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多城限制示威并延长宵禁 警方加强部署应对周末抗议
2026 年 10 月 23 日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内，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爱不释手地翻阅著一本有趣的插图教科书，看得眉开眼笑，津津有味。对于10岁小孩而言，生动的绘画显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师张居正深晓此理，所以日夜辛劳，完成了这本寓教于乐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将其命名为《帝鉴图说》。 该书共含一百多个历史故事，由张居正从史册中精心挑选。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圣哲芳规〉，向万历讲述历代帝王值得学习的举措，譬如任贤图治、谏鼓谤木、孝德升闻、揭器求言、下车泣罪、戒酒防微、解网施仁、桑林祷雨、丹书受戒、感谏勤政、入关约法等。下篇名为〈狂愚覆辙〉，顾名思义，选取历代帝王的过错提醒万历皇帝不要重蹈覆辙。 编纂插图教材对现代人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我们有五花八门的图书和动画片给小孩看。而那时，张居正是整个大明王朝为皇帝编纂插图教材的唯一一人。 万历的父亲隆庆帝1572年驾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爱，并在懵懂中匆匆登极。他的好朋友太监冯保陪伴他长大，被亲切地叫作“大伴”，张居正便是受这位“大伴”推荐的老师。在万历和李太后孤儿寡母的日子里，张老师成为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个王朝的依靠。 在这对母子眼中，张老师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明史》），长得帅，沉稳负责，而且作为内阁大学士，学富五车，精明干练。之前他做过隆庆皇帝的老师，现受先帝托付辅佐万历，成为两代帝师。除太后外，他曾是万历最敬爱的人，被称为“元辅张先生”。 万历的课程有3门：经书、历史与书法，以及一项庄严的仪式——经筵。“君德成就责经筵”，它是当时帝王必须参加的。明朝对经筵尤为重视，当时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举行，通常在早朝后，不仅皇帝，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诸多大臣也要参加。 经筵场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将军护送抵达，然后在文华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进入。开讲前，两名讲官向皇帝叩首，展书官跪地膝行到书桌旁，为皇帝翻开讲义。两讲官一位负责讲四书，另一位负责讲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讲官有权暂停讲课，礼貌地提醒皇帝：“作为君主，怎能不庄重？” 文华殿（图源：公有领域） 万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国最高水平的教育。经筵是老师提醒皇帝治国的好机会，讲师可以委婉地告诉皇帝哪里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时就有讲师委婉批评他。如今，张居正对待经筵也非常用心，还吩咐儒臣记录明太祖等皇帝的《宝训》、《实录》，把他们分类成书，共四十种，如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等，多是警切之语。他向万历请求在经筵之暇进讲这些内容。张居正每次讲课都提前半个时辰到达，可见相当尽职。 课堂并非只有严肃，也透露著温暖。《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元年，天气很热的时候，万历直接走到张居正讲课的位置旁边，叫内使为老师摇扇。天冷时则命人在老师讲课处铺毡片，以免张居正受冻。我们现在看觉得平常，但在当时，这些并不是天子必尽的义务，往往是仁君所为。 万历年少时很聪明，成绩优异，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张居正引导下懂事听话，虚心节俭。 师生曾经情同父子 万历与张居正之间还有一种超乎君臣师生关系、近乎父子的情感，这在整个五千年历史上都可谓是宝贵的。有一天张居正生病，万历到煖阁亲手调椒汤赐给他。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动。万历因为出疹子在皇宫内长期养病，那段时间张居正非常担忧牵挂，但不能进皇宫，只能每隔几天到门外问候。后来万历康复后给了他一个惊喜。 那天上早朝时，天色微亮，张居正走入后惊讶地发现许久不见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龙椅上。出于急切，他径直走到万历面前，跪在地上，仰头端详圣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愈了。万历面带微笑，丝毫没有怪罪张居正的突兀，说：“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张居正关切的目光一刻没有从万历身上移开，向前膝行几步，要看得更仔细些。这时万历为了让老师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说：“朕近日胃口不错，饭菜也健康，每日进膳四次，每次都吃两碗，但不吃荤。”张居正听后眼眶湿润，安心地笑了。 （图：Adobe Stock） 悲剧的萌芽 万历皇帝身边不仅有认真负责、教学质量一流的张老师，还有家教严格的母亲李太后，更可贵的是还有时常监督他、防止其偷懒的好友冯保。 万历大婚前李太后对他的起居管教很严，五更喊他起床；万历大婚后，母亲不便过多干预，但依然十分上心，嘱咐张居正：“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冯保日夜保护万历起居，如发现行为不当，便会立即奏报太后。 （图：Adobe Stock） 看到这里，大概很难想像这会演变为教育悲剧，暂且不论期待中的圣君，至少能把孩子培养为守成之君，他怎会变成贪财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处搜刮民脂民膏的败家皇帝？他后来为何一改敬爱之情，转而痛恨恩师，恨到想开棺戮尸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笔者讲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讲述更多课堂和家庭细节。 《明史》记载：“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有时万历皇帝不听话，李太后便罚他长时间跪著。我们现在看，这属于体罚式教育，不可取，其实在当时无可厚非。但在此过程中，万历肯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践踏。