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誦：不正苗頭要及時制止
2026 年 7 月 18 日
「聽說從浙江調來了三千將士。哎呀，那些南方人，來我們北方駐守，恐怕會水土不服吧，不知道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呢？又如何能執行得了軍令呢？哈哈哈哈！」 在北方將士不屑與質疑的目光下，戚繼光所率三千浙兵列隊郊外，不動如山。此時，天公彷彿有意給北方將士一個教訓，霎時電閃雷鳴，烏雲密布，天昏地暗。戚繼光見此情形，心想：「爾等竟看不起我戚家軍，今日正是機會叫你們好好見識！」隨後嚴肅地說道：「何為軍令如山，且看我這三千將士！」說罷頭也不回就離開了，留下三千戚家軍站在原地。 頃刻間，天上降下瓢潑大雨，當地的士兵連忙找地方避雨，唯有三千戚家軍巋然不動，任憑密集的雨點砸在身上。北方將士見狀大驚，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如林如山的浙兵。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過去了，從早上直到日落，這支戚家軍在大雨中站了一整日，無一人擅自避雨，亦無一人體力不支，他們好似不是血肉之軀，而化作了不畏暴雨的磐石。 的確，在戚家軍心中，只有軍令，沒有風雨。 《明史》記載：「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屢創奇蹟的戚家軍，以實際表現給北疆將士上了一堂終生難忘的課。 而戚繼光能夠到北方建功立業，正得益於張居正力排眾議的重用。 （圖：Adobe Stock） 上期筆者重點介紹了張居正改革的經濟成效，本期接著談他的政治改革、國防成果和用人之道。 之前簡單提到了張居正開創的考成法，本期詳細介紹。這項舉措真是太厲害了，無論對於當時的政治還是對於我們現代人開公司、做生意而言，考成法都是值得借鑒的。假如張居正死後考成法能一直延續，大明王朝後來一系列悲劇可能得以避免。具體是怎麼回事呢？下面筆者會用儘可能淺顯易懂的語言向各位介紹什麼叫考成法以及其重大作用。 其實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已經制定了很完備而且嚴格的制度，他不單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還是個法律專家。當時的《大明會典》是很重視考核的，但歷史總是有這樣一個規律：再好的規矩，過一、兩百年後到王朝末期時都會淪為形式，名存實亡。萬曆元年，張居正提出考成法，要解決的就是制度流於形式或淪為官員爭權奪利的手段等問題。 明朝一直以來都有京察和大計——北京的官每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地方官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計。但到後期，這種考察是不夠的，工作效率依然低下，未能盡職的官員仍繼續摸魚。面對這種現象，張居正創造了一種更加完善的考評制度： 六部必須清楚地登記工作計劃、未來要完成什麼目標、具體在工作中做了什麼事，每完成一件登記一件，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都必須寫清楚，要求官員必須在期限內辦事，沒完成的也要申報。登記計劃、目標、實事、數據的這個本子叫作「考成簿」。 六部是行政執行機構，包括吏、戶、禮、工、刑、兵，每個部門各司其職。單行政執行機構登記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要交給內閣，一份要交給六科，這個過程叫作備案。 六科和六部是對應的，是負責監察約制六部的機構，通俗點說就是提意見的。明朝的言官是相當「厲害」的，這裡指的「厲害」可以是褒義也可以是貶義，活在明代官場上如果被言官猛烈抨擊，那下場可能相當悲慘。言官本身是能起到重要積極作用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變成了黨同伐異、政客們為私利亂「咬人」的「武器」。張居正現在要求六科言官別再亂咬人，想提意見就要有理有據地提，依照「考成簿」每旬每月仔細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後提出該怎樣獎勵或懲罰的建議。六科可以要求六部每隔多長時間上報一次執行進度，對沒能做到的人議處。其實言官本來就該起到這樣的作用，張居正如此做也是因為希望言官恢復到正軌上。 除六科外，內閣也要閱讀「考成簿」，對六部和六科的官員每季做一次小考察，每年做一次大考察。 （圖：Adobe Stock）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完善的、環環相扣的機制——內閣考察六科和六部，六科監督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撫按官。再簡而言之，便是六部向六科負責，六科向內閣負責。 具體效果是什麼呢？ 其實以前國家一直都重視考核，但此次改革與以往不同的是： 考評不再依賴六部之一的吏部； 考核的內容更加量化，都是實實在在的數字，一目了然，而且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事項； 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管出身和資歷如何，只要依「考成法」成績優秀就能得到重用； 裁掉大量不合格的官員。數據顯示，張居正主政期間，裁掉的冗員占萬曆年間總數的十分之三。 可想而知，整個官場不只是改頭換面了，那簡直是脫胎換骨。在考成法的鞭策下，效率大幅提升，懶散之風消退，更多人才獲得重用。《明史》記載：「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說件事情，大家可能會更直觀地感受到當時席捲全國的變化。張居正專門在皇帝讀書的文華殿里放置了十二個大屏風，但不是用來增添文藝氣息的，而是在屏風上寫了各地官員的名字，名單大約每十天換一波，專門給萬曆皇帝看。大家想一想，每10天一次人事變動並告知皇帝是什麼概念！ 萬里長城拒胡馬 張居正用的都是哪些人才？從國防方面舉例，北方邊塞有戚繼光、李成梁、譚綸三大名將，其中李成梁就是因為考成法而高升的一員悍將；戚繼光和譚綸之前在南方的抗倭戰爭中立下戰功。如今，「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明史》）遼東有成梁，薊門有繼光，在他們的防守之下，大明邊疆多年安然無事。 張居正重用這三人的時期是晚明軍事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可以借王昌齡的詩句形容：「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時的戚繼光、李成梁、譚綸就好比漢代的李廣。而後來八旗鐵蹄踐踏大明疆土時，明人怎不懷念當年如長城般堅守邊塞的名將？！ 戚繼光像（圖：公有領域） 說到戚繼光，許多朋友想必聽說過他是抗倭名將，嘉靖年間就已戰功累累，當時倭寇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戚虎」，戚家軍更可謂是創造了軍事史上的神話。講他抗倭的事迹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裡重點講一講他後來在北方抗擊蒙古人的戰功以及他和張居正的關係。 這裡不得不稱讚張居正會用人！在軍事上，不管外界怎麼議論，堅決信任戚繼光這位千古奇才。現在我們讀史書時都知道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是明智之舉，但當時跟現在不同，當局者迷，一切都是未知數。隆慶年間，有言官激烈反對讓戚繼光守北疆，覺得戚家軍這些南方人打倭寇可以，但恐怕敵不過北方少數民族的精銳騎兵。張居正立即對隆慶皇帝說，他敢以自己的前途擔保戚繼光絕不是那種只局限在一處地方的人才，可謂力排眾議。 後來他對戚繼光信任到什麼程度？「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明史》）張居正事事都和戚繼光商議，把想刁難戚繼光的人都調走，使他跟同事的關係都很好，沒人搗亂，給他充分的空間發揮才華、實現抱負。 戚繼光和張居正的關係是蠻有爭議的，後來張居正死後遭清算時戚繼光也被作為依附他的同黨受到牽連，但如果站在國防角度看，其實不必太指責張居正的做法，相反，張居正知曉孰重孰輕，有舍有得，一個戚繼光可以頂多少人！相比之下，後來崇禎殺死袁崇煥，將孫傳庭下獄，不聽信盧象升上報的實情，可見領導的素質多麼重要。 實際上戚繼光也是憑實力立足的。從本文開頭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戚家軍的風采，這正是戚繼光「號令嚴，賞罰信」的成果（《明史》）。 舉個例子，當時蒙古朵顏領主董狐狸（沒錯，他的人名就叫董狐狸）勾結土蠻，時而叛，時而降；雖然俺答已經朝貢大明，但小王子的後人依然擁兵十萬，威脅薊門。萬曆元年春季，兩股勢力計劃入侵大明，而戚繼光出其不意，打得蒙古軍潰不成軍，差點就能生擒董狐狸。 （圖：Adobe Stock） 看看戚繼光仗是怎麼打的：面對蒙古鐵騎，他想到的是百年以來幾乎沒人想到的奇招！他僅帶八千兵迎戰蒙古數萬騎兵，還重新啟用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戰車。要知道，戰車這種武器早已因為笨重而被棄用了，為什麼戚繼光偏要復古呢？原來，他將復古武器與先進科技相結合，創造了一個蒙古人從未見過的戰術。 這個戰術思想和打倭寇時用的鴛鴦陣有點類似，都強調分工配合作戰。戚繼光成立了戰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明史》）戰車在戰場上結成方陣，騎兵和步兵也在其中。戰車營配備佛朗機火槍與佛朗機炮256挺，火銃512支，大將軍炮8門；持火器的士兵多達1320人，佔比逾64%。（《練兵實紀》） 蒙古軍隊的優勢在於騎兵衝鋒，明軍如果拿步兵和騎兵硬剛，勝算不一定大。戚繼光把戰車擋在前面，騎兵衝擊的優勢就難以發揮，馬撞鐵戰車就相當於雞蛋撞石頭。蒙古騎兵尚未衝鋒之際，明軍騎兵先從車陣縫隙里衝出，以動制靜，殺了一波。待董狐狸回過神來，下令衝鋒時，明軍騎兵迅速撤回車陣內，又開啟了以靜制動的防守模式。等蒙古騎兵沖入射程範圍後，明軍戰車後槍炮齊鳴，火器齊發。蒙古騎兵即使有靠近的，也沖不破明軍堅固的車陣。 戰車、火器、騎兵都發揮了作用，那麼相對薄弱的步兵做什麼呢？戚繼光專門安排步兵用長長的拒馬器阻擋蒙古騎兵的衝擊，夾雜使用長袍和筤筅。筤筅這種兵器，熟悉抗倭戰爭的朋友們想必都知道，它由戚繼光發明，其首有尖銳的矛頭，側面有數層多刃形附枝，專克日本武士刀，如今在北方也能派上用場。 （圖：Adobe Stock） 《明史》稱：「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戚繼光在薊門的這一支軍隊管理嚴明精細，武器犀利，軍容是其他各邊塞地區比不上的。又記載：「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事實證明，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不是南橘北枳。 李成梁的戰功也很顯赫，以後講到遼東時再細講。 戚繼光、李成梁等將才堪稱幫助張居正中興大明的「長城」。但其實張居正還有一個巨大貢獻，就是真正的長城——安排戚繼光和李成梁等人修建從山海關至北京的長城。我們今天旅遊時看到雄偉壯觀的長城，可能很多人會聯想到秦始皇建的，但它其實是明朝重新修建的，秦長城原先不是這個模樣。明長城也不只是張居正這一代的努力成果，從洪武年間起，明人就已開始施工重修長城，張居正改革的期間功勞尤大。 可惜的是，張居正嘔心瀝血的十年改革成果最終沒能阻止明朝在60年後滅亡的命運，他病逝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新政都遭萬曆皇帝廢除。尤為可惜的是考成法，廢除以後官僚體系又被打回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明軍30多年後在薩爾滸之戰中戰敗，原因之一便是沒了考成法的約束，犯了越權的錯——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越權干預地方軍政權，不斷催促進兵，大意中伏。 戚繼光因受張居正案牽連被貶至廣東，再沒能返回北方邊塞，大材小用，報國無門，鬱郁不得志；之後又因遭彈劾被罷官還鄉，連工作也丟了，晚年何等凄涼！ 戚繼光離開薊門之日，當地百姓為其罷市，依依不捨，哭聲遍地。 路過廣東梅嶺時，他感慨萬千，寫下： 北去南來已白頭， 逢人莫話舊時愁。 空餘庾嶺關前月， 猶照漁陽塞外秋。 另有一首詩： 五嶺山頭月半彎， 照人今古去來還。 青袍芒履途中味， 白簡朱纓天上班。 煙水情多鷗意愜， 長林風靜鳥聲閑。 依稀已覺黃粱熟， 卻把梅關當玉關。 筆者讀到「依稀已覺黃粱熟，卻把梅關當玉關」時，也不禁熱淚盈眶！ 想當年，戚繼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金戈鐵馬，不為私利，淡泊抒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圖：Adobe Stock） 如今，一生為國為民的他，在望見梅關時，恍惚間，多麼希望這裡是當年衛國平寇的邊塞，又多麼渴望回到沙場前線。然而前方迎接他的，卻是國家的冷落，親人的離去。他被罷官後，有御史上疏建議再度重用他，卻遭到了懲罰。 最終，一代英雄，白髮蒼蒼，孤獨辭世。 張居正與戚繼光的下場，是大明的國殤。 （未完待續）
朱元璋的立國建制 元至正十六年(1356 年)，朱元璋過江，佔領集慶，改集慶為應天府。集慶即今天的南京，為六朝故都，改稱應天府，反映了朱元璋有稱王的意圖。集慶當年是孫吳立國之地，故於是年七月朱元璋自稱吳國公，已經有要稱王的表示。次年胡大海克徽州， 鄧愈舉薦朱升給朱元璋，朱升便向朱元璋講了「高築牆、廣積糧、 緩稱王」的建議。 為什麼勸朱元璋緩稱王? 那是為了免得招忌樹敵，不要圖虛名，要務實事，實事也就是高築牆、廣積糧，打好將來稱王的基礎。事不在於名，在於實。北邊的韓林兒稱小明王;西邊的徐壽輝也很早就稱帝，國號天完;東面在平江(蘇州)的張 士誠很早就建國號為周，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 年)張士誠復自 立為吳王。因為平江在戰國時便是吳國的故都，朱元璋在次年(1364 年)便即吳王位，故當時有東吳、西吳之分。到了至正二十八年(1368 年)正月，朱元璋才建國號為明，建元為洪武，足足推遲了十二年時間，這為朱元璋贏得了充分發展的時間。 有三重意義: 一、這個政治結構的權力從哪兒來; 二、這個政治結構的組織形態; 三、這個政治結構的運作過程以及在這個運作過程中的人際關係。組織形態則包括這個結構內部的決策機構、行政機構、軍事機構、監察機構以及從中央到地方的層級結構， 這個複雜的有機結構內部，相互之間構成制衡關係。這樣的組織 形態是在運行過程中逐步形成的，既有相對穩定的一面，又有不斷演化的部分。其在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又往往與在這個組織結構中活動的、不斷變動的群體內部人際關係的演化息息相關。同時在這個結構運作過程中，必然產生與運作程序、方式、手段相應的種種制度性的規範。這些制度規範，會有一些靜態的見之於書面的相應程式，而這些程式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又會產生各種非 規範性的習慣，一定時間以後，這些習慣也可能變成規範。此外，在實踐中還會產生各種屬於潛規則範圍的程式，影響著實際的運作效果。故研究政治史，既要了解這個結構的歷史淵源，還要了 解這個結構設計者的願望與其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畸變，對它既 要有靜態的剖析，也要有動態的觀察。 那麼，這樣一套結構及其運作方式的合法性有何根據呢?毛 澤東講過我們的權力從哪兒來，是人民給的，即這個合法性是人民的意願和授權。怎麼給呢?是通過全國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賦予的，通過憲法來規定的。朱元璋作為皇帝當然不會有人民這個概念，其藉以說明王朝統治合法性的根據是天命，所以詔令一個皇朝的建立，實際上是一個新的政治結構的崛起，包含的第一句話便是「奉天承運」。皇帝辦公的正殿叫作奉天殿，即帝位的那一天，皇帝要祀天地於南郊，北京的天壇便是祭天的地方。 只有皇帝才有祭祀天地的資格，有了功績可以登泰山行封禪之禮，皇帝可以在泰山與天地相通，這也成為皇帝的特權。這只是名義 上，或者說是口頭上書面上說的和禮儀上做的，實際則並非如此。這個權力是在逐鹿戰爭中搶來的，或者說天下是打出來的。打天 下的當然應該坐天下，而且要世代相傳。這才是問題的實質所在。 那時候關於天命的種種說辭，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神話。朱元璋的年號用「洪武」二字，其本質意義就是弘揚武力，它背後的實際 意義是說，天下是我靠武力搶來的，也得靠武力維持統治的穩定。 翻開《明史·太祖本紀》，其中說:「母陳氏。方娠，夢神授葯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 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還講到 朱元璋出家為僧，「游食合肥。道病，二紫衣人與俱，護視甚至。 病已，失所在」。這些故事都是無法驗證的，是文人從《漢書·高 帝紀》中變著法子搬下來的，它實際上反映了朱元璋自比於劉邦。 《漢書·高帝紀》中雲:「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 是時雷電晦冥，公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 還講到劉邦為亭長，送徒驪山，途中，「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 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 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困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 人曰:『嫗子何為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 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為不誠，欲苦之，嫗因忽不見。 