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开游客人潮，走进布里斯本CBD巷弄：5家值得专程探访的咖啡馆
2026 年 7 月 18 日
“听说从浙江调来了三千将士。哎呀，那些南方人，来我们北方驻守，恐怕会水土不服吧，不知道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呢？又如何能执行得了军令呢？哈哈哈哈！” 在北方将士不屑与质疑的目光下，戚继光所率三千浙兵列队郊外，不动如山。此时，天公仿佛有意给北方将士一个教训，霎时电闪雷鸣，乌云密布，天昏地暗。戚继光见此情形，心想：“尔等竟看不起我戚家军，今日正是机会叫你们好好见识！”随后严肃地说道：“何为军令如山，且看我这三千将士！”说罢头也不回就离开了，留下三千戚家军站在原地。 顷刻间，天上降下瓢泼大雨，当地的士兵连忙找地方避雨，唯有三千戚家军岿然不动，任凭密集的雨点砸在身上。北方将士见状大惊，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如林如山的浙兵。一个时辰又一个时辰过去了，从早上直到日落，这支戚家军在大雨中站了一整日，无一人擅自避雨，亦无一人体力不支，他们好似不是血肉之躯，而化作了不畏暴雨的磐石。 的确，在戚家军心中，只有军令，没有风雨。 《明史》记载：“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屡创奇迹的戚家军，以实际表现给北疆将士上了一堂终生难忘的课。 而戚继光能够到北方建功立业，正得益于张居正力排众议的重用。 （图：Adobe Stock） 上期笔者重点介绍了张居正改革的经济成效，本期接著谈他的政治改革、国防成果和用人之道。 之前简单提到了张居正开创的考成法，本期详细介绍。这项举措真是太厉害了，无论对于当时的政治还是对于我们现代人开公司、做生意而言，考成法都是值得借鉴的。假如张居正死后考成法能一直延续，大明王朝后来一系列悲剧可能得以避免。具体是怎么回事呢？下面笔者会用尽可能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各位介绍什么叫考成法以及其重大作用。 其实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已经制定了很完备而且严格的制度，他不单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还是个法律专家。当时的《大明会典》是很重视考核的，但历史总是有这样一个规律：再好的规矩，过一、两百年后到王朝末期时都会沦为形式，名存实亡。万历元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要解决的就是制度流于形式或沦为官员争权夺利的手段等问题。 明朝一直以来都有京察和大计——北京的官每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地方官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计。但到后期，这种考察是不够的，工作效率依然低下，未能尽职的官员仍继续摸鱼。面对这种现象，张居正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善的考评制度： 六部必须清楚地登记工作计划、未来要完成什么目标、具体在工作中做了什么事，每完成一件登记一件，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都必须写清楚，要求官员必须在期限内办事，没完成的也要申报。登记计划、目标、实事、数据的这个本子叫作“考成簿”。 六部是行政执行机构，包括吏、户、礼、工、刑、兵，每个部门各司其职。单行政执行机构登记是不够的，他们还要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两份，一份要交给内阁，一份要交给六科，这个过程叫作备案。 六科和六部是对应的，是负责监察约制六部的机构，通俗点说就是提意见的。明朝的言官是相当“厉害”的，这里指的“厉害”可以是褒义也可以是贬义，活在明代官场上如果被言官猛烈抨击，那下场可能相当悲惨。言官本身是能起到重要积极作用的，但随著时间推移，逐步变成了党同伐异、政客们为私利乱“咬人”的“武器”。张居正现在要求六科言官别再乱咬人，想提意见就要有理有据地提，依照“考成簿”每旬每月仔细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后提出该怎样奖励或惩罚的建议。六科可以要求六部每隔多长时间上报一次执行进度，对没能做到的人议处。其实言官本来就该起到这样的作用，张居正如此做也是因为希望言官恢复到正轨上。 除六科外，内阁也要阅读“考成簿”，对六部和六科的官员每季做一次小考察，每年做一次大考察。 （图：Adobe Stock）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环环相扣的机制——内阁考察六科和六部，六科监督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简而言之，便是六部向六科负责，六科向内阁负责。 具体效果是什么呢？ 其实以前国家一直都重视考核，但此次改革与以往不同的是： 考评不再依赖六部之一的吏部； 考核的内容更加量化，都是实实在在的数字，一目了然，而且都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事项； 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管出身和资历如何，只要依“考成法”成绩优秀就能得到重用； 裁掉大量不合格的官员。数据显示，张居正主政期间，裁掉的冗员占万历年间总数的十分之三。 可想而知，整个官场不只是改头换面了，那简直是脱胎换骨。在考成法的鞭策下，效率大幅提升，懒散之风消退，更多人才获得重用。《明史》记载：“又为考成法以责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抚按勘者，尝稽不报。居正令以大小缓急为限，误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 说件事情，大家可能会更直观地感受到当时席卷全国的变化。张居正专门在皇帝读书的文华殿里放置了十二个大屏风，但不是用来增添文艺气息的，而是在屏风上写了各地官员的名字，名单大约每十天换一波，专门给万历皇帝看。大家想一想，每10天一次人事变动并告知皇帝是什么概念！ 万里长城拒胡马 张居正用的都是哪些人才？从国防方面举例，北方边塞有戚继光、李成梁、谭纶三大名将，其中李成梁就是因为考成法而高升的一员悍将；戚继光和谭纶之前在南方的抗倭战争中立下战功。如今，“居正用李成梁镇辽，戚继光镇蓟门。成梁力战却敌，功多至封伯，而继光守备甚设。居正皆右之，边境晏然。”（《明史》）辽东有成梁，蓟门有继光，在他们的防守之下，大明边疆多年安然无事。 张居正重用这三人的时期是晚明军事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可以借王昌龄的诗句形容：“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此时的戚继光、李成梁、谭纶就好比汉代的李广。而后来八旗铁蹄践踏大明疆土时，明人怎不怀念当年如长城般坚守边塞的名将？！ 戚继光像（图：公有领域） 说到戚继光，许多朋友想必听说过他是抗倭名将，嘉靖年间就已战功累累，当时倭寇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戚虎”，戚家军更可谓是创造了军事史上的神话。讲他抗倭的事迹不是本文的重点，这里重点讲一讲他后来在北方抗击蒙古人的战功以及他和张居正的关系。 这里不得不称赞张居正会用人！在军事上，不管外界怎么议论，坚决信任戚继光这位千古奇才。现在我们读史书时都知道张居正调戚继光北上是明智之举，但当时跟现在不同，当局者迷，一切都是未知数。隆庆年间，有言官激烈反对让戚继光守北疆，觉得戚家军这些南方人打倭寇可以，但恐怕敌不过北方少数民族的精锐骑兵。张居正立即对隆庆皇帝说，他敢以自己的前途担保戚继光绝不是那种只局限在一处地方的人才，可谓力排众议。 后来他对戚继光信任到什么程度？“尤事与商榷，欲为继光难者，辄徙之去。”“动无掣肘，故继光益发舒。”（《明史》）张居正事事都和戚继光商议，把想刁难戚继光的人都调走，使他跟同事的关系都很好，没人捣乱，给他充分的空间发挥才华、实现抱负。 戚继光和张居正的关系是蛮有争议的，后来张居正死后遭清算时戚继光也被作为依附他的同党受到牵连，但如果站在国防角度看，其实不必太指责张居正的做法，相反，张居正知晓孰重孰轻，有舍有得，一个戚继光可以顶多少人！相比之下，后来崇祯杀死袁崇焕，将孙传庭下狱，不听信卢象升上报的实情，可见领导的素质多么重要。 实际上戚继光也是凭实力立足的。从本文开头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戚家军的风采，这正是戚继光“号令严，赏罚信”的成果（《明史》）。 举个例子，当时蒙古朵颜领主董狐狸（没错，他的人名就叫董狐狸）勾结土蛮，时而叛，时而降；虽然俺答已经朝贡大明，但小王子的后人依然拥兵十万，威胁蓟门。万历元年春季，两股势力计划入侵大明，而戚继光出其不意，打得蒙古军溃不成军，差点就能生擒董狐狸。 （图：Adobe Stock） 看看戚继光仗是怎么打的：面对蒙古铁骑，他想到的是百年以来几乎没人想到的奇招！他仅带八千兵迎战蒙古数万骑兵，还重新启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车。要知道，战车这种武器早已因为笨重而被弃用了，为什么戚继光偏要复古呢？原来，他将复古武器与先进科技相结合，创造了一个蒙古人从未见过的战术。 这个战术思想和打倭寇时用的鸳鸯阵有点类似，都强调分工配合作战。戚继光成立了战车营，“车一辆用四人推挽，战则结方阵，而马步军处其中。”（《明史》）战车在战场上结成方阵，骑兵和步兵也在其中。战车营配备佛朗机火枪与佛朗机炮256挺，火铳512支，大将军炮8门；持火器的士兵多达1320人，占比逾64%。（《练兵实纪》） 蒙古军队的优势在于骑兵冲锋，明军如果拿步兵和骑兵硬刚，胜算不一定大。戚继光把战车挡在前面，骑兵冲击的优势就难以发挥，马撞铁战车就相当于鸡蛋撞石头。蒙古骑兵尚未冲锋之际，明军骑兵先从车阵缝隙里冲出，以动制静，杀了一波。待董狐狸回过神来，下令冲锋时，明军骑兵迅速撤回车阵内，又开启了以静制动的防守模式。等蒙古骑兵冲入射程范围后，明军战车后枪炮齐鸣，火器齐发。蒙古骑兵即使有靠近的，也冲不破明军坚固的车阵。 战车、火器、骑兵都发挥了作用，那么相对薄弱的步兵做什么呢？戚继光专门安排步兵用长长的拒马器阻挡蒙古骑兵的冲击，夹杂使用长袍和筤筅。筤筅这种兵器，熟悉抗倭战争的朋友们想必都知道，它由戚继光发明，其首有尖锐的矛头，侧面有数层多刃形附枝，专克日本武士刀，如今在北方也能派上用场。 （图：Adobe Stock） 《明史》称：“节制精明，器械犀利，蓟门军容遂为诸边冠。”戚继光在蓟门的这一支军队管理严明精细，武器犀利，军容是其他各边塞地区比不上的。又记载：“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事实证明，张居正调戚继光北上不是南橘北枳。 李成梁的战功也很显赫，以后讲到辽东时再细讲。 戚继光、李成梁等将才堪称帮助张居正中兴大明的“长城”。但其实张居正还有一个巨大贡献，就是真正的长城——安排戚继光和李成梁等人修建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我们今天旅游时看到雄伟壮观的长城，可能很多人会联想到秦始皇建的，但它其实是明朝重新修建的，秦长城原先不是这个模样。明长城也不只是张居正这一代的努力成果，从洪武年间起，明人就已开始施工重修长城，张居正改革的期间功劳尤大。 可惜的是，张居正呕心沥血的十年改革成果最终没能阻止明朝在60年后灭亡的命运，他病逝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新政都遭万历皇帝废除。尤为可惜的是考成法，废除以后官僚体系又被打回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明军30多年后在萨尔浒之战中战败，原因之一便是没了考成法的约束，犯了越权的错——兵科给事中赵兴邦越权干预地方军政权，不断催促进兵，大意中伏。 戚继光因受张居正案牵连被贬至广东，再没能返回北方边塞，大材小用，报国无门，郁郁不得志；之后又因遭弹劾被罢官还乡，连工作也丢了，晚年何等凄凉！ 戚继光离开蓟门之日，当地百姓为其罢市，依依不舍，哭声遍地。 路过广东梅岭时，他感慨万千，写下： 北去南来已白头， 逢人莫话旧时愁。 空馀庾岭关前月， 犹照渔阳塞外秋。 另有一首诗： 五岭山头月半弯， 照人今古去来还。 青袍芒履途中味， 白简朱缨天上班。 烟水情多鸥意惬， 长林风静鸟声闲。 依稀已觉黄粱熟， 却把梅关当玉关。 笔者读到“依稀已觉黄粱熟，却把梅关当玉关”时，也不禁热泪盈眶！ 想当年，戚继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上行”，金戈铁马，不为私利，淡泊抒志：“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图：Adobe Stock） 如今，一生为国为民的他，在望见梅关时，恍惚间，多么希望这里是当年卫国平寇的边塞，又多么渴望回到沙场前线。然而前方迎接他的，却是国家的冷落，亲人的离去。他被罢官后，有御史上疏建议再度重用他，却遭到了惩罚。 最终，一代英雄，白发苍苍，孤独辞世。 张居正与戚继光的下场，是大明的国殇。 （未完待续）
朱元璋的立国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过江，占领集庆，改集庆为应天府。集庆即今天的南京，为六朝故都，改称应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称王的意图。集庆当年是孙吴立国之地，故于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称吴国公，已经有要称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邓愈举荐朱升给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讲了“高筑墙、广积粮、 缓称王”的建议。 为什么劝朱元璋缓称王? 那是为了免得招忌树敌，不要图虚名，要务实事，实事也就是高筑墙、广积粮，打好将来称王的基础。事不在于名，在于实。北边的韩林儿称小明王;西边的徐寿辉也很早就称帝，国号天完;东面在平江(苏州)的张 士诚很早就建国号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张士诚复自 立为吴王。因为平江在战国时便是吴国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吴王位，故当时有东吴、西吴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国号为明，建元为洪武，足足推迟了十二年时间，这为朱元璋赢得了充分发展的时间。 有三重意义: 一、这个政治结构的权力从哪儿来; 二、这个政治结构的组织形态; 三、这个政治结构的运作过程以及在这个运作过程中的人际关系。组织形态则包括这个结构内部的决策机构、行政机构、军事机构、监察机构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层级结构， 这个复杂的有机结构内部，相互之间构成制衡关系。这样的组织 形态是在运行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对稳定的一面，又有不断演化的部分。其在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又往往与在这个组织结构中活动的、不断变动的群体内部人际关系的演化息息相关。同时在这个结构运作过程中，必然产生与运作程序、方式、手段相应的种种制度性的规范。这些制度规范，会有一些静态的见之于书面的相应程式，而这些程式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又会产生各种非 规范性的习惯，一定时间以后，这些习惯也可能变成规范。此外，在实践中还会产生各种属于潜规则范围的程式，影响着实际的运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这个结构的历史渊源，还要了 解这个结构设计者的愿望与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畸变，对它既 要有静态的剖析，也要有动态的观察。 那么，这样一套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据呢?毛 泽东讲过我们的权力从哪儿来，是人民给的，即这个合法性是人民的意愿和授权。怎么给呢?是通过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赋予的，通过宪法来规定的。朱元璋作为皇帝当然不会有人民这个概念，其借以说明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根据是天命，所以诏令一个皇朝的建立，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政治结构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话便是“奉天承运”。皇帝办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于南郊，北京的天坛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资格，有了功绩可以登泰山行封禅之礼，皇帝可以在泰山与天地相通，这也成为皇帝的特权。这只是名义 上，或者说是口头上书面上说的和礼仪上做的，实际则并非如此。这个权力是在逐鹿战争中抢来的，或者说天下是打出来的。打天 下的当然应该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传。这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那时候关于天命的种种说辞，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话。朱元璋的年号用“洪武”二字，其本质意义就是弘扬武力，它背后的实际 意义是说，天下是我靠武力抢来的，也得靠武力维持统治的稳定。 翻开《明史·太祖本纪》，其中说:“母陈氏。方娠，梦神授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气。及产，红光满室。自是， 夜数有光起。邻里望见，惊以为火，辄奔救，至则无有。”还讲到 朱元璋出家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与俱，护视甚至。 病已，失所在”。这些故事都是无法验证的，是文人从《汉书·高 帝纪》中变着法子搬下来的，它实际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于刘邦。 《汉书·高帝纪》中云:“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 是时雷电晦冥，公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 还讲到刘邦为亭长，送徒骊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 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妪曰:‘人杀吾子。’ 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 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 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 比较朱元璋与刘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这些神话都是为了说明其受天命的根据，编这些故事的目的是为了骗老百姓，证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们做皇帝是天命所归，没有天命的人，休想抢夺他们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历代正史中的本纪，那些靠逐鹿或宫廷政变而抢来 天下的帝王，几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来证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会编，戏法人人会变，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汉武帝在贤良对策中 所问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据在哪里。董仲舒及公孙弘的对策说的天 人关系，也就是天命论的历史根据，说到底，都是为了证明汉代 帝王，特别是汉武帝的权力来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权结构的组织形态，在中国历史上换了那么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异。毛泽东说过“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战 国以后逐步形成，由秦始皇总具大成的。两千多年来，尽管王朝 更替，政权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权层级式的专制主义行政体制没 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后代总是继承前朝的体制并略有变更。