太后是母亲，就算再不满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渐积累至张居正和冯保身上。 罚跪是太后之意，关他俩什么事呢？原来，冯保经常向太后告状使万历心生恐惧；太后训斥孩子不争气时，往往补充一句“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这点李太后做得不厚道。亲子教育不宜频繁把外人牵扯进来，强化孩子对老师的惧意。张居正和万历没血缘关系，情同父子却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况张居正是臣，李太后经常强调这句话，导致万历对张老师的惧怕渐转变成厌恶。《明史》明确说：“（太后）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 （图：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课堂上，万历被吓得不轻。那次是讲筵，万历学习《论语》，读到“色勃如也”时把“勃”字误读成“背”字。张居正忽然厉声呵斥：“应该是勃！”当时万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惊失色，他们没想到张居正有厉斥皇上的胆量。可以理解张老师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养明君的希望都寄在万历身上，难免急于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见藩王时不顾礼节，都给未来留下祸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这件事相当严重，估计万历一生难忘。这件事非张居正之错，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万历八年十一月，此时万历皇帝18岁，已经结婚，李太后不能时刻管他了，政务依然几乎全由张居正管，他闲得无聊且自制力不强，开始渴望放纵的生活。皇宫里有太监诱导他享乐，他们在西城举办夜宴，喝得酩酊大醉。万历当时佩带宝剑，随著醉意上头，和太监追逐打闹，耍起酒疯。 仍觉得不过瘾，万历于是命令两名太监唱曲给他听。两太监唱了几首旧调，但都不合他的意。万历不耐烦了：“你们唱首新曲给朕听！” 太监瞬间沉默，他们不敢唱，因为皇上所说的新曲是当时民间的流行曲，在君子看来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作为帝王是应该听德音雅乐的。若太后知晓此事，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万历见太监不唱，趁著酒劲龙颜大怒，拔剑就要杀人。随从赶忙劝阻，之后万历虽打消杀人念头，却觉得不够解气，于是砍断太监的头发代替斩首。 万历（图：公有领域） 即使没出人命，皇帝也有乱杀臣侍的倾向。此事很快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厉声训斥万历，数落著他这几年来的种种不好，而这位血气方刚的小皇帝无论那夜怎样威风，此时只哭得像三岁小孩，跪地不敢抬头。 李太后觉得绝不能善罢甘休，因此传懿旨唤张居正前来。张老师得知后既惊且怒，即刻从内阁办公室赶来。当著张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汉书》来叫万历皇帝翻阅。 学识渊博的张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闹大了！果然，李太后叫万历将书翻至《霍光传》，万历这时也恍然大悟，面色苍白，浑身颤抖。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废帝的典故，旨在警告万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废掉你这无道之君，还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万历吓得伏地乞求开恩，求了很长时间后李太后才答应给他机会。张居正也责令万历自省，并同时反省自己教导不严的疏漏，代万历写了一篇罪己诏。 之后，万历谕阁臣：“朕在冲年，自多过愆，惟藉诸先生力谏，使朕为尧、舜之君。”张居正趁热打铁，奏称：“诸内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谄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饮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继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玩好以定心志，亲万机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端趋向以肃士风，则圣德愈光矣。”（《明史纪事本末》） （图：Adobe Stock） 万历表面上采纳了这些建议，实际上是因为迫于李太后的权威。《明史》称他自此事后，“心颇嗛保、居正矣”，对冯保和张居正的厌恶又深一层。 透过这起醉酒胡闹事件，想必诸位也看到一些问题：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等人齐心协力的严厉管教下，在以明君为标准的引导下，万历为何还会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几年含辛茹苦的教导难道没能使他独立辨是非？张居正和冯保有助归正他，何恨之有？ 笔者对此总结了六点： 1、万历的严格标准是被动，家长和老师都轻视了对其自觉性的培养。真正的严格应是主动的，如康熙学四书五经时每句都主动朗读一百二十遍、背诵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说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坚决背够一百二十遍，后来经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万历亲政时间晚。18岁在古代不算小，顺治和康熙帝都是14岁就已亲政，就连不被视为英雄人物的崇祯也能在16岁扳倒奸臣魏忠贤。而万历10岁登极，18岁却还不亲政，一直拖到20岁。他本人表示拒绝早亲政，李太后也说要张居正辅政到他30岁再让他亲政，主观意愿和外部环境都在消磨对成为明君的向往。 3、坐享其成。万历的教育和政治条件优渥，他坐享张居正改革后的国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艰辛，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无多大意义。 （图：Adobe Stock） 4、万历这时最担忧的只是皇权能否保住。他没有从霍光废帝事吸取正面教训，加紧内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训，厌恶像霍光那样可能对自己有威胁的张老师。李太后的恐吓无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隐藏的性格。环境严格时万历的性格尚未暴露，实际上他骨子里像他爷爷嘉靖皇帝，偏执、睚眦必报、权力至上。事实证明，十年后万历果真变成了嘉靖2.0，虽不上朝却擅长弄权，敌视文臣劝谏。此外还优柔寡断，缺乏主见，数年后在郑贵妃和太子之争问题上他犹豫不决、麻木逃避，表现得更加明显。性格问题是所有良师良母的教育难题，这点不必太苛责李太后和张居正。 6、缺少严父。这点不怪任何人，因为隆庆帝离世早，却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张老师毕竟是外人，不能代替万历的父亲，而且母亲也不能取代父亲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对太子朱高炽要求极严，朱高炽在应天府监国期间充分磨练，继位时已然成熟有素，可见前代帝王影响之重要。 （未完待续）