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 比較朱元璋與劉邦的故事，二者何其相似，這些神話都是為了說明其受天命的根據，編這些故事的目的是為了騙老百姓，證明其合法性而已。 他們做皇帝是天命所歸，沒有天命的人，休想搶奪他們的皇位。 如果去翻一下歷代正史中的本紀，那些靠逐鹿或宮廷政變而搶來 天下的帝王，幾乎都要假天命的故事來證明其合法性。故事人人 會編，戲法人人會變，只是巧妙不同而已。漢武帝在賢良對策中 所問的也就是天命的根據在哪裡。董仲舒及公孫弘的對策說的天 人關係，也就是天命論的歷史根據，說到底，都是為了證明漢代 帝王，特別是漢武帝的權力來自天命，有其合法性。 政權結構的組織形態，在中國歷史上換了那麼多朝代，基本 大同小異。毛澤東說過「百代都行秦政法」，「秦政法」就是戰 國以後逐步形成，由秦始皇總具大成的。兩千多年來，儘管王朝 更替，政權分分合合，但中央集權層級式的專制主義行政體制沒 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後代總是繼承前朝的體制並略有變更。漢 承秦制，唐宋也是繼承秦漢的基本形態，用現代的術語，叫作路 徑依賴，略有變更則是根據當時形勢和格局的需要而作出的調整。 大明王朝的政治組織形態，在起點上還是繼承元朝的體制。 朱元璋在至正十六年佔領集慶以後，改集慶為應天府，置江南行中書 省，自總省事，置僚佐，這是沿用元朝地方行省的體制。到了至 正二十四年即吳王位時，便不再以地方行政機構自稱，而是建國稱王了。他建置百官，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 俞通海為平章政事，那都是沿襲元代建置的官僚結構和名稱。元代尚右，這時他亦尚右。洪武時，朱元璋為了使自己區別於元代， 由尚右改為尚左，這時李善長為左丞相，李善長的實際地位沒有 變化。所以說，變化往往只是形式上的，或者在名稱上的，實質 的變化當然也有，但不會很大。 從政權的組織形態上，元明之間，有繼承，亦有發展，而繼承是全局性的，發展只是局部性的修正。元代的政治組織形態， 有其從漠北游牧民族帶來的某些特徵，但其政權最基本的組織形 態則是沿襲唐宋舊制。元在中原地區的行政樞紐，從大斷事官機 構演變為中書省，以中書省掌全國之政務，這本來是漢及魏晉以 來的傳統。在中書省設左右丞相，以右為上，元代皇帝與宰相的 關係屬「委任責任」模式，宰相雖實行多相制，但相權往往集中 在一兩名宰相身上，由於宰相權重，故宰相易於專權。這個制度 規定下，皇權與相權之間的關係是相對的，因人因事而異，往往取決於二者之間人事的變化。帝王是雄才大略者，那麼宰相的組織機構往往不能穩定。漢武帝劉徹是一個有作為的皇帝，丞相只 有唯唯諾諾，才能善終於相位，如公孫弘便是這樣一個人物，《漢書·公孫弘傳》稱其任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 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續為相，「自蔡至慶， 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 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雲」。 君王雄才大略，宰相只能唯唯諾諾;反之，皇帝屬童稚或昏庸之輩，則往往出現宰相專權的局面。舉例來說，同一個宰相制度，同一個皇帝唐玄宗李 隆基在處理君相關係的問題時，前後便有不同。前期與宰相姚崇、 宋璟兩人相處是相得益彰，後期放手李林甫、楊國忠專權，則與 其荒於女色有關。楊貴妃這個悲劇無論從哪個視角看，責任都在 李隆基身上，唐玄宗荒廢了帝王必須擔當的角色。宰相制度的存 廢，亦是相對的，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度，集決策和行政權力於一 身，這隻能行之於一時，而其子孫倦怠時，宰相或者宦官的專權 就難以避免。相應的組織結構，在其運行過程中，往往因人、因事、 因時而發生各種變異，許多事物不能死摳書麵條文，還得看其實 際運行的情況，看相關人物的狀態，才能透過現象看清事物的本質。 決策與行政畢竟是不同的功能，皇權不能長期取代相權，反之相 權亦不能取代皇權，歷史便是在這個動態中演化，而組織形態亦 往往隨之變化。 關於廢除宰相制度的問題 關於明初的幾個宰相，劉基與朱元璋之間曾有一段對話，見 於《明史·劉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 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 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 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 『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 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 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僨轅也。』帝曰:『吾之相， 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 天下何患無才，惟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 廣洋、惟庸皆敗。」 劉伯溫這一席話是發之肺腑之言。他在朱元璋面前議論了那麼多朱元璋心目中的宰相繼承人選，一個也不行， 請他出山也不願，既得罪了人，那就很難保全自己了，儘管退隱 在山鄉，也難善終。從劉基與朱元璋的談話中還可以知道，這個 上層集團內部充滿著矛盾。明初大部分將相出身於淮西，過江以前就投身於朱元璋了，而劉基、宋濂是浙南人，是朱元璋打敗方 國珍以後，才參與朱元璋屬下的統治集團，自然有派系的分歧。 劉基評論的人物大都屬淮西集團的，他得罪人了，所以才有後來 胡惟庸派人毒死劉基的傳說。反之看，胡惟庸這個大案也就有了因頭了。 從這個故事可以知道，作為宰相這個角色，不僅需要具備實際行政能力，更需要具備平衡方方面面相互關係的能力，同時在這個基礎上能把事情辦好，讓上下左右對你都滿意才行。這 個要求可是相當高的啊!劉基不願蹚這個渾水也有他的道理，這 可是一個難以擺平的大江大海，難免有風浪來襲，出現翻船的局面。 說這個故事，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上層集團內部難以言說的種種復 雜的人事關係，一言不慎便會帶來滅門之禍。 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國以後，就想著如何維護自己的權力，並 使子子孫孫都能牢牢掌握好皇權，不受各種力量的威脅。從秦漢 到宋元，直接威脅皇權甚至顛覆王朝的因素，不外乎這幾個方面: 一是相權的專政，典型的案例如曹操;一是外戚的專權，如西漢 末年的王莽專權;一是宦官專權，如漢唐都是敗於宦官之禍患。 除了這三個因素之外，便是驕兵悍將的跋扈，北宋杯酒釋兵權處 置了這個問題，但北宋因此始終處於積弱的局面。故朱元璋建國 時，便希望在組織制度上處理好這些問題。 […]
上期講到，明亡的深層原因不是由單獨哪一個皇帝決定的，也不是由哪個功臣走得早晚決定的。全面來看，明末最大的問題是： 財政壓力、農民起義、遼東邊患、天災、民怨、黨爭、宦官。 先以財政為例，早在嘉靖年間的耗資就已相當龐大，而且很多開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軍費要錢，貪污要錢，煉丹要錢，入不敷出，於是層層攤派，官與民皆壓力巨大。海瑞當年有句評論相當經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 後來萬曆年間軍費開支也大，萬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鮮、平播州，雖然均取得勝利，但給晚明財政困難造成重大影響。到萬曆晚期時，明軍與後金之間爆發了一場著名戰役——薩爾滸之戰，明軍不僅慘敗，而且從此遼東戰爭不斷，在後金的鐵騎進攻下，明朝的軍費支出成為巨大負擔，後來又增派遼餉。遼東戰事的負擔不僅是政府的負擔，而且會加到百姓身上，更進一步加劇民不聊生的狀況。 （圖：Adobe Stock） 明末出現的這些危機都是相互聯繫的，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譬如在遼東前線屢戰屢敗，在袁崇煥取得寧遠大捷前明軍沒有一次打敗後金軍。官僚腐敗無能，不能早日平息邊患，政府就要一直在遼事上花錢，糧餉要從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區從天啟中葉起就連年大旱等天災因素，農民在多重壓力下被逼反。為鎮壓農民起義，崇禎年間朝廷又增派剿餉，再度加重百姓負擔。為抵禦滿清侵略，明朝名義上說要訓練邊兵，所以又加派練餉。遼餉、剿餉與練餉合稱為「三餉」，明朝到最後民怨四起，與這三餉帶來的重壓密不可分。從萬曆後期到崇禎上吊前夕，一個腫瘤越長越大，幾乎無法醫治。 難道在此之前，舉國上下就沒有賢才進行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嗎？ 其實是有的。萬曆頭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為大明王朝延長壽命的中興時期，這期間有一位內閣首輔力挽狂瀾，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現短暫的輝煌。這位救時首輔就是著名改革家——張居正。 （圖：公有領域） 明朝早在嘉靖年間就已呈頹勢，「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論時政疏》），嘉靖死後，隆慶年間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為後來張居正改革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隆慶帝臨終時把年幼的皇子（即後來的萬曆皇帝）託孤給高拱和張居正，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後，「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煥然一新，財政收入增加，經濟發展，邊防穩固，中央集權加強，行政效率驟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線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僅在短短六十多年後，明朝就在1644年滅亡了。從國泰民安到亡國，萬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間其實是晚明最關鍵的轉折時期。筆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萬曆和天啟對明亡的影響更深，更符合亡國之君，他們給崇禎留下的是難以挽救的爛攤子，而崇禎的時代是無奈中加速滅亡的時代。 明亡的喪鐘第一次響起，是在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終止張居正改革之際。萬曆這四十八年既精彩紛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個自由奔放的時期，也是呈現近代化萌芽的時期；它有智慧而孤獨的棟樑之才，有由奪情引發的血雨腥風，有長達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懶皇帝，有恩將仇報的悲劇，有引發激烈黨爭的太子之爭（「爭國本」），有名揚天下且改變後世政壇的東林書院，有「瘋子」入宮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國戰爭，有影響後世數百年的戲曲巨匠，也有在東北邊境被後金團滅的慘敗。在此期間，中國與西方都在巨變，大明在利瑪竇的牽線下與逐步近代化的歐洲文明進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卻大不相同。 （圖：Adobe Stock） 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歷史，接下來將深入講述萬曆年間的是非興衰，往後再細講天啟、崇禎時，許多事會聯繫在一起。 而這些，需要從張居正的輝煌成就與功過，以及他與萬曆皇帝的恩怨情仇說起。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無論是開公司、上班、教育孩子還是處理人際關係，或許都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學到許多經驗和教訓。 張居正在改革前先獲得了關鍵的有利環境，即「鐵三角」的穩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內。張居正是萬曆小皇帝的老師，兩人不僅是君臣師生關係，而且情同父子。萬曆剛登基時年僅10歲，所以國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張居正管理，攝政的這十年是他將政治理想與才華付諸實踐的好機會；此外，張居正也頗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禮監太監馮保支持。小萬曆和李太后是強大的後台，馮保是關係密切的同盟，這樣一來，一個穩固的改革基礎成功搭建完畢。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為清丈土地、推廣一條鞭法、整頓吏治、邊防新政。下面筆者結合生動的實例來講他的改革是怎樣進行的。 （圖：Adobe Stock） 清丈土地 明朝中葉開始就出現了土地兼并隱漏的狀況，許多地主隱瞞田地，長期以來逃了很多稅，這就導致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國家收入越來越少。 於是萬曆六年（1578年）開始，張居正下令丈量全國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結果這一查可不得了，堪稱增加財源的大收穫：全國竟有多達300多萬頃農田沒交稅！ 300多萬頃相當於3億多畝！對比明朝建國之初，《明史》記載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積8.5億畝；後來從弘治時期到萬曆初年的一百年間，全國交稅的田地只有4億畝。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一次大規模丈量田地，還會有多少地主繼續逃稅。單丈量田地這一項政策就給政府增加了巨額稅收。 張居正說：「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可見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該舉措也為下一步措施，即推廣一條鞭法鋪路。 （圖：Adobe Stock） 一條鞭法 這個一條鞭法其實不是由張居正最早開創的，它在嘉靖年間就已確立，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將其在全國範圍推廣。 不得不說，這一條鞭法實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適應了當時工商業發展的時代需求，也更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在近代化的標誌當中，工業發展與市場經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當時明朝能夠把握機會將經濟推向近代化，可能會與西方的步伐相差無幾。 那麼一條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麼呢？怎麼跟工商業有關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該項政策的意義，我們需先從當時的背景開始了解。 當時苛捐雜稅繁瑣，什麼土地稅、人頭稅、土產稅等，不僅麻煩，而且貪官有中飽私囊的機會，導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張居正早已意識到這點且時刻牽掛，說「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為念。」 賦和役是分開的，賦就是民眾向政府交實物、銀錢，役指的是國家需要修築國防工程、水利、交通、宮殿時讓百姓提供免費勞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開始，手工業和商業明顯呈現繁榮趨勢，尤其江南地區，許多農民棄農從商，貨幣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賦稅方面，與其向政府交實物，不如直接交銀子。 （圖：Adobe Stock） 張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實行征一法、鼠尾冊、十段錦法、均平銀、綱銀法，都為張居正改革打下基礎。譬如綱銀法，化繁為簡，以出錢代替勞役，正符合工商業繁榮的趨勢。 在上述背景下，一條鞭法逐步擴大實施範圍。簡單來說，一條鞭法就是將田賦和各種徭役合併在一起徵收，各種雜稅合併到一起。原先交實物的，統一摺合成銀兩，比如小麥、豆子、稻穀等農作物，都簡化為貨幣。一旦簡化並摺合成銀兩，呈現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總數字，一年該交多少一目了然。總數公開透明，有些貪官就很難再中飽私囊或者任意攤派了。 賦役貨幣化後，國家不需要農民交那麼多實物了，於是農民就要想辦法增加貨幣收入。貨幣收入從哪來？把農產品投入市場，換成貨幣，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即為推動商業發展。 再有一點，農民和役戶可以拿錢代役，政府將力役改為雇役，僱人代役。