汉 承秦制，唐宋也是继承秦汉的基本形态，用现代的术语，叫作路 径依赖，略有变更则是根据当时形势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调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组织形态，在起点上还是继承元朝的体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占领集庆以后，改集庆为应天府，置江南行中书 省，自总省事，置僚佐，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体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吴王位时，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机构自称，而是建国称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长为右相国，徐达为左相国，常遇春、 俞通海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袭元代建置的官僚结构和名称。元代尚右，这时他亦尚右。洪武时，朱元璋为了使自己区别于元代， 由尚右改为尚左，这时李善长为左丞相，李善长的实际地位没有 变化。所以说，变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称上的，实质 的变化当然也有，但不会很大。 从政权的组织形态上，元明之间，有继承，亦有发展，而继承是全局性的，发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组织形态， 有其从漠北游牧民族带来的某些特征，但其政权最基本的组织形 态则是沿袭唐宋旧制。元在中原地区的行政枢纽，从大断事官机 构演变为中书省，以中书省掌全国之政务，这本来是汉及魏晋以 来的传统。在中书省设左右丞相，以右为上，元代皇帝与宰相的 关系属“委任责任”模式，宰相虽实行多相制，但相权往往集中 在一两名宰相身上，由于宰相权重，故宰相易于专权。这个制度 规定下，皇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因人因事而异，往往取决于二者之间人事的变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么宰相的组织机构往往不能稳定。汉武帝刘彻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诺诺，才能善终于相位，如公孙弘便是这样一个人物，《汉书·公孙弘传》称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终丞相位。其后，李蔡、 严青翟、赵周、石庆、公孙贺、刘屈牦继续为相，“自蔡至庆， 丞相府客馆丘虚而已，至贺、屈牦时坏以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 唯庆以惇谨，复终相位，其余尽伏诛云”。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诺诺;反之，皇帝属童稚或昏庸之辈，则往往出现宰相专权的局面。举例来说，同一个宰相制度，同一个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处理君相关系的问题时，前后便有不同。前期与宰相姚崇、 宋璟两人相处是相得益彰，后期放手李林甫、杨国忠专权，则与 其荒于女色有关。杨贵妃这个悲剧无论从哪个视角看，责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废了帝王必须担当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废，亦是相对的，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集决策和行政权力于一 身，这只能行之于一时，而其子孙倦怠时，宰相或者宦官的专权 就难以避免。相应的组织结构，在其运行过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时而发生各种变异，许多事物不能死抠书面条文，还得看其实 际运行的情况，看相关人物的状态，才能透过现象看清事物的本质。 决策与行政毕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权不能长期取代相权，反之相 权亦不能取代皇权，历史便是在这个动态中演化，而组织形态亦 往往随之变化。 关于废除宰相制度的问题 关于明初的几个宰相，刘基与朱元璋之间曾有一段对话，见 于《明史·刘基传》:“初，太祖以事责丞相李善长，基言:‘善 长勋旧，能调和诸将。’太祖曰:‘是数欲害君，君乃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顿首曰:‘是如易柱，须得大木。若束小木为之， 且立覆。’及善长罢，帝欲相杨宪。宪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宪有相才无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而己 无与者也，宪则不然。’帝问汪广洋，曰:‘此褊浅殆甚于宪。’ 又问胡惟庸，曰:‘譬之驾，惧其偾辕也。’帝曰:‘吾之相， 诚无逾先生。’基曰:‘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无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诸人诚未见其可也。’后宪、 广洋、惟庸皆败。” 刘伯温这一席话是发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议论了那么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继承人选，一个也不行， 请他出山也不愿，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难保全自己了，尽管退隐 在山乡，也难善终。从刘基与朱元璋的谈话中还可以知道，这个 上层集团内部充满着矛盾。明初大部分将相出身于淮西，过江以前就投身于朱元璋了，而刘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败方 国珍以后，才参与朱元璋属下的统治集团，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刘基评论的人物大都属淮西集团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后来 胡惟庸派人毒死刘基的传说。反之看，胡惟庸这个大案也就有了因头了。 从这个故事可以知道，作为宰相这个角色，不仅需要具备实际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备平衡方方面面相互关系的能力，同时在这个基础上能把事情办好，让上下左右对你都满意才行。这 个要求可是相当高的啊!刘基不愿蹚这个浑水也有他的道理，这 可是一个难以摆平的大江大海，难免有风浪来袭，出现翻船的局面。 说这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上层集团内部难以言说的种种复 杂的人事关系，一言不慎便会带来灭门之祸。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以后，就想着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力，并 使子子孙孙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权，不受各种力量的威胁。从秦汉 到宋元，直接威胁皇权甚至颠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这几个方面: 一是相权的专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专权，如西汉 末年的王莽专权;一是宦官专权，如汉唐都是败于宦官之祸患。 除了这三个因素之外，便是骄兵悍将的跋扈，北宋杯酒释兵权处 置了这个问题，但北宋因此始终处于积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国 时，便希望在组织制度上处理好这些问题。 […]
上期讲到，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压力、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到万历晚期时，明军与后金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战役——萨尔浒之战，明军不仅惨败，而且从此辽东战争不断，在后金的铁骑进攻下，明朝的军费支出成为巨大负担，后来又增派辽饷。辽东战事的负担不仅是政府的负担，而且会加到百姓身上，更进一步加剧民不聊生的状况。 （图：Adobe Stock） 明末出现的这些危机都是相互联系的，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譬如在辽东前线屡战屡败，在袁崇焕取得宁远大捷前明军没有一次打败后金军。官僚腐败无能，不能早日平息边患，政府就要一直在辽事上花钱，粮饷要从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区从天启中叶起就连年大旱等天灾因素，农民在多重压力下被逼反。为镇压农民起义，崇祯年间朝廷又增派剿饷，再度加重百姓负担。为抵御满清侵略，明朝名义上说要训练边兵，所以又加派练饷。辽饷、剿饷与练饷合称为“三饷”，明朝到最后民怨四起，与这三饷带来的重压密不可分。从万历后期到崇祯上吊前夕，一个肿瘤越长越大，几乎无法医治。 难道在此之前，举国上下就没有贤才进行一场大刀阔斧的改革吗？ 其实是有的。万历头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为大明王朝延长寿命的中兴时期，这期间有一位内阁首辅力挽狂澜，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现短暂的辉煌。这位救时首辅就是著名改革家——张居正。 （图：公有领域） 明朝早在嘉靖年间就已呈颓势，“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亏”（《论时政疏》），嘉靖死后，隆庆年间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为后来张居正改革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隆庆帝临终时把年幼的皇子（即后来的万历皇帝）托孤给高拱和张居正，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后，“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焕然一新，财政收入增加，经济发展，边防稳固，中央集权加强，行政效率骤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线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仅在短短六十多年后，明朝就在1644年灭亡了。从国泰民安到亡国，万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间其实是晚明最关键的转折时期。笔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他们给崇祯留下的是难以挽救的烂摊子，而崇祯的时代是无奈中加速灭亡的时代。 明亡的丧钟第一次响起，是在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终止张居正改革之际。万历这四十八年既精彩纷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个自由奔放的时期，也是呈现近代化萌芽的时期；它有智慧而孤独的栋梁之才，有由夺情引发的血雨腥风，有长达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懒皇帝，有恩将仇报的悲剧，有引发激烈党争的太子之争（“争国本”），有名扬天下且改变后世政坛的东林书院，有“疯子”入宫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国战争，有影响后世数百年的戏曲巨匠，也有在东北边境被后金团灭的惨败。在此期间，中国与西方都在巨变，大明在利玛窦的牵线下与逐步近代化的欧洲文明进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却大不相同。 （图：Adobe Stock） 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历史，接下来将深入讲述万历年间的是非兴衰，往后再细讲天启、崇祯时，许多事会联系在一起。 而这些，需要从张居正的辉煌成就与功过，以及他与万历皇帝的恩怨情仇说起。对于我们现代人而言，无论是开公司、上班、教育孩子还是处理人际关系，或许都可以从这段历史中学到许多经验和教训。 张居正在改革前先获得了关键的有利环境，即“铁三角”的稳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内。张居正是万历小皇帝的老师，两人不仅是君臣师生关系，而且情同父子。万历刚登基时年仅10岁，所以国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张居正管理，摄政的这十年是他将政治理想与才华付诸实践的好机会；此外，张居正也颇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礼监太监冯保支持。小万历和李太后是强大的后台，冯保是关系密切的同盟，这样一来，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成功搭建完毕。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为清丈土地、推广一条鞭法、整顿吏治、边防新政。下面笔者结合生动的实例来讲他的改革是怎样进行的。 （图：Adobe Stock） 清丈土地 明朝中叶开始就出现了土地兼并隐漏的状况，许多地主隐瞒田地，长期以来逃了很多税，这就导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国家收入越来越少。 于是万历六年（1578年）开始，张居正下令丈量全国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隐瞒的庄田，结果这一查可不得了，堪称增加财源的大收获：全国竟有多达300多万顷农田没交税！ 300多万顷相当于3亿多亩！对比明朝建国之初，《明史》记载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积8.5亿亩；后来从弘治时期到万历初年的一百年间，全国交税的田地只有4亿亩。显而易见，如果没有这一次大规模丈量田地，还会有多少地主继续逃税。单丈量田地这一项政策就给政府增加了巨额税收。 张居正说：“清丈事实百年旷举，宜及仆在位，务为一了百当。”可见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该举措也为下一步措施，即推广一条鞭法铺路。 （图：Adobe Stock） 一条鞭法 这个一条鞭法其实不是由张居正最早开创的，它在嘉靖年间就已确立，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将其在全国范围推广。 不得不说，这一条鞭法实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当时工商业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更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化的标志当中，工业发展与市场经济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当时明朝能够把握机会将经济推向近代化，可能会与西方的步伐相差无几。 那么一条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么呢？怎么跟工商业有关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该项政策的意义，我们需先从当时的背景开始了解。 当时苛捐杂税繁琐，什么土地税、人头税、土产税等，不仅麻烦，而且贪官有中饱私囊的机会，导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张居正早已意识到这点且时刻牵挂，说“惟是黎元穷困，赋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为念。” 赋和役是分开的，赋就是民众向政府交实物、银钱，役指的是国家需要修筑国防工程、水利、交通、宫殿时让百姓提供免费劳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开始，手工业和商业明显呈现繁荣趋势，尤其江南地区，许多农民弃农从商，货币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赋税方面，与其向政府交实物，不如直接交银子。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实行征一法、鼠尾册、十段锦法、均平银、纲银法，都为张居正改革打下基础。譬如纲银法，化繁为简，以出钱代替劳役，正符合工商业繁荣的趋势。 在上述背景下，一条鞭法逐步扩大实施范围。简单来说，一条鞭法就是将田赋和各种徭役合并在一起征收，各种杂税合并到一起。原先交实物的，统一折合成银两，比如小麦、豆子、稻谷等农作物，都简化为货币。一旦简化并折合成银两，呈现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总数字，一年该交多少一目了然。总数公开透明，有些贪官就很难再中饱私囊或者任意摊派了。 赋役货币化后，国家不需要农民交那么多实物了，于是农民就要想办法增加货币收入。货币收入从哪来？把农产品投入市场，换成货币，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即为推动商业发展。 再有一点，农民和役户可以拿钱代役，政府将力役改为雇役，雇人代役。自此，徭役对农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农民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别的事，比如身体不好的可以多些时间在家养病，弃农的可以从商，或者成为雇工，有力地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也能减轻百姓的负担。 另外，赋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征收，不再经过粮长、里长，官府直接把赋役数目发给各家各户，各户交赋役时也是直接交给官府，避免里长和粮长在中间徇私舞弊。 总的来说，一条鞭法推广帮助大明缓和了经济危机，减轻了百姓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项措施也帮助增加农田，那就是兴修水利。因为万历初年黄河常泛滥，故道泥沙沉积，入海口水流不畅，所以张居正采纳潘季训的建议，命令修筑黄河到淮河的堤坝，有效抑制黄河泛滥，之后漕运更加畅通，多年的废地也恢复成了良田。 （图：Adobe Stock）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实政治方面的变革更关键，因为一切政策要想落实，都离不开人事，用什么人、怎样整顿官场风气、如何提高办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员等。 而张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当漂亮，扭转了百年以来散漫、低效、敷衍的风气。上文提到过，《明史》有12字对他的政绩进行了概括，这12字概括得相当精准有力，即“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加强尊崇皇权，严格考核官吏，赏罚分明，号令统一，上面下达的政令，下面必须执行，后来即使是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 （图：Adobe Stock） 不过，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惩处倒不是难事，关键是面对权贵犯法该怎么办。当时有个典型的例子，黔国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来是应该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觉得很为难，毕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担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么权势敢如此嚣张？原来，他们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边的将军，曾被朱元璋收为义子，后被封为黔宁王。明成祖年间，沐英的儿子沐晟因军功被封为黔国公，从此他们家世世代代承袭这一爵位。 但张居正不打算放过沐朝弼，于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儿子在朝廷当官。沐朝弼听说这事后，哪里还敢起兵造反，毕竟谁愿意跟自己的儿子对立呢？朝廷不久后派人带他到京城，他一点都不敢反抗，后来就被软禁了。 从以上几点，想必不难看出张居正既有铁腕，又有智谋，真可谓上天赠予大明的救国英才、救时宰相。他还有一项开创之举——考成法，以及在边防上的成就，和独具特色却备受争议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关注。不过，在他大刀阔斧的改革期间难免会遭遇巨大阻力与批评，而他面对的困难其实是超乎想像的，甚至还包括明朝历史上最激烈的夺情争执。 （未完待续）
