物質資源，可以逼農民就範。先驅者的理想無可厚非，但是，用強權來推行一種理想，就會造成災難。為了推行某種理想而建立的強權制度，就會把更多的人置於這個制度的奴役之中。 中國實行土地改革以後，一些能力強的人買了大型農具，有的置了車馬，還有的僱工。比較弱的農戶開始出賣或出租土地。因此，一部分農民失去土地，另一部分農民得到更多的土地。1950年，東北局負責人高崗提出，要使多數農民豐衣足食，必須讓農民由個體向集體發展。劉少奇認為，不能把新民主主義階段和社會主義階段混為一談。沒有機器工具，集體農莊是鞏固不了的。毛澤東很讚賞高崗的意見，對劉少奇的看法不滿。這是1954年高崗反對劉少奇的一個原因。  土地改革以後，農戶出現富裕和貧困現象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可以斷定兩極分化呢？不一定。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土地改革以後，農村階級變化不是向兩極分化，而是向中間集中的中農化趨勢。據1954年對21省14334戶農家的調查，中國農村階級構成的變化是：土地改革結束時，貧僱農佔總戶數的57.1%，到1954年末下降為29%，中農由35.8%上升到62.2%，富農由3.6%下降到2.1%。  為了解決農業集體化過程中依靠大多數的問題，中共中央及各地又按富裕程度，將中農劃分為上、中、下三等。從中農中划出的下中農，加上貧農，占農村總人口的60%到70%，這個農村的大多數，就當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依靠力量。而富裕中農，就被看作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己力量了。 1951年4月，中共山西省委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曾想試辦土地入股的農業合作社，合作社實行按勞分配為主，並把這個意思向華北局寫了報告。這個報告由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副書記劉瀾濤轉給劉少奇。劉少奇認為，現在搞集體化條件不成熟，沒有拖拉機、沒有化肥，不要急於搞農業合作社。  7月，毛澤東找劉少奇、薄一波和劉瀾濤談話，明確表示不支持他們，而支持中共山西省委。毛澤東還讓陳伯達召開互助合作會議。他批評了互助組不能發展為合作社的觀點，批評了現階段不能動搖私有制基礎的觀點。 9月，毛澤東倡議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互助合作會議。10月17日，毛澤東轉發了高崗10月14日的關於東北互助合作的報告，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發展農業合作社。1954年春夏，農業合作社發展到9萬多個。到1955年底，有7000多萬農戶入社，組成了18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其中高級社2900多個）  其實，防止兩極分化只是合作化的一個理由，甚至只是作為動員群眾的理由。更重要的理由是計劃經濟體制的需要。要實行計劃經濟，糧食必須掌握在國家手裡。當時農村自耕農有1億1千多戶，居住分散。任何一個政府都無力掌握這個分散而龐大的群體，都無法一家一戶地徵購糧食。沒有合作化，統購統銷也無法實施。一個政府不能面對千萬根頭髮，把它梳成辮子，就能一把抓住。要建立一個極權制度（totalitarianism），就得把農民的生產、生活、思想全都納入政府控制之下，集體化就可以做到這一點。而這一點正是共產黨的專長。 在1953年那一段時間的初步集體化過程中，很多地方出現強迫農民入社的情況。河北省大名縣五區堤上村的兩個合作社，發展社員時，在街上擺了兩張桌子，村幹部向群眾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看你走哪條，要走社會主義的就在桌子上簽名入社」，「咱村就這兩個社，不入這個入那個，反正得入一個」。文集村幹部在群眾大會上講「誰要不參加，就是想走地主、富農、資產階級、美國的道路」。金南村葉洪善社共127戶，最少有半數不是自願入社的。社員張得榮因入社思想不通，常常夜間掉淚。 河北省委派人三次到大名縣，糾正了這一偏向，解散了一些不合格的合作社。後來毛澤東批評河北省委「三下大名府」，犯了「反冒進」的錯誤。