自此，徭役對農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做別的事，比如身體不好的可以多些時間在家養病，棄農的可以從商，或者成為僱工，有力地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能減輕百姓的負擔。 另外，賦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不再經過糧長、里長，官府直接把賦役數目發給各家各戶，各戶交賦役時也是直接交給官府，避免里長和糧長在中間徇私舞弊。 總的來說，一條鞭法推廣幫助大明緩和了經濟危機，減輕了百姓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項措施也幫助增加農田，那就是興修水利。因為萬曆初年黃河常泛濫，故道泥沙沉積，入海口水流不暢，所以張居正採納潘季訓的建議，命令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抑制黃河泛濫，之後漕運更加暢通，多年的廢地也恢復成了良田。 （圖：Adobe Stock）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張居正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實政治方面的變革更關鍵，因為一切政策要想落實，都離不開人事，用什麼人、怎樣整頓官場風氣、如何提高辦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員等。 而張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當漂亮，扭轉了百年以來散漫、低效、敷衍的風氣。上文提到過，《明史》有12字對他的政績進行了概括，這12字概括得相當精準有力，即「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加強尊崇皇權，嚴格考核官吏，賞罰分明，號令統一，上面下達的政令，下面必須執行，後來即使是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 （圖：Adobe Stock） 不過，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懲處倒不是難事，關鍵是面對權貴犯法該怎麼辦。當時有個典型的例子，黔國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來是應該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覺得很為難，畢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擔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麼權勢敢如此囂張？原來，他們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邊的將軍，曾被朱元璋收為義子，後被封為黔寧王。明成祖年間，沐英的兒子沐晟因軍功被封為黔國公，從此他們家世世代代承襲這一爵位。 但張居正不打算放過沐朝弼，於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兒子在朝廷當官。沐朝弼聽說這事後，哪裡還敢起兵造反，畢竟誰願意跟自己的兒子對立呢？朝廷不久後派人帶他到京城，他一點都不敢反抗，後來就被軟禁了。 從以上幾點，想必不難看出張居正既有鐵腕，又有智謀，真可謂上天贈予大明的救國英才、救時宰相。他還有一項開創之舉——考成法，以及在邊防上的成就，和獨具特色卻備受爭議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關注。不過，在他大刀闊斧的改革期間難免會遭遇巨大阻力與批評，而他面對的困難其實是超乎想像的，甚至還包括明朝歷史上最激烈的奪情爭執。 （未完待續）
（接上期）崇禎的缺點在亂世中顯得尤為突出。譬如1629年己巳之變期間，崇禎因中了後金（清朝前身）的反間計，懷疑薊遼督師袁崇煥通敵叛國，這在國難當頭的戰爭年代是致命風險。臨陣換將乃兵家大忌，更何況是在京師風險尚未完全解除時換掉戰功赫赫、忠心耿耿的邊臣。 更嚴重的是，8個月後，崇禎下令磔殺袁崇煥，即凌遲（千刀萬剮）。雖然袁崇煥在邊防上有漏，縱然皇太極施反間計，又有溫體仁等奸臣煽動挑撥，但崇禎作為最高決策者，有責任明辨是非，理智分析，避免冤案。袁崇煥有過，但不是賣國賊，更不至於千刀萬剮。 其實，外敵後金的反間計不是促使崇禎決定殺袁崇煥的最主要原因。起初崇禎只是下旨「暫謝職聽勘」（《國榷》），說明他一開始未對袁崇煥起殺心。那為何他後來鐵了心要將袁崇煥凌遲處死？追其深因，是崇禎主動選擇相信內部奸臣，無論是否冤枉袁崇煥，他都要藉此機會殺雞儆猴。 期間，高捷、袁弘勛、史褷上疏指控袁崇煥「擅主和議、專戮大帥」（《明史》），想藉此機會陷害袁崇煥和內閣首輔錢龍錫。溫體仁誣告錢袁二人相互勾結，稱錢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國榷》），有邊關重臣與朝廷重臣結黨的嫌疑，這話正中崇禎的軟肋，因為崇禎很忌憚手握重權的臣子相互之間關係密切，對結黨現象極為敏感。他不一定對從敵軍傳來的反間計深信不疑，但可惜的是，站在國運和道德的十字路口，他選擇和姦臣一道把袁崇煥作為政治犧牲品。 高捷等人落井下石是為了借袁崇煥的案子報複錢龍錫，「謀興大獄，為逆黨報仇」（《明史》），因為他們是閹黨餘孽，對錢龍錫恨之入骨。為什麼恨？因為崇禎初登基時打擊閹黨，錢龍錫主要負責閹黨的案子，也是東林黨一把手，而且閹黨對東林黨的恨由來已久，一看到機會來了，所以天啟年間的舊帳與現在的新帳一起算。 溫體仁也想借袁崇煥冤案打擊錢龍錫，不同的是，他想藉機陞官進入內閣，於是他將錢龍錫視為一大障礙。至於崇禎，是想犧牲袁崇煥震攝朝臣。 就這樣，君臣目的不同，卻由於各自的私慾和心機走在同一線上。 （圖：Pixabay） 袁崇煥被定的罪名為「謀叛」（《明史》），具體為「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崇禎長編》）。 其中，頓兵不戰、遣散援兵、潛攜喇嘛、專恃欺隱都不是事實，純屬強加之罪； 市米有其事，但不是提供給敵軍的，不屬於叛國； 斬帥（斬毛文龍）有其事，確實有不當之處，但袁崇煥向崇禎彙報過此事，崇禎當時沒批評。而且毛文龍野心昭然，不服管制，大有成為獨立軍閥之勢； 至於付託不效，袁崇煥曾承諾五年收復遼東，但截至定罪時僅一年時間，不足以下定論。至於後金軍為何打到京城下，袁崇煥有未能阻截成功的責任，但不至於「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更沒有通敵叛國。 事實上，在己巳之變中，袁崇煥聞訊後立即發兵阻截後金，「急引兵入護京師」（《明史》），並無怠慢，而且在北京廣渠門之戰和左安門之戰獲捷，僅以9000人擊敗後金10萬人，成功守住京城。值得注意的是，袁崇煥帶領的這支勤王軍是在饑寒交迫中作戰的，飢餓長達三天，因軍紀嚴明、訓練有素得以獲勝。袁崇煥愛兵如子，親自看望受傷將士，「一一撫慰，回時，東已白矣。」（《邊事小紀》）徹夜不眠撫慰將士，這在歷史上是少見且感人的。 袁崇煥手跡「聽雨」（圖：公有領域） 袁崇煥受冤後，其部下皆悲慟不已，也有官員和百姓為其鳴冤。程本直曾在袁崇煥軍中親眼目睹袁的品行與貢獻。得知袁入獄後，程本直不僅為其鳴冤，甚至表示自己願意為其而死，並寫下《漩聲》、《磯聲》，字字皆肺腑之言。 他寫道：「舉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漢也。惟其痴，故舉世最愛者錢，袁公不知愛也；惟其痴，故舉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於是乎舉世所不敢任之勞怨，袁公直任之而弗辭也；於是乎舉世所不得不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獨行也；而且舉世所不能耐之饑寒，袁公直耐之以為士卒先也；而且舉世所不肯破之體貌，袁公力破之，以與諸將吏推心而置腹也。」 「掀翻兩直隸，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渾身擔荷，徹里承當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此所以惟袁公值得程本直一死也。雖然死則死也，竊有願也。願余棄市之後，復有一程本直者，出而收予屍首，並袁公遺骨合而葬之。題其上曰：一對痴心人，兩條潑膽漢！九原之下，目為瞑也！」 更有一位名叫王之璧的人跪在紫禁城外，請求皇帝放袁崇煥出獄，稱如果非要治罪不可，自己和全家40多口人都願意替袁崇煥服刑。 然而，袁崇煥冤死的命運依然沒能改變。他在受刑前寫道：「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死後不愁無將勇，忠魂依舊守遼東。」行刑過程極其殘忍，在旁不明真相的百姓叫嚷著要生吃從這個「大漢奸」身上割下的肉，「百姓買得，和燒酒生吞，血流齒頰。」（《石匱書》） 可惜，他死後，明軍在與後金及後來的清軍作戰中幾乎再沒打過勝仗。「自崇煥死，邊事益無人，明亡征決矣。」（《明史》） （圖：Pixabay） 更重要的是，袁崇煥冤死是崇禎年間政治的轉折點。剛登基時崇禎力圖中興大明，剷除奸宦魏忠賢並嚴懲在天啟年間作惡的閹黨分子，為閹黨製造的冤案平反，並重新啟用一批人才，其中也包含袁崇煥。原本有中興之可能，但兩年後，袁崇煥冤案被奸臣利用，從此朝政再度陷入昏暗，其中溫體仁和周延儒最典型，大家可以去翻看《明史·奸臣傳》，人數不多，其中便有他們倆的「大名」，屬於毫無爭議的奸臣。而且崇禎有相當長一段時間都重用溫體仁，他就像個「瘟神」，讓崇禎患上了偏聽偏信的大病。 袁崇煥冤案一百多年後才得平反。後世對他也不乏好評，如康有為說「夫袁督師之雄才大略，忠烈武棱，古今寡比。」「嗚呼，天下才臣名將多矣，讒死亦至伙，而惻惻於人心，震惕於敵國，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實以一身之生命關中國之全局，則豈惟杜郵、鍾室、涼風、金牌之凄感也。」「假若間不行而能盡其才，明或不亡。」 以上袁崇煥的例子是反映崇禎性格及過失的事件之一，較為典型，但不能反映崇禎年間的全貌。崇禎還導致朝中矛盾尖銳。他雖然剷除了前朝作惡的閹黨首惡，但朝中又出現了新的矛盾，文臣爭來斗去。但他的態度是，寧可坐視眾臣相鬥，也不願看到眾臣團結。 為何崇禎持這種態度？哪有不喜歡團結的道理？其實還是因為他太多疑敏感，忌憚大臣結黨威脅皇權。譬如，周延儒總是詆毀同僚，己巳之變時他趁機誣陷兵部尚書王洽。周延儒這種借國難謀私的行為，以及在官場中沒人緣的表現，在崇禎看來卻是令他安心的，這就是他重用周延儒的原因之一。 （圖：Pixabay） 不過，明亡的深層原因不是由單獨哪一個皇帝決定的，也不是由哪個功臣走得早晚決定的。全面來看，明末最大的問題是： 財政崩潰、農民起義、遼東邊患、天災、民怨、黨爭、宦官。 先以財政為例，早在嘉靖年間的耗資就已相當龐大，而且很多開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軍費要錢，貪污要錢，煉丹要錢，入不敷出，於是層層攤派，官與民皆壓力巨大。海瑞當年有句評論相當經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後來萬曆年間軍費開支也大，萬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鮮、平播州，雖然均取得勝利，但給晚明財政困難造成重大影響。 （未完待續）
三月本該是春暖花開、人皆歡喜的好時節，然而1644年三月十八日的北京卻陰雲密布，籠罩在一片恐懼與動亂之中。這一日，是大明亡國的前夕。 當晚，闖王李自成的起義軍攻破北京內城。崇禎皇帝朱由檢聞訊後大驚失色，儘管這樣的局勢已在意料之中，但沒想到來得如此之快。他趕忙問「大營兵在哪？李國楨去哪了？！」而得到的回答令他再度心寒：「大營兵全都散了！皇上您也趕快逃吧！」 今年他已聽過太多敗訊，這一次無疑又是雪上加霜。於是，他決定登上煤山親自看個明白。 放眼望去，目光所及之處是他平生最不願看到的場景：昔日繁華太平的北京此時已淪為一片火海，戰火將黑夜照得如同白晝，也將大明覆滅的命運照得清清楚楚，赤裸裸地擺在這位年輕帝王面前。這一刻，是國破；下一刻，是家亡。 （圖：Adobe Stock） 徘徊良久後，崇禎返回乾清宮準備安排後事，下旨「命成國公朱純臣提督內外諸軍事，來輔東宮」（《明史紀事本末》），命人進酒，連飲數杯。然而縱飲千杯入肚，又怎能消盡心中無盡的愁，扭轉王朝的命運？他一邊飲酒一邊嘆道：「苦我民爾！」 面對同甘共苦十八年的老婆周皇后，崇禎痛作訣別：「大勢去矣。」剎那間，夫妻二人淚流滿面，在場的宮人無不悲泣。 周皇后向崇禎頓首說道：「妾自嫁陛下十八年來，陛下一句建議都聽不進，才導致今天這地步！」說罷，她依依不捨地輕撫著太子、永王、定王三個年少的皇子，揮淚作別。待目送親骨肉遠去後，周皇后懸樑自盡。 崇禎安排三個兒子換上平民的衣服，希望他們能混出宮外。臨別之際，崇禎看著眼前三個從小在深宮長大的孩子，不知這一別後他們還有多大機率活下去，於是一陣悲慟再度湧上心頭。他叮囑孩子們： 「你們以前都是皇子，但京城陷落後，你們就只是普通百姓了，各自逃生去吧！你們不必戀朕，朕必與社稷共存亡，沒有臉面在九泉下見列祖列宗！你們以後一定要謹慎小心啊，如果遇到做官的人，年齡大的應當稱呼他們老爺，年輕一點的要叫相公；如果遇到平民，年老的要稱呼他們為老爹，年輕的要叫老兄或長兄；如果遇到文人，要叫先生；遇到軍人，要叫戶長或長官。倘若你們能死裡逃生，記得為父母報仇，不要忘記我今天的教訓！」（見《烈皇帝遺事》與《小腆紀年》） 語重心長地叮囑後，崇禎還不放心，一想到外面戰火紛飛，而且三皇子定是敵寇的重點抓捕對象，不禁悲喊： 「你們為何不幸生在我家！」 （圖：Adobe Stock） 告別皇子後，崇禎將十五歲的長平公主召來。看著眼前的親閨女正值如花似玉的年華，本已訂婚，但婚事因戰事緊急而中止，如今又遭遇國破家亡，若被賊寇擒住必遭凌辱。想到這裡，崇禎不禁哀嘆：「你為何也生在我家！」 嘆罷，崇禎揮劍砍向女兒。長平公主當時出於本能伸左手去擋劍，結果左臂被砍斷，暈倒在血泊中。崇禎呆立原地，握劍之手顫顫發抖，想到賊寇不會凌辱殘廢之人，不忍再對女兒補刀。 紫禁城這一夜，漫長如年。 三月十九日清晨，天色近曙，太陽一如既往即將從東方升起，崇禎也一如既往勤奮地上朝，但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是大明王朝最後的早朝，也是大明天子最孤獨的早朝——「帝御前殿，鳴鐘集百官，無一至者。」（《明史紀事本末》）召集百官的鐘聲敲響後，卻無一臣前來覲見崇禎。 此時此刻，面對此情此景，崇禎感嘆：「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 然而，無論他怎樣不甘，怎樣絕望，大明的路都註定走向終點。而他的人生，也在此時走向盡頭。 崇禎再次登上煤山，作為堂堂天子，這時身邊只有宦官王承恩陪伴。他咬破手指，以鮮血寫下人生最後一詔： 「朕自登極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明史紀事本末》） 薄德，指德行不足；匪躬，指他為國操勞，不顧自身利害；天咎，指上天的懲罰。崇禎這份血詔主要表達的是，「我雖然勤政儘力，但德行有虧，上天降罰，我沒能守住祖宗留下的江山，但也都是群臣之錯害我到今天這地步。我無顏在九泉之下見列祖列宗，於是摘掉皇冠，披髮遮面。賊寇們，你們可以虐待我的屍體，但不要傷害一個百姓！」 明思陵（圖：公有領域） 寫完血詔後，崇禎在一棵老槐樹上自縊殉國，孤單地走完了人間的行程。駕崩時，他披頭散髮，頭髮遮蓋面龐；穿白綿紬袷，藍紗道袍，下身白綿紬褌，一隻腳光著，另一隻腳穿綾襪及紅色方口鞋（見《甲申紀聞》）。他自縊後不久，王承恩亦隨之自縊。 自此，歷時277年的大明王朝永遠停留在這一天。該事件在歷史上被稱為甲申之變。 那麼，崇禎為何會有如此悲慘的結局？給今天的我們留下怎樣的教訓？ 中國歷代皇帝中，崇禎是比較特別的君主，也頗具爭議。爭議主要在於對他的評價以及他與明亡之間的關係。縱觀他自16歲登基到33歲死亡的執政生涯，他幾乎沒有一天鬆懈過，勤政愛民，生活節儉，不好聲色，明顯具有明君的特點；但剛愎自用，喜怒無常，生性多疑，用人不當，一錯再錯，被罵為昏君、暴君、名副其實的亡國之君。 有人可能會說，大明在崇禎年間滅亡，那亡國之君不就是他嗎？亡國之君其實指的是導致國家滅亡的君主，如果某人正巧是某朝最後一任君主而不是亡國的主要禍首，通常被稱為末代皇帝，譬如家喻戶曉的清朝末代皇帝溥儀。歷史上有些亡國之君，每當我們提起都沒太大爭議，比如夏桀和商紂；而像溥儀這樣主幼國疑的情況，說是末代皇帝毫無爭議。但崇禎的情況很複雜，關於他究竟應被評為亡國之君還是末代皇帝，他究竟是不是明亡的主要責任人，長期以來眾說紛紜。 崇禎殉國處碑文（圖：公有領域） 筆者認為，如果從對比的角度看，萬曆和天啟對明亡的影響更深，更符合亡國之君；但如果把崇禎視為末代皇帝，和他的一系列大錯又顯得不對等。綜合客觀地評價，崇禎或許可以被概述為這樣一類人物：生不逢時的加速皇帝。 說崇禎生不逢時，是因為他爺爺萬曆和哥哥天啟給他留下的是個爛攤子，他再如何勤政，都很難力挽狂瀾。說崇禎加速明亡，是考慮到他突出的性格缺陷及決策失當。假設他的時代處於永樂盛世和仁宣之治後不久，那麼先皇留下的盛世底子或許可以起到抵消作用，崇禎的自負多疑等性格缺點影響未必很大。然而事實上，他所處的是內憂外患愈加嚴重的時代，兵荒馬亂，雙線作戰（一線是農民起義，一線是滿清），這時的大明已承受不住決策失誤的重擔。 谷應泰對明朝滅亡有這樣一段評價：「故明不亡於武皇者，以孝宗之蘊澤厚；而明無救於懷宗者，以熹廟之留毒長也。」有一定道理。明武宗是個十分荒唐的君主，但大明江山沒被他玩垮，主要歸功於他爹明孝宗勤儉愛民，信用賢良，一度呈現「弘治中興」。而崇禎無力挽救大明，一定程度是因為他哥天啟不理政事，縱容宦官魏忠賢擾亂朝綱。 （未完待續）