一辆全国最奢华的房车与前后规模庞大的卫队和仪仗队越行越近，迎接这一队人马的官员恭恭敬敬地下跪，丝毫不敢怠慢。 待队伍走近后定睛一看，房车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顶级火枪手，他们镇定且敏锐的眼神与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栗。往后看去，那房车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鱼贯接踵的骑兵一路扬尘。 房车是由32名壮汉抬起的大轿，称它是一座“移动的别墅”一点也不过分。轿子外围有一圈围廊，里面的人休息时可以走到围廊欣赏风景；轿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轩，其内部建有书房，供车主工作时使用，相当于移动的办公室，还配备书童在旁服务；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车主无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稳地睡眠。此外轿中还配有珠玉绸缎。 如此级别的轿子远远超过我们常说的八抬大轿，这豪华房车内的贵宾不是皇帝，却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帝的老师，大明朝的栋梁，皇亲国戚也畏他几分。 坐在轿中的张居正此时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终于可以短暂休息，返乡安葬刚故去的父亲并看望年迈体弱的母亲；另一方面，夺情风暴让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尽忠为国，却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誉扫地，你们尽情骂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罢！” 此时的张居正一改昔日节俭谨慎作风，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钱普的献媚，即上述铺张浪费的奢华大轿；也接受了沿途府州县官的下跪、巡抚巡按的越区迎送与亲自开道。 更不应该的是，他途经襄阳时，襄王出城恭候请他赴宴，他仅仅以宾主相见的礼节回应。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见藩王时也须行为臣之礼。在路经南阳见唐王时他也同样僭越。《万历野获编》记载，张居正在宴会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礼法，南面称尊，北面称臣。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这般犯大忌，无疑给自己及家人招来祸患、留下污点。他在世时，万历皇帝敬他，无人因礼节问题罚他，但死后难保多遗留了一个专权罪名的证据。《万历野获编》评价称“僭紊至此，安得不败！”“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复问矣。”透过返乡葬父的排场和行为，足见张居正受夺情风暴刺激后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开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讲到《明史》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为外，还有证据表明“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顿官僚恶习，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后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变，多数升迁或罢免官员的决定是出于个人喜恶，特别是对待反对者几乎不再留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无论怎样努力都会遭受批评与指责，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论，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继续大权在握，改革就不会半途而废；只要能实现毕生理想，国富民强，可以不择手段。张居正后期这种偏激的思想只能获得临时的成功，给自己在政坛上树立更多反对者。 但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们将心比心，客观地分析当时他的环境，会发现他有诸多无奈和不得已。 中国古代五千年历史，所有成功的变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实权。我们潜意识里习惯于把权力和奸佞权臣挂钩，仿佛这一词离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遥远，但试想，如果没有智慧和渠道争取够硬的后台和实权，那么政治理想都将成为泡影。区别是，贤臣良相会以合法途径和较高的道德底线争取，其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奸臣则不然。这个底线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数字指标那样量化明了，所以许多致力变法的君子们都是戴著官场“铁链”治国的，要在制度与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不见得比前朝前辈们轻松。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拟，然后交给皇帝画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后再拟旨。明朝朱元璋废掉宰相后，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内阁大学士为尊，一是因为他们的兼职地位高，譬如部门尚书；其次是因为明朝到中后期皇帝不爱管事或暂时不能亲政，于是内阁出现一系列权臣，比如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擅长权术，但不同之处是严嵩是奸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图：Adobe Stock） 严格说，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即使是首辅，很多事也不该他管，他原本应得的权力远不及汉、唐、宋代的宰相。