浙江省吳興縣善連區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會上，縣委宣傳部長說：「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入社；不入社，就跟他們一樣！」 由於強迫入社，農業社很不穩固，當時農村工作部和各省壓縮了一些條件很差的農業社。這就是毛澤東說的「1953年解散合作社的錯誤」。 1955年夏天，浙江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發展到53000個，在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強迫命令的問題。有的縣召開全區鬥爭富農大會，說誰不入社就要像鬥爭富農一樣鬥爭誰。有的地方宣布：「入了社可以少派糧食徵購任務，不入社多派。」全省徵購糧食51億斤，佔總產量的38%。因此，全省耕牛減少57000多頭，豬減少三分之一，羊減少二分之一，賣傢具、吃種子糧、逃荒賣子女，老弱餓死的情況開始出現。 為了幫助浙江省做好農業社的整頓、鞏固工作，3月下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鄧子恢和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中央書記處第二辦公室副主任的譚震林，邀請浙江省委書記江華，開會作了研究，並將研究意見寫成《對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見》，於3月25日，以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名義，用電報發給浙江省委。《意見》說：你省「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發展過猛，步子邁得過大過急（由千分之六發展到百分之三十九），……據此，特建議你們對合作社數量分別地區進行壓縮，有條件鞏固的必須加以鞏固，無條件鞏固的，應主動有領導地轉回互助組或單幹經營，能鞏固多少算多少，不要勉強維持虛假成績。」據有關人士介紹，這份電報稿寫成後，鄧子恢曾讓陳伯達（時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帶回去請毛主席審閱。  收到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的電報以後，浙江省委一致同意，並召開了四級幹部會議作了布置。經過壓縮，浙江省的農業合作社由5.3萬個退到3.8萬個。入社農戶由佔總農戶的28%退到18.6%。  毛澤東心愛的合作社被砍掉了一萬五千多個，他十分惱怒。1955年5月5日，毛在頤年堂找鄧子恢談話，向鄧子恢發出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錯誤，否則又要作檢討。」 7月31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區黨委書記會上作了《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中嚴厲批評了鄧子恢： 浙江省由於採取「堅決收縮」的方針（不是浙江省委決定的），一下子就從53000個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個包括40萬戶的合作社，引起群眾和幹部很大不滿，這是很不妥當的。這種「堅決收縮」的方針，是在一種驚惶失措的情緒支配下定出來的。這樣一件大事不經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當的。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過這樣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種錯誤，否則又要檢討。」可是有些同志不願意聽。  鄧子恢見情況不妙，急忙作檢查。9月26日，審查鄧子恢準備的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的自我批評的發言稿時，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為什麼老是喜歡挫折社會主義因素，而老是不喜歡去挫折資本主義因素？你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回答應是：你們腦子裡藏著相當嚴重的資本主義思想，所以你們覺得社會主義因素沒有什麼可愛，忍心去挫折它。」