（接上期） 這裡簡單介紹一下羅瑞卿的態度。 7月8日，還是在「神仙會」階段的早幾天，李銳發言批評「以鋼為綱」和指出國民經濟沒有搞好綜合平衡時，羅瑞卿就打斷李的發言，極力維護「大躍進」。（同上，第31頁） 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擊講話以後，李銳、周小舟、周惠三人由於想不通，在周惠住處發泄情緒。周小舟懷疑毛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認為按照講話的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獨斷專行。他們三人就去找黃克誠談談，後來，彭德懷也進來了。他們出來時，被羅瑞卿碰上了。 當然羅瑞卿不知道他們談論了什麼，但是，在這個時間，在這個地點，這幾個人相聚，引起了羅瑞卿的高度警惕。經羅瑞卿揭發後成了「23晚事件」。在會議後期的批判中，這個事件成了追查和圍攻的重點。 8月3日，羅瑞卿在第五組發言說，彭德懷生活上學馮玉祥（指艱苦樸素）是「偽君子」，「所謂艱苦樸素，實際上很多都是裝的（有人插話：『換了政治上的慾望』），他的政治慾望很大……黨性有虧，私心很重，不是正直無私，他的個人主義很嚴重。不要說生活，為人很多是裝的，即使是真的，可是總是反黨，反對黨的正確領導，反對總路線，這種所謂生活樸素有什麼用處？」羅不僅在小組會上發言否定彭德懷的人格，在會下見面時還當面質問彭德懷。 一般人就在自己的組裡發言。但羅瑞卿十分活躍，不僅在自己組裡發言，還到其它幾個組裡發言。8月10日，羅瑞卿強行帶著著李銳到黃克誠那個小組去，就「23日晚事件」和所謂「斯大林晚年」問題和黃克誠對質。批鬥會形成了一個新高潮。像爆發了一棵炸彈，全組立時嘩然。羅發言時疾言厲色，說彭德懷、黃克誠的住處成了反黨司令部，成了搞陰謀活動的地方。他厲聲質問黃克誠：「你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你聽到了把毛澤東同志看成『斯大林晚年』這樣的話，為什麼不氣憤？為什麼不不臭罵你們『軍事俱樂部』的成員？為什麼不反映？」 廬山會議結束以後，羅瑞卿由公安部長升任為總參謀長，和林彪一起主管中央軍委工作。據說這是林彪建議的。但是，好景不長。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揪」出了「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在政治高壓下，羅瑞卿跳樓自殺未遂，摔斷了腿。葉劍英元帥為此賦詩一首，其中有「將軍一跳身名裂」之句。「彭陸羅楊」中的彭真，在廬山會議上也是一位批判彭德懷的得力幹將。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上，彭真多次發言、插話和質問。 蕭華對彭德懷也是落井下石。由於他和彭德懷一起出訪東歐，他的揭發是很要害的。8月9日第四組繼續開會，有人又追查彭德懷出國的事。蕭華說：彭德懷同志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有人接著念了彭德懷在出訪東歐幾國時的談話記錄。蕭華說：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在彭德懷蒙受冤案時，其他幾位元帥沒有人為他說過半句公道話，沒有落井下石的也是代毛澤東去勸降，要彭早點認罪。7月30日上午（彭德懷說是7月24日，李銳的日記中記的是30日），聶榮臻、葉劍英兩位元帥來到彭德懷的住處勸說彭德懷作檢查。彭德懷的記下了當時談話的主要內容： 他們問我考慮好了沒有？我說，我寫給主席的信，是根據國內某些具體情況和廬山會議的情況寫的，並沒有什麼準備和懷有什麼陰謀目的。他們又問我寫信事先同其它同志交換過意見沒有？我說：「除了周小舟同志有兩次到我處談了些湖南省的具體工作情況，我給他說了我準備寫信（沒談內容）給主席以外，沒有同其他同志談過。張聞天同志有幾次來我處談了些帶全國性的經濟建設工作，並沒談寫信的問題。」他們又說「不能單從信的方面看，而要從如何對全局有利著想。」「要拋開信的本身，從全局利益來作檢討。」 8月3日，聶榮臻在小組會上談到這次勸說時的情形說：「我們都提到他的桀驁不馴。劍英同志說：毛主席健在時，你就這樣，將來黨內誰管得了你。劍英同志說話時，都激動得掉淚了。」陳毅元帥是外交部長，8月24日，外事系統召開批鬥張聞天大會，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集中火力追查「裡通外國」的問題，一盆盆污水潑到張聞天頭上，對一切問題都要當場交待清楚。張聞天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回到家裡，同親人相對默坐，禁不住潸然淚下。 主持批鬥張聞天的，就是陳毅元師。 湖南的二周（周小舟，周惠）原來都是支持彭德懷的，周惠因講了不少真話在會上受到不少批評。毛澤東對原來持彭德懷看法的人極力分化瓦解，爭取歸順。為了「挖彭德懷的牆腳」，找周惠到美廬（毛澤東的住處）單獨談話。周惠承認了錯誤，就沒有列入反黨集團。毛澤東也曾想把周小舟拉過來，8月1日，給周小舟寫信，信中說：「迷途知返，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並且和周小舟談了一個通宵，曉之以利害。毛告訴周，只要他寫一個檢討，起來揭發彭德懷，仍然可以回湖南工作。周小舟流著眼淚對毛澤東說：「主席，我不能寫這樣的檢討，彭總的意見書中有很多材料是我告訴他的，是我們動員他找主席談的。我以為他的身份向主席談可以起作用，他才寫的，我么能批彭總呢？」毛澤東揮手說：「你走吧！」周小舟站起來誠懇地說：「我是不能回湖南了，新任書記到湖南去可能對情況不熟悉，我請主席考慮，還是讓周惠回去，他熟悉情況，可以當好新書記的助手。」周小舟將所有的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臨下山時他和周惠相抱而泣，囑咐周惠把湖南工作做好，並請他幫自己照顧妻室兒女。 周小舟沒有「迷途知返」，因而受到激烈的圍攻，但他還是堅持到底，1962年對右傾主義分子甄別時，中央規定對周小舟不甄別。 周惠的歸順本來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0年以後，作家權延赤合寫了一本書，書中把右傾反黨集團寫成「彭黃張周周」，把本來不是反黨集團的周惠加了進去，還對周惠作了不符合事實的粉飾。據知情人說，這是周惠的子女為美化周惠而提供的情況。 這一下子惹怒了他的湖南老鄉――《新湖南報》即《湖南日報》的前身的編輯記者們，他們自費出了一本書，書中揭了周惠的老底：廬山會議結束以後，周惠以猛虎下山的姿態，回湖南和張平化一起，不僅窮追狠斗周小舟，落井下石，多方加罪，還大抓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株連二萬多名幹部落馬。這本書還揭露，1957年，周惠製造了一個「新湖南報右派反黨集團」，將54人打成了右派（全報社共有編輯記者145人）。當年《新湖南報》的社長朱九思還在這本書的前面寫道：「誰是真金，誰是糞土，包括當年那位不可一世現在仍不知羞恥的人物，歷史終於做出了公正的結論。」 在中國政治制度下的官員們，要保住地位，是很難成為「真金」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們，誰沒整過人，誰沒挨過整？不要苛求周惠，八十年代，他在內蒙古任書記時，還是做了一些好事的。為子女者，希望自己的父親有一個光輝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但過於粉飾，反而損害長輩的形象。順便指出的是，八十年代以來，一些高官的親屬、子女、部下，寫了一批歌頌他們父輩的書和文章，其中，不少有類似《天道–周惠與廬山會議》的問題。 五、常委們昧心陷忠良 7月31日和8月1日兩天，毛澤東在他住處的樓上，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毛澤東親自主持，批判彭德懷。連中午都不休息，午飯吃包子充饑。參加的人員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林彪、彭真、賀龍等人。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四人列席。 這兩天會議，為彭德懷的「錯誤」性質定了調，清算彭德懷的歷史總帳。政治局常委會上的發言不可能公佈於世，幸虧李銳在場，而且做了筆記。所以，這一段，我還是不得不多引用一些《廬山會議實錄》中的內容。 7月31日，由毛澤東一人主講，由他定調，其他人插話幫腔。8月1日，也是毛澤東講話最多，其他人逼問和圍攻。其中林彪上綱最高，發言最尖銳。會上沒有人發表不同意見，全都是一邊倒。 1949年以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個既定的前題，毛澤東是一貫正確的，在過去的革命歷程中，凡是和毛澤東有過不同意見，都是歷史問題，都是政治上的污點。以後再和毛澤東不一致時候，都要清算過去這些問題。 在兩天的常委會上，毛澤東親自清算彭德懷，說過去31年年的共事過程中，彭德懷和他只有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把兩人過去工作中的分歧重新上綱上線，重新清查在過去的路線鬥爭中彭德懷的站隊情況，抗日戰爭期間的「百團大戰」也是彭德懷的重要罪過。 毛澤東在清算歷史舊帳以後，又說「同在北京城，10年9次電話，1年不到1次」，說彭德懷和他疏遠，請示回報太少。 對7月14日的信，毛澤東說：「多次重要時期，你從沒有寫過信，為什麼這次要上萬言書。」「講『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你主要是向著中央領導機關，並非向省，更不是向群眾。這是我的觀察。講『得心應手』這話，是指領導機關，其實講這個，鋒芒是攻擊中央」， 「是準備發表了，以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按照你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要修正總路線，你想搞另一個……你這人有野心，歷來有野心」「歷來要用你的面目改造黨、改造世界。有各種原因，沒得到機會。這次從國際取了點經（不能斷定）。」 「你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照信的後一部分講，領導與黨就不行了。」 參加常委會的其它人除了追問彭德懷的政治問題以外，還否定彭德懷的人格，並乘機吹捧毛澤東。林彪、劉少奇、彭真等都揭露批判彭德懷反對搞「個人崇拜」的言論，肯定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常委會本來應當是一個領導集體，毛澤東應當僅是這個集體的召集人。實際上，毛澤東高踞常委之上，成了太上皇。集體領導變成了毛澤東個人獨裁。出現這種結果，當然毛澤東要負主要責任，為毛澤東「抬轎子」、搞毛澤東「個人崇拜」的人難道就沒有責任？ 這兩天常委會為彭德懷等定了調子，冤案已經構成，無中生有的「彭黃張周反黨集團」、「軍事俱樂部」的鐵帽子已經戴在他們的頭上。第二天（8月2日下午），就召開八屆八中全會，為這個冤案蓋上合法的圖章，並動員全黨開展批右傾運動。 全會開幕時，毛澤東講話不長，但十分鮮明而堅決地動員全黨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他說：「我們的路線到底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初上廬山後有些同志要求民主，說我們現在不民主，說話不自由，有一種壓力，壓得他們不敢講話。…後來才了解，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踟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要言論自由，是要破壞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批評總路線的言論自由。」「我們反了9個月的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個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左傾機會主義在向著黨，向著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向著人民的事業，向著六億人民的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事業進攻。」 也是在全會開幕的這一天，毛澤東寫了《給張聞天的信》，並立即印發給全會。這封信雖然只有500多字，卻大量引經據典，極盡挖苦諷刺之能事。信中為他們五人羅織了「軍事俱樂部」的罪名，還說這個「軍事俱樂部」的成員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 自八屆八中全會開始以後，對彭德懷的鬥爭進入了緊張階段，晚會都停止了。小組並成大組，共分成三個大組，李井泉大組對彭德懷，張德生大組對黃克誠，柯慶施大組對張聞天、周小舟。大組會採取批評質問的方法，十分尖銳。 在這些批判會上，進一步圍剿「軍事俱樂部」和追查周小舟說過的「斯大林晚年」問題。圍剿之烈，追逼之嚴，氣氛之緊張，不亞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批鬥會。在接連不斷地追逼下，彭德懷說：「說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澤東趕下台，你們願意聽，可我不能那麼講。」有人指責他態度不好，彭德懷說：「我沒有辯護律師，你們像法庭審判。」 8月10日，毛澤東對《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愷帆下令解散無為縣食堂報告》作批示，也同時印發給全會。毛澤東說彭德懷等：「在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蓄意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分裂共產黨，在黨內組織派別，散布他們的影響，渙散無產階級先鋒隊，另立他們機會主義的黨。」「高崗集團的漏網殘餘，現在又在興風作浪，迫不及待，急於發難。」 為了給批判彭德懷等提供理論武器，並不是理論家、也不從事理論工作的的劉瀾濤（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主動組織人編寫了《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如何對待革命的群眾運動》的馬、恩、列、斯、毛語錄，毛澤東收到後如獲至寶，8月15日和8月16日，接連寫了兩個長篇批示。15日的批示說：「共產黨內的分裂派，右得無可再右的那些朋友們……你們是不願意聽我的話的，我已經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專斷橫行』，不給你們『自由』、『民主』，又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又是『錯誤一定要錯到底才知道轉彎，一轉彎就是一百八十度』，『騙』了你們，把你們『當作大魚釣出來』，而且『有些像鐵托』，所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講話了，只有你們的領袖才有講話的資格，簡直黑暗極了，似乎只有你們出來才能收拾時局似的，如此等等，這是你們的連珠炮，把個廬山幾乎轟掉了一半。」16日的批示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幾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 毛澤東的這些批示，對當時國際國內形勢作出了錯誤的估計，不僅使得八屆八中全會上對所謂「右傾反黨集團」的批判鬥爭一步步升級，還為會後的全國的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提供了錯誤的指導思想。 8月16日，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等文件。 《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一開始就給他們定了性：「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在廬山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而「來自黨內特別是來自黨中央內部的進攻，顯然比來自黨外的進攻更危險」，因此，「堅持粉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活動，不但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對於保衛黨的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的領導、保衛黨的團結、保衛黨和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都是完全必要的」。 《決議》說，彭德懷的信和發言「是代表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向党進攻的綱領」，特別指出他是「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舉行猖狂進攻」，使「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受到某種威脅，這就是要害所在。《決議》宣稱：「八屆八中全會揭發出來的大量事實，包括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所承認和他們的同謀者、追隨者所揭發的事實，證明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而且，「這一活動是高饒反黨聯盟事件的繼續和發展」。 《決議》中還有這樣一段彭、高反黨異同論：「高崗在手法上是偽裝擁護毛澤東同志，集中反對劉少奇同志和周恩來同志；而彭德懷同志卻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同時也反對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絕大多數相對立。」你看他，連偽裝都不要了，直接反對毛澤東同志，只能說彭德懷比高崗更加瘋狂，所以叫做猖狂進攻，不過也還是有偽裝的：「由於他的一套偽裝爽直、偽裝樸素的手法，他的活動是能夠迷惑一些人並且已經迷惑了一些人的。」因此，《決議》向全黨提出了「揭露這個偽君子、野心家、陰謀家的真面目」的任務。 為了揭露，《決議》清算了彭德懷的歷史老帳：「立三路線時期、第一次王明路線時期、第二次王明路線時期、高饒反黨聯盟事件時期，他都曾經站在錯誤路線方面而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他們「本質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參加我們黨的一部分資產階級革命家的代表」。 