（接上期）崇祯的缺点在乱世中显得尤为突出。譬如1629年己巳之变期间，崇祯因中了后金（清朝前身）的反间计，怀疑蓟辽督师袁崇焕通敌叛国，这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是致命风险。临阵换将乃兵家大忌，更何况是在京师风险尚未完全解除时换掉战功赫赫、忠心耿耿的边臣。 更严重的是，8个月后，崇祯下令磔杀袁崇焕，即凌迟（千刀万剐）。虽然袁崇焕在边防上有漏，纵然皇太极施反间计，又有温体仁等奸臣煽动挑拨，但崇祯作为最高决策者，有责任明辨是非，理智分析，避免冤案。袁崇焕有过，但不是卖国贼，更不至于千刀万剐。 其实，外敌后金的反间计不是促使崇祯决定杀袁崇焕的最主要原因。起初崇祯只是下旨“暂谢职听勘”（《国榷》），说明他一开始未对袁崇焕起杀心。那为何他后来铁了心要将袁崇焕凌迟处死？追其深因，是崇祯主动选择相信内部奸臣，无论是否冤枉袁崇焕，他都要借此机会杀鸡儆猴。 期间，高捷、袁弘勋、史褷上疏指控袁崇焕“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明史》），想借此机会陷害袁崇焕和内阁首辅钱龙锡。温体仁诬告钱袁二人相互勾结，称钱龙锡“私结边臣，蒙隐不举”（《国榷》），有边关重臣与朝廷重臣结党的嫌疑，这话正中崇祯的软肋，因为崇祯很忌惮手握重权的臣子相互之间关系密切，对结党现象极为敏感。他不一定对从敌军传来的反间计深信不疑，但可惜的是，站在国运和道德的十字路口，他选择和奸臣一道把袁崇焕作为政治牺牲品。 高捷等人落井下石是为了借袁崇焕的案子报复钱龙锡，“谋兴大狱，为逆党报仇”（《明史》），因为他们是阉党馀孽，对钱龙锡恨之入骨。为什么恨？因为崇祯初登基时打击阉党，钱龙锡主要负责阉党的案子，也是东林党一把手，而且阉党对东林党的恨由来已久，一看到机会来了，所以天启年间的旧帐与现在的新帐一起算。 温体仁也想借袁崇焕冤案打击钱龙锡，不同的是，他想借机升官进入内阁，于是他将钱龙锡视为一大障碍。至于崇祯，是想牺牲袁崇焕震摄朝臣。 就这样，君臣目的不同，却由于各自的私欲和心机走在同一线上。 （图：Pixabay） 袁崇焕被定的罪名为“谋叛”（《明史》），具体为“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崇祯长编》）。 其中，顿兵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专恃欺隐都不是事实，纯属强加之罪； 市米有其事，但不是提供给敌军的，不属于叛国； 斩帅（斩毛文龙）有其事，确实有不当之处，但袁崇焕向崇祯汇报过此事，崇祯当时没批评。而且毛文龙野心昭然，不服管制，大有成为独立军阀之势； 至于付托不效，袁崇焕曾承诺五年收复辽东，但截至定罪时仅一年时间，不足以下定论。至于后金军为何打到京城下，袁崇焕有未能阻截成功的责任，但不至于“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更没有通敌叛国。 事实上，在己巳之变中，袁崇焕闻讯后立即发兵阻截后金，“急引兵入护京师”（《明史》），并无怠慢，而且在北京广渠门之战和左安门之战获捷，仅以9000人击败后金10万人，成功守住京城。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焕带领的这支勤王军是在饥寒交迫中作战的，饥饿长达三天，因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得以获胜。袁崇焕爱兵如子，亲自看望受伤将士，“一一抚慰，回时，东已白矣。”（《边事小纪》）彻夜不眠抚慰将士，这在历史上是少见且感人的。 袁崇焕手迹“听雨”（图：公有领域） 袁崇焕受冤后，其部下皆悲恸不已，也有官员和百姓为其鸣冤。程本直曾在袁崇焕军中亲眼目睹袁的品行与贡献。得知袁入狱后，程本直不仅为其鸣冤，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为其而死，并写下《漩声》、《矶声》，字字皆肺腑之言。 他写道：“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 “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虽然死则死也，窃有愿也。愿余弃市之后，复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尸首，并袁公遗骨合而葬之。题其上曰：一对痴心人，两条泼胆汉！九原之下，目为瞑也！” 更有一位名叫王之璧的人跪在紫禁城外，请求皇帝放袁崇焕出狱，称如果非要治罪不可，自己和全家40多口人都愿意替袁崇焕服刑。 然而，袁崇焕冤死的命运依然没能改变。他在受刑前写道：“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将勇，忠魂依旧守辽东。”行刑过程极其残忍，在旁不明真相的百姓叫嚷著要生吃从这个“大汉奸”身上割下的肉，“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石匮书》） 可惜，他死后，明军在与后金及后来的清军作战中几乎再没打过胜仗。“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 （图：Pixabay） 更重要的是，袁崇焕冤死是崇祯年间政治的转折点。刚登基时崇祯力图中兴大明，铲除奸宦魏忠贤并严惩在天启年间作恶的阉党分子，为阉党制造的冤案平反，并重新启用一批人才，其中也包含袁崇焕。原本有中兴之可能，但两年后，袁崇焕冤案被奸臣利用，从此朝政再度陷入昏暗，其中温体仁和周延儒最典型，大家可以去翻看《明史·奸臣传》，人数不多，其中便有他们俩的“大名”，属于毫无争议的奸臣。而且崇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重用温体仁，他就像个“瘟神”，让崇祯患上了偏听偏信的大病。 袁崇焕冤案一百多年后才得平反。后世对他也不乏好评，如康有为说“夫袁督师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呜呼，天下才臣名将多矣，谗死亦至伙，而恻恻于人心，震惕于敌国，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则岂惟杜邮、钟室、凉风、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 以上袁崇焕的例子是反映崇祯性格及过失的事件之一，较为典型，但不能反映崇祯年间的全貌。崇祯还导致朝中矛盾尖锐。他虽然铲除了前朝作恶的阉党首恶，但朝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文臣争来斗去。但他的态度是，宁可坐视众臣相斗，也不愿看到众臣团结。 为何崇祯持这种态度？哪有不喜欢团结的道理？其实还是因为他太多疑敏感，忌惮大臣结党威胁皇权。譬如，周延儒总是诋毁同僚，己巳之变时他趁机诬陷兵部尚书王洽。周延儒这种借国难谋私的行为，以及在官场中没人缘的表现，在崇祯看来却是令他安心的，这就是他重用周延儒的原因之一。 （图：Pixabay） 不过，明亡的深层原因不是由单独哪一个皇帝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功臣走得早晚决定的。全面来看，明末最大的问题是： 财政崩溃、农民起义、辽东边患、天灾、民怨、党争、宦官。 先以财政为例，早在嘉靖年间的耗资就已相当庞大，而且很多开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军费要钱，贪污要钱，炼丹要钱，入不敷出，于是层层摊派，官与民皆压力巨大。海瑞当年有句评论相当经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后来万历年间军费开支也大，万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鲜、平播州，虽然均取得胜利，但给晚明财政困难造成重大影响。 （未完待续）
三月本该是春暖花开、人皆欢喜的好时节，然而1644年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却阴云密布，笼罩在一片恐惧与动乱之中。这一日，是大明亡国的前夕。 当晚，闯王李自成的起义军攻破北京内城。崇祯皇帝朱由检闻讯后大惊失色，尽管这样的局势已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他赶忙问“大营兵在哪？李国桢去哪了？！”而得到的回答令他再度心寒：“大营兵全都散了！皇上您也赶快逃吧！” 今年他已听过太多败讯，这一次无疑又是雪上加霜。于是，他决定登上煤山亲自看个明白。 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处是他平生最不愿看到的场景：昔日繁华太平的北京此时已沦为一片火海，战火将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也将大明覆灭的命运照得清清楚楚，赤裸裸地摆在这位年轻帝王面前。这一刻，是国破；下一刻，是家亡。 （图：Adobe Stock） 徘徊良久后，崇祯返回乾清宫准备安排后事，下旨“命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来辅东宫”（《明史纪事本末》），命人进酒，连饮数杯。然而纵饮千杯入肚，又怎能消尽心中无尽的愁，扭转王朝的命运？他一边饮酒一边叹道：“苦我民尔！” 面对同甘共苦十八年的老婆周皇后，崇祯痛作诀别：“大势去矣。”刹那间，夫妻二人泪流满面，在场的宫人无不悲泣。 周皇后向崇祯顿首说道：“妾自嫁陛下十八年来，陛下一句建议都听不进，才导致今天这地步！”说罢，她依依不舍地轻抚著太子、永王、定王三个年少的皇子，挥泪作别。待目送亲骨肉远去后，周皇后悬梁自尽。 崇祯安排三个儿子换上平民的衣服，希望他们能混出宫外。临别之际，崇祯看著眼前三个从小在深宫长大的孩子，不知这一别后他们还有多大机率活下去，于是一阵悲恸再度涌上心头。他叮嘱孩子们： “你们以前都是皇子，但京城陷落后，你们就只是普通百姓了，各自逃生去吧！你们不必恋朕，朕必与社稷共存亡，没有脸面在九泉下见列祖列宗！你们以后一定要谨慎小心啊，如果遇到做官的人，年龄大的应当称呼他们老爷，年轻一点的要叫相公；如果遇到平民，年老的要称呼他们为老爹，年轻的要叫老兄或长兄；如果遇到文人，要叫先生；遇到军人，要叫户长或长官。倘若你们能死里逃生，记得为父母报仇，不要忘记我今天的教训！”（见《烈皇帝遗事》与《小腆纪年》） 语重心长地叮嘱后，崇祯还不放心，一想到外面战火纷飞，而且三皇子定是敌寇的重点抓捕对象，不禁悲喊： “你们为何不幸生在我家！” （图：Adobe Stock） 告别皇子后，崇祯将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召来。看著眼前的亲闺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华，本已订婚，但婚事因战事紧急而中止，如今又遭遇国破家亡，若被贼寇擒住必遭凌辱。想到这里，崇祯不禁哀叹：“你为何也生在我家！” 叹罢，崇祯挥剑砍向女儿。长平公主当时出于本能伸左手去挡剑，结果左臂被砍断，晕倒在血泊中。崇祯呆立原地，握剑之手颤颤发抖，想到贼寇不会凌辱残废之人，不忍再对女儿补刀。 紫禁城这一夜，漫长如年。 三月十九日清晨，天色近曙，太阳一如既往即将从东方升起，崇祯也一如既往勤奋地上朝，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是大明王朝最后的早朝，也是大明天子最孤独的早朝——“帝御前殿，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明史纪事本末》）召集百官的钟声敲响后，却无一臣前来觐见崇祯。 此时此刻，面对此情此景，崇祯感叹：“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 然而，无论他怎样不甘，怎样绝望，大明的路都注定走向终点。而他的人生，也在此时走向尽头。 崇祯再次登上煤山，作为堂堂天子，这时身边只有宦官王承恩陪伴。他咬破手指，以鲜血写下人生最后一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明史纪事本末》） 薄德，指德行不足；匪躬，指他为国操劳，不顾自身利害；天咎，指上天的惩罚。崇祯这份血诏主要表达的是，“我虽然勤政尽力，但德行有亏，上天降罚，我没能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但也都是群臣之错害我到今天这地步。我无颜在九泉之下见列祖列宗，于是摘掉皇冠，披发遮面。贼寇们，你们可以虐待我的尸体，但不要伤害一个百姓！” 明思陵（图：公有领域） 写完血诏后，崇祯在一棵老槐树上自缢殉国，孤单地走完了人间的行程。驾崩时，他披头散发，头发遮盖面庞；穿白绵䌷袷，蓝纱道袍，下身白绵䌷裈，一只脚光著，另一只脚穿绫袜及红色方口鞋（见《甲申纪闻》）。他自缢后不久，王承恩亦随之自缢。 自此，历时277年的大明王朝永远停留在这一天。该事件在历史上被称为甲申之变。 那么，崇祯为何会有如此悲惨的结局？给今天的我们留下怎样的教训？ 中国历代皇帝中，崇祯是比较特别的君主，也颇具争议。争议主要在于对他的评价以及他与明亡之间的关系。纵观他自16岁登基到33岁死亡的执政生涯，他几乎没有一天松懈过，勤政爱民，生活节俭，不好声色，明显具有明君的特点；但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生性多疑，用人不当，一错再错，被骂为昏君、暴君、名副其实的亡国之君。 有人可能会说，大明在崇祯年间灭亡，那亡国之君不就是他吗？亡国之君其实指的是导致国家灭亡的君主，如果某人正巧是某朝最后一任君主而不是亡国的主要祸首，通常被称为末代皇帝，譬如家喻户晓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历史上有些亡国之君，每当我们提起都没太大争议，比如夏桀和商纣；而像溥仪这样主幼国疑的情况，说是末代皇帝毫无争议。但崇祯的情况很复杂，关于他究竟应被评为亡国之君还是末代皇帝，他究竟是不是明亡的主要责任人，长期以来众说纷纭。 崇祯殉国处碑文（图：公有领域） 笔者认为，如果从对比的角度看，万历和天启对明亡的影响更深，更符合亡国之君；但如果把崇祯视为末代皇帝，和他的一系列大错又显得不对等。综合客观地评价，崇祯或许可以被概述为这样一类人物：生不逢时的加速皇帝。 说崇祯生不逢时，是因为他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给他留下的是个烂摊子，他再如何勤政，都很难力挽狂澜。说崇祯加速明亡，是考虑到他突出的性格缺陷及决策失当。假设他的时代处于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后不久，那么先皇留下的盛世底子或许可以起到抵消作用，崇祯的自负多疑等性格缺点影响未必很大。然而事实上，他所处的是内忧外患愈加严重的时代，兵荒马乱，双线作战（一线是农民起义，一线是满清），这时的大明已承受不住决策失误的重担。 谷应泰对明朝灭亡有这样一段评价：“故明不亡于武皇者，以孝宗之蕴泽厚；而明无救于怀宗者，以熹庙之留毒长也。”有一定道理。明武宗是个十分荒唐的君主，但大明江山没被他玩垮，主要归功于他爹明孝宗勤俭爱民，信用贤良，一度呈现“弘治中兴”。而崇祯无力挽救大明，一定程度是因为他哥天启不理政事，纵容宦官魏忠贤扰乱朝纲。 （未完待续）
（接上期）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罗瑞卿的态度。 7月8日，还是在“神仙会”阶段的早几天，李锐发言批评“以钢为纲”和指出国民经济没有搞好综合平衡时，罗瑞卿就打断李的发言，极力维护“大跃进”。（同上，第31页） 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击讲话以后，李锐、周小舟、周惠三人由于想不通，在周惠住处发泄情绪。周小舟怀疑毛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认为按照讲话的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只有个人独断专行。他们三人就去找黄克诚谈谈，后来，彭德怀也进来了。他们出来时，被罗瑞卿碰上了。 当然罗瑞卿不知道他们谈论了什么，但是，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地点，这几个人相聚，引起了罗瑞卿的高度警惕。经罗瑞卿揭发后成了“23晚事件”。在会议后期的批判中，这个事件成了追查和围攻的重点。 8月3日，罗瑞卿在第五组发言说，彭德怀生活上学冯玉祥（指艰苦朴素）是“伪君子”，“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有人插话：‘换了政治上的欲望’），他的政治欲望很大……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他的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说生活，为人很多是装的，即使是真的，可是总是反党，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反对总路线，这种所谓生活朴素有什么用处？”罗不仅在小组会上发言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在会下见面时还当面质问彭德怀。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组里发言。但罗瑞卿十分活跃，不仅在自己组里发言，还到其它几个组里发言。8月10日，罗瑞卿强行带着着李锐到黄克诚那个小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谓“斯大林晚年”问题和黄克诚对质。批斗会形成了一个新高潮。像爆发了一棵炸弹，全组立时哗然。罗发言时疾言厉色，说彭德怀、黄克诚的住处成了反党司令部，成了搞阴谋活动的地方。他厉声质问黄克诚：“你是中央书记处书记，你听到了把毛泽东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不不臭骂你们‘军事俱乐部’的成员？为什么不反映？” 庐山会议结束以后，罗瑞卿由公安部长升任为总参谋长，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军委工作。据说这是林彪建议的。但是，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揪”出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在政治高压下，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摔断了腿。叶剑英元帅为此赋诗一首，其中有“将军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陆罗杨”中的彭真，在庐山会议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怀的得力干将。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多次发言、插话和质问。 萧华对彭德怀也是落井下石。由于他和彭德怀一起出访东欧，他的揭发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组继续开会，有人又追查彭德怀出国的事。萧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尔巴尼亚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有人接着念了彭德怀在出访东欧几国时的谈话记录。萧华说：我还怀疑他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 在彭德怀蒙受冤案时，其他几位元帅没有人为他说过半句公道话，没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泽东去劝降，要彭早点认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怀说是7月24日，李锐的日记中记的是30日），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来到彭德怀的住处劝说彭德怀作检查。彭德怀的记下了当时谈话的主要内容： 他们问我考虑好了没有？我说，我写给主席的信，是根据国内某些具体情况和庐山会议的情况写的，并没有什么准备和怀有什么阴谋目的。他们又问我写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我说：“除了周小舟同志有两次到我处谈了些湖南省的具体工作情况，我给他说了我准备写信（没谈内容）给主席以外，没有同其他同志谈过。张闻天同志有几次来我处谈了些带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工作，并没谈写信的问题。”