「佔百分之二十到三十的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自發傾向影響了你們，佔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貧農和下中農的積極性，你們卻熟視無睹，敢於抹殺，敢於『與此相反，不是去愛護，而是去挫折它』，難道這是偶然的嗎？」 農業集體化以後，農業合作社黨組織不僅是農村經濟的組織者，在鄉以下，合作社也是農村的政治組織者。農業合作社對農村的經濟、政治、社會都進行著管理和控制。合作社實際是中央政權對鄉村控制的基層組織。從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始，特別到了高級農業社，集體經濟組織已基本上掌握了農村基本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對農民的全面控制已基本形成。 1955年9月，毛澤東親自主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他在《大社的優勢性》一文的按語中寫道： 現在辦的半社會主義合作社，為了易於辦成，為了幹部和群眾迅速取得經驗，二三十戶小社為多。但小社人少地少資金少，不能進行大規模經營，不能使用機器。這樣的小社仍然束縛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停留太久，應當逐步合併。有些地方可以一鄉一個社，少數地方可以幾個鄉一個社，當然很多地方一鄉有幾個社的。不但平原地區可以辦大社，山區也可以辦大社。  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在通過的37個文件中，其中有《關於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合併為大社的意見》，人民公社呼之欲出。 二、從仙居事件到社會主義教育 從1955年到1957年，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集體化高潮。原來計劃1960年完成集體化的高級形式，毛澤東建議提前到1959年完成，後來到1957年就基本完成了。官方報紙對農業集體化的報道很多。從已有的報道中給人一個錯覺，好像集體化是農民的自願行動。其實不然。就農民的自身利益而言，特別是就那些生產和經營能力較強的農民的利益而言，合作化是對他們利益的侵害。相當多的人是不願意集體化的。因此，在集體化的過程中，一直伴隨著退社與反退社的鬥爭。一直伴隨著對農民的強制和迫害。 先說仙居事件。浙江是全國鬧退社最嚴重的省份之一。據當時趕往處置鬧退社潮的中央農工部二處處長霍泛回憶：「我們到蕭山縣和上虞縣的公路上，就遇到數百人的農民隊伍迎面而來。省里同志說，這就是去鬧退社的，我們的車躲開點，免生麻煩，可見農村確實不夠穩定。到了上虞縣委，得知不久前縣領導機關受農民隊伍衝擊……全縣農業社的生產多數暫時處於渙散狀態。」 仙居是鬧退社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1955年下半年，毛主席作了關於合作化問題的報告，批評了堅決壓縮合作社的作法，合作化迅速發展。1955年12月，浙江省仙居縣只有4個高級社，入社農戶佔總農戶55.86%都是初級社。到1956年6月，加入高級社的農戶佔總農戶的88.15%，1957年春天達到91%。同時，社的規模過大。賬目混亂，生產上不聽群眾意見，盲目地將兩熟水稻改為三熟，造成減產，全縣全年減產22%。由於生產管理上問題很多，全縣1956年每個勞動日最高的7角4分，最低的只有9分錢，平均為3角3分錢。與此同時，農村幹部作風惡劣，在生產和分配等重大問題上命令行事，不與群眾商量，動不動就對社員戴政治「帽子」，扣工分、抄家、脫衣服受冷等辦法。合作化以來，在251個鄉幹部中，有74人吊打過人；23具鄉鎮1117個黨員中，有貪污行為的48名，佔4.7%。幹部不參加勞動，而且多得工分。在這種情況下，要求退社的越來越多。此時，縣委不解決實際存在的問題，卻大批「富裕農民思想」，從而使矛盾激化。 1956年秋收後，這個縣個別地區就發生退社問題。1957年4月中旬到5月下旬，在全縣33個鎮中有29個鄉鎮先後發生了鬧事事件。鬧退社、分社，幹部不許，就毆打幹部，哄鬧政府。鬧事後，在全縣302個合作社中，完全解體的有116個，部分垮台的有55個。入社農戶由91%下降到195，被打幹部107人，社員幹部家庭被搜查的有430戶。 