他們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地發難，猖狂進攻呢？《決議》對此作出了分析，這些分析今天看來特別值得回味：「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的勝利，顯然註定了資本主義經濟和個體經濟的最後滅亡。在這樣的條件下，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高崗集團殘餘和其他形形色色的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迫不及待，利用他們認為『有利』的時機興風作浪，出來反對黨的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反對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不是因為毛澤東決策重大失誤導致的嚴重後果引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而是總路線等等的勝利使面臨滅亡威脅的剝削者蠢動的。 這個所謂的「反黨集團」成員，除了「彭黃張周」以外，還有李銳。因為李銳不是中央委員，級別不夠，所以沒有提他的名字，但對他的處分很重：撤銷一切職務，開除出黨，下放勞動。 廬山會議加劇了1958年以來的錯誤政策，把已經深陷困難的中國推向更深的災難。同時，還更加強化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強化了他個人獨裁。為幾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伏筆。 六、反右傾烈火燒神州 廬山會議還沒有結束，中共中央就下達文件，指出「現在右傾思想，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主要危險。」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抓緊八九兩個月，堅決反對右傾思想」。 廬山會議毛澤東大獲全勝，他已經狂熱到變態的程度。這種變態在他給《詩刊》主編、副主編臧克家、徐遲的信中充分反映出來。1959年9月1日，毛澤東將他上山前和剛上山時寫的《到韶山》、《登廬山》兩首七律寄給臧克家、徐遲，同時在附信中寫道： 近日右傾機會主義猖狂進攻，說人民事業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華反共分子及我國無產階級內部，黨的內部，過去混進來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投機分子，他們裡應外合，一起猖狂進攻，好傢夥，簡直要把個崑崙山脈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國內掛著「共產主義」招牌的一小撮機會主義分子，不過是撿起幾片雞毛蒜皮，當作旗幟，向著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舉行攻擊，真是「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六億五千萬偉大人民的偉大事業，不被帝國主義及其在各國的走狗大罵而特罵，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們越罵得凶，我越高興。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那時再看，究竟誰敗誰勝？我這兩首詩，也是答覆那些王八蛋的。 毛澤東認為大批農民飢餓而死只不過是幾片「雞毛蒜皮」，罵為農民說話的人是「王八蛋」。這種思想由各級黨組織貫徹下去，為反右傾的運動添柴加火，也為1958年以來的錯誤作法推波助瀾。一時，全國所有的報刊，各級黨委和政府的會議，都圍繞批判右傾思想這個中心。各種報刊保衛「三面紅旗」的調門也越來越高。全國各地都有大批的人受到批判和鬥爭。被批判鬥爭的人，有的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有的定為「嚴重右傾」。 什麼是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提出的六條標準，這六條標準經中共中央轉發，成為全國的統一標準：1，公開散布系統性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2，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3，組織宗派集團，誇大、歪曲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工作中的缺點，反黨反中央的；4，對黨中央規定的重大方針政策和業務方針拒不執行，同黨鬧獨立性，或者採取其它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手段，以阻撓總路線的貫徹執行的；5，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1958年以來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党進行攻擊的；6，在革命鬥爭中，在黨的路線、政策問題上，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以來，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以後，仍然保持錯誤貫觀點，不主動檢討的。 上述6條，只要有其中一條，又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在軍隊系統，中共中央批准了總政治部提出的四條標準：一是公開散布系統性的右傾言論，從多方面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二是積極支持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綱領，公開為反黨集團辯護，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三是歷史上多次犯錯誤，屢教不改，對黨心懷不滿，這次又借批評大躍進中的缺點為名，猖狂向党進攻的；四是執行黨的路線、政策一貫嚴重右傾，1958年大躍進以來又有嚴重的右傾言論和行動，而在學習八屆八中全會文件後仍然執迷不悟，不主動作深刻檢討的。凡是犯有上列情況之一的，不檢討，不悔改的，可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軍隊的反右傾標準定在地方幹部之前。地方標準是在軍隊標準的基礎上制定的。 中央和國家機關的反右傾鬥爭為全國做出榜樣。中共中央直屬機關黨委，中央國家機關黨委，從1959年8月中旬到1960年1月中旬，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的共有1900人，佔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3%（其中司局級以上有287人，占同級黨員幹部的9.3%）；被列為重點幫助對象的共有2714人，占這兩個黨委黨員總數的4.4%。重點批判和重點幫助的共占黨員總數的7.5%。經過揭發和批判，這兩個黨委給224人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其中司局級幹部61人。此外，在這次運動中，還揭發出階級異己分子、蛻化變質分子和其它壞分子90多人。 9月初，各地反右傾的戰況彙報到中共中央。1959年9月8日，中共中央批轉了一些省市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材料，以推動運動時一步深入。9月初的情況如下。 甘肅。揪出了省委書記霍維德、省委委員賀健山（農業廳長）、省委委員雷恩鈞（省監委書記）。霍維德主要問題是批評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中的一些問題，說省委在糧食問題上犯了錯誤。批評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後兩人的罪名是在反對「三面紅旗」方面的看法與霍維德完全一致，他們所發表的「露骨的反黨言論」還受到霍維德的讚揚和支持。 青海。揪出了省委書記張國聲、省委宣傳部長聶景德、省委委員副省長張毅忱、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陳光遠。說張國聲攻擊省委第一書記，否定1958年的偉大成就。張毅忱的罪狀是「攻擊」省委在1958年中的做法，「認為去年省委訂的糧食產量過高」「誇大了農村缺糧問題」。陳光遠的罪行是寫了一篇題為《要注意加強州、縣、公社黨委的集體領導》（內參），批評了黨委第一把手的不民主作風，還寫了《革命膽略與實事求是》（發表於7月10日的《青海日報》）的文章，「誇大了1958年的陰暗面」。 新疆。揭發批判了自治區黨委常委、人民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辛蘭亭。「對大辦鋼鐵潑冷水」、「對去年大躍進成績有懷疑」、「對自治區黨委領導不尊重」。 貴州。1958年8月就揭發批判了省委書記常頌，到廬山會議後，常頌已死，但還要「清算」，又揭發批判和常頌看法相同的省委組織部長夏德義。 湖南。揭發批判了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唐麟。「他與周小舟的社會觀、政治主張是一樣的，並和周小舟一起進行宗派活動」。 安徽。揭發批判省委書記張愷帆，候補書記、宣傳部長陸學斌。張愷帆「下令強迫解散食堂」，「最近又揭發出他包庇反革命分子、代表地主富農到處叫喊等嚴重問題。」陸學斌「認為大辦鋼鐵是勞民傷財，大躍進是一筆糊塗帳，人民公社是一大二空，中國農民太老實了。」「誣衊毛主席給公社小隊長寫信是不相信中間這一層幹部。」 黑龍江。揭發批判了省委委員、黑龍江大學校長兼東北農學院院長劉成棟，哈爾濱市委委員、哈爾濱電機廠黨委書記邢子陶，雞西市委委員、雞西礦務局長李奎生。劉成棟說大躍進的「缺點是一個大拇指」。 河南。「揭發批判了開封地委書記張申、洛陽地委第二書記王智慧和洛陽軸承廠廠長閆濟民等人的嚴重的右傾言行。」 陝西。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了西安市委書記程元方、西安市委宣傳部長叢一平、省經委副主任陳平、省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岳邦珣等人反對大躍進、公社化、大辦鋼鐵的一系列反動論點。 吉林。全省黨員幹部正在批判通化地委書記李晨反對農業八字憲法，反對供給制等右傾言行。 廣東。省委擴大會議，揭露批判了海南區黨委委員、瓊崖縣縣委第一書記王蔭軒等24名右傾思想、言論突出的重點對象的錯誤論點。 江西。揭發了省地質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呂承恩等人說大躍進「得不償失」、今年再躍進「絕不可能」等右傾言論。同時還揭露了1956年省黨代表大會期間，原贛南區黨委工業部長等人，對省委領導和三反、五反、鎮反、糧食統購統銷的惡毒攻擊。 中共中央在這個材料的按語中寫道： 現將一些省市自治區所揭發的一部分高級幹部的右傾思想、右傾活動的簡報發給你們。右傾分子的人數雖然不多，在高級幹部中所佔比例雖然很小，但是在適合他們的氣候下，卻可以興風作浪、煽起一股逆流，如果不及時加以揭發和批判，就會妨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躍進，給工作以很大危害。請你們加以注意。 其它各省都找到了批判右傾的「靶子」。有些省將揭發出來的省級幹部定為「反黨集團」。如青海省定為「以張國聲國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說他們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目的、有綱領」。撤銷張國聲省委書記、常委的職務，保留省委委員；撤銷聶景德的宣傳部長等一切職務；撤銷程光遠新華社青海分社社長的職務。 在工礦企業，按照對「三面紅旗」的態度，對職工進行分類排隊，對問題嚴重的進行重點批判。為了推動各地的反右傾運動的深入，中共中央接二連三地批轉各地反右傾的經驗： 195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在《中共四川省委關於第一屆第11次會議（擴大）情況的報》，上的批示中強調：「對一切右傾思想和右傾活動，進行徹底的揭發和批判，要像對待病菌那樣，從一切角落裡把他們的思想影響掃除。」批示全文見本書第三章《天府飢魂》。 （未完待續）
3、朱德 朱德和毛澤東在井崗山會師，建立革命根據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外面稱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為「朱毛」，朱在毛的前面。建國以後，毛澤東給朱德一個委員長的職務，名義上很好聽，蔣介石也不過是個委員長嘛！實際沒有實權。朱德也落得個清閑，不爭權，學明朝初年的徐達對朱元璋，和毛澤東保持君臣之禮。朱德有較深的國學根底，知道新的王朝建立以後，必然「狡兔死，走狗煮；飛鳥盡，良弓藏」；知道此時再不能像戰爭年代那樣不講「名份」。在這一點上彭德懷不如朱德有「文化」。 1958年10月9日，朱德題詞支持甘肅荒唐的引洮上山工程：「引洮上山是甘肅人民改造自然的偉大創舉」，如果這是不了解實情的話，那麼，1959年他和董必武、林楓一起到東北三省視察，是看到了一些真實情況的。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組發言，很客觀、很明白。他說：要認識農民還有私有者這一面。對農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供給制是共產制，工人還得發工資，農民就那麼願意共產嗎？食堂說是自負盈虧，實際公家總吃虧。辦不起來不要硬辦，全垮掉也不見得是壞事。我們應當讓農民致富，而不是讓他們「致窮」。家庭制度應當鞏固起來。各省不要自搞工業體系。 7月23日下午，朱德參加第一組，他第一個發言。他為1958年過熱辯護，說：「大躍進是靠熱出來的，熱是革命的基礎。」他的調子開始向支持大躍進變化。不過，他還是堅持說一些真話：去年農業是好收成，糧食斷什麼還緊？主要是吃大鍋飯吃掉了。好的，吃了；壞的，爛了。農民對私有制習慣了，分散消費可能節省一些。 7月25日下午，朱德參加第四組，作了較長的發言才談到對彭德懷的信的看法。他說，高級幹部有不同意見，無論如何要搞清楚。把問題搞清楚了，統一了認識，以後的事情就好辦了。主席過去批評我空洞的樂觀主義，現在可以說是落實的樂觀主義。彭德懷的信雖然沒有直接說出悲觀失望，但是他把缺點錯誤說重了。這不符合事實。彭總的一個特點，是容易固執己見。如果是正確的當然要堅持；是錯誤的，就要接受批評，改正錯誤。彭德懷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錯誤的，應當利用這個機會，好好地檢查一下自己，對某些缺點看得太重。李銳就這段話評論說：「朱德同彭德懷是30來年的戰友，相知很深。看得出來，這時他非說這番話不可。「非說這番話不可」說明，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連朱德這樣高地位的人，既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26日，彭德懷違心地作了檢查以後，朱寬慰地說：「彭總發言態度是好的，我想他是暢快的。彭總發言中有這樣一句話，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是農民意識。在座的天天向前進，哪有不改的。他的主觀性、片面性就是這樣來的。大家對彭總的批評是對的，彭總今天對大家的批評也比較聽得進去了。過去就談不進去，談起來就吵。我相信，經過這次會議，統一了思想，統一了認識，就不會把它當作包袱背起來了。」 朱德還寫了一首詩，其中兩句是：「此地召開團結會，交心獻膽實空前。」 8月1日常委會，第一個發言的是朱德，態度比較溫和，只是就信的內容而談。當然沒有「擊中要害」。他還沒有講完，毛澤東即將腿抬起，用手指搔了幾下鞋面，說：「隔靴搔癢。」弄得朱德臉一紅，就停止了發言，直到散會，只是最後講了幾句。 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來廬山的人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在林彪作了長篇發言之後，朱德講了約10分鐘。他說，自己原來估計不合適，認為彭德懷同志寫這封信是臨時想到的，現在看來並非如此。他最後說：「現在毛主席還在，反對毛主席，毛主席讓位，我看誰也不贊成的。德懷同志對總路線動搖，最基本的問題是不認識群眾，不認識黨。他的最大錯誤就在這裡。」 朱德和彭德懷是老戰友，對待「三面紅旗」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是，彭德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時，朱德雖然批判的調子比別人低，也沒有為彭德懷說一句公道話。朱德也是看毛澤東的臉色行事。儘管如此，在毛澤東的眼中，朱德是「老右派」。他曾同他的英文秘書林克私下說過：「朱德是老右派，張聞天也是，李銳這次也是。」 在「會議政治」制度下，參加會議的人，必須就最高領導人的看法，人人表態。通過表態來「劃線」、「站隊」。這像每個人必須脫光衣服，在眾目睽睽之下，接受最高領導人的檢查。在這種情況下，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不說話的自由。不說話是不行的。不說話就意味意站到反對派一邊了。但是，要說話，只能跟隨主流意見。說不同的意見，就要遭到圍攻。朱德尚且如此，其他人更不在話下。 4、林彪 新中國的建立，論戰功，沒人在林彪之上。即使在「九.一三」事件他身敗名裂之後，也沒有人否認這一點。1954年的高崗事件，林彪受到牽連，在政治上丟了不少分。從此林彪以養病為名，韜光養晦，等待時機。