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 8月3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谈到这次劝说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主席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话时，都激动得掉泪了。”陈毅元帅是外交部长，8月24日，外事系统召开批斗张闻天大会，大会小会反复进行揭发、批判。集中火力追查“里通外国”的问题，一盆盆污水泼到张闻天头上，对一切问题都要当场交待清楚。张闻天受到莫大的侮辱，伤心之至。回到家里，同亲人相对默坐，禁不住潸然泪下。 主持批斗张闻天的，就是陈毅元师。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来都是支持彭德怀的，周惠因讲了不少真话在会上受到不少批评。毛泽东对原来持彭德怀看法的人极力分化瓦解，争取归顺。为了“挖彭德怀的墙脚”，找周惠到美庐（毛泽东的住处）单独谈话。周惠承认了错误，就没有列入反党集团。毛泽东也曾想把周小舟拉过来，8月1日，给周小舟写信，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并且和周小舟谈了一个通宵，晓之以利害。毛告诉周，只要他写一个检讨，起来揭发彭德怀，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着眼泪对毛泽东说：“主席，我不能写这样的检讨，彭总的意见书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诉他的，是我们动员他找主席谈的。我以为他的身份向主席谈可以起作用，他才写的，我么能批彭总呢？”毛泽东挥手说：“你走吧！”周小舟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书记到湖南去可能对情况不熟悉，我请主席考虑，还是让周惠回去，他熟悉情况，可以当好新书记的助手。”周小舟将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临下山时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嘱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并请他帮自己照顾妻室儿女。 周小舟没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围攻，但他还是坚持到底，1962年对右倾主义分子甄别时，中央规定对周小舟不甄别。 周惠的归顺本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后，作家权延赤合写了一本书，书中把右倾反党集团写成“彭黄张周周”，把本来不是反党集团的周惠加了进去，还对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实的粉饰。据知情人说，这是周惠的子女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况。 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乡――《新湖南报》即《湖南日报》的前身的编辑记者们，他们自费出了一本书，书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庐山会议结束以后，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态，回湖南和张平化一起，不仅穷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还大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株连二万多名干部落马。这本书还揭露，1957年，周惠制造了一个“新湖南报右派反党集团”，将54人打成了右派（全报社共有编辑记者145人）。当年《新湖南报》的社长朱九思还在这本书的前面写道：“谁是真金，谁是粪土，包括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现在仍不知羞耻的人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结论。” 在中国政治制度下的官员们，要保住地位，是很难成为“真金”的。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谁没整过人，谁没挨过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内蒙古任书记时，还是做了一些好事的。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亲有一个光辉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过于粉饰，反而损害长辈的形象。顺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来，一些高官的亲属、子女、部下，写了一批歌颂他们父辈的书和文章，其中，不少有类似《天道–周惠与庐山会议》的问题。 五、常委们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两天，毛泽东在他住处的楼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批判彭德怀。连中午都不休息，午饭吃包子充饥。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等人。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这两天会议，为彭德怀的“错误”性质定了调，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帐。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不可能公布于世，幸亏李锐在场，而且做了笔记。所以，这一段，我还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庐山会议实录》中的内容。 7月31日，由毛泽东一人主讲，由他定调，其他人插话帮腔。8月1日，也是毛泽东讲话最多，其他人逼问和围攻。其中林彪上纲最高，发言最尖锐。会上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全都是一边倒。 194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个既定的前题，毛泽东是一贯正确的，在过去的革命历程中，凡是和毛泽东有过不同意见，都是历史问题，都是政治上的污点。以后再和毛泽东不一致时候，都要清算过去这些问题。 在两天的常委会上，毛泽东亲自清算彭德怀，说过去31年年的共事过程中，彭德怀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两人过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纲上线，重新清查在过去的路线斗争中彭德怀的站队情况，抗日战争期间的“百团大战”也是彭德怀的重要罪过。 毛泽东在清算历史旧帐以后，又说“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说彭德怀和他疏远，请示回报太少。 对7月14日的信，毛泽东说：“多次重要时期，你从没有写过信，为什么这次要上万言书。”“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 “是准备发表了，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心”“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没得到机会。这次从国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 “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 参加常委会的其它人除了追问彭德怀的政治问题以外，还否定彭德怀的人格，并乘机吹捧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怀反对搞“个人崇拜”的言论，肯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常委会本来应当是一个领导集体，毛泽东应当仅是这个集体的召集人。实际上，毛泽东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体领导变成了毛泽东个人独裁。出现这种结果，当然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为毛泽东“抬轿子”、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人难道就没有责任？ 这两天常委会为彭德怀等定了调子，冤案已经构成，无中生有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的铁帽子已经戴在他们的头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为这个冤案盖上合法的图章，并动员全党开展批右倾运动。 全会开幕时，毛泽东讲话不长，但十分鲜明而坚决地动员全党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猖狂进攻”。他说：“我们的路线到底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初上庐山后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说我们现在不民主，说话不自由，有一种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后来才了解，他们要攻击这个总踟线，想要破坏这个总路线。他们要言论自由，是要破坏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批评总路线的言论自由。”“我们反了9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个方面的问题了，现在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了，而是反右的问题了。因为左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向着人民的事业，向着六亿人民的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进攻。” 也是在全会开幕的这一天，毛泽东写了《给张闻天的信》，并立即印发给全会。这封信虽然只有500多字，却大量引经据典，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信中为他们五人罗织了“军事俱乐部”的罪名，还说这个“军事俱乐部”的成员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届八中全会开始以后，对彭德怀的斗争进入了紧张阶段，晚会都停止了。小组并成大组，共分成三个大组，李井泉大组对彭德怀，张德生大组对黄克诚，柯庆施大组对张闻天、周小舟。大组会采取批评质问的方法，十分尖锐。 在这些批判会上，进一步围剿“军事俱乐部”和追查周小舟说过的“斯大林晚年”问题。围剿之烈，追逼之严，气氛之紧张，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斗会。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说：“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可我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态度不好，彭德怀说：“我没有辩护律师，你们像法庭审判。” 8月10日，毛泽东对《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报告》作批示，也同时印发给全会。毛泽东说彭德怀等：“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意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先锋队，另立他们机会主义的党。”“高岗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为了给批判彭德怀等提供理论武器，并不是理论家、也不从事理论工作的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动组织人编写了《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马、恩、列、斯、毛语录，毛泽东收到后如获至宝，8月15日和8月16日，接连写了两个长篇批示。15日的批示说：“共产党内的分裂派，右得无可再右的那些朋友们……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经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断横行’，不给你们‘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错误一定要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一百八十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作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话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话的资格，简直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时局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几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毛泽东的这些批示，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仅使得八届八中全会上对所谓“右倾反党集团”的批判斗争一步步升级，还为会后的全国的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提供了错误的指导思想。 8月16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等文件。 《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一开始就给他们定了性：“以彭德怀同志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在庐山发动了“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而“来自党内特别是来自党中央内部的进攻，显然比来自党外的进攻更危险”，因此，“坚持粉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活动，不但对于保卫党的总路线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于保卫党的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领导、保卫党的团结、保卫党和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都是完全必要的”。 《决议》说，彭德怀的信和发言“是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纲领”，特别指出他是“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举行猖狂进攻”，使“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受到某种威胁，这就是要害所在。《决议》宣称：“八届八中全会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包括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认和他们的同谋者、追随者所揭发的事实，证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而且，“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 《决议》中还有这样一段彭、高反党异同论：“高岗在手法上是伪装拥护毛泽东同志，集中反对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而彭德怀同志却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你看他，连伪装都不要了，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只能说彭德怀比高岗更加疯狂，所以叫做猖狂进攻，不过也还是有伪装的：“由于他的一套伪装爽直、伪装朴素的手法，他的活动是能够迷惑一些人并且已经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决议》向全党提出了“揭露这个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的任务。 为了揭露，《决议》清算了彭德怀的历史老帐：“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曾经站在错误路线方面而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代表”。 他们为什么要在此时此地发难，猖狂进攻呢？《决议》对此作出了分析，这些分析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回味：“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胜利，显然注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的最后灭亡。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高岗集团残余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们认为‘有利’的时机兴风作浪，出来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不是因为毛泽东决策重大失误导致的严重后果引起彭德怀等人的意见，而是总路线等等的胜利使面临灭亡威胁的剥削者蠢动的。 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成员，除了“彭黄张周”以外，还有李锐。因为李锐不是中央委员，级别不够，所以没有提他的名字，但对他的处分很重：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出党，下放劳动。 庐山会议加剧了1958年以来的错误政策，把已经深陷困难的中国推向更深的灾难。同时，还更加强化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强化了他个人独裁。为几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笔。 六、反右倾烈火烧神州 庐山会议还没有结束，中共中央就下达文件，指出“现在右倾思想，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主要危险。”要求“各级党组织，必须抓紧八九两个月，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庐山会议毛泽东大获全胜，他已经狂热到变态的程度。这种变态在他给《诗刊》主编、副主编臧克家、徐迟的信中充分反映出来。1959年9月1日，毛泽东将他上山前和刚上山时写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寄给臧克家、徐迟，同时在附信中写道：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个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不过是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王八蛋的。 毛泽东认为大批农民饥饿而死只不过是几片“鸡毛蒜皮”，骂为农民说话的人是“王八蛋”。这种思想由各级党组织贯彻下去，为反右倾的运动添柴加火，也为1958年以来的错误作法推波助澜。一时，全国所有的报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会议，都围绕批判右倾思想这个中心。各种报刊保卫“三面红旗”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全国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斗争。被批判斗争的人，有的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定为“严重右倾”。 