笔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两份，一份交给内阁，一份交给六科。该新政很有益处，然而六部没有义务这样做，毕竟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不该管六部的事务，六部只听皇帝的话即可。 张居正如此大刀阔斧地改革，提升官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带。他早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处者危地也”，名为辅政，实为摄政，揽了不该揽的权。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得到强大后台李太后和万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无可厚非。他的一系列争议之举，包括不守孝、任用张四维这样听话的人、调走对戚继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击反对者，都旨在减少改革的阻力。为最大程度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他要与太监冯保搞好关系，这本是对君子而言可耻的事，却是促成改革顺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视改革比生命更重要，这一思想动机是他治国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错误之源。 总体而言，张居正的底线谈不上低，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算是比较中肯的评价。另一可贵之处是，张居正几次对万历帝和李太后的劝告都是金玉良言，他们当时也大多虚心接受，这是非常难得的配合。 如某次张居正进讲，提及宋仁宗不喜欢珠饰。万历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万历当时还算听话，说：“然。宫人好冶妆，朕岁赐未尝不节省。”张居正听后很高兴，称颂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福也。” （图：Adobe Stock） 李太后既是观念正、教子严的母亲，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评价“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离不开她的贡献。对于要节俭的建议她也认同，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五年，“谕修慈庆、慈宁南宫。张居正言：两宫于万历二年落成，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非所急也，请辍工。从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对张居正再怎么信任支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曾有一起李太后亲爹犯错的事件，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反对张居正，但耿耿于怀，自此结怨。张居正去世后遭万历报复清算时，恰因为此事件，李太后不愿为张居正发声。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张居正家中突然来了不速之客，硬是执意将他喊醒。谁这么大胆？原来这夜访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继光。 戚继光大老远从边塞跑来只为给张居正看一件军衣，他话不多说，当面撕开这件棉衣。张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么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瞬间明白戚继光为何这般愤怒急切，他们都是对国事超负责任的类型，当然不会容忍军衣偷工减料令士兵挨冻。于是张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里，因为管军队后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亲、皇帝的姥爷——李伟。 揭露李伟失职是对的，张居正这样做是出于道义公心，不过得罪太后的亲爹确实风险极高。李太后当时的反应非常公正，并无偏袒，怒罚亲爹在门外长站，那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惩处可谓相当严厉；之后又下令撤李伟的职。至少在行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无私，值得肯定。 但几年后，有人劝她为张居正说情时，她只是冷冷说道：“当年父亲在雪中罚站时，有谁为他说情呢？”张居正遭清算是过分了些，为张居正说情并不违背公义，可见李太后多少有些怀恨在心。 （图：Adobe Stock） 万历帝、李太后、张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亲如一家，1573至1582年间铸造了一段君臣协力中兴的佳话，张居正对年少的万历师恩深重，情同父子，当时万历曾展现出明君特质。然而，张居正九泉之下万万没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学生居然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懒的皇帝之一；还抄了自己的家、导致自己十多位亲人饿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职，并终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险些开棺戮尸！“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万历死后，天启年间才有人公开称赞张居正，到崇祯年间才有人出来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称：“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崇祯皇帝表示赞同。 十年改革期间，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后彻底宣告失败。有人可能觉得这事离我们遥远，但类似的教育遗憾在现代许多家庭和学校都发生过。 为何万历对昔日敬爱的张老师恩将仇报？其中的表面原因有万历的昏庸无道；有对张居正管教太严的不满，觉得少年时失去了享乐和权力至上的快感；有张居正不够谨慎的漏洞留下把柄；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观念注定无法回到伊尹的时代。 早期的古人观念较纯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提醒人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为臣纲，但圣贤始终都不忘强调对君主的制约，因为君权神授，无道到夏桀商纣地步的国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报。