1956年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林彪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們分析這中間有毛澤東的授意。1957年夏，毛澤東在上海期間，還看望了在上海養病的林彪。1958年5月，在八屆五中全會上，經毛澤東提議，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澤東相信，有了這樣的政治投資，在關鍵時刻，林彪還是一員用得著的猛將。也許毛澤東對彭德懷早就不滿意，把林彪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放在彭德懷之上，就有讓林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的安排。 林彪本來沒有參加廬山會議。毛澤東收到彭德懷的信以後，就調林彪作為「援軍」上山。在軍事建設上本來林彪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他們兩人一起批評劉伯承的軍事思想。工於心計的林彪，對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洞若觀火，他知道毛澤東此時處境相當困難。他盤算，此時支持毛澤東，一定是收效最大的政治投資。 林彪是7月17日上山的。和其他人經過了「神仙會」階段不同，他一上山，就以堅決的態度反右。他對彭德懷的批判上綱最高，火力最為猛烈。 7月3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說話，他批彭的過程中別人插話幫腔。當毛澤東說到1958年的問題是在群眾運動中發生的，氣可鼓而不可泄。彭德懷說，我對此俯不深。林彪急忙插話說，氣難鼓易泄，泄了便難鼓。 他的態度和彭德懷成了鮮明對比，他說的話也符合毛澤東的思路。 眾所周知，抗日戰爭期間，平型關大捷廣為中國人稱道的好事，也是林彪的重要政治資本。彭德懷搞百團大戰 使在日本鐵蹄下的中國人振奮。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認為百團大戰雖然對抗日戰爭有好處，但有損中國共產黨的利益。因為它暴露了中國共產黨的軍事實力，把日本的兵力吸引到八路軍這邊來了。因此，毛澤東不僅不肯定百團大戰，反而當作彭德懷的一個歷史錯誤。為了迎合毛澤東，林彪在批判彭德懷時，把自己指揮的平型關大戰也否定了。他說：「平型關吃了虧，頭腦發熱，是弼時作的決定。」毛澤東接著林彪的話說：「一些同志認為日本佔地越少越好，後來才統一認識，讓日本多佔地，才愛國。否則就變成愛蔣介石的國了。國內有國，蔣，我，日，三國志」。 在毛澤東的心中，共產黨的利益高於民族利益，愛黨勝於愛國。如果在抗日戰爭中全國人民知道了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中國共產黨就會受到中國人的唾罵。所以，百團大戰結束時毛澤東公開向彭發了賀電：「百團大戰真是令人興奮，像這樣的戰鬥是否還可以組織一兩次？」 這個賀電並不是毛澤東的真實思想。 7月14日的信，本來是彭德懷給毛個人的，毛不經彭本人同意就冠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發給與會者。彭對此有意見，一再要求收回。毛在7月31日卻違背事實地說：「你說發表你的信你不高興，不一定吧。寫這信的目的就是爭取群眾，組織隊伍。」林彪立即幫腔：「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8月1日常委會上，緊接著朱德「隔靴搔癢」的發言之後，林彪的發言直擊要害，為即將召開的八屆八中全會定了調子。他聲色俱厲地說彭德懷是野心家，偽君子，馮玉祥。說中國只有毛澤東是大英雄，誰也不要想當英雄。 在劉少奇的發言後，林彪又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否定：「好名，攬權，要指揮全局，大場面掌握在手。換個名字，就是野心，派頭、氣勢。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東西。說你張飛，實際上不是張飛；你自己走火說過，老奸巨滑，老於世故。內容形式不統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無心（劉少奇插話：不好敞開談）……平時以二杆子、張飛出現，一句話不走火，並不隨便，是假張飛，不是真張飛。利用坦率形式迷人。用很沒有成見的形式對人，但仇解不開，如對羅瑞卿，實際記仇，實際是老奸巨滑的本質。（毛澤東插話：內有二心，外似張飛）說信不準備發表，而是準備發表的……國內外都颳風，以為好時機到了……表面上好意，實際要抓辮子……表面似好意，實際用意很深，是壞意，表現個人的單獨見解。內容與形式總相反，採取迷人的辦法。事實證明是右傾，動機是從個人野心出發，撈一筆。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 8月4日晚上，由劉少奇主持向晚上山的人傳達兩天常委會開會的情況，第一個是林彪講話，他講了一個半小時，不用「彭德懷同志」。林彪說：「我是先到的援兵，你們是最後到的援兵。」彭德懷的信「總的方面是右傾的，是反對總路線的，反對大躍進的，反對人民公社的。」「他雖然沒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在前前後後，會內會外的講話，字裡行間，攻擊的目標非常明顯，就是反對毛主席。」「他是打著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幟，來向党進攻，向毛主席進攻。」「我的直接印象，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作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毛主席無論在天資方面，學問方面，事業的成就，工作能力，馬列主義水準方面，更何況思想意識，在哪些方面他能比得上呢？他太自不量力了。」 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不是始於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始於1964年，而是始於毛澤東最困難的1959年。這對毛澤東是雪中送炭。 在8月1日的會上，彭德懷曾提出換一個人管軍隊，毛澤東很明確地說：「現在不談此事，還是你干。」但就在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彭德懷被罷了官。經毛澤東提議，林彪接替彭德懷的工作，擔任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幫助毛澤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廬山會議以後，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林彪親自主持，對彭德懷、黃克誠、鄧華（接替彭德懷任志願軍司令員，當時任副總參謀長兼瀋陽軍區司令）、洪學智（接替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長）、萬毅（國防科委副主任）、鍾偉（北京軍區參謀長）等進行了殘酷的批判和鬥爭。 5、陶鑄 陶鑄當時是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兼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是重要的封疆大吏。為了加強中央集權，毛澤東派他到廣東大反地方主義，打擊和壓制了一批廣東籍幹部。1959年反瞞產私分是廣東最先搞起來的。 7月2日，從武漢到九江的江新輪上，陶鑄遇到從北京來開會的人。他請大家吃荔枝。談到廣東因鬧水災，更增加形勢的嚴峻。不過，他是樂觀的。 7月3日，陶鑄在中南組發言談廣東的情況。說共產風將副業、手工業刮掉了，商業協作搞亂了。將絲一下子攪成團，「九年慘淡經營，真是毀於一旦」。農民不養豬了，副食傷得太厲害。不過，他雖然講廣東形勢嚴峻，但還認為只是一個指頭的問題。 7月3日，剛上山的晚飯後，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沒有遵守客觀規律，計劃工作沒有搞好綜合平衡。談到高指標計委頂不住的問題，都認為計委有責任。陶鑄還從王明路線的歷史情況，談到富春是頂不住的。冶金部的負責人，當然更有責任。 7月22日下午，陶鑄在小組會上作了長篇發言。他可能聽到了什麼風聲，談問題的基調同會議初期有了不同。認為成績是主要的，用不著懷疑。去年糧食和工業增長幅度古今中外都沒有過。談到彭德懷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辭用字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講成績與缺點應是九個指頭和一個指頭的關係，但從通篇精神來看，對缺點的看法不止一個指頭。這封信把去年的一些缺點錯誤，看成好像把整個階級關係搞翻了似的，看成為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看成為去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比反掉右傾保守還要困難些，是不正確的。」「這實際上會引導到懷疑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懷疑去年大躍進和偉大的群眾運動所取得偉大勝利是否可靠。從我黨歷史上看，如果真正是由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所產生的左的錯誤，那確實是難以糾正的。而難以糾正的錯誤，也決不是如黨中央和毛主席所屢次指出的一個指頭的缺點、錯誤。這樣，就要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去年下半年一度出現的左的偏差，不是一個指頭的錯誤，而這種錯誤現在並未糾正，因此目前主要任務是反左。這就會把事情搞壞。」 請注意，在毛7月23日講話以前，這樣上綱上線的批判彭的信，唯有陶鑄。 陶鑄三次找黃克誠勸降。第一次沒有效果，第二次又找黃談話，說：「不管你主觀上怎麼想，但客觀上表現出來的是有組織的反黨活動，大家看法一致，你否定有什麼用呢？」黃克誠反駁：「如果就能定罪，何必要我承認？」第二次失敗，陶鑄第三次批黃克誠談話，讓黃「為黨、為國家大局著想」，儘早承認錯誤 。8月5日，陶鑄寫信給黃克誠，說：「德懷同志的錯誤已明若觀火，你為何不站出來與之劃清界限，幫助德懷同志挖掘思想，切實認識錯誤，改正錯誤！我以為這種幫助即使你與德懷同志友誼決裂，也並不表示你對德懷同志『落井下石』，而是『君子愛人以德』，真正站在黨的立場上給他以同志式的幫助。你我都讀過一點所謂古聖賢之書，一個人立身處世，不講求操守是很可悲的。尤其我們作為一個黨員，對黨的忠誠等於舊社會一個女人嫁了人一樣，一定要『從一而終』，決不可『移情別戀』，否則便不能稱為『貞節』之婦。」 陶鑄用專制社會婦女的「貞節」解釋「對黨的忠誠」（實際是對領袖的忠誠），把對領袖個人的忠誠，當作一個人立身的「操守」。不顧人民的利益，不管真理在誰手裡，只對最高掌權者個人忠誠，正是專制制度中官員的行事原則。 8月6日，陶鑄在第三組發言。說他對彭德懷「總的印象是，他對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很不服」。「30多年來黨的歷史證明，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就沒有今天革命的勝利。可是彭德懷同志對毛澤東同志不服，不知是何居心？彭德懷說黨中央沒有民主，那是胡說……大家知道，毛澤東同志親自製定了一系列黨的生活原則，黨內民主有了充分的保證」。「彭德懷同志之所以對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領導核心不滿，其用意不是別的，是企圖改變黨中央的領導，由他來干。他總希望中國出現匈牙利反革命事件，即時他就可以充當納吉的角色」。「他惟恐天下不亂，搞亂了，他就可以出來收拾殘局，實現個人野心。」陶鑄把彭德懷比作納吉，這是這次會上批彭上綱最高的說法。陶還對彭德懷的人格進行全面否定，說「打擊別人，抬高自己，功則歸己，過則歸人，是彭德懷同志的一貫作風……彭德懷同志的為人就是這樣：從他的外表看，似乎艱苦樸素，道貌岸然；但把他的外表揭開來看，完全不是那回事。」 8月8日，陶鑄在小組會上又揭批張聞天，對張聞天的檢討提出三點意見。說張聞天與「軍事俱樂部」的關係「完全是自覺的、有意識伯，並有實際行動的」。逼問張21日發言的目的。還說張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身，根本沒有改造好。又聲色俱厲地逼問周小舟在「軍事俱樂部」里的位置。 在上山不久的「神仙會」期間，陶鑄寫了《七律•登廬山》： 廬山真面誰能識？盡在雲煙變幻奇。 偶見晴空飄白練，忽驚樹杪涌清漪。 朱陳往事增惆悵，白李遺詩添彩姿。 最是勁松絕壁立，崇高風格不須疑。 陶鑄以自己的政治經驗，判斷這次廬山會議一定會風雲變幻，他隨風向變化而自保，但心頭還是若有所失。他多麼希望自己也能有松樹的風格啊？但是，在專制制度下，要保住自己的地位，又怎能像松樹那種傲然挺立呢？這是陶鑄的悲劇，也是共產黨多數高官的悲劇。 6、譚震林 譚震林是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他在廬山會議上站在堅決維護「三面紅旗」的立場是很自然的事。 還是在武昌會議時，討論糧食公布數字時，彭德懷參加西北小組。有的說可以公布1萬億斤，有的說可以9000億斤。彭說糧食沒有那麼多。譚震林立即說：「老總啊，你這也懷疑，那也懷疑，怎麼辦呢？」 7月20日，在周恩來處開會，批評周惠時，黃克誠同譚震林大吵了一頓。譚震林說請黃克誠上山是作為批彭德懷的「救兵」，黃回答說，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黃說的「反兵」本來是從譚的「救兵」而來的，後來批判黃時，譚震林把這句話說成為「蓄意反黨」罪證。 26日，在黃克誠檢討之後，譚在第五組發言。他首先檢查了自己在1958年的錯誤，認為他要負主要責任，要追究責任，要給處分。在檢討自己時，還為毛開脫，說毛主席不僅無過錯，而且作出了偉大貢獻。說兩次鄭州會議，主席嚴厲批評了左的錯誤，問題得到了徹底解決。然後說到彭德懷的信，說：「這封信是煙幕加毒氣。彭德懷是一個忠心耿耿、為黨為國的好同志。他為革命事業立下了不朽的功勞，這是誰也無法否定的。我決不因為這封信，就不承認他的過去。他的為人是正直無私的。他勇敢地寫這封信，引起爭論，是一件大好事。我不能因為他過去的功勞而原諒他。在這個原則問題上，我是要和他鬥爭到底的。這種鬥爭並不妨礙我尊重他的過去，也不妨礙我尊重他將來再作出的貢獻。」 過了兩天，有人批評譚對彭人格和歷史功勞的肯定，譚不得不改口，收回了他對彭德懷的肯定方面。還說：「我看他不像張飛，倒有點像魏延。」 在《三國演義》中，張飛是忠心耿耿、心直口快的，而魏延卻是有「反骨」的。 7、陳伯達 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毛澤東的秘書。在1958年大躍進高潮時，陳伯達提出不要商品生產、取消貨幣的主張，在鄭州會議上受到毛澤東的批評、奚落。後來他到下面看到一些實際情況，開始轉向反左。 剛上廬山時，他和幾個秀才一起發表議論，批評1958年的失誤。他在7月18日、19日在第三組曾經兩次發言，認為不能忽視大躍進的副產品，要對事不對人。他說：「我和陳正人同志開了一次火」，中央農村工作部應當檢討。因為陳正人認為農業並沒有多大問題，糧食只是小部分地區緊張。陳伯達還說到他受騙、「吃苦藥」的事：「我去年到河南遂平、山東范縣所看到、所聽到的一些東西，有一部分是不真實的。是下面幹部預先布置的。最近《紅旗》雜誌的同志到那兩個縣，把一些情況查清楚了。我把反映這些情況的信，給舒同和吳芝圃同志看了。他們兩位都很難過。」廬山會議前陳伯達到福建作過調查，因為他是福建人，聽到一些真實情況，因此反映了一些福建問題。 在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前，陳伯達和田家英、吳冷西、李銳等人看法是相同的， 23日講話以後，他和田家英等人一樣，心中沉甸甸的。他也是「離右派30公里」的人中的一個。 23日以後，陳伯達在小組會上自然成了被批評的對象之一。 為了擺脫自己的困境，陳伯達一方面修改自己的發言稿（《簡報》刊出時刪掉一些），一方面又長篇大論地批判彭德懷的信。他以理論家的姿態，引經據典地為毛澤東7月23日的講話幫腔。把大躍進和巴黎公社並提。還說：「我完全同意主席講話的看法。去年我到遂平、范縣，又到廣東、福建，是被廣大群眾那種衝天的英勇精神所感動的，所吸引住的。對群眾的衝天幹勁，我是沒有懷疑的，雖然我說了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陳伯達認為彭德懷的信「一個對形勢的估計，一個對傾向的估計，都是錯誤的。」 由於他在鄭州會議上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不管他怎樣表態，怎樣洗刷自己，別人對他還是不留情面，還是不放過他。在8月初最緊張、鬥爭最尖銳的時候，陳伯達就生病，不參加會議。為了挽回政治上的被動局面，陳伯達埋頭寫文章。10月9日，他將寫就的《請看彭德懷同志的政治面目》一文送給毛澤東。此文正中毛澤東下懷，但還嫌火力不足。10月11日，毛澤東批示：「此件看了，很好。略有修改。如能找康生、喬木二同志談一下，可能進一步改得更好。」陳伯達按毛澤東的意見，徵求了康生、胡喬木的意見並加以修改以後，將題目改為《無產階級世界觀和資產階級世界觀的鬥爭》，再次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作了修改後，發表在《紅旗》1959年22期上。12月13日，中共中央又將這篇文章印發給各級黨委。 由於在批彭上立了新功，陳伯達走出了鄭州會議挨批的陰影，重新得到了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成為中央文革小組組長，一度成為中國共產黨的第四號人物。 8、胡喬木 胡喬木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毛澤東秘書，是毛澤東的近臣。 在去廬山開會的列車上，李銳和胡喬木、田家英有過閑談，主要是交換各自的看法，對1958年大躍進都基本上持否定態度。胡還認為「以鋼為綱」是取其諧音的文字遊戲。 7月3日，剛上山的那天晚上，在胡喬木的住處，李銳、陶鑄、胡喬木三人一起漫談。談話的內容基本是批評1958年的高指標。