事件發生以後，縣政法部門、兵役局（他們有槍）、駐當地部隊、地區公安處組成聯合辦公室，對案件進行偵察。最後共捕了9人，拘留了42人。  對仙居事件，浙江省委和中共中央對楊心培的報告都作了批示。中共中央的批示中要求各地引以為戒，要及時解決社員的意見和要求，要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思想教育，要理直氣壯地批判錯誤言論，對於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要堅決給予反擊。 無獨有偶。1957年1-4月，浙江上虞縣發生各種鬧事47起。其中，因合作化引起的有23起，因糧食問題引起的有11起。到5月份又發生鬧事63起，涉及4具區，25個鄉，47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參加鬧事的人數共達1.3萬人。7月份，事態進一步發展，百官鎮和永徐鄉馬家村發生了大旗會（求菩薩的組織）鬧事，參加人數達2000多人。警察向天鳴槍警告，無濟於事，後來向鬧事者開槍射擊，當場打死2人，傷12人，才驅散人群。事後逮捕了鬧事的首要人物和骨幹分子14人，拘留了23人。  農民要求退社不僅發生在浙江，在其它地方也發生了類似情況。 1956年冬天以來，河南省臨汝、永城、夏邑、虞城、民權、商丘、寧陵、柘城、淮陽、睢縣、杞縣、中牟等12個縣的部分地區部分農業社一度發生了鬧社退社現象。據不完全統計，這次鬧社退社涉及到278個高、初級社，700多個生產隊。在鬧社退社中，有的社員到鄉、縣、專區、甚至到省告狀請願。有的社員私自拉走社內牲畜，有的社員私分了社內的糧食、種子、油料、農具和飼料。有的社員毆打幹部。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些鬧社退社的事件中，共毆打幹部66人，拉走牲畜4946頭，私分糧食12.5萬斤，種子2.4萬餘斤，油料390多斤，農具200多件，柴火5.2萬餘斤。鬧的方式先黑夜活動，後白天活動；先秘密醞釀，後公開開會；先婦女、老年鬧，後壯年參加；先幾個人、幾戶，後發展到一個生產隊、一個社或一個鄉。因為鬧社、退社，臨汝縣老連社，元月小麥才種40%，虞縣寓賢鄉，元月冬耕地只完成18.6%。民權縣渾子鄉，因鬧社停產1個月。中牟縣劉庄社鄭油磨村，在鬧社過程中，牲畜沒好喂，7天死了11頭。  據不完全統計，到1957年8月，廣東省退社農戶已達7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1%左右。已垮掉的社共102個，正在鬧退社而尚未退出的共12.7萬戶，約佔入社總農戶的2%弱。個別地區曾經發展為群眾性退社的風潮。如佛山專區的順德、南海、中山三縣經濟作物區，受退社風波影響的就有65個鄉，210多個社。僅中山縣永平、南興兩個區，10月下旬分別到省人委要求批准退社的就有16個鄉，600多人。他們有的要回原來的土地、耕牛，有的把已入社的小艇鎖上，不給社用。有的到社的魚塘桑基去撈魚、摘桑葉，有的將已入社的土地翻耕自行冬種。有的因鬧退社而包圍、毆打區鄉幹部、社主任的事件已發生多起。  遼寧省對昌圖、鳳城等9個縣的不完全統計，鬧退社的有1萬多戶，已退社的有4000多戶。退社的社員把入社的馬拉回去。  1957年春天以來，江蘇省各地農村發生了不少的群眾鬧事，泰縣鬧退社事件竟在幾個鄉的範圍內成片發生，有2000多人到縣裡請願。鬧退社員的社員中，中農佔60%-70%。他們絕大多數是因為收入減少，少數是因為耕牛、農具、果木折價不合理，或因為在社內不自由，受幹部歧視等。  1956年，農民退社的情況在全國各地都有發生。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報告：「今年秋收分配前後，在一部分農業合作社內，出現社員退社和要求退社的情況。退社戶一般占社員戶數的1%，多的達5%；思想動蕩想退社的戶，所佔的比例更大一些。」「鬧退社的戶主要是富裕中農，其次是勞動力少、人口多的戶和手工業者、小商販等。」退社原因：一是收入減少。全省一般地都有10%-20%的社員戶減少了收入；二是對社員勞動時間控制過死。遼寧農民普遍反映：「農業社好是好，就是挨累、挨蹩（不自由）、受氣受不了，」「入了社，還不如勞改隊，勞改隊還有一個禮拜天」；三是幹部作不民主，社員肚裡有氣；四是對社員入社的生產資料處理不當，將社員的零星樹木、果樹也入了社；五，農村自由市場放開以後，有些社員，特別是一些富裕農民，認為是單幹賺錢的門路了，不願留在合作社裡。  