什么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提出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经中共中央转发，成为全国的统一标准：1，公开散布系统性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2，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3，组织宗派集团，夸大、歪曲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缺点，反党反中央的；4，对党中央规定的重大方针政策和业务方针拒不执行，同党闹独立性，或者采取其它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手段，以阻挠总路线的贯彻执行的；5，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1958年以来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行攻击的；6，在革命斗争中，在党的路线、政策问题上，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以来，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以后，仍然保持错误贯观点，不主动检讨的。 上述6条，只要有其中一条，又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军队系统，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条标准：一是公开散布系统性的右倾言论，从多方面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积极支持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纲领，公开为反党集团辩护，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历史上多次犯错误，屡教不改，对党心怀不满，这次又借批评大跃进中的缺点为名，猖狂向党进攻的；四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一贯严重右倾，1958年大跃进以来又有严重的右倾言论和行动，而在学习八届八中全会文件后仍然执迷不悟，不主动作深刻检讨的。凡是犯有上列情况之一的，不检讨，不悔改的，可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军队的反右倾标准定在地方干部之前。地方标准是在军队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 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反右倾斗争为全国做出榜样。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从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有1900人，占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3%（其中司局级以上有287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9.3%）；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有2714人，占这两个党委党员总数的4.4%。重点批判和重点帮助的共占党员总数的7.5%。经过揭发和批判，这两个党委给224人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其中司局级干部61人。此外，在这次运动中，还揭发出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和其它坏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倾的战况汇报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一些省市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材料，以推动运动时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况如下。 甘肃。揪出了省委书记霍维德、省委委员贺健山（农业厅长）、省委委员雷恩钧（省监委书记）。霍维德主要问题是批评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问题，说省委在粮食问题上犯了错误。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后两人的罪名是在反对“三面红旗”方面的看法与霍维德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的“露骨的反党言论”还受到霍维德的赞扬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书记张国声、省委宣传部长聂景德、省委委员副省长张毅忱、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陈光远。说张国声攻击省委第一书记，否定1958年的伟大成就。张毅忱的罪状是“攻击”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认为去年省委订的粮食产量过高”“夸大了农村缺粮问题”。陈光远的罪行是写了一篇题为《要注意加强州、县、公社党委的集体领导》（内参），批评了党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风，还写了《革命胆略与实事求是》（发表于7月10日的《青海日报》）的文章，“夸大了1958年的阴暗面”。 新疆。揭发批判了自治区党委常委、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辛兰亭。“对大办钢铁泼冷水”、“对去年大跃进成绩有怀疑”、“对自治区党委领导不尊重”。 贵州。1958年8月就揭发批判了省委书记常颂，到庐山会议后，常颂已死，但还要“清算”，又揭发批判和常颂看法相同的省委组织部长夏德义。 湖南。揭发批判了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唐麟。“他与周小舟的社会观、政治主张是一样的，并和周小舟一起进行宗派活动”。 安徽。揭发批判省委书记张恺帆，候补书记、宣传部长陆学斌。张恺帆“下令强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发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农到处叫喊等严重问题。”陆学斌“认为大办钢铁是劳民伤财，大跃进是一笔糊涂帐，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诬蔑毛主席给公社小队长写信是不相信中间这一层干部。” 黑龙江。揭发批判了省委委员、黑龙江大学校长兼东北农学院院长刘成栋，哈尔滨市委委员、哈尔滨电机厂党委书记邢子陶，鸡西市委委员、鸡西矿务局长李奎生。刘成栋说大跃进的“缺点是一个大拇指”。 河南。“揭发批判了开封地委书记张申、洛阳地委第二书记王智慧和洛阳轴承厂厂长闫济民等人的严重的右倾言行。” 陕西。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揭发批判了西安市委书记程元方、西安市委宣传部长丛一平、省经委副主任陈平、省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岳邦珣等人反对大跃进、公社化、大办钢铁的一系列反动论点。 吉林。全省党员干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书记李晨反对农业八字宪法，反对供给制等右倾言行。 广东。省委扩大会议，揭露批判了海南区党委委员、琼崖县县委第一书记王荫轩等24名右倾思想、言论突出的重点对象的错误论点。 江西。揭发了省地质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吕承恩等人说大跃进“得不偿失”、今年再跃进“绝不可能”等右倾言论。同时还揭露了1956年省党代表大会期间，原赣南区党委工业部长等人，对省委领导和三反、五反、镇反、粮食统购统销的恶毒攻击。 中共中央在这个材料的按语中写道： 现将一些省市自治区所揭发的一部分高级干部的右倾思想、右倾活动的简报发给你们。右倾分子的人数虽然不多，在高级干部中所占比例虽然很小，但是在适合他们的气候下，却可以兴风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时加以揭发和批判，就会妨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给工作以很大危害。请你们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倾的“靶子”。有些省将揭发出来的省级干部定为“反党集团”。如青海省定为“以张国声国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纲领”。撤销张国声省委书记、常委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撤销聂景德的宣传部长等一切职务；撤销程光远新华社青海分社社长的职务。 在工矿企业，按照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对职工进行分类排队，对问题严重的进行重点批判。为了推动各地的反右倾运动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地批转各地反右倾的经验：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关于第一届第11次会议（扩大）情况的报》，上的批示中强调：“对一切右倾思想和右倾活动，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要像对待病菌那样，从一切角落里把他们的思想影响扫除。”批示全文见本书第三章《天府饥魂》。 （未完待续）
3、朱德 朱德和毛泽东在井岗山会师，建立革命根据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面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国以后，毛泽东给朱德一个委员长的职务，名义上很好听，蒋介石也不过是个委员长嘛！实际没有实权。朱德也落得个清闲，不争权，学明朝初年的徐达对朱元璋，和毛泽东保持君臣之礼。朱德有较深的国学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后，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飞鸟尽，良弓藏”；知道此时再不能像战争年代那样不讲“名份”。在这一点上彭德怀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题词支持甘肃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肃人民改造自然的伟大创举”，如果这是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枫一起到东北三省视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实情况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发言，很客观、很明白。他说：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么愿意共产吗？食堂说是自负盈亏，实际公家总吃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家庭制度应当巩固起来。各省不要自搞工业体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参加第一组，他第一个发言。他为1958年过热辩护，说：“大跃进是靠热出来的，热是革命的基础。”他的调子开始向支持大跃进变化。不过，他还是坚持说一些真话：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断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参加第四组，作了较长的发言才谈到对彭德怀的信的看法。他说，高级干部有不同意见，无论如何要搞清楚。把问题搞清楚了，统一了认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主席过去批评我空洞的乐观主义，现在可以说是落实的乐观主义。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符合事实。彭总的一个特点，是容易固执己见。如果是正确的当然要坚持；是错误的，就要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地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重。李锐就这段话评论说：“朱德同彭德怀是30来年的战友，相知很深。看得出来，这时他非说这番话不可。“非说这番话不可”说明，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连朱德这样高地位的人，既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26日，彭德怀违心地作了检查以后，朱宽慰地说：“彭总发言态度是好的，我想他是畅快的。彭总发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是农民意识。在座的天天向前进，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观性、片面性就是这样来的。大家对彭总的批评是对的，彭总今天对大家的批评也比较听得进去了。过去就谈不进去，谈起来就吵。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统一了认识，就不会把它当作包袱背起来了。” 朱德还写了一首诗，其中两句是：“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 8月1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态度比较温和，只是就信的内容而谈。当然没有“击中要害”。他还没有讲完，毛泽东即将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弄得朱德脸一红，就停止了发言，直到散会，只是最后讲了几句。 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晚来庐山的人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在林彪作了长篇发言之后，朱德讲了约10分钟。他说，自己原来估计不合适，认为彭德怀同志写这封信是临时想到的，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他最后说：“现在毛主席还在，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让位，我看谁也不赞成的。德怀同志对总路线动摇，最基本的问题是不认识群众，不认识党。他的最大错误就在这里。” 朱德和彭德怀是老战友，对待“三面红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怀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朱德虽然批判的调子比别人低，也没有为彭德怀说一句公道话。朱德也是看毛泽东的脸色行事。尽管如此，在毛泽东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书林克私下说过：“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 在“会议政治”制度下，参加会议的人，必须就最高领导人的看法，人人表态。通过表态来“划线”、“站队”。这像每个人必须脱光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检查。在这种情况下，参加会议的人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不说话是不行的。不说话就意味意站到反对派一边了。但是，要说话，只能跟随主流意见。说不同的意见，就要遭到围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话下。 4、林彪 新中国的建立，论战功，没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败名裂之后，也没有人否认这一点。1954年的高岗事件，林彪受到牵连，在政治上丢了不少分。从此林彪以养病为名，韬光养晦，等待时机。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人们分析这中间有毛泽东的授意。1957年夏，毛泽东在上海期间，还看望了在上海养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经毛泽东提议，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相信，有了这样的政治投资，在关键时刻，林彪还是一员用得着的猛将。也许毛泽东对彭德怀早就不满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怀之上，就有让林取代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来没有参加庐山会议。毛泽东收到彭德怀的信以后，就调林彪作为“援军”上山。在军事建设上本来林彪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他们两人一起批评刘伯承的军事思想。工于心计的林彪，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洞若观火，他知道毛泽东此时处境相当困难。他盘算，此时支持毛泽东，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资。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经过了“神仙会”阶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坚决的态度反右。他对彭德怀的批判上纲最高，火力最为猛烈。 7月3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说话，他批彭的过程中别人插话帮腔。当毛泽东说到1958年的问题是在群众运动中发生的，气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怀说，我对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话说，气难鼓易泄，泄了便难鼓。 他的态度和彭德怀成了鲜明对比，他说的话也符合毛泽东的思路。 众所周知，抗日战争期间，平型关大捷广为中国人称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资本。彭德怀搞百团大战 使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人振奋。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百团大战虽然对抗日战争有好处，但有损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因为它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军这边来了。因此，毛泽东不仅不肯定百团大战，反而当作彭德怀的一个历史错误。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在批判彭德怀时，把自己指挥的平型关大战也否定了。他说：“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毛泽东接着林彪的话说：“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就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我，日，三国志”。 在毛泽东的心中，共产党的利益高于民族利益，爱党胜于爱国。如果在抗日战争中全国人民知道了毛泽东的这个态度，中国共产党就会受到中国人的唾骂。所以，百团大战结束时毛泽东公开向彭发了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这个贺电并不是毛泽东的真实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来是彭德怀给毛个人的，毛不经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发给与会者。