胡喬木除了再次引證了天體運行的規律以外，還舉了遵守戰爭規律的程序：先遵守戰爭規律，次遵守革命戰爭規律，再遵守中國革命戰爭規律。他說，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的名言，他（指毛）本人似乎忘記了。 7月6日晚，在田家英和吳冷西住處，李銳、胡喬木、陳伯達五人閑談，胡再一次談到綜合平衡的重要性。認為平衡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規律，因而才經常出現經濟危機。又認為「以鋼為綱」、「三大元帥」的說法統統違背了按比例的規律。胡喬木還特別談到，1958年一反常規，毛澤東當時指示過：報紙刊載中央活動要及時。為什麼南寧會議、成都會議都沒有要報道呢？可見北戴河會議之後毛澤東頭腦發熱之程度。武昌會議公布糧食產量7500億斤時，陳雲曾不同意公布，告訴了胡喬木，但胡沒有敢向毛彙報。為此，上海會議胡喬木挨了毛的批評，毛稱讚了陳云：「真理有時在一個人手中」。胡喬木說，當時不彙報是為了保護陳雲，否則上海會議時，陳雲也恢復不了名譽。胡喬木介紹，武昌會議時，王稼祥對劉少奇說，不要公布關於人民公社的決定，王不敢去向毛彙報，劉向毛轉告了，結果毛髮了脾氣。胡喬木說，王應該受到表揚。隨後大家還談到，自南寧會議以後，柯慶施等人受了誇獎，不久又進了政治局，於是更加發展了迎合之風。反右派運動之後，整得人們不敢講真話，養成了講假話的習慣。去年講假話成風，登峰造極了。 大概是7月18日，在田家英住處，胡喬木、吳冷西、陳伯達、李銳五人對彭德懷的信都很感興趣，覺得信內容好，觀點跟我們一致。不過，胡喬木說了一句：這封信可能惹出亂子。他可能從王任重那裡得知毛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不滿的消息。 7月18日，胡喬木在第二組作了較長的發言，為《記錄》（草稿）起草者辯護。因為《記錄》（草稿）中關於形勢的那一段受到一些人的批評，批評者認為對1958年成績講得不夠，問題講得太重。胡喬木回答這些批評，認為1958年問題還是應該說透。在發言中，胡喬木沒有提及彭德懷的信，他實際上是支持這封信的。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之後，胡喬木一度沉默，幾天以後態度180度大轉彎，急忙緊跟。8月10日下午，胡喬木來到第四組（他本是參加第二組的），作了長篇「斥所謂『斯大林晚年』的污衊」的長篇發言。 他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一個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接著從六個方面將斯大林晚年和毛澤東作了比較，藉此對毛澤東進行吹捧。 由於胡喬木、陳伯達等「秀才」的善變，8月11日毛澤東講話中說：「想把秀才挖出去，不要妄想，秀才是我們的人。」「李銳不是秀才，是俱樂部的人。」這樣，雖然會議初期，胡喬木、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也說了一些真話，但沒有受到批判。 為了進一步取得毛澤東的信任，一下廬山，胡喬木就送上了《剝開皮來看――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什麼是一個反黨的綱領？》的長文，對彭德懷的信無中生有，上綱上線，強加了種種政治帽子。這篇文章經毛澤東批示，印發給全國，成為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重武器。 說完了原喬木，還得順便提一提吳冷西。他身兼新華社社長和人民日報社長之職。上廬山以前和廬山會議初期，吳冷西對大躍進的形勢持批評態度。他還給分社下達指令，讓分社收集大躍進以來的材料。所以，當時分社發來的內參稿件講了一些真話。彭德懷回國以後看了很多「內部參考」、並對他產生影響的，就是新華社提供的。廬山會議轉向以後，吳冷西不僅態度很快轉變，他還立即給北京新華社總社打電話，讓把分社收集的批評大躍進的材料送上廬山，作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罪證。根據這些材料，浙江分社社長尤淇、廣東分社社長杜導正、四川分社社長紀希晨、雲南分社社長陳湧進、青海分社社長程光遠、福建分社社長孫權等7位，被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據杜導正對本書作者說，他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主要是總社的意見，廣東的陶鑄是想保他的。 9、賀龍及其他幾位高級將領 賀龍元帥是一個有膽量的人。1916年春天，他用兩把菜刀砍了巴茅溪鹽稅局子，拉起了一支劫富濟貧的隊伍。在南昌起義時，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新中國成立以後，賀龍先是協助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西南局工作，後調北京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體委主任。處在高位的賀龍，在毛澤東面前，已經沒有「兩把菜刀鬧革命」的膽量了。在廬山會議上，他是毛澤東的一個得力打手。 從7月18日到21日，在第三組討論中，對彭德懷的信持批評態度的主要有陳正人、程子華和賀龍少數幾個人。那時毛澤東還沒有發表7.23講話，他們卻態度鮮明，堅決維護「三面紅旗」。賀龍還揭發彭德懷說的「請紅軍來」的話。 7月24日，賀龍在發言中進一步揭發彭德懷，他提到洛川會議，說對毛主席的抗戰戰略方針，有人不堅決執行。 毛在7月17日晚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五人談話時，談到洛川會議舊事。說彭德懷主持的華北軍委分發的小冊子中，不同意中央在洛川會議定的游擊為主的方針。這小冊子曾為王明所利用。說明彭歷史上就跟他不一致。 但這五人沒有向其他人透露過毛談話的內容。賀龍這個揭發和毛澤東的想法完全一致。 在7月23日毛澤東講話以後，賀龍發言更為尖銳。8月3日，他在第三組發言說，德懷同志的信，我認為是一個反黨的綱領。他過去幾次在緊要關頭上發生動搖，對毛澤東同志是很不服氣的，當了錯誤路線的幫手。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黨綱領，也完全是對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 在軍隊幹部中，羅瑞卿、蘇振華、黃永勝、蕭華等對彭德懷的批判也十分激烈和尖銳。 （未完待續）
（接上期） 他為刮共產風的幹部和自己開脫，並且表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的態度，他說：「他們（指括共產風的幹部-作者注）不曉得作了多少次檢查了，從去年11月鄭州會議以來，大作特作，六級會議、五級會議都要檢討……我們作過多次檢討，難道就沒有聽到？」（批評大躍進的意見）「無非是講得一塌糊塗，罵祖宗三代……我少年時代、青年時代，也是聽到壞話就一股火氣。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後犯人。這個原則，現在也不放棄。現在學會了聽，硬著頭皮頂住。」 接著，毛澤東指出：「我勸另一部分同志，在這樣的緊急關頭，不要動搖。據我觀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動搖的。」「有些人在關鍵時是動搖的，在歷史的大風大浪中不堅定。」「如果現在要講有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反過來講，那時的反冒進，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的什麼性？狂熱？資產階級它不狂熱，是冷冷清清凄凄慘慘切切的泄氣性、悲觀性了。」 講到反冒進，他話鋒直指彭德懷，說：「雖然彭德懷「不講反冒進， 可是有反冒進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這都是仔細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這回是資產階級動搖性，或降一等，是小資產階級動搖性，是右的性質，往往是受資產階級影響，在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壓力之下，右起來的。」「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我就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的。」 他告誡那些批評大躍進的人說：「這些同志現在據我看，他們還不是右派，是中間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講的左派，是不加引號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馬克思主義者。……他們重複了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但是他們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我時常講，你們自己把自己拋到離右派30公里，接近30公里了，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現在他們這種論調，右派一定歡迎。不歡迎才怪，距離右派不過還有30公里。這種同志採取邊緣政策，相當危險。」 接著，他為食堂和大辦鋼鐵辯護說：「食堂是個好東西，未可厚非。我贊成積極辦好」「要多方面取得經驗，有些散了，還得恢復。」他說在辦食堂方面：「河南、四川、湖北等是左派。可是有個右派出來了：一個科學院調查組，到河北昌黎縣，講得食堂一塌糊塗，沒有一點好處，攻其一點，不及其餘。」 他正話反說：「我有兩條罪狀：一個，1070萬噸鋼，是我下的決心，建議是我提的。結果9000萬人上陣，補貼40億，「得不償失」。第二個，人民公社，我無發明之權，有推廣之權。北戴河決議也是我建議寫的。我去河南調查時，發現楂岈山這個典型，得了衛星公社的一個章程，如獲至寶。你講我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也是有一點，不然為什麼如獲至寶呢？」「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對。中國也不是沒有反對，照江西黨校這樣看，人民公社還有什麼意思。」「如果講到責任，責任在李富春，責任在王鶴壽，其他部長多少有點責任；農業部有責任，譚老闆有責任。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鍊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始作俑者是我，應該絕子滅孫。」 這篇講話態度鮮明，對左派只是安撫，讓他們「硬著頭皮聽」；說批評「三面紅旗」的人 「離右派只有30公里」；把中間派說成「動搖分子」。他在講話中批駁了「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等的說法。講話中也講了大躍進中一些問題的責任，說自己是「始作俑者，應該絕子滅孫」，但這些話明顯帶有賭氣的情調緒，不是誠心自我批評，不是「罪己詔」。毛澤東曾說過，他是不下「罪己詔」的。 散會後，萬毅將軍走出小禮堂時，親眼看到這樣一幕：彭德懷站在門外，當毛主席走出小禮堂後，他立即迎上去，貼近毛澤東，懇切地說：「主席，我是你的學生，我說的不對，你可以當面批評教育嘛，為什麼要這樣做呢！」毛澤東沒有停下腳步，把臉一沉，甩手走開了。7月23日聽毛澤東講話回來後，彭德懷和黃克誠都吃不下飯，沉默不語，他們雖然同住一棟房子里，但卻避免交談。 在這以後彭德懷再沒有到餐廳同大家一起吃過飯。7月24日（或25日）張聞天遇到彭德懷，交談時張說：不能講缺點了，不能批評，批評有危險。我們沒有錯，毛澤東講話是壓，是扣帽子。 田家英、陳伯達、吳冷西、李銳聽了講話猶如晴天霹靂，悶頭一棍。他們四人沿著山邊信步走去，心中沉甸甸的，沒有一個人說話。田家英拾起一根燒焦的松枝，在石頭上寫了一首有名的舊聯：「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 7月23日晚，彭德懷怎麼睡不著，直到天亮還在想：我的信是給主席作參考的，為什麼成了意見書呢？為什麼能成為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呢？為什麼說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目的呢？ 四、大臣們機變求自保 在中國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只要毛澤東拿定了主意，在領導集團中，絕大多數人就會積極響應，很快形成具有壓倒優勢的主流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誰要發表和主流意見不同的看法，誰就處於十分孤立的地位，就會遭到集體的圍攻。所以，在這個領導集體中，誰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就很難有人為他說半句公道話。只有若干年後，隨著大環境的變化，主流意見隨之發生了變化，他的錯案才能得到糾正。 西方國家是議會政治，當時的中國是「會議政治」。前者是民主制度，後者雖然只是顛倒了一個字，就變成了專制制度了。所謂「會議政治」，就是通過開會來貫徹最高領導人的意圖，通過開會來圍攻與最高領導人不一致的看法。「會議政治」比皇權政治還要厲害。皇權政治只是皇帝一個人講自己的看法，沒有那麼多人跟著幫腔起鬨，沒有「多數人專政」，所以，皇帝想懲治一個人，如果錯了，別人還可以為之說情。在「會議政治」條件下，連說情的可能也沒有了。 毛澤東7月23日講話以後，風雲突變，再也沒有人說反左的話了。大會集中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進行批判，逼他們作違心的檢查。毛澤東身邊的高官們迅速改變態度，緊跟毛澤東，加入反右傾的大合唱。他們中的有些人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沒有畏懼，在敵人嚴刑拷打中也沒有屈服，而在極權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變成了馴服的綿羊，有的變成了兇惡的鷹犬，更多人則是見風使舵，八面討好。當然，他們這樣做有種種堂而皇之的理由：為了維護大局，為了黨的團結。但是，有一點是不能迴避的：個人利害關係。在戰爭年代，他們多是孤身一個，沒有家庭包袱，他們認定鬥爭的對象是邪惡的，成功了就是英雄，犧牲了就是烈士。當了高官以後，有妻子兒女，有榮華富貴。更為重要的是，懲治他們的是被戴上種種理想光環的政權，是被所有的宣傳工具天天歌頌的「英明領袖」。這使他們感到，殺了頭不僅殃及子女，還要遺臭萬年。極權制度就是這樣把昔日的英雄變成了奴才。中國的高官曆來有一個追求：文死諫，武死戰。實際在中國的歷史上，武死戰的層出不窮，文死諫的寥若晨星。這也是制度使然。 在廬山會議期間，林彪、康生、柯慶施、李井泉等左派人物，像一條條兇猛的鷹犬對彭德懷勁頭十足地批判，無根無據地加罪，這是意料之中的。這些人在文革以後也沒有多少人為他們說好話。值得注意的是，在文革以後受到報刊輿論備加稱讚的高官中，在廬山會議上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令人深思的。 由於廬山會議檔案還沒有公開，我無法引證更多的資料研究7月23日前後高官們態度的變化。目前唯一公開的信史就是李銳根據他參加廬山會議的記錄整理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廬山會議實錄》中是按時間順序寫的，高官們的態度變化淹沒在複雜的事件和冗長的過程之中。我重新整理《廬山會議實錄》這本書中每一個人的資料，按人頭把每一位高官的言行集中起來。這樣就可以清晰看出每一個人在7月23日前後態度的變化。請讀者原諒，在這一節中我只能大量用李銳這本書的資料。我儘可能再引用其它當事人的材料，儘可能地避免李銳一個人的孤證。 1、劉少奇 1959年4月，在第二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劉少奇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成為國家行政的第一把手。說是當選，實際是毛澤東指定的，選舉只不過是一種形式而已。當時毛澤東不願意當國家主席，這把交椅就讓給了劉少奇。但毛澤東還是中共中央主席（劉少奇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最有實權的職務。誰掌握了軍隊，誰就是第一把手。但是，不管怎麼說，當時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真可謂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那時中央領導人的地位排序是：毛、劉、周、朱、陳、林、鄧。陳雲和鄧小平因生病沒有參加廬山會議。如果劉少奇是真正的第二把手，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就不可能隨心所欲。在當時的制度條件下，名義上劉是二把手，實際上劉是毛的臣下。劉的命運還是由毛主宰。所以，劉還得看毛的臉色行事。 7月4日，劉少奇參加了中南組的討論時發了言。他說，1958年的躍進，吃了1957年的庫存、預支了1959年。他指出1958年最大的成績是得到教訓，全黨全民得到深刻的教訓。去年錯誤對經濟生活造成很大影響，決不可忽視。聰明人是碰了釘子知道轉彎，不犯長期性、全國性的錯誤。全民鍊鋼、親身經驗，碰釘子轉彎，就是馬克思主義、正確領導，欲速不達，不要責備下面。他談到教訓深刻的一面，但仍以革命的名義為失誤辯護。 7月16日劉少奇講話，提出「成績講夠，缺點講透，鼓足幹勁」，作為會議的開法。 對於認為反左是主要矛盾的人來說，這12個字中，「缺點講透」4個字是核心內容。 李銳認為，劉少奇是主張反左的，在會議發言中沒有明講，但從許多言外之意看得出來。他曾找胡喬木長談過反左問題，胡喬木沒有敢向毛反映。 劉少奇是毛澤東下面的第二把手，他的想法不能直接向毛澤東談，還得通過地位比他低很多的胡喬木向毛反映，這正如皇權時代丞相的意見還得通過皇帝的近臣轉達一樣。胡喬木雖然地位遠低於劉、周、朱、陳、林、鄧，但他是毛澤東的近臣。