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便将他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之久。后来幸运的是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成为圣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过的故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 在政治传统上，明朝以前皇帝纵然是九五之尊，却也不能干预宰相的职责，宰相可以驳回他认为皇帝无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再回顾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实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说过，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明清两朝是无宰相的时代，君权和帝王心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观念上很难转变回更好的时代了。连崇拜程颐的明君乾隆也说，天下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 1582年张居正逝世后不久，万历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已满20岁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原来曾经德高望重的张老师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许伊尹再现？当初戒尺压在弹簧上有多重，反弹之时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张老师存在的痕迹，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后来清朝顺治帝对多尔衮掘坟鞭尸。不同的是，顺治总体上是一位不错的皇帝，而万历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亡国之君。 万历的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张居正，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怎样也不该罔顾师恩。造成遗憾的因素不只这些，下期将带各位走近他们师生曾经的温暖，看全国最认真的老师、最严的妈妈教育小皇帝的点点滴滴，并总结更多的成败经验。 （未完待续）
新年新气象，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内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作为百官之首的张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亲自主持的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风得意，并期盼新的一年再创佳绩，更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然而没想到的是，此时一封弹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庆的气氛，让他顿时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该奏疏将成为暴风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发生。 这一奏疏言辞犀利，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矛头直指张居正，作者则是他的学生——刘台。 自大明开国以来，高官被弹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学生弹劾老师的确罕见，张居正自己也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关键是刘台的弹劾既不是无理取闹，也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句句皆正义之辞，有理有据，所列举的罪状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来，刘台的弹劾几乎每段都叩准一点：张居正蔑视祖宗之法；给万历皇帝的建议是：要约束张居正的权力！ 之前讲张居正改革成效时提到，隆庆帝驾崩前将幼皇子托付给高拱和张居正，万历初年国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张居正代帝管理。虽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刘台认为，张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处”，俨然已成为独裁者。 这里顺带提一段历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废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主要职责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即使内阁首辅被视为接近宰相，规定的权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区别。所以，尽管张居正不是像严嵩那样奸佞误政的权臣，但指控他“以相自处”不无道理，对他而言这是个相当危险的罪名。此外，刘台还弹劾张居正钳制言论、私荐用人、驱逐高拱、贪污受贿，并质问“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结尾，刘台还解释了一番，说“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意思是，弹劾张居正不是恩将仇报，而是因为公事至上。 （图：Adobe Stock） 从监督权力的角度而言，刘台可谓是大义凛然，但考虑到师恩在前，该奏疏确实有点毒辣。尤其是弹劾张居正私荐的部分，刘台是这样说的：“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此处抨击的是张居正引张四维入阁的行为，刘台觉得张四维名声不好却能得重用，是因为张居正想把张四维作为自己的后路，万一哪天张居正的父亲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张四维可以在内阁接应，帮张居正早日返阁。 