在這些退社事件發生以後，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向全體農村人口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的中心題目是：第一，合作社的優越性問題；第二，農產品統購統銷問題；第三，工農關係問題；第四，肅反和遵守法制問題。就上述問題開展大辯論，弄清大是大非。中央要求各地自上而下地派出工作組主持這種辯論，「以便有力地批判富裕中農的資本主義思想，反對一切不顧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個人主義和本位主義」。  這次社會主義教育實際是一場政治運動。大辯論一到農村就成了大批判，大鬥爭。這一場政治運動和城市的反右派鬥爭互相呼應，是這場政治鬥爭的兩個方面，有的地方乾脆稱為農村反右派鬥爭教育。批判「合作化搞糟了」、「統購統銷搞糟了」、「反對共產黨的領導」，是城鄉的同一主題。在這場運動中，一些對合作化和統購統銷有抵觸情緒的人受到了懲治。據河北省保定地委報告，清苑縣自開展政治宣傳運動以來，有11個鄉6個人被打，7人被拉，2人遊街，7人被鬥爭。徐水小東張鄉在遊行時，遊行隊伍走到生產不積極的社員門前喊「不生產是右派」，走到瞞產者門前喊「瞞產是右派」，有的單幹農民不願交公糧，遊行隊伍就喊「不交公糧是右派」，看到婦女套磨打牲口，就喊「打牲口的是右派」，一時右派帽子滿天飛。  不知道有多少「有資本主義傾向」的農民遭受打擊。僅廣東省「全省已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犯罪分子其達16000多人，其中已捕2000多人，重新戴上帽子的1100多人，管制135人。陝西咸陽縣鬥爭了158人，有79人捆綁吊打。雲南宜良縣鬥爭了643人，其中被打102人，自殺15人，逃跑8人。廣東惠來縣鬥爭對象有三分之一被打。山東打死、嚇死約10多人。河北省邢台縣王快村400多戶，摸出65戶右派。有的合作社把鬥爭對象全都扣上了右派帽子。  不僅富裕中農反對合作化，反對統購統銷。一些在土改時分得土地的貧農也有人反對。如河北省清苑縣在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被整的230多人當中，有18人是貧農。對待貧農的反對意見，通常是教育。全國樹了「劉介梅忘本回頭」這個樣板，教育翻身農民不要忘本，要緊跟共產黨搞社會主義。劉介梅是湖北省黃岡縣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要過飯，生活在最底層。1950年當了鄉農會主席，入了黨，當了工作組長。土改時分了田，分了「果實」（沒收的地主財產分給貧農）。他想好好種田、經商、發家。但是，統購統銷，合作化打破了他的種田經商發家夢，他就開始反對。經過社會主義教育，劉介梅承認錯誤，作了深刻檢討，認為自己「忘了本」，一定要回頭搞社會主義。 當時，報紙上大力宣傳劉介梅這個典型人物，在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還舉辦「劉介梅忘本回頭」展覽會。後來這個展覽到全國各地巡迴展出。 中國農業集體化過程中，在敲鑼打鼓、紅旗招展的背後，有著廣泛的抵制和強制、反抗與鎮壓。但是，和當年蘇聯集體化比起來，中國農民的反抗和政府的鎮壓都要緩和得多。當年蘇聯為了迫使農民接受集體化，曾付出了慘烈的代價：逮捕、流放了上百萬「富農」；出動正規紅軍和飛機大炮鎮壓農民反抗；在一些地區的鎮壓，其慘烈程度甚至導致某些紅軍部隊（他們也是「穿軍裝的農民」）的嘩變。僅在1930年初，捲入反抗的暴動農民就達70萬人。蘇聯「全盤集體化運動」費時4年，而在農民被迫進入集體農社時，他們殺掉了半數以上的牲畜。 中國的農業集體化過程沒有蘇聯那麼慘烈，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中國共產黨的基層組織深入到每一個村莊是一個原因；中國文化傳統不同於俄國是深層次的原因。 既然農業集體化過程是反抗和鎮壓的過程，那麼，加入了農業社的農民，退出農業社，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誰要退出，誰就要受到批判和鬥爭。但是，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認為，在1958年以前的合作化運動中，農民退社自由的權利還受到尊重，直到1958年的公社化運動後，退社自由的權利才被剝奪。還說，人民公社使農民失去「退出權」是產生六十年代大饑荒的重要原因。 顯然，這種與歷史事實完全相悖的論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