在武昌會議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陳雲也向胡喬木表示，不同意公布7500億斤糧食產量，胡喬木也沒敢及時向毛反映。王光美和劉源也說「廬山會議前後，劉少奇是反『左』的」。 7月23日早晨，毛澤東通知要開大會，他要講話。劉少奇頭天晚上很晚才吃了安眠藥入睡，突然接到開會通知，王光美只得把他叫醒。由於安眠藥性還沒有過去，警衛員扶著他晃晃悠悠走進會場。劉聽了毛批彭講話以後，約胡喬木到他的住處談話，主張批彭只在小範圍進行，另外發一個反左文件。要胡喬木起草這個文件。胡喬木說，是不是同毛主席談一下。劉生氣了，說：你寫出來，我自然會去談。後來胡喬木讓彭真找劉少奇談，才決定不寫。 在7月31日和8月1日的常委會上，對彭德懷的集體圍攻中，看法本來與彭德懷接近的劉少奇，不僅沒說一句公道話，在毛澤東批判彭德懷時，劉少奇還抓住機會插話、幫腔，當別人追逼彭德懷交待什麼問題時，劉少奇也積极參与追問。8月1日，劉少奇發言說彭德懷「腦子裡所想的社會主義與黨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慮」，「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講的有野心，要用自己的面貌改造黨和世界。根本問題在此」。劉少奇還揭發了一件事：「會理會議 前，批評軍委，很不守紀律，我聽不下去了。建議打電報，不要這樣講。我要打電報，話都是彭的，寫好電報交彭和尚昆，彭不簽字。會理楊、劉電報，是彭的意見。從那以後，我覺得此人不簡單。」劉少奇的這個揭發引起了毛澤東和林彪尖銳的插話。 劉少奇還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彭認為中國有個人崇拜，中國很需要反個人崇拜。黨章中關於毛澤東思想這一條七大有，八大沒有了。劉少奇的發言中把八大黨中沒有寫上毛澤東思想這一條的責任推給了彭德懷。 劉少奇這個揭發不僅打擊了彭德懷，還討好了毛澤東。 黃克誠回憶說，有人說我是彭德懷的走狗，我氣得要命，說：你砍了我的頭，我也不承認。有位中央領導同志找我談話，談了兩次。他以幫助我擺脫困境的善意，勸我對彭德懷「反戈一擊」。我說：「落井下石」得有石頭，可是我一塊石頭也沒有。我絕不做誣陷別人解脫自己的事。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一書第253頁可知，這位兩次找黃克誠談話的中央領導同志就是劉少奇。 8月17日，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開了一個中央工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了主要發言。他一開頭就說：「這次會開得很好，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勝利。」接著又為大躍進中的錯誤辯護說：「我想，革命本身就是亂子。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制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個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接著，劉少奇大力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他先說毛澤東的領導是「最好的領導，是最正確的領導」，接著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要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志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麼『斯大林晚年』，什麼『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一貫要在中國搞反對『個人崇拜』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的威信……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和林彪在毛澤東面前進行拍馬比賽，8月1日，在常委會上林彪肉麻地吹捧毛澤東，8月17日，劉少奇又超過了林彪。 其實，劉少奇並不是不知道「三面紅旗」的危害。廬山會議後不到一個月，195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國慶觀禮時，他和鄧子恢一同上廁所。在廁所里劉少奇對鄧子恢說：「想不到人民公社對生產力破壞這麼嚴重！」當時鄧子恢的秘書在場。事後，鄧的秘書將此事告訴了劉的秘書姚力文。40年後，姚力文將此事告訴本書的作者。可見，在廬山會議上劉少奇心底里的看法和彭德懷是一致的，但他還是參與圍攻了彭德懷。 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在他和其母王光美等合著的《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一書中，說乃父親生前有兩個錯誤：一是沒有阻止大躍進，二是沒有阻止文化大革命。書中說：「對大躍進，劉少奇的態度是被動消極的，他的觀點即使在『文革』中，對造反派的回答中也隱約可見；但他曾力圖緊跟，積極去理解，對人民群眾中迸發出巨大的積極性，倍感興奮，為取得驚人『奇蹟』所感動，並由衷高興。正如他後來說的：『如果能夠快，當然好，誰願意慢呢？』不久，發現了嚴重問題。廬山會議前後，他堅決要反『左』，並在以後的工作中，儘力去糾正『五風』，反對高指標。」 「劉少奇雖不負有主要責任，但是他畢竟沒能制止這場災難。作為黨的第二號領袖、國家主席，他參與、贊同了『大躍進』，支持了反右。發現問題後又未能有效地修正錯誤，責任重大而不可推卸。」 「至今，因種種原因，對這場浩劫以及嚴重的災難性後果，沒有深刻總結。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總有一天，歷史的偉人們，必須承受歷史和後代給予的最嚴厲的批判。」 劉源說乃父沒有制止大饑荒的災難，這是苛求。他沒有想到，乃父名義上是黨的第二號領袖，但在當時的制度下，實際是毛澤東的臣下。不過，劉源這一句話是有道理的：「毛澤東最後得以凌駕於全黨全民，人們自然歸根到始作俑者的他。」他「被自己塑造的神祗砸死」。 2、周恩來 在過去漫長的革命歲月，周恩來在黨內的地位一直高於毛澤東。在長征中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最後決心的負責者」毛澤東是「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實際上，周恩來將軍事實際指揮權交給了毛澤東。1935年3月的「打鼓新場風波」以後，毛澤東向周恩來、張聞天提出「軍事指揮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並以辭職相要脅，最終得到了周、張的同意，毛澤東從此取得了獨自指揮軍隊的權力。 建國以後，周恩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總理，和毛澤東以君臣關係相處。1956年，周恩來和陳雲根據在第一線抓經濟所遇到的困難，提出了「反冒進」，後來在南寧會議以及其它會議上，遭到毛澤東的痛斥。周恩來一度失去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大躍進」就是針對「反冒進」而提出來的。周恩來從此「痛改前非」，再也不敢非議「大躍進」了，緊跟毛澤東搞「大躍進」。 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全黨範圍內的糾「左」，已成氣候。6月24日，毛澤東在赴長沙的火車上同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談起1958年「大躍進」的失誤時，提到正在養病的國務院副總理陳雲，竟說出了「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 那樣耐人尋味的話。同時，他再三提議由周恩來負責編製1959年的國民經濟計劃。周恩來等人這才重新獲得了經濟工作的發言權。 會議的第二天，周恩來受留在北京主持經濟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之託，向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建議將國家經委黨組提交的《關於當前工業生產中急待解決的幾個問題向中央的報告》，分送到會各同志參考。這份報告在肯定成績的同時，著重強調:大躍進以來所出現的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以及工業內部比例關係的某些失調現象也是嚴重的，低估這方面也是危險的。為此，報告提出了一些調整、鞏固的措施。 周恩來是7月1日上山的，2日，他到毛澤東處開會，討論了毛澤東出的19個題目，關於國際問題是他建議加上去的。以後，他先後參加東北小組、華南小組、華北小組、西北小組等小組會以及各協作區主任會議，都明確地指出了「大躍進」以來的黨在領導工農業方面的一系列缺點、錯誤:生產計劃指標偏高，基本建設規模偏大，國民經濟比例失調……周恩來是一個聰明人，他深知，對某些「左」的錯誤進行一定程度的批評或糾正可以，但傷及「三面紅旗」是絕對不行的。周恩來的傳記作者認為；「廬山會議期間，周恩來對形勢有著和彭德懷類似的看法，但沒有採取和彭德懷相同的做法。」 既要維護「三面紅旗」，又要解決「三面紅旗」造成的惡果，周恩來的內心是矛盾的。這種矛盾的心態，造成了他在廬山會議期間的雙重人格。他一方面努力解決現實問題，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迎合毛澤東。 7月10日，毛澤東召集各小組組長開了一次會，講了一番話。這番講話主要是為大躍進中的缺點、錯誤辯護。第二天傳達時，當傳達到「一年來有好的壞的經驗，有成功的與錯誤的經驗；不能光說有壞的錯誤的經驗」時，周恩來插話說，1958年邀請來中國的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季科回國後談在中國的觀感，說中國高速度發展，「大躍進」超過蘇聯，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好處；錯誤缺點發現快，糾正也快。蘇聯一教授說中國「大躍進」這個詞好。其實，扎夏季科對中國有批評性意見。周恩來只轉達人家的好話，把人家批評的話隱瞞了。周恩來為了用蘇聯人的話為毛澤東幫腔，竟片面地轉述人家的意見。 7月12日到22日，周恩來四次找國務院各部開會，討論形勢與任務。12日周有一個長篇講話，談形勢、擺問題、算細賬，他認為去年是新的革命，當然問題不少，突破了舊的平衡，要解決新的平衡。 他用大量的時間講業務問題，這是國務院工作的需要，也可以迴避政治鬥爭的鋒芒。 7月16日，關於大鍊鋼鐵問題，周恩來講話中算了一筆賬：雖然財政補貼了40億，但是「取得了經驗，爭取了時間」。不僅大大提高了我國鋼鐵生產的設備能力，而且大大縮短了投入生產的時間。「小土群」為「小洋群」作了準備，小高爐為大高爐作了準備。「兩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鐵資源。鋼鐵賬要算，但既要算經濟賬，也要算政治賬；既要算現在盈虧的賬，也要算將來盈虧的賬。 當時不少人認為，周恩來這麼算賬，對於維護「大躍進」，很有說服力。 7月23日上午，毛澤東發表講話批評彭德懷，卻表揚了周恩來。在講話中間，他偏過頭對坐在旁邊的周恩來說：「總理，你那次反冒進，這回站住腳了，幹勁很大，極大，是個樂觀主義了。」一邊表揚，一邊又說：「他們重複1956年下半年、1957年上半年犯錯誤同志的道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只差30公里了。」這句話雖然是指批評大躍進的那些人，但鉤起周恩來南寧會議的舊痛。毛澤東又拉又打，使周恩來更加小心。 7月23日毛澤東講話散會以後，周恩來召集幾位副總理談話。其中，周恩來和彭德懷有一段對話頗有意味，不妨抄錄如下： 周：9000萬人上山。1070萬噸鋼，是一個革命。2700萬-3000萬噸則根據不多，現在落實到1300萬噸。 彭：我寫的「有失有得」是講「小土群」這一點，只講這一點，根本沒講「小洋群」。 周：把「失」放在前面是有意識的，應把落實和泄氣分開。 彭：1070萬噸，腦子熱了一下。他是有一份的。但總的路線不能動搖，而且他冷得比較早，10月底就冷下來了。這次會議我為什麼要寫這封信供主席參考呢？我有個感覺，共產黨有不敢批評的風氣了，寫個東西要字斟句酌，我實在忍不住了。 周：主席說了，基本上是好的，方向不大對。當然，他沒指名，要注意，也沒什麼了不起的，你還沒有到反冒進的情況，有那麼個趨勢。你到此為止，認識了，就是了，這個批評也很好。 彭：共產黨里不能批評，這違反共產黨的基本原則。 周：鋼、鐵、煤的計劃不能完成，比較緊。還有運輸是個大問題。木材、化肥、糧食繼續緊張。更重要的是基建。還要機械、財政、金融、外貿……上海的煤只有7天的儲備。6月底的存糧只有310億斤。去年增加了2010萬人。按「一五」經驗，1元貨幣比9.6元物資，市場就正常一點。1956年1比8.8就緊張了。 彭：這個情況為什麼不到大會上講一講呢？ 周：開始就講這些困難，像訴苦會了，誤會成泄氣不好。 彭：你們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 周：這是方法，不是1956年犯了反冒進的錯誤嗎？當時是衝口而出的，沒有準備好就跑到二中全會上講了那麼一通。應當謹慎，汲取教訓。今年你替了我了。其實，你有鑒於我，還是寫了總路線基本正確，沒寫「冒進」字眼。但我那時說話也是這兩個方面都說了的。 周彭對話中，彭很直率地批評周恩來「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滑」。在上海會議上，毛澤東讓周恩來和彭德懷學海瑞，周恩來沒有學，彭德懷學了。現在周恩來主動了，可以批評彭德懷了。 7月26日，毛澤東提出「對事，也要對人」以後，批鬥升級。彭德懷寫信成了「右傾活動」，成了「猖狂進攻」。這一天下午，周恩來向北京來的各部委的來參加會議的幹部作了長篇講話。他在講話中堅持兩點：一點是政治上維護總路線，另一點是實事求是地抓工作。說：「這兩點一個是政治方向，一個是工作態度」。他強調：「政治主向是第一位的問題，是思想性、政治性、路線性的問題，工作態度是第二位的問題。」他不僅認為彭德懷的信屬於政治方向的問題，還說國家計委李雲仲的信 也是政治方向上的錯誤。」 他苦口婆心地對他的部下關照。讓大家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不要站錯隊，要保衛總路線，不要動搖；同時要抓好經濟工作，渡過經濟難關。 8月1日常委會上，主要是毛澤東講話，其他人也不時插話，追問。周恩來也有不少插話和追問。彭德懷在談到一些歷史情況時，周恩來問，訪問蘇聯時，他們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後，送彭德懷出門時，斯大林跟彭德懷說過什麼話。這是在追查彭德懷「裡通外國」的問題。周還插話說，彭德懷的信「方向是向總路線進攻，站在右傾立場，信的鋒芒是指向總路線」。「主席講了話，還聽不進去。」當林彪說彭德懷「不少人說你講假話，有野心」、「看風使舵」、「馬列主義世界觀沒有接受」的時候，周恩來插話：「相反，很驕傲，犯上。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是辯證法。要脫胎換骨。我多次錯誤，認識不全面。難道檢討了就沒有骨頭……馴服就沒骨頭？所有領導同志都要馴服，否則如何勝利？你的骨頭是犯上。」周恩來說彭批評毛澤東是「犯上」，這顯然是皇權時代的思維。當劉少奇揭發彭德懷反對唱《東方紅》時，周恩來插話說：「這是感情問題。」當毛澤東說彭德懷過去和他七分合作時，周恩來急忙補充說：「華北又鬧獨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戰爭合作，抗美援朝，回到軍委，不大靠攏了。」 8月1日，批判彭德懷的大批「援軍」上山，他們是來參加八屆八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8月4日晚，由劉少奇主持，向這批「援軍」傳達前兩天常委批評彭德懷的情況。周恩來作了長篇發言，他說：「會議中有一種苗頭，就是多講缺點，誇大缺點，以彭德懷國志為代表。他在火車上就談到若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就會出匈牙利事件，7月7日在主席那裡彙報時，他也談了這個看法，我們聽到就不以為然。」，接著，周恩來把常委會上強加給彭德懷的各種罪名，傳達給「援軍」。如：「常委會找彭談，認為這封信是有計劃、有準備、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是一個反黨中央、反總路線、反毛主席的活動，是一個綱領性的東西。」 「張聞天講了三個鐘頭，『文武合壁，相得益彰』。一文一武，國防、外交。省上的周小舟同志，他也是打著無產階級旗幟向『小資產階級狂熱性』進攻的。」「彭信一出來，問題性質變了……是糾左之後，右傾機會主義露頭了。山上山下，黨內黨外，國外都有。彭德懷同志是這一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的主要代表。所以，這次全會毛主席提出來，全會的任務，就是要保衛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反對黨內分裂鬥爭。問題本質是這麼一回事。」 8月19日，在北京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集中力量批判毛澤東強加給彭德懷等人的「軍事俱樂部」。8月24日，周恩來在這個會上作《善於彭德懷同志歷史問題的報告》，不僅傳達了廬山會議上加給彭德懷的種種罪名，還按照毛澤東的口徑，清算了彭德懷在歷史上的錯誤。 在彭德懷受到圍攻的時候，周恩來沒有說一句公道話，反而落井下石。在7年以後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附和毛澤東「打倒」了劉少奇，還擔任了劉少奇專案組組長，把劉少奇定為「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這個定案材料，經周恩來簽字，傳達到全國每一個黨支部。 （未完待續）