假如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门生这样质疑自己有阴谋并拿父亲“旦暮不测”说事，都会觉得不近人情，这或许就是张居正极其失望与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后他索性辞职，跑到万历皇帝面前哭泣，长跪不起，直到万历走下龙座亲自扶他，再三挽留，张居正才答应继续上班。 在当时的万历和李太后眼里，国家绝不能没有张居正，一个小小的刘台如此“添乱”，自然要罚。于是万历下令打刘台一百廷杖，之后张居正上疏劝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刘台只是被降为平民，免于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话写得十分微妙，称张居正“阳具疏救”，“阳”字说明《明史》作者认为张居正上疏救刘台只是表面上做个样子，颇有点春秋笔法的味道。《明史纪事本末》也说：“然心终恨之，后竟置之死。”当时与后世不少人都认为，即使张居正劳苦功高，弹劾者也绝对不该因言获罪。 实际上，真正猛烈的弹劾风暴还在后面。不幸的是，刘台的奏疏一语成谶，短短一年过后，张居正的父亲就真的去世了。 （图：Adobe Stock） 万历五年（1577年）秋季，张居正收到了父亲病世的消息，登时悲恸不已。原本这是一件平常的丧事，儿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变为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朝臣间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开的绳结，不幸最后以流血事件收场。 那么，他们究竟为何走到了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围还是很温暖的。万历帝那年仅15岁，与张居正关系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讣告后立即派太监前去慰问，劝他按时吃饭，切勿过度悲伤。看望他的使臣络绎不绝，三宫送给他的礼物也十分丰厚。 然而，万历似乎尚未意识到，张居正面临的难题远不止如此。 伴随一声突如其来的“太后驾到”，太监冯保和李太后匆匆来到万历面前。李太后当时身穿便装，说明事态紧急，衣服来不及换。她眉头紧皱，问万历道：“张阁老即将回乡丁忧，皇儿有何打算？” 万历心想“这事不复杂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张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听万历这样回答，瞬间坐不住了：“皇儿啊，你怎么不明白呢！各府题本章奏你能独自批阅吗？你能辨别百官谁忠谁奸吗？张阁老这一走就是三年啊，国家若有大动荡，你有能力处理吗？！”“如果没有张阁老兢兢业业，我们哪有这太平之世？” 万历恍然大悟，却又无奈地说：“但我们别无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关于守孝，早在西汉时就规定朝廷官员遇父母丧事必须丁忧三年。明朝对孝的重视超过以往历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后，即日起便要上报并奔丧，若是官员则须辞职回家；隐瞒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员，一经发现必被革职，如果是学生则会被开除；在守孝期间不能喝酒、吃肉、参加娱乐活动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个月就可以了。也允许夺情，军人在战争期间，或者文官在特殊情况下不必辞职回家守制27个月，以素服办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冯保早已对夺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准时机建议说，历朝不乏夺情，即使内阁大学士夺情也不是什么罕事，如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便被复用，并列举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笔者提到过李太后、冯保、万历是张居正改革坚实的“铁三角”后盾，此时自然立场统一。李太后听闻冯保的建议，点头认同，万历也同意颁圣旨让张居正夺情留任。 万历（图：公有领域） 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尘埃落定了，毕竟皇帝已经发话，然而事实上，臣民抗议的声浪越来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对夺情的人或许主要是改革的反对派，但抗议声最高的并非政治立场与张居正不同的官员，反而是受张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刘台的关注点相似——祖制与特权。当然也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延续千年的孝道与伦理纲常。 当时的吏部尚书张瀚曾得到张居正推荐，不过在此次夺情风波中并没有偏向张居正。诸臣因害怕丢掉乌纱帽，纷纷发言支持张居正留任，而张瀚不以为然，叹道：“三纲沦矣！”万历勃然大怒，令张瀚提早退休。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与天象对应。当时，一颗彗星拖著长长的尾巴从西南方划过天空，而且之后每晚都有彗星划过，万历于是下诏让百官省思。张居正的学生吴中行此时上疏，大致表达了以下意思： “张居正和他父亲分别已长达19年，陛下为何让他违心抑情，继续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说谨守圣贤义理与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诸实际行动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缩短丧期，孔子则教导他：‘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说：‘虽加一日愈于已。’即使是编氓小吏，也不能隐匿父母丧事；惟有武人可在战争时期穿墨缞继续从事。张居正之事涉及万古纲常，四方视听，为他著想，只有现在不犯错，才不会给后世留下非议啊！”他的奏疏且不论观点对错，就力度而言是足够的，于天性之情、于国家之法、于圣贤之道、于身后之名劝谏，理情兼备，相当尖锐。 吴中行向皇帝上疏后，特意将奏疏副本呈给恩师。张居正看到副本后既惊讶也愤怒，没料到学生之中又出一个刘台。 继吴中行后，赵用贤、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留任，其中，赵用贤亦是张居正的学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另外，他们的职位也都不简单，吴中行是翰林院编修，赵用贤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员外。该场弹劾风暴，甚为“壮观”。 （图：Adobe Stock） 有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郑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为重、私情为轻对王安石猛烈批评吗？