彭对此有意见，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却违背事实地说：“你说发表你的信你不高兴，不一定吧。写这信的目的就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林彪立即帮腔：“完全同意这个看法。” 8月1日常委会上，紧接着朱德“隔靴搔痒”的发言之后，林彪的发言直击要害，为即将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定了调子。他声色俱厉地说彭德怀是野心家，伪君子，冯玉祥。说中国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 在刘少奇的发言后，林彪又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否定：“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字，就是野心，派头、气势。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滑，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插话：不好敞开谈）……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滑的本质。（毛泽东插话：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表面上好意，实际要抓辫子……表面似好意，实际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的单独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的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刘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传达两天常委会开会的情况，第一个是林彪讲话，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不用“彭德怀同志”。林彪说：“我是先到的援兵，你们是最后到的援兵。”彭德怀的信“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的，反对大跃进的，反对人民公社的。”“他虽然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后后，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对毛主席。”“他是打着反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旗帜，来向党进攻，向毛主席进攻。”“我的直接印象，这个人非常英雄主义，非常骄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干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权，居大位，声名显赫，死后流芳百世。他非常嚣张，头昂得很高，想当英雄，总想作一个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觉得他也是个大英雄。自古两雄不能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毛主席无论在天资方面，学问方面，事业的成就，工作能力，马列主义水准方面，更何况思想意识，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不是始于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于1964年，而是始于毛泽东最困难的1959年。这对毛泽东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会上，彭德怀曾提出换一个人管军队，毛泽东很明确地说：“现在不谈此事，还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彭德怀被罢了官。经毛泽东提议，林彪接替彭德怀的工作，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和国防部长，帮助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庐山会议以后，在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亲自主持，对彭德怀、黄克诚、邓华（接替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洪学智（接替黄克诚任总后勤部长）、万毅（国防科委副主任）、钟伟（北京军区参谋长）等进行了残酷的批判和斗争。 5、陶铸 陶铸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是重要的封疆大吏。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毛泽东派他到广东大反地方主义，打击和压制了一批广东籍干部。1959年反瞒产私分是广东最先搞起来的。 7月2日，从武汉到九江的江新轮上，陶铸遇到从北京来开会的人。他请大家吃荔枝。谈到广东因闹水灾，更增加形势的严峻。不过，他是乐观的。 7月3日，陶铸在中南组发言谈广东的情况。说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子搅成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农民不养猪了，副食伤得太厉害。不过，他虽然讲广东形势严峻，但还认为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 7月3日，刚上山的晚饭后，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没有遵守客观规律，计划工作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谈到高指标计委顶不住的问题，都认为计委有责任。陶铸还从王明路线的历史情况，谈到富春是顶不住的。冶金部的负责人，当然更有责任。 7月22日下午，陶铸在小组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可能听到了什么风声，谈问题的基调同会议初期有了不同。认为成绩是主要的，用不着怀疑。去年粮食和工业增长幅度古今中外都没有过。谈到彭德怀信的问题，“不在于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有问题。讲成绩与缺点应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从通篇精神来看，对缺点的看法不止一个指头。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点错误，看成好像把整个阶级关系搞翻了似的，看成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看成为去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倾保守还要困难些，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会引导到怀疑党的总路线的正确性，怀疑去年大跃进和伟大的群众运动所取得伟大胜利是否可靠。从我党历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所产生的左的错误，那确实是难以纠正的。而难以纠正的错误，也决不是如党中央和毛主席所屡次指出的一个指头的缺点、错误。这样，就要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现的左的偏差，不是一个指头的错误，而这种错误现在并未纠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务是反左。这就会把事情搞坏。” 请注意，在毛7月23日讲话以前，这样上纲上线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铸。 陶铸三次找黄克诚劝降。第一次没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黄谈话，说：“不管你主观上怎么想，但客观上表现出来的是有组织的反党活动，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么用呢？”黄克诚反驳：“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认？”第二次失败，陶铸第三次批黄克诚谈话，让黄“为党、为国家大局着想”，尽早承认错误 。8月5日，陶铸写信给黄克诚，说：“德怀同志的错误已明若观火，你为何不站出来与之划清界限，帮助德怀同志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我以为这种帮助即使你与德怀同志友谊决裂，也并不表示你对德怀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爱人以德’，真正站在党的立场上给他以同志式的帮助。你我都读过一点所谓古圣贤之书，一个人立身处世，不讲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们作为一个党员，对党的忠诚等于旧社会一个女人嫁了人一样，一定要‘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否则便不能称为‘贞节’之妇。” 陶铸用专制社会妇女的“贞节”解释“对党的忠诚”（实际是对领袖的忠诚），把对领袖个人的忠诚，当作一个人立身的“操守”。不顾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谁手里，只对最高掌权者个人忠诚，正是专制制度中官员的行事原则。 8月6日，陶铸在第三组发言。说他对彭德怀“总的印象是，他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很不服”。“30多年来党的历史证明，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就没有今天革命的胜利。可是彭德怀同志对毛泽东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怀说党中央没有民主，那是胡说……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了一系列党的生活原则，党内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证”。“彭德怀同志之所以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不满，其用意不是别的，是企图改变党中央的领导，由他来干。他总希望中国出现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时他就可以充当纳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乱，搞乱了，他就可以出来收拾残局，实现个人野心。”陶铸把彭德怀比作纳吉，这是这次会上批彭上纲最高的说法。陶还对彭德怀的人格进行全面否定，说“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功则归己，过则归人，是彭德怀同志的一贯作风……彭德怀同志的为人就是这样：从他的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开来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铸在小组会上又揭批张闻天，对张闻天的检讨提出三点意见。说张闻天与“军事俱乐部”的关系“完全是自觉的、有意识伯，并有实际行动的”。逼问张21日发言的目的。还说张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根本没有改造好。又声色俱厉地逼问周小舟在“军事俱乐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会”期间，陶铸写了《七律•登庐山》： 庐山真面谁能识？尽在云烟变幻奇。 偶见晴空飘白练，忽惊树杪涌清漪。 朱陈往事增惆怅，白李遗诗添彩姿。 最是劲松绝壁立，崇高风格不须疑。 陶铸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判断这次庐山会议一定会风云变幻，他随风向变化而自保，但心头还是若有所失。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树的风格啊？但是，在专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树那种傲然挺立呢？这是陶铸的悲剧，也是共产党多数高官的悲剧。 6、谭震林 谭震林是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他在庐山会议上站在坚决维护“三面红旗”的立场是很自然的事。 还是在武昌会议时，讨论粮食公布数字时，彭德怀参加西北小组。有的说可以公布1万亿斤，有的说可以9000亿斤。彭说粮食没有那么多。谭震林立即说：“老总啊，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呢？” 7月20日，在周恩来处开会，批评周惠时，黄克诚同谭震林大吵了一顿。谭震林说请黄克诚上山是作为批彭德怀的“救兵”，黄回答说，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黄说的“反兵”本来是从谭的“救兵”而来的，后来批判黄时，谭震林把这句话说成为“蓄意反党”罪证。 26日，在黄克诚检讨之后，谭在第五组发言。他首先检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错误，认为他要负主要责任，要追究责任，要给处分。在检讨自己时，还为毛开脱，说毛主席不仅无过错，而且作出了伟大贡献。说两次郑州会议，主席严厉批评了左的错误，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然后说到彭德怀的信，说：“这封信是烟幕加毒气。彭德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好同志。他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劳，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我决不因为这封信，就不承认他的过去。他的为人是正直无私的。他勇敢地写这封信，引起争论，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为他过去的功劳而原谅他。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要和他斗争到底的。这种斗争并不妨碍我尊重他的过去，也不妨碍我尊重他将来再作出的贡献。” 过了两天，有人批评谭对彭人格和历史功劳的肯定，谭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对彭德怀的肯定方面。还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 在《三国演义》中，张飞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却是有“反骨”的。 7、陈伯达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泽东的秘书。在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陈伯达提出不要商品生产、取消货币的主张，在郑州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奚落。后来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实际情况，开始转向反左。 刚上庐山时，他和几个秀才一起发表议论，批评1958年的失误。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组曾经两次发言，认为不能忽视大跃进的副产品，要对事不对人。他说：“我和陈正人同志开了一次火”，中央农村工作部应当检讨。因为陈正人认为农业并没有多大问题，粮食只是小部分地区紧张。陈伯达还说到他受骗、“吃苦药”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东范县所看到、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实的。是下面干部预先布置的。最近《红旗》杂志的同志到那两个县，把一些情况查清楚了。我把反映这些情况的信，给舒同和吴芝圃同志看了。他们两位都很难过。”庐山会议前陈伯达到福建作过调查，因为他是福建人，听到一些真实情况，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问题。 在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前，陈伯达和田家英、吴冷西、李锐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讲话以后，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样，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离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个。 23日以后，陈伯达在小组会上自然成了被批评的对象之一。 为了摆脱自己的困境，陈伯达一方面修改自己的发言稿（《简报》刊出时删掉一些），一方面又长篇大论地批判彭德怀的信。他以理论家的姿态，引经据典地为毛泽东7月23日的讲话帮腔。把大跃进和巴黎公社并提。还说：“我完全同意主席讲话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县，又到广东、福建，是被广大群众那种冲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动的，所吸引住的。对群众的冲天干劲，我是没有怀疑的，虽然我说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陈伯达认为彭德怀的信“一个对形势的估计，一个对倾向的估计，都是错误的。” 由于他在郑州会议上挨过毛泽东的批评，不管他怎样表态，怎样洗刷自己，别人对他还是不留情面，还是不放过他。在8月初最紧张、斗争最尖锐的时候，陈伯达就生病，不参加会议。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动局面，陈伯达埋头写文章。10月9日，他将写就的《请看彭德怀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给毛泽东。此文正中毛泽东下怀，但还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乔木二同志谈一下，可能进一步改得更好。”陈伯达按毛泽东的意见，征求了康生、胡乔木的意见并加以修改以后，将题目改为《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再次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修改后，发表在《红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将这篇文章印发给各级党委。 由于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陈伯达走出了郑州会议挨批的阴影，重新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在文革中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第四号人物。 8、胡乔木 胡乔木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秘书，是毛泽东的近臣。 在去庐山开会的列车上，李锐和胡乔木、田家英有过闲谈，主要是交换各自的看法，对1958年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胡还认为“以钢为纲”是取其谐音的文字游戏。 7月3日，刚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乔木的住处，李锐、陶铸、胡乔木三人一起漫谈。谈话的内容基本是批评1958年的高指标。胡乔木除了再次引证了天体运行的规律以外，还举了遵守战争规律的程序：先遵守战争规律，次遵守革命战争规律，再遵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他说，这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记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吴冷西住处，李锐、胡乔木、陈伯达五人闲谈，胡再一次谈到综合平衡的重要性。认为平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不平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规律，因而才经常出现经济危机。又认为“以钢为纲”、“三大元帅”的说法统统违背了按比例的规律。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之后毛泽东头脑发热之程度。武昌会议公布粮食产量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但胡没有敢向毛汇报。为此，上海会议胡乔木挨了毛的批评，毛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胡乔木介绍，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对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关于人民公社的决定，王不敢去向毛汇报，刘向毛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应该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还谈到，自南宁会议以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之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了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处，胡乔木、吴冷西、陈伯达、李锐五人对彭德怀的信都很感兴趣，觉得信内容好，观点跟我们一致。不过，胡乔木说了一句：这封信可能惹出乱子。他可能从王任重那里得知毛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满的消息。 7月18日，胡乔木在第二组作了较长的发言，为《记录》（草稿）起草者辩护。因为《记录》（草稿）中关于形势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对1958年成绩讲得不够，问题讲得太重。胡乔木回答这些批评，认为1958年问题还是应该说透。在发言中，胡乔木没有提及彭德怀的信，他实际上是支持这封信的。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之后，胡乔木一度沉默，几天以后态度180度大转弯，急忙紧跟。8月10日下午，胡乔木来到第四组（他本是参加第二组的），作了长篇“斥所谓‘斯大林晚年’的污蔑”的长篇发言。 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接着从六个方面将斯大林晚年和毛泽东作了比较，借此对毛泽东进行吹捧。 由于胡乔木、陈伯达等“秀才”的善变，8月11日毛泽东讲话中说：“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们的人。”“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样，虽然会议初期，胡乔木、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也说了一些真话，但没有受到批判。 为了进一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一下庐山，胡乔木就送上了《剥开皮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什么是一个反党的纲领？》的长文，对彭德怀的信无中生有，上纲上线，强加了种种政治帽子。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示，印发给全国，成为批判彭德怀等人的重武器。 说完了原乔木，还得顺便提一提吴冷西。他身兼新华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长之职。上庐山以前和庐山会议初期，吴冷西对大跃进的形势持批评态度。他还给分社下达指令，让分社收集大跃进以来的材料。所以，当时分社发来的内参稿件讲了一些真话。彭德怀回国以后看了很多“内部参考”、并对他产生影响的，就是新华社提供的。庐山会议转向以后，吴冷西不仅态度很快转变，他还立即给北京新华社总社打电话，让把分社收集的批评大跃进的材料送上庐山，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罪证。根据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长尤淇、广东分社社长杜导正、四川分社社长纪希晨、云南分社社长陈涌进、青海分社社长程光远、福建分社社长孙权等7位，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杜导正对本书作者说，他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主要是总社的意见，广东的陶铸是想保他的。 9、贺龙及其他几位高级将领 贺龙元帅是一个有胆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两把菜刀砍了巴茅溪盐税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济贫的队伍。在南昌起义时，他是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贺龙先是协助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后调北京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处在高位的贺龙，在毛泽东面前，已经没有“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胆量了。在庐山会议上，他是毛泽东的一个得力打手。 从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组讨论中，对彭德怀的信持批评态度的主要有陈正人、程子华和贺龙少数几个人。那时毛泽东还没有发表7.23讲话，他们却态度鲜明，坚决维护“三面红旗”。贺龙还揭发彭德怀说的“请红军来”的话。 7月24日，贺龙在发言中进一步揭发彭德怀，他提到洛川会议，说对毛主席的抗战战略方针，有人不坚决执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李锐五人谈话时，谈到洛川会议旧事。说彭德怀主持的华北军委分发的小册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定的游击为主的方针。这小册子曾为王明所利用。说明彭历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这五人没有向其他人透露过毛谈话的内容。贺龙这个揭发和毛泽东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以后，贺龙发言更为尖锐。8月3日，他在第三组发言说，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当了错误路线的帮手。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军队干部中，罗瑞卿、苏振华、黄永胜、萧华等对彭德怀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锐。 （未完待续）
（接上期） 他为刮共产风的干部和自己开脱，并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的态度，他说：“他们（指括共产风的干部-作者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11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批评大跃进的意见）“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骂祖宗三代……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 接着，毛泽东指出：“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如果现在要讲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 讲到反冒进，他话锋直指彭德怀，说：“虽然彭德怀“不讲反冒进， 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之下，右起来的。”“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他告诫那些批评大跃进的人说：“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重复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时常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现在他们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30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 接着，他为食堂和大办钢铁辩护说：“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要多方面取得经验，有些散了，还得恢复。”他说在办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个右派出来了：一个科学院调查组，到河北昌黎县，讲得食堂一塌糊涂，没有一点好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他正话反说：“我有两条罪状：一个，1070万吨钢，是我下的决心，建议是我提的。结果9000万人上阵，补贴40亿，“得不偿失”。第二个，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推广之权。北戴河决议也是我建议写的。我去河南调查时，发现楂岈山这个典型，得了卫星公社的一个章程，如获至宝。你讲我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是有一点，不然为什么如获至宝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中国也不是没有反对，照江西党校这样看，人民公社还有什么意思。”“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 这篇讲话态度鲜明，对左派只是安抚，让他们“硬着头皮听”；说批评“三面红旗”的人 “离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间派说成“动摇分子”。他在讲话中批驳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的说法。讲话中也讲了大跃进中一些问题的责任，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应该绝子灭孙”，但这些话明显带有赌气的情调绪，不是诚心自我批评，不是“罪己诏”。毛泽东曾说过，他是不下“罪己诏”的。 散会后，万毅将军走出小礼堂时，亲眼看到这样一幕：彭德怀站在门外，当毛主席走出小礼堂后，他立即迎上去，贴近毛泽东，恳切地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毛泽东没有停下脚步，把脸一沉，甩手走开了。7月23日听毛泽东讲话回来后，彭德怀和黄克诚都吃不下饭，沉默不语，他们虽然同住一栋房子里，但却避免交谈。 在这以后彭德怀再没有到餐厅同大家一起吃过饭。7月24日（或25日）张闻天遇到彭德怀，交谈时张说：不能讲缺点了，不能批评，批评有危险。我们没有错，毛泽东讲话是压，是扣帽子。 田家英、陈伯达、吴冷西、李锐听了讲话犹如晴天霹雳，闷头一棍。他们四人沿着山边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没有一个人说话。田家英拾起一根烧焦的松枝，在石头上写了一首有名的旧联：“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 7月23日晚，彭德怀怎么睡不着，直到天亮还在想：我的信是给主席作参考的，为什么成了意见书呢？为什么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呢？为什么说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呢？ 四、大臣们机变求自保 在中国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只要毛泽东拿定了主意，在领导集团中，绝大多数人就会积极响应，很快形成具有压倒优势的主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谁要发表和主流意见不同的看法，谁就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就会遭到集体的围攻。所以，在这个领导集体中，谁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就很难有人为他说半句公道话。只有若干年后，随着大环境的变化，主流意见随之发生了变化，他的错案才能得到纠正。 西方国家是议会政治，当时的中国是“会议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后者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个字，就变成了专制制度了。所谓“会议政治”，就是通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人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么多人跟着帮腔起哄，没有“多数人专政”，所以，皇帝想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别人还可以为之说情。在“会议政治”条件下，连说情的可能也没有了。 毛泽东7月23日讲话以后，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大会集中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进行批判，逼他们作违心的检查。毛泽东身边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加入反右倾的大合唱。他们中的有些人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后，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当然，他们这样做有种种堂而皇之的理由：为了维护大局，为了党的团结。但是，有一点是不能回避的：个人利害关系。在战争年代，他们多是孤身一个，没有家庭包袱，他们认定斗争的对象是邪恶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牺牲了就是烈士。当了高官以后，有妻子儿女，有荣华富贵。更为重要的是，惩治他们的是被戴上种种理想光环的政权，是被所有的宣传工具天天歌颂的“英明领袖”。这使他们感到，杀了头不仅殃及子女，还要遗臭万年。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中国的高官历来有一个追求：文死谏，武死战。实际在中国的历史上，武死战的层出不穷，文死谏的寥若晨星。这也是制度使然。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彪、康生、柯庆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条条凶猛的鹰犬对彭德怀劲头十足地批判，无根无据地加罪，这是意料之中的。这些人在文革以后也没有多少人为他们说好话。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后受到报刊舆论备加称赞的高官中，在庐山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于庐山会议档案还没有公开，我无法引证更多的资料研究7月23日前后高官们态度的变化。目前唯一公开的信史就是李锐根据他参加庐山会议的记录整理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庐山会议实录》中是按时间顺序写的，高官们的态度变化淹没在复杂的事件和冗长的过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中每一个人的资料，按人头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来。这样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个人在7月23日前后态度的变化。请读者原谅，在这一节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锐这本书的资料。我尽可能再引用其它当事人的材料，尽可能地避免李锐一个人的孤证。 1、刘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成为国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说是当选，实际是毛泽东指定的，选举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已。当时毛泽东不愿意当国家主席，这把交椅就让给了刘少奇。但毛泽东还是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是最有实权的职务。谁掌握了军队，谁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刘少奇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真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中央领导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刘、周、朱、陈、林、邓。陈云和邓小平因生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如果刘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就不可能随心所欲。在当时的制度条件下，名义上刘是二把手，实际上刘是毛的臣下。刘的命运还是由毛主宰。所以，刘还得看毛的脸色行事。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时发了言。他说，1958年的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全党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训。去年错误对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决不可忽视。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不犯长期性、全国性的错误。全民炼钢、亲身经验，碰钉子转弯，就是马克思主义、正确领导，欲速不达，不要责备下面。他谈到教训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义为失误辩护。 7月16日刘少奇讲话，提出“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作为会议的开法。 对于认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来说，这12个字中，“缺点讲透”4个字是核心内容。 李锐认为，刘少奇是主张反左的，在会议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他曾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问题，胡乔木没有敢向毛反映。 刘少奇是毛泽东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泽东谈，还得通过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乔木向毛反映，这正如皇权时代丞相的意见还得通过皇帝的近臣转达一样。胡乔木虽然地位远低于刘、周、朱、陈、林、邓，但他是毛泽东的近臣。在武昌会议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陈云也向胡乔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亿斤粮食产量，胡乔木也没敢及时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刘源也说“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泽东通知要开大会，他要讲话。