其实他们的重点不同，处分也不同。郑侠主要针对政事，重点是新政对民生的影响；而吴中行等人的重点是改革者的道德污点以及对伦理纲常的维护。吴中行四人受到的处分比郑侠惨，万历下旨对该四人处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别小看廷杖，历史上有不少人丧命于棍棒之下。 临行刑前，众臣哗然，纷纷争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找张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张居正能劝皇帝开恩罢刑，但张居正拒不见客。王锡爵焦急万分，索性不顾礼节，闯进张居正的临时灵堂！ 进灵堂后，见张居正一身孝服。王锡爵赶忙道歉赔罪，说：“我为救吴中行等四位君子而来，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会怪罪我擅闯灵堂。” 张居正面色不悦，冷冷说道：“难道我因忠心为国而难以回家守孝，家父就会责怪我吗？”又说：“圣怒不可测”，拒绝解救。 王锡爵见张居正如此态度，冲动之下斥责道：“就算是皇上发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话音未落，张居正突然一个箭步上前，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举动：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双膝跪在王锡爵面前，将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动作，对王锡爵说：“那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张居正（图：公有领域） 这一举动登时吓傻王锡爵，等回过神后，慌忙逃出张府，只馀下张居正孤独地跪地悲泣。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尔杀我，尔杀我。”连著两声“尔杀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压力与折磨。 灵堂内，张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场上，四名抗议者的身体在流血。 吴中行、赵用贤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现场惨不忍睹，幸有医生及时救治，否则刑后性命难保。 当时，一名年轻人静静目睹了行刑的全过程，之后毅然将怀中的奏疏上交皇帝，丝毫未被酷刑吓怕。 这位年轻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内容节选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话对万历皇帝而言相当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现在学业和国事离不开张居正，幸亏现在张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学习、不治国了？言外之意即万历就是一窝囊皇帝。另外对张居正骂得也很犀利，说亲人活著的时候不探望，死后又不奔丧，与禽兽没有区别，还谈什么“我非常人”？ 这位不怕死的年轻人名叫邹元标，毫无悬念也激怒了万历与张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议者被称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该五人毫无怨言，不后悔仗义执言。其中，邹元标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登场，再度直言上疏惹怒万历，还为张居正的功劳优点辩护——他不恨张居正，发声只为维护道义。 （图：Adobe Stock） 当时群情激愤，舆论倒向这些因言获罪者，指责张居正的声音不绝于耳。《明史》记载“至悬谤书通衢”，抨击张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后来万历下诏，再有议论张居正夺情一事的，一律死罪无赦，此后谤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夺情风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么如何评价该事件？为何会闹到这一地步？ 笔者认为，张居正和以五君子为代表的反对者各有道理、苦衷与不当。在张居正的立场，他曾劝父亲搬家到身边但父亲不答应，长期未能看望父亲是毕生的遗憾，不足以断定他是无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呕心沥血的成果，在当时万历小皇帝难以亲政的情况下，他眼里国事的确重于家事。至于艾穆和沈思孝说他“忘亲贪位”，贬低过重，以其改革成就与鞠躬尽瘁，他绝不是严嵩那类贪权之辈。 五君子所为是否属于道德绑架？不完全是。我们现代人没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现代眼光衡量当时。张居正夺情争议与后来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相似之处在于，重点都是祖制不可违，五君子与后来的“清流派”维护的均为祖制。祖制当时就相当于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谓“治国离不开谁”不能成为借口，即使夺情是制度允许的，也要看实施对象是否足够特殊。 成化年间有个案例，内阁首辅李贤因父过世须回家守制，明宪宗下诏夺情起复，李贤因此遭学生罗伦弹劾，而罗伦也因弹劾被贬官。但李贤死后国家并没有发生大动荡，所以舆论更加确定大明王朝不会因为离了哪位首辅就不能运转，从那时起直到万历朝，没有内阁大学士敢再夺情。 尽管双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气用事和极端处事的过错。张居正对待刘台和五君子等人确实不够宽容，跪地摆出自刎架势更是偏激；王锡爵擅闯灵堂过于失礼，刘台奏疏拿张居正年迈的父亲说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绪并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矛盾或许不会激烈到这一步。 （图：Adobe Stock） 至于为何张居正夺情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澜，不仅因为他的地位引发群臣对擅权的担忧，也缘于张居正的背后有李太后和万历帝。反对者惹的最主要是圣怒，小万历恼火的重点其实是五君子蔑视圣旨与皇威。 夺情争执持续看似不久，影响却非常大。“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明史》）弹劾风暴无疑给张居正心中蒙上一层深深的阴影，万历五年也成为他柄政生涯的转折点。改革依然在进行，大明依然欣欣向荣，可张居正在后半阶段的所作所为悄然埋下危险的种子。 （未完待续）
悉尼歌剧院再次掀起音乐盛宴的序幕，引爆了一场震撼心灵的演出，《尼伯龙根的指环》首部曲《莱茵的黄金》（Das Rheingold）由天才作曲家瓦格纳创作，悉尼交响乐团首席指挥Simone Young操刀挥棒，为观众呈现一场音乐与戏剧的完美融合。 Simone Young conducts Das Rheingold。（图：Daniel Boud） 《尼伯龙根的指环》：音乐与神话的饕餮盛宴 Simone Young conducts Das Rheingold。（图：Daniel Boud） 瓦格纳创作的《尼伯龙根的指环》系列乐剧是音乐史上的巅峰之作，全剧分为四部，分别是《莱茵的黄金》、《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构成了一部超过标准长度的宏大歌剧。整个系列于1848年开始创作，历时26年，灵感源于德国民间叙事诗和北欧神话。 《莱茵的黄金》是《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开篇，故事发生在德国莱茵河流过的尼伯龙根。在莱茵河底，三位莱茵的仙女日夜守卫一块岩石，上面嵌有具有魔力的黄金。侏儒阿尔贝里希的嫉妒与愤怒使得这个神秘黄金成为了世界的统治之源，但代价却是放弃爱情。这个引人入胜的神话故事成为了瓦格纳创作的奇幻音乐世界的起点。 Simone Young conducts Das Rheingold。（图：Daniel Boud） 1876年8月，《指环》第一次全剧完整演出（之前4部歌剧已分别首演过）。瓦格纳的头号迷弟——修建新天鹅堡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为此专门建了拜罗伊特节日剧院，开创了歌剧管弦乐队沉入乐池的先河。 首演盛况空前，一度引发拜罗伊特这个小镇食物短缺。 Simone Young conducts Das Rheingold。（图：Daniel Boud） 现在你再回头看《指环王》系列电影，漫威系列的英雄电影，甚至《权力的游戏》，很大程度上都有瓦格纳《指环》的影子。 Simone Young：指挥艺术的女性巨匠 本次演出还是由Simone Young指挥，她是悉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也在数年前就已经指挥过瓦格纳的作品。早在1997年，Young就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了全套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2013年由她指挥的《指环》全集在“瓦格纳之年”伊始的发行面世又可谓是躬逢其盛而又石破天惊之举。这次演出Young依旧是稳定发挥，以精湛的指挥技艺，将瓦格纳的音乐巧妙地融入剧情，使观众仿佛置身于神话的奇妙世界。 看过不少演奏会，不过以全黑场馆开场的还是头一次。随着音乐缓缓响起，Young的指挥棒犹如夜空中自由飞翔的萤火虫发出光亮，指引着全场的听众走进那个奇幻的世界。Simone Young以其深厚的音乐造诣和对作品的敏锐理解，成功地将悉尼交响乐团带入了一场音乐的饕餮盛宴。她在舞台上运筹帷幄，一招一式如行云流水般自如，让观众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 Simone Young conducts Das Rheingold。（图：Daniel Boud） 音乐与神话的交汇 此次由Simone Young挥棒指挥的《莱茵的黄金》，将观众引入了音乐与神话的交汇之地。这不仅是对瓦格纳伟大作品的致敬，更是对音乐艺术的一次跨越时空的盛大呈现。观众们在音乐的海洋中徜徉，仿佛穿越到神话的故事中，感受着音乐的力量。 Simone Young conducts Das Rheingold。（图：Daniel Boud）
在悉尼歌剧院的绚烂光影中，我迎来了一场音乐之夜的盛宴。这场演出由世界级的两位音乐家——小提琴大师Anne-Sophie Mutter与悉尼交响乐团首席指挥Simone Young的默契搭档呈现，聚焦于传奇音乐大师John Williams的经典之作，为观众奉上了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饕餮盛宴。 Anne-Sophie Mutter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小提琴大师之一，她生于1963年，5岁开始学拉小提琴。7岁时首次参加德国青少年小提琴比赛，一举夺冠。1976年，Mutter在瑞士卢塞恩音乐节上的出色表演获得德国指挥大师卡拉扬的赞赏，从此开始了Mutter与卡拉扬长达13年的合作。少年成名，稳步发展成为名家，更长久被视为当代“小提琴女神”的代名词，实为不易。 Mutter凭借着与世界级指挥家、乐团和唱片公司的合作，成为音乐界的巅峰人物，她曾获得过四次格莱美奖。，同时，Mutter也热衷于培养新秀，设立基金会，每年举办慈善音乐会，为饥饿的儿童和患病的儿童筹集资金。Mutter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小提琴家，更是女性音乐家中的翘楚。她在表达细腻度方面展现出女性小提琴家的独特之处，同时在庄严大气的曲目中也毫不逊色于男性。 今年Mutter迎来60大寿，但魅力却丝毫不减。她缓缓的走出来的样子，真的是极其优雅。女小提琴家真心不容易，不仅要穿着束缚的礼服，脚踩恨天高，还要保持重心平衡，内核稳定，拉出有色彩的音乐！60岁的她，台上一切都看起来不费吹灰之力，信手拈来的感觉。 悉尼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Simone Young，更是一位令人瞩目的音乐家。她的成就在音乐领域广受赞誉，不仅执掌交响乐团的指挥台，更以其精湛的艺术水平在音乐殿堂中独树一帜。她担任历史悠久的德国汉堡国家歌剧院音乐总监，是世界著名歌剧院中唯一担任音乐总监职务的女性。而同时Young还保持着多项引以为傲的记录：包括历史上第一位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女性，也是仅有的与柏林爱乐乐团同台合作的女指挥家。此外，早在1997年Young便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了全套瓦格纳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是指挥该剧的女性第一人。2000年她还在举世瞩目的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上指挥演出。她的音乐才华和对音乐的独到见解使她成为悉尼交响乐团不可或缺的领导者。在这个音乐之夜，Simone Young的存在为整场演出增添了一抹独特的光彩，她与Mutter的默契搭档更是无与伦比，两位强大女性的强强联手，将观众们带入一场视听的盛宴。 对于刚入门演奏会的小白，这场音乐会可谓是非常友好了，聚焦于John Williams的经典之作。这位音乐大师为《哈利·波特》、《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等经典电影都谱写了动人的配乐，每一首都耳熟能详。Mutter十三岁时的一场表演引起了威廉姆斯的关注，成为他几十年来的音乐合作伙伴。2021年，Williams为Mutter创作的《第二小提琴协奏曲》首演，这部协奏曲不仅具有实验性，更是一次对Mutter卓越技艺的致敬。 音符在空中交织成一幅绚烂的画卷，穿越一部部经典电影的情节。两位杰出女性的共同演绎，使这场演奏会成为一次深刻的音乐体验，每个音符都承载着音乐的沉淀和时光的印记。这是一场超越时空的交响盛宴，一次与传奇相遇的奇妙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