刘少奇头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药入睡，突然接到开会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于安眠药性还没有过去，警卫员扶着他晃晃悠悠走进会场。刘听了毛批彭讲话以后，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话，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这个文件。胡乔木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刘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胡乔木让彭真找刘少奇谈，才决定不写。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会上，对彭德怀的集体围攻中，看法本来与彭德怀接近的刘少奇，不仅没说一句公道话，在毛泽东批判彭德怀时，刘少奇还抓住机会插话、帮腔，当别人追逼彭德怀交待什么问题时，刘少奇也积极参与追问。8月1日，刘少奇发言说彭德怀“脑子里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刘少奇还揭发了一件事：“会理会议 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从那以后，我觉得此人不简单。”刘少奇的这个揭发引起了毛泽东和林彪尖锐的插话。 刘少奇还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彭认为中国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关于毛泽东思想这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了。刘少奇的发言中把八大党中没有写上毛泽东思想这一条的责任推给了彭德怀。 刘少奇这个揭发不仅打击了彭德怀，还讨好了毛泽东。 黄克诚回忆说，有人说我是彭德怀的走狗，我气得要命，说：你砍了我的头，我也不承认。有位中央领导同志找我谈话，谈了两次。他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我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从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第253页可知，这位两次找黄克诚谈话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 8月17日，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开了一个中央工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作了主要发言。他一开头就说：“这次会开得很好，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胜利。”接着又为大跃进中的错误辩护说：“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乱子。我们现在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破除规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视为乱子，实际并不是乱子，并不是缺点错误，而是一个革命的正常现象、正常秩序。”接着，刘少奇大力提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他先说毛泽东的领导是“最好的领导，是最正确的领导”，接着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我们党内也有人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彭德怀同志就是有这个意见的。在西楼开会的时候，几次提议不要唱《东方红》，反对喊‘毛主席万岁’，这次又讲了什么‘斯大林晚年’，什么‘没有集体领导’，‘毛主席没有自我批评’，‘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等等。实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就一贯要在中国搞反对‘个人崇拜’运动。我想，我是积极地搞‘个人崇拜’的，积极地提高某些个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 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和林彪在毛泽东面前进行拍马比赛，8月1日，在常委会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泽东，8月17日，刘少奇又超过了林彪。 其实，刘少奇并不是不知道“三面红旗”的危害。庐山会议后不到一个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国庆观礼时，他和邓子恢一同上厕所。在厕所里刘少奇对邓子恢说：“想不到人民公社对生产力破坏这么严重！”当时邓子恢的秘书在场。事后，邓的秘书将此事告诉了刘的秘书姚力文。40年后，姚力文将此事告诉本书的作者。可见，在庐山会议上刘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怀是一致的，但他还是参与围攻了彭德怀。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一书中，说乃父亲生前有两个错误：一是没有阻止大跃进，二是没有阻止文化大革命。书中说：“对大跃进，刘少奇的态度是被动消极的，他的观点即使在‘文革’中，对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隐约可见；但他曾力图紧跟，积极去理解，对人民群众中迸发出巨大的积极性，倍感兴奋，为取得惊人‘奇迹’所感动，并由衷高兴。正如他后来说的：‘如果能够快，当然好，谁愿意慢呢？’不久，发现了严重问题。庐山会议前后，他坚决要反‘左’，并在以后的工作中，尽力去纠正‘五风’，反对高指标。” “刘少奇虽不负有主要责任，但是他毕竟没能制止这场灾难。作为党的第二号领袖、国家主席，他参与、赞同了‘大跃进’，支持了反右。发现问题后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错误，责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种种原因，对这场浩劫以及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没有深刻总结。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批判。” 刘源说乃父没有制止大饥荒的灾难，这是苛求。他没有想到，乃父名义上是党的第二号领袖，但在当时的制度下，实际是毛泽东的臣下。不过，刘源这一句话是有道理的：“毛泽东最后得以凌驾于全党全民，人们自然归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2、周恩来 在过去漫长的革命岁月，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直高于毛泽东。在长征中的遵义会议上，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是“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实际上，周恩来将军事实际指挥权交给了毛泽东。1935年3月的“打鼓新场风波”以后，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军事指挥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并以辞职相要胁，最终得到了周、张的同意，毛泽东从此取得了独自指挥军队的权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和毛泽东以君臣关系相处。1956年，周恩来和陈云根据在第一线抓经济所遇到的困难，提出了“反冒进”，后来在南宁会议以及其它会议上，遭到毛泽东的痛斥。周恩来一度失去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大跃进”就是针对“反冒进”而提出来的。周恩来从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议“大跃进”了，紧跟毛泽东搞“大跃进”。 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全党范围内的纠“左”，已成气候。6月24日，毛泽东在赴长沙的火车上同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谈起1958年“大跃进”的失误时，提到正在养病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竟说出了“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那样耐人寻味的话。同时，他再三提议由周恩来负责编制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周恩来等人这才重新获得了经济工作的发言权。 会议的第二天，周恩来受留在北京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到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在肯定成绩的同时，着重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些调整、巩固的措施。 周恩来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了毛泽东出的19个题目，关于国际问题是他建议加上去的。以后，他先后参加东北小组、华南小组、华北小组、西北小组等小组会以及各协作区主任会议，都明确地指出了“大跃进”以来的党在领导工农业方面的一系列缺点、错误:生产计划指标偏高，基本建设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周恩来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对某些“左”的错误进行一定程度的批评或纠正可以，但伤及“三面红旗”是绝对不行的。周恩来的传记作者认为；“庐山会议期间，周恩来对形势有着和彭德怀类似的看法，但没有采取和彭德怀相同的做法。” 既要维护“三面红旗”，又要解决“三面红旗”造成的恶果，周恩来的内心是矛盾的。这种矛盾的心态，造成了他在庐山会议期间的双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决现实问题，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迎合毛泽东。 7月10日，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这番讲话主要是为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辩护。第二天传达时，当传达到“一年来有好的坏的经验，有成功的与错误的经验；不能光说有坏的错误的经验”时，周恩来插话说，1958年邀请来中国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国后谈在中国的观感，说中国高速度发展，“大跃进”超过苏联，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好处；错误缺点发现快，纠正也快。苏联一教授说中国“大跃进”这个词好。其实，扎夏季科对中国有批评性意见。周恩来只转达人家的好话，把人家批评的话隐瞒了。周恩来为了用苏联人的话为毛泽东帮腔，竟片面地转述人家的意见。 7月12日到22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12日周有一个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时间讲业务问题，这是国务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回避政治斗争的锋芒。 7月16日，关于大炼钢铁问题，周恩来讲话中算了一笔账：虽然财政补贴了40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入生产的时间。“小土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盈亏的账，也要算将来盈亏的账。 当时不少人认为，周恩来这么算账，对于维护“大跃进”，很有说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泽东发表讲话批评彭德怀，却表扬了周恩来。在讲话中间，他偏过头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一边表扬，一边又说：“他们重复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这句话虽然是指批评大跃进的那些人，但钩起周恩来南宁会议的旧痛。毛泽东又拉又打，使周恩来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散会以后，周恩来召集几位副总理谈话。其中，周恩来和彭德怀有一段对话颇有意味，不妨抄录如下： 周：9000万人上山。1070万吨钢，是一个革命。2700万-3000万吨则根据不多，现在落实到1300万吨。 彭：我写的“有失有得”是讲“小土群”这一点，只讲这一点，根本没讲“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识的，应把落实和泄气分开。 彭：1070万吨，脑子热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总的路线不能动摇，而且他冷得比较早，10月底就冷下来了。这次会议我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供主席参考呢？我有个感觉，共产党有不敢批评的风气了，写个东西要字斟句酌，我实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说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对。当然，他没指名，要注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还没有到反冒进的情况，有那么个趋势。你到此为止，认识了，就是了，这个批评也很好。 彭：共产党里不能批评，这违反共产党的基本原则。 周：钢、铁、煤的计划不能完成，比较紧。还有运输是个大问题。木材、化肥、粮食继续紧张。更重要的是基建。还要机械、财政、金融、外贸……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储备。6月底的存粮只有310亿斤。去年增加了2010万人。按“一五”经验，1元货币比9.6元物资，市场就正常一点。1956年1比8.8就紧张了。 彭：这个情况为什么不到大会上讲一讲呢？ 周：开始就讲这些困难，像诉苦会了，误会成泄气不好。 彭：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吗？当时是冲口而出的，没有准备好就跑到二中全会上讲了那么一通。应当谨慎，汲取教训。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实，你有鉴于我，还是写了总路线基本正确，没写“冒进”字眼。但我那时说话也是这两个方面都说了的。 周彭对话中，彭很直率地批评周恩来“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让周恩来和彭德怀学海瑞，周恩来没有学，彭德怀学了。现在周恩来主动了，可以批评彭德怀了。 7月26日，毛泽东提出“对事，也要对人”以后，批斗升级。彭德怀写信成了“右倾活动”，成了“猖狂进攻”。这一天下午，周恩来向北京来的各部委的来参加会议的干部作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坚持两点：一点是政治上维护总路线，另一点是实事求是地抓工作。说：“这两点一个是政治方向，一个是工作态度”。他强调：“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问题，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线性的问题，工作态度是第二位的问题。”他不仅认为彭德怀的信属于政治方向的问题，还说国家计委李云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错误。” 他苦口婆心地对他的部下关照。让大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不要站错队，要保卫总路线，不要动摇；同时要抓好经济工作，渡过经济难关。 8月1日常委会上，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其他人也不时插话，追问。周恩来也有不少插话和追问。彭德怀在谈到一些历史情况时，周恩来问，访问苏联时，他们一起同斯大林谈话后，送彭德怀出门时，斯大林跟彭德怀说过什么话。这是在追查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周还插话说，彭德怀的信“方向是向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是指向总路线”。“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当林彪说彭德怀“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看风使舵”、“马列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的时候，周恩来插话：“相反，很骄傲，犯上。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周恩来说彭批评毛泽东是“犯上”，这显然是皇权时代的思维。当刘少奇揭发彭德怀反对唱《东方红》时，周恩来插话说：“这是感情问题。”当毛泽东说彭德怀过去和他七分合作时，周恩来急忙补充说：“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怀的大批“援军”上山，他们是来参加八届八中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向这批“援军”传达前两天常委批评彭德怀的情况。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他说：“会议中有一种苗头，就是多讲缺点，夸大缺点，以彭德怀国志为代表。他在火车上就谈到若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就会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里汇报时，他也谈了这个看法，我们听到就不以为然。”，接着，周恩来把常委会上强加给彭德怀的各种罪名，传达给“援军”。如：“常委会找彭谈，认为这封信是有计划、有准备、有组织、有目的的活动，是一个反党中央、反总路线、反毛主席的活动，是一个纲领性的东西。” “张闻天讲了三个钟头，‘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国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着无产阶级旗帜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进攻的。”“彭信一出来，问题性质变了……是纠左之后，右倾机会主义露头了。山上山下，党内党外，国外都有。彭德怀同志是这一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所以，这次全会毛主席提出来，全会的任务，就是要保卫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内分裂斗争。问题本质是这么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集中力量批判毛泽东强加给彭德怀等人的“军事俱乐部”。8月24日，周恩来在这个会上作《善于彭德怀同志历史问题的报告》，不仅传达了庐山会议上加给彭德怀的种种罪名，还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清算了彭德怀在历史上的错误。 在彭德怀受到围攻的时候，周恩来没有说一句公道话，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泽东“打倒”了刘少奇，还担任了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把刘少奇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定案材料，经周恩来签字，传达到全国每一个党支部。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